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视角管理论文

【摘要】在女性旅游市场与女性旅游安全问题逐渐活跃背景下，女性旅游性安全问题凸显。本文通过文献检索和分析，提出了女性旅游性安全概念。女性旅游性安全问题是女性性安全在旅游领域的延伸，相关部门应重视保护女性旅游性安全。而导游的性骚扰是最为隐蔽的威胁女性旅游性安全的危险因素。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社会心理学视角管理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社会心理学视角管理论文 篇1：

多学科视角下的归因理论应用

摘要：归因理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不同的学科中其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社会心理学视角下探讨归因理论，可将归因分为三个因果维度：控制源、稳定性和可控性;教育学视角下的归因理论研究，可帮助寻求学生语言、物理、体育等方面成败的因素规律;从医学视角探寻归因理论，有助于医患矛盾的成因解析并有效指导医护实践;从管理学视角看归因理论的运用，让管理者的认知与归因理论融合，有助于高管决策的完善。正确把握归因理论并应用于实践中，无疑会改善人们的社会生活。

关键词：多学科;归因理论;应用

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起源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1]，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海德提出的。归因（Attribution）是指原因归属，即个体对事件结果的原因的寻找。在以往的研究中，归因一词在不同学科被频繁提到，而且对歸因理论也已经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并使其运用到实践中去。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归因理论的应用进行了梳理。

一、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归因理论

社会心理学在个体水平和社会群体水平上对人际关系进行的探讨。而归因理论起源于社会心理学，其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颇为丰富，是对人的行为结果的原因进行分析。

海德在其《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2]一书中首先提出归因理论，主要是对人际关系心理学进行了探讨，也就是少数人之间的关系，通常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想法和感受，他对他自己的看法和行为，他期望他做什么或想什么，他对另一个人的行为的反应，这些都是一些将要被处理的现象。海德将个体的原因归属分为两大类：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在海德归因理论的基础上，琼斯和戴维斯提出了“相应推断理论”和凯利提出了方差分析模型，前者探讨了是由情境决定还是由人的内在属性决定人的行为。后者主要关心人们利用哪些信息做出归因。韦纳[3]也对其进行了发展与深化，他的归因理论集中于成就归因，并提出了动机和情绪的控制理论，认为人们对其行为的归因，不仅会对后续这种行为的动机产生影响，也会对结果的期望和情绪产生影响。并将归因分为三个因果维度：控制源、稳定性和可控性。Leyens等[4]通过心理本质主义对人类情感内、外部群体差异归因进行了研究，人们倾向于通过赋予不同的本质来解释群体之间的差异。高地位组和低地位组的成员将更多的第二情绪归因于内组而不是外组;差异归因也适用于消极的次要情绪。

二、教育学视角下的归因理论

当代教育学研究基础多元，研究方法多样，教育学科分支细密，教育理论发展迅速[5]。当前，教育学中归因的研究也十分丰富，特别是学生学习成败的归因。

（一）英语学习成败的归因

英语学习过程是一种观察、模拟、认识、识记、思考、记忆等综合的心理活动过程。从归因角度分析学生学习的成败，有助于分析学生学习的动因，预测其动机。张庆宗[6]认为那些将成功归因于内在因素的学生，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并相信自己能够应对学业挑战。即使他们有不成功的经验，他们并不将能力视为失败的因素。而把失败归因于内在因素的学生，他们常常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成功，无法避免失败，也不追求成功，这种失落感和无力感最终可能演变成学习无助感。胡东平等[7]对大学生自主学习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成绩好的学生倾向于把成功归因于努力，成绩不好的学生认为学习的好坏与任课老师所布置的任务难度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大部分的学生把成绩的好坏寄托在考试时的运气，特别是成绩不够优秀的学生。

（二）物理学习成败的归因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运动最一般规律和物质基本结构的学科。而在物理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普遍都认为学习困难，或许这不仅是学生自身的因素造成的，也可能包括教师和家长对学生产生的影响。江萍和肖力[8]通过对物理学习困难的归因研究，指出物理学习困难归因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学科本身的难度比较大;其次学校方面的教学体制、教学方法与教学理念等存在的不足;再次是家庭因素。刘喜斌等[9]通过对中学生物理考试成败的归因研究，指出初中生物理考试成败归因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等特点，学生对物理考试成功的归因倾向则是自身的能力。因此，从归因角度对学生物理学习的研究，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物理成绩及其应用能力。

