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推荐8篇）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 篇1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在事实真伪不清时，法官必须进行裁判而采用的处理案件方法，而在一个具体的案件中，如何适用举证责任或者将举证责任决定由何方当事人承担，则是举证分担理论上的问题。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包括两种，一是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又叫主观上的证明责任、形式上的举证责任，它是一种无条件出现的、动态的、可以在当事人之间互相转移的举证责任。二是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又叫客观上的证明责任、实质上的举证责任，它由法律预选设定，是一种不能转移的、隐形存在的、附条件的证明责任。就举证责任的性质，一般认为有四种学说，权利说，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中享有的一项权利。义务说，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中就事实主张而生的义务。责任说，认为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个特殊责任。负担说，认为 举证责任对于诉讼当事人既非权利亦非义务，而是当事人为了使法院作出对其有利的裁判，不得不承担的一种负担。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不同法律要件事实的主张和证据的收集与提供，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预先进行分配，原告、被告、第三人按照举证责任的指引，收集和提供有关要件事实的证据。源自于古罗马法的最初的民事诉讼意义上的举证责任遵循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理，当今的民事诉讼中仍以此原理为准则指导着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担的实际操作。随着社会的发展，古罗马法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中演变为“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不仅为法官裁判案件提供了准则，而且也为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诉讼策略指明了方向。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不仅关系到实体法律的公正能否在诉讼中实现，还关系到能否构建一个有效率的诉讼程序。由此可见，举证责任的分配在诉讼中是非常重要的。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 篇2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概念

在某一纠纷中, 法院是通过对当事人提供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来对待事实进行认定, 而如果法官可以通过对相应证据的判断来确定当事人所主张事实的存在, 是不会发生待证事实是否存在这一现象, 当然也不会发生法院无法适用法律规则对其进行裁判的这一情形。 (1)

相反, 如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官并不能对事实作出认定, 或者是当事人呈现的证据不充分, 也有当事人不提供证据的情形, 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待证事实是否真实存在无法得到确定的结果, 即诉讼事实不明。

出现诉讼事实不明的情况下, 当事人都会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加以肯定, 坚持自己的主张事实是真实可靠的。法官处在中间位置, 对于这些当事人主张的事实, 在没有可靠证据的辅佐下, 很难作出正确裁定;当然, 法官也不可能因为待证事实是否存在不明为由而拒绝裁判。如何解决这个状况, 法律制定了一种规则。

在民事诉讼过程中, 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需要进行举证, 不仅如此, 这个规则中还明确界定出认定事实所需的证据由哪一方当事人提供, 而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真伪不明且不能提供有力证据的, 需要在法庭辩论结束后承担不利的后果。这也就是所谓的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从对举证规则的表述来看, 举证责任分配, 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 按照一定的规则, 对当事人需要负担的举证责任进行公平分配。

从举证责任分配的概念来看, 举证责任分配需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本质问题, 即对案件中所涉及的某一事实或某一主张到底该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举证责任的问题。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关系到法官能否对案件作出正确公正的裁定, 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法律的正当保护, 关系到诉讼的最终结果是否公平, 关系到诉讼当事人的利益需求是否得到合理满足。

二、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

制定举证责任制度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争议事实存在难以确定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时间以及精力都是有限的, 对于诉讼争议中事实真伪不明的, 根据自身的力量很难一一去确认案件中的待证事实, 当然也不能以事实真伪不明为由, 对案件随意下判决。

法律追求公平公正, 不仅追求过程公平公正, 也追求结果的公平公正。正是因为如此, 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中, 原则上会把因事实真伪不明而产生的不利益归于一方当事人, 即判决其败诉。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可以保障举证责任分配的合理有序, 也可以维护司法公正。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包括:公平原则、利益相关原则以及平衡分配原则。

(一) 公平原则

举证责任分配是否公平, 关系到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是否正当合理, 关系到法院的裁判是否正直公正。公平原则在民事举证责任制度主要表现为, 除了因某些特殊情况而被免除举证责任的状况下, 当事人双方都应对自己主张的事实举证, 不能一方举证一方不举证, 谁主张则谁举证。此外, 对于因事实真伪不明而产生的不利益, 该真伪不明的事实是谁主张, 则谁承担这不利益, 以及承担败诉的风险。

(二) 利益相关原则

诉讼双方当事人为了可以在诉讼中胜出, 保障自己的权益, 在对事实主张以及举证方面, 仅对主张有利于自己的事实负举证责任, 不利于自己的事实, 可以无需举证, 也不会因此而承担法律责任。利益相关的原则, 就在于与当事人自身有利的事实证据上, 不利于当事人的事实, 任何人不能强迫其负举证责任。

(三) 平衡分配原则

在司法实践中, 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进行分配, 考虑到公平原则, 在分配的过程中需要衡量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地位和举证处境。当事人双方地位、处境基本处在一个平面上的情况下, 对其举证责任公平分配;当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处境不平衡时, 分配举证上会有所侧重, 通常情况下, 法官在分配举证的时候会向举证地位、处境较好的一方倾斜。

三、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免除

在民事诉讼举证责任中, 当事人都要对自己主张的事实负举证责任。然而, 因某些特殊原因, 当事人也可以对主张的部分事实不负举证责任, 也就是无需举证, 这种情况下的当事人, 其举证责任是被免除的。以下三种事实即不需当事人进行举证:

(一) 众所周知的事实

众所周知的事实又叫公知的事实, 是指在一定地域被不特定的多数人所知晓并且信而不疑的事实, 例如天灾、大事故、历史上的有名事件等等。 (2) 众所周知的事实为众人皆知, 它的认定并不需要证据来证明, 而法院在认定这类事实的时候, 无需证据呈现就可以当即作出判断。

