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经济教育发展论文

摘要：绿色经济时代，一方面，职业教育为绿色经济的发展提高劳动力技能水平，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加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另一方面，绿色经济的发展要求职业教育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调整专业设置，扩大培养对象，更新职业课程，改善资格认证体系。在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职业教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职业经济教育发展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职业经济教育发展论文 篇1：

服务区域经济的职业教育发展策略分析

摘要：职业教育作为一种面向地方经济建设的教育，侧重于学生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目的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及专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其传播知识、培养人才、推广科学技术等都是围绕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展开的。本文通过对江苏各省辖市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的绩效实证分析，探讨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并据此提出服务区域经济的职业教育发展策略。

关键词：区域经济;职业教育;发展策略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对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江苏省依靠较为领先的教育和科技优势，成为中国的经济大省和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2013年，江苏的GDP达到5.4万亿元，仅次于广东省的5.7万亿元，居全国第二位。

对江苏这样一个经济、科技文化大省，我们关心的是在经济发展的背后教育如何为地方经济服务，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有何关系，如何使教育优势转变为人才优势、经济优势，进而使经济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关心各个地区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职业教育在各个地区之间的优化配置。笔者运用相关统计数据，对江苏13个市的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的绩效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对江苏的职业教育发展、职业院校的办学方向和专业设置以及如何使教育与区域经济的结构特点和发展方向实现良性互动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

江苏省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的绩效分析

为了了解江苏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与江苏经济发展的关系，分别选取了江苏省南京市、无锡市、常州市、苏州市、镇江市、南通市、扬州市、泰州市、徐州市、连云港市、淮安市、盐城市、宿迁市的2008年至2012年的教育与经济数据来对比，说明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由于取得有关职业教育的数据有一定的困难，同时又由于目前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存在着交叉与重叠，部分高等职业教育也包含在高等教育中，而且现在的普通高等教育也明显出现职业化的特征，因此，数据的选取概括为中等以上教育(包括高等教育)。

(一)江苏省各省辖市教育状况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关系

下页表1为2012年江苏省各省辖市GDP与相关教育指标情况。

在上述指标中，反映一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标应该是GDP指标(从总量上看)，而反映一个地区教育发展情况的应是相关规模指标，这些指标具体表现为中等以上专业学校总数(所)、中等以上专业学校毕业生总数、中等以上专业学校招生总数、中等以上专业学校在校生总数、中等以上专业学校专任教师总数以及成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等。通过对这些指标相关性的分析，可以看出区域内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的情况。其中，中等以上专业学校的数量、学生数量、专任教师数量等指标与区域经济的关系较为密切，具有极强的配比性。从表1可以看出，如果按2012年各省辖市的GDP发展情况看，前几位的排列顺序为：苏州、无锡、南京、南通、徐州、常州、盐城、扬州、泰州、镇江等;与之对应的，从各省辖市的中等以上专业学校的总数量上来看，二者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排在前几位的分别是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徐州、镇江、扬州、南通等。如果剔除南京作为省会城市的因素以及每个省辖市人口、面积等因素，可以说二者的排序基本一致。特别是从苏州、无锡、常州、徐州来看，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的功能是非常强的。如苏州2012年GDP为12 011.65亿元，排在第一位，其教育状况无论是学校数、毕业生人数、招生人数、在校生人数、教师人数以及成人教育方面，都与其经济发展相对应，呈现一种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的绩效是非常明显的。

(二)江苏省各省辖市从业人员产业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

从江苏省各省辖市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在三次产业结构分布中的占比来看，苏州最高，分别为61.52%和34.84%，两者合计为96.36%，在江苏省排在第一位;无锡二、三产业合计为95.32%，排在第二位;以下分别为常州和南京(详见表2)。作为二、三产业来说，其从业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具有一技之长的人员，特别是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基本上都是来源于职业院校的毕业生。从各地区从业人员的产业结构分布可以看出，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三)江苏省各省辖市教育与城镇化的关系

从另一方面来说，教育发展也促进了区域加速迈向城镇化。仍以江苏2012年的城镇化水平来看，除了省会南京以外，在江苏的省辖市中，无锡、苏州的城镇化率最高(见下页表3)，分别达到72.9%和72.3%，这些地区的城镇化率水平与GDP发展情况是一致的;而同期排在GDP后几位的连云港及宿迁市的GDP分别为1 603.4亿元和1 522.0亿元，中等以上专业学校的教师总数为0.34万人和0.36万人，城镇化率也基本排在最后，分别为54.4%和51%。

(四)江苏省各省辖市教育与居民收入的关系

教育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体现在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还是以2012年江苏省各省辖市的人均生产总值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例来加以说明。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通过对江苏各省辖市教育发展对比分析可知，以苏南特别是苏、锡、常等地教育程度最为发达，特别是苏州的教育，无论是学校数量(除省会南京外)、教师人数还是在校学生等都居于前列。教育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直接体现在人均生产总值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上面，具体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苏南的教育发达，生产效率也最高，苏州、无锡的人均生产总值分别达到186 208元和161 361元，折合成美元也达到近3万美元，就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9 079元和35 663元，折合成美元为5 000美元左右，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教育程度欠发达的苏北地区，不论是人均生产总值还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苏南地区相比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即使是苏北较为发达的徐州与苏南不是最为发达的镇江相比，从人均生产总值上来看，也仅仅能达到其一半左右。

综上分析可知，教育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苏南的职业教育能够适应区域产业结构发展，建立了符合与区域经济结构相适应的专业结构，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服务区域经济的职业教育发展策略分析

