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治区别及启示论文

摘要：财政在德育及其“一体化”过程中的基础性与支柱性功能与作用不可忽视。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现代法治区别及启示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现代法治区别及启示论文 篇1：

陌生人社会自发秩序的形成机制解析

【摘 要】陌生人社会的有序离不开法律的规制，但在法律触及不到的领域，社会依然能呈现一种自发的秩序。本文通过对陌生人社会自发秩序存在的客观性及要素分析，揭示了其运作的机理及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陌生人社会 自发秩序 内生规则

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而社会以秩序的形态运行，秩序之所以可能存在，是因为人依照一定的规则行事，这些规则存在于道德、法律、宗教、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熟人社会”因为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其秩序规则多来源于道德伦理。随着社会分工和科技的发展，社会成员逐渐趋向陌生化，法治成为陌生人社会理性秩序建构的一种共识，不可否认的是，有法律而无秩序或法律虽然没有介入调整而依然有秩序存在的现象。比如：公交车上挤满了人，大家彼此陌生却又和平相处，但意识中却很少出现关于这些行为的法律，区别于法律秩序的主动的理性规划，本文将之称为自发秩序。这种秩序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它对我们建设法治社会有何启示？

一 陌生人社会自发秩序存在的客观性及其意义

1．社会成员趋向陌生化是当前社会的突出特征

“陌生人社会”即社会流动性增大，绝大多数的社会交往行为发生在彼此互不相识、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间。美国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曾经刻画现代社会的陌生性：“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威胁我们，如犯罪。陌生人帮我们扑灭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①陌生人社会具有如下特征：首先个体是匿名的，个体以自己的类属性存在。个体的社会关系、社会角色、性格都是隐身的，因此，个体眼中的博弈对象都是类似的，个体可以形成模式化的博弈对策而无需考虑因伦理而形成的情感关系、因组织结构而形成的隶属关系、因特殊社会角色而承担的社会期望等，有形的甚至可以量化利益成为主要考虑因素。如果说，“熟人社会”或社会联合体基于一定的目标和组织化能够主动地协商和制定特定的规则来实现自身的秩序，那么陌生化群体间秩序的形成将具有自发性。

2．自发秩序是一种客观的不间断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国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都将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条件”，②国家最终将回归社会，国家的消亡将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国家公权力为保障的法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在法律产生之前或消亡之后，人类社会依然保持并且仍然需要保持一种秩序的状态。即便在法律存续期间，依靠国家强制力使问题得以解决也只是广泛社会行为中的偶发现象，遵从民间内生规则，从而使个体的社会行为得以顺利进行仍是普遍现象。

3．弥补法律调整的不足是自发秩序研究的重要价值

法律系统整体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基础的影响，同样的法律制度，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施会大相径庭；同时它还会受到上层建筑中其他要素，诸如文化、宗教等的影响。再次，法律系统自身也存在诸多局限，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滞后性、形式化、模糊性等特征，每个事件的发生都有其特殊的时空情境，而法律只能作出模式化的处理，所以拥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一般被视为社会秩序保障的最后一道栅栏。法外空间的存在及法律调整的不足将成为自发秩序及其规则运行的价值所在。

二 陌生人社会自发秩序的运作机理

1．陌生人社会自发秩序得以形成，来源于社会成员自觉地或不自覺地对特定规则的认可

每一特定群体达到秩序状态背后都有该群体共同遵从的规则起作用，因此，陌生人群体在法律不介入调整且事先不具备有计划地达成协议的条件下，则必有为他们共同认可的规则根植于头脑之中。心理学家荣格认为，社会存在着一种集体无意识，就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的心理上的沉淀物③，它是人类祖先经验的储蓄库，是人所共有的、客观普遍存在的心理结构，一旦有相似情境出现，这些人类世代的经验就会被激发而自然浮现。科学技术虽然突飞猛进，但现代人与古代人面临的基本问题仍是相似甚至相同的，人的本性也并未改变，先代人面对基本问题的冲突、反复博弈与实践所形成的经验沉淀下来，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潜入，形成即使陌生人也会共同遵守的规则。

2．内生规则的运行有其客观的社会心理机制

多数人一生中都毫无疑义地融入巨大的社会机器中并适应形形色色的规范，这种对社会的适应并不是一种有意识思考的结果，而是自发地让自身习惯于所发生或经历的情感和思维过程，并且这个过程伴随他们从摇篮走向坟墓。最为重要的规范仅通过建议起作用，它们以命令或禁止的形式进入人的意识中，针对个人所提出的意见，却没有附有赖以存在之理由的陈述，个人未经片刻反思也就服从了它们。比如，在个人的孩童时代，“这不妥当”、“这不合适”就深入脑海之中并伴随人的一生，个人自愿地服从。经验使他认识到，服从带来利益而不服从带来不利益，这种利益和不利益不但是社会的，而且也是个人的。服从命令的人可以省掉自己思考这一艰辛的劳动，也可以省掉自己做出决定这一更为艰辛的劳动，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信息的无限性以及各种决策的不间断性，使得对模式化的经验和规范的遵从变得理所应当。

3．个体运用内生规则在实践中反复博弈，使自发秩序得以形成

陌生人社会宛如公交车，每个人虽然有不同的出发地和目的地，但短时方向的一致性和可供实现目的的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其必须形成一种均衡的秩序，以确保最终利益的实现。为加强论证的实效性，下面以公交秩序的形成为例进行分析。

第一，先到先得是内生的刚性的博弈原则。乘客之间彼此陌生从而使道德原则弱化。道德得以运行的机制是社会评价和自我反省，而社会评价首先要求人作为一种显性的差异性的存在，在陌生人环境下由于个体的匿名性，使得道德奖励和道德谴责机制的效果弱化，从而导致道德原则适用的保障机制减弱。同时道德评价重视质的差别而非量的多少，从而容易产生冲突。比如，一次让座和三次让座获得的道德奖励是无差别的。一次让座和三次不让座将产生道德评价的冲突，最明显的莫过于同一时间空间下挑选让座的对象将使道德评价产生冲突。道德提倡的非量化特征也会削弱其适用的优先度，因而实践中让座行为是对先到先得原则的补充。由于法律也不直接介入有限座位的分配，民间的内生的“先来后到”便成为主要原则。