（三）体育竞赛成败的归因

由于体育竞赛仅包含输或赢两种结果，因而参赛的运动员对体育比赛成败的归因会影响其后续的训练动机及其认知，并且会对其未来的期望产生影响。例如，Allen等[10]对运动团队的归因进行了研究，认为团队控制的归因与更高水平的赛后幸福感相关，与失败的团队相比，获胜团队的参与者具有明显的内部和稳定的归因，即当团队胜利被团队控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稳定时，参与者表现出更高的集体效能;对于失败的团队，只有当团队的失败没有被其他人控制时，不稳定的归因才有助于集体效能。陈华东等[11]对中外女子网球运动员的归因进行了研究，对比赛的成败归因可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即内外部归因、稳定性和可控性，他认为比赛获胜时，国内外网球运动员倾向于内部归因，验证了前人的研究结果。

三、从医学视角看归因

近年来，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身体没有病痛是健康的重要标志，但不是健康的全部内容。进行健康评估的时候，把身心看做是交互作用的整体，并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疾病的机体对精神造成压力，精神的失常又会导致机体生病。由此，健康被定义为保持机体身心的健康的潜能发挥到最大。

（一）医患纠纷的归因

医患纠纷是指医疗机构与患者或患者亲属之间产生的纠纷，是双方对医疗后果的原因认识不一致而导致的。医患纠纷中的双方对事件的认知态度非常重要。武杰等[12]在对医患纠纷现状的认知进行了研究，指出在对医患纠纷原因的认知方面，医务人员认同率较高是患方因素，而患方认同率较高的是医方因素。医务人员将导致医患纠纷的原因归为是任务量过大;患方将其归因处理流程不合理、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等。高莹等[13]对医患双方的医疗纠纷进行了分析，对于医疗纠纷责任方的认知，被调查者中有31.7%认为责任在于医方，26.6%将责任归为是患方，41.7%表示不清楚。涂爱仙等[14]从医患双方的角度对医疗纠纷的成因进行了研究，指出医患之间的沟通、信任、态度以及医疗技术等是导致医疗纠纷的主要原因。

（二）医护实践的归因

医护实践是医生和护士使其所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医护人员可以通过改变患者的态度来对其症状进行控制。布朗尼[15]指出患者的信念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和健康结果，同时医护人员对疾病缘由的归因，将会影响他们的治疗计划。如果患者需要帮助的原因是他们可以克服的因素，那么旁人就不会伸出援助之手。从归因理论的角度来说，大多数的援助是给予那些丧失某种能力的受害者（内在的，不可克服的），而不是给那些丧失某种努力的受害者（内在的，可克服的）。Robert[16]指出护理人员将问题行为归因于不稳定因素的趋势与较高的员工乐观度有关，而较高的员工乐观度又与增加帮助行为有关。研究结果表明，护理人员通常会对目标患者做出内部、可控制、稳定和全局的归因。

四、从管理学视角看归因

决策是企业管理中管理者最经常、最重的工作，它既是管理能力的体现，又是管理的主要内容。而归因理论在管理学中的运用，是管理者的认知与归因理论（社会认知理论）融合，使其能对高管的决策进行完善。

（一）管理者对企业绩效的归因

企业绩效是指一定经营时间内经营者业绩。对于企业绩效下滑或上升时管理者归因倾向的研究也十分丰富。例如，Ford[17]指出对绩效下滑的内外部反应的选择取决于管理者对其因果轨迹、稳定性和可控性的不同因素的消耗。当决策者认为永久性的外部原因是可控的，应对策略即是领域攻击或领域防御;当决策者面对无法控制的外部原因时，通过域攻击、放弃或创建进行战略重新定位是有必要的。李峰[18]指出管理者在对员工的绩效进行归因时，当与明星员工做绩效辅导的时候，管理者倾向于对员工进行能力和努力的归因，而员工也倾向于内归因。在对管理层的业绩归因研究中，魏哲等[19]认为管理者倾向于用外部原因来解释坏消息，而且管理者被解职的风险越高，这种行为越显著。当业绩下滑，管理层更可能用外部原因来解释;当业绩上升时，管理层更可能用内部归因来解释。

