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保险风险管理论文

推进实施体育强国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内在要求。保险具有风险管理、社会治理和资金融通等功能作用，能够在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可以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撑。补短板、强弱项：亟须把握好实施体育强国战略的着力点建设体育强国是民族复兴的一项标志性事业。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网络保险风险管理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网络保险风险管理论文 篇1：

探析网络保险风险管理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步伐逐渐加快，人们对于保险的需求也逐渐增多，在这样给的背景下，网络保险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但是，随着网络保险公司的不断增加，也逐渐出现了很多的风险因素。为了解决对网络保险的风险管理方面的问题，本文对网络保险风险管理中常见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可以对网络保险的发展提供帮助。

关键词：网络保险;风险管理;应对措施

网络保险是指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各种保险业务，它是在传统保险的基础上形成的。网络保险的经营、支付和结算都是在网络上进行的，依靠数字化技术对传统的一对一的保险服务形式进行了改变，通过网络平台可以大幅度的提高工作效率，保险公司的经济效益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网络保险的出现不仅帮助了保险公司的发展，而且对投保人也有着十分有利的方面。投保人在购买网络保险时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对信息进行填写，当遇到问题时还可以采取线上咨询等方式进行解决，为投保人的操作提供了方便。而且在购买网络保险时，付款等操作都将在网络上进行，保单也在网络中直接生成，这样的方式也有利于减少保险公司人员资源的消耗。然而，互联网的一些特性，例如隐蔽性、不确定性等也导致了风险的增加，风险管理已成为网络保险管理的重中之重。

一、网络保险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网络保险立法机制缺失

法律监管是降低网络保险中出现风险的有效手段。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网络保险方面的监管存在着缺失的问题，而且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可以对网络保险进行保护，这样的原因使得网络保险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缺乏法律的监管。大多数监管制度和法规都是基于传统保险行业的特点进行规定，难以适应新环境下网络保险的特点。法律法规的不足导致网络保险存在一定的盲区，不仅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声誉与发展，还可能对投保人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二)风险管理意识淡薄

保险公司对网络信息的安全性和风险管理不甚重视。网络保险属于新型保险形式，保险公司对网络建设方面较差，因此保险公司存在网络技术人才短缺的现象，这也导致了保险公司的网络建设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进一步加大了网络保险的风险。

(三)风险管理缺乏内部控制制度

网络保险管理体系缺乏内部控制体系，即使有风险迹象，也无法做到第一时间发现，错过了风险处理的最佳时机。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网络保险公司对保险产品、销售人员、服务团队等环节没有严格的内控制度，导致网络业务不规范，风险管理受到阻碍。内部控制制度的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整体的发展。

(四)缺乏专业的风险管理人员

网络保险风险管理人员不仅要具备保险业的专业素质，而且要熟悉互联网环境，具备相关的信息技术和管理技能，还要熟悉国家保险业的相关法律法规。正因为这样搞的原因，保险公司需要网络保险风险管理方面引进专业人才，对网络保险风险管理等相关问题进行控制。

(五)现行保险监管机制存在漏洞

分业监管提高了传统保险业务的规范化水平，但是在网络保险方面却没有相应的监管机制，对网上交易过程中的交易双方的监管存在缺失。因此，必须建立保险监管机制，规范网络保险的有序发展。

二、网络保险风险管理的改进措施

(一)法律制度的完善

法律法规的建立与完善可以帮助网络保险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由于网络保险具有特殊性，需要依据其风险建立有针对性的法律保障体系，保障投保人和保险公司的交易正常进行，协调和防范网络保险风险。

(二)提高网络保险风险管理意识

作为一个网络保险公司，有必要对市场风险有更广泛和更深入的认识，特别是要具备認识网络风险特征的能力和采取相应措施的能力。公司应设立专门的部门和专职的风险管理人员，对网络保险的风险进行实时监控。同时应及时更新网络保险的风险特征，加强风险管理的培训，提高员工识别风险的意识及能力，营造全员参与的风险管理氛围。

(三)加强内部风险控制

网络保险应具有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和明确的管理章程，保险公司应该建立相应部分，对内部风险进行控制，从而对网络保险风险进行管理。可以聘请专门人员，保障风险管控工作可以有效的进行。同时应明确内部控制责任，避免风险问题的发生，引入网络风险控制指标，有效降低网络风险的引发因素。

(四)提高人才素质

人才是风险管理的关键，在网络保险风险管理中应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首先人员上岗前必须进行相关的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风险来源、特点、预防措施、相关法律法规、信息技术等。强化员工的风险意识，了解网络环境下保险存在的风险以及相关的干预机制。其次需要人才的可持续发展，保险公司可与专业院校签订培训合同，通过培训引入满足风险管理需要的人才。

(五)优化监管机制

监管部门需要对网络保险的监管机制进行完善，充分理解网络保险自身的特殊性，有针对性的完善现行监管体系，提高网络保险风险管理的水平。同时，应通过对网络保险公司的监管发现现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了解不同政策的执行情况，不断对其进行改进，进一步规范网络保险公司的行为。

结 论：

在当前科技背景下，网络保险的产生使许多用户体验到更快速、舒适、高效的服务。但是在网络保险市场规模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网络保险的风险管理仍需要得到重视，只有对网络保险的风险进行管理，才可以使网络保险得到应有的发展。国家需要加强对网络保险方面的重视程度，对其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从而降低网络保险中存在的风险。保险公司也需要增强网络保险风险的管理，加强人才的引进。通过这样的方式，对网络保险的管理体系进行完善，希望通过本文可以对网络保险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方正阳.网络保险发展现状及问题研究[J].科技经济导刊，2020，28(12)：243.

[2]周蕾.就网络保险的发展现状及关键问题浅析[J].时代金融，2019(09)：153-154.

