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经理职业发展路径(精选6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深圳市XX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以下简称总办会议)的工作效率,规范总办会议的组织工作和议事程序,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综合管理部为总办会议事务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会议的组织和管理。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本部。
第二章 会议的类型
第四条 总办会议一般分为定期和不定期二类。定期会议一般每周(月)召开1次,每周一上午9时固定召开。不定期会议根据总经理的提议,随时或即时通知组织召开。
第五条 周总办会议主要听取公司各职能部门关于上周工作情况和本周工作计划的汇报,研究、协调、部署公司各职能部门和有关项目事项的重点工作。参加会议的各部负责人,除对涉及事项作说明或急需提交总办会议协调、明确的事项外,对本部门工作应作系统汇报。
第六条 不定期总办会议的内容,主要为周总办会议中没有涉及,但事关重大且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参加单位、部门及人员由总经理确定。
第三章 会议的准备
第八条 召开总办会议的通知由综合管理部负责拟定,并报请总经理签发。会议通知一般在会议前2—4天发放给有关单位、部门及人员。
第九条 会议通知的内容应包括会议时间、地点、参加人员、会议内容和议 程等。
第十条 参加定期总办会议的有关单位和部门必须将工作完成情况和工作计划分别在当月15日、30日前,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至公司综合管理部,由综合管理部统一汇编和印发。
第十一条 参加定期总办会议的有关单位和部门,应在会前详细阅读会议材
料,作好提问、解答的准备,必要时应准备好相应的资料备问。
第十二条 参加不定期总办会议的有关单位和部门,应按会议通知要求准备
会议材料,并以电子邮件方式提前发至公司综合管理部。
第十三条 公司综合管理部须安排人员提前半小时做好总办会议的会场布置,准备好签到册并落实人员进行会议记录。
第四章 会议的召开
第十四条 参加会议人员必须进行会议签到。
第十五条 总办会议一般由总经理(或其授权人)主持。董事长、常务董事
长出席会议时,应由董事长、常务副董事长主持。
第十六条 会议发言和研讨顺序按会议通知规定的议程进行,特殊情况可由
主持人在会议开始时明确。
第十七条 定期总办会议的汇报单位和部门,应由其主要负责人(或授权人)进行汇报。汇报内容分为三块:一是日常工作;二是重点工作;三是需要公司协调的工作。日常事务工作只作简单汇报,重点和需要协调的工作应作详细汇报。
第十八条 定期总办会议主持人应对各单位、部门上阶段的工作计划执行情
况和下阶段的工作计划分别进行评价或补充,明确有关要求;组织与会人员讨论有关议题,明确有关协调、配合工作;对公司的整体工作状况进行评析,强调下阶段工作重点并明确有关工作目标和要求。
第十九条 不定期总办会议的与会人员,应根据会议通知的议事要求,作专
题汇报或讨论。主持人应组织与会人员重点讨论有关议题,明确有关要求并形成决议。
第五章 会后工作的落实
第二十条 总办会议结束后,综合管理部负责整理会议纪要。会议纪要应力
求全面、客观、准确,经分管副总经理审核后,呈报会议主持人审批和签发。
第二十一条 总办会议签到册与会议记录本(或录音带)合并保存。记录本
(或录音带)须加盖” 机密”章,由会议记录人员负责临时保存。整本(盒)使用
完后,交综合管理部统一归档管理。
第二十二条 总办会议的与会人员和工作人员,不得泄露有关会议内容或将 会议材料外借。
第二十三条 对总办会议形成的决议,与会人员应根据会议纪婴的婴求,保
质保量按时完成工作。综合管理部负责总办会议议定事项的督办和反馈。
第六章 附 则
关键词:高利贷,家庭投资,借贷危机
自2011年起由温州老板“跑路潮”开始, 鄂尔多斯、邯郸等多地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引起各方的重视。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在外部金融危机和内部货币紧缩、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双重作用下, 暴露出生产经营的资金链断裂、人工成本高、原材料价格上涨等等一系列微观问题。在资金缺乏、融资难而又贷款无门的情况下, 中小民营企业只能求助于民间高利贷。
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对民间借贷利率做了明确说明:民间借贷的利率必须低于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 倘若高于4倍, 则超出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数据显示, 62%的小微企业贷款产品年化利率在24%以上, 已经高于一年期6%贷款利率的4倍上限。浙江地区平均利润不到10%, 中小企业已经无力承担高额民间借贷带来的巨额利息。对于放贷方来说, 民间借贷利息的年回报率已超过100%。[1]对企业而言, 即使是卖掉工厂, 也承受不起本息的压力。
一、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
(一) 危机借贷危机爆发的起因
1. 国际金融危机的传导
2008年以来,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不景气, 实体经济发展受限, 失业率上升。温州经济对出口依存度较高, 因此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会给温州带来重创。温州的外向型企业最先受到冲击, 出口订单减少, 利润持续下降。在温州做实业的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毛利润一般在3%~5%, 不会超过10%。[2]通过借贷满足企业临时性、过渡性的资金需求, 一旦企业效益和还款能力下降, 导致资金链条的断裂, 必然出现跑路和跳楼。
2. 紧缩的货币政策
(1) 政府四万亿资金的刺激。两年四万亿政府投资成为2009年经济加速器的另一个前提。必须承认, 以财政扩张应对经济减速在理论上是成立的。然而, 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造成物价上涨、财富缩水、失业率上升, 进而市场出现短期需求旺盛的假象。一方面, 受出口负增长、企业盈利水平大幅滑坡以及产能过剩的影响, 指望政府投资带动企业继续大幅扩张产能, 难度极大。另一方面, 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充沛, 大量投机资本开始进入暴利行业。民间融资利率与企业规模、融资规模没有显著相关性, 只是与行业有一定联系。[3]
