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共8篇）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篇1

一、背景概述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日益繁荣，逐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带来了许多价值观念的转变。以往不被人们重视的如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公共工程建设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似乎不知从何时起只顾自我温饱的中国人也开始关心身边的一切与自己似有似无的事了，并且也为此感到快乐幸福了。“公益”渐渐的成为了一个闪耀的词汇，如同每一次明星慈善晚会的华丽服饰一般光彩夺目。这些都表明完善公益诉讼相关制度在中国当下的迫切需要。

公益诉讼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罗马法最早进行了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的区别，据其规定，以保护个人所有权为目的由特定人才能提起的诉讼是私益诉讼；以保护社会利益为目的，除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的诉讼是公益诉讼。根据被诉当事人不同可以分为刑事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其中行政公益诉讼是针对行政机关侵犯公共利益的一种诉讼。对于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建立来讲，仍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规范。在对发达国家成熟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学习和比较之后，才能结合我国的复杂国情制定相关的规范。然而，无原告即无诉讼，行政公益诉讼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原告资格的确定。

二、国外理论

（一）利害关系学说。利害关系说是将利益作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取得的核心。即当政府侵犯了法律上的利益，利害关系人就拥有起诉资格。在此法律上的利益被分为“法律上保护的利益”和“法律上值得保护的利益”。利益解释的扩大化使得获得起诉资格的利益主体范围也扩大了。其中特别注重的是经济利益的损害，而无论制定法是否明确保护之。

（二）公共信托与私人检察官理论

1、公共信托理论认为非属私人的水、空气等自然资源和财政税收是国民共同财产，国民通过委托方式由政府管理这些财产，使之为公众所用。这种理论起源于契约社会中国民将部分权利让渡给了国家，以此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有权就行政机关的不法行为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2、私人检察官理论是指允许私人借检察长之名提起公益诉讼。在美国国会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可以授权检察总长对行政机关的行为申请司法审查，国会也有权以法律决定其他当事人作为私人检察官，主张公共利益。

利害关系说使与被诉行政行为有直接、间接利益关系的人可以取得原告资格，然而对于其他没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公共信托和私人检察官理论正好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从多方面保障了人们参与公益诉讼的途径。

三、对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展望

本人觉得在制定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原告制度之前需要进一步了解和分析我国的国情。任何一个好的制度都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首先我们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东西部地区差异大。其次，导致了我国的法治建设也是不成熟的，尤其体现在公民意识的严重缺乏。再次，对于我国的公共利益之界定是不明确的，普遍存在概念混淆不清。这样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

行为和公民的诉求都存在模糊界限，不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一）检察机关

在中国当下的大环境中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是大基调。一方面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作为监督机关自然有义务对行政机关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起诉。另一方面，赋予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最大优点在于，检察机关能以国家机关的特有身份在诉讼过程中更好地与被诉的行政机关抗衡。这样既节省了司法成本，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且更好的保障了法律监督。但是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方面应主动还是被动仍存在争议。本人觉得检察机关应该主动进行行政公益诉讼，因为这个过程本身就包含其积极履行法律监督的义务。仅仅是检察机关显然不能涵盖所有的热爱公益的人们的热情。

（二）公益组织

这里的公益组织是指以谋求社会公共利益的非盈利性质的法人如消费者协会、兴业协会、宗教组织等。公益组织是一股潜在的强大力量，在未来的公益诉讼发展道路上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益组织作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具有检察官和公民无法替代的一些优势：首先公益组织有条件整合其成员或一定范围内的公众的意愿和利益。毕竟个人的能力、精力及知识是有限的。其次，公益组织作为原告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过多及公民滥用诉权，从而减少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再次，由于公益组织具有专门的人才和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能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公益组织的组建和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公民意识的进步。

（三）公民个人

丹宁勋爵曾说“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政府机关或权力机关滥用法律，致使数千人的臣民受到侵害，那么最终这些受害人中的任何人都有权诉诸法院要求执行法律。”可见赋予公民个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一种应有的权利需求。对于那些持否定态度的人，无非认为公民个人获得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会导致滥用诉权、浪费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效率。本人认为公民个人的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但是绝不能依此就使公益诉讼脱离公民个体。公民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人，在西方经历了一个“从严”到“放宽”的发展过程。而且我国公益诉讼发展过程中缺少的公民公益意识也需建立在公民个人的司法实践基础上。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篇2

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公共利益, 关于公共利益的概念学界有不同的解读。有学者认为:公共利益 (public interest) , 从字面上解释, 是指公共的利益。公共利益的倡导与维护, 既是现代国家的任务、政府行为追求的目标, 同时也是一个使用极其广泛的重要法律概念。公共利益涵盖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 某种情形下, 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相互交织。但是, 一般情况下, 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是有区分的。

现代国家, 行政权是不断扩张的, 滥用自由裁量权或行政不作为等都会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有学者认为:依法享有起诉资格的当事人, 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目的, 认为行政机关及其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存在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行为, 因而提起行政诉讼, 由法院依法处理违法行政行为的活动。也有人认为所谓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当行政主体的违法作为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对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 可以由公民、公益性社会团体、特定的国家机关依据法律的授权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的制度。本文认为行政公益诉讼不同于个人利益的私诉, 而是在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或者违法不作为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造成损害或侵害危险的情形下, 立法赋予与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无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或其他主体以原告资格为维护社会公益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结合学界观点, 本文认为行政公益诉讼有以下特征:

作为行政公益诉讼, 必然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违法而侵犯了是公共利益, 缺乏直接的行政相对人, 决定了与该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主体的不确定性。当事人若要请求司法机关对其与他人之间的纠纷进行裁判, 必须具备诉的利益行政公益诉讼中当事人行使诉权的出发点则是公共利益。

