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多元化论文(精选7篇)
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是一定的机关、组织或个人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民事主体致使环境遭到或可能遭到破坏的相关违法行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是指面对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或将受到侵害害危险时,主体有权利通过民事环境公益司法程序实现对环境公共利益的救济。
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宗旨在于维护公共环境权益,而不是个别民事主体的私人权利,尽管其诉讼结果存在间接维护个体利益的效能,但仍区别于保护个体本身利益的诉讼。因此它与传统民事诉讼中原告的区别有两点:第一,它的原告资格范围广于一般的民事诉讼原告资格;第二,不仅民事诉讼法,其他的法律法规也明确规定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域外规定
(一)英美法系
1.美国:
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主要由公民诉讼构成。该制度最早在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案》中第304条中得以确定,即任何人(不论是受到直接损害还是间接损害)有权自己对任何人提起诉讼。这一诉讼法案并未限制原告资格与该案的利益关系。它的确立体现在1972年的联邦《清洁水法》中。该法采用了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中“环境保护团体”的概念,首次以“环境保护团体”作为原告主体。同时,在2000年“地球之友诉雷德劳环境服务公司”一案中,法院对“该行为具体侵害社团成员”的条件适度宽限,原告只要证明特定涉嫌违反联邦环境法律规定的行为对其所关注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法院也可承认该启动要件。美国的公民诉讼模式赋予了个人或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从而监督相关环境法律得以有效实施,有效地维护了公民的环境权。
2.英国:
英国以集团诉讼制度为主,即对于个人受到的侵害较少,使受害当事人难以出庭,可通过此方式将受害者们成立为一个诉讼团体,并记录每个人的受侵害次数。20世纪60年代时集团诉讼制度也被广泛运用到环境公益诉讼中。一般来说,公民起初不具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只能通过检察长的名义就违法行为向检察长请求并提起诉讼,此制度又叫作“检举人诉讼”。此外,经检查长同意,某些社会团体、国家机关等也具有了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二)大陆法系
1.法国:
法国1860年的《民事诉讼法典》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民事领域进行干预的权利,突出表现在涉及国家安全或是公共用地等案件中。除此之外,经政府认可具有诉权的社会团体也能参与到民事诉讼程序中。
2.德国:
德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般是团体诉讼制度,就是使得某一些行业团体有权实施诉讼。为防止诉讼泛滥,立法机构严格限制了团体诉讼的原告资格:其一,社会团体必须是合法性组织,并且事先成立;其二,团体应有一定规模;其三,团体须有以维护某种公共利益为目的固定章程。
三、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各种观点
根据《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及部分省市的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各派学者观点,我国在司法领域中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主要包括检察机关、环保行政部门、环保组织以及公民个人。这四类原告主体都具有各自的利弊。
(一)检察机关
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物质条件和法律能力上都具备先天性的优势,但国内学者也对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提出了疑问。其一,我国尚无明确法律规定其可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诉讼。其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以监督法律在民事领域的实施为目的,若其一旦作为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则在身份上成了实施法律者,具有矛盾性,这将会破坏传统的诉讼结构。其三,检察机关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不一定具有具备相关知识的人员。因此,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只能通过行使上诉权、申请再审等权利寻求法院的裁决。
此外,有的学者提认为检察机关可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但须受一定条件的制约。然而这种观点仍被认为其不能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二)环保行政部门
环保行政部门作为环境监管机关,在环境污染类事件中是最具专业化的,但一些学者认为,其一旦拥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资格则与其本身的职能相矛盾。环保部门本应处于社会公务事务管理者的地位积极行使其法定的公权力,对环境污染事件进行干预,发生环境侵权事件后依法处罚环境违法行为,但当其作为原告具有诉讼权利时,就会有利用司法掩盖其应尽行政职责的嫌疑,这不利于社会对行政执法权力效力的影响,也会造成环保部门工作的懈怠。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环保部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很可能是自身的确无法行使,并非怠于行使行政职权。
(三)环保组织
环保组织作为致力于环境保护的人们自发组成的组织,在诉讼的积极性上比公民个人有一定的优势,但由于我国过多数量的社会团体以及诉讼的泛滥,环保组织的主体资格应当被制约。除了需具有固定的章程和一定的经费资助外,应当限制其成立年限,且应有完备的高职业化的法律人员。
(四)公民个人
按传统诉权理论的观点,公民个人是环境污染事件中直接的受害者,理应具有合理的诉权。然而现阶段学者却多数反对。其一,从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关于民事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规定能够看出我国对公民作为适格原告的立法态度是反对的,2014年的《环境保护法》也没有将公民个人纳入到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范畴内,这可能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公民个人欠缺诉讼能力;二是过高的个人诉讼成本及成本与收益失调;三是可能会导致诉权泛滥。综上,基于目前我国的整体司法环境,该制度的缺乏一定操作性。
四、对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完善的提议
(一)对新民事诉讼法进行司法解释
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有关原告主体的规定太抽象,有必要进行探讨并在法律条文中罗列出来。“法律规定的机关”应当包括检察机关和专门行政机关,后者如环境行政主管机关和环境资源保护部门;“有关组织”应当是环保组织等专门社会团体。
(二)建立有层次性的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制度
参考国内外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制度与我国现阶段的法律环境,笔者认为,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制度涉及到了原告类型之间起诉的顺位问题,应当以社会组织为第一序列的原告主体,行政机关紧随其后,将检察机关作为最后的门槛,摒弃公民个人的原告主体资格。
1.社会组织:
将社会组织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第一序列适格原体现了民事诉讼中的私法自治。相比作为国家公权力的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在私法领域出现与私法自治所倡导的更为契合。民事环境公益诉讼领域的社会组织以环保组织为主要,因其自身的法定职能与专业性,环保组织在解决民事环境公益诉讼问题上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然而现阶段环保组织的资格应当受到制约否则后果就是社会组织越来越多,诉讼成灾。
2.行政机关:
民事环境公益诉讼领域的行政机关主要指环保机关。虽环保机关具有行政权,可以处罚侵害环境的行为,但此行为有时并不利于环境公共利益,因此应当赋予其提起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去解决行政处罚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侵害环境行为出现时,若其行政处罚对于环境利益并无益处时,便可将环保组织列为共同原告进行起诉,需要注意的是,环保机关可以自己提起诉讼的唯一情况就是,环保组织迟迟未起诉。
3.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作为民事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在我国并无太多争议。然而检察机关的原告诉讼资格同样需被制约。我国的检察机关是监督法律的实施情况的机关,一旦有了侵害环境的行为,检察机关的职责是督促环保组织与相关环保行政机关及时提起公益诉讼,只有在二者都不提起诉讼时,检察机关才作为原告适格主体进行诉讼。
4.公民个人:
由前文所述,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表明在我国现阶段的立法中公民个人并无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公民个人想对侵害环境的行为提起诉讼的唯一办法就是:环保组织、环保机关或检察机关代替其提起民事环境公益诉讼。
五、结语
一、民事公益诉讼的概念
公益诉讼是与公民私人诉讼相对立而存在的, 法律的目的就是在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平衡, 从而解决人们之间的利益纷争, 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由此可知, 要想研究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必须首先对公益诉讼有所了解[1]。
公益诉讼发展到现在, 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 但公益诉讼在我国才刚刚起步。通常人们认为公益诉讼就是指为了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免遭侵犯而由单位或者个人提起的诉讼。但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仅包括对环境污染事件以及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件的诉讼, 而且在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仅包括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 即是说公民个人是不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 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
二、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认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一) 民事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过于狭窄
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机关或者组织, 公民个人是不能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的, 这就在客观上导致了公益诉讼救济的缺失, 限制了公益诉讼发挥作用的空间[2]。
( 二) 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的顺序认定
虽然我国新《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公民个人可以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 但是从法理上讲, 公民个人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是没有任何疑问的。由此可知, 在司法实践中, 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包括三个层面, 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 但这三者究竟该如何行使自己的民事公益诉讼权, 法律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引起司法资源的浪费。
三、完善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认定的具体措施
解决我国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主体资格认定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最为关键的措施就是健全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 虽然新《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公益诉讼做出了规定, 但内容比较抽象, 对于民事公益诉讼司法实践缺少具体的指导, 给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适用带来了很大的问题。而且由于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仅限于法律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 不包括公民个人, 将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限制的太窄, 不利于充分发挥民事公益诉讼的作用。为此, 相关的法律必须对新《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进行扩大解释, 将公民个人纳入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范畴, 扩大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为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提供基本的法律制度保障[4]。
对于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 从法理上讲包括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 即只要有侵犯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以上主体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但如果三方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必然会给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运行带来问题, 因此必须明确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顺序, 保证公益诉讼的顺利进行[5]。首先, 国家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 由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更加的有利, 因此, 国家机关应作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第一顺序; 其次, 社会组织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 社会组织可以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第二顺序的提起者; 最后, 如果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都没有提起公益诉讼, 当然公民个人可以主动提起。这样就有效的对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顺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从而能有效的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 促进公益诉讼的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人们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也更加的密切, 从而促进了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但由于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才刚刚起步, 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在很多方面都不是很完善, 特别是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认定方面, 为此, 本文从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认定出发进行分析, 希望对完善民事公益诉讼有所帮助。
摘要: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有关民事公益诉讼的内容, 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对于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认定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因此, 本文从民事公益诉讼的含义出发着手进行论述, 分析了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认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进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希望对完善民事公益诉讼有所帮助。
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原告
参考文献
[1]王旭晶.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分析[J].东方企业文化, 2014, 13:361.
