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推荐8篇）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篇1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综述

朱晓刚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华中科技大学是国内最早进行高等教育研究的高等院校之一。1980年10月，原华中工学院设立高等教育研究室；1985年6月，高等教育研究室扩充改建为高等教育研究所；2000年12月，高等教育研究所与校内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武汉研究基地）、《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杂志等单位合并组建成教育科学研究院。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1986年获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96年获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2003年获教育经济与管理博士学位授权点。现有高等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与发展心理学、教育技术学六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自1996年正式招收博士研究生以来，我院至今已有125名博士研究生通过了论文答辩，取得了一批较为满意的研究成果。从已经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选题及具体的研究内容来看，涉及高等教育从理论到实践的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涵盖高等教育学的多数分支学科，其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丰富和深化了高等教育学科内容，促进了我国新兴的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据初步统计，125篇博士论文中，研究领域包括：高等教育理论29篇、高等教育政策与高等教育管理43篇、学位与研究生教育5篇、大学教学与课程理论16篇、国际与比较教育4篇、高等教育史5篇、民办高等教育2篇、高等职业教育7篇、教育心理学4篇、基础教育理论7篇、女性高等教育3篇。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有些研究本身可以分属于不同的高等教育分支学科领域。综而观之，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博士论文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从选题的价值取向来看，我院多数研究以高等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为切入点，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的途径和对策，体现出较强的实践性和前瞻性。

1、实践性。

我院毕业博士生在读期间，适逢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这一时期也暴露出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深层矛盾和问题，如，大众化问题、民办教育问题、教育质量问题、素质教育问题、一流大学问题、大学制度建设问题，等等。这些现实问题构成我院博士生论文选题的重要内容（高等教育政策与高等管理方向的博士论文为43篇，占论文总数的34.4%）。如：2000届陈敏博士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根据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转移过程中出现的特殊问题，在对比分析不同类型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模式异同以及我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进程进行了分析和预测。2001届周进博士的《重点理工大学转型时期理科发展研究》是在我国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背景下，着重探讨重点理工大学向综合大学转型过程中理科如何建设的问题。2002届罗云博士的《论我国重点大学的学科建设》则是在深刻剖析我国 1

重点大学学科建设存在问题，并对比分析世界高水平大学学科建设的规律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重点大学学科建设的整体思路和对策。2002届张珏博士的《中国高校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研究》以及刘卫东博士的《大学与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机制研究》分别从不同视角对中国高校日益突显的社会服务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进行了必要性论证和对策分析。2002届陈运超博士的《大学校长的治校之道：一个个案的分析》根据高等教育（管理）学和领导学的基本理论，并结合朱九思担任华中工学院领导长达30年左右（1953-1984）时间的治校案例，展开大学校长治校特别是新中国大学校长治校之道的研究。2003届吴鹏博士的《大学教师聘任制：基于“角色”概念的研究》从学术、市场、人文三个维度揭示了制约我国大学教师聘任制有效实施的症结所在，并从理念选择、制度原则、环境保障等方面提出了颇有创建性的政策建议；王怀宇博士的《研究型大学的教授与教授群体》试图从如何推动教授与教授群体发展入手，探索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途径。2003届郭冬生博士的《论大学本科教学管理制度及其改革》探讨了传统教学管理制度与新的教学环境不相适应之间的矛盾，提出重新审视和改革大学教学管理制度是当前大学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2003届孔垂谦博士的《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环境研究》着重探讨大学发展的外部条件——制度环境的建设，特别是长期以来中国大学发展一直处在较强的行政干预的背景下，这一选题更具有现实意义。2004届沈曦博士的《中国多校区大学的组织结构与管理》探讨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高校合并所带了的多校区组织结构与管理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2005届沈华博士的《 中国国家助学贷款多元化偿还模式设计》、黄维博士的《 国家助学贷款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研究》、李红桃博士的《国家助学贷款运行机制研究》及2006届李庆豪博士的《生源地助学贷款的生成与发展》对新时期的国家助学贷款进行了较系统全面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政策咨询、制订、实施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2006届郭卉博士的《权力诉求与大学治理 ——中国大学教师利益表达的制度运作》通过对高校教代会和学术委员会的历史背景、组织结构和功能分析，揭示了高校教师利益表达的特点、利益组织化结构，以及利益表达制度的功能；李爱民博士的《职业定位与大学教育职员制度改革研究》通过对当前大学教育职员制度构建及其实践的研究分析，试图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大学教育职员制度的构想；李碧虹博士的《大学教师收入分配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的分析》试图通过对中国大学教师收入分配现实的问题分析，提出基于人力资本的分配设想。上述三篇博士论文，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以华中科技大学作为研究个案，突显了我院立足实践，发展“院校研究”的特色。

专门研究高等教育史及国际比较高等教育的选题，也是来源于对高等教育现实问题的思考以及外域经验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比照，目的是从历史的经验或国外的做法中寻找对现实问题的启示或可资借鉴之处。这方面的研究如：2005届粟洪武博士的《 陕甘宁边区高等学校教育模式研究》，2005届封海清博士的《 西南联大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精神》，2005届宋彩萍博士的《 中国大学培育民族精神的历史研究》，2000届谢雪峰博士的《 从全面学苏到自主选择——中国高等教育与苏联模式》，2003届高桂娟博士的《现代大学制度演进的文化逻辑》，2004届陈利民博士的《 哈佛大学办学理念研究》。这些研究都突出极强的实践性。

2、前瞻性。

2000届刘莉莉博士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与展望》是我国较早研究民办高等教育的博士论文，她从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蓬勃趋势以及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出发，明确提出“政府的控制是阻碍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等在当时来说颇为针对性的观点，我国以后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调整也证明作者的判断的正确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而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发展忽视制度建设，特别是在资源投入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制度短缺已成为大学发展的“瓶颈”。2002届张俊宗博士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制度回应》在比较分析西方现代大学制度模式及改革趋势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大学制度的缺陷，并构建了未来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框架。

值得专门提出的是，2003届张晓明博士的《学术参与：中国高等教育进程中的妇女》，2004届杜学元博士的《 社会女性观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2005届王俊博士的《解读高等教育的性别符号——基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研究》，作为对中国女性高等教育的研究，她们走在前沿。.二、从研究领域及研究内容的特点来看，我院注重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专门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初步形成了具有体系性的研究成果；高等教育基本理论以及教育史的研究体现出较强的创新特色，不少研究弥补了本领域的研究空白和不足。

1、研究的系统性强。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薄弱环节，研究生教育实践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因此我院有意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寻求突破和建树，5篇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博士论文各有特色，侧重点各异。2002届康翠萍博士的《学位论》侧重从理论层面对学位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多维度研究，重点探讨学位的本质、学位的价值等学位的核心理论问题；2003届廖湘阳博士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基于价值期待冲突与整合的分析》提出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是一个诸多利益主体互动的复杂过程，作者系统分析了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的结构、功能及战略态势，并对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进行了个案分析，同时对我国新世纪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进行了可行性论证；2003届骆四铭博士的《我国学位制度问题与改革对策研究》和刘鸿博士的《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则从较为实证和操作性的角度对我国学位制度以及培养模式改革进行了深入探讨；2006届邓光平博士的《我国专业学位设置的政策分析》从政策分析角度对我国专业学位设置进行了研究。

大学教学与课程论以及教学管理改革一直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与难点问题，特别是伴随着大众化的推进，教学管理以及传统的教学理论需要创新，16篇博士研究论文分别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系统研究：如，2002届刘旭博士的《论意义课程观及其对大学传统课程的改造》针对当今课程改革难以有效突破以及所面临的诸多尴尬局面，论证以意义课程观代替知识课程观对大学传统的课程进行改造，试图以此解开当前课程改革的各种症结。在当前大学课程论研究几近停滞和有创建性的成果乏善可陈的情况下，尤显作者对此问题研究的理论勇气；2003届许建领博士的《大学参与性教学的理论探讨与系统建构》从多学科角度论证大学参与性教学的理论旨归，本质上属于对传统教学的超越和创新。作者针对我国大学课堂参与性教学的现状与问题，阐述了大学参与性教学的构建途径；2003届郭冬生博士的《论大学本科教学管理制度及其改革》从不同层面论证了大学教学

管理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对策性措施；2004届李轶芳博士的《交往教学理论探讨——从本体论视界出发》探讨了有关交往教学的理论构想及有关交往教学的实现路径；2005届康全礼博士的《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理念与教学改革研究》考察了不同时期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理念的发展变化，并尝试提出了我国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新理念；2005届荀振芳博士的《大学教学评价的价值反思》用价值分析的方法，提出大学教学评价的核心价值是管理价值和教育价值，并运用价值冲突理论对当前大学教学评价现实问题进行了剖析和阐释。

教育心理领域的研究近年来也成为我院博士论文的亮点，2000届李小平博士的《大学创造教育的理论与方法》、2002届徐建波博士的《大学个性教育研究》和梁红博士的《高等学校素质教育中的内化问题研究》，以及2001届彭志红博士的《论语言的教育功能》和2002届李祖超博士的《教育激励论》分别探讨了大学教育心理和基础教育心理的不同领域的相关理论问题。

2、在高等教育史研究方面，体现出较强的创新特色。

高等教育是研究，包括中外高等教育、民族高等教育史的不同领域内容。如：2000届谢雪峰博士的《从全面学苏到自主选择——中国高等教育与苏联模式》考察了原苏联高等教育发展及其模式形成的历程，讨论了中国学习苏联模式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做法，并在总结主要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高等教育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若干问题。2002届宋秋蓉博士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私立大学》用较为丰富的史实研究和梳理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私立大学的性质、生存与发展、不足与缺陷背后的根源。同时作者明确提出研究这一段私立大学发展史，旨在为我国当代社会转型中的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2003届陈巴特尔博士的《文化变迁中的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演变》采用历史研究与文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演变过程进新了较系统的研究。这一研究被专家誉为填补蒙古族高等教育研究的空白之作。2002届雷晓云博士的《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及其文化透视》用比较详实的史料以文化来透视中国古近高等教育制度变迁、探究文化特质与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此呼应，2003届高桂娟博士的《大学制度演变的文化逻辑》围绕现代大学制度演进历程中与文化的内在关联展开论证，从总体上考察了西方大学制度演进历程中文化的影响作用，同是对英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演进历程进行了案例分析，并以所揭示的规律为指导，重点探讨了建设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问题。这一研究揭示了文化变迁与大学制度演变相依相随的历程。2005届宋文红博士的《欧洲中世纪大学：历史描述与分析》试图系统全面地对西方中世纪大学发展历史进行梳理，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3、在高等教育原理研究方面，出现了一批力作。