[3]高雨竹.我国网络保险的风险管理问题及政策建议[J].中国商论，2018(34)：115-116.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肖利民，女，汉，湖南，19921106，本科;

第二作者：陈小芹，女，汉，广东，19761120，本科。

作者：肖利民 陈小芹

网络保险风险管理论文 篇2：

积极发挥保险功能作用 助力体育强国战略实施

推进实施体育强国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内在要求。保险具有风险管理、社会治理和资金融通等功能作用，能够在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可以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撑。

补短板、强弱项：亟须把握好实施体育强国战略的着力点

建设体育强国是民族复兴的一项标志性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国新时代体育事业全面协调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远景目标，擘画了未来5年以及更长时间体育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在推进我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统筹发展、竞技体育不同项目均衡发展以及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协同发挥作用方面，应当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聚焦短板和弱项，找准实施体育强国战略的着力点。

第一，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需要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体育服务设施供给，着力解决居民“去哪儿锻炼”的难题。目前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要和健身设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较为突出。统计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体育场地共有371.34万个，体育场地面积30.99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20平方米。虽然历史纵向增长较快，但与美、日等发达国家横向比较，与人均超过10平方米的领先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了让全民健身更亲民、更便利、更普及的群众体育发展方向，明确了到2035年经常体育锻炼人数占比超过45%、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5平方米的具体目标。加快建设与社区居民“近距离”甚至“零距离”的体育健身场所设施，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吸引更多居民参加体育运动的“牛鼻子”。

第二，全面实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需要构筑有效的风险保障体系，着力解决参与方的“风险恐惧”心理。少年强则中国强，在建设体育强国的征程上，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早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焦点，瑞士洛桑大学研究发现青少年每周运动14小时对于身体健康最为有益。但是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已经连续20多年出现下滑，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超过50%。我国76.2%的儿童青少年每天体育锻炼时间不足1小时，体育锻炼缺乏是青少年身体素质下降的主要原因。除了体育设施不足、数字产品使用和学习压力增大等原因之外，体育运动风险因素也是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的“拦路虎”。一方面，青少年的监护人不愿意承担青少年参加体育运动可能导致的身体损害风险。另一方面，学校在提供体育设施或组织体育活动过程中，面对学生安全的责任和压力，在安排体育锻炼时倾向性地选择简化项目、降低强度、缩短时间。在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特别是在全面实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的过程中，需要建立有效的体育运动风险教育、防范和转移机制，鼓励和促进青少年乃至全体国民安全、快乐地参加体育运动。

第三，推进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需要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着力提升竞技体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竞技体育已经步入科技竞争时代。新时代竞技体育发展需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竞技体育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创新型转变，坚持以运动员为核心、以教练员为首要、以条件保障为基础、以现代科技为装备，提升竞技体育发展质量，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在世界体育强国之中，科技应用已经彻底改变了运动员训练和教练指导的方式，从运动员的日常管理、衣食住行到训练比赛，都有专门的科技团队提供系统保障，每0.01秒或0.01米的运动成绩进步，背后都是以巨大的科研投入为支撑。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也亟待从“小米+步枪”向“网络+科技”转型升级，需要加大体育科技创新力度，通过高科技装备助力竞技体育水平提升。由于体育科技创新具有的风险性和公益性特点，科技研发投入不高、科技创新动力不足以及市场力量参与不够等问题，需要从体制机制上予以破解。

第四，打造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需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国内体育产业，着力提升体育产业经济贡献。在体育强国战略和政策保障支持下，我国体育产业已初步形成全产业链格局，体育产业2019年总规模达到29483亿元，增加值达到11248亿元，在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简称GDP)中的占比为1.14%。从总量来看，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低于发达国家2.1%的平均水平，更低于美国、法国等体育强国超过2.5%?3.0%的占比。从结构来看，在2019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中，与“职业体育”相关的体育竞赛表演、体育经纪代理和体育广告传媒等子行业的增加值合计占比仅为3.6%，与美国职业体育增加值近20%的占比相形见绌，发展潜力巨大。

第五，发展大型体育赛事，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风险保障体系，着力化解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财务压力。发展大型体育赛事，是提升竞技体育水平、扩大大众体育消费、带动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组织大型体育赛事也需要面对一些特殊的风险。大型体育赛事组织具有人流、物流高度密集的特点，人流和物流在有限时间与空间内的大量聚集，导致赛事执行和管理过程中的风险发生概率较高。大型体育赛事组织需要平衡好“风险性”与“吸引力”，在通过提高赛事活动挑战性来提升消费体验的同时，要保证参与者、主办方的生命、财产与财务安全。大型体育赛事组织筹划具有一定周期性，如因不可抗力导致赛事活动中断，会导致主办方前期投入成为沉没成本，冲击相关主体的财务安全。据江苏省体育局抽样调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江苏全省122场计划赛事中有79场取消，赛事运营企业平均停业超过3个月，超過九成的赛事服务企业出现不同程度收入下滑。大型体育赛事主办方，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市场主体，都要科学应对体育赛事组织运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

强服务、优保障：保险在实施体育强国战略中大有可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加快推进体育改革创新步伐，更新体育理念，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纲要设定的三阶段战略目标包括，到2035年形成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体育发展新格局，实现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险作为一种专业化、社会化、市场化的治理机制，能够在推进我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为建设体育强国提供有效的风险管理服务和保险保障支持。