[3]张强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2, 05:122-124.
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公共利益;原告资格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化,对市场利润的不当追求,造成危害公共利益的重大事件频发,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问题凸显,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近十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都有代表、委员提出增加规定公益诉讼的议案、提案、建议。我国理论界在十余年以前,学者们就开始了研讨公益诉讼的制度建构。最终,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这一普遍社会诉求给予了一定的回应,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公益诉讼的原则框架。
一、公益诉讼的界定
1.公益与私益的区别
公益诉讼是一个与私益诉讼相对的一个概念,众多“私益”相加的集合体不能等同于“公益”。私益有具体的受害人,具体受害人会为自己利益索赔,但公益维权索赔则往往缺位,公益判断不能仅以人数多少来辨别,公益表现为不特定多数人的、国家的、社会的、公共的利益。
2.公益诉讼的概念
公益诉讼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起源于罗马法,成熟于日、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被称为罚金诉讼、民众诉讼。目前,我国关于公益诉讼的定义未达成共识,大家在界定公益诉讼时,无不以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即公共利益和行为的违法性。纵观各种观点,笔者认为公益诉讼是指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都可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活动。
二、域外关于公益诉讼主体的诉讼模式
现代公益诉讼制度,英美法系国家最为发达,美国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是最早对现代意义的公益诉讼实施立法的国家,大陆法系国家相对英美法系国家来说处于落后状态,但也有独具特色的公益诉讼制度。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所采取的诉讼模式也不相同。关于公益诉讼主体的确定,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诉讼模式:
1.国家诉讼模式。即由代表国家或公众的检察机关对损害或即将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代表公益参与民事诉讼起源于法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主要采用此模式。例如在英国,法律允许法务长官代表公众提起诉讼以保护公众权利,阻止不正当行为,私人没有提起诉讼的权利。
2.团体诉讼模式。即赋予某些团体诉讼主体资格和团体诉权,使其可以代表团体成员提起、参加诉讼、独立享有诉讼上的权利义务。德国和法国在确立了以国家诉讼模式为主的同时,还兼采团体诉讼模式,允许特定团体在特定案件和条件下享有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
3.公民诉讼模式。指由非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提起的公益诉讼。美国、印度等国家采用此模式,二者又有所区别,美国在承认公民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同时,为防止公民滥诉,进行了相应的限制,如原告必须是具体权利或利益受到行为人直接侵害的公民,而且该权利或利益可以被法院的有利判决所救济。
三、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笔者认为,对于公益诉讼的诉权主体既不可确定过宽,也不可失之过窄,而应当从实际出发,按照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原则加以确定。修改后的民诉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起诉主体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法条规定的起诉主体概念模糊,对于哪些机关和组织有权提起公益诉讼,法律并未予以明确规定。
1.笔者认为这里的“有关机关”应当用“人民检察院”来取而代之。从宪法第三章规定的“国家机构”看,国家机构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此外还有军事机关。司法机关又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立法机关、军事机关、人民法院不能提起公益诉讼,其理自明,剩下的就只有行政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从实质内容上看,我认为这里的“有关机关”应当用“人民检察院”来取而代之,换言之,行政机关不宜被赋公益诉权:(1)行政机关行使的是行政权,而提起诉讼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行政权的属性。如果行政机关该提起诉讼而不提起诉讼,是否还可被提起行政诉讼呢?其实,提起诉讼带有司法属性,而这与行政机关的宪法职能是相悖的;(2)行政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会打破诉讼平衡。因为行政机关在进行诉讼时,它手握两种权利,即诉权和行政权。这两种权利混杂一起,对被告有一种不恰当的威胁和压迫;(3)行政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会掩盖行政失误,不利于通过公益诉讼揭示行政违法。因为公益诉讼的造成,有时与行政违法或行政懈怠相关联。
检察机关应当具有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1)检察机关是宪法所确立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实现者的职能角色;(2)检察机关在收集证据、调查证据的权限、担负诉讼成本的能力和进行诉讼所必需的法律专业素养等方面具有优越于享有公益诉权的社会团体或民间组织;(3)检察院具有提起公益诉讼的实践经验。
2.民事诉讼法认可“有关组织”的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而未采纳“有关社会团体”的用语,根据立法者的解释,是因为各界对“社会团体”的范围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并非所有的“有关组织”都适宜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对此,立法机关负责人解释说,合理框定适宜提起公益诉讼的组织的范围,今后将依赖两条路径。其一,在未来制定相关法律时予以进一步明确。其二,在司法实践中逐步探索。例如进一步细化社会组织的管理规范,对社会组织的规模、经费等条件进行限定等。笔者认为“有关组织”作为公益诉讼原告应具备以下条件:(1)依法设立或者依法登记或备案;(2)起诉必须符合组织或团体章程目的和业务范围;(3)符合组织或团体活动的区域要求;(4)社团法人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会员;(5)应当具有一定的经费来源和经费保障;(6)组织或团体设立时间的限制,必须是设立2年以上为宜。
3.公民个人也应被赋予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保护公共利益实质上是公民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参加社会管理的责任和义务,是人民主权宪法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赋予公民以公益诉权可以有效地补充公共执法所存在的不足,并且对公共执法状况进行监督。随着法治社会建设不断深入,当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公民个人已不再是袖手旁观,而是自觉地采取诉讼行动保护公共利益。对此,立法应当给予支持、鼓励和引导。
在上述提起公益诉讼的三主体中,应当有一个先后顺序。笔者认为,社会团体应当作为第一顺序的主体。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团体,则公民个人可以作为第二顺序的主体提起公益诉讼。对于社会团体、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可以采用支持起诉或者督促起诉的方法给予保障。如果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因种种原因而未提出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应作为提起公益诉讼的最后保障力量。(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颜运秋著.公益诉讼理念研究[M].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
[2]颜运秋,周晓明.公益诉讼制度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J]. 法治研究. 2011(11)
[3]宋朝武.论公益诉讼的十大基本问题[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01)
[4]齐树洁.“公益诉讼与适格当事人之扩张”.载于《检察日报》2012年10月11日.