(2) 紧缩的银根。银根紧缩通常是金融危机发生的环境因素, 温州的民间借贷危机也遵循此规律。货币政策的紧缩必然造成市场上资金流通速度缓慢, 企业融资困难, 这也为民间借贷登上中小企业融资舞台搭建了阶梯, 不少家庭将财富全部投入到热钱的炒作中。2008年到2010年货币政策经历了由松到紧的过程, 这样波动的货币调控政策也助推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安, 催化了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 放大了危机对家庭投资的影响。
3. 投机的民间资本
民众在借贷过程中并不关注资金的用途, 只期待高额的利息回报, 有的借贷甚至是在无抵押的情况下进行的, 忽略了借贷的风险, 近似于疯狂的逐利。且融资模式为层级收储, 集中发放, 至于对借贷资本的流向如何, 多数放款人不知道也不关心。[4]
(二) 民间借贷危机对家庭投资产生的影响
网络上流传的“百亿投资, 万家钱庄。看银行内外, 惟余茫茫, 实体经济, 顿失滔滔。全民投资, 人人放贷, 欲与银行试比高。须晴日, 看各路老板, 玩命奔逃。利息如此之高, 让土豪老板累折腰……”, 成为民间借贷的真实写照。
从江苏泗洪到浙江温州, 从山东邹平到鄂尔多斯, 多地高利贷体系正在加速崩溃。借贷危机的爆发对家庭投资造成了短期不可恢复的严重后果, 一是大量资金被套牢, 家庭资产由此灰飞烟灭, 家庭可支配资本极速缩水, 甚至于有的家庭倾家荡产;二是波及范围广, 投资信心下降, 资本流动滞缓, 家庭资本再次活跃需要一定时间。
二、家庭投资与民间资本演变路径研究
(一) 高利贷背景下家庭财富投资路线
以温州为例:温州的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通过民间借贷开始生产经营活动完成原始积累;依靠它来弥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口, 最后逐步壮大, 创造了闻名中外的“温州模式。”[2]以家庭为单位, 从小作坊起步, 家庭财富的投资造就了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对政策天生的敏锐嗅觉, 自2001年以来, 温州资本频繁进入房地产、煤矿、棉花、小水电、石油等行业与领域, 勾勒出温州资本的流动轨迹。资本天生具有逐利性, 具有敏锐的触角, 只要能够获利, 就会千方百计进入。
以鄂尔多斯为例, 2007年全市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 超过北京、上海, 排名全国第四。2008年已达到1.5万元。[3]如此高的收入, 存入银行, 利率太低;购买股票、债券, 既不懂金融知识, 风险也太大。
以邯郸为例, 在城镇化的道路上, 一方面借贷者“他们多数属于外行, 也没打算永续经营, 多数因为有关系而进入房地产业掘金。缺乏战略素质, 仅凭老板的感觉、豪情、盲从而做经营, 大规模借高利贷、盲目性拿地扩张。”, 而放贷者数以万计的民间借贷人以几万、几十万, 甚至数百万资金, 化零为整地填补了当地房企逾百亿融资缺口。[5]
当高利贷的毒性遇到人性的贪婪时, 资本投资所携带的风险性常被忽视。而当资本的投资结果被过分放大, 进而演变成炒作时, 风险就会随之而来, 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血本无归。
(二) 高利贷演变路径
在我国, 高利贷由来已久, 其中家庭投资占重要地位。民间借贷为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原始资本, 下表为高利贷发展演变历程:
早期的借贷关系多发生于熟人与亲友之间, 随着交易和市场的扩大, 熟人之间的人格化交易被突破, 不特定群体之间的非人格化交易增加, 以人情为纽带的约束机制不能适应和胜任, 以利息和抵押为约束纽带的市场机制逐渐形成, 并为社会所认可。
由于确立市场经济初期的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增长, 正规金融发展滞后, 为非正规金融提供了很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一方面, 民营企业是经济新的利润增长点, 它们的迅速崛起需要大量的资金予以支持;另一方面, 中小企业处于起步或成长阶段, 原始积累不足可以抵押的财产不足, 收益也往往不具有确定性, 很难符合正规金融机构的审贷标准。因此, 在贷款无门的情况下, 放手一搏, 高利贷则成为创业初期的一大选择。此后, 房地产限购、货币政策调整———紧缩银根等因素, 企业收益迅速降低, 必然引发资金链断裂、跑路等现象。击鼓传花, 下家被套牢, 很多人血本无归。熟人间的“信用体系”坍塌, 短时间内难以修复。
三、家庭投资规范化的政策建议
(一) 个人及家庭提高风险意识
个人及家庭都应增强金融风险意识和风险识别能力, 清醒认识到高收益和高风险如影随形, 能够抵制高息借贷和非法金融活动。在合理的利率范围内开展民间借贷, 将资金更多地投向实体经济。同时, 个人及家庭提高平均素养 (城镇化的过程中, 农民失去土地换了金钱) , 特别是金融知识有待提高, 急需增强对资本投融资的认知。家庭成员积极主动地学习金融与法律知识, 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和修养, 使得民间借贷能够遵循正常法律流程, 符合银行借贷的规范, 从而保证借贷关系的合法性, 减少发生纠纷的可能。
(二) 企业提高风险意识, 回归实体经济
中小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要基于对市场行情的准确判断, 既包括微观经济因素的分析———企业内部的优势和劣势, 也包括宏观经济因素的把握, 如国际经济形势, 国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走势等。否则, “年化利率30%左右的高利贷, 如果是个别房企偶尔救急使用, 无可厚非, 但当一个城市很多房企都采用这一融资手段, 而且持续几年大规模使用, 则必将出现系统性风险。”。[6]实体经济是金融投资的基础, 因此, 中小企业要回归实体经济。
(三) 国家防止政策波动风险, 依法治国
一方面, 建立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另一方面, 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多元化, 遵守国家金融纪律。因此, 对于民间资本, 政府首先要持开放态度, 允许民营企业介入, 但是要制定合理的行业准入标准。其次, 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鼓励中小企业涉入三农行业, 通过拓宽农产品市场销售渠道, 实现农业产业科学发展、精细化和集约化经营的目标。最后, 丰富民众投资途径, 开发多样化的投资产品, 引导民众根据自身情况合理、谨慎选取投资产品, 如理财基金等。
参考文献
[1]吴正.民间借贷疯狂增长, 高利贷隐忧重重[J].科技智囊, 2011 (9) .