第二，“先来后到”原则有自己独特的保障机制。一是违规的成本。公交及座位是一种资源相对不足而不是极度稀缺的物品，所以面对既得利益者，个体需要挑选自己的违规对象，在时间较短的情况下会出现搜寻成本；如果个体A打破这一规则损害了个体B的利益，因为对方只是平等的类属性存在而其他俱是匿名的，个体B会直觉地采用模式化的应对方式争取自己的利益，双方的冲突会增加个体A行为的成本，而收益是可预期的。如果冲突的烈度不定，则损失是无法衡量的。个体行为的驱动力不单是收益最大化，同时还包括代价最小化。因此，在体力不是很悬殊的情况下，冲突成本的增加会降低个体A违反规则的概率。

违规个体除了搜寻成本和面临烈度不定的冲突外，还面临周边压力。个体A的违规首先使得既得利益者感到威胁，从而引发压力。不仅如此，其他非既得利益者会因A的违规行为违背了他们遵守的原则或A获得的利益使他们产生不公平感，而他们又无法通过模仿行为获得利益来消除这种利益差，也就是，即假设他们因没有违规获得的利益为－1并且接受，A的违规行为引发的利益冲突会使他们主观感觉自己的利益相对于A受损，他们不会支持甚至会指责A的行为，从而形成即使伦理道德规则缺位的情况下，A也会因违规而遭受“众怒”。

总之，自发秩序得以形成根源于人的社会性。人无法脱离其他社会成员而独自存在，这就决定了个体对规则的选择权是有限的，逃离规则的压制就意味着社会支持的减少，对秩序的遵从是个体生存的必然。

三 对法治社会建设的启示

规则是手段，秩序是目的。民间良好的自发秩序对法治建设而言，并不是“挤出效应”而是“共生效应”。通过对自发秩序构成要素及运作机理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有效的报复机制是一个良好规则的必备条件

规则存在的价值就是协调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从而实现整体的利益和秩序，因而规则的存在意味着对部分个体利益的压制，这种压制必须借助一种力量才能实现，即规则必须存在相应的报复机制。报复机制的力量、周期、程序的繁简程度决定了规则适用的广度和深度。同时无需第三方就可实现的报复可有效消除陌生人社会的匿名性带来的机会主义，增加违规成本，及时矫正不公的格局，直接遏制试图违规的行为。

2．形成良性秩序的规则必须具有稳定性

社会的稳定有序不仅要靠科学理性的立法规划，还要保持对一些恒久的智慧的规则的尊重。当前经济和科技的日新月异不仅使物质世界恍若隔世，连文化都出现了“快餐化”的倾向，对秩序和优秀传统抛弃、践踏甚至打上改革的旗号，急于或频繁地制订新的规则，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遵从什么，从而形成一些领域的混乱。哈耶克曾经特别指出“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的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也是一种遵循规则的动物”。④“这些规则是在他生活于其间的社会中经由一种选择过程而演化出来的从而它们也是世世代代经验的产物，是人们承载、传播和改进默认知识的一种工具……遵循它们，对于我们在社会中的和平共处起着重要的作用。”⑤因此，对已经形成良性秩序的规则的尊重、挖掘以及扩展在法制建设中应受到重视。

3．尊重并维护与法治秩序具有同样价值取向的民间规则

现代法治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它不仅是一个国家从宏观上对社会秩序的建构，更是對社会价值体系的梳理和重构。民间规则的价值取向只有与法律的价值取向一致，法律才不会频繁地介入，中断甚至取缔它的运行。

总之，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形成秩序的规则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有些规则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正是这些规则的存在，才保持了人类社会以自己的规律生生不息地运行，尊重、维护和传播它是社会建设者和参与者的共同责任。

注 释

①劳伦斯•弗里德曼.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高鸿钧等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81～82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③冯川．荣格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④邓正来.法律与立法二元观［M］.上海：三联书店，2000

⑤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M］.上海：三联书店，1997

〔责任编辑：庞远燕〕

作者：薛江阔

现代法治区别及启示论文 篇2：

现代财政视域的“德育一体化”问题研究

摘要：财政在德育及其“一体化”过程中的基础性与支柱性功能与作用不可忽视。从现代财政视域审视德育“一体化”问题，显然不仅是一个幼小中大学校德育的“一体化”问题，也不是一个学校、家庭、社会德育“一体化”的问题，更是一个现代财政与德育体系，理想与现实德育目标，学校、家庭与社会德育主体，知、情、意品德结构优化以及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途径与方法都需要“一体化”的问题。要全面优化国民品德，“一体化”不仅是一种新的德育理念，更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现代；财政；德育；一体化；效能。

毋庸讳言，“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却是：我们又面临着精神和道德的严重危机……”[1]132因此，追问整个社会道德下滑的根本原因，便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德育工作者关注的热点与重点。共识是，影响全社会道德水平高低的因素多种多样，十分复杂，要整体遏制一个社会道德下滑的趋势，“德育一体化”至少是不可或缺的选择。对此，学者张进清指出：“德育是一个由学校、家庭、社会三个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以复杂性科学相关原理考察德育，发现德育系统运用不良使德育效果不佳。”[2]事实上，从现代财政视域探寻整个社会道德下滑之因，不仅可强化人们对“德育一体化”重要性与必要性的认识，同时有可能获得遏制社会道德下滑趋势的新视野与新思路。问题的关键在于，财政与德育相关性之紧密度如何？

一、现代财政、“德育一体化”之概念采信

要真正弄清楚财政与德育之间的关系，探求二者相关性的紧密度，显然必须首先理清“现代财政”与“德育”的内涵与本质。

（一）“现代财政”的内涵与本质

“现代财政”与“财政”具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因为“现代”（modern）是一个时间概念，或者说是历史分期的概念，是相对于古代而言的。即“现代”是一个时间——历史概念，是一个把现在或曰当下，与过去或曰传统区分开来的概念。而且，“‘现代’主要指的是新，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求新意志，基于对传统的彻底批判来进行革新和提高的计划……”[3]2。