第一，发挥人身保险费率杠杆机制，实现体育运动与健康管理融合，促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实施。建设体育强国是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广泛深入开展以满足人民健身需要的全民健身运动，推动健康管理关口前移，有利于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减少社会医疗负担、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到2035年实现“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5%以上”的全民健身目标，除了宣传教育和增加设施以外，还可引入保险这种与居民健康和财务保障密切相关的市场化健康管理手段，根据居民参与健身锻炼的情况实施差异化的保险费率定价，激励居民科学合理地参加体育锻炼。保险机构可在大数据精算的基础上厘定参加体育锻炼与寿命健康的关系，并将运动因子引入人身保险定价模型之中，对于体育锻炼明显偏少的居民，在其投保人身保险时给予费率上浮;对于科学合理参加体育锻炼的居民，在其投保人身保险时给予费率优惠。例如，以移动互联和可穿戴设备为技术依托，保险公司可研发推出与运动大数据相结合的重疾保险产品，根据被保险人的运动量动态调整费率，当期运动步数越多，下期须缴保费越少。在全社会商业保险参保率持续提高的情况下，与体育锻炼情况挂钩的保险费率机制，可以形成体育运动与健康管理的良性互动融合，激发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自觉性主动性，达到提高身体素质和提升健康水平的积极成效。

第二，开发职业运动员专属保险，提供覆盖职业运动员退役前后的保险保障，解决运动员职业化的后顾之忧。做好运动员特别是竞技体育运动员职业发展和保障工作，是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需要，是促进运动员群体终身全面发展的必要举措。在役期间，职业运动员需要承受竞技体育运动风险，可能面临体育运动所导致的身体伤害甚至生命危险。退役之后，职业运动员需要面临职业转换的挑战，特别是对于缺乏国际大赛优异成绩和广泛社会知名度的职业运动员，甚至面临失业风险和贫困风险。发达国家的保险机构通过发展职业体育专项保险，为职业运动员提供人身和财务保障。在美国，保险机构针对职业体育运动员面临的风险，提供涵盖养老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医疗保险、收入损失保险和运动伤残保险等的保险保障。例如，美国保险机构为职业运动员在参加训练或比赛时发生的运动伤残提供保险保障，包括短期失能保险、永久失能保险和收入损失保险。

第三，创新体育产业保险产品服务，支持体育企业创新升级，保护体育产业市场主体活力。围绕体育产业链创新保险产品服务，充分发挥保险功能作用，能够有力促进体育产业创新升级，支持体育产业做大做强做优。例如，通过提供科技保险，为体育装备和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提供覆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推广应用全流程的风险保障，推动体育用品供给转型升级。又如，通过提供专利保险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鼓励体育装备器材企业、科研机构等积极申请专利、商标或软件著作权，促进体育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再如，通过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和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等风险补偿机制，由保险公司承保新装备和新材料的质量风险和责任风险，支持体育装备领域新设备新器材新材料的应用推广，促进体育制造、服务企业装备能力升级。高分子材料“生物基杜仲胶”可用于医疗和体育等领域，已经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2019 年版)》之中，购买使用这种新材料的企业可在投保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时获得政府保费补贴，如果因为使用新材料引发质量事故或责任事故，可从保险机构获得赔偿。还如，通过“政府+保險”模式建立财政支持的运动员创业创新保险制度，由保险机构为运动员创业企业分担创新失败和经营中断的风险，解决运动员创业的后顾之忧。此外，通过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国内体育装备器材领域的优势企业、优势品牌和优势项目“走出去”，为培育拥有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体育企业和体育品牌保驾护航。

第四，发挥保险资金规模大周期长优势，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助力体育产业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我国体育领域投资长期主要依靠财政资金和体育彩票公益基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集中有限资源办体育的效果。现代体育产业属于人才、资本和科技密集型产业，在培育支柱产业的过程中需要更大规模的资金投入、更加多元的资源来源。保险机构在承担风险保障责任过程中能够积累海量的资金，保险资金具有周期长、规模大、来源稳定以及追求长期稳定收益等特点，是成熟市场经济体系中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和资金供给方。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2021年5月末我国保险业总资产达到24.6万亿元，资金运用余额达到22.8万亿元，在国内资本市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保险机构“承保+投资”的双轮驱动经营模式，联通了投融资体系，能够有效带动社会资本、引导投资领域、扩大投资规模，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资本支持，提升供给对需求的适配性。保险机构可以凭借资金筹集优势组建体育产业投资基金，通过股权债权等方式为体育企业直接提供资本支持，通过公私合营(PPP)等模式参与体育设施、体育产业园和体育小镇的开发建设，以长期稳定资金支持体育产业深耕，并以此获得稳定的长期回报。

第五，发挥保险机构风险管理专业优势，为大型赛事提供全流程专业化风险管理咨询与保障，确保赛事各环节风险能够有效转移。随着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以及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国内各类国际和国内、综合性和专业性、竞技性和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层出不穷。根据中国田径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境内共举办800人以上规模的马拉松赛事1828场，累计参赛人次712.56万，平均每天的马拉松赛事超过5场。无论是奥运会、亚运会这样的国际性综合赛事，还是马拉松这样的专业性赛事，主办方都需要覆盖全流程全要素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案。保险机构作为专业的风险管理机构，可以围绕赛事筹备和赛事组织全过程设计订制化的保险服务方案，保障范围覆盖包括运动员、教练员、志愿者和观众在内的参与者、体育设施以及赛事门票广告收入等等，为主办方防范、转移和应对风险提供保障支持。例如，2020年东京奥运会受疫情影响延期至2021年举行，除去筹备期间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延期一年举办额外增加费用3000亿日元，而东京奥组会投保的赛事取消险赔付金额高达5亿美元，可以分担因不可抗力延期举行的部分损失。又如，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温网)自2004年起坚持每年花费200万美元投保“全球大疫情取消险”，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取消比赛，可从保险公司获得1.41亿美元保险赔偿金。还如，在今年甘肃白银5·22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比赛期间，由于遭遇突发降温、降水、大风的极端天气发生公共安全责任事件，造成21名参赛选手死亡、8人受伤，赛前投保的团体意外险预估赔偿金额1000余万元，自然灾害救助保险预估赔偿金额230余万元。