2000届贾永堂博士的《我国大学素质教育理论审视》对中国大学素质教育的由来与进程进行了系统追述，论文提出大学素质教育取向主要源于大学教育内在的自我完善的要求，推进大学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以素质教育思想改造现有的专业教育。论文提出的很多观点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大学素质教育的实践和理论问题。2000届肖海涛博士的《大学的理想》是较早探讨大学理念的博士论文之一，论文在论述中（古典大学、近代大学以及华中理工大学）外大学理念的基础上，指出大学是个知识中心和精神殿堂，并且充满灵性的文化氛围。并论述了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的理想将出现的新变化。这一研究对于中国大学正确定位，以及对于大学办学活动中的过于功利化倾向具有纠偏和警

醒作用。2002届周光礼博士的《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学术自由的制度分析》依据“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是大学发展中的一对基本矛盾”的普遍规律，剖析中国大学学术自由的独特性、阐述学术自由实现的理论依据，力图客观而全面地揭示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的矛盾关系，为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这一大学发展悖论之消解提供一条思考的路径。陈廷柱博士的《学习社会的办学理念》从学习社会作为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学习社会作为人类实现自我完善的理想追求出发，结合学习社会对教育的根本认识与基本要求，架构了学习社会“一本三促”的高等教育理念体系。2003届凡奇博士的《从边缘到中心——走向社会中心的大学使命和大学教育改革》基于对正在形成中的知识经济时代的趋势研究，力求摆脱传统的“服务工具”的观念的束缚，把大学将处于全社会支配地位而发挥主导作用的思想贯彻到底，阐述走向社会中心的大学使命，并根据所得出的结论对目前的大学教育改革进行重新定向。彭未名博士的《交往德育论》针对传统灌输德育在新时代所逐渐暴露出来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审视了大学德育在中国大学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演变及在当代的价值走向，所构建的交往德育论为提高大学德育的有效性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野。朴雪涛博士的《知识制度与大学发展》论证了大学制度本质上是知识制度，大学发展的核心机制是知识制度的变迁，知识制度创新的缺失是大学危机的根源等命题，并根据中国大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提出创新知识制度的有效途径。2004届江新华博士的《大学学术道德失范的制度分析》从越轨社会学角度，探究了大学学术道德失范的实质、表现、产生根源和治理对策。王恩华博士的《 学术越轨与大学学术管理》围绕学术越轨与大学学术管理这一对矛盾，试图透过学术越轨现象，探寻学术越轨的根源和本质，并尝试为大学学术越轨问题的整治提供一条思考的路径和方法。马廷奇博士的《大学组织的变革与制度创新》以个体的大学组织作为制度分析的基本单元，运用组织分析方法，结合中西方大学的历史与现状，重点对大学的组织制度、运行机制、制度创新机制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刘亚敏博士的《大学精神探论》通过考察大学与宗教、政治、经济等社会诸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梳理了大学精神演变的轨迹，探讨了大学精神的现实境遇及培育问题。2005届张奕博士的《知识形态与大学建筑——教育学视域下的中国大学建筑形态演变之考察》从知识、知识活动和建筑三者间的关系出发，探讨了中国大学建筑的发展演变规律。米俊魁博士的《大学章程价值研究》对大学章程及其价值问题进新了研究，是国内第一本研究大学章程的博士论文。李金奇博士的《被学科规训限制的大学人文教育——一种学科规训制度的视角》从学科规训的视角对中国大学人文教育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摆脱大学人文教育现实困境的理论路径。

三、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来看，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多元化构成了我院博士论文的主要特色，这一研究方法取向有助于从多角度、多方位对研究问题进行思考，从而能够开阔解决问题的思路。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根据我院“从实践中寻找问题”的选题和研究原则，除综合运用比较分析、历史透视等研究方法之外，有相当部分论文对研究的问题进行深入访谈、实地调研和顶岗实习，从而使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现实针对性。

其二，在研究范式上，我院毕业博士论文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从其他学科的视角对高等教育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对一些囿于教育学范围不能解决的问题探寻新的思路。综合分析我院博士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篇2

关键词：高等教育改革试点,高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体制,制度创新

“改革”与“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活动的两大主题, 同时也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搭档”出现频率最多、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关键词。可以说,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始终与改革过程相伴而行,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与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值得指出的是, 我国推进改革的方式和主题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 或者说, 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由于我国传统的“计划体制”及其“惯性”的影响, 任何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过程, 而只能采用循序渐进、由点到面、先易后难的方式, 因此我国在改革过程中特别注重试点先行, 逐步积累经验, 然后再逐步推广。从“经济特区”建设和企业改革试点, 到近年来的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等地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都体现了以试点推进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借鉴经济领域的改革经验, 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高等教育改革也注重采取试点先行的政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 高校获得越来越多的办学自主权, 由政府主导或高校自主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试点越来越多地成为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形式。近年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面临着深刻变革, 国际范围内综合国力竞争加剧, 但与此同时,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却相对滞后, 高等教育质量以及人才培养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相适应性日益突出, 制约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因此, 如何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这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 已经成为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的主题。本文试图揭示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方式、范围和层次以及改革试点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 进而探讨引导和规范高等教育改革试点, 促进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高等教育改革试点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 高等教育也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精英到大众、从外延发展到内涵发展、从注重数量到开始注重全面提高质量的发展历程。与此相适应,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 高等教育改革主题也随高等教育发展任务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种背景下,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核心任务在于先行先试、摸索经验, 承担启动和引领高等教育改革的责任。

(一)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与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有学者把高等教育比喻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堡垒”, 这一方面说明长期以来高等教育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领域的改革, 另一方面说明高等教育改革有不同于其他领域的制度环境约束。高等教育改革必须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 既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需求, 又不能照搬经济领域的改革经验与现成模式。从高等教育改革时序上讲,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 高等教育发展“以改革为主题”, 目的是要通过改革建立有特色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 因为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化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已严重制约了高等教育发展。在这种制度环境下, 不改革, 发展就无从谈起, 只有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与运行机制, 被压抑和束缚的高等教育发展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才能被释放出来。因此, 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改革重点就是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入世纪之交,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心主题发生了历史性转折, 突出标志是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 由此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关系调整为“以发展为主题”, 发展是首要任务, 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关系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历史性转换, 主要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经过二十多年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初步建立, 传统的束缚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性因素得到了根本性调整, 高校的办学主体地位和办学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但与此同时, 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着需求日益旺盛而供给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 这一矛盾只有通过规模发展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可以说,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从前一个时期的“不改革就无法发展”转向“不发展就难以深化改革”的阶段。因此, 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改革主题就是如何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和保障体系支撑。当前,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趋于平稳发展态势, 但经济社会发展对多类型、高质量人才的需求与高等教育质量不够理想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在这种背景下,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正在朝第二次主题转换, 即又一次进入到了“以改革为主题”的新阶段, 不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只能是空谈。

可见,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不同, 高等教育改革的任务就有所不同, 而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主题就是这些改革任务中的难点所在, 同时这些难点又是制约高等教育改革整体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从改革历程来看, 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体制和目标模式是清晰的, 但对于这些目标模式具体包含哪些制度和构成要素还不清晰, 更不清楚如何实现这种目标模式。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使命就在于先行先试, 在国家改革政策框架内进行率先探索, 以规避较大改革风险或制度摩擦成本。可行的办法是选择若干“试点”首先获得突破, 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再予以推广。很显然,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就是这种由点到面、梯度推进的过程, 而试点改革的主题往往就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难点和重点。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首先是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开始的。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 改革政府对高校统得过死的管理体制, 实行简政放权, 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此后直到90年代中期, 围绕高等教育“五大体制”, 即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招生与毕业生就业体制、校内管理体制全面展开改革探索, 而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主题也是围绕这些内容确定的。其后, 随着我国高校规模扩张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 人才培养及其质量保障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 创业教育、自主选拔录取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教学工作评估等成为高等教育试点改革的主题。近年来, 围绕卓越工程师培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大学生创新性试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主题,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呈现出“遍地开花”的态势。国务院办公厅2010年颁布的《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 (以下简称“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计划”) 中确定了“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等三类高等教育专项改革试点项目, 选择三个省份进行“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与以往相比, 这是一次规模最大、内容最为广泛的高等教育改革试点计划。可见,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主题都是高等教育改革重点和难点的体现, 也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直指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

高等教育改革不是为改革而改革, 而是为发展而改革, 改革是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途径。从内涵来看, 高等教育发展不仅要实现数量的增长, 更要实现结构的优化、质量和效益的提升;高等教育改革就是要破除束缚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 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解放高等教育“生产力”。从实践层面而言, 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既包括宏观的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又包括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变革。实际上,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 正是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先导, 促进高等教育数量、质量、结构与效益协调发展的过程。在此背景下,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主要是以体制机制改革为核心内容, 并以其制度创新的绩效示范全国, 进而推进高等教育全面综合改革和纵深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改革的试点主题来看, 有些是若干分散的单项改革, 有些是较为系统的综合改革, 几乎涵盖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人才培养体制、招生就业制度、后勤社会化、教师与职员队伍建设等不同类型, 以及高职高专、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等不同层次的改革主题。从深度上看, 每一次高等教育改革试点或主题的选择基本上都是围绕影响或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来确定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计划”既涉及到现代大学制度、人才培养模式、办学模式等方面的改革, 也涉及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省级政府统筹的综合改革。虽然, 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已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总体而言, 改革成效不足, 尤其是仍然没有解决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问题。[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 中明确指出:“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 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 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加快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质量多样化人才需要与教育培养能力不足的矛盾、人民群众期盼良好教育与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增强教育活力与体制机制约束的矛盾, 为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当前高等教育试点改革就是要破除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着力在人才培养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保障机制改革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2]