从对江苏省各区域经济发展与教育的关系分析中不难看出，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重大。这就要求职业教育要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就必须面向就业市场，根据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需求，建立与区域经济结构相适应的专业结构，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围绕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

第一，将职业教育纳入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提升职业教育统筹水平。一些职教界人士认为，应鼓励各地以产业园区、职业园区为依托，将技术创新与技能人才培养有机统筹，以高技能人才助力企业技术创新与升级，以职业教育支撑经济社会转型。

第二，加强制度设计，完善校企合作制度体系建设。尽快完成《职业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等国家层面法规条例的修订和制定工作。着手部署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或制定工作，推动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鼓励地方先行先试，积极开展地方性的校企合作政策制度的创新与探索，总结有益经验，为在国家层面上制定法规提供支撑。尤其是要通过政策制度的构建，明确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动员和鼓励企业参与和举办职业教育。

第三，提升行业企业参与能力，以行业标准引领职业教育发展。采取措施切实加强行业组织自身能力的建设，明确行业组织责任，优化行业企业参与的机制与渠道，提升行业组织在行业标准制定、人才需求预测、人才培养和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话语权和主导能力。

第四，树立面向市场的职业院校办学理念，提升职业教育服务能力。尊重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生相伴的发展规律，积极推进职业院校办学体制改革，创新职业院校办学模式和机制，积极探索与本地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校企合作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

第五，建立校企合作基金，提升行业企业参与积极性。由于相关体制机制的原因，目前职业教育相应的资金筹集和分配机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这已经成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深入发展的阻碍。因此，应通过财政投入、社会捐赠等多途径筹集资金，在国家和地方分别设立校企合作基金。基金主要用于支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基本建设，弥补校企合作经费不足。基金还应具有激励功能，通过树先进、立典型，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推动学习型企业的建立，提升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意识。

第六，课程要素来源于职业分析。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内容的衔接，实质是课程的组织问题，这方面可借鉴英国的经验。英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开发包括三个阶段：一是从职业分析到职业标准，二是从职业标准到学习单元，三是从学习单元到资格课程。由于其课程要素来源于职业分析，从而保证了课程的职业导向性，也就保证了职业教育的职业导向性。在此基础上，以资格制度中的不同能力级别要求为依据，对课程要素进行组织，从而实现课程衔接。

我国中高职课程不衔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衔接的科学依据。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一些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院的课程要素依然来自具体学科，以学科逻辑来组织课程。另外，由于管理体制问题，我国职业教育课程也缺乏与职业资格证书标准的沟通。构建衔接的中高职课程体系，需要有明确的课程要素，需要有科学的衔接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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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士军，刘春林，韩玉芳.民办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互动及模式安排——以青岛民办高职院校为例[J].职业技术教育，2008(19).

[3]何小雄.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链接及互动[J].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05(2).

[4]冯伟国，潘家俊.高职教育必须坚持为区域经济服务的方向——商业高职办学方向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1999(6).

[5]陈芳.区域经济特色与职业教育发展策略选择[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

[6]罗海丰.高职教育区域化：区域经济、高职教育非均衡发展背景下的战略选择[J].职业教育研究，2004(7).

(责任编辑：杨在良)

作者：黄宝章 薛磊

职业经济教育发展论文 篇2：

绿色经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必要观

摘 要：绿色经济时代，一方面，职业教育为绿色经济的发展提高劳动力技能水平，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加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另一方面，绿色经济的发展要求职业教育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调整专业设置，扩大培养对象，更新职业课程，改善资格认证体系。在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职业教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绿色经济;职业教育发展;职业能力;专业设置;扩大培训;更新课程;资格认证

作者简介：徐峰，男，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职业技术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取得很大进步，然而生态恶化和环境破坏也随之而来。依靠消耗自然资源、高污染的传统经济发展路径已经难以为继。另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极其重要的转型期，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绿色经济成为我国维持经济增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新的发展道路。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战略方针之一就是要绿色发展。到2020年，建成千家绿色示范工厂和百家绿色示范园区，到2025年，制造业绿色发展和主要产品单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绿色制造体系基本建立。[1] 2015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这些表述向人们表明，在未来，我国将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那么，作为与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职业教育，如何适应并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成为我们关注的话题。

一、绿色经济内涵

(一)绿色经济的概念界定

“绿色经济”最早是由经济学家皮尔斯于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中提出来的，也称为“生态经济”，它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基本产业链，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形式，是产业经济为适应人类新的需要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形态。[2]

UNE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把绿色经济定义为提高人类福祉与社会公平的结果，和显著地减少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性相联系。在这种简单的表述中，绿色经济被认为是一个低碳、资源有效性和社会包容性的经济。[3]

王金南等指出，绿色经济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狭义的绿色经济，仅指环保产业，而环保产业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中狭义的环保产业仅包括污染控制与减排、污染清理与在废物处理方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广义的环保产业除包括上述内容外，还包括涉及生命周期过程中的洁净技术与洁净产品、节能技术、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等与环境相关的服务;而广义的绿色经济，除包括上述产业和领域外，还包括诸如绿色消费与政府采购、绿色贸易与金融、绿色税收与财政、绿色会计与审计等除生产领域外的其他一些绿色制度和行为。[2]

夏光认为，“绿色”是“环保”的代名词，“经济”指人类进行的盈利活动，那么“绿色经济”就是与环保有关的人类盈利活动。从这个性质上引申，可以得出“绿色经济”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经济要环保”，即要求经济活动有利于环境保护;另一种是“从环保要经济”，即从环境保护中获取利益。把两种含义结合起来，可以形成一个绿色经济的定义：绿色经济是指那些同时产生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人类活动。[4]