建体系、优机制：强化对保险助力体育强国战略实施的政策支持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强国道路过程中，应当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完善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体育事业发展模式，更加注重激发和调动包括保险在内的专业机构、市场力量和社会资源，通过纳入产业规划、提供财税支持和加强教育培训等措施，充分发挥保险功能作用，推进我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一，建立涵盖体育保险在内的体育产业发展规划。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通过市场化机制为体育产业发展保驾护航的体育保险，也是体育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内近些年的实践中，体育产业各参与方都有“保险保障”的现实需求，保险机构也积极探索提供有效的体育保险供给。但在产业规划层面，特别是在国家体育产业规划层面，尚未将体育保险纳入其中。例如，《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仅有“推动建立志愿者保险制度”一处提及“保险”，没有针对体育产业核心风险提出系统解决方案。建议保险监管部门与体育主管部门牵头，组织体育运动协会、体育产业企业、保险行业协会和保险机构共同参与，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践为基础，全面梳理保险产业链条的风险点，并且制订针对性的保险解决方案，引导保险在体育强国战略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第二，建立完善体育运动保险产品服务体系。在各家保险机构和各地政府实践的基础上，由保险行业协会牵头搭建体育运动保险产品服务体系。面向非职业运动员，提供涵盖日常健身锻炼、短期业余竞技比赛等的保险方案，为体育运动爱好者制订全民健身险、短期运动险以及一年期运动险等保险方案。面向职业运动员，提供涵盖养老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医疗保险、收入损失保险和运动伤残保险等的保险保障。面向高风险竞技体育项目，提供马拉松平安护航保险、跆拳道运动意外伤害保险、“三大球”运动意外伤害保险、冰雪运动意外伤害保险及马术运动意外伤害保险等。面向体育项目经营主体，提供体育场馆责任保险、体育赛事责任保险、冰雪运动场所责任保险、马术经营场所责任保险、游泳池(馆)公众责任保险等。在举国上下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的背景下，面对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和“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所蕴含的庞大风险保障需求，国内保险行业应当积极研发推广冰雪运动意外伤害保险以及冰雪运动场所责任保险。

第三，建立覆盖体育运动员全生命周期保险保障体系。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运动员职业发展和保障工作，已经建立起包括聘用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险、职业辅导、教育资助、就业安置到特殊救助等内容的政策保障体系，覆盖了运动员从入队到在训和职业转换过渡期以及退役后的所有发展环节。在这些环节中引入保险机制，能够放大财政支持的保障效果，进一步提高运动员终身保障水平。一是通过向保险机构订制体育运动员意外伤害保险和失能保险，可以提高财政支持的保障水平。二是通过向保险机构订制体育运动员意外医疗保险，既可以提高保障水平，还可以利用保险机构的医疗服务网络，为运动员提供优质的医疗保障服务。三是按照政府牵头、保险经办的模式，建立运动员职业年金计划，解决退役运动员特别是缺乏明星效应的普通运动员的收入保障问题。针对运动员职业生涯的周期性特点，建立“财政资助+体彩基金+个人缴费”相结合的职业年金计划，由保险机构运用大数据精算模型厘定保费标准，保险机构负责职业年金基金的投资保值增值并以年金方式定期向退役运动员支付“養老金”，确保其能够拥有一份基本保障而不致陷入“贫困”。四是依托保险机构建立“创业基金+创业保险”的运动员创业支持计划，助力退役运动员通过创业实现职业转型、展现人生价值。

第四，建立覆盖体育全产业链的“保险+融资”服务体系。立足保险功能作用，通过设立“体育产业发展基金”和创新体育保险产品，为国内体育产业发展提供融资支持和风险保障，推动国内体育产业做大做强做优。在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保险机构通过PPP模式参与体育服务综合体、体育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和体育运动场馆的建设，在提供长期资金支持、获取稳定收益的同时，搭建“保险+健康+体育”的综合服务生态圈。在研发创新环节，保险机构可以通过投资基金引导和科技保险护航，支持体育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分担体育科技研发创新活动风险，以人体力学和材料力学为基础提升体育运动装备的科技含量、安全性能和舒适程度，以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为支撑研发制造智能化的可穿戴运动装备，促进体育产业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的提升。在生产服务环节，以“保险+”方式为体育供应链和服务链构筑风险隔离防火墙，为“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提供风险保障解决方案，促进国内体育制造业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在体育营销环节，发挥保险投资基金、种子基金的作用，支持成立各类体育产业孵化平台;针对体育运动指导员、健身教练、体育经纪人和体育策划人等职业群体，提供相应的养老、医疗和意外保险产品，满足其个性化的人身保险保障需要。在政策上可以通过财政保费补贴、保费支出免税以及补贴转换保险等方式，增强各类主体和个人购买体育保险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保险保障覆盖面。

第五，全面提升体育赛事风险保障意识和风险管理水平。在甘肃白银5·22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公共安全责任事件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做好应急救援、伤员救治、善后处理、事件调查等工作，深刻汲取教训，加强风险防范，完善体育赛事组织管理，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随着国内各类体育赛事快速增加，体育赛事组织管理方要切实提升体育赛事的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要对赛事的筹办、举办以及赛后一系列运营过程中存在的可能危害赛事组织方利益的不确定性因素，进行科学的风险识别与评估，综合利用包括保险在内的经济手段与技术手段实施风险防范、转移或覆盖，以降低事故发生概率，减小损害损失程度，保障赛事安全顺利举办，以合理的成本获得最大安全保障。在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杭州2022年亚运会等体育盛会即将在国内举办，国内保险机构将发挥风险管理专业优势，围绕这些赛事的筹备和召开，开展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和风险预警，制订风险防范计划，并提供全过程的风险监测和应对工作。国内保险机构应当以这些大型赛事为契机，与国内体育主管部门和协会组织加强合作，探索建立综合和专项体育赛事的风险解决方案，全面提升国内体育赛事风险管理水平。各地政府和体育部门在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中应当积极引入保险机制，邀请专业保险机构共同参与赛事风险的评估和监测，要求赛事主办机构投保体育赛事保险，制订包括保险在内的风险应对方案。