显然，“现代”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间概念。这意味着，由于“现代”终会稍纵即逝，用这样的词语命名的理论，也就很难设定稳定的内涵与外延。但是，尽管“现代”与“古代”的区别可列举很多，但一个规律性的属性是——人类关于“现代化”的知识，特别是对于现代化目的与现代化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认识，也就是对现代化价值的认识，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丰富，而不是越来越贫乏，只会越来越真，不会越来越假。即是说，唯有“现代”中的“文明”，也就是有助于所有人、大多数人的，还是少数人、一个人福祉总量大小，才是区别“现代”与“古代”的根本标准。

关于“财政”的界定，目前国内学界主流认为：财政就是政府的“理财之政”。在国外学界，代表人物熊彼特认为：“财政是探讨社会的结构，特别是——虽然说并不唯一是——探索政治结构的最佳着眼点。”[4]349 阿瑟·塞西尔·庇古则认为：财政的本质发端于国家必有的一定形式的统治组织，统治当局的职能与支出相伴，因此也必须筹划收入。[4]349即“财政”是指对国家公共资金收支活动的管理，其本质在于通过提高公共资金的收支活动效率，提高公共产品生产与经营的效率与性价比，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而且，对公共资金收支活动的管理——财政，可分为两部分：一是税收治理，即借助税权，通过税制（税收道德和税法），对公共资金收入活动进行管理。二是预算管理，即对公共资金支出活动的管理，是借助预算权，通过预算制度（预算道德和预算法）对公共资金支出活动进行管理。但二者的共同目的，都是通过提高公共资金的收支效率，提升公共产品生产经营的效率与性价比，优化公共产品的结构，最终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因此，R.A.马斯格雷夫、A.T.皮考克认为，公共资金管理应当收支同时考虑，且二者的相互依赖是财政的核心问题。而“其中最为重要并已在理论上初步确认的观点是，作为预算表的两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应同时进行考虑，對二者进行决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同一个问题。……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相互依赖性，就这样成为问题的核心，并内在地决定了受益原则相对于量能原则的优越性。”[5]9

综上所述，“现代财政”是指对现代国家公共资金收支活动的管理，其本质在于通过提高公共资金的收支活动效率，即提高公共产品生产与经营的效率与性价比，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可见，能否“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是区别“现代财政”与“古代财政”的本质特征。凡是能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财政，便属于现代财政范畴，它由现代税收与现代预算两大体系构成。

（二）“德育一体化”的内涵与本质

关于“德育”的定义，《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的解释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的影响，把一定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转化为个体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教育”[6]59。也有学者认为：“德育是教育者将品德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品德的教育。”[7]17其实，“道德教育的实质就是引导和规范人们通过利他而合理利己。”[8]46

上述界定尽管触及了“德育”的内涵与本质，但或失之于内涵过窄，或失之于外延过宽。比如关于德育的内容，无论是人际道德，还是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无疑都属于道德范畴，就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和区分。黄向阳博士在其《德育原理》一书中就持此论[9]89。真正讲来，德育就是根据一定社会的道德规范，借助各种途径与方法内化为受教育者品德的过程。就德育主体而言，既有学校、家庭和社会，也有受教育者自己。从逻辑上看，如果将德育主体仅仅局限在社会，同样失之于过窄。而且就个体品德培养而言，狭义的德育，既包括道德教育，又包含道德修养[10]1628。而广义的德育，也包括制度建设，主要是指宪政法、法律民主、市场经济、优良道德等。[10]1628同样，如果将德育仅仅局限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也会失之于过窄。

毋庸置疑，国民品德的形成与发展，是社会道德规范逐步内化的复杂过程。一方面，它总体上受制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另一方面，则受制于一定社会德育体系。而且，制度及其德育体系建设情况与“德育一体化”紧密相关。制度、德育体系越优良，“德育一体化”的程度越高，德育的有效性越大。反之，德育的有效性则越小。

关于“一体化”，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的定义是：“一体化通常意味着由部分组成整体，即将原来相互分离的单位转变成为一个紧密系统的复合体。”[11]276也可以“被用来描述原先相互分离的单位达到这种关系或状态的一体化过程。”[11]276但从其词义上讲，“一体化也是一个词义十分模糊的词，因为其词义概括范围的边缘缺乏明显的界限，伸缩幅度比较大。它既具备组元在更高层次上‘融合’的特征，也具有一切‘联合’的特征。而人们在使用该词的理性意义时，多是侧重组元间的融合过程，容易将联合的属概念意义忽略。”[12]

总而言之，基于品德形成影响要素的复杂性、层次性、多元性以及系统性等特征，一个社会的德育体系应该“一体化”，整体构建，总体设计，相互衔接，追求整体德育效果的优化与效率。因为，“复杂性学科扬弃了还原论的科学研究传统和思维方式，采用整体论的研究范式和思维范式（重新）考察和审视世界，它‘更像是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运动。从复杂性的观点看问题，用复杂性的方法来分析问题，会给我们带来柳暗花明的感觉。’”[13]292

结合“德育”与“一体化”的内涵，“德育一体化”是指一个社会的道德教育目标、内容、途径、方法的“一体化”。既要追求德育各个部分要素的优化，更应追求德育整体效能的优化；既要追求德育过程诸要素的优化，诸如道德教育和修养要素的优化，也要注意道德“知、情、意”品德结构各个要素的优化以及德育方法的优化等等。同时，更应追求德育总体影响要素的优化，诸如制度要素（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优化。事实上，“德育一体化”不仅仅是指“大中小学德育有效衔接的一种对策”，也不仅仅是指学校、家庭、社会德育各自及其三者之间的“一体化”等等。以系统论思维观之，“德育一体化”一定是“整体构建德育体系”[14]。而且，“德育一体化是一个动态系统，应当在动态中把握系统整体。只有在动态中协调好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使其目标一致，才能使德育工作最优化地向前发展。”[15]

当然，上述这些“德育一体化”论者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仅仅将其局限在学校德育的“一体化”方面，忽视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制度要素对德育对国民品德的总体性影响。