(三)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打破了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状态

长期以来, 我国政府对高校实行自上而下的行政式管理, 高校没有办学自主权, 更缺乏自主发展的责任和动力。因此, 我国高等教育体系逐渐形成了一种“均衡发展”的“大锅饭”现象, 高校之间“千校一面”, 缺乏个性特色。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这种均衡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改革就是要打破这种均衡发展的状态, 建立非均衡的、特色化、和谐共生的高等教育生态格局。审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程, 高等教育试点改革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特色化、非均衡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给予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特殊的政策支持。国家或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和实施方案, 赋予试点高校相对较多的改革权限, 鼓励高校因地因校地探索和实践;同时, 在国家规定政策框架内, 试点高校又对试点项目制定了配套实施政策, 以保障试点项目的顺利实施。二是试点高校获得了充足的资源投入。高等教育改革离不开必要的资源投入, 这既包括政府层面的投入, 又包括学校层面的投入。尤其是与人才培养相关的试点项目, 如果没有充足办学资源的倾斜性投入, 不仅难以调动试点单位或项目的积极性, 也难以保证试点改革的顺利进行。比如, 高职高专教学改革试点、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等试点项目学校都获得了教育部或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支持;一些研究型大学为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计划, 竞相增加投入, 汇集相关学科优势办学资源。三是通过试点高校的遴选与建设, 进一步强化了试点高校的办学特色。政府对试点院校的选择除了考虑地域分布之外, 更多地要考虑试点院校的现有改革基础和办学优势。由于往往具有比较好的改革条件, 相对于非试点院校, 试点院校改革成果不仅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效应, 而且有助于强化和保持学校办学特色。

二、高等教育改革试点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创新模式

高等教育改革就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利益相关主体的行为规范及其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 其本质就是高等教育系统或高校组织内外部的一系列制度创新。由于高等教育改革涉及各方面的复杂利益关系, 不可能采用“整体推进”和“休克式”疗法进行, 而只能是采用“小步走”或“试点先行”制度创新模式。从改革试点的制度创新的规模来看, 可分为单项制度创新、局部制度创新和整体制度创新。[3]单项制度创新可以是某一项制度的全面创新, 也可以是该项制度的某个环节或某几个环节的完善, 或者重塑一个全新的、以前没有的制度或环节。这种制度创新往往是微观制度的创新, 是在整体制度或者是该项制度所依托的宏观制度环境相对稳定前提下的制度创新, 既可以由政府主导、采用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方式, 也可以在政府默许下或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进行自下而上的制度变革。如高校职员制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等都应属于单项制度改革。单项制度改革速度可慢可快, 时间可长可短, 决策者具有较强的自主控制能力, 在制度改革过程中可以收放自如。局部制度创新是指某一领域或某一制度体系的创新, 相对于单项制度改革, 局部制度改革的目标多元、规模较大, 改革目标需要较长时间的设计和选择, 改革过程以及不同制度之间也需要较长时间进行磨合与协调。20世纪90年代, 我国高等教育“五大体制”之间, 校内管理体制改革、招生就业制度改革如果没有宏观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的协同推进, 其改革成效就可能大打折扣。由于局部制度改革是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牵涉到许多相关主体的利益调整和重新分配, 改革阻力和难度势必较大, 改革目标也不可能一步到位, 往往需要的时间较长。整体制度创新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所有制度体系的综合改革, 这种制度改革涉及几乎所有的制度, 因此需要较为成熟的宏观制度环境的支撑, 以及社会较为强烈的制度创新需求。如新近颁布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计划既是对以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 也是新形势下不同层面、不同类型教育制度的综合创新。由于整体制度改革涉及的制度数量较多, 制度之间、利益主体之间冲突较大, 往往需要大量制度设计和试点成本, 政府和高校决策者必须具有较强的对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局势的驾驭能力。

一般而言, “教育制度变迁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是一个新教育制度因素逐渐增加、旧教育制度因素逐渐减少的过程。”[4]高等教育改革试点实际上就是选择这种较为和缓的渐进的改革模式, 因为在传统的制度较为稳固的背景下, 虽然现行制度安排与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人才培养要求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宜, 但由于教育制度固有的“路径依赖”, 现行制度依然表现出很强的“惯性”, 如果采取较为激进的制度改革方式, 试图强力全面推进制度变革, 则可能欲速则不达。因此, 我国高等教育无论是单项制度改革, 还是局部和整体的制度改革基本上都是采用试点先行的方式。在实践中, 往往由政府主导引入资源市场竞争机制, 或为试点提供政策和资源支持, 通过增量改革而不仅仅是改变资源存量分配结构, 这样可以减少利益再分配带来的各种改革阻力。[5]通过试点改革, 首先在局部范围内获得制度突破, 然后由制度的量变达到局部或整体的制度质变;试点高校内部制度变革, 也更多的不是采用突变性的制度改革的方式, 而往往是从高校内部的某些院系或项目的改革入手, 然后不断积累经验并逐渐推广到其他院系, 例如, 自主招生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以及拔尖创新人才改革等试点项目的实施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渐进改革的制度创新模式。

当然, 高等教育试点改革并不是政府或高校的“一厢情愿”或“突发奇想”, 而是有较为现实的制度创新需求, 既有来自政府、高校的需求, 也有来自社会的或学生的需求, 这些需求在不同时期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力量“配比”, 进而转化为不同时期高等教育改革任务, 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制度创新动力。由于不同时期改革试点的任务不同, 起主导作用的制度创新主体不同, 所以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制度创新模式也有所区别。从实践来看, 大致可以分为政府主导的改革试点和由高校主导的改革试点。政府主导的改革试点实行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 由政府通过政策、法律和命令强制推行。由于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角, 所以政府一旦下决心, 必定能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改革进程, 试点单位也由于有政府政策的强力支持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改革的阻力与风险。实际上,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试点大都是由政府主导, 政府通过制订教育改革政策, 以《通知》《意见》《办法》等形式发布改革指令, 高校群起响应, 在这种背景下, 高校与政府的改革目标的脱节或不一致现象时有发生。之所以如此, 一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近乎垄断了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变革的权力, 拥有充裕的处理高等教育制度变革的信息和专业知识;[6]二是因为高校习惯于听从政府指令, 缺乏自主办学的意识和能力, 也就不可能有自主制度创新的强烈需求。近年来, 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高校办学主体地位的确立, 高校自主制度创新的热情不断高涨;同时, 为应对高校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高校自身发展, 尤其是人才培养过程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 高校逐渐成为推进试点改革或制度创新的主体或自觉发起者。这类改革试点以高校“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为主要目标诉求, 避免了政府强制推行的行政性特征, 改革成果也容易得到其他高校的效仿。值得指出的是, 随着高等教育在地方政府竞争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中地位的彰显, 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政府逐渐成为推动高等教育试点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角色, 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主要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制度创新模式, “使得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成为可能”, 同时, “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领域的竞争, 带来了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上的创新。”[7]

可见, 高等教育发展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催生了制度创新的多元主体。尽管利益相关者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 但都希望通过高等教育改革与制度创新提高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特别是以贯彻和实施《教育规划纲要》为契机,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试点及其制度创新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制度创新模式开始形成。虽然高等教育改革试点还带有比较明显的中央政府指令性和政策性倾向, 但高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增强, 形成了上下互动的制度创新模式。比如,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计划”的试点地区、试点单位的遴选就经过教育部门、相关管理部门、专家组成的综合评审组与申报高校之间的“三上三下”, 按照“自愿申报、专家评审、协商论证、综合平衡、统一部署”的原则确定的。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方面, 其实不少大学很早就率先开展了探索实验, 如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实验班”,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的文理实验班、计算机共建班, 清华大学的数理基础科学班, 华南理工大学的联合班, 等等。随着近年来“钱学森之问”的深入人心, 这些大学改革经验引起了政府与社会的广泛关注, 进而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试点”上升为国家政策, 并将一批国内一流大学确定为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第二, 重视多元主体参与高等教育改革和制度创新。除中央政府和高校两个制度创新的主体之外, 其他利益相关者也积极参与到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设计与实施中来。一是地方政府 (省级政府) 统筹本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逐渐增强, 从各省份发布的“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来看, 几乎所有省份都根据自身实际设定了高等教育改革试点项目。二是政府其他相关部门、行业企业等相关利益主体积极配合高等教育改革。尤其是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没有政府相关部门的配合, 就不可能达成预期效果。如“卓越工程师培养教育计划”就涉及国务院多个有关部门、多个行业、多个省市政府、上百所大学、上万家大中型企业, 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需要完成制定培养标准、设立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协调国家政策支持、推动地方实施“卓越计划”、高校全方位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等艰巨任务, 而每一项任务都需要采取若干有力措施和相关部门协力推进。[8]

第三, 点面结合、以点带面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和制度创新。例如,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计划”旨在突破长期以来困扰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既设立了单项制度改革项目, 也设立了综合改革创新项目。在单项制度改革层面, 选择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改革等三大类16个项目的改革试点。在试点单位的选择上, 综合考虑了现有改革基础、办学特色和区域分布状况;在综合改革试点层面, 选择了黑龙江、江苏、湖北三省作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省份, 旨在探索省级政府统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体制, 推动高等教育体制从传统的“两级管理, 中央为主”向“两级管理, 地方为主”转变, [9]建立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

三、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规制及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推动走向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扮演着改革先行者的角色, 改革就难免失败或失误, 也难免遭遇阻碍或消极因素的干扰。本质而言, 改革试点不是目的, 而只是全面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手段。那么, 如何合理规制高等教育改革试点、规避高等教育改革风险和负面效应, 是决定改革试点成败以及在更大范围内顺利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

(一) 打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体制性约束”

