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洋渔业生产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海洋空间开发利用的程度不断增大，再加上环境保护压力增大以及南海冲突升级等因素的作用，我国海南省渔民权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主要表现在养殖空间逐年缩减、渔业安全形势严峻、养殖水域环境恶化等方面，本文就这些问题展开论述，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我国海洋渔业生产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国海洋渔业生产论文 篇1：

我国海洋渔业执法体系及发展思考

摘要 在分析我国海洋渔业执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海洋渔业实际情况，对我国海洋渔业执法体系进行研究，并为解决有关问题提出建议。

关键词 渔业执法;体系;发展

Key words Fisherie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Development

我国是海洋渔业大国，海洋渔业执法为我国海洋渔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尤其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海洋渔业取得了飞速发展，然而当前我国海洋渔业执法体系仍存在诸多弊端。通过分析海洋渔业执法体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海洋渔业执法提出建议，以保证我国海洋渔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我国海洋渔业执法体系的现状

1.1 海洋渔业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渔业立法得到很大的发展，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渔业法律法规体系，基本上满足我国渔业发展的需要，也适应国际渔业法规的发展趋势[1]。据不完全统计[2]，到2006年底，我国已制定和颁布《渔业法》等14部法律，《渔业法实施细则》等33件法规，《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等63件规章，地方性法规约200件，签署双边渔业协定等几十个协定公约。这部分法律、法规与公约是我国海洋渔业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我国合理利用和养护海洋渔业资源，积极保护海洋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及维护专属经济区海洋渔业正当权益的决心和意志。

1.2 海洋渔业执法机构及其队伍不断壮大

1.2.1 海洋渔业执法机构。

海洋渔业执法机构逐渐得到完善。建国初期，全国渔业工作由食品工业部领导;1950年由农业部领导;1953年，渔政科设立在水产管理总局下;1957年，在水产部设立渔政司，同时建立黄海和东海渔业指挥部;1978年，三大海区渔业指挥部成立了渔政处;1983年，各海区加挂渔政分局牌子;1995年，成立了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2005年，沿海地区均设立了海洋渔业执法部门;2013年，将农业部中国渔政归入国家海洋局。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海洋渔业执法机构已达2 969个，其中渔政1 715个、渔监82个，船检40个，渔政渔监船检综合执法584个，渔政与农业执法单位合署101个，渔政与水产研究或推广单位合署410个，渔政与渔业生产单位合署37个[3]。

1.2.2 海洋渔业执法队伍。

随着捕捞技术的进步，海洋渔业得以快速发展，海洋渔业执法队伍建设取得较大的成就。以2003年东海区为例[4]，东海区海洋渔业执法人员共5 871人。其中，77.8%为渔政，11.9%为渔监，4.5%为船检，2.6%为电讯，剩余的为其他辅助人员。

但是从学历结构来看仅8.8%为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22.0%为大专学历，45.2%为中专及高中学历占，24.0%为初中及以下学历。由此可见，海洋渔业执法队伍普遍学历不高。

1.3 海洋渔业执法装备

据统计[2]，到2005年底，全国共有渔政执法车辆1 266辆，海洋渔业执法船艇403艘，渔业无线通信设备713台。1998～2006年，国家共投资13.7亿元，建设4艘千吨级、11艘五百吨级、19艘三百吨级、20艘百吨级的沿海渔政船和80多艘快艇，此外还有540多辆渔政车辆。

1.4 海洋渔业执法经费

目前，我国各级海洋渔业执法机构的经费来源大致分为自收自支、差额拨款和全额拨款三类，全额拨款约占65%，差额拨款约占15%，20%为自收自支[5]。多数基层执法单位的经费未纳入政府预算内管理，其人员和工作经费靠收费和罚没款维持，致使海洋渔业执法逐步演化成以罚款为主的执法模式。

2 我国海洋渔业执法存在的问题

2.1 海洋渔业立法问题

建国以来，我国海洋渔业立法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初步实现了“依法护渔，依法治渔”的目标，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加拿大、西欧等在制度博弈中存在一定劣势。