(二) 已被确立的事实

已被确立的事实包括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以及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这类事实已经被认定过的, 是事实发生的, 主张该类事实的当事人, 可免除其举证该类事实的责任。

(三) 能推定出的事实

有一些事实, 法官说可以根据已知事实以及日常生活经验, 常识等作出推定的。相比较前面众所周知的事实和已被确立的事实, 能推定出的事实凭借的是理性判断, 例如我们常在案件侦查中看到办案人员对受害者死亡的推定。能推定出的事实与已知的事实有着必然的联系, 因为已知事实的存在, 才可以推定某一事实的存在。

四、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也就是俗称的谁主张, 谁举证。诉讼中不论原告还是被告, 均要对自己提出的事实主张, 负担举证责任。证据是诉讼成功以否的关键要件, 法官对某一事实的认定也需要证据的支撑, 因此, 围绕证据展开的诉讼活动在整个诉讼过程中, 占据核心位置。

然而, 目前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 立法比较简单, 对于证据规则的司法解释也比较少, 更不用说系统完善的证据规则体系。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在法律上的不足, 增加了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操作中的困难, 从而导致实务中当事人举证责任不能公平合理分配, 有损司法公正和威信。

此外, “谁主张, 谁举证”的规则强调了当事人在主观上需要负担举证责任, 却并未规定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也没有对哪些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由哪方当事人承担作出明确规定, 对于免举证的事实概括也比较笼统。民事诉讼中, 事实真伪不明、事实需要认定、事实需要证实的状况时有发生, 如果不及时完善举证责任的分配制度, 司法就不能更好地为公民服务, 为社会服务。

此外, 我国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过于简单也会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不能适应司法改革的需要, 更不能适应审判方式改革实践的需要。法律只有与时俱进, 不断完善才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当前应该尽快丰富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及适用条件问题, 尽快解决举证责任分配的标准问题, 以此推动举证责任制度和民事诉讼制度向改革的正确方向前进。

摘要：证据制度居于诉讼制度中的核心地位, 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居于关键地位, 诉讼的胜负与如何确定举证责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民事诉讼过程中, 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责任能否进行合理分配直接关系到整个民事诉讼能够顺利有效进行以及利害关系人的诉讼目标能否得到实现。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规定仍过于简单。

关键词：举证责任,民事诉讼,分配原则

参考文献

[1]潘牧天.论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规则的配置与适用[J].河北法学, 2010, 1 (1) :145.

[2]张其瑞.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探析[J].科技视界, 2014, 11:327.

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分析 篇3

关键词：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一、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

证明责任，其基本含义是，在民事诉讼中，应当由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并予以证明，若诉讼终结时根据全案证据仍不能判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真伪，则由该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另外在大量的研究中证明责任又称为举证责任。

证明责任又分为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主观证明责任，德国学者称之为“举证责任”，是指谁主张就应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主张对自己有利事实的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的责任，是一种诉讼义务，当事人必须履行。这一概念在我国证据法中，称为“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是指不尽举证证明的义务时应承担败诉的风险。我国证据法理论称之为“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从我国目前的理论学说来看，对于证明责任的研究首先要明确证明责任相干概念辨析（如举证责任）及证明责任是否存在转移的问题。

从我国引入证明责任概念的时间上看，“举证责任”一词是对日本法“举证责任”或“立证责任”的直接援用。从目前大量的学说研究书籍可以看出，由于基本的法学用语还没有统一，对于诉讼中的基本概念——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还没有达成共识，对于举证责任以及证明责任两个概念的运用上存在着交叉重叠的现象。然而，从我国对于“举证责任”一词的本意来看，我国的举证责任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提供证据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说服责任），这点和“证明责任”的主观及客观之分是同等意义的。但笔者认为，在中国语境下，运用“证明责任”一词更能体现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证明责任的作用性，另外对于研究是否存在转移的争论问题上能更有逻辑性。因此，在本文研究的证明责任一词所包含了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及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双重含义，但着重是研究客观的证明责任。

二、证明责任能否转移的探讨

1.证明责任转移的对象只能是主观证明责任

案件审理中，正是通过提供证据的责任的相互转移机制促使双方当事人持续博弈、案件事实不断明晰，并切实保障了法官心证的渐趋确信、判决结果的最终形成。以此类推，证明责任的转移只是指主观证明责任可以在当事人之间不断反复，具体频率根据个案的证明难度、当事人所占有的证据材料数量之不同会有所差别。但也有学者认为主观证明责任与提出证据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并且认为转移的是行为而主观证明责任并没有发生转移。（详见：白栓柱：《举证责任的不可转移性》一文，但笔者认为对于主观的证明责任的转移与否并没有起到决定裁判结果的重要因素，关键是在于客观证明责任的是否转移上，在下文有详细分析。）

2.证明责任转移的对象不可能是客观证明责任

首先，客观证明责任具有裁判功能，起到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与法官裁判义务之矛盾的作用。一方面，每个要件事实只能对应一个真伪不明的可能性，因而也只能产生一个客观证明责任，不可能出现双方当事人对同一要件事实均负客观证明责任的情况。另一方面，如果允许客观证明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反复转移，证明责任的游移不定将直接造成案件在真伪不明情形确实出现时无法了结。其次，客观证明责任遵循“永不转换原理”，它可以因免证事实的出现而被免除或因负担客观证明责任方的成功举证而消灭，但不参与证明责任的转移。再次，客观证明责任具有法律既定性，通常在具体的诉讼过程开始之前就已经蕴藏在法律既定条款中，不参与证明责任的转移。