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发展理念的战略性转变和全方位注重教育质量的新阶段,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全面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当前, 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计划”的引导下, 各省市高等教育、高校的改革试点异常活跃, 形式各异。但值得指出的是, 在区域或地方以及各高校的改革试点中, 试点改革目标的体制合法性问题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方面, 《教育规划纲要》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预设了广阔空间, 另一方面,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又要受到现行的行政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框架的约束, 不允许在现行的体制框架外擅自行动。从各地出台的许多改革措施来看, 往往超出了现行体制框架的规定, 表现出某种无序甚至“非法”的特征, 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改革理念与现实体制的冲突, 以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所遭遇到的现行体制制约的尴尬。[10]

从改革背景分析,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在“去行政化”步履维艰的制度环境下进行的。那么,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应当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 还是可以跳出现行体制规定, 予以逾越和超前?对于这样的困惑,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可以有两种路径:一是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限定在既定的体制框架内, 排除任何超出框架的改革措施, 实际上这只能是“零敲碎打式”的改革, 很难出现系统的制度创新;二是突破现行制度框架, 进行“伤筋动骨式”的改革。实际上, 在这两种二元对立的路径之外还有“第三条道路”, 就是开辟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试点“特区”, 这一方面可以打破现行体制框架的束缚, 给予试点地区和试点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赋予“非法”改革以合法性, 另一方面政府仍然需要加强对改革试点的指导和监督, 并将试点改革纳入整体改革规划之中。可见, 如何突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体制性困境与悖论”, 是今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试点改革必须面对的难题。

(二) 由高等教育“试点特色”走向高等教育的“整体特色”

从某种意义上说, 高等教育试点改革的目的就是保持优势、形成特色,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计划”既隐含着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同质化”问题的担忧, 又寄托着对高等教育特色化发展的深切期待。从近期来看,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主要是靠优惠政策、集中投入、制度创新来推动的, 但从发展趋势来看, 单靠外力拉动和政策刺激的改革很难持久。同时,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持续推进, 试点区域或高校的最初政策优势会逐渐消失。那么, 如何以“点”带“面”持续推进高等教育改革, 进而形成高等教育的“整体特色”, 就成为今后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根本目标导向。

当前, 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革, 特色发展、自主发展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方面, 要建立必要的考核评价机制, 监督试点高校切实推进改革, 有新思路、新措施、新方法, 自觉提升改革的责任意识、自主意识, 切勿将责任变“荣誉”, [11]杜绝“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发生。另一方面, 及时总结、推广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好经验, 充分发挥试点的引领示范作用。实践中, 不仅试点高校的特色需要系统化, 还要提升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特色化水平, 着力把“特色试点”转化为“特色高校”, 然后再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特色”。当一所高校被确定为试点单位时, 首先考虑自己的原有优势是什么, 其次是促进特色发展的政策是什么, 再者是如何根据学校实际进一步发展特色、扩展特色。

(三) 建立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责任协同机制

当前,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开始超越单纯的自上而下单纯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模式, 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已经成为上下联动、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系统工程。实际上,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是教育行政部门、地方政府、高等学校、教师和学生、社会以及用人单位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高校和地方政府争取自身权益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同时不断推动政府主管部门放权, 要求给予高校或地方政府更多的办学自主权;社会或用人单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开始自觉参与高等教育改革或人才培养过程;高校内部基层学术组织或广大师生也希望有更多的参与决策以及维护自身权利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 如何在保障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同时, 建立必要的责任约束和利益驱动机制, 是高等教育改革试点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

从改革试点的未来目标来看,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下放办学权利, 切实转变职能, 由“控制”和“管理”向“服务”和“协调”角色转变, 地方政府要切实发挥对所属区域高等教育改革的统筹管理与监管职能, 形成权责结合、分工明确的两级政府管理、监督、责任追究的制度体系。同时, 在国家或地方政府层面, 要建立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和责任分担机制, 以便更有效地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对社会或用人单位而言, 关键是要通过建立政策引导、激励约束机制, 调动社会参与高等教育改革尤其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积极性。值得指出的是, 归根结底高校是高等教育试点改革的执行主体, 任何改革目标只有落实到学校层面才有可能达成。因此, 高校自身要切实增强改革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危机意识, 真正进行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改革。

注释:

[1]王寰安.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为何成效不足[J].高等教育研究, 2011, (4) :30.

[2]教育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答记者问[EB/OL].

[3]邓大才.论制度变迁规模与变迁方式的组合模式[J].湖南社会科学, 2004, (1) :172.[4]李江源.论教育制度变迁[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10, (11) :5.

[5]林毅夫, 蔡, 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J].经济研究, 1993, (9) :3.

[6]李江源, 姜园.官僚机构:教育制度变革的主体[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09, (7) :109.[7]张应强, 彭红玉.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地方政府竞争与高等教育发展[J]高等教育研究, 2009, (12) :1.

[8]唐景莉.形成高校和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谈“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N].中国教育报, 2011-03-05.

[9]王寰安.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为何成效不足[J].高等教育研究, 2004, (4) :30.

[10]贺祖斌, 等.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十大事件盘点[EB/OL].http://www.hie.edu.cn/fzqs/news.asp?new=1642,

[11]熊丙奇.教育改革试点高校:勿将责任变“荣誉”[N].深圳特区报, 2010-12-08.

责任编辑:云蒙责任校对:云蒙

Theoretical Frontier理论前沿

P15高等教育改革试点与高等教育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高等教育发展始终与高等教育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 高等教育改革是高等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在高等教育改革方式选择上, 以点带面、试点先行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典型特征。当前,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开始突破以往由政府主导的行政命令模式, 呈现出上下互动、多主体参与、点面结合的制度创新趋势。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打破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体制性约束, 推动形成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特色, 建立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责任协同机制, 实现高等教育健康和谐发展。

P24中国大学理念趋同的层次分析

中国大学的发展存在同质化或曰趋同现象, 其中, 大学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趋同。大学理念趋同是否合理, 不能一概而论, 可使用层次分析法, 从不同的层次意义上考察趋同的合理性问题。本体论层次上的中国大学理念趋同是合理的, 国别层次上的中国大学理念部分趋同也是合理的, 但个性化层次上的中国大学理念趋同则是盲目的, 应该加以修正和完善, 彰显各自独特的大学理念。

关键词:大学理念;趋同;合理性;层次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164 (2012) 02-0024-06

P30政府与高校契约型关系及体制构建研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指出, 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 而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契约关系可以看作是其中一种新型关系。目前政府与高校地位不平等、高校办学不自由、交换不公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这种契约型关系的构建, 加快高等教育行政体制重构和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将有助于政府与高校构建契约型关系。

关键词:政府;高校;契约;体制

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篇3

一是坚持教育创新，在办学模式上突出自己的特色

高等职业院校之间、院校与行业企业之间要加强合作，重组教育资源，开展深层次的产学合作。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周边的社会经济环境办出有自己特色的高等职业院校。

二是专业设置要与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重点相协调

高等职业教育要根据区域经济结构，积极面向市场，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需求为准。

三是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和定位，加强高职学院的师资力量

走校企挂钩、校所挂钩、市场结合的路子，内培外聘、千方百计扩大“双师型教师”、实践型教师、技能型教师的比例。

四是努力提高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

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应以就业市场为导向，努力促进职业教育与就业教育的紧密结合。必要时由政府宏观协调，由市场、企业创造条件，不断吸纳学生，解决就业问题。要建立健全高职毕业生就业信息网络，进一步完善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切实提高高职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整体质量。

（张宝 《经济社会》2011年第9期）

科学发展观与高等教育发展 篇4

刘献君(华中科技大学，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于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确认识和看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要以科学发展，兄为指导，确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推进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和高等教育研究的深入开展。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4)05—0001—05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于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确认识和看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推进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和高等教育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在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讨论中，有人认为，科学的对立面是非科学，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说明以前指导发展的是非科学发展观，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社会发展有一个过程，发展观也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步变化、进步、完善的。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更多地从经济视角来看待发展，强调经济增长；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更多地从社会视角来看待发展，强调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现在，人们开始更多地从人本视角来看待发展，强调以人为本。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1．辩证地看待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

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基于两点：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巨大成就；分析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

从整个国家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这里，我想从我自己的切身感受来看。1993年，我第一次到美国看到什么都感觉新鲜，他们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每小时跑140公里，我回国后到处说，他们的宾馆、餐厅条件比我们好多了，公共厕所里还放手纸，当时感到很难想象。1999年，我再次去美国，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感到新鲜了。今年6月份，我去了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海参崴，感觉近10多年，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发展，没有新的建筑，设施陈旧、落后，我坐过的电车，没有一部是比较好的，教授的收入也很低。近10多年来，我国的发展是巨大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如经济过热，有的建设不讲效益，存在不少政绩工程，环境污染严重，对弱势群体关注不够等，都是值得十分重视的。

教育的发展也是一样，取得了巨大成绩。我们从理念和观念层面提出了高等教育“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的原则和要求；提出了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要求和意见；提出并开展了素质教育。从工作和效果层面看，这些年大力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扫除文盲；实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注重素质教育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实行弹性学制，为学生提供多种教育选择；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辅导，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能力，等等。同样，在教育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如单纯追求“教育GDP”的现象，片面强调教育的经济效益和功能，教育发展不平衡等。

2．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前提是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社会经济更好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只有发展才能解决中国前进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例如，我们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如果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水平，多数适龄青年上不了大学，人民群众能满意吗?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要更好地指导发展，而不是停滞，或回到过去。

3。发展也需要付出代价

发展要追求价值增益的最大化，在发展的过程中，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成本性付出，或因人为因素的付出，我们要有代价意识。诚然，要让代价尽量减少，决不能得不偿失。同时，要建立代价补偿机制，在发展中，往往首先考虑的是主导目标，容易忽视次要目标，对在发展中受到损失的群体和方面，应有适当的补偿。

4．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

为了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国家要进一步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我们要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提出新的发展观，进一步明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