2.1.1 海洋渔业未独立立法。

海洋渔业法隶属于渔业立法，没有单独列出，因而未能独立的发展与延伸，这不符合我国海洋渔业大国的地位，更与渔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6]。目前我国渔业由海洋渔业和内陆渔业组成，两者在作业方式、管理模式、质量要求及其发展战略上均有较大的区别，因此用同一部渔业法来规范将会存在缺陷。海洋渔业立法的空白将长期制约我国海洋渔业健康发展。

2.1.2 现有渔业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

自1986年《渔业法》颁布以来，虽经两次修订，但新的渔业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规尚未正式修订出台。《渔业法》作为我国渔业的基本法律，只是确立了基本目标、原则、措施和发展方向，导致出现的新问题难以处理，缺乏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相关部门应在《渔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形成一系列适合海洋渔业和海洋资源特点的配套法规体系。

2.1.3 渔业立法出现相互脱节。

我国现行宪法和地方组织法明确规定，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均不能与上级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7]。然而，一些地方性法规、规章与法律之间存在矛盾，渔业立法上下之间也不注意衔接，使得渔业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难以操作，出现“政出多头”现象。

2.2 海洋渔业执法手段与方法落后

2.2.1 海洋渔业执法装备落后。

我国管辖海域总面积超过三百多万平方公里，而目前满足专属经济区巡航执法要求的执法船(三百吨级以上)不到20艘，平均每艘执法船需管理的海域面积约18万km2，根本不能满足履行职责的需要[8]。绝大多数执法船船龄老且吨位小，抗风、速度、续航能力弱，只能承担近海、沿岸水域的海洋渔业执法任务。此外，海洋渔业执法基础设施不能满足正常执法的需要。目前，三个海区渔政码头只能满足中小型执法船停靠、补给、检修等需要，而大中型执法船只能停靠于其他码头，给管理带来不便。

2.2.2 海洋渔业执法机制存在弊病。

多年的实践已证明，国家统一领导和地方政府分级管理的模式存在不足，地方权力过大，国家统一领导权利有限[9]。海洋渔业执法尚未从生产指挥型转到管理服务型上来，使得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此外，一些地方官员片面地追求眼前利益，而忽视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使得海洋渔业执法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这有悖于我国“依法治渔”的方针。

2.2.3 海洋渔业执法与科研脱节。

由于海洋渔业执法与科研隶属于两个不同的部门，故出现管理执法与科研分离，使多数海洋渔业执法滞留于经验执法的层次，带有很大盲目性，科技含量较低[10]，如未能根据资源再生能力来制定科学的捕捞量;可捕体长、体重各省份均不尽相同;未能严格进行生态评估，人为破坏海洋生境较为严重。此外，国家海洋局有完整的海洋研究体系，但由于与实际生产脱节，大量科学研究资料被搁置，造成极大浪费[11]。

2.3 海洋渔业执法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海洋渔业执法体制属双重领导，基层海洋渔业执法机构的人事及经费归所在地政府管理，只接受上级机构业务指导，造成其对地方政府依赖太大，难以独立行使其职能。在人员录用上把关不严，致使海洋渔业执法队伍组成复杂，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法律、政治专业水平不高。这将会限制着我国海洋渔业执法能力的提高，某种程度上致使海洋渔业执法过程中出现诸多偏差。

2.4 海洋渔业执法体系不完善

我国的海洋渔业执法模式系上世纪制定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难以相对独立行使赋予的职能。目前，我国海洋渔业行政管理机构众多且职责重叠，造成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被浪费，而且不能形成合力，达不到“依法治渔”的预期效果[12]。此外，我国海洋渔业执法最高机构官员数量不足，数十人负责管理全国数万人，对繁重的国内海洋渔业管理任务及涉外海洋渔业事务应接不暇，其结果造成分工不明、职能不一，基层未能明确贯彻上层的指示精神，上层未能了解基层的情况。

3 海洋渔业执法发展的思考

3.1 加快海洋渔业立法步伐，完善其法制体系

加快海洋渔业立法，要根据其实际生产中出现的新情况及新问题，对现有渔业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和完善，并尽快出台出有关渔业资源保护管理、渔业科研管理、渔港、船舶等相关配套的法规[9]。法规中，应充分考虑到海洋渔业长远的发展战略，从国情出发，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在海洋渔业立法和执法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收集各级海洋渔业执法部门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进行分析总结，使海洋渔业法规完整化、协调化。此外，在完善海洋渔业法制体系中，要重视群众路线建设，发动和依靠广大渔民和基层渔民协会，制定行业法规，使其在实际生产活动中自行管理，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群管和专管相结合的海洋渔业执法模式。