（二）管理者对企业决策的归因

任何组织和企业制定的决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管理者的决策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改变。而管理者先前的决策的后果会影响随后的决策，对先前决策成败的归因也会影响其后续的行为。例如，Ben等通过对归因理论与组织成功因素的战略决策的研究，认为外向型特征低的管理者倾向于内归因，外向型特征高的管理者则倾向于外归因。Saku Mantere等对创业失败的叙事归因进行了研究，认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角色会使用不同的叙述归因类型，特别是宣泄的叙述归因几乎完全是由企业家来表达的;而背叛的叙述在被雇佣的高管中最为常见。由此可见，管理者不同的性格特征也会影响其对事件的归因。

结语

归因理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不同的学科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为改善人们的社会生活服务。人们对生活事件的归因方式经过多次重复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归因方式。而这种习惯性归因又会反过来影响个体的动机、情绪和与周围人的关系。因此，正确把握归因理论并应用于实践中，改变个人习惯化的归因方式，才能进行正确归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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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Ford，J.D.The effects of causal attribution on decision makers’responses to performance downturns[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5（4）.

[18]李峰.归因理论与管理智慧[J].唯实（现代管理），2014（3）.

[19]魏哲，罗婷，张海燕.管理层归因行为研究——基于业绩预告修正的分析[J].中国会计评论，2016（4）.

作者简介：杨佳倩（1993—），女，汉族，河南开封人，单位为南华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

（责任编辑：董惠安）

作者：杨佳倩

社会心理学视角管理论文 篇2：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女性旅游性安全：以泰国导游性骚扰为例

【摘要】在女性旅游市场与女性旅游安全问题逐渐活跃背景下，女性旅游性安全问题凸显。本文通过文献检索和分析，提出了女性旅游性安全概念。女性旅游性安全问题是女性性安全在旅游领域的延伸，相关部门应重视保护女性旅游性安全。而导游的性骚扰是最为隐蔽的威胁女性旅游性安全的危险因素。导游性骚扰的社会心理缘起在于旅游情境的特殊性、旅游目的地文化、个人和国家基于改善贫穷现状和缩小贫富差距的愿望以及客源国女性对旅游性安全的低认知度等因素。

【关键词】泰国导游；女性旅游者；旅游性安全；性骚扰；社会心理

Social psychology study on the sex security of female tourists-based on the sexual harassment of a Thailand guideLI Jiayuan. School of Management，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0， China

【

【Key words】Thailand guide； Female tourists； Travelling sex security； Sexual harassment； Social psychology

1问题的提出

随着“女性经济”的出现，旅游消费成为女性生活中最重要的支出项目之一。安全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但有统计显示，在2005年以后，我国女性旅游安全事故发生频数加速增长。性侵犯事故是女性旅游者在旅游期间最常遭受的、最为恶劣的事故。有学者曾通过在夏威夷的调查研究表明，女性旅游者遭受性侵犯的比例是当地女性的3倍[1]，而性骚扰是性侵犯事故中的主要体现之一。然而旅游安全相关文献显示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旅游从业人员遭受到性骚扰问题，认为性骚扰问题是目前最常见和最困扰旅游从业人员的安全问题[2]，却对性骚扰同样是困扰女性旅游者旅游安全的问题重视不够，仅有的文献研究了女性旅游者遭受性骚扰的场合和对象，指出女性旅游者经常在旅游交通工具、旅游景点以及相关娱乐中心遭受来自目的地男性或者其他男性旅游者的性骚扰[1]。而女性旅游者经常遭受性骚扰的场所正是导游的工作范围，导游的职业有大量接触女性旅游者的机会，因而其性骚扰行为在形式、地点上都简易可行。再由于旅游目的地文化、游客的旅游性安全认知度、旅游情境的休闲性、娱乐性、新奇性使导游的性骚扰成为最为隐蔽危险的威胁女性旅游性安全的主要因素。而对以导游性骚扰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女性旅游性安全的研究却鲜有涉足。女性旅游性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心理问题，具有深刻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内涵。女性旅游性安全问题是女性性安全问题在旅游情境的延伸，本文以泰国导游S性骚扰女性旅游者为例从社会心理学视角中解析女性旅游性安全影响因素，呼吁相关部门重视并保护女性旅游安全中的旅游性安全。