（三）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的公共产品属性辨析

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的公共产品属性问题，无疑是探究现代财政与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相关性的必要前提。或者说，如果“德育一体化”不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属性，现代财政便与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毫无关系，此课题便属于伪课题。相反，如果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属性，现代财政便与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具有相关性，现代财政便可能助力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的优化，总体影响国民的品德水平。

现代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公共产品是指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16]268布坎南把公共产品定义为：“任何集团或社团为任何原因决定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产品或服务。”[17]具体说，公共产品具备两大特点：“一是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二是公共产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即公共产品每增加一单位的消费，其边际成本为零。”[18]以此观之，如果说教育是否属于公共产品尚存在一些争议的话，关于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的公共产品属性，至少目前没有学者质疑。正如劳凯声教授所言：教育“这种公共物品实际上还可以进一步转化为私人物品或准私人物品”。[19]而德育这种公共产品，不可能“进一步转化为私人物品或准私人物品”，它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既有“非竞争性”的特征，也具备“非排他性”的特征。

二、现代财政与德育相关性分析

既然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便必然与财政相关。具体说，财政体系的优劣及其运转状况，与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体系的优劣紧密相关。

（一）现代财政与德育之相关性分析

財政与德育之相关性在于，财政的基本职能在于通过对公共资金收支活动的高效管理，提供“高性价比”的公共产品，而这些公共产品中包含有德育类的公共产品。因此，如果财政提供的德育类公共产品越多，性价比越高，结构越合理，层次性越符合国民的道德需求，德育效率便越高，“德育一体化”的程度便越高，国民的总体道德水平便越高，人际关系便越和谐，越有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反之亦然。

而且，财政对整个德育效果的影响是总体性的。现代财政因为更趋向于优良，更有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因此，它一方面可通过公共资金收支活动的效率高低，通过提供性价比高低不等的经济、文化产业、政治、德治，包括法律、道德等制度类公共产品，总体影响国民福祉总量的满足程度，包括道德类公共需求的满足程度。正如19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所言， “环境决定着人们的语言、宗教、修养、习惯、意识形态和行为性质。”[20]48无疑，制度属于环境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可通过公共资金收支活动的管理方式，诸如是否符合人道、自由、法治、限度、民主、公正、平等原则，直接影响国民福祉总量的满足程度，包括道德类公共需求的满足程度。这个道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做公正的事情，才能成为公正的人；进行节制，才能成为节制的人；有勇敢的表现，才能成为勇敢的人。”[21]26同理，政府怎样征税和用税，便会培养国民怎样的道德品质。

（二）现代税收与德育之相关性分析

现代税收与德育之相关性在于，一方面，如果国家征税遵从人道、自由道德原则，能“把纳税人当人看”，并“使纳税人成为人”，如果国家征税能遵从法治、限度等道德原则，所有的征税法律都经过纳税者的同意，符合公正、平等道德原则，即征多少税，在哪个环节征税，如何减免税等重大事宜都能尊重纳税者或国民的意志，而且公开透明，遵循人道、自由、法治、限度、民主、公正、平等公共道德原则和规范，这些原则、规范便会逐渐转化成国民稳定的道德品质，整个社会所需要的优良道德品质便会随之产生。

相反，如果国家征税违背人道、自由等道德原则，不“把纳税人当人看”，不“使纳税人成为人”。同时，如果国家征税违背法治、限度道德原则，所有的征税法律都不经过全体纳税者的同意，只由少数人根据自己的偏好定夺。而且，征税行为不符合公正、平等道德原则，在征多少税、在哪个环节征税、如何减免税等重大事宜的决定上，不尊重全体或多数纳税者或国民的意志，且不公开透明，不符合人道、自由、法治、限度、民主、公正、平等等公共道德原则和规范，这些原则和规范便不会逐渐转化成国民稳定的道德品质，整个社会所需要的优良道德品质便不会大面积产生。

根本说来，现代税收与德育之相关性还在于，国家征税的多少，直接关系国民可支配资金的多少，关系国民物质与精神需求满足的程度，直接关系一个人做一个好人道德需要和愿望的强弱。这是因为，征税是一种“政治权力垄断的剥削方式”。[22]42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23]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国家拿得越多，便意味着国民个人留得越少。关于物质需求满足与道德品德相关性的论述，管仲的论证最为简洁和精辟，他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24]因为人只有吃饱肚子，只有基本的生理层面的需求满足后，才可能追求较高需求——做一个好人之道德愿望的满足。

总而言之，国家征税的多少以及征税的方式，诸如透明性、公正性与合法性等等，都会从总体上影响每个国民的道德认知、情感与意志，从而影响国民的道德品质形成。如果征税额度适宜，征税方式越透明、越公正、越合法，便越有助于国民优良道德品质的培养和塑造。反之，如果征税超过合理额度，征税方式落后、隐蔽、不公正、不合法，就无助于优良道德品质的培养和塑造。

（三）现代预算与德育相关性之分析

现代预算与德育之相关性在于，国家对公共资金支出活动的管理效率，也会从总体上影响国民的道德品质塑造。一方面，公共资金支出活动的管理效率越高，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性价比便越高，结构越合理，合意性越强，层次性越符合国民的需求和意愿，国民的公共物质与精神需求越容易满足，道德水平便越高。直言之，德育类公共产品的性价比越高，越有助于国民优良道德品质的培育。另一方面，公共资金支出活动的具体方式，诸如是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特别是“用之于民之所需”，以及是否尊重国民用税意愿，是否公正平等，是否公开透明等等，也会从总体上直接影响国民的道德品质形成。同理，国家怎样用税，国民便会形成怎样的道德品质。

具体说，如果国家用税，或者说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越透明，即预算支出越透明，越有助于从总体上培养和塑造国民优良的道德品质。道理在于，一方面用税支出越透明，越有助于国民对政府用税方式和效果的监督，用税权被滥用的概率越小，公共资金被浪费的可能性越小，公共资金使用效率越高，公共产品的“性价比”及效率可能越高，越有可能满足大多数国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从而增强国民愿意做一个有道德国民的欲望和愿望。另一方面，如果用税支出越透明，征纳互信度便越高，越容易培养和塑造国民诚信的道德品質。同理，国家公共产品提供的合意性，国家公共产品提供的法治与民主性等等，直接关系每个国民法治、民主与公正、平等品德的培养和塑造。