3.2 加强海洋渔业执法队伍建设

海洋渔业执法队伍建设直接关系到其执法能力和政府的声誉。当前，我国海洋渔业执法人员文化素质良莠不齐，普遍学历水平较低。因此，提高海洋渔业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引进有专业背景的人才已迫在眉睫，主要做好以下几点：①对现有的海洋渔业执法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整治，考核合格后的继续予以任用，不合格的进行遣散;②严把海洋渔业执法人员录用关，规范其人员的考试录用制度，参照公务员的标准进行考核;③严格执行岗前培训制度，凡未通过岗前考核者，不予颁发其执法证件，不准从事海洋渔业执法工作;④健全培训机制，以提高基层海洋渔业执法人员综合执法能力;⑤加快引进和培养渔政管理或海洋生物资源等相关专业人才。只有建立起一支业务过硬、财政有保障的海洋渔业执法队伍，才能在渔业行政执法过程中有效解决乱收费、以罚代管等问题，维护政府的公信力，真正做到“依法治渔、依法兴渔”[13]。

3.3 加强海洋生物资源养护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世界海洋渔业捕捞量已达到了产能极限;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对海洋生物资源的过度捕捞及对生境的破坏，使得海洋渔业产量逐年下降[11]。故需加强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海洋渔业执法与科研要密切结合起来，使海洋渔业执法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具体做好以下几点：①海洋生境修复研究如海草床、牡蛎礁、珊瑚礁修复技术及其人工鱼礁构建技术研究;②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技术如人工放流、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技术研究;③海洋牧场建设技术研究;④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监测、评价与管理模型研究。

3.4 加强海洋渔业执法基础设施和装备建设 我国海洋渔业执法装备设施建设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其执法能力有所提升。但起点低、欠账多，执法装备设施建设的

整体规模、装备水平和保障能力还比较落后，海洋渔业执法能力建设特别是渔政船和渔政码头及基地建设，与面临的严峻局面和承担的重任还远不相适应，与国内其他执法队伍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渔业执法装备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14]。为维护我国海洋权益，保障渔民的正当权益，建设适应现代海洋渔业发展所需的专属经济区海洋渔业执法队伍和先进的海洋渔业执法装备已迫在眉睫。

3.5 加强海洋渔业执法区域合作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海洋渔业大国，海洋渔业活动不仅涉及我国近海及专属经济区，也涉及公海及相关国家专属经济区与双边渔业协定的水域。为了进行有效监控、管理、监督和执法，加强国家间的海洋渔业执法合作是国际渔业法律制度的一个清晰的发展方向[15]。就目前而言，我国可与日本、韩国及越南等国家进行合作，设立区域合作执法委员会，共同制定渔业政策、建立主要经济鱼类资源的最大可捕量、总许可渔获量(TAC)制度及各国的配额和确定各国的渔船作业方式、数量、总功率等指标，并适时根据渔业资源量的状况进行修改。此外，在该委员会里设立秘书处，负责日常事务，并为会员国提供决策咨询。

3.6 加强海洋渔业执法与科研相结合

海洋渔业执法与科研密切结合，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执法，以增加可行性，避免盲目性。目前，我国渔业科研力量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还存在较大差距，渔业科研手段单一，研究不够深入，尤其是在基础科学研究如对海洋生境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等研究项目不足，对渔业发展研究仅处于单纯的数据汇总。故建议政府部门对海洋局和农业部的科研机构进行合理安排，避免研究重叠，改进研究手段，并适当增加科研经费，加强渔业基础科学研究。尤其是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①利用无线射频识别(RFID)、船舶自动识别(AIS)、雷达等技术建设海洋渔业执法船与作业渔船海上动态监测系统;②利用地理信息系统与灰色关联度相结合研究主要经济鱼类的时空分布;③应用数学模型研究渔业资源的产量与补充量。

参考文献

[1]

黄硕琳，唐议.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100.