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严格。基于公益诉讼原告及客体的特点, 为免发生滥诉现象, 导致行政效率降低, 司法运作成本提高。公益诉讼宜确立较为严格的受案标准以防止行政公益诉讼大量突现, 确保法院有充分准备应对。

行政公益诉讼的标的及客体特定。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只能是行政主体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或不作为, 诉讼的客体是该具体行政行为损害或可能损害的社会公共利益, 基于此被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的公民或其他主体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二、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现状及外国的实践经验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有权依照本法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缺乏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或其他主体没有起诉权, 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是原告认为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公民或其他主体对于认为是违法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具体行政行为, 因不符合原告资格条件而不能向法院起诉。依据行政诉讼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特定限于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资格特定为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 限制了行政公益诉讼权的保障范围, 导致当事人只能对属于受案范围内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才得提起行政诉讼。

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行政诉讼, 只能是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行政机关行政权力侵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依法有权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公共利益受到行政权力侵害的案件, 通过行政诉讼实现法律救济, 在行政诉讼法上缺乏根据。

国外发达国家在行政公益诉讼上有一些成熟的经验: (1) 英国诉讼制度中的检举诉讼规定:凡涉及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诉讼并要明文颁布训诫令或宣言的, 凡是为防止损害公共利益或约束公共机关不致发生违法行为的, 经检察长许可后, 可借检察长的名义诉讼。私人在检察总长的授权下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2) 法国行政法中越权之诉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违法的行政行为, 保障良好的行政秩序, 而不仅限于保护起诉人的主张权利, 该诉讼着眼于公共利益, 力求保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是对事不对人的客观诉讼集体利益受到行政决定的直接影响时社会团体可提起越权之诉。 (3) 在日本, 行政公益诉讼被称为民众诉讼, 其原告不必是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地方公共团体所辖区的任何居民, 基于公共利益, 如果认为该地区的行政官员有违法或不当支付公款、疏于财产管理的, 都可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西方发达国家的原告资格及主体范围也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历史过程, 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起诉主体具有广泛性。受历史沿革和司法传统的影响, 行政公益诉讼模式各具特色。

在各国,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较为的普遍是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提起行政诉讼。而且充分尊重公民作为社会主体的地位, 英美法系国家的公民也享有原告资格可以自主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随着现代行政法的发展与公民权利保障的扩大, 公民原告资格授予条件逐渐放宽。

三、关于原告资格的建议及范围确定

行政公益诉讼涉及社会公共利益, 所涉领域广泛, 其原告资格应较为宽泛。在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 可以修改现行法律, 放宽原告资格条件, 明确检察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的主体资格, 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多元化主体的原告资格。

(1)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应当作为原告。对于损害国家利益的行政行为, 允许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行政公诉, 检察机关凭借自身的特殊法律地位可以整合虚化松散的社会公共利益和涉利公众的诉求, 充分支持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人, 维护其合法权益, 同时也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 一是公益诉讼的对象是行政主体不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二是缺乏适格的原告应对不法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三是后果应是损害重大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2) 社会团体作为民间组织, 也是社会管理主体, 可以作为民意代表提出公益诉讼。应充分利用其所整合的社会资源, 让其在相关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中享有原告资格。由其作为涉及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公众的代表人提起公益诉讼, 可以避免过多讼累, 节约司法资源。为免出现滥用行政公益诉权的现象, 应对社会团体行使诉权规定法律界限。能够提起团体诉讼的社会团体须是合法批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公益性团体, 提起诉讼应针对与其职责相关且其成员权益的行政行为, 社会团体原告地位, 也可弥补检察机关原告资格受限。

(3) 公民是公共利益的最终享有者, 在一定条件下赋予公民个人对于行政公益案件的诉权, 既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公民的个人私益是建立在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 公共利益的损害必然涉及相关领域的公民利益的受损, 行政主体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实质仍破坏了私权, 也是对行政法治原则的违反。公民作为社会主体之一应当有权为维护公益而起诉行政主体。

(4) 受案范围不易过宽, 以免引起滥用诉权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应限于公共利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害引起的行政争议。根据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设计, 可以纳入行政诉讼范围的须是具体行政行为, 因此只有侵害公共利益的具体行政行为才可诉, 对于行政主体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仍不得直接诉讼。在我国现行的制度框架下, 向有关部门复议、投诉等。在公益诉讼程序中为防止提起主体以诉讼为手段, 以牺牲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 与被告进行交易, 有关立法应明确规定, 提起主体提起诉讼后, 不允许其撤诉。和解协议或撤诉方案应当通知受案件裁判影响的所有成员, 得到一致同意, 并经法院综合考虑各方意见进行确认。

摘要：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未规定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而实践中时常发生行政主体实施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共利益, 即使引发较多公民的反对和不满, 在行政法律上却无相应的权利救济渠道, 原告资格不明确使得行政公益诉讼难以运用。界定行政公益及公益诉讼的概念内涵, 探讨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确立的条件和范围, 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多元化主体的原告资格以促进依法行政, 维护公共权利。

关键词：公共利益,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参考文献

[1]刘丹.公共利益的法律解读与界定[J].行政法学研究, 2005.2.

[2]张萍.论公益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J].行政与法, 2009.8.

[3]顾盼, 韩志明.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几点思考[J].行政与法, 2005.10.