三、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及规则

1.行政诉讼的价值取向

作为行政诉讼法的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应当考虑到行政诉讼法的价值取向。行政诉讼是侧重于对公民权的保护还是对行政权的保护？是解决行政争议还是维护行政法治？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较多地体现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志，它不需要同相对人商量或征求相对人的意见，它代表国家行使职权，在这一过程中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相对人处于弱者的地位；而在监督法律关系中主要是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义务仍是不对等的，不过这里的不对等性是与前者的不对等性倒置的。通过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对行政机关较多地科以责任，赋予相对人较多的权利，这就平衡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保证了各主体法律地位的平等，体现了行政法的民主性。

2.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理论基础

关于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同理论学说，归纳起来，这些理论学说基本可以分为“事实分类说”和“法律要件分类说”两种，在这里就不一一阐述，而著名的研究证明责任的学者罗森贝克根据法律要件说，发展并创建了“不适用规范说”，该说以其“强有力的逻辑分析”、“精细的法律规范分析作依据”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很快在德国战胜其他学说取得通说地位。“不适用规范说”虽历经批判有所修正，但其根本内容和思想体系目前在德、日等国仍占主导地位，以下对该说作简单介绍。

“不适用规范说”是罗森贝克对其证明责任原理的阐释，主要是指，法官只有对案件事实真实或者不真实形成内心确认时，他才会对适用法律规范予以裁判；而在事实真伪不清情形下，法官不得适用该法律规范作出对当事人有利或者不利的裁判，此时法官须求助于证明责任规范。对于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罗森贝克认为：“这种不确定的不利后果由要赢得诉讼必须要求适用该有疑问的法律规范的当事人承担。因此，……不适用特定法律规范其诉讼请求就不可能得到支持的当事人，承担法律规范要素在实际发生的事件中被实现的证明责任，或者简单地说，对拟适用的法律规范的条件承担证明责任。”概括言之，因案件事实真伪不清而不适用法律规范，产生了证明责任问题，但必须从该法律规范中找到证明责任分配的根据。

参考文献：

[1]刘新娟.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4（7）：135-136.

[2]劉泽，杨纯.论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实体公正有赖于程序公正实现其价值[J].大江周刊：论坛，2011（12）：148-149.

[3]石珍.给付行政模式下行政诉讼证明责任之解构与重塑——以胡恩林、何榜容诉南川区计生委行政奖励案为切入点[J].法律适用，2012（6）：73-76.

民间借贷纠纷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篇4

民间借贷纠纷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如果原告提供借条等证据，被告否认签字，被告要承担申请笔迹鉴定义务，是因为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还要注意签名的名字是否与身份证一样。

二、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因此在民间借贷纠纷中，按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当对其主张的借款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通常表现为原告要提供欠条、借据或者借款协议等证据，以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原告提供了上述证据，被告要反驳原告的主张，声称其已履行还款义务或者并没有向原告借款，被告也负有提供相关证据的义务。

在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原告提供了借条等证据，而被告否认借条上面的签名是其本人的签名。对由此产生的申请笔迹鉴定义务的承担问题，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一种意见是让原告承担，认为出借方不仅要对借贷内容负有举证责任，同时还应对借款人是谁负有举证责任，因此在被告否认且确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应当由原告申请鉴定并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应的法律后果;另一种意见是让被告承担，因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告否认签字系其本人签字，即是对原告诉讼主张提出反驳意见，因此被告应当对笔迹真伪的鉴定负有举证的义务，应由被告申请字迹鉴定，预交鉴定费，并配合鉴定机关做好鉴定工作。

应由被告承担申请笔迹鉴定的义务。因为原告在提出主张并提交了签有被告名字的借条后就已完成了举证责任，被告否认该借条的真实性，称非其本人书写和签名，应相当于其提出了该证据系原告伪造的主张，那么被告就应就其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这时候举证责任应转移给了被告，由被告就借条上的签名及书写内容申请司法鉴定，鉴定的预期结果被告心里最清楚，如果真是其本人所书写和签名，被告就很可能会放弃异议了，如果确实不是其本人书写和签名，那么，在法院将申请鉴定的责任分配给被告时，被告就会积极地配合鉴定机关搜集提供他本人同时期相关材料，这样更有利于鉴定机关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鉴定结论，才能将造成错案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还有个别借贷案件，借款人出具借条时的署名与其身份证名称不符，特别是有些同音不同字的签名，如果被告到庭应诉，被告否认借条是其出具或被告不到庭，被告的户籍档案没有曾用名记录，原告很难举证出具借条的人与其起诉的被告是同一人，其债权就有可能得不到保护，特别是有些债务人恶意逃避债务，在出具借条时，隐瞒其署名与其身份证不一致的情况。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笔者认为在必要情况下，法院可以采取拘传措施，将被告拘传到庭，如果被告否认借款事实，可以进行字迹鉴定，如果被告拒绝字迹鉴定，可以承担不利后果，而不能一味要求原告举证。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 篇5

一、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

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诉讼中提出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举证责任分为二个层次，一是行为意义上的举证；二是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行为意义上的举证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应当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供证据，用来证明自己的主张；结果意义上的举证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自己的主张和事实。只有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既完成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且所举证据能够证明自己的主张，才算完成了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有两种情形：举证责任一般规则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通常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这是举证责任的常态。举证责任的倒置规则，是指根据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一方当事人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就某种事实存在或者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是一般规则的例外，它的适用应基于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没有规定则不应适用，防止出现举证责任分配的随意性。