[2] 唐克.我国渔业行政执法[D].长春：吉林大学，2009：10–11.

[3] 农业部渔业局.2013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107-108.

[4] 郭文路，张建国，宋志俊.东海区渔业行政执法能力建设研究[EB/OL].http：//www.dhyZchina.gov.cn/article.asp?news_id=5578.

[5] 郭文路，黄硕琳.我国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的研究[J].上海水产大学学报，2004，13(3)：235-239.

[6] 王芳，王自力.对中国海洋渔业法律体系的审视[J].中国渔业经济，2005(5)：44-48.

[7] 王诗成，刘均政.浅议我国的渔业立法[J].海洋渔业，1992(5)：224-228.

[8] 陈毅德，马为军，杨昌健.新形势下做好呼吁维权维稳工作的思考与建议[J].中国水产，2012(3)：12-16.

[9] 陈文河.我国渔政管理的探讨[J].河北渔业，2007(11)：1-4.

[10] 水柏年.浙江海洋渔政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1，18(2)：13-16.

[11] 农业部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全国渔政管理理论研讨会论文汇编[G].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36-39.

[12] 付玉.中国海洋渔业执法的特点及发展趋势初探[J].经济研究导刊，2010，78(4)：71-72.

[13] 刘新山，高媛媛，柳岩.论渔政公务人员[J].上海海洋大学学报，2009，11(3)：5-10.

[14] 肖乐，明爽.中国渔政指挥中心主任陈毅德谈“十二五”渔政事业发展[J].中国水产，2011(8)：5-8.

[15] 黄硕琳，刘艳红.海洋渔业执法的国际合作—我国大陆的执法实践[J].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09(8)：1-11.

作者：胡成业 王飞 林杭宾

我国海洋渔业生产论文 篇2：

海南省渔民权益保障问题的现状及对策探析

摘 要：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海洋空间开发利用的程度不断增大，再加上环境保护压力增大以及南海冲突升级等因素的作用，我国海南省渔民权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主要表现在养殖空间逐年缩减、渔业安全形势严峻、养殖水域环境恶化等方面，本文就这些问题展开论述，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渔民权益;保障;渔业管理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世界各临海国家都越发注重海洋的开发和利用，海洋权益争端也越来越频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一个国家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但同时享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这就导致许多国家的专属经济区相互重叠。另外，我国传统海域许多海岛被周边国家侵占或者处于争议之中，使得我国海洋渔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各沿海省份和地方政府对海洋经济高度重视，并加强了其中的国有化程度，使得我国沿海渔民权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笔者选取我国管辖海域最广的海南省为具体实例，通过调查其中渔民权益受损的实际状况，探讨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一、海南省海洋渔业现状

海南省是我国最南边的省份，全省陆地面积不足3.5万平方公里，其中海南岛面积更是仅有3.39万平方公里。虽然陆地面积较为狭小，但是海南省却拥有庞大的海域，北到广东、广西海岸，西边与越南为邻，东边接菲律宾，向南直到马来西亚和文莱近海，海域面积达200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所有海域的57.1%。2012年，我国设立三沙市，加强对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控制，虽然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与周边争议国家的紧张局势，但是我国海南渔业却因之取得了较大发展。广阔的海域和丰富的渔业资源为海南省渔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使得海南省具备了其他沿海省份不可比拟的优势。2014年，海南省渔业产品总产值310.24亿元，其中海洋渔业产品总产值263.76亿元，占全省渔业产品产值的85%以上。就渔民收入来讲，海南省渔民平均年收入为12 856元，相比较全国渔民平均年收入的14 569元来讲，还有着较大的差距。就渔民对于目前收入现状的满意度，笔者走访了海南本岛的几个渔村，以潭门镇为例，当地近一半渔民对此不太满意或者十分不满意，十分满意的只有9.6%。绝大多数渔民认为，就目前的收入条件来看，镇内渔村的福利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不能得到较好的保障。就全省渔民村镇来看，潭门镇属于平均收入上游水平，那么其他渔村的相对收入和福利水平堪忧，渔民的整体收入还有待提高，海南省政府和各市县政府仍需要在提高渔民收入水平上下大功夫。