[5]赵欣.各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比较法研究[J]. 前沿. 2010(06).
( 一) 新《民事诉讼法》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费用负担提出了新要求
2013 年1 月1 日施行的新《民事诉讼法》第55 条规定, 法定机关和有关组织对污染环境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次修订扩大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 赋予了有关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 但其只对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作出了简单和原则性的规定, 成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障碍。
( 二) 滞后的诉讼费用负担机制使环境法庭的工作步履维艰
为了更好适应环境公益诉讼的需要, 从2007 年, 中国第一个专门的环保法庭-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成立起, 到2014 年, 全国已设立130 多个环境保护法庭、审判庭、合议庭或者巡回法庭。但立案难、案件少, 大部分形同虚设。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产生的诉讼费用对于社会组织来说, 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和包袱, 使其在具体的司法实务中较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 三)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过于笼统, 缺少相应的配套机制
2007 年由国务院颁布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开始施行。但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保护社会公共的环境权利为目的而提起的诉讼, 与传统诉讼有所不同, 因此, 虽然该办法在制定时大大降低了诉讼费用的标准, 但国家却未给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匹配相应的资金投入, 也使该《办法》的实施阻力重重。
( 四) 最高院积极探索合理的诉讼成本负担机制
2014 年最高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 该《意见》顺应当前环境公益诉讼的要求, 加大了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司法救助力度, 探索构建合理的诉讼成本负担机制。这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新《民事诉讼法》的需求, 但其对于很多规定还是不够完善的。
二、社会组织作为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费用负担的特殊性
( 一) 社会组织经费有限, 不同于可以得到财政支持的检察院
新的《环境保护法》正式将“公众参与”作为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 对于社会组织来讲是一种对于自身存在的一种肯定, 但这种力量是微弱的, 很多现实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由于我国现在正处在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 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还未彻底改变, 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不够。经费不足是其面临的难题, 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瓶颈。而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有国家财政作为其强有力的后盾, 不必为诉讼费用而苦恼。
( 二)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费用种类有别于一般民事诉讼费用
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6 条的规定, 诉讼费用仅仅包括裁判费用, 不包括当事人费用。但环境公益诉讼涉及问题复杂, 科学技术和专业性强, 诉讼时间和周期漫长, 这过程中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导致其产生高昂的律师费、差旅费、调查费、鉴定费、专家费等相关费用, 远远超出一般的民事诉讼费用。按照传统的诉讼费用承担方式, 仅仅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相关的当事人费用不包括在其中, 但当事人费用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较大支出, 这影响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 三) 预付制度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宗旨不相适应
诉讼费用预付制度, 虽然在其他案件中可以起到防止滥诉, 对于有关原告可以起到很好的警示和预防, 保证法院工作正常开展的作用。但是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却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 需要较高的环保意识和维权能力, 虽然社会组织作为一个环保组织, 其目标是致力于环境保护和环境公共利益, 但不代表其环保觉悟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 而且社会种种利益较量, 也使得其自身的独立性受到了很大的干扰。如果设置种种阻碍, 社会组织会分析各种利益关系, 以及经费的来源途径不因诉讼而受阻或断绝等因素, 往往不愿行使其诉讼权利。
( 四)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费用负担方式存在特殊性
环境公益诉讼最鲜明的特点在于其公益性, 即原告提起公益诉讼最主要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不直接为了自身的利益, 其从此次诉讼中得不到直接的利益, 按照传统的败诉方承担诉讼费用的方式, 一旦社会组织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败诉, 其不仅将承担自身支出的相应费用, 还要承担被告因此而支出的费用和损失, 这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公益性特征不符, 将不利于调动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三、社会组织作为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费用负担机制的设想
( 一) 变通执行诉讼费用预付制度
介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 还不能完全照搬别国的模式, 我国可以结合自身特点, 实行诉讼费用的比例预付制度, 在原来的比例分段累计交纳基础上, 再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案件的耗费时间、环境污染和损害案件的严重程度, 社会组织自身的经费情况和难易程度等因素, 再划分出相应的比例标准, 对于预付制度的作出变通执行的规定。这样可以使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相应的制度保障, 便于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更好发挥其作为保护环境的强有力的后盾的作用。
( 二) 进一步细化和改进环境公益诉讼成本负担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中指出要积极探索构建合理的诉讼成本负担机制。该《意见》指出在原告胜诉时, 原告支出的合理的律师费、调查取证费、鉴定评估费等费用可以判令由被告承担。此项规定赋予了原告“获赔律师费”的权益, 是对传统的诉讼费用承担方式的突破, 将极大调动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积极性。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的诉讼方式, 对于其中律师费的具体收取标准和上限以及鉴定费用等具体费用的范围和征收标准并未作出准确具体的规定, 可能在具体实践中出现一些实务上的问题, 因而需要随着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经验积累以及结合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特点和特殊性逐步得到完善。
( 三) 采取多种措施保证环境公益诉讼专项基金的建立
在关于环境公益诉讼专项基金的设立方面, 各省之前也进行了尝试。我们可以借鉴昆明市的做法, 其颁布的《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 资金来源为: ( 1) 财政拨款; ( 2) 人民法院判决无特定受益人的环境损害赔偿金; ( 3) 侵害环境案件中的刑事被告人自愿捐赠的资金; ( 4) 存款利息。其资金来源呈现多样化, 更利于保障资金的充足, 与环境公益诉讼巨额的诉讼费用相适应。此外, 还可以建立各省市的环境公益诉讼专项资金相互扶持和援助制度, 对于较为落后的地区, 可以由相对发达的地区给予其相应的扶持和援助, 这样可以保证各个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同步开展, 缩小彼此差距, 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全国更加均衡平稳开展。
( 四) 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
社会组织作为一个由人所组成的机构, 难以避免会出现很多人为因素干扰的地方, 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人情的地方。社会组织内部成员可能会出于自身的私心, 而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进行曲解, 使本该起诉的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本来不严重的案件却穷追不舍。为了防止社会组织受外界因素的干扰, 提高其对于整个社会的环境公共利益的关注程度, 我们可以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
参考文献
[1]黄丽燕.对我国民事诉讼费用负担制度的若干完善建议[J].科技创新导报, 2009 (12) .