简而言之，国家用税的方式，诸如多少、透明性、公正性与合意性等等，都会从总体上影响国民道德品质的形成。因为“用之于民”的税收越多，用税透明性越大，公正性越强，合意性越大，越能“用之于民之所需”，国民的人道、自由、法治、限度，以及政治、经济和思想自由等公共道德品质，即优良道德品质越容易形成。反之，如果“用之于民”的税收越少，透明性越小，公正性越弱，合意性越差，越是不能“用之于民之所需”，则国民的人道、自由、法治、限度，以及政治、经济和思想自由等公共道德品质，即优良道德品质越不容易形成。

三、现代财政视域的“德育一体化”建设构想

现代财政与德育之相关性分析告诉我们：国民道德品质的形成是由多因素合成塑造的，既有总体性的影响因素，比如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体制类的因素，也有具体性的因素，诸如德育机制，具体的德育原则、途径方法类的因素，还有受教育者个体方面的因素。而且，更呈现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动态过程。

从现代财政视域以及德育活动的复杂性与系统性看，笔者对理想的“德育一体化”建设期待如下：

（一）现代财政与德育体系需要“一体化”

上述分析启示我们，唯有现代财政与德育体系的“一体化”，德育活动不仅会获得强大的物质性支持，而且也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在德育活动中的“支柱和基础性”功能与作用，从总体上塑造国民的优良道德品质。

事实上，不论从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战略高度，还是从塑造国民道德品质的效率看，都亟待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步伐。一方面需要深化征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建立现代税收制度，通过发挥优良税制在德育活动中的“支柱和基础性”功能与作用，高效、大面积地塑造国民优秀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亟待完善优化预算制度，建立现代预算制度，也就是建立合意性大、合法性强，而且透明高效的预算制度，从而发挥优良预算制度在德育活动中的“支柱和基础性”功能与作用，进而高效、大面积地塑造国民优秀的道德品质。

因为，通过建立现代化财政制度，间接推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也会从总体上塑造国民优良的道德品质，并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其实，真正的“德育一体化”，应该是在这个意义上被规定的。唯有此，现代财政方可与德育各个具体要素优化互动，实现整体优化国民优良道德品质的大目标，遏制目前道德大面积滑坡的现象。

（二）理想与现实德育目标需要“一体化”

要发挥现代财政在德育活动中的“支柱和基础性”功能与作用，现代德育理念及其体系机制也必须现代化。否则，如果仅有现代财政体制，而德育体系和机制落后，现代财政在德育活动中的“支柱和基础性”功能与作用也不会充分发挥。

关键是，德育体系和机制的目标设置能够将理想目标与现实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即能够将现实的复杂性、实践的可操作性与未来的不确定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因为，理想与现实德育目标的“一体化”一方面意味着，德育现实可操作性的增强，财政所提供的德育类公共产品针对性加强，效率更高，德育效果更佳。另一方面，这种德育“一体化”应该以坚实的受教育者行为心理事实为根据，同时兼顾现实德育环境要素的制约。

同时，德育作为教育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也应与德育“一体化”进行。道理在于，正如赫尔巴特所言：“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25]249内尔·诺丁斯也认为：“道德目的是教育的首要目的，它指引其他目的”。[26]4杜威同样认为：“道德目的应当普遍存在于一切教学之中，并在一切教学中居于主导地位——无论是什么问题的教学。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一切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形成品德这句尽人皆知的话就成了伪善的托词。”[27]136为此，必须有效把握道德目标的现实性要求。[28]唯有此，才能发挥德育体系“一体化”的整体效应。也唯有在此前提下，才可能言及教育内容的一体化，形成“两课”主渠道教育与日常思想教育相互对接的教育网络；实行德育队伍的“一体化”，构建“两课”教育与校内各层面教育相结合的德育系统；实行德育管理的“一体化”，建立以行政为主实施德育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29]德育“一体化”必须注重人的主体的解放，具有人道主义的情怀；必须符合人的全面发展要求。[30]

（三）学校、家庭、社会德育主体需要“一体化”

从财政效率而言，也就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针对性、目的性与精准性而言，也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德育主体的“一体化”。因为德育主体“一体化”意味着，政府此类公共产品供给的目的性明确，合意性大，着力点清晰，这是增进德育一体化整体效应的前提。因此，一方面，在征税环节，可以考虑征税量之大小平衡及征税方式的优化，在学校、家庭、社会三个主体方面对国民优良品德形成影响之大小等等，同时通过“一体化”的征税制度设计，既促进学校、家庭、社会德育主体的“一体化”，也促进国民优良品德的形成，发挥现代税收对国民优良品德形成的基础性和支柱性的功能与作用。另一方面，在用税环节，也应考虑用税量之大小，征税方式的优化，诸如透明性、公正性与合意性等要素对国民优良品德形成之影响的大小，通过用税体制的“一体化”，促进学校、家庭、社会德育主体的“一体化”，促进国民优良品德的形成，发挥现代预算制度对国民优良品德形成的“基础性和支柱性”功能与作用。

正因如此，有专家认为，只有“三位一体”才会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品质的良好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避免出现所谓的“5≤ 2现象”。[31]也就是说，“只有不断将社会、家庭的德育信息输入学校，学校才能保持动态平衡，不断适应社会发展。”[32]

（四）知、情、意品德结构优化需要“一体化”

就品德的“知、情、意”结构而言，唯有“一体化”，才可能发挥财政公共产品供给“一体化”的优势，即发挥财政在国民优良品德形成中的“基础性和支柱性”的优势功能与作用，也可形成德育具體教育方法的整体与合力效应。

道理在于，“个人道德认识是伦理行为的心理指导、必要条件，是品德的指导因素、首要环节；个人道德情感是伦理行为的心理动因、必要条件，是品德的动力因素、决定性因素，是品德的基本环节；个人道德意志是伦理行为的心理过程、充分且必要条件，是品德的过程因素、最终环节。”[33]1546因此，就品德的“知、情、意”结构而言，唯有“一体化”，才可能实现德育培养的最大效能；唯有“知、情、意”的“一体化”，财政提供相关公共产品供给的目的性、合意性与针对性才强，提高国民优良品德的效率才大。关于这个道理，杜威曾说：“通过教育培养出来的性格，不仅要有善意，更要有坚决实现善意的性格力量或践行力量。”而且还必须克服当前德育中存在的如下主要问题，比如科学主义、主知主义盛行，道德教育变成知识教学；德育与生活疏离，德育无根无趣；德育实施“条块”分割，缺乏整体协调性，德育效果低下等。[34]