二、海南省渔民权益受损状况

(一)养殖空间逐年缩减

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南省不断推进填海造陆项目，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明显，许多沿海滩涂和近海被通过人工造岛等方式加以改变，使得渔民的养殖空间有所减少，笔者这里以最著名的海甸岛为例进行说明。海甸岛位于南渡江入海口，是典型的河口三角洲岛屿。1970年，当时的海南省政府发动群众围成6.5平方公里的海甸岛。三十多年来，海甸岛的面积不断扩大，如今已达13.8平方公里。海甸岛所在的海域本来是当地渔民进行近海养殖的理想场所，如今却已变为房地产的“天然宝地”。像海甸岛这样的围海造陆现象，在海南还有很多，它们的层出不穷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海南省渔民的近海养殖空间逐年缩减，给海南省渔民收入的提高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当然，海南省渔民养殖空间缩减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周边国家侵占我国南沙群岛的岛屿进而驱逐当地养殖和作业的渔民，使海南渔民失去了较多的远洋养殖和作业空间等。

(二)渔业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海南省渔业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渔船事故多发。海南省所辖海域为南海的大部分，是国际远洋海运的必经之处，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最近航道，从中东、欧洲和南亚地区到远东的航船一般都会选择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然后从台湾海峡穿过进入远东各港口。由于南海海域广阔且我国对许多海域尚未实现有效控制，使得航船经过南海时极易偏离固定航道，而渔船受到各方面的影响，也会时而改变航道，再加上其他国家渔船和所谓执法船的骚扰，使得渔船事故多发。其二，周边国家经常性的骚扰和破坏，使得海南渔业尤其是远洋渔业受到极大影响。自南海海域发现石油、天然气和锰结核资源后，周边国家开始了侵占我国南海岛屿的步伐，尤其在南沙地区极为严重。截至目前，我国实际控制的南沙岛屿很少，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诸国宣称这些岛屿是它们的固有领土，进而管辖周边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对域内正常作业的我国渔民肆意抓捕，有些国家甚至对我国渔民非法拘禁，海南省远洋作业的渔民时刻都要提防来自周边国家的侵扰，渔业安全受到极大影响。

(三)养殖水域环境不断恶化

除了养殖空间缩减、渔业安全形势严峻这两点以外，对我国渔民权益影响较大的便是我国养殖水域环境的不断恶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由于工业的发展，许多沿海的养殖水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一些渔产品不能适应新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大量的减产。其二，一些沿岸水域的富营养化日益严重，赤潮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再加上沿岸水域温度有所提升，使得原本的养殖水域环境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水域环境不断恶化。

三、海南省渔民权益受损的原因

(一)南海海域主权存有争议

与其他省份渔民权益受损的原因不同的是，海南省渔民权益受损有相当一部分是外部原因造成的，即遭受到外来势力的挑衅。由于我国尚不足以控制整个南海，加上南海海域发现石油和天然气等宝贵资源引得周边国家蜂拥而来，使得南海各岛屿尤其是南沙群岛被周边国家大肆侵占并进而掠夺沿岸资源。近年来，周边的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菲律宾各国纷纷表示并不认同我国传统九段线，宣布对南海部分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甚至还将其与我国在南海的争议提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强制仲裁程序，公然挑衅我国南海主权。尽管我国坚持九段线内南海海域是我国不可争议的海区，我国政府对其拥有不可争辩的管辖权，我国渔民对该海域资源有无可争辩的开发权，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由于许多岛屿事实上处于他国控制之下，使得我国渔民在当地海域的正常作业受到很大影响甚至不可能实现正常作业。原本属于海南省渔民能够取得正常收益的海区由于他国干涉受到极大的影响，给海南渔民收益带来重大损失。