2本文对女性旅游性安全的界定以及泰国导游性骚扰个案情况在旅游安全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研究视角，一种是广义的研究视角即研究整个旅游业的安全，包括旅游行业、各环节的安全问题。另一种研究视角是较狭义的对旅游活动中的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者双方的安全进行研究。还有一种最为狭义的视角即对旅游者的安全的研究，其主要的目的在于确保旅游者在整个旅游过程中的人身、财产安全。而女性的旅游性安全属于狭义的旅游者人身安全范畴[3]，性安全问题是指受到他人的性侵犯（主要表现形式是性骚扰和强奸）对自身生理、心理的安全造成危害。女性旅游性安全问题主要是指安全隐患的根源来自旅游情境中的旅游目的地男性、男性旅游者和旅游从业人员的性侵犯，这些安全问题所引致的后果会严重影响女性游客的身心健康，影响女性旅游消费和旅游目的地乃至旅游地区、国家的旅游形象。其主要表现形式有性骚扰（包括言语挑逗、引诱、肢体接触等）和强奸。以下以泰国导游S性骚扰为例分析女性旅游者的性安全事故。

近年来，出境游逐年升温，泰国是中国公民第一个旅游目的地国家，到过泰国的游客普遍反映泰国导游存在性骚扰游客的问题，由于泰国特殊的文化氛围，泰国的导游都表现得很“色”。性骚扰有不同的种类，若依被动方感觉来分可分为视觉性性骚扰、听觉性性骚扰、触觉性性骚扰，混合性性骚扰由行为主动方采用上述二种或二种以上的方式，综合实施的性骚扰行为[3]。

根据以上性骚扰概念、种类的界定，某旅游团队的泰国导游S多次对团队青年女性实施了混合性性骚扰，包括视觉性性骚扰（除强迫游客消费各种色情秀外，泰国导游可以非常娴熟的将手中的浴巾折叠成男女的性器官，并附加于团员的相应部位以“娱乐”大家。），听觉性性骚扰（在整个旅程中，团员被迫在旅游大巴、游船等各种场合“欣赏”S的各种荤段子，以及对女团员脸蛋、身材露骨低俗的夸赞、挑逗，对男团员生殖器大小的直接询问，并以手中的话筒作类比；同时直言自己的第二职业是“男妓”的言论等等），可谓“精彩纷呈”，“层出不穷”。当然，以上两类性骚扰在概念界定上还存在泛化的质疑，沈奕斐[4]认为应该澄清性骚扰这个观念，“性骚扰是说‘某些性关注因为不受欢迎因而是骚扰’不是说‘情欲本身就是骚扰’。在人际关系中，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和交流艺术。”即行为的不受欢迎是性骚扰行为最本质的特质，是学界对性骚扰概念界定的核心要件的共识。由于泰国旅游中的情色发达、性的开放程度，以及团员自身的娱乐放松心态，所以我们不能断言，导游S给予游客视觉、听觉系统的性相关信息就是完全不受欢迎的传播，将其一并纳入性骚扰的范畴。然而，S对团内大多数青年女性实施的触觉性性骚扰（多次利用各种机会不顾行为被动方的反对，搂抱女性，触摸女性敏感部位，俗称“咸猪手”）遭到了行为被动方即刻的不同程度的排斥反应（逃窜、尖叫、躲避、口头警告、行为抵抗），这确是印证了S性意涵行为的不受欢迎，构成了对游客实施性骚扰的事实，表明了性骚扰的实质—相对的强势者针对相对的弱势者实施的，不以正常情欲关系为目的，导致弱势者反感或抗拒的性意涵行为[4]。