（五）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途径与方法需要“一体化”

就个体品德培养的方法而言，无非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两种。道德教育是指社会对每个人品德的培养方法；道德修养是指个人的自我品德培养，是自己对自己的品德培养。前者是指言教、奖惩、身教和榜样四种具体方法，是国民相互间的品德培养；后者是指学习、立志、躬行和自省四种具体方法，是国民自己对自己的品德培养。[33]1628毋庸置疑，唯有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一体化”，个体品德培养的综合效率才可能提高。即是说，个体道德修养在品德形成中的重要性也不应忽视。因为如果“一种德育影响无论其方向如何正确，力度如何强大，如果不为受教育者所认同，就决不可能转化为德育的效果，德育在有些人身上所遭遇的‘刀枪不入’的困境源于此。”[35]

当然，关键是德育及其“一体化”要与制度建设“一体化”。因为政治、经济、文化产业，以及法治、法律、德治、道德等等，会从总体上通过德富律、德福律、德识律、德道律，[33]1628影响品德的结构，即“知、情、意”三要素之间的平衡及其质量，从而制约国民优良品德的形成。因为财政会直接、间接地从总体上支持国民优良品德的形成，或者通过征税量的多少及其征税方式，即通过征税量的多少及其征税方式的优劣；或者通过用税量的多少及其用税方式的优劣，即通过用税量的多少及其用税方式的优劣，因此，唯有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的“一体化”，才能促进德育总体效能的最大化。

四、结语

总之，从现代财政视域审视德育及其德育“一体化”问题，它不仅是一个幼小中大学校德育的“一体化”问题，也不是一个学校、家庭、社会德育主体“一体化”的问题，而是一个现代财政与德育体系、理想与现实德育目标，学校、家庭与社会德育主体，知、情、意品德结构优化以及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途径与方法都需要“一体化”的问题。而且，更是一个不应忽视财政在德育及其“一体化”过程中“基础性与支柱性”功能与作用的问题。理性告诉我们，要全面优化国民品德，“德育一体化”追求的不仅是国民品德培养系统的整体效应，更是一种社会治理系统的整体优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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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姚轩鸽，男，工作单位为西安市国家税务局。

（责任编辑：李直）

作者：姚轩鸽

现代法治区别及启示论文 篇3：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法共治的内在逻辑

摘 要：德法共治不是道德與法律简单地累加适用，而是既体现二者区别，又体现二者结合。德法共治要求发挥德治与法治的各自治理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参与国家治理，以实现国家治理绩效的最大化。德法共治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治理手段与治理目标的统一，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本质特征，因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治与法治关系的贴切表达。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法共治的内在逻辑表现为：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标志；实现善治的理想状态要以现代道德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德治和法治建设；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统一是推进德法共治的重要抓手。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德法共治；善治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德治与法治都是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治国方式，历来都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治理理念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跨越，也意味着治理结构、治理手段、治理目标等的全面调整和创新。为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进一步厘定作为治国方式的德治与法治的逻辑关系，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德法共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治与法治关系的贴切表达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存在着“德主刑辅”与“刑主德辅”的争论。但实际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所主张的政治道德化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古典儒学致力于政治道德化，以期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状态，使得德治成为传统社会中最主要的治国方式。传统德治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道德具有至上性。道德被视为政治合理性与正当性的根本依据。二是道德具有普遍约束力。在很大程度上，道德取代法律成为判断是非曲直、规范社会行为、进行社会评价的标准。因此，与法治相比，我国传统德治的发展占据了更多先机。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讲话中明确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他说：“对一个国家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①自此，学术界对德治与法治关系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当前学术界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归为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德治与法治是德法并重、德法并举的并列关系。因为德治属于思想上层建筑，法治属于政治上层建筑，所以，有学者认为“由于它们属于不同领域，有差别又有联系，因此有必要、有可能同时建设、同时并进”②。国家治理中既需要法律制度建设，也需要思想道德建设，德治与法治作为治国的两个方面，都不可或缺，都可以提到国家治理的国策层面。第二种观点

认为：德治与法治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德主刑辅的主次关系，而是法治至上的独尊关系。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目标应是理性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应突出法治的价值，以法为主，同时辅之以道德调控”，“法主德辅是我们的理性选择”。③一个国家的治国方略只能有一个，作为治国方略只能提依法治国，不能把以德治国提到与依法治国相并列的同等高度。法治是治国的基本方略，而德治只能是治国的辅助手段。第三种观点认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在不同语境中做具体分析。有学者认为，德治与法治关系具有三种不同的存在样态：法治框架下的德治与法治关系，法律渊源关系中的德治与法治关系，功能互补型的德治与法治关系。④具体而言：一是在法治框架下分析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在现代社会，法治具有至上性，拥有绝对权威，而德治是在法治框架下施行的。从此层面看，德治与法治的地位是不同的。二是从法律渊源角度分析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法律在价值渊源上需要依附和受制于道德，道德是法律的价值资源。从此层面看，德治与法治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德治具有上位性、统摄性。三是从功能互补角度分析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德治与法治都有各自的功能优势和局限，且互为优势和局限。具体表现为：调控范围上宽窄互补、要求层次上高低互补、约束强度上刚柔互补、约束方式上自律他律互补。从此层面看，德治与法治具有平等地位。