(二)渔业经济发展滞后

虽然海南省渔业经济发展规模并不小，但是却并不先进，反而呈现出极为落后的现状，突出表现为渔业产业化程度比较低，通常采用的就是养殖、捕捞、销售的简单途径，即通过养殖和捕捞获取渔产品后，并没有经过加工，而是直接出售，导致附加值很低或者根本没有附加值，渔民从渔产品上的获利十分微薄，很难从渔业生产中获益，导致他们即便有升级产业的想法也无从实施，只能被动地坚持传统的较为落后的渔业生产和经营方式。另外，海南省沿海渔民大多专门从事渔业捕捞和养殖活动，很少有其他收入，这就使得他们过度依赖渔产品带来的经济效益，一旦收获的渔产品减少，渔民的收入就会相对应地下降，从而用于渔业其他方向的资金也就会受到影响，从而造成一条链的效益下滑。近年来，随着海洋环境破坏加剧和过度捕捞以及南海争端日益严峻，使得海南渔民捕获的渔产品数量大为下降，直接的经济收益也就随之下滑。

(三)渔民价值观念保守、文化素质偏低

海南渔民世代生活在海岛岸边，抱定了靠海吃海的固定思维不放，只固守旧式的捕鱼、养鱼、卖鱼的思路，一方面拒绝转行到其他行业，另一方面也抵触渔业的转型升级。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半左右的渔民仍旧认为，即便是渔产品捕捞数量下降导致自己失业，也会仍旧从事渔业或者和渔业相关的行业。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渔产品数量下降导致其价格有所攀升，进一步刺激了海南渔民的捕鱼热情，很多人不顾渔产品存在着一定生长期的客观状况，为了获取利益而疯狂捕捞，使得渔产品大量减少，来年可正常捕捞的渔产品数量严重不足，并进一步刺激渔产品价格上扬，继而迎来新一轮滥捕高潮。如此，海南渔产品捕捞业陷入了恶性循环，许多人甚至不惜以损害当地的渔产品生存环境为代价来获取短期收益。渔民价值观念的保守最终使渔民自身的利益受到严重损耗。另外，渔民文化素质偏低也是造成海南渔民权益受损的重要原因。以潭门镇为例，当地义务教育完成度仅为70.6%，远远低于95%的全国平均水平，拥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四分之一。这样的教育程度与全国任何地区相比较，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样一来，大部分渔民就受制于文化程度的原因而难以转行从事其他行业，也不具备实现渔业科技化、提升渔业生产水平和再加工能力的知识水准，使得海南省广大渔民在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今天，竟慢慢变为经济发展的边缘群体。

(四)渔业补贴政策不合理

海南省渔业补贴政策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具体来讲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首先，渔业补贴方式较为单一，目前，除极少数地区外，海南省渔业补贴仅仅局限在柴油补贴和休渔期补贴这两项，并没有其他方面的补贴项目，特别是缺乏渔业产业升级的补贴，使得当地渔业生产的方向得不到正确的引导，没有这方面的补贴，当地渔民很少愿意主动进行渔业产业升级。另外，渔业补贴方式以柴油补贴为主且受众面比较窄，一方面刺激了渔民主动增加捕鱼次数，获得了较多的渔产品，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传统渔业因之继续扩展，海南渔业还是停留在通过扩大捕鱼规模而增加渔业收益的层面之上，给海南渔业转型带来一定的阻碍。同时，其补贴的受益人是船主而不是全部的渔民，而船主在渔民群体中毕竟只占少数，这就使得绝大多数渔民并不能从渔业补贴中获利，严重限制了当地渔民的收入增加。

四、海南省渔民权益保障的途径

(一)大力发展远洋渔业

近年来，近海渔产品数量急剧下降，已经不能满足我国渔民捕捞和全国渔产品的消费需求，必须大力发展远洋渔业。要发展远洋渔业，首先，必须在国际海洋条约框架内进行统筹规划。我国政府和海南省地方政府要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范畴之内发展远洋渔业，并谋求与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大洋海域内国家的渔业合作，积极发展域外渔业。当然，海南省的远洋渔业的重点仍旧放在南海海域范围之内，对于有争议的海区，可以积极贯彻“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努力实现与争议国家的合作共赢，以力求较快地拓宽远洋捕捞的范围。其次，海南省政府应当改善补贴方式，大力加强远洋渔业补贴力度，鼓励渔民投身远洋渔业。