[2]林芸.民间高利贷的现状分析—以浙江省温州市为例[J].北方经济, 2012 (9) .
[3]赛娜, 杜静然.鄂尔多斯中小企业民间借贷问题研究[D].中国会计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2013 (7) .
[4]三星经济研究院, 宏观经济与公共政策组, 中国高利贷危机的出路[J].科技智囊, 2012 (6) .
[5]王清剑, 安起雷.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政策研究[J].中国国情国力, 2010 (8) .
[6]陈俊岭.邯郸百亿民间融资悲剧:很多人连生活费都扔进去了[N].上海证券报, 2014-10-23.
一个前提条件,要明确投资人主体,是法人投资?还是自然人投资,或者是国有企业投资?不同的投资人决定了其对职业经理人的要求,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不一样。其中,私营企业中所发生的有关职业经理人和投资人的关系最为重要,也是最典型的。
在私营企业中,投资人和职业经理人的关系是这样的:首先他们利益主体高度一致。作为投资人,投资要有回报,作为职业经理人也要有回报;第二,他们的区别在于角色不同,投资人最多的扮演的是决策的角色,而职业经理人是操作和实施。如果从形象来讲,他们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同舟共济。
而且,双方合作的条件也决定了其间的关系。举个例子:每一个行政区域都有一个书记、一个省长,都是同一级别,谁说了算?这个话题比较敏感。一般是书记说了算,但是在很多地方出现例外,有些时候要省长说了算。为什么,或许这个省长能力很强,背景很好。这个道理运用到投资人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合适。如果在企业急需要人才时,职业经理人非常优秀、非常有名气,那么投资人就会按照职业经理人的方式工作。如果是企业没有急需经理人,公开进行招聘,那么两者就是婆媳关系。选择权在投资者手里。
俞敏洪(新东方集团董事长):对于这个话题可以用新东方的例子来说明。从去年开始新东方进入资本投资,投资人一方面由新东方原来创业者转换而成,这一种投资是合二为一的关系,既不是夫妻,也不是婆媳,而是一种合作关系;另一方面的投资者的目的就是赚钱。对像新东方这样的企业来说,在我们接纳入注资本的前提下,投资人必须认可新东方运作方式和企业文化价值,否则我们就不予接纳。因为我本人就是投资者,又是新东方的创建者,所以我希望我所拥有的企业能够尽快扩大资本价值。因而从这个角度讲,外来的投资人是听我们的。
新东方管理者不纯粹是商业管理者,也有的是教育管理者,他必须符合我们心中对新东方发展未来的感觉。如果说这个职业经理人的操作、行为、价值体系脱离我们设定好的方向,我们会把这个职业经理人开除掉。这是决策和执行的关系,很难说是婆媳关系,婆媳关系中有时候媳妇占上风,职业经理人如果要占上风必须跟我们完全一致。对于我们来说,新东方投资不管投多少,我们投入的产业,一定不会是高级产业,或者化工产业,或者是手机产业。所以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复杂的投资者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我知道很多投资者投很多产业,他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他没有统一的企业文化。
周 立(清华大学副秘书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职业经理人和投资者之间的关系,跟所谓的夫妻和婆媳之间的关系不一样,他们之间是一个优化和约束的关系。另外在西方,两者关系主要矛盾是经理人拿得太多,而不是太少,这与国内正好相反。比如中国上市公司50%是国有控股,这样企业里面根据优化和约束经理人所得到的收入非常低。国外统计,创业阶段经理人股份大约占公司的30%。而作为经理人本身,就总可能有一些不符合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投资者与经理人之间的约束机制就显得很重要。
职业经理人的准入机制
俞敏洪:现在新东方在校外聘请上百个职业经理人进入新东方各个产业和各个学校,职业经理人是不可缺少的,新东方有软件、远程教育、图书等等产业,这么多产业加在一起必须由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但他必须与我们的理念完全一致,这不可能有任何商量余地。
周 立:一个老板在不同阶段都需要帮手,台湾企业一般认为一个对公司成长有帮助的团队,没有经过三年追随投资者的理念,很难将团队打造出来。日本有一条法律:所有中小企业可以在八年辅导期里面得到国家财政的大力帮助,他们认为没有八年企业的成长过程不能完成。这就说明成长过程中投资者需要一个团队,这个企业发展大了以后,可能刚开始的团队不起作用了,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职业经理人,企业也要形成能上能下的机制。
俞敏洪:职业经理人的出现有两个情况:第一种就是老板投入资本极其巨大,这个产业一般进来的职业经理人队伍是非常有经验的人;第二种就是所用的职业经理人不可能把创业者推翻的时候。因为一个企业本身所有的核心竞争力如果都掌握在职业经理人手中,对创业者影响就会非常大。
职业经理人与投资者的博弈