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公共利益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转型发展,国有资产流失、违法征收集体土地、环境保护不作为等大量行政机关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案件接连发生,许多公共利益在遭受违法行政或行政不作为侵害时,因没有适格的原告而得不到司法救济的案件屡见不鲜。从法院拒绝受理的理由来看,基本都集中在原告与其起诉的案件之间无利益相关性。
一、行政公益诉讼及原告资格界定
(一)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
我国至今并没有明确的“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为区别于普通行政诉讼,本文所指的行政公益诉讼排除追求个人利益的主观诉讼,即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违法,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造成侵害或者可能造成侵害,但对其自身合法权益并未构成或者不具有构成直接侵害之可能的,可根据法律的规定向法院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
(二)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内涵
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可以理解为:为维护公共利益,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在法律上需要具备的主体条件。简单来说就是具备什么条件或身份的人才能够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二、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规则的现状与不足
(一)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立法表达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41条第1项规定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概念。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经历了从“无标准时期”到“法定标准时期”再到“合法权益标准时期”,进而发展到“利害关系人标准时期”。此标准强调原告与合法权益之间的关系,意味着原告必须是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犯,即原告必须是其主张的权利、利益的享有主体。
(二)行政公益诉讼视野下我国原告资格的不足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原告资格被限定在原告与诉讼利益之间要有利害关系。即要取得原告资格,必须证明与被诉行为存在着利害关系,合法权益遭到了侵害,而公共利益并未进入其保护的视野。因此若想实现保护公共利益的目标,需要改变我国现在原告资格的规则,从个人利益扩大到公共利益,以满足行政公益诉讼的现实需要。
三、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构建
(一)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确立标准
结合我國现有的“合法权益”、“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和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对原告资格放宽的趋势,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标准可以界定为:“法律规定的主体认为行政行为对应当受法律保护的权益有不利影响”。“法律规定的主体”是指通过立法或法律解释的方式明确相关主体的原告资格。“应当受法律保护的权益”作广义解释,包括人身权益、经济权益和其他权益。
(二)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主体应多元化
1.确立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首先,从法律地位上来讲。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种独立于行政机关的超脱的法律地位和作为对享有法律执行权的行政机关的监督者,决定了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法律上的正当性。
其次,就职责上来看。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肩负着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社会公平公正的职责,这就使得检察机关成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最佳代表。
司法救济是成本比较高昂的一种救济手段,因此,可设置一种前置程序进行限制。如当检察机关发现行政机关的行为已经损害公共利益或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时,应当先对其提出司法建议,在一定期间内行政机关不予纠正或不作为时,再考虑通过诉讼的途径加以监督和追究。
2.确立社会组织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首先,从社会组织的性质来看。我国的社会团体是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它代表一定领域内不特定多数人享有的共同利益。
其次,从组织性和经济实力来看。社会组织一般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专业性,对于其领域内的问题一般较其他主体更为关注。且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人力资源,能够负担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成本,有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
再次,从合理性上来看,社会组织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诉讼负担。我国检察机关除了代表国家进行刑事公诉外,还承担着民事、行政监督检察、监所检察、反贪、反渎职等职能,赋予社会团体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检察机关的负担,节约国家的司法资源。
社会团体作为原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为了防止滥诉,法律仍应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如社会团体在发现公共利益遭受行政行为侵害时,应先向作出该行为的行政机关提出纠正意见或向有关主管机关反应,在无法得到解决时,才向法院提起诉讼。
3.确立公民个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有学者担心,普通民众拥有起诉权会导致滥诉的风险,但笔者认为,公民参与行政公益诉讼仰赖几种因素:第一,长期培育出来的“公益心”;第二,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精力和时间;第三,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法判断力;第四,个体的自我牺牲精神。很显然,我国距此还有一段距离,因此,担忧滥诉在现如今的情况下有些杞人忧天。
当然,公民担任原告也要有一定的限制,公民认为行政主体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违法,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造成侵害或者可能造成侵害,但对其自身合法权益并未构成或者不具有构成直接侵害之可能的,也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向法院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但必须设置更为严格的前置程序,即应首先向有关主管部门反应,若没得到满意答复,可以向检察院申请诉讼,若检察院不依法启动诉讼程序,则公民可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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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学贤.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若干问题探讨.[J].法学,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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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当前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变化,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格局、利益需求和利益关系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在这种背景下,因利益矛盾而引发的对公共利益的冲击和影响也就不可避免的凸显出来。当利益受到侵害后,通过法律途径以诉讼方式解决无疑是人们的首选。但长期以来,以公共利益为对象的公益诉讼领域在我国长期处于缺失的状态,导致了现实生活中当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往往无法纳入法律程序的局面。这种情况背后所反映的我国公民不断增长的权利诉求与相对滞后的立法及司法实践的矛盾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和思考。
2012年8月31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首次明确了公益诉讼的相关制度,这是我国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为今后我国的公益诉讼之路开启了大门。但同时也需要意识到,新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公益诉讼的条文规定过于简明。面对着当前层出不穷的各种侵害公共利益的事件,我国亟待在现行民事诉讼程序的框架发展和完善一整套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性规则,以便使民事公益诉讼真正成为保护公共利益的武器,进而起到预防和遏制侵害公共利益事件的发生。
一、民事公益诉讼的概念分析以及我国公益诉讼的发展现状
1.民事公益诉讼的概念分析
如上文中所述,公共利益是公益诉讼的对象,也是公益訴讼制度设计的基本出发点,因此民事公益诉讼的概念分析离不开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和界定的理解。