[4]张亚琼.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确认[J].行政论坛, 2008.1.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探讨 篇3

关键词：公益诉讼；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一、我国建立的公益诉讼制度

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存在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之分，不过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公益诉讼还具有不同的名称，如德国的团体诉讼。公益诉讼是旨在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诉讼。公益诉讼中的公共利益看似一目了然，实则众说纷纭。我国学者颜运秋教授认为，公共利益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是社会公共利益，即社会全部成员或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利益，另外一层是国家利益。2012年最新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中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至此，我国民事诉讼中正式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同时，由此条规定中可以看出，公共利益是指除了国家利益以外的社会公共利益。

新《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公益诉讼，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污染环境、侵害消费者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的诉讼。根据这一概念，公益诉讼具有以下特点：①目的的公益性，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不是单个人的利益；②主体的多样化，规定了不止一个诉讼主体，原告范围更广泛。

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内涵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指检察机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或威胁到环境公共利益，依法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并作出裁判的一种活动。

传统法律理论主张作为公共利益的环境资源一般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行为加以保护。如果政府在环境保护中出现“政府失灵”的现象，传统的私权利救濟途径无法为我们提供有效的帮助。这就需要我们为环境提供一种专门的公权救济途径。

近年来国内各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逐渐增多，但大多都被法院以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驳回，如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诉福建省林业厅向“归真堂”公司活熊取胆违法颁发许可证案。原因在于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中规定“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见，必须是行政行为侵犯了自身合法权益，也就是说原告必须和行政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才可以提起诉讼。而若行政机关对公共环境造成损害破坏，与个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便无法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缺失，会使得破坏环境的行为无法得到遏制。因此，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刻不容缓。

三、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学者对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探讨最多的莫过于原告主体资格，在拓宽原告主体资格的探讨声中呼声最高的有以下三种：公众、社会组织、检察机关。

1.公众

对于公众是否具有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资格，学者们争议不断。多数学者认为，公民可以参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行政机关实施了环境侵权行为，破坏了环境公益，这种环境公益不是属于某一具体人的权利，它与每个公民的利益都相关，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环境利益的维护者，应把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权赋予每一个公民。也有学者指出，不宜由公民个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理由是：赋予公民个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容易造成滥诉的局面，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合，应该将公益诉讼包括行政公益诉讼纳入到集团诉讼中。笔者认为，应该赋予公众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首先，赋予公民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如英国的私人检察长制度、美国的公民诉讼等，都是赋予了公民公益诉讼诉权。其次，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旨通过司法途径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赋予公众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权，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更快速、更全面的发现损害环境的行为，更有利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最后，我认为基于在我国群众“不会告”、“不愿告”、“不敢告”的现象，即使赋予公众行政公益诉讼的诉权，也不会出现滥诉的局面，此外诉讼是需要成本的，没事找事或以诉讼为乐的情况，是极难出现。

2.社会组织

目前，学者们普遍支持赋予社会组织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应当尽快着手环保团体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为环保团体开辟更为广泛的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的路径。颜运秋学者也指出：社会团体组织无论在资金、技术还是在其他资源上，都比公民个体更具有优势。笔者认为，公众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广泛性，能更快速、及时的发现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和不作为，而社会组织在诉讼经验上要比公众更多一些，收集证据更专业化，在诉讼中更具有优势，有利于环境的保护；此外，社会组织在资金上更富足，不至于因为诉讼费用等资金问题而放弃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因此赋予社会组织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更有利于社会组织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发挥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的优势。

最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第五十八条指出，满足：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两个条件的社会组织即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专家表示，目前国内符合上述条件的社会组织有300家左右。2013年德国经联邦认可了诉讼资格的环境团体超过21个，中国的国土面积大约为国土面积的30倍，而有资格提起诉讼的环保组织数目只有德国的15倍。由此可见，从我国国土面积上来看，我国的社会组织数目偏少。笔者认为，社会组织无论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还是民事公益诉讼中，都有不可代替的作用，是否应该适当降低标准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可以参与诉讼中来，是值得商榷的。

3.检察机关

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指出了要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然而在随后的《行政诉讼法》修改中并未提及公益诉讼，可见在立法上是否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还是颇受争议的。学界讨论主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检察机关不宜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一派认为由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能减轻公民取证难的问题，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解决环境问题的效率，缓解环境问题的压力，有利于环境公益的实现。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不应具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理由如下：

（1）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0条和第64条可见，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扮演的是监督者的角色，若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诉权，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时，即作为原告又作为监督者，角色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2）检察机关不具备环境方面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在现今的环境损害案件中，大部分都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收集证据时所需的相关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都是检察机关所欠缺的。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的论文 篇4

关键词：原告资格；法律上利害关系；行政诉讼

一、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概念、性质

原告资格是指某人在司法性争端中所享有的将该争端诉诸司法程序的足够的利益，其中心课题是确定司法争端对起诉人的影响是否充分，从而使起诉人成为该案诉讼的正当原告。如果起诉人符合原告资格的各项要求，具有为司法争端所影响的足够的利益，就可以认为起诉人在诉讼中享有法院应当给予保护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原告资格的一个作用就是确定司法审查的范围，即法院是否享有审判某一司法争端的权力。原告资格与起诉人实体诉讼请求的是非曲直没有直接关系。凯尔森认为，由法律规范所调整的人的行为是由两种因素构成的：属事因素和属人因素，即必须要做或不做的事以及必须要做或不做这件事情的人。法律规范在决定作为法律条件或法律后果的人的行为时，就决定了这两个因素。原告资格所要解决问题无非就是，什么人是与某事有足够的利益的人和什么事是被称为司法性争端的事。就行政诉讼（或司法审查）而言，“什么人”之要素，是要保证该人拥有自己特有的、不同于他人的利益；“什么事”之要素，是要保证争端的性质属于一个行政争议。因此，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就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就行政争议具有的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而成为行政诉讼原告的法律能力。