陈 斌:有的创业者常认为是自己把职业经理人养起来的,这种关系就是典型的强劲业主关系;还有一种关系是强劲职业经理人关系。哈佛大学一个职业经理人主张经理人要创造变革,设计变革,并且要实施变革,这是职业经理人的作用。为什么会造成两者矛盾?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没有设计出比较完善的游戏规则。企业的核心矛盾就是利益分配,如果老板把钱全赚了,职业经理人造反就变得理所应当。规则就是要将利益分配恰当的解决。另外一个规则是监督与放权机制。有的企业提出放权,但很多老板不放心,担心职业经理人出问题,干扰他们正常的经营管理,所以应当提倡放权,在放权的基础上也必须提倡监督;另一方面就是心态。调整心态是整个希望集团2003年的任务之一,无论老板还是职业经理人都要调整心态。把自己的位置摆正,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心里要有数,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到位。
俞敏洪:我是极少数集投资者与职业经理人为一身的企业家之一。很多职业经理人认为他们的老板很薄情,那么这个老板绝对不是一个好老板,职业经理人肯定不会为他好好干。两者关系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老板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价值认同问题。比如新东方有这么多校长,每一个校长待遇不一样,校长之间能力也不同。同一个学校可能这个校长去做能做到一个亿,另外一个校长可能只能做到五千万,因为他的奖赏方式有多种,通过几个指标你可以告诉他,做到什么地步他可以拿到什么地步的待遇。职业经理人应该有一个衡量的指标,他如果觉得合算他就会做,如果他觉得不合算他就不做了,如果他为了活命一直在这干的话,那这个老板肯定没有眼光。这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平衡点,是不断在动的。新东方每年到11、12月份的时候,根据前一年预算指标的完成,都要调整第二年基本工资待遇、奖金。两者的关系也是力量和权力较量的问题,如果职业经理和老板最后能够找到一个利益平衡的点,这个企业通常就会比较稳定发展,否则的话就会出现力量的倾斜,倾斜到任何一边都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经过这几年发展,我既能放权又能放心。现在你如果让我去国外进修,我完全可以去,这是因为除我之外新东方监督机制已经完成了。除我以外,还有新东方董事会,包括新东方检查审计部等等在检查他们的日常工作,新东方财务审计,以及董事会都不是归职业经理人直接领导的,而是职业经理人和董事会双向领导。我之所以能够放心,是因为新东方的运作,我闭上眼睛都可以非常清楚。我还有一个放心的原因,因为新东方是我一手运作起来的,任何一个经理人如果不干了,我马上可以接过来干。
于永超(北京未名律师事务所):作为职业经理人和投资人之间首先是委托代理关系,同时还有一个特殊关系,就是职业经理人是企业雇佣的经理人,他和企业形成的是劳资关系,这里面投资人追求投资最大化,而企业也要追求企业投资最大化,所以他对职业经理人的要求就是希望投入最少,但是回报最多,一定是要让职业经理人给他的回报会少,他的一个想法就是要让马儿快点跑,但是一定要给马儿少吃草。一个职业经理人也是自然人,他肯定要考虑他的待遇是不是适合他的职业,这个时候他就有可能背离投资人的要求做一个反向选择。另外实际操作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很多企业投资人对职业经理人比较注重短期待遇,这种待遇都是职业经理看得见的,但是作为长期激励有时候却不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职业经理人会追求短期行为。
还有一点,职业经理人比较担心投资人或者老板对他的承诺不能兑现,很多职业经理说我跟老板要签合同,他要聘用我,我的利益怎么得到保障,他们很担心。当然作为投资人或老板,他也很担心,他说职业经理人来了,他运作这个企业,他在运作过程当中会积累很多客户资源,很多资源被他掌握,这个时候职业经理人有可能控制老板。这个时候就出现两头害怕的感觉。
另外,双方沟通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前提是因为信息不对称,职业经理人掌握企业经营信息,和投资人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个时候有一个信息错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容易出现很多不信任,由于这个不信任造成双方的矛盾、利益的纷争等等。
周 立:职业经理人或者说经理人团队,投资人应该明确地注意到他是公司价值的一部分。另外职业经理人对投资人可能造成的伤害,不仅仅是拿多拿少的问题。大量的研究表明,他们对投资人造成的最大伤害是他们在花钱上的问题,就是说公司的投资费用,是不是符合公司长远的战略利益,这个方面对股东伤害最大。我个人认为投资者即使聘用了职业经理人,对于公司主营业务方向,公司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属于公司方向问题,投资者不可以完全放权给职业经理人。
如何面对两者的矛盾关系
主持人:有的企业老板苦于找不到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因为以前请的经理人很快就知道在北京什么地方有假发票,只要给一个额度,会把公司的产品安排给他的兄弟、朋友去采购。这样说来,投资人和经理人两者关系的矛盾是不是永远不可避免的?