公共利益的概念在不同的法律文化中有着不同的表述,如英美法系中的“公共政策”,日本法中的“公共福利”,法国法中的“公共秩序”等。无论是以何种名称来表达这一概念,其所传达的内涵趋向于认同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特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主体利益相一致的方面。相对于私人利益而言,公共利益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公共利益受益对象的广泛性。享受公共利益,或者说公共利益的受益对象是一定群体中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相对于主体明确的私人权益,公共利益的受益对象强调的是“公共”或“公众”,“公共”或“公众”虽然不能等同于全体社会成员,但是在数量上必然具有持续的多数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公共利益受益对象的范围具有开放性,在任何时间任何人无需附加某种条件即可以纳入公共利益受益对象的范围。②公共利益在评判标准上存在不确定性。私人利益由于其受益对象相对明确,其评判标准也相对清晰。同时,该评判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主体自身主动设定的,故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色彩。基于他人的评价意见而产生的评价标准在私人利益领域往往发挥着防御性和平衡性的作用,其功能也是消极的。但公共利益的受益对象是不特定的大多数人,个人出于自身因素的不同从而导致公共利益在评判标准上也就呈现出了多样性的特点。③公共利益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对文化传统、经济水平、政策机制等外在因素更深的依赖性等。与公共利益的评判标准问题相类似,公共利益在形成与发展地层面上也与私人利益有着明显的不同。私人利益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固然要依赖于诸如文化传统、经济水平、政策机制等外在因素,但其中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具有强大的功能空间。而公共利益的形成和发展在更大程度上有赖于社会客观因素,需要结合不断变化的社会外部环境综合考量。
所谓公益诉讼,也就是在一定法律制度下,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公益诉讼的概念起源于古代罗马法。罗马法规定:以保护个人所有权为目的,仅由特定人才能提起的诉讼为私益诉讼;以保护社会公益为目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的诉讼为公益诉讼。古代罗马法学家把法分为公法和私法,诉讼也被分为“公诉”和“私诉”。“公诉”是涉及国家和政府的诉讼,“私诉”是涉及个人利益关系的诉讼。故“以私人资格发生的诉讼,以保护私人权益为目的,叫私益诉讼,以保护公益为目的的,就叫做公益诉讼”。现代意义上的公益诉讼始于20世纪的西方社会,特别是二战以后,科技的进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对社会结构及利益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个体深深地卷入了日益社会化的外部环境中。传统法学理论中的纯粹依赖私益诉讼来保护自身利益的诉讼制度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的要求,社会出现了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基本出发点进而达到保护私益目的的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其广义上的定义就是为了维护一般公众利益的诉讼。本文所涉及的民事公益诉讼的概念就是在一定的法律制度下,特定的主体,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民事诉讼。
2.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虽然现代意义上的公益诉讼发轫于二战之后的欧美国家,但是公益诉讼在中国进入公众视野则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面对着形形色色层出不穷的侵害公共利益的事件,公益诉讼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理论界,有关公益诉讼的研究成为争论焦点之一。不仅如此, 公益诉讼还一直是媒体追捧的宠儿,公众对相关公益诉讼案件的兴趣引发了媒体持久的报道热情,而媒体强大传播攻势也使公众对公益诉讼的关注进一步升温。
但表面的喧哗与躁动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 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领域公益诉讼都是一种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另类。虽然公益诉讼早已走入人们的视野并为人们所熟知,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对公益诉讼的规定长期以来处于缺位的状态。首先是我国长期以来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政府部门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公民的私权意识和主体意识相对淡漠;第二,我国的法治进程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开始加快,至今在立法水平和法律体系的完善上依然处在探索和发展的阶段,而相对于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立法滞后的情形也就在所难免;第三,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在司法实践的层面,我国囿于传统法学理论,在公益诉讼领域始终鲜有突破。无论是在宪法层面上对于公民诉权的保障,还是在程序法领域对当事人适格理论的扩张以及相关判决的既判力效力等问题上我国都采取了过于慎重的态度,从而导致大量案件因各级法院以各种理由不予受理、驳回起诉或判决原告败诉而达不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这是是长久以来我国的公益诉讼面临着很大的困境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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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尽管面临着诸多的困境,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还是经过社会坚韧而普通的努力,在点滴耕耘中不断取得进展最终促成了公益诉讼在立法上的最终明确。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出在立法上取得了明确地位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一小步。只有经过全社会的不断努力,从制度层面上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和解决我国社会公共利益所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形势。
二、国外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如上文所述,现代意义上的公益诉讼发源于西方社会并被西方各国不断地加以完善。因此对欧美国家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的立法和实践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从中汲取适合我国国情的经验和理念对于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将是大有裨益的。
1.大陆法系国家民事公益诉讼的情况
(1)法国。法国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最早见于1804年《拿破仑法典》,该法典中规定:检察官可以为了社会公益而就人的身份证明、结婚、离婚、收养、禁治产等民事活动进行干预, 以制止不法行为。1806 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也规定了检察官有权参与关系到国家安全或与政府有关、与国家公用土地和房地产有关的案件。现行《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421条规定:“检察院作为主当事人进行诉讼,或者作为从当事人参加诉讼。于法律规定的情形,检察院代表社会。”同法第423条规定:“除法律有特别规定情形外, 在事实妨害公共秩序时,检察院得为维护公共秩序进行诉讼。”
除了检查机关作为主体参与民事公益诉讼之外,法国法律也赋予特定团体原告资格用于维护私权领域,特别是涉及环境保护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如1973年的《罗艾依埃法》规定:“保护消费者利益这一目的的团体和被认为具有这一性质的团体,对直接或间接损害消费者整体利益的行为,可以向法院附带提起私人诉讼。”在环境保护领域,雖然任何团体均可以参与到环保活动中来,但也只能是经过授权的团体方能享有提起相应诉讼的主体资格。为了防止诉权的滥用以及司法资源的有效配置, 法国法律对能够提起公益诉讼的团体进行严格筛选,只有那些运作时间较长、享有一定社会威望及号召力且具备实际行动能力的团体或者集团才能享有此资格。
(2)德国。早期德国法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也规定了民事检察制度。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中对于婚姻无效案件、申请禁治产案件、雇佣劳动案件等规定检察官可以提起或申请参加诉讼,有权独立提出申请并具有上诉的权利。1976年的《德国民事诉讼法》沿用了上述规定。除此之外,团体诉讼也是德国法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较为鲜明的特征。德国法中关于团体诉讼的规定散见于相关经济立法。1908年德国《防止不正当竞争法》赋予一些行业团体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中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并请求法院发布禁止令状的权利。此后在1965年修订的《防止不正当竞争法》以及1977年《防止不正当竞争法草案》中将这一权利主体扩展到消费者团体,确立了消费者团体在相关案件中的起诉权。
2.英美法系国家民事公益诉讼的情况
(1)英国。英国以检察官诉讼为民事公益诉讼领域的常用的方式。传统上总检察长被认为是公共利益的保护人,可以代表国家提起诉讼。私人不能直接提起对损害公共性的不正当行为的诉讼, 只能通过检举请求总检察长行使职权或经过总检察长的同意以总检察长的名义提起,同时承担因败诉而产生的费用。
近年来,英国对于传统的检察官诉讼方式有所突破,总检察长不再被认为是在法庭上公众的唯一代表。在某些社会影响性较大或专业性较强的领域,英国法律授予相关团体和政府机构以公益诉权。地方政府能够直接以自身的名义提起与保护或促进本地区居民利益有关的诉讼。
(2)美国。美国是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美国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规定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涉及范围广泛。美国相关实体法中均有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如1863年的《反欺骗政府法》、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4年的《克莱顿法》以及《清洁水法》、《防止空气污染条例》、《防止水污染条例》、《防止港口和河流污染条例》、《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等环境立法,涵盖了欺骗政府案件、反垄断案件及环境污染案件诸多领域。第二,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众多。美国法律赋予了政府机关及公民个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联邦地区民事诉讼规则》第17条规定: 在法定情况下,保护别人利益的案件也可以用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提起。如果美国制定法另有规定时, 为他人行使权力或为其权利的诉讼可以美国的名义提起。《美国法典》中授权检察官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案件中参与诉讼,其中就包括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及《克莱顿法》而提起的诉讼。此外在《环境保护法》、《噪音控制条例》等相关环境立法赋予了检察官提起相关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此外,《克莱顿法》第15条规定:任何人、商号、联合会对于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造成的威胁性损失及损害行为都有权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得救济。而在环境法领域,民众诉讼的方式成为公益诉讼中重要的类型。在这种诉讼机制下, 公民通常被视为“私人检察官”,被赋予公益诉权,与政府的职能相对应而存在。第三,相对完善的保障制度。例如在1986 年修订的《反欺骗政府法》中规定各种身份的个人与团体均有权提起公益代位诉讼, 告发人享有分配15%~30%的政府受偿金的权利和获得律师费用及诉讼费用的权利。被告败诉后将处以3倍于实际损失的罚金并承担律师费用和诉讼费用。