(二)积极保障我国南海海域主权

海南省渔民收益受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南海岛屿大部分被周边国家侵占，周边海域也相应地成为争议海域，使得渔民在当地的正常作业受到很大的影响，许多渔民甚至不能正常地在我国传统海域内进行捕捞作业。虽然现实情况下，我国还只能与周边国家进行协商，争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保障渔民的部分捕鱼权不受损害，但是就长远来看，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要积极保障我国南海海域主权，为我国渔民在当地的正常捕鱼活动保驾护航，从而实现南海海域渔业生产和作业的正常化。

(三)提升渔民文化素质

海南渔民权益受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渔民的思想观念较为保守、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为此必须大力提升海南渔民的文化素质。具体来说，可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保证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确保每个人都能够正常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以巩固当地渔民的知识基础;第二，积极鼓励渔民子弟投入到高中阶段的学习，并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和扶持政策，确保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为日后海南渔业产业升级储备大量人才资源;第三，兴办渔民夜校等成人学校，开设不同层次的班级，增加成年渔民的知识储备，并向他们宣传国家的渔业政策及正确发展渔业的相关知识，以减少渔业升级面临的来自渔民内部的阻力。总之，要想真正地增加海南渔民收益，保障他们的权益，就必须从改造渔民自身出发，提升渔民的文化素质，从而改变渔民的思想观念和知识水平。

(四)升级渔业产业结构

海南渔民收益下滑、权益受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渔业产业结构较为落后所致，渔民过度依赖于近海捕捞和有限养殖，使得渔产品一旦出现数量下降，海南渔民的收益就会随之迅速下滑。因此，必须升级渔业产业结构，具体可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实现渔产品的深加工，以获取更多的附加值，改变过去渔民辛苦捕鱼却收益极微的局面;其二，大力发展休闲渔业，使渔业生产走向多元化，在渔业发展上冲破渔业生产这一条链的局限，将渔业扩展到与其相关的第三产业上，例如大片渔村修建成独具渔家风格的度假村，这不仅为渔产品开发提供了新的销售渠道，还给渔民带来了额外的经济收入。

参考文献：

[1]王淼，刘勤.从交易费用理论看我国渔业行业协会建设[J].中国渔业经济，2007(2).

[2]邵桂兰，张希.我国渔业产业化国际合作研究[J].中国渔业经济，2007(2).

[3]陈明宝，任广艳.长岛县休闲渔业的发展及对策研究[J].渔业经济研究，2007(3).

[4]危朝安.大力推动渔业科技进步 全面支撑现代渔业建设[J].中国水产，2007(3).

作者：侯丽维

我国海洋渔业生产论文 篇3：

基于水下文物的控制实验研究

摘要：水下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保护并继承这些珍贵的文物，深度挖掘其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不但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民族凝聚力的迫切需求，更是全面落实我国海洋发展战略的关键途径。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水下文物保护工作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对现有的科学技术的进行完善优化，更好的为水下文物的探测与保护提供技术支撑。基于水下文物的控制实验研究，其目的就是选择较为合适的材料或者设备，将其沉入海底，之后利用检验仪器来对已知物体的成像进行比对分析。通过本次的实验分析，可以为日后的水下文物探测工作提供科学参考，并且对于水下文物精密影像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水下文化;控制实验;影像形成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海洋战略地位逐渐提高。为了进一步开发海洋资源，世界各国纷纷展开科学研究，在保障海洋生态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开展海洋资源。作为海洋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的开展利用水下文化遗产成为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另外，在海洋经济高效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却不断恶化，影响水下文化遗产的因素逐渐增多。海洋世界与陆地有着明显差异，声光条件非常差，只是依靠机器人或者潜水员下水操作，探测效率比较低。引入先进技术，融入到海洋资源考古勘探中，能够为水下文物调查分析提供重要依据，从而推动我国海洋战略的健康发展。