关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我国政府的一贯提法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所以有学者就把这种结合概括为“德法并重”“德法并举”的并列关系。虽然这种表述突出了德治与法治都不可或缺，但从二者的具体地位以及作用发挥看，则存在着概括的笼统性，且容易造成理解的混乱。因为，无论在现代法治社会框架下，还是在法律渊源关系中，二者地位显然是不同的，并且这种表述也容易使人们产生有两个方略的误解，认为以德治国是与依法治国相对的另一种国家治理基本方略。德治与法治关系也不能简单地归为“德主刑辅”或“刑主德辅”的主次关系。虽然这两种主次论各有其合理性，但它们主要是针对对方的劣势来突出自己的优势，而忽视了二者的优劣互补。此外，也有学者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缩略为“德法结合”。这貌似是符合党中央的提法，但这种表述无法突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语境及其主要任务，且在实践过程中也容易产生一些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阐述“两点论”时强调，“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⑤。“两点论”启示我们，看问题要全面，既要看到对立面的统一，又要看到对立面的斗争，而“德法结合”这一提法容易误导人们只关注德治与法治的统一，而忽视二者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可以看出，无论是德法并重、德法并举的并列关系，还是德主刑辅、刑主德辅的主次关系，抑或德法结合关系，都没有准确地概括出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全貌，也没有体现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语境。

基于此，笔者认为，德法共治正是立足于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全面与贴切表达。从字面意义上说，德法共治是指道德与法律共同治理，其实，在国家治理领域，道德与法律的“共治”关系的具体表现就是德治与法治的“共治”关系。“共治”的精妙之处不仅在于“共”，还在于“治”。“共”强调了多元参与，并内含着相互间的互动与合作；“治”突出了其目标导向。“共治”是现代意义上治理的核心内容，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语境。这里的“共治”不是道德与法律简单地累加适用，而是既体现二者的区别，又体现二者的结合，要求发挥德治与法治的各自治理优势，实现二者优势互补；既强调现代法治社会下德治是法治的价值基础，又肯定法治对德治实施的保障作用，德治与法治协同参与国家治理，以实现国家治理绩效的最大化。可见，德法共治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治理手段与治理目标的统一，体现了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内在逻辑与本质特征。在新媒体、自媒体等传播渠道不断拓展的今天，将德法共治这一浓缩着时代语境的词语打造成为“词媒体”，有助于深化人们对德法关系的全面认知，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和路径前进。

二、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国家治理模式经历了统治、管理、治理三个治国理政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确立起国家治理理念，意味着国家治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五个基本要素：制度化、民主化、法治、效率、协调。在上述五个要素中，民主和法治最为重要，是现代国家治理最本质的要素。⑥没有民主就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的根本所在；没有法治也同样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标志，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考量。其一，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当前我国的改革事业进入关键期，面临的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之重与矛盾风险的挑战之多均前所未有，而法治对于有效治理这样一个迈入“高风险”的社会，意义更加重大。所以，我国更加注重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促使法治秩序的构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向前推进形成和谐共振的良性互动。其二，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必然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法治建设历经艰难探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尤其是“文革”十年，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遭到了严重损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了“文革”时期“法治虚无主义”的惨痛教训，明确了依法治国的原则，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此后，党的十五大、党的十七大相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这是新时代我国对法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党的这些执政理念都深刻揭示出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决定性作用，法治是党长期执政的必然选择。其三，法治符合现代国家治理的发展潮流。随着现代市民社会的发展，在其理性特质下，形成了现代性质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为了保证经济的竞争性与开放性，政治的民主性和文化的公意性，必然要变革国家治理模式。由于法律天生具有不同于道德的强制约束力，所以法治自然而然地成为与现代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特性相适应的占主导地位的治国方式。美国的法治对于推动美國的现代化就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美国法治以成文宪法为基础、以违宪审查机制为核心的司法中心主义，其中司法权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法治运转中处于核心地位。”⑦在此背景下，借鉴美国等国家的有益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符合现代国家治理的发展潮流。

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必由之路，但国家治理也不排斥德治，德治由于其依赖的道德与法律的同构性而为现代社会所吸纳，成为法治之外另一重要的治理模式。德治作为一种以非正式约束为特征的治国方式，以其独特的机制促成法治目标的实现，且能弥补法治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与局限。但德治自身并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或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治理方式，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它内在于法治这种国家治理的主导模式当中，促成国家治理的法治模式的实现，它本身并不构成一种主体性和实体性的国家治理方式，道德治理这一治理国家的方式的作用是有限的，不能作为单独的国家治理方式而发挥作用”⑧。因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德治必须与法治相结合，在法治大框架下发挥德治的治国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言：“现代国家的治理范式应当是由外而内地培养规则意识和守法传统，最终实现‘循法成德’。”⑨因此，只有建立起完善的制度体系和稳定的法治秩序，道德伦理规范才能真正发挥其治国价值。这种在法治框架下运行的现代德治，才能真正区别于在人治框架下运行的传统德治，实现既合法有序又合理有德的完整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现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三、实现善治的理想状态应以现代道德为基础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其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善治。善治是对治理的超越，是“良好的”“有效的”治理，也就是要达到最优程度的治理。善治建立在治理基础之上，是治理的衡量标准与目标取向。因为“治理必然是以多元主体间的合作求得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取向的，因而在逻辑上治理必定是以‘善治’为导向”⑩，尽管在实践中由于某些原因并不必然导致善治，但是治理的完美和理想状态才是善治。为此，只有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置于善治的限制与考量之下，才会获得良好的目标取向与最佳的治理绩效。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善治有两层含义：一是具有实质意义的良善之治，以实现目标或结果的善；二是具有工具意义的善于治理，以实现过程或手段的善。善治是要实现善的治理目标与治理过程的统一，实现“目的善”与“手段善”的统一。可见，善构成了善治的核心，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追求的善是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善，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现代道德为依据，不是中国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传统道德，更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道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先后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可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始终不变的初心，是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不竭动力。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善治需以人民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这是善治之所以为善的前提。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人民利益具体体现为国家治理是否实现了人民的尊严和价值、是否保障了人民的权利、是否实现了人民与国家的良性互动、是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可见，善治追求的人民利益，建立在以人为中心的伦理道德基础上，为的是使人民拥有更加充实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当然，人民利益最大化只是善治的总体目标，体现出善治目的的总体的善；在具体的善治实践中，又会有更加具体的目标，体现出善治目的的具体的善，而这些具体的善也要以现代道德为基础。善治包含着多元主体，其中，政府是善治主体的核心与关键。善治的政府之善就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维护治域内属于公共的根本的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畅通民众利益表达，妥善解决社会矛盾。可见，政府之善包含有以人民为中心、公平正义、民主协商等伦理道德。此外，善治还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因为“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B11，没有善的公民的积极参与，就不会达成真正的善治。善治中善的公民需要具有“善治所需的公民主体性、公民权责意识、公民民主意识、公民理性的参与意识与能力和公民的宽容与合作能力”B12，而这些善的公民人格的获得，同样需要以现代道德为基础。