二、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

劳动争议是指存在劳动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因劳动权利与义务问题而发生的纠纷。我们知道在劳动关系中，虽然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主体，但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属性，所以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一般处于弱势地位；并且与劳动关系有关的证据材料基本上都由用人单位保管，这使得劳动者在诉讼中对有些事实的举证存在困难，而用人单位提供这些证据则相对容易。因此，对于劳动争议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有着特殊的要求，我们称之为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下面就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劳动争议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作简要归纳。

1、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劳动争议案件当然也适用这一规则，例如劳动者对于相关事实有举证的义务，如时效、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存在加班的事实、被克扣工资等，如不完成举证责任，则可能面临败诉的风险。但如果劳动争议案件中仅适用“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因用人单位占有和保管相关证据材料，可能导致劳动者举证不能，即使申请仲裁机构或法院调查，也可能遭遇到用人单位的不配合而承担不利后果，所以还需要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加以补充。

2、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这一规则最早体现在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六条中：“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作出了与此相同的规定。有人认为用人单位掌握相关证据材料，由用人单位举证属于法定合理分配的举证责任，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笔者认为，同样是用人单位举证，举证责任一般规则和倒置规则所产生的意义和后果不同。在举证责任一般规则下，用人单位所举证据是为了证明己方的主张或反驳对方主张，通常产生对己方有利的后果；即使不举证，如果劳动者不能证明相关事实，其也未必承担不利的后果。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下，用人单位则需要按照条文的规定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用人单位不提供证据或举证不到位，则可能推断劳动者主张成立，用人单位需承担不利的后果。从对本条文的理解，如用人单位举证不能需承担不利后果是应有之义，这一点从后来出台的法律中得以明确，因此该条应属于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这一规则体现了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责任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起到了有效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

3、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和倒置规则相结合的条文。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这两条规定一方面规定了举证责任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另一方面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即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明确了其不

提供则承担不利后果。从这两条规定，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劳动争议案件存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这并不等于免除了劳动者的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同样也应承担不利后果。

三、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进一步完善

从1994年7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到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实施，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劳动争议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逐渐完善，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更加明晰。但我们还应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争议案件越来越复杂，劳动争议案件的举证责任仍有值得完善的地方。

1、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的范围还不够明确。我们知道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用人单位对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负举证责任，虽列举了劳动争议的多种情形，并且用了“等”表明也可适用除此之外的情形，但这有可能导致在不符合上述情况下的劳动争议案件，出现举证责任分配不一致的情况发生，也可能出现对条文的扩大解释，加重了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但哪些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可能因每个人的理解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

2、没有考虑到用人单位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证据的情况。如用人单位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证据，应该如何处理？例如，劳动者提出其两年前的工资标准低于当时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求主张权利，那么根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用人单位应提供工资单等证据证明工资支付情况。根据《安徽省工资支付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应发项目及数额、实发数额、支付日期、支付周期、依法扣除项目及数额、领取者的姓名等内容，并保存2年以上备查。（还有其他省份有类似规定）”按此规定用人单位相关工资材料只需保存2年，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保存两年前工资材料，导致客观上不能提供，是不是也要承担不利后果？另外如果用人单位因意外、不可抗力等导致材料损毁而不能提供，能否免除举证责任或减少举证责任？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

3、对用人单位不提供证据的不利后果未加以明确。对不利后果的理解有几种含义，可能是导致劳动者主张的事实成立，也可能是直接导致败诉的结果等等，理解不同导致案件的结果也不尽相同。这个“度”该如何把握，还需要进行探讨。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 篇6

举证责任在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的分配

举证责任的分配经历了一个从“谁主张、谁举证”到举证责任倒置、免除等多种分配方式逐步完善、发展的过程。更加合理、全面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但在市场经济突飞猛进的今天，商业秘密侵权案件越来越多。在诉讼过程中举证难则是该类案件尤其突出的问题。如何运用现在法律、法规，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是保护当事人权益的关键一环。

《民事诉讼法》对举证责任只简单地规定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64条第一款）；《证据规则》将其完善，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八种情形以及在合同纠纷案件、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的具体细化。（第4、5、6条）对一些特殊案件，给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第7条）比如商业秘密侵权案件，就可以利用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对于一个商业秘密侵权案件，包括了纷繁复杂的事实，以及众多需待证的事实，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运用一种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来对待它们，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针对不同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以达到公正审判案件的目的。根据《民事诉讼法》以及《证据规则》，结合审判实践，主要有如下几种举证责任分配方式：

一、谁主张，谁举证。这是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律。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出证据。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即《证据规则》中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根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就说明无论是诉讼中的原告、被告还是共同诉讼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诉讼代表人，都有责任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只有法律规定无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方可不负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的免除。

二、举证责任的免除。在《证据规则》中第九条、第八条第一款，均指出了举证责任免除的几种情形：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及定理；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已为有效公诉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当然，这些范围内的事实并不一概想当然地无需举证证明，如果对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以上事实，则其证明其证明力即不复存在。

三、举证责任的倒置。根据《证据规则》中第4条规定：对特殊侵权诉讼中有如下几种情形由被告负举证责任：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的诉讼；4.建筑物或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5.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6.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7.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诉讼并未列入特殊侵权类型中，但在法律实践中，并不是不可应用，在最高法院《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到：“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的某些主张，应当根据法律并从实际情况出发，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即一方对于自己的主张，由于证据被对方掌握而无法以合法手段收集证据时，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对方当事人举证”。也就是说举证责任倒置是在当事人的某一方可能因职权或某种优势掌握或接近证据、有条件或有能力提供证据而另一方远离或无条件提供这些证据的特定情况下，法官可以免除远离证据的一方主张者的举证责任而将之加于另一方当事人，使之承担举证不能所导致的败诉风险。