既然导游S的性骚扰行为程度、广度、频率都十分突出，那是什么样的因素让其骚扰行为可以一直持续到旅游结束，与游客也似乎“相安无事”呢？

3女性旅游性安全问题之性骚扰的社会心理缘起

3.1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心理对旅游从业人员危害女性旅游性安全的影响3.1.1泰国男性文明及父权社会不平等的意识形态成为旅游性安全的隐患性骚扰追根溯源是男性文明父权社会不平等的意识形态产物。泰国是一个黄袍佛国，然而泰人的宗教信仰中有相当程度的婆罗门教文化成分。佛教主张众生平等，而婆罗门教却宣扬男尊女卑，婆罗门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泰人男尊女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现代泰国社会存在的严重歧视妇女的现象，如色情业发达、男性为了取悦男性而变性成为悲惨的“人妖”，家庭中男性对妇女不负责任、妇女就业困难等[5]。

旅游途中，导游S也曾“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口吻谈到泰国男人可以娶几个老婆，泰国的男人如何潇洒等等社会男女不平等男尊女卑的现象，迎来的是全团男性游客的羡慕，女性旅游者“入乡随俗”的认同。性骚扰是一个西方的外来名词，它的提出本身就是妇女的觉醒，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是女权运动的产物，是女权主义法学家与不尊重妇女尊严的社会陋习和歧视妇女的传统观念斗争的成果[6]。而在这样的男尊女卑的社会背景下，泰国妇女到底对性骚扰概念了解多少，又能知道如何应对吗？这真是值得怀疑的问题。而当导游的性骚扰行为发生时，人们由于“入乡随俗”、“潜移默化”地认同了泰国父权社会背景下男尊女卑意识形态衍生的色情文化，认为这是泰国男性对待妇女的日常行为。

3.1.2个人和国家基于改善贫穷现状和缩小贫富差距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色情旅游特色下“泛性化”实际上，如果没有内政部心照不宣的保护，泰国色情业大规模地存在简直是不可能的[7]。故而在这些以旅游为庇护伞的非法买卖和交易中，穷国参与者往往成为弱势一方和牺牲品，旅游是泰国的支柱产业，色情旅游得到强化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旅游经济利益，美国《丹佛邮报》指出，仅曼谷的色情业就有10亿美元市场。但它对泰国社会带来极大危害，并对相邻国家的社会和旅游，乃至整个东南亚的旅游长远发展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8]。反过来，旅游业与色情业的结合将引致旅游环境包括软环境也被“泛性化”，身为泰国的导游S长期浸淫其中，性意味的取悦与性骚扰之间的界限被最大程度模糊化。同时女性旅游者对性骚扰识别度降低，即使识别也因“入乡随俗”而产生价值判断的异化。

3.1.3泰国旅游执法的盲区让游客无法获取有效社会支持泰国是个重视旅游市场规范的旅游强国，正因为此，尽管旅游业屡遭政局动荡、经济危机的重创，还是能保持吸引力。在泰国，有旅游警察专门负责处理游客投诉，维护游客权益；泰国的《旅游和导游执业法》详细规定了导游的任职资格以及游客投拆导游的处罚规定[9]，其中包括违背职业道德、违背法律的导游性骚扰行为的处罚机制，这样在面对性骚扰时，游客才知道是否应该、何时、何地，怎样向旅游警察寻求帮助。

3.2客源国社会心理视域下的女性旅游性安全影响因素

3.2.1我国儒家文化熏陶的贤良谦恭的美德、“以和为贵”的思想影响女性旅游性安全的觉察风险在国人心目中，忍耐是一种美德。“忍”已经融入到国人的性格之中[10]。因此，当遭受性骚扰后，团员通常第一反应都是忍，除了一些社会经验圆熟的女性旅游者，大部分女性旅游者都是默默忍受，降低觉察风险。“以和为贵”的传统思想成为根植于女性旅游者内心深处默默遭受“性骚扰”的潜在原因。而正是没有在第一时间明确制止S的骚扰行为，令其行为更为嚣张。