有学者指出，善治“‘目的主义善’并不一定就能实现‘结果主义善’”B13。要达成善治的理想状态，就要使“目的善”与“结果善”相一致；要促成二者相一致，就必须借助“手段善”；实现善治的“手段善”，也要以现代道德为基础。治理的基本手段是制度。国家治理中各项制度的制定只有以现代道德为基本前提，才易于被社会接受，而“当一条规则或一套规则的功效受到道德上的抵制的威胁时，它的效力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B14，因此，符合现代道德的“善制”才是善治的有力保障。在现代国家，制度安排最重要的是法律制度。法有良法与恶法之分，良法是善治的前提，要以良法促善治、保善治。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后，道德性成为我国制定良法的重要依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提出“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B15，这表明了我国良法制定所应具有的道德性。因此，国家治理中的法治建设不能仅靠冰冷的法律条文，还需要以人性化的现代道德为基础和支撑，只有合乎道德、合乎正义的良法，才能得到人民的普遍信服和自觉践行，才能推动善治目标的实现。

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德治和法治建设

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重要的治国方式，毫无疑问都是具有工具性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等提法在字面上也突出了二者鲜明的工具特性，是治国的两种手段、两种措施。强调德治与法治的工具特性固然没错，但将德治与法治仅仅视为实现国家功利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而忽视二者的目的意义与价值意义，则陷入了工具主义的德治观与法治观。工具主义德治观仅将道德视为社会治理手段和行为规范，而忽视了德治的价值理念与崇高目标，容易生成功利主义价值观，弱化对道德的敬畏之情。同样，工具主义法治观也只看到了法治的强硬外壳，而无视法治精神，这也会弱化法律信仰，滋生对法律的不信任。可见，工具主义的德治观与法治观都会对国家治理产生很大危害，都需要摒弃。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坚持德法共治，必须立足当代中国，挖掘和整合价值资源，为德治与法治注入现代价值标准，用先进的、高尚的、非工具性的价值理念对德治与法治进行价值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聚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社会真正目标性、理念性的价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价值遵循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保证德治与法治同向共生、有序发展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觀继承了我国优秀的德性传统，又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道德，内含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公民的基本德性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B16以核心价值观引领德治建设，既可以发挥德治为国家治理服务的职能，又可以发挥德治的价值理性与社会信仰导向功能，从而实现德治的工具品质与价值品质的有机统一，确保德治建设向着有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不断前进。

法治是社会普遍规则在国家层面的确认，在此意义上，一个国家的法律其实是这个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外在的、具体的展现，而良好的法律必须要真正体现和符合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在当代中国，国家的主流价值观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法治国家建设，都需要核心价值观在思想、理论、价值等方面的全面引领。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将法治纳入核心价值观，这是我国法治理念的重大升华，进一步体现出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价值要求和标准，唯有用当前最为全面的核心价值观引领法治现代化建设，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法治精神，规定社会主义法治的性质和方向，避免落入照搬西方法治模式的窠臼中。我国的法治建设“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共政策之中，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B17，从而实现法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提升法治的合理性与权威性。

五、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统一是推进德法共治的重要抓手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对接的演化过程，面临着中华传统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民主化的时代要求，更面临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需要。这一过程充满着复杂性与艰巨性，无疑增加了德法共治的实施难度。为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德法共治，必须找准其关键点与着力点。“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B18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党的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党的执政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首要能力，如果没有党的治理现代化就不会有国家治理现代化，因此，推进党的治理现代化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推进党的治理现代化层面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集中表现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自然展开，是新形势下管党治党的总要求。在具体落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把从严治党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规范和纪律要求”B19。可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统一是管党、治党、建党的重要举措，二者相辅相成、同向同行，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全过程，体现了德法共治在党的实践中的高度自觉。

在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从严治党要依规治党。依规治党就是党依据以党章为主体的党内法规体系来管党治党，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不断推进依规治党，出台或修订了近80部党内法规，使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得到完善，为管党治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而针对部分党员干部“精神上的缺钙”问题，我们党积极推进以德治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严厉整治“四风”问题，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权力观，从而以向上、向善的思想引领遵规守矩的行动自觉。可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二者结合体现了立规与立德的兼顾、他律与自律的结合，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法共治的逻辑关系，也是推进德法共治的重要抓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要“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B20，就蕴含着充分发挥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要牢牢把握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统一这一重要抓手，崇德守规、遵规弘德，推进德法共治向前发展，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总之，与西方话语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同，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特有的中国逻辑，其中一条是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以德法共治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德法共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治与法治关系的贴切表达，也是立足于中国语境与中国现实的理想社会治理模式，它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以全面从严治党为重要抓手，以实现人民利益最大化为总体目标。深入研究德法共治的理论逻辑，拓展深化德法共治的实践路径，充分发挥德法共治的治理价值，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奪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0页。

②肖群忠：《德法并举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③周世中、管仁林：《关于法与道德关系的几点思考》，《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1期。

④王淑芹、刘畅：《德治与法治：何种关系》，《伦理学研究》2014年第9期。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页。

⑥俞可平：《没有法治就没有善治——浅谈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6期。

⑦彭成义：《美国法治的蜕变》，《光明日报》2017年2月26日。

⑧马振清：《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第51页。

⑨李庚香：《坚持和创新“德法双治”治理范式》，《中州学刊》2017年第9期。

⑩魏治勋：《“善治”视野中的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法学论坛》2014年第2期。

B1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B12熊节春：《善治的伦理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66页。

B13周安平：《“善治”是个什么概念——与俞可平先生商榷》，《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B14[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30页。

B15《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3日。

B16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

B17《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6日。

B18B2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B19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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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梅萍 宋增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