四、举证责任的推定。推定是借助于存在的事实，据此推出另一相关事实的存在的一种假设。举证责任的推定就是说“它可以免除主张推定事实的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并把证明不存在推定事实的举证责任转移于对方当事人。”推定可分为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法律上的推定是一种法定的推定，而事实上推定则是法官可以根据具体案件情况来加以判断运用的。法官可以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或显著的事实对另一事实或依据实体法而产生的某些权利直接作出认定，从而实现诉讼经济的目的。举证责任的推定是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对举证责任分配的一种应用，虽然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该推定应当在什么情况下应用，但在具有繁琐的事实材料的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的推定是大量存在的。

五、举证责任的转移。所谓举证责任的转移，在侵权诉讼中是指在原告完成对被告违法行为的合理证明之后，举证责任向被告转移，其必须对自己不违法进行合理证明。即当原告提出自己的主张，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就可以不再举证。如果被告否认原告的主张或提出新主张，那么举证的责任就转移给被告。如果被告

能对自己的反诉或反驳提供证据，也可以不再举证，举证的责任又转移给原告，如此反复，直到一方举不出证据为止。举证责任的转移与举证责任的倒置是不相同的。举证责任的转移是对主张者围绕争议的事实而提出不同方面的证据，同时对方具有对该证据提出反驳的举证责任，而举证责任倒置是对主张者举证责任的一种免除，而由对方当事人针对该事实提出反驳或足以推翻它的证据的责任，这主要是针对商业秘密侵权案件复杂、举证困难的特殊要求，通过举证责任的不断转移，促使当事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积极举证使案件事实逐渐清晰。

论新闻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篇7

一、新闻侵权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性

(一) 新闻侵权。

孙旭培先生认为, 新闻侵权是指新闻单位或个人通过新闻媒介, 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誉荣誉权、姓名名称权及其他合法权益造成不法侵害的行为。[1]魏永征先生认为, 新闻侵权行为特指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发生的侵害他人 (包括自然人与法人) 人格权的行为。[2]较早的侵权法专家建议稿认为:新闻侵权是新闻机构或者个人利用新闻作品, 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行为。[3]以学者的定义为基础, 笔者认为新闻侵权是指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新闻传播过程中, 在大众传媒上公开发布新闻或评论性消息时发生侵害他人 (包括自然人与法人) 人格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本文讨论的新闻侵权, 仅指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公众平台上发布的新闻消息所造成的侵权, 因此此处的“新闻媒介”不包括自媒体。

(二) 举证责任及其规则。

举证责任, 也称证明责任, 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 即当事人对其负有证明责任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以及当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 该方当事人因此而承担诉讼上的不利后果的制度。

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 举证责任的一般分配规则是“谁提出证明对象, 谁承担举证责任”, 即“谁主张, 谁举证”, 即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并作为证明对象的事实有提供证据并加以证明的责任。提出主张的原告应当证明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产生所依据的事实, 而由于下列事实均属于被告针对原告主张所提出的积极的抗辩主张, 因此由被告证明:当事人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所依据的事实, 以及主张排除对方权利所依据的事实、主张妨碍权利或法律关系产生所依据的事实。

在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之外, 还存在举证责任的特殊分配规则, 也即举证责任倒置, 指基于法律规定, 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 (一般是原告) 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 而由他方当事人 (一般是被告) 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 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证据规定》及《侵权责任法》对环境污染、医疗侵权等八类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了特殊规定, 此外还有《刑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规范也规定了举证责任的特殊分配规则。举证责任特殊分配规则的确立有利于维护诉讼的公平原则以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 也并不是将全部事实的举证责任均分配给被告承担, 而是将侵权案件中, 原告较为难以举证的待证事实的举证责任由被告分担, 但原告因被告的侵权行为遭受损失的事实仍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

在上述两种规则之外, 法院裁量举证责任的负担作为补充规则也被运用到举证责任的分配中。《证据规定》第7条规定, 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 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是民法上两条非常重要的原则, 举证责任的分配也要以公平、平等、诚信为基础, 就当事人之间的待证事实, 参考其请求, 合理地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当出现法律未规定的新情形或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将显失公平时, 司法机关应以利益的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 依照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 调整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但法院裁量举证责任的负担并不是法律规定的一项独立的举证规则, 它只能作为前两种举证规则的补充而被适用, 且适用的范围仅限于法律、司法解释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形。

(三) 新闻侵权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性。

在我国, 新闻侵权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特殊侵权行为的任何一种, 因此也属于一般侵权。但新闻侵权又有着与其他侵权最显著的区别, 即其适用的举证责任分配要平衡“新闻自由”与“人格权保护”两者的关系。新闻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是确保公民的知晓权, 进而参加国家、地区公共事务的前提, 是任何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4]而人格权作为公民的合法权益, 当然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同权利往往是相互冲突的, 人们在行使或维护某一权利时, 总是会限制甚至损害另一些权利。如果相互冲突的利益不能同时得到满足, 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它们的重要性作出安排。在对不同利益的先后顺序进行安排的时候, 人们必须作出相应的价值判断。[5]法律的作用之一, 就是把不同权利之间的冲突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 从而实现相对的平衡。新闻自由与人格权保护均有其合法性基础, 当他们的利益不能同时得到满足时, 如何进行举证责任分配以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并将摩擦降到最小便成为我们利益衡量的首要目标。

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新闻侵权举证责任分配及评析

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 并没有完全将新闻侵权行为视为一般侵权行为来进行举证责任分配。对其适用的分配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由原告承担全部举证责任, 即“谁主张, 谁举证”;2.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来分配举证责任;3.我国司法实践中还出现了大量的由被告承担“没有过错”的“谁报道, 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倒置情形。