在讨论中，有人认为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是非科学的发展观，是造成以往发展中产生问题的根源，这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超常规发展，首先耍弄清这里的“规”是指什么，是指规律还是规则?这里的“规”，我认为是规则，而不是规律。规律是客观的，必须遵循，规则是人制定的，陈旧过时、不合理的规则必须加以改变。为了发展，突破一些常规，如人才引进中，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可以不要户口、档案，破格晋升教授等，也是必要的。跨越式发展不等同于快速发展，要跨过某个发展阶段，才称得上跨越式发展。跨越式发展是落后赶超先进，实现质的飞跃的重要途径。例如在学科建设中，某一个学科发展平平，由于引进了几位处于国际前沿研究水平的学者，将学科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这就是跨越式发展。因此，对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要作具体分析，有科学的，也可能有不科学、非科学的。

二、科学发展观对于指导高等教育

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科学发展观对于指导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

l从长远来看，社会经济协调、全面、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教育的协调、全面发展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为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全面协调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更好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但“人是发展的主体和动力。人是一切发展的规划者、决策者、参与者和实践者„„”[1]，社会经济发展也不例外，依靠人去规划、决策，参与和实践。社会经济能否协调、全面、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参与社会经济建设工作的人的素质。人的素质的提高在教育，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空前上升，高等教育已经进入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因此，高等教育的协调、全面发展十分重要。

2．高等教育正处于新的大发展、大转折时期，急需科学发展观的指导

高等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世界高等教育已经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现在，由于市场化、国际化、大众化，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带来了新的矛盾，高等教育将面临第四次大的变革。以大众化为例，数量的增长，必然带来质的变化，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必然导致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好比三五个人在唱卡拉OK，秩序井然，突然进来几十个人，有的要唱通俗歌曲，有的要唱京剧，有的要唱地方戏；有的要跳三步、四步，有的要跳迪斯科，秩序就乱了，就需要重新调整。近几年来，我国大学教师、学生人数猛增，2003年本科院校平均在校生规模达 11662人，万人大学已不算规模大的学校了。面对这种状况，如果不调整我们的发展观、管理观，进行一次管理革命，高等教育就难以持续、协调发展。

3，科学发展观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内容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十分丰富，“以人为本的观念和五个统筹的思想和原则，也是对教育发展的要求”[2]。实现以人为本，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推进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不同地区的教育、教育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协调发展；调整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布局等等，都是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如何实现以科学发展观

指导高等教育的发展

实现以科学发展观的指导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

1、确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

首先，我们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确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实现观念的转变。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的确立，是一个需要经过长期探索的过程，这里仅谈谈个人的一些初步认识。

(1)以人为本的大学理念。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特征。“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又是发展的终极目标。”[3]以人为本将发展的逻辑起点与终极目标归结于人自身，突出了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发展是人的发展，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人是发展的动力，是发展的关键因素。“以人为本的大学理念就是将人视为大学发展的中心，大学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服务和促进入的发展„„”[4]

坚持以人为本的大学理念，首先要正确认识以人为本中的“人”，认清“人是精神性的存在”，“人是自由性的存在”，“人是创造性的存在”[5]，从而重视，人的精神，以精神提升人；把人作为主体，而不是客体、工具；高度重视人的创造性。其次，重新审视教育目标、教育过程、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方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再次，重新思考学校与教师、学校与学生、教师与学生、领导与师生等诸方面的关系，确立新型的人际关系。

(2)遵循教育规律，按教育规律发展教育。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是按规律办事。历史已经证明，我们的改革、发展，按规律办事，就能健康发展，违背规律，则受到惩罚。现在，我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往往还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要认真总结我国近代高等教育100年来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和把握其中具有稳定性的联系，从理论层面逐步概括出教育的基本规律。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认真学习教育理论和教育规律，严格按规律办事。

(3)分类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这是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结构，需要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人才。特别是我们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对人才的需求更加复杂、多样。但我们的高等教育却目标、模式单一，都追求高层次，专科学校想升本科，本科学校想建硕士点，有了硕士点想上博士点，进而想进入“211”、“985”工程，成为世界一流。作为校长，想把自己学校的层次提高，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整个社会发展而言，则存在一个协调发展的问题。因此，高等学校需要分类发展。分类发展才能与社会协调发展，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才能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各高等学校应根据各自的情况，在分类发展中准确定位，在各自的层次中办出特色，提高水平，从而实现高等教育的多样化。

(4)统筹兼顾，协调有序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关键是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高等教育由于自身的复杂性，更容易造成人们分散、孤立、对立地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在个体本位与社会本位、精英与大众、数量与质量、教学与科研、德育与智育、规模与效益、学术目标与效益目标、综合性与单科性、共性发展与特色发展等众多关系、矛盾中争论不休。在高等教育发展中，要客观、辩证地分析和把握各种关系，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协调有序发展。

2.健全法制，建立机制，保证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

坚持科学发展，观念很重要，但仅仅有观念还不行，要有法制、机制来保证。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6]坚持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一定要有相应的法制、机制来保证。

从政府层面来看，要制定保证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法律、政策，建立有效的机制。这里着重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制度改革，重大决策的法制化。在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时，一定要有相应的法律程序：保证决策的科学化。错误的决策，往往是个人说了算，某个领导人凭一时的感情，在对决策对象没有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所作的主观臆断。二是要有保证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相应政策。例如，高等学校分类发展为什么难以进行，问题在于我们的政策，包括经费投入、舆论导向、评估体系，都在鼓励规模大、层次高，学校如果不求大、求高，就难以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因此，政府要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高等学校分类发展，争取社会认同。同时，政府还要给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让其自主发展。

从学校层面看，要理顺治理结构。所谓治理结构，即学校内部规范不同权利之间权、责、利关系的制度安排。大学作为非营利性组织，是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没有哪个个体或集体全部拥有大学，也没有任何人会对学校的发展负全部责任。学校的党委会、校务会、学术委员会、教代会、学代会、党委书记、校长都对学校发展负有责任，但谁也很难负全部责任。现代大学内亟须必要的制度安排来理顺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校的校长，误以为校长负责制就是校长说了算，一些重大问题未经科学决策，因而严重地影响了学校的发展。

3．以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为指导，研究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

推进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要在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指导下，认真分析各种矛盾和问题，抓住制约发展的主要问题，例如分类发展，科学定位，大学教育理念，资源合理配置，教师继续教育，学生全面发展，科学的教育评估等等，逐一加以解决。

四、以科学的发展观

指导高等教育研究工作

近几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队伍逐步壮大，研究人员增多，建立了若干博士点和众多的硕土点，培养了厂批人才，出了一批成果，有的成果已为教育决策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所采用，开始起到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作用。但高等教育研究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高水平的、能解决重大教育理论和实际问题的成果不多，研究队伍素质有待提高。从现实情况看，存在着“五重五轻”的现象，即重演绎轻归纳，重综合轻分析，重理论轻实践，重整体轻个别，重思辨轻量的分析和质的研究。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存在着“三多”的情况，诠释性、介绍性的文章多；经验总结性的文章多；凭主观意志写出来的文章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决高等教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研究从问题入手

研究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没有针对问题就谈不上研究，问题在研究中的重要性已无需赘述。但为什么在研究中仍然出现抓不住问题的现象呢?原因在于，一是受某种研究风气的影响，重体系轻问题，通过秘书性的资料整理工作，形成一个“体系”，既省事又能得到一些人的认同。二是搞不清什么是问题，往往把现象当问题，把某一个研究领域当问题，把假问题当成真问题。因此，高等教育研究一定要抓住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2．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形成新的理论

我们强调问题，不是不重视理论。越是突出问题，越要重视理论。因为只有科学的理论才能真正解释问题，解决问题。研究者一定要有学科背景，对某一学科理论钻研得比较深透，然后以此去研究问题。否则，就事论事，研究不可能有深度。

在研究过程中，还要产生新的理论，指导高等教育实践，丰富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在这里，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有的人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几个“理论”，但实际上却不是理论，只是某个观点、概念、说法。因此，我们要去弄清理论的基本结构、内涵。理论一定要有解释力，能解释社会现象、社会问题。

3．要运用有效的方法

如果解决问题是“过河”，方法则是“船”和“桥”。解决问题没有研究方法不行。一是要克服不讲研究方法的现象，这实际上是过去文科研究中留下来的“一张纸，一支笔”，“剪刀加浆糊”(现在则是网上下载)的恶习造成的。二是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脱节。一定要紧扣研究内容，根据研究内容的需要选取有效的研究方法。

(本文系作者在第十届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闭幕式上所作总结发言的整理稿。)

参考文献：

[1] 张武，等．论坚持科学发展观[N]．光明日报，2004-07-28．

[2] 谢维和．科学发展观与教育的改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2)：9，[3]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4] 姚利民．科学发展观与大学理念[Z]．第十届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交流论文.2004．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新局面 篇5

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高等教育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责任感、使命感，统筹做好教育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陈宝生指出，本次直属高校咨询会是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高校咨询委员围绕高等教育领域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形成共识，会议时机好、主题好、内容好、形式好、会风好，对统筹做好“十三五”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陈宝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认真梳理中央对教育工作提出的各项任务。

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论述，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要深入学习领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政工作，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学习中，要抓住精神实质学，从历史方位的新阐释、价值定位的.新导向、工作布局的新要求三个方面悟透精髓所在。

要善于把握形势学，认清高等教育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

要在总结反思中学，坚持问题导向，找出差距不足，务实推动工作。

陈宝生要求，高等教育必须全面落实四项重要任务。

一是把加强党的领导落到实处。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灵魂。

要保持政治定力，加强党对高校领导，抓好党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

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相结合，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加强基层党组织特别是教师党支部建设。

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做到质量建党。

要通过推进教师、学生两大群体并进，推动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

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和领导权，抓好教材特别是马工程教材建设。

二是始终坚持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要更加重视因材施教，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把立德树人落实到学生健康成长上。