尽管对绿色经济还未得出基于原理的一般性定义，但是很明显的，它是与新技术的发展相关联的，这种新技术能够实现清洁能源的生产与使用，能够保护地球上的自然资源。绿色化意味着在进行资源分配和环境保护过程中实现环保的和可持续的发展。[5]

笔者认为，绿色经济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是相对于“损耗式经济”提出来的。“损耗式经济”是以破坏生态平衡，以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换来经济的发展。绿色经济则是以维护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为基础，关注当代和未来人们福利的一种经济。“损耗式经济”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为了经济发展不惜牺牲环境为代价。绿色经济则追求福利最大化，使经济发展与环境相适应，更重视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们的体面就业。

(二)绿色经济的特征和范围

绿色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以促进经济活动的全面“绿色化”、生态化为重点，以绿色投资为核心，以绿色产业为新的增长点，强调可持续性，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6]从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绿色经济从经济投入到经济活动再到产出都具有“绿色化”的特点，更加强调一种绿色的持续的经济生长能力。

绿色经济包含能够提供以下五类产品或服务的工业：(1)保护农业和自然资源;(2)清洁运输和燃料;(3)高效的能源利用率;(4)污染的预防和生态化处理;(5)可再生能源的生产 。[7]UNEP认为，绿色经济主要包括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清洁技术、可再生能源、废物管理、生物多样性、绿色建筑和可持续交通等八个领域。从上面的表述中可以概括得出，绿色经济包含清洁交通运输、可再生能源生产、废料处理等领域。

二、职业教育在绿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绿色经济引起经济领域和劳动力市场的绿色转变，这其中至少有三个绿色转变是显著的。第一个关系到现有的绿色职业，并不仅是转变本身，它代表了一个长期发展的延续。第二个转变与全新职业概况的创造有关，但尚未被教育所涵盖(如洁净技术)。第三个涉及革新技术，靠革新技术能力用以创造新的商业服务。[8]在经济领域和劳动力市场发生绿色转变的过程中，需要大批从事生产、管理、销售及服务的生产一线的人才，而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联系最为紧密并且主要为生产一线培养建设、服务和管理人才的教育类型，将担负起这个重任。

(一)提高绿色经济时代劳动力的技能水平

一方面，绿色经济对原有社会经济结构进行生态化改造;另一方面，积极发展有利于改善环境的产业，这就需要审视现有的许多工作以及预测未来工作所需要的劳动力技能情况。对于当前大多数工作来说，新的技能需求必然上升，劳动力市场现在提供的技术培训不可能再满足需求。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核心技术能够如何方便地从一个工作场所迁移到另一个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经验表明，生产链的最薄弱环节将决定最终成效，然而人们的注意力绝大部分集中在工艺上。没有优秀的企业家和技术工人，投入的工艺和资金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或者不能收到预期的环境效益和经济回报。[9]

绿色经济需要劳动力提高技能水平，需要优秀的企业家和技术工人，作为直接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劳动力的职业教育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绿色经济的发展关键依靠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具有创造力的劳动者，而劳动者知识技术的更新，技能水平的提高，需要持续的在职学习和培训。职业教育能够提供适当的培训项目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提供各种岗位的学习环境，更好地满足绿色技能职位要求。

(二)优化绿色经济时代劳动力的资源配置

从供求关系上来说，教育部门是劳动力的供应者，绿色经济各行业是劳动力的需求者，二者之间存在一种供求关系。如果教育部门培养出的劳动力，能够满足绿色经济发展的需要，就能够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相反，如果教育部门培养的劳动力，不能够与绿色经济各行业相匹配，就会造成劳动力资源供求不平衡。其结果是，一方面，教育部门培养出的人才不能满足一些行业的需要，导致人才缺乏的部门发展缓慢，影响整个绿色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有的人学的知识是绿色经济所不需要的，就会导致学无所用，毕业即失业。

职业教育，尤其是职业生涯指导，能将不同能力、兴趣、爱好的人导向相应的职业岗位，使个性特征与社会需要相结合，充分发挥人的潜能，从而提高劳动力的配置效益，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职业培训能够满足暂时失业劳动者的要求，为他们提供需要的课程，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实现再就业。职业教育可以通过职业生涯指导和职业培训优化绿色经济时代劳动力资源的配置。

(三)加快绿色经济时代的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

绿色能源(如风能、生物质能)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动力，这必然需要新知识和新技能。这些新知识、新技能对于绿色经济时代的企业来说，能够提高其在市场的竞争力，使得经济发展形式多样化。新知识、新技能如何才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这就需要通过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来完成。职业教育传授系统的技术知识，训练科学的生产技能，有计划地开发个体在职业方面的潜力，使个体获得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提高个体把知识、技能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职业教育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发展其智能，提高运用新技术、新设备的能力，发展其技术创新的能力。

三、绿色经济时代职业教育的应对策略

绿色经济强调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这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经济价值，绿色经济将引导新的消费需求，引发新的技术革命和管理创新，开辟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10]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绿色经济正在对发展和创新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它的规模之大，可能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为罕见的。”绿色经济引发的技术变革必然会渗透到教育领域，引发教育的变革。在教育领域的变革中首当其冲的必然是职业教育，因为社会经济作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指挥棒”，它的任何变化都会导致职业教育的新走向。[11]