关于原告资格的性质,学术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原告资格具有实体和程序双重性质，即原告资格既是一个实体问题，又是一个程序问题。因为原告资格与引起诉讼的行政行为有直接联系，没有行政行为便无所谓原告；同时原告资格又是在程序中产生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原告资格只是一个程序问题，而不是实体问题。因为原告资格所要解决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有提起诉讼的资格，而并不涉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裁判，提起行政诉讼并不一定能胜诉，被诉行政行为是否违法要通过法院的审理来判断。

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性质认定为程序性问题比较妥当。因为原告资格所要解决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有提起诉讼的资格,而并不涉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裁判，把原告资格认定为具有程序与实体双重性质会不当限缩当事人的诉权，堵塞一些权利的救济渠道。

二、对我国现行法关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规定的评析

（一）我国现行法中关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的相关规则及评析

1.合法权益标准

《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24条第1款规定：“依照本法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原告。”第41条规定：“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按照这三条规定，原告资格的关键标准是被诉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被行政行为侵犯合法权益的人就具备原告资格，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但侵犯合法权益与否，是法院经过诉讼审查后才能得出的最终结论，这是一个诉讼认定结果，而不是一个在起诉阶段就真正能够解决的问题；而且侵犯权益是一个实质结果，原告资格首先要回答的不是结果问题而是法律关系的关联性问题，这是一个形式问题。

2.法律上利害关系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这种关于“利害关系”的表达方式来源于《行政诉讼法》第27条关于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规定，在这种表述之下，使那些与案件有一定利害关系的非相对人失去了独立诉讼的机会，或者说他们只能依靠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相对人的起诉而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否则，利益就不能通过诉讼的方式予以保护。这种认定，实际上是比较明显的放弃了用相对人来认定原告资格的观点，看似降低了原告资格的标准，实际上限制了起诉人行使诉权。

关于什么是“法律上利害关系”，如何理解“法律上利害关系”标准均无相关解释。对“法律上”主要形成了两种理解，即“法律上保护的利害关系”和“法律上应当保护的利害关系”。前者认为，实证法上所明确保护的权益，没有实证法明确规定，起诉人就不具有原告资格；后者认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仅仅是法律所规定的、显而易见的原告资格的条件，还包括起诉人可以期望通过诉讼得到法律保护的利害关系。

（二）已有的几种重构行政诉讼认定标准的设想

1.影响与利害关系标准

该标准建议在《行政诉讼法中》增加有关原告资格的一般规定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益受到行政行为法律上或者实际影响的，有权依照本法提起诉讼。”2.法律上的利益标准

该标准建议把《行政诉讼法》第24条第1款修改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与被诉的行政行为有法律的利益。前款所称利益，是指相关法律要求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当考虑且通过诉讼值得保护的正当利益。公益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不受本条规定的限制。”

3.新法律上利害关系标准

该标准关于原告资格的一般认定的立法建议为：“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照本法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原告。”

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的重构——以美国法为借鉴

（一）美国法上的原告资格认定标准

美国原告资格的标准经历了从法定损害标准到双重损害标准，最后到事实上的不利影响标准的演变。

1.法定权利标准

1940年以前，当事人只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才有起诉资格。这种严格的法定权利标准使得当事人要想获得司法审查，必须要向法院表明，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侵犯并损害了他个人的被宪法、法律或普通法所保护的人身或经济上的权利或利益。如果权利没有受到侵害，即使由于行政机关的行为遭受重大损害，这种损害是没有法律错误的损害，当事人没有起诉资格。这个标准理论上的缺点是混淆程序法上的和实体法上的标准。

2.双重损害标准

20世纪40年代以后，传统的原告资格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因此导致了改革。《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2条规定：“因行政机关而使法定权利受到侵害的人，或受到有关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机关行为的不利影响或损害的人，均有权要求司法审查。”这一规定实际是突破了原先的法定权利损害标准，“因行政机关而使法定权利受到侵害”是传统的原告资格标准，“或受到有关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机关行为的不利影响或损害”则是新发展的原告资格标准，故称之为双重损害标准。

3.事实上的不利影响标准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数据处理组织协会诉坎普议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据联邦行政程序法，取消了原告必须提出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受到侵犯的规定。如果对原告资格有争议，那问题就在于原告是否是提起复审诉讼的恰当当事人。而要弄清在事实上是否存在着损害的问题，就能够裁决原告资格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原告能够证明他申请审查的行政行为在事实上对他造成了经济或其他损害，那他就有原告资格，为了取得原告资格，原告只是需要证明被告的行为使他受到损害就行，这就是所谓的单一事实损害标准。也就是事实上的不利影响标准。正如施瓦茨所认为的：“原告资格的标准是受不利之影响。如果原告提出，他受到他所要求起诉的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也就是说这个行为在经济上或其他方面损害了他，那么原告就既有可以源于经济损害，也可以有源于非经济价值的损害。”

（二）重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的一点构想

基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程序性质，考虑到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各自独立的关系，以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与起诉条件的关系，参考已有的立法建议，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可以参考美国的做法，即采用事实上的不利影响标准。立法条文可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受到被诉行政行为事实上不利影响的，有权提起行政诉讼。”采用事实上的不利影响标准认定原告资格，可以有效地避免以实体权利限缩原告资格，同时也给司法机关留下了一定的裁量空间，能够防止滥用诉权。

参考文献：

行政公益诉讼 篇5

(一)公共利益界定

公益诉讼致力于保障社会公益，对于公共利益，是我们首先要进行明确和界定的概念。

公益指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在《辞源》这本书中对于公益一词进行了定义即“公共之利益，相对于一个人之私利、私益而言”。