俞敏洪:我觉得矛盾本身非常正常,这个世界要没有矛盾也就没有发展了,而且很多企业提升是在双方矛盾出现和磨合之间解决的。所谓的矛盾来自于几个方面:一个是利益分配问题;一个是权力分配问题;一个是对企业价值认同的问题。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比如职业经理人认同这个投资者在这干,必然要认同投资者给他建的平台,这个老板选择这个职业经理人也是因为他认为除了这个职业经理人以外没有更好的职业经理人。只要有人的地方,或者有两个人的地方,一定会有矛盾,两个人以上的地方矛盾更多。
这也牵扯到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问题,首先不能把职业经理人当作圣人看待,他是一个普通人,不能说他用假发票他就是道德败坏,因为肯定是投资者给他空间了。这个怎么解决呢?方法不是要审查每一张发票,而是首先在选择这个职业经理人时,你就必须对这个人的道德水准表示信任;其次你有合情合理的监督体系,你必须有一整套系统去做这个体系。让职业经理人认为这是一个企业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最后还要给他一定的空间,要按预算控制。给他预留空间,但是不是鼓励贪污,如果连这个空间都不留的话,他的行动肯定会受到限制,也就没有干企业的热情了。所以既要保证他不要变成贪污犯,又要保留他的空间,还要激发他干企业的热情。
于永超:职业经理人和投资人的最本质关系还是合同关系,他们之间存在着:你选了我,我去给你做事这样一个关系,合同关系本质是规则问题。在建立合同关系之后,有一个诚信履行的规则。我认为职业经理人和企业老板之间签订聘用合同,或者考虑到有相关法律规定,这些都是规则,有规则就一定要遵守。作为职业经理人或者合格的职业经理人一定是一个规则的承诺者和遵守者。非常关键的还有一点,就是在规则执行过程当中,法律规定由国家制定,剩下就是公司的制度,公司的章程和聘用合同。刚才俞校长已经讲过,您的公司在发展过程当中不断完善公司章程,不断完善董事会章程,作为职业经理人就应该遵守这些制度、规则。
我认为对一个职业经理人或者对老板来说,相互之间的信任一定是善意的,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可能更合适,我坚信人都追求利益,这就可能存在一种现象,就是为了利益可能放弃其他东西,所以你在设计制度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事情的最坏结果是什么?然后你去防范。从方法上我们很多老板聘用职业经理人的时候没有任何聘书,过来上班就可以了,我给你许诺什么东西,最后很难兑现。职业经理人在工作时也会设立自己的小空间,然后影响企业利益,这时候怎么办?那就应该完善聘用合同。我一直在强调企业和经理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我们现在法律制度有些不健全的地方,比如关于职业经理人,他如果因为过错签订一份合同,被其他人诈骗了,作为职业经理人要不要承担责任?在国有公司里面要承担刑事责任,在民营企业当中,他的责任就没有。我们的刑法更注重保护国有财产,所以这次“两会”一直探讨民营企业资产和国家资产保护问题,因而在目前的立法状况下,私企老板的资产很难得到保障。所以我们在企业设计方案的时候,往往建议和企业第一要签订一个聘用合同,第二再签订一个委托合同,这样关系就明确了。一旦职业经理人给企业造成损失了,那么企业或者投资人可以主张损失的赔偿。赔偿合同法中有规定,你作为授权委托人,你的行为一定是为你的委托人谋利益,你的行为超出委托权限,你就要承担赔偿责任。我觉得公司里面更重要的还是公司的章程和制度,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周 立:这个问题不可避免,首先从经理人角度,我们叫做在职销售,这是个人价值的一部分。他既然坐这个位置,那就可以请私人朋友吃饭,但是这个度怎么控制,就像我们说腐败一样,彻底清除很难。总的来说这个问题不可能消除,但是要进行各方面的约束。
我个人认为投资者对于经理人这方面的制度安排来讲,我个人建议有点像任期制,如果作为投资者你不明白你需要需要往哪个方向走,是你营销比较弱,是你主营产品成本有问题。你有明确目标之后则要选择经理人,应该根据企业发展聘用一个经理人,这是一个战略目标。我个人认为应该从阶段新的业绩评价解决这个问题。
1、负责拟投资项目的尽职调查和拟投资项目的结构设计,进行法律
风险分析。
2、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进行项目分析估值,协助项目团队与受资
公司进行商务谈判,把握项目实施进度;
3、整理研究尽职调查中的问题,进行风险分析,4、发现行业的潜在投资机遇,进行投资项目的开拓与筛选;
5、对已投资项目提供相关咨询和服务。
6、带领团队开拓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并购等方面的业务;
7、负责项目挖掘、谈判、交易结构设计、财务分析、尽职调查、估
值及回报分析等;
8、客户开发和客户关系维持;
一、基本假设
假设:经济体由大量类似的企业组成, 其区别仅在于经理人管理能力不同, 从而企业投资的成功概率不同;经理人是企业的实际所有者, 不存在道德风险;经理人具有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 并按照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投资;资本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且不存在交易成本;所有经济主体均为风险中性, 无风险利率为0。
在一个二阶段投资模型中, 企业在时点0发现投资机会并决定是否投资, 投资成本为I。企业现有自由现金流不足以满足投资需求, 所缺资金需要通过在资本市场上举债或扩股募集获得。为简化分析, 假设企业只能在这两种方式中择其一。时点1, 企业实现投资收入。假设该投资收入有两种可能的结果, 分别是R (R>0) 和0, 出现概率分别为p和1-p。经理人能力差异或企业质量差异体现在项目成功的概率p上。不过, 受过度自信心理偏误的影响, 经理人认为项目成功和失败的概率分别是p赞=△+p和1-p赞, 其中△∈ (0, 1) , 反映经理人过度自信程度。这种偏离了真实水平的主观估计的概率将被经理人运用到投资项目决策中。
与此同时, 在内部现金流不能满足投资需求的情况下, 外部融资成本也是投资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 投资人无法清楚地了解企业有多少成功机会, 只能将其设想为平均水平, 这一市场推测概率将决定均衡状态下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
根据企业实际成功机会 (p) 是高于还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平 进行划分, 我们将企业区分为优质企业和劣质企业两种类型, 分别讨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经理人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
二、优质企业的投资决策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由于资本市场按照企业平均质量定价, 优质企业在对外发行证券时会受到不公平待遇, 导致外源融资成本高于内源融资成本, 从而形成融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将遵循融资啄序规律, 即在投资时优先使用内部现金流 (CF) , 只有当内部现金流不足时, 才采用举债或扩股方式募集剩余部分资金 (I-CF) 。
下面分别考虑企业发行债券或权益证券时的投资决策。