3.2.2我国女性旅游者对旅游性安全的认知误区①性骚扰概念界定不清。游客关注旅游安全主要是财产和人身安全，对性安全的主要表现形式性骚扰界定不清。在面对S性骚扰行为时，有一种声音是：泰国不是性禁锢、性愚昧的国度，不存在性骚扰一说，认为性骚扰与非礼、耍流氓等概念都是中国封建传统性禁忌文化的产物，是保守陈旧落后被人耻笑的观念，既然走出国门，为何露洋相？发出这种声音的人群中部分是为了某种目的，故意混淆视听，而相当一部分人确是不清楚性骚扰概念恰是源自西方社会，恰恰是西方女权主义者在性开放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为了更好的区分“两情相悦”和“不受欢迎的性意涵行为”提出的概念，是保护妇女的性自主权益、尊严的产物。②窄化、歪曲性骚扰含义。团队中不少人认为导游S的行为不够严重：“这算什么？”，“看了、说了、摸了，什么也带不走”，“没有实质的损失。只有强奸行为成立才算性骚扰。”因而性骚扰发生时，多数女性旅游者对这样不受欢迎的行为是被动逃避反应，遭受性骚扰后选择的是沉默。事实上，性骚扰行为可以并不包括强奸。把有关性的犯罪都用性骚扰来归结是性骚扰概念的泛化[4]，只有强奸才算性骚扰的说法则绝对是常识、道德、性别歧视观念与法律的多重错误。

3.2.3印象管理策略：女性旅游者高度迎合性骚扰的非正式公共舆论如果把公共舆论分为正式舆论和非正式舆论，那么性骚扰受害妇女就生活在两种不同的舆论环境和文化体系中。非正式舆论，是以非制度的、以社会习俗为基础、主要来自民间世俗社会的观点、意见和声音[11]。中国人高度重视关系的和谐，因而印象管理策略之一就是在乎、迎合大部分人的看法，而非正式舆论正是大部分人看法的集中、有效表达。因此，迎合非正式舆论成了重要的印象管理策略。尽管中国近些年关于性骚扰的主流正式舆论是正确面对、严肃防范、严厉惩治，但是在非正式舆论层面，在大多数受害妇女的经验中，性骚扰至今仍是一个难于启齿的沉重话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导致受骚扰者不敢声张、不愿声张，非正式舆论显示出与正式舆论几乎完全不同的评价标准[11]。当有个别女性旅游者对S行为发出警告时，S明显措手不及，恼羞成怒，甚至表示自己有女友，不屑骚扰某游客，而此时的团体内舆论导向并未体现支持。因而，女性旅游者往往也为了“顾全面子”、“这种事情没什么大不了，大惊小怪，说出去是对自己影响不好”的舆论，不得不走入沉默的怪圈。导游S正是利用妇女的这种心理肆意妄为，让更多的女性旅游者遭受更多的性骚扰。

3.2.4中国人常有的归因偏差情境归因，合理化S性骚扰行为。中国旅游者对S的行为更多的倾向于情境归因，而西方人更倾向对个体人格的归因风格。因此中国旅游者倾向从旅游情境中的娱乐动机和旅游目的地的文化、特色来解释S的行为。用泰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作为S性骚扰归因的挡箭牌。有游客甚至直言不讳的说：“到泰国玩，为什么？何必较真，不能接受……，那为什么来泰国？”把泰国的旅游与性完全划等号。角色归因，进一步为S的性骚扰“正名”，降低了妇女对其行为的警惕性。S的行为也常常被游客们解释为导游的职业角色所需，为其行为提供了中和的便利。“中和”是西方犯罪学中的特有概念，可将犯罪行为美化为常规行为的技术[12]。

3.2.5通过社会比较的心理机制选择从众，减少认知失调，恢复心理平衡导游的性骚扰发生后，性安全受到侵犯的游客在无法逃避的事实面前，内心必然面临认知冲突，在“性骚扰是不对的，我们应勇于捍卫自己的尊严给予坚决的反击”与“我选择沉默，无动于衷”两个认知间显然引发了失调。如何减少失调呢？通过与处境相同的人进行应对方式的比较，增加了认知，选择从众（如这时往往存在此类的言语反应如“哎呀，没什么，大家不都遭了嘛”，“都没说什么，小事了，大家吃亏不叫吃亏”），获得了信息支持、情感慰藉、虚无的安全感。即使有少数人有明确反对S行为的尝试，也因从众而“销声匿迹”。