(盛和泰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副总裁。本文编辑/丁开艳)

作者：盛和泰

网络保险风险管理论文 篇3：

中国保险集团控股公司综合金融风险甄别

摘要：使用Shapley值分解法评估平安集团五家控股子公司系统重要性，分析平安集团内部金融风险结构特征。结果显示：平安集团风险集中度较高;规模对控股子公司重要性有较大影响;平安集团风险主要来自于银行业务、寿险业务和信托业务。保险集团强化风险管理应注重系统重要性控股子公司识别与风险管控，注意保险集团内部各类业务间交叉金融风险识别与防范，健全完善集团内部风险管理控制系统。监管部门应构建综合金融监管部门，加强保险集团监管。

关键词：保险集团公司;Shapley值;综合金融风险;系统重要性

一、引言

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提高金融机构竞争力是当前我国金融改革重点内容之一。2002年平安集团、光大集团和中信集团三家金融机构成为首批金融控股集团试点单位。2008年2月“一行三会”制定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继续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伴随着客户金融需求多元化、金融机构间竞争加剧、金融政策逐渐放开和引导，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愈发明显。金融机构纷纷组建大型金融集团控股公司，跨业经营投资大幅增加。金融业综合经营推动了金融业资源整合与优化，金融集团控股公司可充分利用跨业经营优势，推出各类金融创新产品，降低经营成本，改变传统投融资模式，促进产融结合。

金融业综合经营使得金融集团所属各金融机构间资产负债网络错综复杂、金融市场间联动性显著增强，给金融监管带来新挑战。金融控股公司为规避金融管制，利用监管真空，跨市场、跨行业监管套利行为频发，推升了金融集团整体杠杆率，加剧了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当金融集团下属的金融机构面临经营风险时，单一个体风险会迅速通过资产负债联系传导到整个金融集团。金融控股公司往往规模较大，涉及金融领域广，一旦出现经营问题会影响到一国金融稳定。因此，有必要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金融风险识别、度量与控制。各国监管实践也做了一些有益探索，出台了一系列监管规章，如1992年《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等。次贷危机后，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保险监管部门纷纷出台措施强化保险集团风险评估与监管，如IAIS出台的《国际保险集团监管共同框架》、欧洲SolvencyⅡ保险监管框架、美国《保险控股公司系统示范监管规定以及相关报告表格和说明》等。但现有理论分析和实践操作缺乏对集团内部各子公司对集团整体风险贡献的关注，监管上没有区分不同金融子公司系统重要性。

以保险公司为基础设立的金融集团也取得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已建立12家大型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资金在金融市场投资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保监会于2010年3月出台了《保险集团公司管理办法(试行)》，对保险集团公司经营进行规范，该办法主要对保险集团市场准入和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明确规范，对于保险集团整体风险评估、子公司系统重要性甄别与风险控制尚未有明确细则。中国平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集团”)是我国最早一批进行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试点机构，已经获得了包括保险、银行、证券、信托、基金在内较为齐全的金融机构牌照，是保险控股公司中综合经营程度最高的保险集团。本文拟以平安集团为例，测算其各类型金融子公司对保险集团系统性风险贡献，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子公司，分析保险集团控股公司综合金融风险特征，结合当前保险偿二代建设，为保险集团子公司实施分类差别监管决策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作为控股一家或多家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公司的大型金融集团，从事着大范围银行和非银金融活动，这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机构综合竞争力，同时也增加了金融风险。学者们围绕金融集团整体风险评估展开研究工作：Allen和Jagtiani(2000)通过模拟创建一个全能银行考察证券和保险活动对银行业风险影响，发现非银金融活动降低了公司整体风险，但增加了市场系统性风险[1]。Kuritzkes(2003)分析了典型金融控股集团整体风险和部分风险加总与集聚等关键问题，提出了“模块化”风险管理方法[2]。Yongchensu等(2010)讨论了巴塞尔协议下金融控股公司市场风险控制问题，利用VaR模型测度了金融控股公司风险价值[3]。Ellul和Yerramilli(2011)分析了74家美国上市银行控股公司的风险承担行为，发现银行风险管理职能部门风险控制能力越强，银行不良贷款率和表外风险暴露较低[4]。Slikerman等(2013)用极值法考察欧洲银行和保险业在压力期内系统相关性，指出两个行业相关性较低，金融集团可以降低下行风险[5]。zhang等(2016)分析了美国大型银行控股公司财务困境的影响因素，指出房价指数、短期批发融资、不良贷款与控股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可能性密切相关，资本监管约束对控制违约风险有重要作用[6]。Tayler和Smits(2016)比较了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南非对银行持股公司监管规则，呼吁建立泛非监管准则[7]。Lai等(2017)研究发现，银行金融控股公司比非金融控股公司银行承担更多风险，较高的资本化程度和资本规模降低了银行金融控股公司资产风险，高利差提高了其金融风险;而高贷款比率与非金融控股银行资产风险成比例关系[8]。

国内学者也针对我国金融控股集团综合风险进行评估。王忠生和程湛弢(2010)、闻岳春和王婧婷(2010)基于BP神经网络自学习构建了金融集团危机预警模型，预测效果较好[9，10]。姚宁和郝鹏(2010)使用VaR方法研究发现，组建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分散市场风险资本，优化市场风险资本配置[11]。姚德权和王帅(2010)对金融控股集团风险传递、识别、度量及监管等方面研究做了梳理总结[12]。阮永平(2011)构建了基于金融集团内部关联交易的风险传染模型，研究了集团内部风险传染特征[13]。傅章彦和杨晓龙(2015)讨论了我国金融控股集团风险管理模式，指出战略監控型风险管理模式更适用于我国金融集团[14]。李志辉等(2015)以光大集团和中信集团为例，分析了金融子公司系统重要性测度，发现规模是关键影响因素[15]。曲昭光和陈春林(2017)分析了金融集团下属子公司间风险传染效应[16]。