1. 举债筹资时的投资决策。
假定企业采取举债方式募集投资所需资金为I-CF, 债务利率为r, 破产成本为b (固定成本) 。资本市场将根据其推测的企业成功概率进行贷款定价。资本市场债权人预期有可能 (概率为 在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中, 套利机制将使得所有债权投资者最终的期望投资净收益为0, 即:
由此, 均衡状态下资本市场贷款利率为:
因此, 预期经理人投资净收益 (M) 为:
对一个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经理人来说, M>0意味着投资可以提高其个人效用。如果经理人是完全理性的, 则其能够获知项目成功的真实概率为p, 从而正确计算出 (2) 式中的M, 并按照M>0的法则筛选投资项目。但是, 过度自信的经理人会高估成功机会, 并根据其主观概率计算预期投资净收益如下:
此时, 经理人筛选项目的标准变成 过度自信经理人与理性经理人选择投资项目的标准差异如下:
M赞-M=△[R- (I-CF) /p軌+b] (4)
由于△>0, 当R、b一定, 而企业现金流比较充裕, 使得R> 即经理人总是高估投资净收益, 因而可能接受实际净现值为负的项目, 造成过度投资;相反, 当企业现金流较少, 使得 这时不论经理人是否过度自信, 都会拒绝进行投资。
不同条件下, 理性经理人与过度自信经理人的投资决策对比参见表1。
从上述对比可以得到:
推论1: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优质企业举债筹资时, 经理人过度自信可能引发过度投资。
过度自信经理人发生非效率投资的可能性与其估算的项目净收益与实际净收益的偏差度 经理人越是自信 (即△越大) , 则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越大, 即得到:
推论2: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优质企业举债筹资时, 经理人越是过度自信, 则企业越可能发生过度投资。
融资约束条件下, 企业非效率投资倾向通常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正向关联。上述经理人决定投资与否的临界状态是: 对CF求一阶导数, 可以得到临界状态下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
(5) 式说明, 过度自信经理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会受到其过度自信偏误的影响, 即得到:
推论3: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优质企业举债筹资时, 经理人越是过度自信, 则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越高。
2. 发行权益证券筹资时的投资决策。
通常情况下, 面临融资约束的优质企业在进行外源融资时, 会首选举债。但是, 债务会伴随破产成本的增加而增加。如果破产成本b相当大, 企业将选择权益融资。这时, 经理人所拥有的企业权益份额将由现在的100%下降为a, 而1-a则代表了扩股后新股东所享有的权益份额。
对新股东来说, 时点0的投资成本为I-CF;时点1, 如投资项目成功 (概率为p) , 他们可以分享的利益为 (1-a) R, 如项目失败, 则一无所获 (概率为1-p) 。不过, 由于信息不对称, 外部投资者无法获知项目成功的真实概率, 只能按照同类企业的平均水平
这代表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资本市场能够接受的企业扩股份额 (也间接反映着企业股票的市场定价) 。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0<1-a<1, 企业要想能够发行权益证券, 必须满足
此时, 经理人实际的期望净收益为:
而其个人主观判断的期望净收益则为:
这意味着过度自信经理人总是高估项目带来的净收益, 特定条件下可能接受实际净现值为负的项目, 导致非效率投资。由于我们假设经理人是企业扩股前的实际所有人, 其个人净收益事实上也代表了企业原有股东的利益, 因此, 这种非效率投资对于企业原有股东来说也是非效率的。
将理性经理人决策标准M>0与过度自信经理人决策标准 加以对比, 两者在不同条件下的决策差异参见表2。
这样, 当企业发行权益证券筹资时, 我们可以得到:
推论4: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优质企业发行权益证券筹资时, 经理人过度自信可能引发企业过度投资。
这里, 过度自信经理人发生过度投资的可能性与其估算的项目净收益与实际净收益偏差度 有关。经理人越是自信 (即△越大) , 则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就越大, 即得到:
推论5: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优质企业发行权益证券筹资时, 经理人越是过度自信, 则企业越有可能发生过度投资。过度自信经理人投资与否的临界状态是:
对CF求一阶导数, 即可得到与 (5) 式相同的结果:
该式说明, 过度自信经理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会受到其过度自信心理偏误的正向影响, 即得到:
推论6: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优质企业发行权益证券筹资时, 经理人越是过度自信, 则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越高。
3. 经理人放弃外部融资时的投资决策。
前面我们讨论了融资约束情况下经理人对外融资时的投资决策。然而, 在现实中, 如果经理人感觉到本企业价值被市场低估的程度过高, 则其可能完全放弃对外融资。这样, 在自由现金流不足时, 企业必然放弃投资项目, 这时就可能产生投资不足的问题。
企业投资不足发生的可能性与经理人感知企业价值被低估的程度 有关。在p一定的条件下, 经理人越是过度自信, 则越是觉得企业价值被市场低估, 从而越是有可能放弃对外融资。由此, 我们得到:
推论7: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过度自信经理人可能由于融资约束放弃对外融资, 造成投资不足;经理人过度自信程度越高, 发生投资不足的可能性越大。
三、劣质企业的投资决策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资本市场将按照企业平均质量定价。因此, 在企业举债或发行权益证券两种情况下, 融资成本分别由 劣质企业对外融资将存在“搭便车”的动机。这时, 理性经理人会选择尽量使用外源融资, 过度自信经理人会根据主观成功概率推算“合理”的融资成本, 再将之与市场定价作比较。这样, 他们的融资行为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1.经理人异常过度自信导致 这时, 经理人误认为市场低估本企业价值, 即存在“伪融资约束”。为避免“过高”的融资成本, 与前述优质企业一样, 他们要么优先使用内源资金进行投资, 不足部分则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要么干脆放弃对外融资, 放弃投资项目。这时, 过度自信可能造成企业投资过度或不足, 其情形与前述融资约束下的优质企业相同。
2.经理人轻微过度自信导致 这时, 经理人意识到市场高估了企业价值, 对外融资有利可图。因此, 他们必定选择外源融资, 前述的投资不足不会发生。那么, 企业会采用哪种方式筹集资金, 又是否可能发生非效率投资呢?