(一)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绿色经济需要特别的技能：持久材料的知识，相关的传统技能，“碳脚印刷”的技能，环境影响评价技能和科学知识。一般技能需要策略/领导能力，适应性/转移性，系统分析(首要设计)，整体分析，风险分析，协调能力和开拓精神。这些技能的复杂性增加了工作的复杂性，绿色经济开发了不同性质的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对工人们有了新的需求，他们要掌握有关不同来源的跨学科知识，而且要能够管理和提供可再生能源实施项目的咨询服务。[12]

面对绿色经济带来的工作复杂性，职业教育要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综合职业能力既包括专业能力，如技术操作能力，技术管理能力、技术诊断能力和维修能力等;又包括人的一般能力，如认知能力、表达能力、社会能力、生存能力等;还包括关键能力，如敬业精神、合作能力、意志品质和健康心理等。[13]

(二)调整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

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是和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紧密联系的。绿色经济是一种与环境发展相协调的经济，发展绿色经济首先要对原有社会经济结构进行生态化改造。这包括开发新的生产工艺、降低或替代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高效和循环利用原材料、降低污染物的产生量、对污染物进行净化治理等。其次，要积极发展有利于改善环境的产业，这包括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有机食品、可再生能源、服务业、高新技术、植树造林等，这些产业并不都是新兴产业，有些是属于传统产业。[4]由此引起了就业结构和从业人员素质结构的巨大变化。

当前，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还没有紧随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导致许多部门缺乏技术人才。例如，在英国经济奔向“绿色”的某些部门正经历一个技术缺口，少技术专家、设计师、工程师和电工的供给。[14]德国可再生资源产业正遭受合格工人的短缺，可再生资源部门需要越来越多的技术技能工人，这些工人拥有技能咨询、沟通技巧。[15]

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同，所要求的劳动力结构也不同，因此，就要求培养各种专门技术人才和劳动后备力量的职业教育也要有不同的专业结构，根据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所需要的劳动力结构设置各种专业或学科。

(三)扩大职业教育培训对象范围

绿色经济的发展不仅会引起原有工作的绿色化和一些工作的绿色重组，还会产生新的绿色工作。根据UNE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ILO(国际劳工组织)/ITUC(国际工会联盟)的报告《绿色工作：朝向低碳世界的可持续工作》，所谓绿色工作是指为减轻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环境威胁而存在的如农业、制造业、科研、管理及服务行业等职位。[16]为了提高工作人员的技能水平以便适应绿色工作的要求，职业教育需要对其进行培训，这些工作人员经过职业教育的培训之后能够获得体面工作和丰厚的收入。

例如，丹麦为了进一步开发绿色技术来创造就业机会，实施“丹麦转危为安”战略。该战略要求教育、培训、继续培训方面采取具体措施。它也承认，对现有的节能方案时机的职业意识的不足是构成需求增加的一个障碍。为了改善这一状况，该战略建议把绿色元素整合进不同的职业教育培训项目中，而且各行各业的职工、建筑部门的顾问、还有海事部门的员工都需要进修。

(四)更新职业教育课程

绿色经济的发展需要复合型人才，这类人才怎样培养归根结底要靠职业教育课程。职业教育课程作为职业教育实施的载体，其内容要与绿色经济所需人才的能力素质结构相一致。绿色经济需要技术的发展，技术发展必然会产生新的技能，新的技能要求职业教育课程创造出一个新的技能范式。新的技能范式更加强调设计和在有着高度自主权和责任感的多学科队伍中工作。这种技能范式渗透到职业教育课程中表现为课程要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适应变化的职业能力和综合全面的素质。

多年以来，丹麦各种初级职业教育培训、继续职业教育培训和大专课程，为了满足绿色经济的技能和知识需求都进行了调整，并与持续进行的重组相一致。例如，现有的职业教育课程中已经出现了绿色职业成分，在初级职业教育培训、继续职业教育培训中，还出现了针对具体职业教育培训资格的以胜任力为基础的目标。

(五)完善资格认证体系

随着绿色经济的逐步发展，欧盟认识到了改善既有的教育培训能力和资格认证体系，以应对环境驱动技能需求的必要性，对改善既有的教育培训能力和资格认证体系的特别关注，倾向于职业教育和培训而不是继续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

欧盟不同国家改善资格认证体系的方法各异。在英国，专业团体在确定技能需求和发展技能应答系统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而且专业团体直接参与开发他们行业的资格证书。在西班牙，社会合作伙伴(如商业协会、基金会、工会或者个人培训中心)构成了技能鉴定和培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丹麦，为了应对风力发电的技术需求，一个新的高中职业规划在与相关学校和职业学院的合作下得以开发，该规划将充当熟练风轮机操作员新的培训资格证书。

资格认证体系的改善，必然会引起国家资格框架的变化。国家资格框架应该瞄准横向和纵向生涯进展，为需要更全面的技能要求更灵活的资格体系，鼓励和支持持续获得附加的能力。这种框架包括非正式认可、学习机制、对以往学习的认可、范围不断扩大的“培养助理教练”计划，还包括更多有质量的实习机会。[17]

综上所述，绿色经济的到来，对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职业教育将在绿色经济时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绿色经济时代职业教育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怎样开发来应对绿色经济连续不断的要求?绿色经济时代有哪些技能是新出现的，哪些技能是逐渐被淘汰的，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以后我们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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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Peter Szovics， Manfred Tessaring， Clive Walmsley， John McGrath. Future skills needs for the green economy.[M] Future skills needs for the green economy.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9：93.