三、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构建的相关设想
民事公益诉讼作为民事诉讼的一个分支,其在诉讼程序上具有传统民事诉讼的核心特征,因此我国在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上不宜将其设置为完全独立的诉讼程序,而是应当在遵循《民事诉讼法》的相关精神和立法原则的前提下兼顾其特殊性,将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置于《民事诉讼法》的制度框架之下。
1.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尚在探索阶段,因此对于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不宜规定过宽。当前我国可以列入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案件主要有以下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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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污染和破坏自然资源的案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和繁衍的自然环境状况无疑关系到最广大群体的终极利益,世界各国都我一例外地将环境保护视为重要的公共利益之一并在法制层面上将其纳入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当前我国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形势也日益严峻,因此我国有必要将环境污染和破坏自然资源的案件纳入民事公益诉讼的范畴。
(2)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广大消费者在享受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往往面临着受到损害难以得到救济的尴尬局面,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我国在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设计中需要充分考虑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3)反垄断及反不正当竞争案件。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生命,垄断及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影响了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而将反垄断及反不正当竞争案件纳入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也是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
(4)侵害国有资产案件。我国在经济转型和体制转变的过程在,相关企业和个人利用制度上的漏洞,通过非法手段侵吞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因此我国也亟待建立保护国有资产的民事救济制度。
以上四类案件都是当前我国在公共利益领域需要迫切保护的领域。在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上,我们需要保持发展的眼光,以适应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需要,逐步扩大法律制度保护的范围,切实全面维护好社会公共利益。
2.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适格原告问题
关于适格原告的问题在我国长久以来一直是制约民事公益诉讼发展的瓶颈,新民事诉讼法中对公益诉讼的条款也是规定在涉及诉讼当事人的章节之中,根据该条款,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作为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一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里所谓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的概念过于抽象,有待于进一步的明确。
通过考察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及我国的现实国情,我国应当确立人民检察院和法律授权的社会团体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检察机关就公共利益提起的民事诉讼也被称为民事公诉。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民事公诉的制度普遍通行,检察机关的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是得到广泛认可的。同时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将检察机关确立为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也是符合实际需要的。在法律地位上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实质上是司法层面上的,必须通过相应的诉讼行为得以体现。因此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与其提起刑事公诉具有相同的职能,都是其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方式。从历史上来看,我国的检察机关在设立之初就承担着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因而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也是应有之义。
社会团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是诉讼信托制度。诉讼信托是指法律规定某一公益团体对某些权益有素的利益,该公益团体专门为此项公益权利受侵害或可能受到侵害时提起诉讼,而组成该公益团体的成员可以直接引用判决对有关的侵权人主张权利。社会团体多产生于社会基层,因而能够及时发现和获取损害公共利益信息以便迅速作出反应,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检察机关及其他国家机关在行动上的相对滞后性;社会团体具有其特定的设立宗旨,其本身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在社会影响力方面容易赢得了民众的广泛关注和支持;社会团体在经费及专业素质方面具有相应的优势,有条件开展相应的诉讼活动。因此我国在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上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这一社会力量的作用。在社会团体的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确认上设置相应的标准,综合考虑该其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成立时间及在一定区域内的社会评价和影响力以及该团体的经费和人员稳定性等因素,切实引导符合条件的社会团体承担起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
3.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管辖问题
管辖问题是民事案件进入司法程序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管辖包含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两个方面。
(1)级别管辖问题。级别管辖的功能是区分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范围。级别管辖标准所考察的范围主要包括案件性质、案件情节以及案件影响三个方面。由于民事公益诉讼的涉及范围广、案情复杂、影响重大,因此民事公益诉讼在级别管辖问题上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第一审管辖法院。
(2)地域管辖问题。地域管辖的功能在于区分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范围。我国民事诉讼法上对于地域管辖所考察的范围主要包括:案件当事人与法院辖区之间的联系、诉讼标的物或法律行为及事实与法院辖区之间的联系。由于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都具有侵权案件性质,因此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在地域关系问题上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进行管辖,侵权行为地则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相关法院均具有管辖权的,由最先受理的法院进行管辖;两个或两个以上法院同时受理的,由上级人民法院从中指定一个管辖法院。
4.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举证责任问题
举证责任分配是证据制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当事人诉讼目的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在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举证责任能否合理分配事关公益诉讼能否顺利推进、预期目标能否实现。我国在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可以结合个案中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果检察机关是起诉主体,则应当承担主要举证责任。这是因为在我国检察机关具有公诉职能,收集证据处于有利地位。虽然在民事诉讼中检查机关收集证据的只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譬如不能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但是鉴于检查机关在证据收集上的专业优势及资源优势,仍然应当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