(1) 举债筹资时的投资决策。比照 (3) 式, 负债融资且优先使用内部现金流时, 企业经理人主观测算投资净收益如下:
如果不使用内部现金流, 完全靠举债筹集所需资金, 则经理人主观测算投资净收益为:
对比上述两式, 由于 即经理人认为不使用内部现金流进行投资更为有利, 因此 (10) 式代表了企业举债筹资时经理人的主观期望净收益。此时, 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下降为0。
而事实上, 经理人能够取得的期望净收益是:
过度自信经理人与理性经理人的投资标准分别是 和M>0。因此, 特定条件下他们的投资决策会产生差异, 如表3所示。
由此得到如下推论:
推论8: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如果劣质企业经理人过度自信程度轻微并举债投资, 则可能引发过度投资。
由于过度自信经理人估算的项目净收益与实际净收益的偏差度 因此经理人越是自信 (即△越大) , 则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就越大, 即得到:
推论9: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如果劣质企业经理人过度自信程度轻微并举债投资, 则经理人越是过度自信, 企业越有可能发生过度投资。
(2) 发行权益证券筹资时的投资决策。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中, 劣质企业能够对外发行的股票份额为 这时, 企业经理人在优先使用内部现金流情况下测算的投资净收益如下:p軌p軌
对比 (10) 式 (完全举债的筹资策略) 和 (11) 式 (完全发行权益证券的筹资策略) 可以发现, 企业采用何种方式筹资取决于破产成本的大小:当破产成本较高而使得 (10) 式< (11) 式时, 企业尽可能发行权益证券筹资。这一点与优质企业类似。
(11) 式代表了过度自信经理人的主观期望净收益, 类似地, 理性经理人的期望净收益是 即理性经理人与过度自信经理人都会接受投资项目。其投资决策情况见表4。
这样, 企业就不可能发生非效率投资。即得到:
推论10: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如果劣质企业经理人过度自信程度轻微并发行权益证券筹资, 则不会造成非效率投资。
由于这类企业经理人总是具有融资的“搭便车”动机, 我们还得到:
推论11: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如果劣质企业经理人过度自信程度轻微, 则其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为0。
四、结论
在资本市场完全竞争和无道德风险假设下, 我们通过构造二阶段投资模型研究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优质企业、劣质企业不同筹资方式下的投资决策。研究发现,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对真实融资约束企业 (优质企业) 或伪融资约束企业 (过度自信程度较高导致 的劣质企业) 而言: (1) 经理人过度自信可能导致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 (2) 经理人越是过度自信, 企业发生非效率投资的可能性越大; (3) 经理人越是过度自信, 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越高。上述结论与Heaton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但是, 对于少数过度自信程度比较轻微而使 的经理人, 该心理偏误只在其举债筹资时可能引发过度投资, 此时过度自信程度与企业发生非效率投资的可能性成正相关关系。另外, 这类经理人能够意识到资本市场高估了企业价值, 因而总是优先使用外源融资进行投资, 造成投资对内部现金流不敏感。
上述结论表明, 在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 经理人的过度自信心理会放大资本市场的融资约束效应, 增加企业非效率投资几率, 提高投资支出对内部现金流的敏感度。所以, 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减轻决策者过度自信程度, 应成为治理非效率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叶蓓, 袁建国.企业投资的行为公司财务研究综述.会计研究, 2007;12
董承非:股指期货和估值是投资主线
个人简介:1977年生,理工硕士。2003年9月加入兴业证券,历任研究策划部行业研究员、兴业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经理助理,具有较丰富的投资研究和组合管理经验。自2007年3月2日起,任兴业全球视野股票基金经理,截至目前基金净值增幅达103.75%。2008年1月,兴业全球视野基金由董承非单独管理:2009年,興业全球视野基金以77%的收益率位居120只可比同类基金的第35名,显示了董承非的良好风险控制能力和个股选择能力。
在虎年投资策略上,董承非认为有两大热点值得关注:首先,关注股指期货。董承非认为市场低估了股指期货对市场的影响,一些权重股具有一定的投资机会,尤其会坚持银行的投资。“我还是认为权重股现在估值安全,后面还有股指期货。”董承非明确表示。
其次,关注低估值品种的机会。“我觉得估值低的东西相对安全。”董承非表示,“如果做相对比较的话,现在医药股的安全程度要比一些题材和主题投资的安全多了。”针对A股目前的持续调整,董承非称:“因为A股估值水平太高,所以对流动性非常依赖,如果出现了流动性收缩的信号,股市反应会比较大。但是我认为现在A股没有全面的高估,是结构性的高估。”