要加强师德建设，重视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把立德树人落实到教师教书育人上。

要舍得用力，下足功夫，优化资源配置，加强本科教育，把立德树人落实到提高本科教学水平上。

要抓责任、抓标准、抓激励、抓评估，把立德树人落实到提高教育质量上。

三是认真做好服务国家这篇大文章。

要扎根中国大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增强服务国家意识，主动与国家战略对接。

优化办学结构，培养大批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学术领军人物，构建协作体系及安全评价机制，不断提高服务能力。

拓展服务面向，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经济建设主战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发挥作用。

四是着力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创新。

改革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所在和动力所在。

要用好高校办学自主权，加强以章程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体系，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提高领导干部依法治校能力。

要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更好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篇6

摘要：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对高等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要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符合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就必须加大改革力度，以特色、质量求生存，深入联合行业企业，实现校企的深度合作、工学的紧密结合，大力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等，以提升高等职业教育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实施，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获得了飞速发展并不断壮大。但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发展过程中，很多高职院校尚未摆脱普通教育的办学模式，与行业企业难以形成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这种障碍至今仍制约着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科学发展。2010 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对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笔者试图通过对国内外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分析，探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改革创新，深入联合行业企业，使校企更加深度合作、工学更加紧密结合，大力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突出特色、追求质量，以提升高等职业教育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现状

所谓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是指“在高等教育框架下，融入产业、行业、企业、职业和实践等五个要素，并使这些要素在办学模式、运行机制和教学过程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由此提升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培养质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并构建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法规与制度环境”［1］。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出了诸多模式，如“订单培养模式”“、产学研结合模式”“、工学交替模式”、“学校 + 公司 + 农户”模式“、学校 + 基地 + 农户”模式“、学校 +协会 + 农户”模式、“职教集团”模式、“跨区域合作”模式、“酒店”模式等等，这些模式各有特色，各有所长。但从总体上来讲，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仍处于从属地位。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实践中，不少学校办学目的不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中仍处于从属地位。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实践中，不少学校办学目的不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准确，单纯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专业设置仍是小而全，一个在校生不足万人的高职院校，其专业设置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有的专业一届学生只有十几、二十人，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相脱节，很大程度上是照抄照搬本科办学，办学模式的改革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与行业企业互利共生的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形成，难以做到“名副其实”和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质量难以有效保证，职业教育办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还没有显现出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各层次、各类型技能人才多元化的需求。

二、国外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特点

西方发达国家对职业教育的研究比较早，在理论及实践上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型：

1.德国的“双元制”模式

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皮茨教授认为，所谓双元，是指职业培训要求参加培训的人员必须经过两个场所的培训，一元是指职业学校，其主要职能是传授与职业有关的专业知识；另一元是企业或公共事业单位等校外实训场所，其主要职能是让学生在企业里接受职业技能方面的专业培训。这种模式是大多数年轻人开发就业能力、人格个性和职业后备力量的有效平台，也是夯实持续就业能力的一个基础平台。

2.美国的社区学院模式

社区学院是美国职业教育体系的一大特色。在教学模式上，社区学院的职业教育强调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各专业的实践课程学时占总学时的一半以上，实践课程由学院和企业派专人指导，学生必须到实际岗位上参加生产劳动。

3.英国的 GNVQs 模式

该模式是通过工作分析把岗位能力分解为若干国家能力标准的单元，以不同单元的组合构成课程，对先前的学习予以认定，采取内外结合的评价方式，进行现场的能力考核。同时，以开发广泛职业领域内所需要的技能和理解力为宗旨，增加了关键能力的培养，成为沟通普通高教及职业资格的桥梁。

4.澳大利亚 TAFE 模式

这种模式是建构在以提高能力为基础的工作现场的工作本位学习、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教育，具有与行业联系紧密、课程内容的标准化开发、教学实施的灵活性策略、“双师型”教师队伍充足等办学特色，其培养的也是“专深型”人才，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的地位。

5.日本的综合高中模式

日本职业教育的一大特色，就是学校职业教育不发达，主要由企业自己进行职业培训。但最近几年，由于失业率增高，日本的职业教育正在进行改革，趋势是企业或用人单位根据其培养实践型技能人才的需要制定培训计划，招收主要是中等或高等教育的毕业新生，以试用工的形式对其进行为期半年到两年的培训。在培训期满时结合技能鉴定、资格认定等制度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并根据与学员签订的合同规定及考核结果由用人单位决定是否正式录用。从上述国外几种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来看，共同的特点是，首先，政府都把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而不是层次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其次，在注意校内课堂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更加注重校外（企业）技能的实训实践活动。比如，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把学生专业技能培训放在校外实训场所（企业），做到了实习实训与将来就业所需技能的无缝对接。正是这种“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确保了为经济发展输送足够的接受过良好职业技术教育的，又具有企业生产所必需的后备力量，也为德国在世界上保持旺盛的创新能力和强劲的竞争能力奠定了雄厚的人力技术资源基础。日本则是把职业教育办在企业。再次，在课程设置和评价方法上，都更多地向实践教学倾斜。在美国的社区

学院模式中，实践课程学时占到了总学时的 50%以上，而且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基础不同，强调个性化教学。日本则更多的是通过技能鉴定、资格认定来对学生进行评价。

三、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应坚持的方向

借鉴国际成功经验，总结国内成功办学模式，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应结合我国国情与文化，以提供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为出发点，以高标准的质量建设和内涵提升为根本，以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为目的，实施灵活的培养模式和课程改革，加快办学模式的改革步伐。

1.以特色和质量求生存、谋发展

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低是我国高职教育发展中的一大难题，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各国提高高职教育社会认可度的做法，主要是“以特色取胜”、“以质量取胜”。如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FH）走的就是与综合性大学完全不同的道路，偏重应用技术，注重学生的实习，这样就形成了其适用性强、学生就业前景好的社会形象，“向 FH 进军”成为德国高中生的梦想。“在职业教育发达国家，高职教育不但没有受到鄙视，反而受到很高的“待遇”，其关键在于高职教育本身能够拿出质量、办出特色［2］。由于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历史不长，往往受到以往传统高等专科教育发展的影响，而传统高专的办学思路则是跟着普通本科教育走，这样一来高职院校办学就形成了“趋同发展”。而事实上，由于基础不同、特色不

一、条件不够、经验不足等原因，高职教育在与普通高等教育同方向、同目标的趋同竞争中是无法获胜的。为此，我们必须找出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以突出职业特色、行业特色、专业特色，实用性、实践技能和“就业导向”为根本，以严格的技能训练作为自身的质量保证，实现优质教育教学和优质就业，才有可能获得社会的认可。

2.紧跟产业、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中谋出路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动力是区域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而不同地区产业和布局结构、发展重点和支柱产业的不同，这就要求职业教育在办学上坚持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3］。“职业教育必须与社会经济结构相配合，与社会生活相配合，才能兴旺发达”，这是高职院校基本职能所决定的应有之义。高职院校要牢固树立“依社会需求而办，和社会力量同办、为社会发展而办”的开放型“大职教”理念，积极实施“三个结合、三个定向”，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服务。所谓“三个结合”即坚持校企行结合、工学结合、理论与实践教学结合的办学指导思想“；三个定向”是指专业设置和教育教学坚持以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定向，因行业、产业需求定向，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定向。高职院校办学只有跟踪市场需求的变化，主动适应与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不断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要紧贴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新机遇，根据市场需求积极调整和优化专业设置，特别是根据服务行业、企业、产业的需要，着力提高专业的吸引力的原则，积极打造以重点专业为龙头、相关专业为支撑的特色专业群，不断增强服务力。

3.融入行业、企业，在互利合作中实现双赢

在市场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高职院校要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一方面必须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国内行业标准的要求，还要了解并掌握国际行业标准的新动向。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还应联合行业办学，这不仅使学生更好地了解行业，还可以走出一条多元化办学的路子。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既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地方行业、产业与企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我国高职教育办学要坚持“把工厂建在学校，把课堂设在工厂”的办学理念，按照教学做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实践实训实习相结合的原则，始终坚持专业教学与生产实践、社会服务、技术推广及技术开发紧密结合，把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紧密融于一体，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联合办学等方面走出一条新路子，较好解决“工程师进校做教师”和“教师进厂当工人”的问题，“只有实现校企的深度合作，多元合作，才能真正提高职业教育办学水平”［4］。

4.加快实施职业教育集团化建设

职教集团是职业院校与相关企业事业单位以契约或资产为连结的办学联合体。实施集团化、联盟化办学是推动高等职业教育走规模化、集约化、连锁化的办学道路，是提高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更加高效地服务行业、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和形式。职教集团不同于企业集团，它是一种以职业教育的教学、科研为主要活动的教育联合体，一般以一所办学条件好、教学质量优、社会声誉高的职业院校为核心和龙头，联合若干相关专业的职业院校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组建而成。职教集团中各个组成单位仍保持独立法人资格，各组成单位在法律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的。在职教集团的活动中，集团的核心学校发挥着主导、示范、辐射的作用。职教集团各个组成单位主要以契约（集团章程）为联系纽带，在集团章程的主导、约束下，分工合作，共同开展教育教学、教育科研及相关服务活动。“组建职教集团有利于整合教育资源、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校企合作，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促进高职院校衔接、沟通、加强职业教育管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将推动职业教育向规模化、集约化、连锁化方向发展”［5］。通过组建职业教育集团的方式，加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校企之间和校际之间的合作，实现职业教育资源的区域共享和集团内部共享，并通过校企合作联合开展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和推广工作，促进职业院校办出水平、办出特色。

5.大力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双师型教师是以教育素质与行业素质为基本内涵，以教师职称与行业技术职称为外在特征，集教师素质、行业素质于一身的具有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熟悉的专业实践技能及实践教学能力的高素质的教育工作者。高职双师型教师除了具备教师的基本素质以外，更多强调是要具备丰富的职业能力方面的素质。“通过提高教师素质，特别是培养教师的职业能力，形成一支业务能力强、结构合理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最终目的在于转化为对学生的教育与培养，引导其掌握更多的知识，具备更强的实际操作能力”［6］。要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就要求教师既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更要有熟练的专业操作技能；既能动口，也能动手，善于动脑，彻底改变“黑板上开机器、课堂上造车子”的现象；要保证人才质量就必须加强双师型队伍建设。主要体现在：一是