上述研究对金融集团整体金融风险评估做了有益探索，但主要针对银行型控股集团公司。次贷危机中美国国际集团(AIG)损失巨大，股价大幅下跌，最后在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联合注资救助下才渡过危机，这引发学者们广泛讨论，实践中监管机构也加强了非银系统重要金融机构监管。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保险集团综合金融风险分析，如江生忠和薄滂沱(2008)认为保险集团公司在增加经营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特有风险，并给出了对策建议[17];张维(2008)设计了保险集团内部风险管理评价体系，分析了保险集团风险管理创新路径，提出了基于产品价值链设计的风险管理框架[18];聂尚君和陈磊(2011)讨论了保险公司综合经营趋势，认为应强调保险集团流动性风险管理和资本金需求管理[19]。

总体而言，学术界对保险集团关注明显不足，且更注重保险集团整体金融风险管理，缺乏对集团内部风险结构的关注。尽管一些研究分析了参与银行、保险、证券等业务对金融集团综合风险的影响，但更多侧重金融子行业间风险相关性，没有进一步对集团子公司系统重要性进行评估和分析。Harrington(2017)研究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任何人寿保险公司对美国金融稳定构成威胁，认为非银系统重要金融机构监管在实践上仍有缺陷[20]。因此，保险集团公司各类子公司(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集团综合经营风险贡献大小评估对集团监管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我国金融分业监管的实际，保险集团下属子公司有着各自不同业务领域，本文拟用Shapley值分解法分析各子公司对集团综合金融风险贡献，评估各类子公司系统重要性。

三、模型设定与估计步骤说明

Shapley值分解法在测度单一金融机构对整个金融系统风险贡献方面有着诸多优势。本文借鉴相关研究，使用该方法评估保险集团子公司对集团整体金融风险贡献大小，借此分析保险集团综合金融风险状况。Tarasher等(2009)将Shapley值分解法引入到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评估领域[21]。该方法源于合作博弈中合作收益分配的Shapley分解理念，将保险集团整体金融风险分配给保险集团各个子公司，以评估保险集团各子公司系统重要性。假定一个保险集团含有n个控股的金融子公司，金融子公司i的Shapley值为所有组合中i公司边际风险贡献的加权平均值，具体表示为：

ShVi(n，ω)=

1n∑nns=11c(ns)∑si，s=nsω(s)-ω(s-i)(1)

其中，ω(s)为风险特征函数，ω(s)-ω(s-i)为公司i对子系统的边际风险贡献;c(ns)=(n-1)!(n-ns)!(ns-1)!是包含ns个金融子公司的子系统数量;si表示所有包含子公司i的系统，s代表组合中金融子公司的数量。

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本文Shapley值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计算保险集团各子公司违约率。由于平安集团控股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只有平安银行是上市公司，其他子公司均为非上市公司。因此，依据各金融子公司实际情况，采用不同模型测算违约概率。

(1)对于上市金融子公司使用未定权益分析法(CCA)估算其违约概率。CCA模型假定上市金融子公司资产价值是遵循几何布朗运动的随机过程，服从对数正态分布。资产价值及其波动率与该公司股权价值及其波动率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Et=AtN(d1)-De-r(T-t)N(d2)(2)

其中，d1=ln(AtD)+(r+12σ2A)(T-t)σAT-t;

d2=DDt=d1-σAT-t。

σE=N(d1)AtEtσA(3)

上述模型经过优化求解可得上市金融子公司资产价值At和波动率σA。给定违约门槛值，可计算上市公司违约概率[22]。

(2)对于证券和信托类非上市金融子公司，考虑到非上市金融子公司无法直接获得股权价值及其波动率相关数据，故使用KMV公司开发的PFM模型估算其违约概率。已有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资产价值及其波动率与该公司息税前利润、公司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可先采用CCA模型获得同类上市公司的资产价值及其波动率，并利用资产价值及其波动率与息税前利润、公司规模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依据回归结果和非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测算其资产价值及其波动率。最后可计算非上市金融子公司违约概率。

(3)对于保险类非上市子公司，由于我国保险业发展起步较晚，目前仅有5家上市公司，且均为保险集团公司，与专业寿险、财险类保险公司存在诸多差异，故不能使用PFM模型估算其违约概率。保险类子公司经验风险主要体现在其偿付能力上，借鉴李志辉等(2015)[15]的研究，使用比例法衡量保险公司支付能力，计算其违约概率。具体形式为：

PDinsurer=Prrt≥1-β-α-t(4)

其中，rt为第t期保险公司赔付率，β为退保率，α为营业费用占净保费收入比值，t为法定营业税税率。

2.计算共同因子载荷，模拟金融子公司损失分布。

设定保险集团中一家或多家金融子公司违约导致损失Li，可表示为：

Li=li×GD×si(5)

其中，li为金融子公司i负债规模;LGD为金融子公司违约时负债损失率，参考相关经验研究，取值为0.55;si为0～1指示变量，金融子公司违约时取值为1，否则为0，具体由式(6)决定：

si=1Vi≤Φ-1(PDi)

0Vi>-1(PDi)(6)

其中，Vi代表金融子公司资产价值，PDi为金融子公司违约概率。进一步假定金融子公司资产价值由单因素模型决定，即：

Vi=ρiMi+1-ρ2i×Zi，i-1，2，…，n(7)