首先, 新闻侵权属于一般侵权, 所以在新闻侵权诉讼中适用法律规定的“谁主张, 谁举证”的举证规则, 是法律明文规定的, 也是当前司法实践中最为合理的方式。新闻媒体的消息来源主要来源于第三方, 多为言语评论, 被诉的也往往是媒体发出的言论, 这类证据不但不好记录、来源不易保存, 而且难以证明。即使能够证明, 也势必会损害新闻工作者与信息提供者之间的信赖关系, 久而久之甚至会破坏公民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再者说, 新闻报道真实性的标准与司法证据的标准是有差异的, 新闻工作者在报道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收集诉讼所要求达到的证据事实后才发稿件。所以一旦发生诉讼, 作为被告的新闻工作者多处于被动的情形, 基本上无法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适用“谁主张, 谁举证”的规则, 而盲目按照其他举证责任规则判案的话, 新闻机构因举证不能而败诉的可能性极大, 这也说明了为何目前新闻机构的败诉率更高的问题。

其次, 法院裁量举证责任的负担仅适用于法律、司法解释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形, 而新闻侵权作为一般侵权, 法律中明确规定适用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 因此并不适用法院裁量举证责任负担的规则。再者说, 此规则作为平衡当事人之间经济利益的原则, 无法达到制裁加害人、抚慰受害者的效果。由于精神损害本身难以确定, 就更需要根据过错程度来确定加害人的责任, 而不应适用弹性较大的公平责任。[6]换个角度看, 新闻侵权的加害人往往是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受害人往往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 双方的势力相差悬殊, 如果适用此规则, 那么判定新闻侵权责任的案件范围就会被扩展, 本来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的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可能也要分担一部分责任, 这样的结果则又恰恰违背了公平责任原则的精神。

再次, 在司法实践中被运用的所谓“谁报道, 谁举证”的原则完全是对举证责任一般规则的曲解。“谁主张, 谁举证”的“主张”指需要作为证明对象的主张, 是指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向法庭提出的主张, 包括原告主张权利或者提出法律关系产生的主张, 以及被告主张权利或提出法律关系变更、消灭的主张等, 但绝不是诉讼外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中针对某事件或某人物作出的所谓非法律概念的“主张”。堂而皇之地偷换概念, 无故加重了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举证责任, 原告则仅需要举证说明侵权事实的存在即可, 这无疑让新闻侵权诉讼中的恒定被告胜诉的可能再次降低, 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再次抱着新闻自由的信念被推向被动的境地。

三、应当适用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

(一) 符合法律规定。

按照法律规定, 新闻侵权是一般侵权行为, 应当以过错为构成侵权的必要条件, 实行过错责任原则, 应当适用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 即“谁主张, 谁举证”。侵权责任构成有四个构成要件:违法行为、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主观过错。按照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 这四个要件的举证责任全部由提出损害赔偿主张的受害人承担, 加害人不承担举证责任。

(二) 符合新闻侵权特殊性。

新闻报道是公民行使新闻监督权的重要方式, 撰写批评性报道和评价人或行为是新闻媒体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重要手段。新闻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 作为“群众的喉舌”, 是来自全社会, 又是面向全社会的, 大到国家安全, 小到街头巷尾, 报道各种社会现象, 揭露各种社会问题, 舆论监督工作的艰巨性不言而喻。但新闻工作者不是“超人”, 他们本身因知识、能力等多方面的局限性, 再加上时空和技术条件的限制, 往往不能出现在新闻发生的第一现场, 新闻的事实因此不容易确定, [7]也不可能对每个人、每件事、每条新闻报道都做到公平公正。再加上新闻讲究时效性, 既要真实又要快速, 而真实与快速之间总是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 所以对于所有的报料, 新闻并无可能进行一一核实。再小心谨慎、八方取证, 也难免误述。若要媒体一概对其误述负法律责任, 容易造成其缩手缩脚, 使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不能得到及时披露, 这就又伤害了公共利益。[8]因此, 不可能以科学家的标准来要求传媒和作者, 相反应该为新闻舆论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9]再者说, 如前所述, 新闻侵权适用的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性, 体现为要平衡“新闻自由”与“人格权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 适用“谁主张, 谁举证”既保护了受害人根据受损害情况进行诉讼的权利, 又为新闻自由创造了合理的空间, 使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法律的保护下敢于进行舆论监督。

(三) 有助于减少恶意诉讼的发生。

新闻侵权诉讼的当事人双方势力相差悬殊, 直接导致法官及公众容易产生对相对较弱势一方的同情, 于是当事人滥用诉权就有了滋生的土壤。当事人以起诉的方式意图使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诉讼中由于司法机关的判决而受到损害, 从表面上看, 恶意新闻诉讼行为直接侵犯了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但从深层意义上看, 恶意新闻诉讼更是侵害了大众传媒的公信力, 甚至影响了整个社会舆论监督体系的正常运转。除此之外, 恶意新闻诉讼还浪费了司法资源, 严重破坏了程序正义, 损害了法律的权威。[10]适用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则能有效避免恶意新闻诉讼的发生, 侵权责任四个要件的举证责任全部由提出损害赔偿主张的受害人承担, 如果没有搜集到足够支撑诉求的证据, 那么就要面临败诉的风险, 诉讼成本和代价增高, 恶意新闻诉讼也就会减少了。

四、结语

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几乎关系到诉讼的胜败, 在新闻侵权诉讼中如何分配诉讼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关系到新闻媒体及受侵权人的切身利益, 更关系到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前景。因此, 应当坚持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并加以完善, 排除后两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适用。完善《民事诉讼法》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加强对新闻监督权的保护是必要的。一方面, 法律既要保护公民及法人的人格权等合法权益;另一方面, 法律又要为新闻自由保驾护航, 使新闻媒体敢于成为政府的宣传门户和公民的“喉舌”。因此合理分配新闻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不仅能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人格权, 而且能更好地保护“新闻自由”, 让媒体更全面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通过对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 使侵权纠纷具有可诉性的同时, 对侵权纠纷也起到预防作用, 这才是法律应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孙旭培.新闻侵权与诉讼[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4:1.