根据词表面的意思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公共和利益，然后进行分别理解，但是由于具体到社会生活实际，无论是对象还是案件类型上都具有差异性，而且不同的人由于主观看法的不同以及发生的不同时间地点，都会有着不一样的认识和理解。

我们无法概括性的对于一切情况下的公益作出定义，只能说对于公共利益，我们无法给出具体准确的归纳，放于客观生活中进行理性把握是判断是否为公益的重要准则。

(二)公益诉讼概念

对于公益诉讼定义。

法学界韩志红教授主张：由法院对于所有个人以及组织凭借法规提起的针对侵犯国家以及社会公益的做法，进行审判的诉讼活动。

苏家成则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是指在所有参与人的参加条件下，人民法院查明和办理对于违反相关法规侵犯社会国家公益的行为诉讼，从而最终得出判决结果。

民法界的梁慧星教授则认为：是指诉讼本身针对的违法行为并没有直接侵害到原告的利益，诉讼只是对于造成社会公益损害的行为进行审理判决的活动。

无论对于哪种定义，其根本上具有一致性，即通过诉讼机制来维护受到损害的公共利益得到补偿和保护的活动。

需要强调的是，公益诉讼在很多层面区别于其他种类的诉讼模式，不管是在起诉资格、受案范围还是审理组织上，都有自己的一套独特体系，尤其在判决效力与执行上，更需要特别注意。

从公益诉讼定义中我们可以大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法治国家中，解决一切矛盾与问题的最终途径总是诉至司法，这是作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最终保障的存在，公益诉讼就是这样一种可以有效、值得信赖的实现公民利益最妥善保障的诉讼模式。

(三)行政公益诉讼的定义

基于上述对于公益诉讼的定义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它本身能够依照标的的不一样区分为不一样的种类，明确一些则有民事公益诉讼以及行政公益诉讼等。

在实际生活中，由于行政权能的优益性以及其本身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性，不管具体行政行为与否，他都最有可能构成社会公益的侵害，并且一旦造成相应的侵害其危害的程度也越高越危险。

因此有别于民公诉讼，行公诉讼是最重要也是最值得研究建立的一种制度，他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现今存在不同的观点看法。

其中之一是“救济对象广义说”，其认为只存在特别限定的个人和国家社会组织，凭借相关法规，交由法院对于损害公共利益的违法做法进行审查并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的诉讼。

二是“救济对象狭义说”，其认为所有的个人组织都可以凭借法规，请求法院审判相应损害公共利益的做法的诉讼。

但无论是哪种，最重要的核心是表现在没有造成直接的公益损害。

基于此，我们可以作以下定义：行政公益诉讼是指行政机关或者具有行政授权的相关组织违法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或者有存在侵害社会公益的可能，虽然与公民本身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但为了保护社会利益，由公民法人或相关组织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

本文正是基于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来进行研究论述的`。

二.公益诉讼起源

谈及公益诉讼的起源，相关学说有太多太多，但是通说的看法是公益诉讼追本溯源，应当由古罗马的法律说起。

古罗马的法学家认为法分为公法和私法，同时与之相对应的诉讼也分为公诉和自诉。

古罗马法里，公诉当然是对于侵犯公共利益案件的诉讼，自诉当然是侵犯个人利益的诉讼。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古罗马社会中，凡是维持保障个体利益和权利并有受侵害人提出为私益诉讼，那么另外一种则是公益诉讼。

如今，行政主体替代国家来维护社会公益。

古罗马，因为行政主体不如先如今这样完善，把相应的诉讼权利交给市民，可以弥补行政权力带来的保障不充分。

依照罗马法的公私益划分标准，我们国家现存的三大诉讼法都可以划分为私益诉讼，除了刑事诉讼在由国家公诉机关即检察院提起的时候就应当属于公益诉讼，整体上说他们大都是保障民众个人权益而进行的，但与本文所讲的公益诉讼乃至古罗马法中的公益诉讼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不管是罗马法提到的还是我们当代社会所提及的公益诉讼都应属于保障社会公益而由特别限定的人作出的诉讼这个范畴。

三.行政公益诉讼的特征

我们把行政诉讼单独拿出来谈，其原因就表现在行政公益诉讼相对于普通的行政诉讼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

该制度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保障权益受到侵害的非限定的人们，通过作出诉讼请求，要求法院对于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审理查证，并申请撤销或变更行政主体做出的有损社会公益的行为。

他实际上是行政诉讼的一种，不过自身特点却十分确定。

首先，在政公益诉讼中，原告并不是受到具体行政行为直接侵害的人。

行政公益诉讼优秀论文 篇6

一、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

界定行政公益诉讼关键要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包括哪些对象;第二，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包括哪些。而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要特别注意区分行政公益诉讼和行政公诉。

笔者认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就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其所诉的对象就是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而行政公诉的原告就是特定的国家机关(在我国可以将该项职权赋予检察机关)，其所诉的对象主要是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也可以是一定条件下侵犯私人利益的行政行为。

二、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中公益诉讼的缺失

有学者认为，只要我们调整行政诉讼实践的思路，充分挖掘现有法律条文的内涵，再辅之以相应的司法解释，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可以扩充到受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

笔者却不这样认为，新司法解释的所有规定都不能超越《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现在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我们的《行政诉讼法》在许多方面的规定是有欠缺的，不适应行政诉讼实践的发展。但这些问题的解决绝对不能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来解决。它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需要从最初的受案范围到最后的裁判方式是相互联系且完整的，它必须由行政讼法的完善来解决。

三、关于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可行性

在我国开放行政公益诉讼在理论上并无多大障碍。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根本上讲，公益诉讼不过是传统私益诉讼对公益保护的深化，两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实质上一切诉讼也都维护着社会的公共利益，所以在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赋予个人与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当不违背诉讼法的价值理念。