[责任编辑 曹 稳]

作者：照徐峰

职业经济教育发展论文 篇3：

面向数字化经济产业的韩国职业教育发展及启示

摘要：韩国政府在数字化经济产业中，面对职业教育人才供应与企业需求严重错位的严峻形势，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大力改革和发展职业教育，培养输出更多与数字化经济产业相匹配的职业教育人才，从而使本国关键行业不断增加的人力需求得到保障。同时，企业从人力资源的“选、培、用、留”四个维度出发，与政府密切合作，确保职业教育的实施更具实效性、针对性，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可以从韩国职业教育改革经验中得到一些启示。

关键词：数字化经济产业;职业教育改革;人力需求;四个维度

一、产业转型驱动下的韩国职业教育发展沿革

韩国经济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飞速发展，经历了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与通信科技密集型结合的转型过程。在国家经济变革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职业教育相伴而行，功不可没。韩国职业教育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培养服务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所需的技术人才阶段、培养满足经济发展中工业精细化所需的技能型人才阶段和培养数字化经济时代所需的知识型专业人才阶段。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需求，韩国坚持发挥中央统筹规划作用，注重顶层制度政策安排，引导职业教育的正确办学方向，构建符合国情的职业教育体系。

(一)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

二战后，韩国的钢铁、汽车和机械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迅猛发展，对行业劳动力的需求与日俱增，围绕民族工业建设发展的迫切需求，国家配套发展职业教育。在这一时期，政府开始全面颁布职业教育政策，制定了《产业教育振兴法》，扩建职业技术学校，开设以政府为主导的培训项目，培养产业工业化进程所需的人力资源。1965—1975年，韩国的职业学校注册人数从17万增加至47万。与此同时，韩国实施三个五年经济计划方案(1962—1976年)，1962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强调职业教育以培养技术娴熟型人才为主，特别突出轻工业类劳动密集型职业学生的培养;1967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实施在职员工培训项目，促进技工的专业技能适应工业化需求;第三个五年计划重视经济发展所需各类人才的培养[1]。应国家经济发展之需，韩国政府进一步普及并扩大职业教育，职业技术学校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教学方法等也逐渐步入正轨，为国家工业崛起培养了充足的人才，支撑了战后韩国民族工业体系的构建。

(二)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为顺应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潮流，韩国举全国之力发展石化、造船等重化工业，该阶段的驱动产业已经转型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对掌握高级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日益紧迫，廉价劳动力已然被时代淘汰。1995年，韩国设立《劳动就业保障体系》，该体系保障在职员工和失业人员都能接受职业技能再培训，旨在保民生、保就业、稳经济。此外，职业教育重心从职业技术学校的量化转为职业技术教育的质化，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评价方法等与工业精细化所需的技能型人才要求同步，大中小型企业逐渐参与到职业教育课程设置中，根据企业所需的人力资源开设特定课程。同时，韩国政府建立“2+1”培养模式的职业高中学校，即2年在校学习、1年公司实习的形式，该培养模式为推进职业教育的产学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根据《职业提高培训法》，凡有50人以上的企业必须为员工提供职业能力开发课程。另外，韩国政府于1995年5月实施“终生教育”改革，此次改革贯彻了“人人能学的终生教育”理念，学生可边工作边求学，建立开放学习型社会[2]，完善了以终生学习为目的的终身职业教育体制。

(三)21世纪以来

在信息数字时代里，韩国经济发展的驱动产业为知识密集型与通信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成功转型与变革归根结底在人才。作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强国，韩国在电子、智能制造、汽车和机械等行业所需的人才明显供给不足，而韩国社会青年的失业率却居高不下。面对这一窘境，职业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政府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职业教育改革，实施“先就业后大学”的政策，这既解决劳动力的饭碗问题又满足个人再进修的需求。“大师班”在这个时期被引进，是韩国政府致力于打造适合本国国情的职业教育培养模式的成功尝试，“大师班”毕业的优秀生源直接输入企业对口岗位。在供给驱动经济转变为需求驱动经济的背景下，职业学校开设定制化育人课程，企业在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评价标准等方面也有了更大的话语权。根据《产学协力促进法》，各级政府与企业协力合作在职业院校建立“产业协力技术机构”。另外，韩国政府除了以政府为主导的职业培训系统之外，还设立私立职业培训机构，开设如“非营利再就业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在岗培训项目”等，多层次、多模式的职业教育体系充分发挥了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作用，并积蓄了助推产业转型的力量。

二、数字化经济产业升级人才供需存在的新问题

数字化经济时代里，在以数字化和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产业变革背景下，各国都希望抓住这历史机会提升国家竞争力，促进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韩国也不例外。产业的转型升级对人力需求发生转变，如果没有充足的人力，劳动力市场会供需失衡。随着人工智能(AI)、3D打印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的涌现，新的产业模式对劳动力的能力要求已悄然改變，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技术工人的重要性大大降低。目前，韩国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劳动力供需失衡，更突出的问题是教育输出人才与行业人力需求的不相匹配[3]。

(一)多方面因素制约职业教育发展

1.思想观念

韩国社会和民众历来重视高等教育，从8%的人均GDP投资在教育上就可见一斑[4]。从就业、薪酬和职务晋升角度观察，具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比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更占优势，因此更多的高中毕业生愿意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职校往往是他们的第二选择。2014年韩国职业技术学校入学人数只有19%，而经合组织主要成员国的均值为44%[5]。“重学术，轻技能”的传统思想阻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造成职业院校适龄学生人数不足，这给韩国职业教育改革提出新挑战。