其中，Mi为金融子公司资产价值共同因子，Zi为特异因子，二者均服从标准正态分布;ρi为金融子公司资产价值共同因子载荷。参考Tarashev和Zhu(2007)[23]的研究計算共同因子载荷。首先，计算金融子公司资产收益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σij)n×n，σij表示金融子公司i和j之间资产收益相关系数;然后，最优化min∑i=1，…，n-1∑j>i(σij-ρiρj)2，可估计出共同因子载荷。

在上述一系列假设前提下，使用蒙特卡洛模拟法获得各个金融子公司损失分布序列。具体做法为：第一，生成两个相互独立的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序列作为共同因子和特异因子;第二，根据式(7)和估计的共同因子载荷ρi计算金融子公司资产价值Vi;第三，将金融子公司违约概率PDi和资产价值Vi代入式(7)可得si;第四，由式(5)得出金融子公司违约损失序列。

3.基于ES指标计算金融子公司金融风险贡献的Shapley值。

ES为尾部期望损失，能较好地度量金融子公司金融风险状况。ESα=[X|X>VaRα]，α为置信水平，设定取值为99.5%。本文基于模拟的金融子公司损失分布，以ES为风险特征函数可得金融子公司金融风险的Shapley值，评估金融子公司系统重要性，分析保险集团金融风险特征。

四、实证分析

选用有代表性的中国平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平安集团是一家大型综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首批金融跨业经营试点单位，在我国已有保险集团中金融混业经营起步最早，金融牌照最为齐全，业务范围已涉及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各个金融领域。平安集团通过“一个客户、多种产品、一站式服务”的综合金融经营模式，依托本土化优势，践行国际化标准的公司治理，为3.46亿互联网用户和1.31亿客户提供保险、银行、资产管理和互联网金融产品及服务。截止到2016年底平安集团资产规模达55769.03亿元，负债达50904.42亿元。本文选取平安银行、平安产险、平安寿险、平安证券、平安信托共五家控股子公司详细分析平安集团金融风险来源，其中平安证券为平安信托控股子公司，为避免重复这里的平安信托仅指母公司，不包含子公司财务数据。五家控股子公司资产规模为52127.38亿元，负债规模为47909.45亿元，分别占平安集团资产和负债的93.5%、94.1%，能较好地代表平安集团。样本期间为2012—2016年。数据来源于保险集团及各控股子公司年度报告。

(一)控股金融子公司违约率测算

根据估计步骤，首先计算控股金融子公司违约概率。违约概率测度模型中参数设定如下：模型中上市公司股权价值为总股本乘以当日收盘价，波动率由GARCH(1，1)计算得到。违约门槛取值为：短期负债+长期负债×0.5，无风险收益率为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由CCA模型可直接求得平安银行违约概率;对于非上市平安证券和平安信托违约概率由PFM模型测算得到;对于非上市保险类子公司使用极值分布分别拟合保险业产险和寿险赔付率数据，计算平安产险和平安寿险违约概率。

基于上述模型参数设定，可得2012-2016年平安集团五家控股子公司违约概率，详见表1。从五家控股子公司违约概率横向比较来看，样本期内五家控股子公司违约概率存在较大差异，金融风险基本与各自所在金融子行业相符。综合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包括平安银行和平安信托两家子公司，违约风险相对较高;另一类包括剩余三家控股子公司，违约概率较低。具体来看，平安银行违约概率明显高于其他四家子公司，这与我国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制有关。银行承担了实体经济投融资主要任务，加上银行经营本身特性，使其金融风险高于其他类型金融子公司。平安信托违约风险仅次于平安银行，样本期内违约概率均值为2.61576%。出于当前大规模资产管理需要，我国信托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各信托公司均承诺刚性兑付，信托资产结构有待优化，信托业务中房地产融资、通道业务持续增加，使得信托公司金融风险提高。平安产险和平安寿险违约风险居中，平安产险违约风险明显低于平安寿险。这主要由两类保险业务性质决定。产险业务一般期限较短，而寿险业务周期较长，面临利率、经济增长与政策等更多的不确定性。总体而言，保险类业务违约风险较低，平安证券违约风险最低，平均违约率仅为0.0000892，不足万分之一，金融风险相对较小。

从五家子公司违约概率纵向比较来看，平安银行违约概率从2012年的3.5566%下降到2016年的0.096%，除2013年大幅提升外，整体呈现下降趋势。2012年深圳发展银行与平安银行合并，平安银行资产规模大幅上升，成为平安集团控股上市子公司，其经营业务与平安集团逐渐整合，但2013年金融体系流动性紧张、大量影子银行业务、整个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上升、宏观经济发展尚需消化前期大规模投资影响，在此大背景下，平安银行违约风险骤增至12.16%，之后随着平安银行与平安集团业务整合，发挥混业经营优势，违约概率迅速回落。与平安银行不同，平安信托违约概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在1%～5%之间波动。2013年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违约概率同样有所提高，之后迅速回落;2014年开始逐渐上升。这与整个信托业发展密切相关，由于银行业信贷监管限制，金融机构通过影子银行、通道业务等形式转变为信托资产，使其行业整体风险上升。平安信托因存在资产投向高风险项目、账户管理缺陷、违反审慎经营规定等违规行为，多次被银监局行政处罚，可见其内部风险控制不健全，风险管理制度存在缺陷，使其违约风险不断提高。平安证券违约概率一直在低位波动，因其主营证券经纪、投资银行、财务顾问等金融服务项目违约风险较小;但平安证券同样发生多次违规经营被行政处罚，其内部风险管理问题应引起重视。平安产险和平安寿险违约概率较小，但均出现上升趋势，这可能与宏观经济发展增速下降有关，大量资金涌入保险理财产品，分红理财业务快速发展无疑增加了保险公司违约风险。样本期内未发生巨大自然灾害和人员伤亡事故等巨灾风险，保险业整体违约风险较低。