何滨:兼并重组及业绩续增股可带来超额收益
个人简介:1993年毕业于洛阳工学院,获自动控制学士学位,并在1996年于湖南大学获外贸学士学位,12年证券从业经历。2007年加入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高级研究员、投资管理部总监助理。2008年4月起任公司大摩资源优选混合基金经理。
何滨认为,2010年将是一个震荡市。震荡市场的超额收益往往更多来源于精选个股。该基金四季度重仓的广汇股份、中恒集团、亨通光电、上实医药今年以来逆市上涨,其中广汇股份逆市大涨17.99%,为其带来1252.67万元的账面浮盈:第一重仓股中恒集团同期逆市上涨14.29%,为其带来1519.34万元的账面浮盈。
根据大摩华鑫的研究和预测,2010年可能带来超额收益的行业主要有两类股票:一是业绩能持续增长,而且估值处于偏低或者合理的股票:二是兼并重组、资产注入类题材股。具体到行业或板块上,何滨认为主要是沿着经济发展和政策推动两个方向寻找。2010年相对看好三个行业:一是大消费类,包括电信、消费升级、医疗卫生、零售、食品饮料等:二是节能减排、低碳等:三是高端制造。
王鹏辉:在估值和成长性之间把握平衡
个人简介: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硕士。9年证券、基金从业经历。曾任职于长城证券研究部,2003年1月加入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行业研究员。2007年3月加入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投资分析师,当年9月15日起任景顺长城内需贰号股票、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股票基金经理。
2009年底,机构的仓位普遍较高,但王鹏辉却把他管理的两只基金的股票仓位降到了77.8%、79.71%。在市场一片看涨的背景下,做出这样的决策绝非易事,王鹏辉再次把握准了市场节奏。该基金四季度重仓的益佰制药、美邦服饰、博瑞传播、浙江龙盛今年以来逆市上涨,其中益佰制药逆市大涨23.64%,为其带来2893.63万元的账面浮盈。
王鹏辉认为,从长期获利的角度看,估值和成长性是最需关注的两个指标。他表示,“估值低、成长性好的企业最终将得到投资者认可,并在股价上得到体现”。
王亚伟:结构调整将成超额收益主要来源
个人简介:经济学硕士,以投资大师彼得·林奇为偶像,爱好足球、音乐和摄影,证券从业经历11年。历任中信国际合作公司业务经理,华夏证券有限公司研究经理。1998年加八华夏基金公司,先后任兴华证券投资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经理。现任华夏基金管理公司副总裁、投资决箫委员会主席、华夏大盘精选基金和华夏策略混合基金经理。其目前掌舵的两只基金的业绩骄人。其中华夏大盘——2007年股票型基金第一名;2008年股票型基金第二名:2009年股票型基金第三名。
对于未来一段时期的行情,王亚伟认为震荡仍是主基调。“下一阶段,在经济持续恢复的前提下,宏观刺激政策将择机退出。两方面的对冲作用,将制约股市产生大的趋势性行情,维持震荡格局是主基调,结构调整将成为超额收益的主要来源。股指期货的推出提上议事日程,将对市场的运行格局产生较大影响。”
对投资者来说,现在关心的不仅是基金的表现,更关心这些基金的最新动向。2月的第一周,A股市场整体表现疲弱,各类以股票为主要投资方向的基金平均仓位下降较为明显,仅有43只基金主动增仓,华夏大盘一周加仓3.05%,这让投资者重燃虎年行情的希望。虎年投资,王亚伟能否续写辉煌,让我们拭目以待。
“冷静下来,用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这是王亚伟作为一个职业投资者给大家的忠告。
邵健:和消费有关的成长股会有好表现
个人简介: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0年证券从业经历。2003年7月加入嘉实基金,现任嘉实基金公司总经理助理、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嘉实增长及嘉实策略增长基金经理。他是基金业界留存为数不多的元老级基金经理之一,其口头禅是“我管理的基金一定要维持在前1/3”。
“中国股市最大的魅力就是成长。”邵健几年前提出的看法一直延续到今天,他认为,在经济转型和消费稳步提升的背景下,今年值得关注一些具备穿越周期成长能力的行业,包括医药、食品饮料、零售等。邵健分析,从中国经济各项数据可知,中国已率先进入复苏轨道,市场结构性机会在涌现。我们将迎来传统上流动性充裕的一季度,市场将保持较为宽松的资金局面。同时,经济复苏的作用将逐步体现在企业盈利的恢复之中,再考虑到2009年一季度较低的业绩基数,企业利润增长将继续走高,为估值提供较好支撑。因此,他认为2010年前期的经济环境仍相对有利于风险资产。
在具体的投资思路上,嘉实增长将积极优化组合的结构,重点把握三类投资机会:第一、成长类(持续成长与周期成长)公司。邵健认为,随着盈利不断增长,业绩的差异和结构将是主导行业表现的核心,特别是估值较低、业绩显著成长的个股,未来会显著跑赢市场。第二、能够充分享受资源品长期升值的相关公司,特别是聚焦在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上的投资机会更加值得关注。第三、由于市场波动可能加剧,阶段性把握市场波动的机会,特别是那些矫枉过正的股票的投资机会。邵健认为,从上到下来看,未来5年有30%50%增长,和消费有关的成长股明年会有很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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