2.机制体制

韩国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分离。韩国教育部负责教育体系，即小学—初中—高中(普通高中、大师班或名匠高中〔MEISTER〕和普通职业高中)—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理工学院;劳动就业部负责技术培训体系，即入职初期型技术培训、在职继续型技术培训和在职过渡型技术培训。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分离使得职业教育重视理论教学，缺乏当下企业所需技能培训和实际运用能力的训练。此外，职业教育体系没有涵盖系统的现场实习，限制了学生未来职业能力的发展。

3.政企合作

韩国政府、职业教育体系与产业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合作。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政策制定和课程设计过程中企业参与度低，现场实习并非强制性且没有质量标准和清晰的法律框架支持。由于缺乏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企业未能积极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政府为学生实习设立的专项资金和现有的税收制度，并没有为参与学生现场实习的企业提供政策上的扶持。除此之外，企业不愿承担投资员工教育培训却未能留住技能人才的风险[6]。这些政策上的偏差，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企业和工厂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7]。

4.师资素质

职业技术学校师资缺乏最新行业发展的专业知识。职业学校的教师分为专业教师、普通教师和实际技能培训教师三类，在韩国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要经过层层面试、教学能力评估和笔试，但没有进行行业知识考核，这导致教师的专业技能“先天不足”。其次，教师授课以学术型知识的课程为主，缺乏与就业相关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内容，教师也无时间和途径在授课内容中增加跨文化的知识来提升学生应对全球化和知识型经济的能力。此外，韩国的职校教师缺乏国际化行业知识的培训，职业学校教师的专业发展培训绝大多数由从事专业领域工作的韩国人在国内授课，因此极大地限制了其他语言和文化的介入[8]。

(二)职后教育滞后和老龄化挑战

数字化经济大背景下，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给就业市场和行业人力需求带来巨大挑战。日常性、重复性的工作已自动化，劳动力市场对中低端技术人才的需求日益疲软，行业需要的是掌握智能化、数字化专业技能人才应对来自全球市场的竞争。在韩国新生儿出生率大幅下降的背景下，对传统的员工进行职业技能再教育，使其适应新的岗位需求，是政府和企业需要共同面临的挑战。

同其他工业化国家面临的问题一样，不断加速的老龄化趋势加剧了人力资源的短缺，1960—2010年，韩国新生儿出生率大幅下降，而人均寿命快速提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和经济与社会事务处等机构统计，韩国65岁以上人数占总人口数比例从2000年的7%提升到2018年的14%，18年时间提升了7%，2019年韩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目前韩国的中值年龄为41.6岁，到2030年可能达到48.5岁[9]。因此，伴随着国家人口锐减和中值年龄的提高，韩国关键行业劳动力的紧缺进一步加剧。

(三)人才供需错位导致的后果

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是推动韩国经济过去半个多世纪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和不断加速的老龄化趋势，如果教育输出人才与市场所需人才的错位问题没有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国家整体经济效能将大大下降，产业产能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将大幅提高，韩国企业平均给新员工培训时长为18个月，人均培训费用高达6 088美元。企业高昂的用工成本将直接拉低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进而使得韩国整体经济发展放缓，最终拖累整个产业转型升级。

三、应对措施

(一)刚性与柔性政策行为并进

1.完善立法保障

2009年3月，韩国教育部制定《实施中小学教育法案》，明确专门职业高中和名匠高中的职责，以实践经验教学和订单式培养为主，培养适合行业领域所需的专业技术人才。2015年，韩国劳动就业部修订《员工职业技能发展法案》，响应由技术型经济向知识数字化经济和终身学习社会的转变，面向所有员工提供各层次的学习和培训机会，提升员工的技能以适应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缓解老龄化趋势带来的市场人力短缺的负面影响。2014年2月，韩国教育部与韩国劳动就业部制定《三年经济创新计划》，涵盖“先就业后入学(大学)体系”和“扩大员工评估体系”，前者使学生能边工作边学习深造，并提升现场学习的协同效应[10];后者则改革职业教育体系的能力评估标准，自2016年起将国家能力标准体系(NCS)引入专门职业学校。2014年4月，韩国劳动就业部制定《青年就业措施》，该措施在教育培训阶段为青年提供行业所需人才的定制化技能培训课程，突出职业教育过程中企业的核心地位，增加学生现场实习的机会，提升育人与用人的匹配度。

2.加大资金激励

韩国政府在财政上全力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针对学生、教师和企业，2012年韩国投入职业教育的资金为8.98亿美元，2016年增加至14亿美元[11]。政府为激励更多学生选择职业院校，专门为职业高中考入大学的学生增加奖学金。此外，从2011年起，韩国为专门职业高中提供“全球实地培训项目”奖学金，通过结合学生专业和国内行业紧缺人才情况，选派学生在具备世界领先技术的国外公司进行为期3个月的实地培训，使学生具备国际视野和实践能力[12]。自2008年起，韩国政府为大师班的筹建投入约209万美元作为基础建设资金，48.4万美元的教育支出补助资金，凡是被录取为“大师班”的学生，住宿费和学费全免。韩国政府在2011年追加了328万美元用于师资培训，1 640万美元用于促进“大师班”毕业生的就业[13]。此外，政府为参与“大师班学徒”项目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其中，中小型企业(SMEs)可減免25%的税收，大型企业(LEs)可减免3%～6%，这项举措极大地提升了各类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3.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首先，2008年韩国教育科技部将现有的职业技术高中定位为专门职业高中，根据学生的才能开设专业课程，专门职业高中的学生通常先工作再入学。为此，政府采取以下措施为专门职高的毕业生提供特殊录取方式，即具备三年以上工作经历的学生申请大学可免去全国大学入学考试。此外，学生还可以去企业大学、函授大学、信贷银行系统、网络大学等继续学习，搭建多渠道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桥梁。政府还建立“2+2”专门职高与大学的课程体系，该体系既反映出行业部门的需求又兼顾学生的个人才能。截至2015年，韩国的专门职业高中已达495所[14]，因此，专门职高的设立既有效解决了老龄化社会专业技能人才的短缺问题，又照顾到学生继续求学的需求。