一、基于水下文物的控制实验的意义

海洋环境存在许多的未知危险，而且作业成本比较较大，怎样迅速确定调查对象是考古人员的首要任务。通常情况下，有些信息是从渔业生产或者盗掘盗捞等方面获得，能够较快的进行定位，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文物抢救工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沉船线索逐渐较少，为提高作业效率，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及时从被动考古挖掘转为主动规划保护，这也是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传统意义上进行水下文物调查工作就是发掘发现那些沉没在大海中的历史古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考古学者首次提出水下考古的概念。从这时起，水下考古已经从简单的发现勘察变为深层次的了解观察文化古迹遗址。吸取国外考古经验，我国的水下考古工作也可以按照探测技术、作业方法和分析手段的研究思路。一味的探索发现无法满足现阶段的考古需求，对于我国的海洋考古事业发展也有着不利影响。目前，对于我国海洋考古来说，用于水下遗迹探索的勘探仪器的精确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优化，而且针对现行技术手段的应用效果的评价分析同样需要得到强化。在对水下文物的位置信息进行捕捉识别以及对信号的分离等技术也需要进一步改进。

二、水下考古实验控制的研究进展

实验考古学涵盖范围非常广泛，比如基于地表平面所开展的建筑复原以及建筑破坏过程研究、器物制作技术和功能的推理实验以及资源管理的全程实验等。考古实验控制研究起源于陆地考古学，在1970年，由美观学者建立两个人为可控的考古试验地，从而进行探测技术和目标对象的之间的定量关系，基于此，促进了当时考古探测技术以及探测装备的革新进步。如下图1所示，为可控式人工考古试验场。当场地建成以后，许多工业机构或者高等院校都在此进行了设备测试研究，不但推动了考古行业的物理技术发展，还对考古业自身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在我国，借鉴国外科研经验后开始自主研发，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逐渐设计出可控式考古建筑模型福建试验场所，结合目前已經发现的文化遗址类型将试验场划分为作坊类、灰坑类、墓葬类以及居址类等，在这些类型选择特点较为鲜明的遗迹按照1：1的比例进行复建，尽可能做到百分百还原，当模型建设后，需要将地下遗迹模型和半地下遗迹模型用土进行掩埋，为日后的探测分析做出准备[1]。如下图2所示，为人工试验场所调查。利用海洋物探装置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营销，比如声学干扰、电噪声等，有些干扰采取措施可以消减，但是有一部分难以克服，对工作开展增加难度。由于航洋复杂环境对声学图像的采集工作带来诸多干扰因素，导致影像出现失真、存在缺陷等问题，而且原本的对比度和分辨率要需要利用控制实验来进行二次识别。

针对水下文物探测中比较常见的侧扫声呐进行研究，发展至今，还有许多考古人员对其存知识误区。首先，使用者了解到侧扫声呐的用途，但是对于经过考古研究后的遗址残留的后向散射特性了解甚少。其二，工作者对声呐系统认知存在差错，标准侧扫声呐的分辨率比较低，但是因为分辨率和传感器相应和调查条件等有着内在联系，所以在实际勘察中，很难分辨0.05米的目标对象。第三，该误区存在于侧扫声呐应用比较广泛的海洋探测领域。例如像失事飞机或者沉船等都基于原物体的某一特征，体积庞大。但像是人工礁石、网箱养殖等都可以依靠分布特点来进行推理判断。利用侧扫声呐来探测现代沉船等物体，所检测到的都是一些零散事物，对于考古工作有着较大的挑战性。

三、水下实验控制考古展望

对于我国海洋考古探测研究来说，因为现代化的人工建筑数量不断增多，而且海洋地形环境复杂多变，导致海洋声学解读工作难度较大。所以，海洋考古研究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探测人员的技术水平和作业经验。除此之外，在近岸海域中，例如船舶航行安全问题、海洋深度问题以及地形环境等因素，都导致探测仪器的应用困难，并且加大了数据解读的难度。在这个情况下，很容易将自然地物解释为沉船遗迹，或者将其作为干扰因素而选择放弃探测。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科研实力稳定提高，终有一天可以制定出更为合理有效的物理勘探调查方式，进而推动我国水下文化遗迹的考古工作的健康发展。

四、结论

总而言之，开展水下控制实验工作不单单只是为了对海洋文物遗址的探测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为水下文化遗迹的管理提供惊喜的影像数据，从而了解这些珍贵历史遗迹的形成过程并为日后的遗址复建奠定基础，这才是开展海洋考古研究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胡毅，丁见祥，房旭东，等.基于水下文物控制实验的海洋地球物理声学研究进展[J].地球科学进展，2019(10).

作者：余万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