要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完善激励机制。一方面，激励的最大作用是激发教师的潜力，高职院校应通过激励将提高双师型教师质量水平转化为其本人的内在需求，在进修、职称考评、加薪、晋级上向双师型教师倾斜，使他们安心于职业教育事业。另一方面“，在评价机制上，通过检查指导课、公开课等形式，严格教师的业务考核管理，加强专业教师技能考核，专业教师要积极学习本专业的最新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7］。二是要积极创造条件，有计划地选送教师到生产第一线锻炼。学校应根据总体计划安排，结合教师的具体情况，分期、分批选派教师到企业顶岗工作和挂职锻炼，深入实践基地，以解决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问题，提高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同时，通过与企业联合项目开发等活动，促使理论建设得到实践锻炼，使教师由单一教学型向教学、科研、生产实践一体化的“一专多能”型人才转变。三是组建专兼结合的优秀双师型教师团队，在教学、实践实训等方面，实施传、帮、带和老中青结合。在经济全球化、职业教育终身化的大背景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要始终坚持国际化视野，走全方位、开放式、多元化办学之路，深度融入行业、企业办学，积极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 篇7

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问题，需要高等职业学校明确办学理念、突出办学特色，还需要建立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目前，组建职业教育集团，通过集团化办学进而走向战略联盟，是我国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趋势。[2]应该承认，职业教育战略联盟是基于市场原理的重要选择，也确实发挥了集团化办学带来的规模效应，有效地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3]集团运行机制带来了职业教育院校的综合化、大型化。然而，这种大而全、缺乏特色的同质化办学模式，也似乎成了我国目前各类学校资源整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诟病。

在日本，某些就业情况较好的高等职业学校，其录取分数甚至高过本科院校，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自主灵活、小而精的特色办学模式同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此外，日本高等职业学校的设置主体主要为国立公办(占学校总数的95%左右)，这一点与我国高职高专以地方公办院校为主(人数规模上约占80%)的办学模式具有较强的类似性。本文将以日本高等职业学校为例，通过对其发展现状的把握，总结其小而精、学制灵活、立足地方、高就业率的办学特色，并分析其最新改革动态，展望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一、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制度概况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应对经济复苏带来的对于技术人才的需求，日本产业界向当时负责教育政策咨询工作的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了增设高等教育机构的要求。[4]根据该项提议，新设的教育机构“以战前旧制工业专科学校为模板”，以中级技术人员为主要人才培养目标。[5]

高等职业学校于1962年正式开办，法律依据为《学校教育法》第十章“高等专门学校”(1947年3月31日法律第26号制定，1961年6月17日法律第144号修订)，办学条件则依据文部省颁布的《高等专门学校设置基准》(1961年8月30日文部省令第23号)。高等职业学校的制度概况见表1-1。

高等职业学校的学制通常为5年，通过对初中毕业生实施一贯制(不需要参加高考)的职业发展教育，为制造业等企业培养中坚技术人员。[6]学科当初仅限于“工业”领域，以做到从制度上区别于门类多样的短期大学。而从课程设置来看，教学内容分一般教育和专业教育(工学、技术类)，以学习专业知识和技术为主(原则上不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这是高职与四年制大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其中，专业科目随着年级增长逐渐增多，到了高年级甚至达到与大学工学院系相当的水平。从课时量来看，其5年期间的总课时量，远远超过普通高中与短期大学的总和，甚至稍多于大学工科学院专业课的总课时。[7]除此之外，重视试验、实习、毕业研究等实践教育，也是其课程设置的重要特征之一。专业、实用的课程体系，是高等职业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

据日本文部省各年度的《学校基本调查报告书》显示，到1965年，日本共开设高职学校54所(其中国立43所)，而当时全国共有大学317所(其中国立大学73所)，因此，高等职业学校制度的建立为日本战后高等教育制度的多样化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随着短期大学(1964年)以及专科学校(1975年)制度的相继确立，日本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966年的16.1%迅速增长至1976年的38.6%，增加了2.4倍。与四年制大学相比，高等职业学校由于在教育内容上更加注重职业技能训练和实践，因此其毕业生从一开始便受到产业界的普遍欢迎。高等职业学校制度也凭借其明确的人才培养特色，一直在日本战后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二、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现状

据2011年版《文部科学统计要览》统计，日本全国共有高等职业学校58所，其中国立51所，地方公立4所，私立3所。如表2-1所示，在校学生总数为59, 542人(其中本科55, 827人，专科3, 629人，其他86人)，教师人数4, 373人(不包括行政人员2, 555人)，本科招生10, 936人，毕业生10, 126人(其中就业5, 219人，升学4, 661人，其他246人)，女生比例约为15%。

(截至2010年底)

注：在校生()内为其中专科学生数

日本的高等教育形式多样，主要有四年制普通大学、两年制短期大学、专科院校以及高等职业学校的四、五年级。在众多的教育机构中，高等职业学校的规模十分有限。从2010年度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来看，大学为778所，学生2, 887, 414人;短期大学为395所，学生155, 273人;专科院校为2, 904所，学生564, 640人。与此相比，高等职业学校四、五年级在学人数为21, 774人，仅占所有接受高等教育总人数的0.6%。

但是，在办学规模上与普通大学相比，平均每所高等职业学校的在学人数为1, 026人，不及普通大学平均3, 711人的30%。其次，从师生比的角度来看，高职每位教师的指导人数为13.62人，相比大学的16.56人低了20%。较小的规模使日本高等职业学校得以发挥办学自主、学制灵活的优势;而较低的师生比，则使其教育的个性化和指导的精细化成为可能。“小而精”，可谓日本高等职业学校最重要的办学特色。在日本社会人口减少以及高等教育普及化(2010年高等教育入学率高达79.5%)的背景下，高等职业学校凭借其鲜明的办学特色，依然在日本高等教育体系中充当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8]

三、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特色

除了前文提到的5年一贯、实施注重实践的专业教育之外，日本高等职业教育还具有学制灵活、立足地方以及就业率高等办学特色。

（一）灵活的学制

高等职业学校的入学条件为初中毕业生，但普通高中毕业后也可插班编入高职四年级。同样，高职三年级学生可参加普通大学(四年制)或短期大学(两年制)的入学考试，也可在毕业后经过考试转学升入大学本科(一般为长冈、丰桥技术科学大学或国立大学工科学院)三年级。1991年以后，高职毕业生可获得“准学士”称号，升入同年在各校开设的“专科”继续学习。专科毕业后可获得与四年制大学相同的“学士”称号，拥有继续攻读研究生的资格。具体可见图3-1。初中毕业进入高职院校后，在读期间能够选择考上本科院校接受普通高等教育;若顺利完成5年课程则可获得“准学士”学位，可选择升入本校专科或“专升本”继续完成大学本科学业;专科毕业后还可报考研究生继续深造。

实际上，高等职业学校(本科)毕业后，不少学生选择升学或插班继续学习。日本文部科学省各年度《学校基本调查》结果显示，1991年以后，升入高职专科以及四年制国立大学(三年级插班)的毕业生呈现稳步增长趋势。例如，据2011年版《文部科学统计要览》统计，2008年的10, 160人毕业生中，共有中4, 306人选择升学，占毕业生总数的42.38%。其中，升入专科的有1, 605人，升入大学的有2, 701人。

升入专科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数选择了就业。但随着在读人数的不断增加，考入研究生院继续深造的毕业生也有一定增加，2001年以后这一比例一直维持在30%以上，具体见图3-2。这一事实说明，高等职业学校的灵活学制为毕业生提供了继续深造最终获得硕士甚至博士学位的机会。

同时，从另一个侧面来看，高职院校能够发挥其“小而精”的特点，及时根据产业界及社会需求不断进行制度改革的能力。[10]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高职院校在原先以工科为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商船(1967年)、电子信息(1975年)等学科院校，1991年以后更将学科领域进一步开放，还在原先5年学制的基础上增设了2年制的专科。在全球职业教育趋向高等化的背景下，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凭借其自由连接中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灵活学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立体交叉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1993～2011年)[11]

（二）鲜明的地方特色

目前日本全国58所高等职业学校中，有51所隶属于独立行政法人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机构。加上少数公立和私立院校，几乎所有县级(相当于我国省级)行政单位都设有一所或多所高职院校。相比其他专科院校或四年制私立大学，高职的全国分布较为均衡，立足地方、服务地方也是日本高等职业学校的重要特征之一。

首先，从招生考试办法来看，所有国立高职院校采取同时、使用同一套试卷进行全国统考。由于各院校考场均设在本校，该项措施大大缓解了地方学生大量涌向个别大城市的现象。加上部分地方公立高职还将报考资格限定为本地(省级行政单位)居住者，通过上述制度设计，有效地避免了学生向大城市的过度集中，从而保证了地方院校的生源数量。另外，在各地公立学校举行中考的当天，高职院校通常会召集已录用者到校集合，该项措施使得这些学生不能参加普通高中的入学考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证生源质量的效果。

其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高职院校一贯重视与地方社会的交流与沟通工作。在“制造立国”的口号倡导下，高职院校依照“一县一校”的规划原则，从诞生之时起就肩负着为地方培养人才、振兴地方经济的重要任务。[12]近年，伴随着教育社会化以及学习终身化的热潮，高职院校进行了一系列面向社区、社会开放的改革措施，进一步拉近了学校与地区之间的距离。同时，在校企合作方面，学校不仅通过外聘地方企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还专门在校内设置“地区联合技术研究中心”，积极与地方企业进行合作研究。[13]另外，为了应对人口减少带来的理科渐受冷落现象，各地高职院校还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当地的初中学生交流活动，力图从根本上确保工科学习人口的数量。