其次，2010年3月，韩国教育部、科学与技术部(MEST)成立大师班或名匠高中(Meister High Schools)，“大师班”从最初的21所增加至2016年的40所，旨在帮助学生掌握产业高级技能和培养未来专业领域的专家，大师班课程侧重专业领域知识，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如计算机能力和外语能力，并让学生到新媒体、能源、机械电子和通讯通信等行业中现场学习，这保证了韩国高新行业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大师班”实施灵活的人员聘用制，并以高级的薪酬标准和更大的自主管理权为亮点，面向全国招聘校长，这有利于吸引企业精英成为校长。教师聘用过程中，在教师具备教师资格证和教学能力基础之上，增加行业工作经历作为聘用“大师班”教师的标准，为“大师班”提供强有力的师资保障。

另外，2013年韩国劳动就业部成立“工作学习双元制”，即新学徒制，旨在2017年增加10 000个企业实习基地，学徒人数增加至70 000名。“新学徒制”在韩国职业教育系统和韩国国情背景下，调整为面向新员工的学徒制和面向学生的学徒制[15]，提供学徒实习制的企业主要集中在需要高级技能的领域，如机械业、材料业、电子业、信息与通讯科技业等。

4.强化考核标准与行业认证

2016年，韩国政府将国家能力标准(NCS)纳入职业教育认证体系，NCS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建立职场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国家标准系统;二是建立科学系统标准衡量员工综合能力，如规划能力、专业知识、工作表现和市场分析能力;三是开发人力资源以期满足雇主需求[16]。以国家能力标准为基础的教育体系为职业技术教育的课程、考核、教师、校企合作和教育环境带来了积极变化[17]。通过该标准的建立，韩国青年求职者可针对目前企业急需的工作技能取得相应的技能资质，缓解青年难就业的困境，同时为职业教育培养目标指明方向，避免教育输出的人才技能与产业部门人力所需产生错位。

目前，韩国在国家能力标准的基础之上研究建立国家资质框架(NQF)，韩国人力资源开发部负责现有的技术资格框架认证。截至2017年，韩国共有450家国家认可的资格培训机构，其中99家为私营技术资格培训机构[18]。韩国政府将国家能力标准(NCS)纳入职业教育认证体系，建立技术资格框架认证机构，引入专业的职业培训公司，通过市场化的运营，加速人才体系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韩国还鼓励支持一些大型高薪技术或知识密集型企业将职业人才培养經验和能力进行系统化、标准化分享，使得中小型知识密集型企业受益，从而促进整个产业健康发展。

(二)企业自身行为“四维度”应对

21世纪是快速变化的信息时代、数字时代，整个产业社会处于剧变之中。信息与通信产业的升级迭代周期加速，产业变革进入了快车道，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不断涌现，职业人才的培养需要企业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参与，传统的以职业院校为核心的基础通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企业业务需求。因此，韩国的一些高薪技术企业积极主动参与到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进程中，改变企业人力资源制度和政策，不再是传统串联型的培养体系，而是采用并行培养体系，积极参与到人才培育的原点，即从“选”“培”“用”“留”四个维度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一体化发展，使得职业人才更好更快地满足企业发展需求。

“选”。在数字信息时代，机器给企业注入活力，取代批量生产的简单重复劳动。韩国企业认为传统意义的管理型人才已远跟不上企业的发展进度，因此“开放式招聘”被赋予新的涵义，企业打破传统的以学历为准的招聘格局，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例如，三星公司针对以前确立的以公共招聘为中心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不足，提出人才“混血强势论”，大力通过临时招聘与特殊招聘，从企业外部引进各式各样的职业技术人才[19]。韩国企业通过加大职业学校学生的录用比例，摈弃学历至上的招聘方式，进一步促进了韩国职业人才评估和流动体系。

“培”。韩国职业人才的培养体系包括对人才进行教育和培训两个阶段。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企业设定具体的人才培养目标后，把企业内原有的培训资源前移，通过与政府和职业院校合作，将教育和培训融合发展，即解决了企业职业人才需求配合问题，又实现了企业的职业人才储备。产业部门为职业技术学校投入资金，提供实习场地和专业师资，提升教育质量。韩国海力士公司(SK Hynix)为忠北半导体高中捐赠价值22.5万美元的设备用作实践培训，并且参与学校定制化课程设置和选派专业人员进行长期授课[20]。2013年，28个“大师班”与1 928个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建立教育、技术支持和就业合作关系网，学校与企业共同协力培养职业精英人才。

“用”。韩国企业不再采用现行的学术水平测试，而是采用职业能力测试来考核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同时，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将“用”和“培”有机地结合，在用的过程中不断将人才输送到职业院校再学习再培训，实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韩国的国民银行、工业银行和友利银行为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提供工作岗位;韩国银行联合会宣布未来三年将招收2 700名职业高中毕业生[21];2010年，三星电子公司签署协议为113名“大师班”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现代汽车公司签署协议计划为1 000名“大师班”毕业生提供10年合约的工作岗位。