第二，依法行政的利益远远大于滥诉的不益。开放行政公益诉讼肯定会增加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但不计成本而去滥诉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第三，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上规定的抗诉制度，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行政公益诉讼与我国行政诉讼理论和制度的兼容性。行政抗诉制度存在的基础是公共利益，基于公益需要提起行政诉讼并不违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精神。

四、制定并完善我国行政公益诉讼框架的几点建议

(一)防止因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而产生滥诉

借鉴行政诉讼制度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防止滥诉情形发生的措施就是设置一定的前置程序，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在受案范围上，限定在法律特别规定的范围内。如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为维护公益，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项，对于行政机关之违法行政，得提起行政诉讼。但以法律有特别规定为限。”至于我国将在哪些方面由法律规定行政公益诉讼事项，则可根据该事项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人民法院的审判能力、行政机关的法治水平等具体情况，逐步规定和完善。

第二，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前，必须先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相应请求。即只有当有关行政机关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有关请求后，该作为的`仍然不作为，不该作为的仍然不停止作为。此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二)准确界定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公益概念

关于公益，有学者认为，就我国的情况来说，可以分为国家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公众或者群体公共利益、公平竞争的公共秩序等。 有学者认为，可以采用四分法对利益进行分类。

笔者认为，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公益，从范围上来讲包括国家利益和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利益。从内容上来讲，则是指根据一般情况无法确认具体受益人数量的利益，即利益对象的不确定性。如果根据一般情况能够确定受益人的数量，则可以通过共同诉讼或者集团诉讼的方式来启动一般行政诉讼。

(三)明确确定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与受案范围

在行政诉讼中原告和受案范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关于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原告，综观域外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还是采用二元式的启动方式为好，即不仅赋予国家机关(在我国应确定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权利，而且赋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权利。

关于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虽然从理论上来讲应当将所有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均纳入其中，但是在实践中必须留有余地。在以后确立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时，关于受案范围之条款，如上所说，不妨借鉴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9条之规定。即先是概括性规定行政公益诉讼，接着规定只限于法律规定的事项。

(四)合理分配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篇7

法律概念是法律的构成要素之一, 是通过对法律现象和法律事实的概括, 得出他们的共性, 进而形成的通用性范畴。法律概念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表达功能;二是认识功能;三是提升法律科学学术化水平的功能。正如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所指出的那样:“概念乃是解决问题所必须的, 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的专门概念, 我们便不能清楚地、理智地思考法律问题, 也无法将我们对法律的思考转变为语言。如果我们试图完会摈弃概念, 那么整个法律大厦就将化为灰烬。”所以, 文章伊始, 我将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作出界定。公益诉讼是与传统法律上的私益诉讼相对立的, 我们首先认可这一点,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公益诉讼的外延与内涵。不然的话, 如果我们认为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在概念上是交叉重叠的, 即公共利益内在地包含私人利益、公益诉讼天然地包含私益诉讼, 为保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公益诉讼在事实上有助于推动私人利益的保护, 而为保护私人利益而提起的私益诉讼也在事实上间接地推动了公共利益的保护这种观点的话, 很多问题和概念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一) 公益诉讼

广义的公益诉讼是指, 认为行政机关、组织或个人的行为违法的一切组织和个人, 皆可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此概念对原告的资格并无特殊要求要求, 对被告的资格限定也无特殊限制, 只要是向法院提起诉讼是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追求, 就可涵括在公益诉讼的范畴之内。而狭义的公益诉讼对原告资格以及受案范围都有着更多的限定。概括来讲, 狭义的公益诉讼特征有三:一是, 公益诉讼是出于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二是, 公益诉讼并不基于起诉人受明显、直接损害之事实;其三, 公益诉讼的原告诉讼的不利结果无须担责。

通过以上两个概念的比较, 我们发现二者的区别在于:狭义的公益诉讼完全排斥因个人利益或者潜在的、间接地个人利益而提起的具有公益性质的诉讼。本文将采纳狭义的公益诉讼概念作为论证的基础。这是因为, 一般来说, 当个人利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 可通过私益诉讼救济之。而公益诉讼由于其本身的“公益性”, 在我们这样一个法治尚不发达的国家, 公民意识尚未高度觉醒的时候, 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难以仅凭个人一己之力保障之。因而, 有必要在制度设计上建立完善的狭义公益诉讼制度, 以此来保障公共利益, 避免类似“公地悲哀”的事例发生。

(二) 行政公益诉讼

与上部分公益诉讼相契合, 广义的行政公益诉讼是指, 认为行政机关、组织或个人的行为违法的一切组织和个人, 在面对已经或可能遭受侵害的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时, 可依法提起的行政诉讼。一方面, 此类诉讼系出于维护公共利益之目标;另一方面, 也可以出于维护个人利益之目标, 但求其诉讼理由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即可。狭义的行政公益诉讼是指, 认为行政机关、其它组织或个人的行为违法的一切社会主体, 对并未直接侵害其自身合法权益但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一切社会主体之行为, 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此类诉讼中, 原告虽然是出于维护公共利益之目的, 但其自身却与被诉行为无明显、直接的利害关联。也即, 狭义的行政公益诉讼明确排除追求个人利益保护的主观诉讼情形。

行政诉讼是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国家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从此可以看出, 任何一个行政诉讼都是出于维护个人利益之目的, 并不以保障公共利益为直接目标。但却在事实上起到了保障公共利益的作用, 即通过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推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如此说来, 一切行政诉讼都可以是公益诉讼。不过, 如此认识行政公益诉讼, 显然与目前《行政诉讼法》试图确立的行政公益诉讼概念不相一致。《行政诉讼法》修改过程中所讨论是指狭义上的行政公益诉讼。故而, 本文所探讨的公益诉讼宜从狭义上来认识。