最后，高等职业学校毕业后的去向调查也显示，历年都有不少毕业生选择在本地企业工作。据2002～2007年的统计结果表明，留在学校所在地工作的比例大多超过30%，而另一项针对高职专科毕业生的就业调查则显示这一比例高达近40%。[14]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该比例是在高职毕业生深受包括大量上市公司在内的用人市场热捧的条件下取得的，来之不易。这个数据说明了高职在为本地尤其是中小企业输出人才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综上所述，日本高等职业学校无论在招生制度上，还是在教育过程和毕业导向上都十分重视与学校所在地域的联系与沟通。较为均衡的全国分布状况，使得高职学校成为地方教育、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同时也为各地学生提供了较为平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由此可见，“立足地方、服务地方”，是高等职业学校重要的办学特点之一，同时也最终成为高职在众多高等教育机构中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保证。

（三）高就业率

据2008年12月中央教育审议会发布的《关于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改革的咨询报告》对不同规模企业关于高职毕业生工作表现的满意度调查结果表明，超过70%的企业对高职学校毕业生的满意度“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反映了用人单位对高职学生的评价较高。相比四年制大学毕业生，高职在从事第一线工作能力、专业知识掌握与运用能力以及敬业精神等方面均表现出色。[15]

对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的高度评价，不仅来自利益相关的用人单位，根据日本学校教育法由第三方实施的学校评估结果，也对高职的教育目的、教育成果以及学生服务体系给予了高度评价。针对高职毕业生本身的问卷调查也显示，高职教育虽然存在着英语能力偏差的弱点，但是毕业生对高职教育整体的满意度高达90%。[16]

1967年3月，第一批毕业生走向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高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全部在大公司找到工作。往后，无论高职扩充还是经济形式变化如何，超过36万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近100%，同时维持超过10多倍的就业职位求供比率。[17]毕业生在求职市场深受热捧，反映了产业界对高等职业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高度评价。

日本的高等职业学校对初中毕业生采取5年一贯制的职业教育，由于入学后没有高考压力，高职在校学生似乎拥有更多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而寄宿制度的采用以及较为宽松的管理制度，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自由发展个性的空间。每年一度的全国高职院校的机器人、程序设计等比赛，还为学生提供了展示创新才能的重要舞台。加上灵活的学制，更为学生的自身发展提供了多样、自由的选择空间。以上因素都是高职毕业生之所以深受各界欢迎的重要原因。

四、总结与展望

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制度始于1962年，到2012年刚好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路程。在这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日本社会经历了战后重建和经济高速增长、泡沫经济破灭以及人口减少和老龄化不断显现的经济全球化等考验。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五年一贯制教育、注重实践实习、灵活的学制、立足地方等特色，都在发展过程中得以保持和发扬。在日本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中，高等职业学校培养了大批动手能力较强、具有创造开拓能力的技术人员，成为支撑日本产业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当初，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企业的中层骨干技术人员，但是随着产业技术的急速发展，不少拥有良好技术和工作热忱的优秀毕业生逐渐成为企业的高级技术人员。从技术开发到现场操作，毕业生的出色表现也大大提高了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和教育价值。无论日本经济盛衰何如，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一直深受热捧，如实地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其教育质量的高度评价。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高等职业学校规模普遍偏小，也因此带来社会知名度偏低等现实问题。尤其是近年日本学龄人口持续减少，如何保证足够生源、确保考生质量，也成为影响高等职业学校生存的重要现实问题。加上由于高职制度建立已久，国立院校中建筑年龄超过25年的校舍设施高达75%，实习工场也有半数超过25年，对老朽设施实施翻新、改造工程所需巨额费用，也成为制约高职教育持续发展的瓶颈。

针对上述难题，日本的教育咨询机构中央教育审议会于2008年12月24日年提出了《关于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改革的咨询报告：制造技能的继承发展与技术革新》，在进行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21世纪高职教育的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规划。根据该规划，高等职业教育将继续充实创新技术人才培养机制，并积极强化教育师资和组织、同时进一步加强与产业界以及地区社会的联合，以实现继续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的目的。

浅析高等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 篇8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高职教育；以人为本；协调发展

[中囤分类号]G71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6-0004-02

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以科学发展观指导高职教育工作，并贯穿于改革发展的各个方面，是当前我们每位高职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

一、高职教育科学发展，应进一步突出以人为本

高职教育培养的目标是生产、建设、服务一线的高技能人才，这就决定了高职教育必须进一步突出以人为本。

第一，突出以就业教育为己任。就业是民生之本，高职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就业教育。围绕这一目标，高职教育应当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建设的需要，贴近生产和服务的第一线，增强受教育者的就业技能和就业适应力，为解决我国日益增长和数量庞大的人口生存问题、教育问题和发展问题，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这是高职教育的根本任务。应当一切服务学生，一切为了学生的成长、成才，更好地从生活、教学、成长和就业等诸多方面为学生服务，努力为他们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创造一个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温馨环境，让学生更好地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第三，突出提升师资整体素质。高职教育的成败取决于教师队伍的素质，师资队伍在高职教育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应当以提高教师专业素质为中心，构建科学管理体制和用人机制，更好地发挥广大教师在高职教育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更加重视教师的师德、职业道德教育，着力形成一批品牌专业的学术带头人，以及一支围绕品牌专业的教师团队。

高职教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根本在于发展的目的是人的发展，发展条件又依赖于人。因而，从当前及长远来看，高职教育真正的竞争不是外在资源的竞争，不是地广楼大园美的竞争，而是内在能力的竞争，更是人的竞争。

二、高职教育科学发展，应进一步强化内涵建设

加强高职教育的内涵建设，是由高职教育的定位和办学理念所决定的，是推进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针对新时期高职教育的办学特点、发展方向和服务对象，要转变办学思想，明确培养目标，找准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发挥高职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第一，明确技能发展的目标取向。技能是高职学生谋职就业之本、安身立命之基、个性发展之根。高职教育必须确立技能培养目标。为此，应优化教学过程，适当降低文化课的比重，提升专业实践课程的份量，大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培养学生既要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又要有实际操作经验，具有学习能力、创造能力并懂得合作、关心，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和对社会负有责任心，能够适应未来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

第二，明确开放办学的发展路径。合作办学是高职教育发展的主流。新的发展形势要求高职教育必须进一步打破学生培养局限在校园内的传统型、封闭式的办学模式，扩大人才培养的半径和空间，将培养人才的触角延伸到企业、拓展到社会更广阔领域。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校企联盟，积极把产学结合推向纵深。

第三，明确服务就业的导向原则。就业是职教发展的主导，是关系高职教育发展力向和成败的根本性问题。高职教育的评价标准要向以就业为导向转变，教育资源的配置也要向以就业为导向的优势专业倾斜。对此，应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真正帮助学生获得生存发展的真本事、真技能。二是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重点加强学生的敬业精神、诚信意识、踏实作风、协作能力和坚毅品格的培养。三是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意志和创新思维，使他们真正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

三、高职教育科学发展，应更加注重统筹协调发展

当前我国高职教育事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结构性调整的新阶段。高职教育的科学发展，必须是规模、质量和效益的内在统一。应当更加重视协调、和谐、统筹、可持续发展。主要应注重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第一，处理好内涵发展与外延扩张的关系。新阶段高职教育应当由‘做大”转变为“做强”。“做大”是前几年市场竞争和学校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如果持续进行外延扩张，教职工和学生增多了，这就带来投入严重不足、基础比较薄弱、设施比较落后、专业技能比较缺乏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许多学校就很难办出特色、办出质量。要不断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和学院面临的实际情况，科学地调整学院的服务方向、办学规模、专业结构等发展战略，找准自己的发展定位，由“做大”转变为“做强”，更加重视内涵发展，把握好发展的节奏，走以提高质量、改善结构、特色取胜为主的内涵式发展之路，努力做到统筹学校各种资源配置，统筹人才培养，统筹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第二，处理好硬件与软件办学条件的关系。当前，高职教育的科学发展，应当由比较注重硬环境，向更加注重软环境转变。从完善和优化软环境人手，以提高学生素质为重点，提高学校竞争力，形成自身特色。要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强化教学管理，加强实训操作教学环节，加强精品课程、品牌专业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力争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装备建设、教学管理、产学研结合、教科研等各方面的协调均衡发展。

第三。处理好专业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关系。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决定了高职教育必须主动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强化“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产学研建设为关键”的理念，转变办学方式和人才培养工作模式。在学校专业设置工作中，既要紧贴实际培养社会紧缺的专业技能人才，又要进行经济社会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思考，重视师资人才的培养和储蓄，努力做到专业布局、办学规模与行业、地方人才需求的协调均衡。

四、发展高职教育必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当前我国高职教育必然要转入注重内涵建设，提高办学质量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当用新的思路、新的机制、新的措施，以获得高职教育的新发展。

第一，确立科学发展思路，创新科学发展新途径。高职教育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是树立发展、创新和质量三大意识：一是发展意识，注重以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为主的内涵建设，特别是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真正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建设者。二是创新意识，加强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和岗位就业能力教育，提高学院科技水平。三是质量意识，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构建提高教育质量的新机制。把人才培养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放在第一位，积极探索提高教育质量的新思路、新途径，从严治学。

第二，突出提高办学质量，推进以人为本教学改革。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在提升管理水平方面下真功夫。进一步把激励机制、竞争机制和创新机制引入学生管理，充分发挥学生的教学主体作用。同时，高职教育的特点决定了高职的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同时要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就为高职院校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要大力建设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引导教师深入生产第一线和工作现场，及时关注新的发展动态，不断将企业生产及科研实践中的新成果融于教学中。充分发挥教师的教学主导作用。坚持学生发展、教师发展为本，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第三，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坚持走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道路，加强与行业和社会的联系，提高办学实力与水平。加强与政府部门、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沟通和联系，增强对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促发展。通过产学研合作，拓展技术与技能培养的教育资源，提高毕业生对职业岗位能力要求的适应度。

第四，以提升职业能力为核心，完善和调整专业结构。把专业建设放在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注重专业特色的设置和创新，注重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创新。逐步将有限的教学资源向重点专业、重点学科、重点项目倾斜，推动学院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加快精品课程建设，优化专业设置和学科专业结构。精心打造品牌专业和特色专业，形成学校的亮点，使专业特色更加鲜明，优势更加明显。重视加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把实践性教学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培养特色专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