[2]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143.

[3]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行为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79.

[4]李良荣, 等.当代西方新闻媒体[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177.

[5]于海涌, 等.新闻媒体侵权问题研究——新闻媒体侵权的判定、抗辩与救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311.

[6]曹瑞林.新闻法制前沿问题探索[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108.

[7]陆地.假新闻的成因、危害与治理[J].新闻记者, 2011 (3) .

[8]刘文杰.德国法上名誉侵权的举证规则[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5) .

[9]李国民, 王丽丽.新闻侵权:不可等闲视之[N].检察日报, 2009-02-23 (6) .

角色分配VS责任分配 篇8

新郎的婚礼恐婚症

领证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变王一茹和车学兵的生活，一个红本本似乎只是给两年多的同居生活加了一道保险杠。但当两家父母商定好要举办婚礼后，车学兵恐婚了。在父母和王一茹开始向周围人了解婚礼事宜时，他不闻不问；对于所有需要两人一起操心的婚礼项目，采取消极不配合态度；不管是定婚宴酒店还是定拍摄婚纱照时间，能拖则拖。

举办一场真正的婚礼，站在众人面前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已婚了，这与私下请最好的哥们儿吃顿饭，有千差万别。

因婚礼而产生的恐婚症患者以男性居多。办理结婚法律程序因降低了审核门槛，变得随意化；而有仪式性质的婚礼则成为新人在筹备婚礼过程中面临的第一道心理坎。53.67％的新郎承认自己有恐婚倾向，3.2％的新郎成功延迟或者取消过婚礼。

如果不及时解决恐婚症，婚礼的筹备将麻烦不断。一个不断使坏或者拒绝承担责任的新郎，会在新娘心中播下怀疑的种子：是对我、我父母甚至这桩婚姻不满，所以排斥婚礼?由此引发的争吵和猜忌，将一直延续到家庭生活中。

解决办法：夫妻俩在做出决定后，应有一场围绕婚礼展开的详细讨论，包括婚礼工作的责任分配，彼此对婚礼的认识、担忧等，避免让琐碎的准备工作对家庭生活造成影响，使得还没有完全适应婚姻角色的一方产生逃避想法。

新娘的权力之争

筹备婚礼时，徐薇和岳林正是你侬我侬情意最浓时。一生一次的婚礼在徐薇看来，理所当然要由自己全盘做主，岳林同意了。但他很快收回了承诺。

徐薇选择的酒店完全超出两人的承受力，自己最讨厌白西装，拍摄婚纱照时徐薇却执意要求影楼方提供白色礼服，还有婚庆公司的选择，徐薇一定要照顾同学生意，选择并不适合两人的策划人。两人起初只是就原则问题发生争执，当裂隙越来越大，最小的细节也能点燃炸药桶。

当婚礼准备到一半时，岳林和徐薇就婚礼蛋糕一事再次发生争执，忍无可忍的新郎干脆宣布取消婚礼。

当感情没有涉及金钱、审美追求、处事风格等冲突时，两个人是否一致的评判标准可能停留在客观条件和空泛的价值理想层面，婚礼，暴露出新人之间掩埋在理想之下真实的不一致，对于没有太多生活经验的青年人来说，筹备婚礼的确是相互了解、磨合和评估双方是否合适的重要选题。筹备工作因夫妻俩意见无法一致而夭折的事，屡屡发生，但多数新人都能在事后达成谅解。在此过程中，新娘对婚礼决定权显得更执着，起源于她对婚姻权利的争夺或者确保：许多新娘都相信，自己在婚礼中获得的权利与在婚姻中掌控的权利成正比。

解决办法：这是一个责任和权利分配问题。新娘对权利的看重，一方面来自安全感，希望用争权试探出自己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一方面则缘于新郎的失职，新郎放弃投票权表达对妻子的“包容”，实际也是放弃了责任，当发现原则被侵犯时再想重拾责任以保证权利，必然会引起冲突。所以，一开始就亮出底线，分配好责任和权利，是避免所有冲突的前提。

婚姻里有三件坑爹事最暴露感情的死穴：买房子，装修，办婚礼。三件事中又以婚礼最复杂。以新人为核心，两人的工作生活圈为半径，所有亲友同事都成为直接和间接关系人。婚礼中的关系学，从来都不简单。

新人VS家长

为了孩子的利益

苏青的婚礼，一开始就不顺。她和丈夫本没有冲突，但两人身后的父母和一帮子亲戚从开始一直吵到结束，比电视里演的还夸张。第一天商量，婆婆毫不客气要求去他们老家办婚礼，一切得按老家规矩办事。疼爱女儿的苏青妈立刻反对。吵吵嚷嚷到最后两个妈达成共识：两家各自做东，一边一场，谁也不去对方家地盘。

中式还是西式，酒楼还是酒店，谁家出多少钱，份子钱算谁的，彩礼多少嫁妆多少……两个妈一人一个小本子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作为秋后算账的依据。小两口劝不住家里人，不吭声躲在一旁倒成了傀儡。