(三)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随着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 环境问题日益凸显, 与此相关的诸多事件也成为热点话题。前央视著名记者柴静斥资百万拍摄的纪录片《穹顶之下》深深触痛了公众敏感的神经。正如该纪录片所呈现给大家的, 我国现今的严重大气污染是由于能源结构不合理所致, 但更是由于我们法律制度建设上的不完善, 法律执行上的“打折”所致。对此, 人们不禁拷问, 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所造成的窘迫境遇由谁买单, 如何促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正视这一问题, 如何规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 这些问题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息息相关。

什么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从以上有关“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阐述中可以推导出其概念:广义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指:认为行政主体的行为违法的任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对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造成的损害, 皆可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这一概念是相对开放的, 由于行政机关的不作为、乱作为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遭受不利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组织, 都有权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以此来监督、规范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 从而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这一概念并不排斥个人利益也一并受损的情况下由个人所提起的诉讼。狭义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指, 一切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 有合理依据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并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皆可依据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这一概念并不包含个人利益一并受损情况下, 由个人提起的具有公益性质或在目的上具有公益性的诉讼。本文采狭义概念。

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探析

在传统“无利益即无诉权”的观念支配下, 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 传统的行政诉讼均认为原告只能就与自己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即传统行政诉讼实际上是行政私益诉讼或广义的行政公益诉讼。然而在某些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 与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往往还是受益者, 在此情形下, 仅仅依靠直接利害关系人来监督行政行为是不够的。但在我国传统的诉讼制度框架下, 在与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情况下, 公民或其它组织均难以寻求司法保护。并且, 环境问题往往与政府未依法履行相应环保职责相关联, 因此而引发的诉讼时有发生, 司法仍面临尴尬。

(一)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遭遇的法律困境

新民诉第5条仅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 原告范围如何让界定, 何谓“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 这种含糊不清的表述使得本身具有模糊性的法律语言更加无法具体把握和操作。

最新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对原告资格的也做了十分狭隘的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二)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理念突破

笔者认为, 在现今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的情况下, 可逐步放开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限制。现在许多学者认为不应当放开这一限制的原因是, 担心由于放开原告资格限制而导致无限多的滥诉, 从而不利于当前司法工作的开展, 使得好钢不能用到刀刃上。这种担心虽有一定道理, 但略显多余。因为, 首先从国外实践来看, 放开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限制, 并不必然导致滥诉的发生。如有关资料显示, 荷兰较为宽松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并未导致滥诉或者法院人满为患的现实。在新西兰, 也没有发现环境法院案件堆积如山的现象。其次, 在我国的法律文化中, 一直存在着“厌讼”“和为贵”的思想传承。从我国法律从实践中看, 对于大众来说, 环境权益还是个新词, 大众在对自身环境权益保护尚无意识的情况下, 又怎会积极寻求对公共环境权益的救济呢?再次, 依法行政的利益远远大于滥诉的不利益。换言之, 即使出现了滥诉的情形, 我们也不能遇难而退。当前, 行政机关的环境行政侵权行为已逐渐成为破坏环境权益的又一重要原因, 与滥诉可能造成的司法资源浪费相比, 行政违法行为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是更难以弥补的。

因而逐渐放开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限制, 在当前条件是可行的。即使出现滥诉的现实, 也可以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所在, 并通过制度设计规避或者使滥诉控制在可控的程度之内。况且放开原告资格限制, 即使在短时间内出现诉讼“井喷”的现象也不见得是坏事, 起码可以说明公民的法治思维已经树立, 这对于以后法律的实施也是好事。在人人尊重法律, 尊重规则的国家, 社会治理成本想必会有所节约。

(三)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新发展

哪些人或者组织可以成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首先可以明确的是, 凡与其自身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皆排除在外。如前所述, 由于自身利益受损害, 可径行提起诉讼以保障私人之利益。因此,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应是与本案无明显或直接利害关系的一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当然也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在内。

目前, 我国仅对民事环境公益诉讼进行了立法。但该立法是很不完善的, 由于立法中对起诉主体、诉讼资格、起诉条件以及审理程序未作具体详尽的规定, 这致使已制定的法律缺乏较强的操作可能性。以民事公益诉讼规制企业违反环境法行为确实重要, 但如果具有同样重要性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缺位, 环境保护将注定跛足而行。可以说, 若仅建立民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难以有效改变自然环境不断恶化之趋势, 也很难一些生态环境问题控制在萌芽阶段。这是因为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效力范围有限, 其事后救济特征较为明显。尽管我国引人了社会公众力量对行政决策进行监督, 但这一制度一直未发挥应有作用。在此情形下, 如果不赋予环保团体等组织和个人环境行政公益诉权, 那么行政决策过程中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将被弱化。有鉴于此, 我国极有必要赋予环保团体等组织和个人以环境行政公益诉权, 才能有效地贯彻环境保护法上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公众参与等原则, 也才能切实改善现今存在的诸多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

参考文献

[1]吕忠梅著.环境法学 (第二版)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5.

[2][美]E·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1.