如果社会团体是起诉主体,在此情形下基于原告收集证据的条件和收集证据能力的局限性,应当确立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即原告只需提出能够证明公共利益因被告的行为受到损害或即将受到损害的事实即可,至于损害事实是否确实存在以及被告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问题的举证责任都应当由被告负责,以此达到平衡诉讼双方当事人力量对比的目的。这一原则也是国外的通行做法,如美国《密歇根州环境保护法》第3条规定:原告只需提供表面证据,证明污染者已经或很有可能有污染行为,即完成举证责任;若被告否认其有该污染行为,或否认其行为会造成那样的损害结果,则必须提供反证。日本在相应案件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新民事诉讼法的实施开启了公益诉讼的大门,其现实意义毋庸置疑。但在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新民事诉讼法中对公益诉讼问题的规定过于抽象和原则。在我国要真正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相关实体性和程序性的规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信在今后通过法学理论的不断拓展和司法实践的不断积累,民事诉讼法中对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会更加具体有效,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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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国对民间环保社团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
1. 美国
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被称为环境公民诉讼。美国作为典型的判例法国家, 民间环保社团在环境公民诉讼中的地位可以通过判例清晰地显现出来。美国民间环保社团参与环境公民诉讼的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这可以通过三个著名的判例予以说明。第一个判例是发生在1972年的“西埃拉俱乐部诉莫顿”案, 原告民间环保社团西埃拉俱乐部以内华达山脉自然环境保护者名义, 对联邦内政部长莫顿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禁止内政部国家森林署批准在内华达山脉修建一座大型滑雪场的计划, 因为滑雪场的修建会侵害其会员观赏风景的权利。虽然美国的公民诉讼条款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提起诉讼, 但按照美国宪法的要求, 原告必须说明其受到了“实际损害”才可以取得原告资格。最高法院认为俱乐部的会员利益受到损害, 俱乐部就受到了实际损害, 因此有权提起诉讼, 因而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中, 西埃拉俱乐部并不是权益直接遭受侵害的主体, 但法院允许其提起诉讼, 民间环保社团的原告地位获得了承认。但20年后, 发生在1992年的“鲁坚案”却改变了这一切。该案中内政部部长鲁坚颁布了一个对《濒危物种法》的新解释, 仅要求联邦机构就发生在美国和公海上的联邦行动履行咨询义务, 而原来的范围还包括发生在外国国家的联邦行动。民间环保社团“野生动物保护者”会同其他野生动物保护组织, 请求法院恢复以前的解释, 理由是新解释将会加快濒危物种的灭绝速度, 不利于原告观察物种。案件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法院在判决中认定《濒危物种法》中的公民诉讼条款是违宪的, 原告没有起诉资格。法官认为, 宪法中的“实际损害”应当是直接损害, 而该社团并不能代替社团成员成为直接遭受损害的主体。法院的这一判决严格了原告的起诉资格, 排除了没有受到直接损害的民间环保社团进行起诉。而到了2000年, 联邦最高法院又通过“地球之友诉雷德劳环境服务公司案”重新放宽了对原告起诉资格的要求。该案中地球之友等三个民间环保社团起诉危险废物处理者雷德劳环境服务公司向河流排放废水。被告抗辩原告缺乏实际损害, 因而不具有宪法要求的起诉资格。但法院的判决重新赋予了没有遭受直接损害的民间环保社团以起诉资格, “表明了近十年来, 私人实施联邦环境法律趋于消逝的一种转变”。
美国虽然对原告资格没有过多要求, 但对提起环境公民诉讼的程序还是有所限制的, 这就是通知和行政程序前置。一般说来, 民间环保社团应在起诉前履行通知义务, 提前60天通知违法者和相关行政管理机关, 给予对方纠正的机会和时间。如60日后没有环境违法行为没有得到纠正, 民间环保社团即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行政程序前置是指如果政府已经起诉或正在“勤勉地”处理某一环境事件, 则民间环保社团不能对这一环保事件提起诉讼。
2. 德国
德国原本恪守传统的当事人理论, 将原告严格限定在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范畴。但随着环境保护重要性和迫切性的日益增长, 德国国内经过激烈论战, 最终突破传统当事人理论, 接纳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并允许民间环保社团提起诉讼, 但施加了诸多限制。首先是对民间环保社团本身的限制。民间环保社团必须具有诉讼权利能力和诉讼资金保障, 并能代表一定范围内的普遍观念, 提起诉讼的原因必须是被诉事项违反了该社团成立的目的。其次, 具备条件的民间环保社团还要得到国家认可, 否则没有起诉资格。
在具备法定条件和获得国家认可后, 民间环保社团在一般情况下仍不能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它们必须参与诉讼前的行政程序, 如不参与, 则丧失其后可能的诉讼机会。在参与过程中, 民间环保社团如果反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应当提出异议和理由, 否则不能提起诉讼, 起诉的理由仅限于在行政程序中提出的理由。但即使参与了行政程序并提出了异议和理由, 民间环保社团也不一定能起诉, 因为在多数情况下, 法律只赋予了民间环保社团以参与权而没有合法诉讼的权利, 民间环保社团能够提起诉讼的事项仅限于法律规定的情形。但如果行政机关违反法律规定没有邀请民间环保社团参与行政程序, 民间环保社团则可以直接起诉, 这是对行政程序参与权的保障和救济。
3. 意大利
意大利第一部规定环境诉讼主体资格的法律是1986年7月8日第349号法律, 依照这部法律民间环保社团享有三项权利:举报权、行政诉讼权和介入法庭权 (对国家和地方机关提起的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民间环保社团有资格介入法庭) 。民间环保社团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提起环境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 而且其享有的举报权仅仅是形式上的, 因为国家和地方机关对民间环保社团的举报没有提起环境赔偿诉讼的强制义务。出于对“普遍利益”保护的需要, 1999年8月3日第265号法律对1986年的法律进行了修改, 第一次赋予了民间环保社团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告资格。该法第4条第3款规定了民间环保社团对于环境的损害有权利向普通法官提起本应当由市或者省政府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损害赔偿所得归属被代替的机关 (市政府或省政府) 。意大利在保护环境利益这一普遍利益的原告资格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民间环保社团的原告资格从行政诉讼扩展到了民事诉讼, 表明意大利逐步放宽了对诉讼资格的限制。
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民间环保社团都具有诉讼资格。只有那些在意大利环境部获得注册的全国性的民间环保社团或者至少代表五个大区的民间环保社团才能够提起这个诉讼。环境部也可以通过发布命令的形式将其他的民间环保社团加入到能够提起赔偿诉讼资格的名单中来。
综观以上各国规定,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突破了传统的当事人理论, 允许民间环保社团以非直接利害关系人身份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环境公益, 原告的资格自然不应限于与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者, 各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 都反映出为了纠正公共性不当行为采取的管理不再是过度强调当事人适格理论, 因此, 原告资格范围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只是这种趋势的形成经历了反复和曲折, 即使在环境公益诉讼的发源地美国也经历了一番波折。各国的主要差异已不在于是否给予民间环保社团原告资格, 而在于对这种资格的限制有宽严之分。美国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最为宽松, 民间环保社团只要能够证明宪法要求的原告资格并遵守程序要求即可提起诉讼。意大利则主要从影响范围和国家认可两方面衡量是否授予民间环保社团诉讼资格。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则延续了它严谨的思想, 对民间环保社团施加了较多约束, 不仅要求民间环保社团自身满足一定条件并获得国家认可, 还对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和可诉案件范围作了细致的安排, 这就使得民间环保社团的诉讼范围大大缩小了。
二、我国民间环保社团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认定的现状
1. 民间环保社团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优势
虽然我国目前对民间环保社团能否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仍有争论, 但民间环保社团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对环境保护的积极意义已经为国外司法实践所证明, 这实际上是民间环保社团所具备的天然优势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具体体现。信息方面, 民间环保社团生长于社会基层, 贴近社会生活, 因此更容易获取和发现环境污染破坏信息, 从而做出迅速反应;费用方面, 民间环保社团资金来源多样, 渠道丰富, 可申请基金、接受捐赠、收取会费、自行创收等, 不完全甚至完全不依靠国家支持, 不会增加纳税人负担;人才方面, 民间环保社团不但人力充沛, 而且人才丰富, 其成员包含环境、法律等多种专业人才, 能够有力地支持取证、开庭等诉讼活动;独立性方面, 民间环保社团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 不受地方利益和企业利益左右, 能够以环境利益为准绳做出独立价值判断, 维护法律正义;动力方面, 民间环保社团以保护环境为己任, 具有极高的环保热情和责任心, 维护环境公益的动力源自内心而非行政司法职责或外部监督, 具有以法律捍卫环境利益的坚定决心和不竭动力;民众支持方面, 民间环保社团为公共利益保护环境, 服务于人民大众, 更容易取得民众的关注和支持;社会影响力方面, 民间环保社团的影响范围更广, 相比于个人的干预, 其效果会积极得多;人员编制方面, 民间环保社团成员不列入国家行政编制, 不会引起行政机构膨胀, 符合“大社会, 小政府”的行政机构改革目标。
2. 认定我国民间环保社团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所面临的困境
(1) 我国民间环保社团自身发展尚不完善
民间环保社团要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发挥其天然优势, 必须首先以自身实力为基础。从1978年我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社团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成立至今, 我国民间环保社团经历了30年的发展历程。中华环保联合会先后于2005年和2008年两次进行民间环保社团发展状况调查, 结果显示我国民间环保社团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民间环保社团数量增长很快, 截至2008年10月, 全国 (港澳台地区除外) 共有民间环保社团3539家, 其中由政府发起成立的民间环保社团1309家, 由民间自发成立的环保社团508家, 学生环保社团1382家, 国际环保组织驻中国机构90家, 总数比2005年增加了771家;人员知识层次提高很快, 2008年民间环保社团拥有研究生及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平均数为6.9人, 与2005年相比增加了3.4人;办公场所和条件得到改善, 2005年只有40%的民间环保社团拥有自己的办公室, 而2008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55.2%, 同时办公电脑的拥有率也达到了49.7%;经费方面, 目前有近26%的民间环保社团有固定资金来源, 比2005年提高了2.1%;民间环保社团更加注重组织机构建设, 其中70.2%设有理事会, 组织管理更加规范;组织制度建设也得到了重视, 社团章程更为普及, 70.7%的民间环保社团有年度报告, 对项目开展过绩效评估的民间环保社团也达到了70.4%;服务对象多元, 包括政府、企业、特定区域居民、会员、公众等, 有73.7%的民间环保社团对公众提供服务, 群众基础很广。另外, 我国民间环保社团出现了专业化发展的新趋势, 关注的对象和领域更加具体, 一批具有较高专业化水平的民间环保社团脱颖而出。