(二)控股金融子公司系统重要性分析

使用matlab2012软件，基于平安集团五家控股子公司资产收益相关系数测算控股子公司资产价值共同因子载荷，以上面计算的各控股子公司违约概率为违约门槛值，模拟100万次获得五家控股子公司违约损失分布。利用Shapley值计算公式可得五家控股子公司对平安集团整体违约风险贡献度，测算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样本期间内尽管五家控股子公司违约风险贡献度数值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整体来看五家控股子公司系统重要性排序相对稳定，未发生显著變化。五家控股子公司重要性由大到小依次为平安银行、平安寿险、平安产险、平安证券和平安信托。只有2014年和2016年平安证券违约风险大幅下降，重要性低于平安信托。从五家控股子公司Shapley值来看，平安银行是平安集团金融风险主要来源，样本期间内最高贡献度高达85.8552%，最小值仍达到59.5487%。平安银行Shapley值呈现下降趋势，这与前文平安银行违约概率变化相一致，说明近年来平安银行系统重要性有所下降。平安寿险和平安产险Shapley值均出现上升趋势，风险贡献程度分别由2012年的13.3069%、0.48789%，提高至2016年的37.9312%、1.35908%。两家保险业子公司贡献程度上升值基本来自于平安银行贡献程度下降。保险业务对平安集团金融风险贡献明显增大，平安寿险重要性远超过平安产险，也是平安集团金融风险重要来源之一。这与2014年以来我国寿险理财业务迅猛增长有关，大量资金购买具有理财分红性质的寿险产品，部分资金借助信托渠道、影子银行、通道业务等进入高风险行业和企业，交叉金融风险上升。平安证券对平安集团金融风险贡献略小于平安产险，最高值为1.06975%。平安信托金融风险贡献最小，占比不足万分之一，这与平安信托高违约概率有着较大不同，可能的原因在于平安信托(母公司)资产规模占平安集团资产比例较小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平安集团金融风险集中度较高，以2016年为例，仅平安银行和平安寿险风险贡献占比高达98.6395%，这也再次表明金融集团监管与一般金融机构不同，应加强系统重要性子公司构识别与管理，采取针对性政策措施。

仔细比较可以发现，五家控股子公司重要性排序与五家控股子公司规模有着密切关系。现有宏观审慎监管也把规模作为重要参考指标，但这样可能会低估一些规模小、风险高的公司系统重要性。因此，进一步计算经规模调整的公司Shapley值，结果见表3。当调整后的Shapley值大于1时，表明该公司具有系统重要性，追加该类公司的股权投资会加大平安集团金融风险。结果表明，平安寿险和平安银行仍为平安集团系统重要控股子公司，平安寿险重要性逐年提高，平安银行重要性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平安寿险。不同之处在于，平安信托系统重要性大大提高，由排序末位直接升至首位，其数值远高于其他四家控股子公司。这表明平安集团在加强银行业务和寿险业务风险管控的同时，要加强对信托业务风险管理。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平安(集团)有限公司为例，使用Shapley值分解法评估了平安集团五家控股子公司系統重要性，分析了平安集团内部金融风险结构特征。结果显示：(1)平安集团金融风险集中度较高，平安银行和平安寿险贡献了平安集团绝大部分金融风险。可见，一旦其中任何一家出现经营问题，整个保险集团将面临经营困境。因此，不论是平安集团自身风险管理还是监管部门政策制定均应采取针对性措施以降低风险。(2)规模是影响控股子公司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这也与现行监管实践相一致。需要注意的是，规模小、违约风险高的子公司同样应给予重视，一旦其发生违约引起连锁效应，有可能会导致整个保险集团出现财务问题或倒闭。从规模来看，平安银行和平安寿险是平安集团系统重要性控股子公司，这与其风险贡献度相一致。经规模调整的Shapley值则突显出平安信托也为系统重要控股子公司。(3)从业务风险发展趋势看，银行业务风险有所下降，保险业务(包括寿险和产险)风险有所上升。从业务违约风险数值来看，银行和信托业务仍是大型金融集团金融风险主要来源，保险和证券业务风险相对较小。总体来看，风险仍在可控范围之内。

针对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如下：(1)强化保险集团风险管理应注重系统重要性控股子公司识别与风险管控，进一步探索保险集团公司综合金融风险识别方法。保险集团内部各控股子公司之间存在复杂的资产负责联系，一个子公司出现财务困境，有可能会影响整个集团正常运营。识别集团系统重要性子公司是加强保险集团风险管理的第一步，忽视集团内部风险结构，仅仅关注集团整体风险测度存在较大隐患，易引发系统性风险。(2)注意保险集团内部各类业务间交叉金融风险识别与防范。保险集团结合自身优势开发诸多跨行业、跨市场金融产品，有利于增加集团竞争力、提高集团利润等，但存在资金流向不透明、风险传染性大、信息披露不健全等问题。监管部门应形成保险集团交叉金融风险管理常态化机制。(3)健全完善集团内部风险管理控制系统。除了已有集团整体金融风险防控措施以外，保险集团还要依据控股子公司系统重要性制定不同风险管理要求，实行差别化监管;适当限制高风险子公司规模，积极发展低风险业务。制定完善保险集团综合金融风险管理框架，框架具体涉及信息披露制度、风险评估与预警、应急对策等方面。(4)由强调机构监管转为业务监管，构建综合金融监管部门。单纯机构监管已经不能满足现有保险集团监管需要。目前我国已合并银监会和保监会，成立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加强行业间金融监管沟通协调机制，但对于跨行业、跨市场金融风险有效管控仍待强化。应转变监管理念，实施业务型监管，对集团内部关联交易、子公司金融风险等进行重点评估与审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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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宁晓青)

作者：王培辉 袁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