“留”。留住优秀的专业职业人才，是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环境下取胜的关键要素之一。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在《内生技术变革》中提出：“人力资本的存量决定了经济增长率。”韩国三星、LG、现代、大宇和海力士等大型高薪技术企业，都设立企业内部大学，以职业技能提升为目的，开展在职员工职业发展体系建设，建立强化组织能力，塑造组织核心优势。除设立企业内部大学之外，企业还同职业培训机构等开展组织体系支持、认证机制支持、配套政策支持和薪酬体系设计等，培养并留住高级专业人力资源，为企业打造一体化综合解决方案。

四、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启示

(一)确立政府主导基准点，同步规划院校培养与企业用人方案

纵观韩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韩国政府在政策安排、规划制定、投资导向中坚持发挥中央统筹规划作用，引导职业教育的正确办学方向，构建符合国情的职业教育体系。首先，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需求制定规划出台法规。如1962年至1976年的三个五年经济计划方案和《产业教育振兴法》《职业培训法》，80年代的《劳动就业保障体系》《职业提高培训法》《技能奖励法》，2014年的《三年经济创新计划》《青年就业措施》，2015年修订的《员工职业技能发展法案》等，这些政策和法规门类齐全，针对性解决职业教育中的实际问题，又为各类职业院校和私立培训机构建立法律体系。其次，国家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远高于普通学校。政府通过对学生和企业的补贴拨款来激励民众接受并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提升企业融入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并优化企业的育人作用。政府通过完善政策法规和加大投资力度，有效地转变了职业教育培养模式，拓展人才培养模式，拓宽人才培养口径，以此提升职业教育输出人才与产业人力需求的契合度。

在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下，我国已经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为各行各业输送了数以亿计的技术技能人才[22]。然而，由于我国职业教育法制建设起步较晚，职业教育法规体系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法制建设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23]。另外，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目前职业教育还未能实现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与公司建设并行实施，与技术革新齐头并进。因此，通过政府主导，政策、院校和企业针对职业人才培养同步规划，由原来的串行职业人才培养体系改为并行，才能使职业教育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从而促进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多重效益。

(二)找准产教融合切入点，构建校企育人联合培养机制

韩国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产学协力成果卓著，主要归功于政府重视并引导企业成为职业教育的育人主体。从国家层面出发，政府制定政策支持，对参与职业培训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和财政拨款购置尖端设备等硬件设施;同时通过颁布法规，如《产学教育振兴法》和《职业提高培训法》，督促企业积极提供学生实习场地和现场学习机会，并承担职业培训义务或开设职业能力开发课程，提倡校企共同育人机制，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从企业自身利益出发，企业的蓬勃发展在人力，只有融入职业教育培训中，开启学校为企业，企业为学校的双向服务机制，才能实现互利共赢。韩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培养方案的制定、设置特定课程、提供实习场所和具备行业知识的授課师资等。另外，企业内原有的培训资源前移，如共建联合培训中心、设立职业人才培训基金等，将教育和培训融合发展，即解决了企业职业人才需求配合问题，又实现了企业职业人才的储备。从企业帮助学校改进人才培养质量，发展到学校帮助企业全面提升人力资源素质，从局部、个别、零散的教育合作上升到整体、全面、全过程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这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共同育人的新探索、新拓展、新跨越[24]。

现代学徒制是我国特色职业教育的重要人才培养模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的职业教育让市场发挥主体作用，构建未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格局。但有的地区是持“鼓励”态度，很多职业院校也因为对“混合”认知不强及相关治理机制不健全而观望[25]，这样弱化企业的主体地位打击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校企合作不仅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实施的需要，也是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有力纽带。通过校企合作，职业院校能够与企业及时沟通人才供求信息，促进企业对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理解和信任[26]。因此，完善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产教融合是关键，校企合作是桥梁，推动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才能满足产业结构调整的新需求[27]。

(三)把握认证体系核心点，促进职业人才流动

韩国政府将国家能力标准(NCS)纳入职业技术教育认证体系，构建多主体参与、多元共建的技术资格框架认证机构。首先，NCS为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发挥更为积极的纽带作用，通过NCS建立起以劳动力市场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就业市场对人力需求提出明确要求，职业教育则根据市场要求，确立培养目标、开发课程、培养人才，有效避免人才技能与市场人力所需产生错位。可见，NCS能促进职业教育和培训与行业进行无缝对接[28]。其次，NCS建立科学系统标准衡量员工的规划能力、专业知识、工作表现和市场分析能力等，通过提供NQF(国际职业资格框架)将工作经验、教育与学习经验、职业资格有机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了从“学什么”到“如何做”的范式转变[29]，因此，韩国青年可有针对性地取得相应的技能资质，缓解青年难就业的困境。基于NCS的认证体系，政府引入专业的职业培训公司，通过市场化的运营，加速人才体系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促进企业就职业人才培养经验和能力进行系统化、标准化分享，进一步完善职业认证体系，实现以市场为主导的知识型企业之间职业人才的自由流动。

我国制造业的基本国情是全产业链覆盖，即从劳动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覆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对高等人才教育体系进行了较大改革，但对知识密集型的蓝领工人的职业教育体系改革力度还不够，社会轻视知识型职业蓝领工人，导致企业中存在员工眼高手低、动手能力欠缺等问题。因此，从基础投入上，要严格健全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促进职业教育内涵发展。从根本上而言，必须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地位与工资待遇。从社会认知上，要积极利用新媒体讲好职业学校的故事[30]。同时，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职业认证体系，促进职业蓝领工人系统性地提升理论知识水平，实现市场主导方式驱动下知识型企业之间职业人才的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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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宇平)

作者：祝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