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探究 篇8

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公共利益；原告资格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化，对市场利润的不当追求，造成危害公共利益的重大事件频发，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问题凸显，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近十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都有代表、委员提出增加规定公益诉讼的议案、提案、建议。我国理论界在十余年以前，学者们就开始了研讨公益诉讼的制度建构。最终，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这一普遍社会诉求给予了一定的回应，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公益诉讼的原则框架。

一、公益诉讼的界定

1.公益与私益的区别

公益诉讼是一个与私益诉讼相对的一个概念，众多“私益”相加的集合体不能等同于“公益”。私益有具体的受害人，具体受害人会为自己利益索赔，但公益维权索赔则往往缺位，公益判断不能仅以人数多少来辨别，公益表现为不特定多数人的、国家的、社会的、公共的利益。

2.公益诉讼的概念

公益诉讼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起源于罗马法，成熟于日、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被称为罚金诉讼、民众诉讼。目前，我国关于公益诉讼的定义未达成共识，大家在界定公益诉讼时，无不以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即公共利益和行为的违法性。纵观各种观点，笔者认为公益诉讼是指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都可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活动。

二、域外关于公益诉讼主体的诉讼模式

现代公益诉讼制度，英美法系国家最为发达，美国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是最早对现代意义的公益诉讼实施立法的国家，大陆法系国家相对英美法系国家来说处于落后状态，但也有独具特色的公益诉讼制度。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所采取的诉讼模式也不相同。关于公益诉讼主体的确定，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诉讼模式：

1.国家诉讼模式。即由代表国家或公众的检察机关对损害或即将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代表公益参与民事诉讼起源于法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主要采用此模式。例如在英国，法律允许法务长官代表公众提起诉讼以保护公众权利，阻止不正当行为，私人没有提起诉讼的权利。

2.团体诉讼模式。即赋予某些团体诉讼主体资格和团体诉权，使其可以代表团体成员提起、参加诉讼、独立享有诉讼上的权利义务。德国和法国在确立了以国家诉讼模式为主的同时，还兼采团体诉讼模式，允许特定团体在特定案件和条件下享有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

3.公民诉讼模式。指由非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提起的公益诉讼。美国、印度等国家采用此模式，二者又有所区别，美国在承认公民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同时，为防止公民滥诉，进行了相应的限制，如原告必须是具体权利或利益受到行为人直接侵害的公民，而且该权利或利益可以被法院的有利判决所救济。

三、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笔者认为，对于公益诉讼的诉权主体既不可确定过宽，也不可失之过窄，而应当从实际出发，按照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原则加以确定。修改后的民诉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起诉主体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法条规定的起诉主体概念模糊，对于哪些机关和组织有权提起公益诉讼，法律并未予以明确规定。

1.笔者认为这里的“有关机关”应当用“人民检察院”来取而代之。从宪法第三章规定的“国家机构”看，国家机构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此外还有军事机关。司法机关又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立法机关、军事机关、人民法院不能提起公益诉讼，其理自明，剩下的就只有行政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从实质内容上看，我认为这里的“有关机关”应当用“人民检察院”来取而代之，换言之，行政机关不宜被赋公益诉权：（1）行政机关行使的是行政权，而提起诉讼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行政权的属性。如果行政机关该提起诉讼而不提起诉讼，是否还可被提起行政诉讼呢？其实，提起诉讼带有司法属性，而这与行政机关的宪法职能是相悖的；（2）行政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会打破诉讼平衡。因为行政机关在进行诉讼时，它手握两种权利，即诉权和行政权。这两种权利混杂一起，对被告有一种不恰当的威胁和压迫；（3）行政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会掩盖行政失误，不利于通过公益诉讼揭示行政违法。因为公益诉讼的造成，有时与行政违法或行政懈怠相关联。

检察机关应当具有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1）检察机关是宪法所确立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实现者的职能角色；（2）检察机关在收集证据、调查证据的权限、担负诉讼成本的能力和进行诉讼所必需的法律专业素养等方面具有优越于享有公益诉权的社会团体或民间组织；（3）检察院具有提起公益诉讼的实践经验。

2.民事诉讼法认可“有关组织”的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而未采纳“有关社会团体”的用语，根据立法者的解释，是因为各界对“社会团体”的范围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并非所有的“有关组织”都适宜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对此，立法机关负责人解释说，合理框定适宜提起公益诉讼的组织的范围，今后将依赖两条路径。其一，在未来制定相关法律时予以进一步明确。其二，在司法实践中逐步探索。例如进一步细化社会组织的管理规范，对社会组织的规模、经费等条件进行限定等。笔者认为“有关组织”作为公益诉讼原告应具备以下条件：（1）依法设立或者依法登记或备案；（2）起诉必须符合组织或团体章程目的和业务范围；（3）符合组织或团体活动的区域要求；（4）社团法人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会员；（5）应当具有一定的经费来源和经费保障；（6）组织或团体设立时间的限制，必须是设立2年以上为宜。

3.公民个人也应被赋予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保护公共利益实质上是公民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参加社会管理的责任和义务，是人民主权宪法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赋予公民以公益诉权可以有效地补充公共执法所存在的不足，并且对公共执法状况进行监督。随着法治社会建设不断深入，当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公民个人已不再是袖手旁观，而是自觉地采取诉讼行动保护公共利益。对此，立法应当给予支持、鼓励和引导。

在上述提起公益诉讼的三主体中，应当有一个先后顺序。笔者认为，社会团体应当作为第一顺序的主体。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团体，则公民个人可以作为第二顺序的主体提起公益诉讼。对于社会团体、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可以采用支持起诉或者督促起诉的方法给予保障。如果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因种种原因而未提出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应作为提起公益诉讼的最后保障力量。（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颜运秋著.公益诉讼理念研究[M].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

[2]颜运秋，周晓明.公益诉讼制度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J]. 法治研究. 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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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齐树洁.“公益诉讼与适格当事人之扩张”.载于《检察日报》2012年10月11日.

[5]赵欣.各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比较法研究[J]. 前沿. 2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