70％新人的婚礼操办都有父母参与，两个家庭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常常就在这里爆发。现在新人多是独生子女，父母习惯了对子女决定的参与，到婚礼时自认更有权力做主，或躲在孩子背后献计献策，以期达到自家孩子占上风不吃亏的目的。本来统一战线的两个人成了双方父母的傀儡，在父母的参与下产生相互猜疑、试探、角力的情绪。

解决办法：因为站的角度不一样，即便双方家庭都努力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但有维护自己孩子利益的原则，最终也不可能做到双方都满意。最科学的相处方式是尽量避免双方的直接“碰撞”，把意见反映给各自的孩子，由他们自己协商和回馈家庭的意见，以孩子为桥梁和缓冲带。还有一个值得分享的经验：大部分的娘家妈妈更重视态度，她们担心女儿嫁到婆家得不到重视，此时如果婆家在经济实力、家庭条件等方面有通，不给儿女婚事埋下隐患。

另外，新人在长辈面前不能自起矛盾，他们必须首先彼此间的交流畅通，牢记自己才是婚礼主要筹备者的身份，不要自动放弃主动权。

婆媳矛盾提前爆发

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婚礼还没办，婆媳就闹翻了脸。如果同居是情侣的试婚石，婚礼则是双方家庭关系的试金石。黄玲玲和婆婆同是女强人，两人都想成为婚礼大片的“制片人”，在筹备过程中屡屡冲突。虽然最后婚礼看似顺理进行，但她对挑剔确定迎宾人员

新人双方家庭都要派出亲友负责迎宾接待工作，提前分配好宾客签到台接待、登记礼物礼金和引导宾客入席等工作。

确定滚床儿童

通常为三岁以下健康活泼的小朋友；确认从外地来的亲友名单，并为他们预订酒店。再次确认主婚人、证婚人名单；这是最忙碌的一天。

就婚礼准备工作完成情况与父母沟通；根据准备情况就婚礼当天仪式进程与主持人作最后沟通：与伴郎伴娘再次沟通；最后确认帮忙的亲友。

守旧的婆婆已埋下诸多不满，而丈夫在此过程中的两不相帮，也成了夫妻俩日后经常吵架的导火线。

解决办法：婆媳问题老生常谈，很多婆媳矛盾在婚礼筹备期就露出端倪，多数情况下，总有一方会为了婚礼顺利进行而选择让步。但无论对错，和长辈发生直接冲突是大忌，除了显示出自己没有良好的家教外，还会因伤害了公婆而拉远与丈夫的距离。除了和丈夫多沟通、强调自己的理由和原則外，忍一时，既能显示出自己良好的家教，也能让对方父母对你有信心。

父母集体干涉太多

父母之间没矛盾，也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当矛头调转统一对向新人时，滋味一样难受。

刘洋的婚礼一开始就让他觉得憋屈。双方家长见面时他还担心了好一会，结果两对父母意见统一，就是和小两口的意见不统一。父母们对未来的婚礼有自己的看法，既要合礼数，又要隆重有面子。但刘洋想耍的婚礼是有创意、浪漫的，传统程序有没有，不重要。此外，请不请婚庆公司、用什么等级的司仪和摄影师，都让想花钱买轻松的新人和强调节俭的父母间总是僵持不下。尽管最后父母们做出了让步，但刘洋心里始终有些不舒服。

解决办法：父母们并不是那么难以沟通，导致分歧的也许不是婚礼本身，是子女对自己的态度，新人们“有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此外，父母也应该明白，婚礼的主角毕竟是两位新人，他们的意见才是最重要的，父母不能把自己年轻时不曾拥有的婚礼梦想实现在儿女的婚礼上；也不要一味追求务实，将原本应该浪漫且略带梦幻的婚礼办成走过场、走形式。

主任VS宾客

要得罪一个人?很容易，请他参加你的婚礼。一张名字写错的请柬，一个胡乱安排的座位，不礼貌的招待，甚至认错人这样的乌龙，都可能让人败兴而归。

婚宴上最能体现人际能力的，是座次的安排。既要符合老祖宗的传统规矩，又要避免让相识的宾客分隔两地；每桌都要保证至少有一位能调动气氛的客人。如何安排才能满足所有条件?

解决办法：婚宴座位安排原则如下：1.宴会中宾主的位置为正面对门的中心位置；2.桌位、座位距离主人越近则代表客人与主人的关系越紧密；3.婚宴中，新人父母双方应有各自单独的席位。适当靠近，分列红毯两侧；4.新人父母不相邻而坐，宾客则按照长幼次序靠父母双方右手边依次入座；5.将长辈、兄弟姐妹安排在同一桌或相邻区域；6.主人方面的陪客应尽量插在客人之间，以便与客人交谈。

实际操作时，可在遵循原则基础上，事先将客人的名单按与新人的关系及年龄进行分类，将年龄相近的宾客安排在同一台，从长到幼安排桌位，既尊重了长辈也解放了活泼好动的小辈们。

婚礼项目表

多家比较，确认预订酒店

看黄历选日子且只能在周末举办，条件苛刻，举办婚宴的酒楼酒店便特别抢手。选择时要综合考虑预算、地點、风格、现场效果、菜单和布置细节等因素。

多家比较，确认婚庆公司

注重口碑，谨防黑店。签合约前，要现场确认婚礼当天的车辆、主持人等项目，在违约责任方面有详细记录，婚礼当天再给尾款。

可通过面谈和电话等方式预订拍摄婚纱照时间一般婚纱影楼会提供预约服务，和化妆师详细沟通造型设计时带上婚纱，拍照前一天再次确认上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