在看到我国民间环保社团发展成就的同时, 我们也要正视其不足。由于法律规定、政策措施、公民意识等多方面的制约, 我国民间环保社团的成长遇到了一些阻力, 尚存在不完善之处。首先, 政府主导性强, 民间自发力量弱。近37%的民间环保社团由政府发起成立, 强大的政府主导性对民间环保社团的独立性产生了不利影响, 政府作为“父母”行为如有不当, 作为“子女”的民间环保社团很难独立地表达意见。其次, 登记不规范, 管理难度大。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统计, 由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要求的登记条件过高, 我国民间环保社团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只有38.9%, 另有4.4%的民间环保社团选择工商登记, 挂靠在机关或事业单位的占3.9%, 未注册的还有7.2%, 其余的采取二级社团等其他方式存在。注册登记的混乱不仅制约了民间环保社团自身的发展, 还给国家管理带来了困难。第三, 筹资门路窄, 社会捐助少。《2008年中国环境蓝皮书》调查数据显示, 58%的民间环保社团认为资金不足是现阶段发展中最大的障碍。资金短缺的原因有以下三个:一是资金来源狭窄, 主要集中在政府资助、会费、慈善捐款。二是身份受限, 筹款难度大。选择工商登记或不登记的民间环保社团依法不能向社会筹款。三是社会公益捐助意识低, 法律激励措施力度不够。我国公益捐款人均不足1元, 而美国为460美元;美国的个人捐款占GDP的2.1%, 而我国只占0.01%。美国对向社会捐款数额超过应缴税额10%的企业减免10%的税款, 而我国仅规定为3%。社会捐助意识的淡薄使得民间环保社团从企业和个人筹集资金还基本停留在利用人脉资源筹集资金的方式上, 直接造成了我国民间环保社团容易受制于出资机构的尴尬局面。除此之外, 我国民间环保社团在人才吸引、组织能力建设、国际交流合作能力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提升, 政府对民间环保社团的引导尚需加强。进行环境公益诉讼, 不仅要求诉讼主体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 诉讼过程中更是需要相当强的专业能力与财力的保障, 而对于自身发展尚不完善的民间环保社团来说, 它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所具有的天然优势的发挥无疑是要受到极大影响的。
(2) 我国现行诉讼法相关立法的缺失
我国民间环保社团现阶段总体发展虽有不足, 但它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已经开始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参与环境案件,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和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共拥有百名以上志愿环境维权律师, 三年来得到它们环境维权援助的人员达几百万。2005年,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支持“福建省屏南县1721位农民诉福建省 (屏南) 榕屏化工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侵权案”胜诉, 为当地农民挽回经济损失68万余元, 此案被评为2005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之一。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自2005年成立后仅一年中, 介入公众污染受害案件23起, 涉及群众3084人。但出于滥诉风险的考虑, 我国现行诉讼制度仍将原告限于直接利害关系人和行政相对人, 民间环保社团面对现实常常感到无奈。2006年, 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支持“铁山小区居民对山东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提起民事诉讼”一案, 当地法院以种种理由不予立案, 中华环保联合会因为不是该案当事人而不能直接采取进一步行动进行环境维权。很多环境破坏污染事件经民间环保社团发现后举报, 由于没有被及时制止而造成严重后果。事实证明, 赋予具备诉讼能力的民间环保社团以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在我国当前严峻的环境保护形势下极为必要, 因为这一方面可以让民间环保社团的天然优势通过更多渠道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发挥, 有效帮助受害者, 监督政府和污染者;另一方面, 也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履行环境保护职责, 减轻政府的行政负担。可喜的是, 在司法领域, 这方面的探索已经先于立法而展开。受太湖蓝藻事件催生,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5月6日正式设立环保审判庭, 并允许民间环保社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被专家认为将是“最有影响的一步”。
三、我国民间环保社团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确立及滥诉防范
国际环保立法趋势、当前环保严峻情势和我国社团发展成就, 决定了我国民间环保社团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民间环保社团参与诉讼可能引发滥诉的风险往往是立法者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 即使是在民间环保社团众多的美国,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也并未带来滥诉之害, 其他国家也未出现滥诉现象, 究其原因, 是法律制度设计排除了滥诉风险, 从而防止了民间环保社团滥用环境权利加重司法负担。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有界限, 没有约束的权利是不存在的。前述各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均体现了各国对民间环保社团诉讼权或宽松或严格的约束, 这些有益制度可以结合我国现实加以借鉴。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创新既要顺应国际环境保护的新趋势, 有利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及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又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具体而言, 我国应从主体资格、案件范围和起诉程序三方面借鉴外国经验, 预防滥诉风险:
1. 诉讼主体资格
美国公民诉讼条款规定“任何人”均可对环境破坏行为提起诉讼, 法律对能够起诉的民间环保社团的条件没有限制。但法律的宽松并没有引起滥诉发生, 因为法律实际上是将这种限制隐性化了。众所周知, 环境公益诉讼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并且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支撑, 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民间环保社团自然不会贸然起诉, 因为它们承担不起如此高昂的诉讼成本以及由此带来的沉重负担——享有权利是一回事, 但行使权利又是另一回事。法律看似没有限制, 但通过当事人的选择, 预防滥诉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法律实际上是利用了人趋利避害的本性。这种“赋权于民, 由民自选”的立法思想与英美法系开放的法律传统密切相关, 而生存于严谨的大陆法系传统下的德国和意大利则沿袭了法律明文规定的方式, 对民间环保社团的诉讼主体资格加以限制。它们均要求民间环保社团履行国家认可程序。获得国家认可的条件方面两国有所区别, 意大利只要求民间环保社团应具有一定影响力, 德国则从权利能力、诉讼目的、经济能力、成员数量、代表观念的普遍性等方面做了更多要求。
毋庸置疑, 我国也需要对民间环保社团的诉讼主体资格加以规范。立法方式上, 我国还是采取德国及意大利明文立法的方式更为适宜。这一方面考虑到我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对民间环保社团的保护, 因为国内民间环保社团对环境公益诉讼难度认识还不够充分, 如不明文规定, 环保社团可能忽视自身力量盲目起诉, 结果背上沉重的诉讼包袱。在国家认可方面, 我国民间环保社团发展良莠不齐, 因此有必要对起诉资格实行国家认可。在认可条件方面, 民间环保社团应具有一定规模和必要的经济能力, 并在全国或较大地区具有影响力, 以保障诉讼所需并达到环境公益诉讼应有的社会效应。
2. 可诉案件范围
德国立法采用列举式限定民间环保社团的可诉案件范围, 只允许民间环保社团对法律允许的事项提起诉讼。对这一做法我国应否借鉴值得分析。限制民间环保社团的起诉范围固然可以防止滥诉, 但也存在弊端:首先, 新型环境事件层出不穷, 限定式立法难以及时对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做出灵活反应, 制约民间环保社团发挥作用。其次, 我国环保形势比德国严峻, 本来就存在监督不全面、监管不到位的状况, 如再对民间环保社团的起诉范围加以限制, 缩小了监督范围, 对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毫无裨益。所以, 对民间环保社团的可诉范围, 应当遵循“法不禁止即许可”的原则, 除现行法律明确禁止起诉的事项 (如抽象行政行为) 外, 其他环境事件均可起诉。
3. 诉讼前置程序
(1) 通知。美国的通知程序一方面警告不法行为者停止侵害, 另一方面向行政机关提供信息并督促其积极履行职责。如果不法行为者及时停止侵害并消除后果, 则达到了与起诉相同的环境保护效果, 民间环保社团即无必要起诉;如果行政机关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或起诉, 民间环保社团也无必要起诉。
(2) 行政程序前置。政府应当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其应有功能, 法律应允许政府首先为环境事件负责, 这也是防止滥诉的有效手段, 所以美国和德国都规定了行政程序前置。其中, 德国要求政府必须邀请民间环保社团参与行政程序非常值得借鉴。这样不但增加了行政透明度, 而且减少了民间环保社团与政府的矛盾, 有利于达成统一意见。当然, 如果对行政措施不满, 法律仍允许民间环保社团求助于司法, 这也是对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至于起诉理由只限于提出的异议, 则不必做这样僵硬的规定, 因为出于监督的目的, 事后发现而当时未及提出的异议也应当成为起诉的理由。
摘要:民间环保社团能否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是我国理论界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本文通过介绍美国、德国、意大利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分析我国民间环保社团发展状况, 得出应当赋予我国民间环保社团原告资格的结论, 并提出从主体资格、案件范围和起诉程序三方面借鉴外国经验, 预防滥诉风险。
关键词:民间环保社团,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预防滥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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