3.2.6突出的“旁观者效应”，抑制利他行为旁观者效应指个体对于紧急事态的反应，在单个人时与同其他人在一起时是不同的。由于他人在场造成责任扩散会使个体抑制利他行为[13]。除了非正式公共舆论对女性旅游者应对性骚扰产生消极影响外，在实际的干预行为中，由于是众多同一团队的旅游者在场，故面对女性旅游者被性骚扰时，众人多采取回避、沉默的方式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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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12-23）

作者：李佳源

社会心理学视角管理论文 篇3：

政府信任：心理学视角下的探新

摘 要： 当前政府信任问题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各学科都根据各自特点和理论基础对政府信任从不同方向进行了研究，本文从心理学这一学科角度研究，采用心理学逻辑厘清政府信任这一社会心理问题的本质，界定政府信任的內涵与特点，探讨影响政府信任的社会因素，试图为信任政府提供社会心理学视角的研究思路，力求为在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下构建全社会的普遍信任机制提供服务。

关键词： 政府信任 政治信任 心理学视角

1.引言

信任作为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基础，广受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在信任的研究体系中，政治信任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面临调整，加之政府组织在社会整改和调控等方面的行政手段弹性有待加强，所以越来越多学科领域和学者开始将视角对准政府信任的研究。

2.心理学视角下的政府信任内涵与特点

信任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从根本来说是民众对政府的一种稳定的心理预期。而政府信任作为信任关系中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而它的特殊之处表现在：首先，政府信任显著特征主要围绕公共利益问题产生。政府信任是普通民众在与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对于政府组织能否承担政府职能，实现公共利益的主观感知和判断。其次，政府信任与人际信任存在的明显不同在于彼此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政府信任主客体双方尽管存在转化的维度，但是双方存在管理被管理的关系。政府信任有一定非直观的“隐藏性”，因为信任是基于过去行为的一种推测，一般信任来源于日常生活、工作中我们获取的直接经验，并不需要我们通过抽象的推理得出结论证明对方是否值得我们信任。而政府信任的不同之处在于，大多数居民直接体验到政治生活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表达政治信任比表达一般的信任需要更多人为推理过程，具有较强的内隐性。

不同于其他学科，往往将政府信任简单理解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上更侧重于强调政府信任关系是信任主体对政府的认知、情感及态度等的心理反应，是对政府的执政水平和理念及具体的执政行为产生的政府形象的一种主观上的评价和价值上的判断。所以由于对政府信任这一问题的概念界定不同，心理学界自然会有不同的研究思路和测量工具，现有的心理学上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政府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的个人品质及民众的心理预期等方面探究政府信任的内在机制。

3.心理学上关于测量政府信任

心理学对信任的研究，主要采用测量法和实验法两种方式。其中测量法一般用于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编制问卷让被试自我报告对他人、团体和制度的信任程度，一般多用于组织中的研究，目前最为广泛应用的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s，以下简称ITS），是由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心理学系的教授Rotter J.B.在1976年编制的。该量表用于测量受试者对他人的行为、承诺陈述可靠性的估计。此外还有由Rempel和Holmes（1986）编制的信任量表（Trust Scale），用于测查关系密切者的相互信任）。实验法主要指另一类研究范式——博弈范式，包括囚徒困境博弈、投资博弈、礼物交换博弈、最后通牒博弈等都应用十分广泛。通过一系列行为博弈实验对所提出的假设和结论进行实验化操作，从而揭开影响信任的因素和内在发生机制，在实验经济学当中这类研究比较多。

而政府信任作为特殊的信任，国内外研究显示，对其测量大致可分为两种方式：

（1）对现任政府信任的直接测量。这主要涉及公众对现任政府领袖、政府官员和机构的信任，测量的标准依据是现任政府的绩效、能力和动机等，这类测量一般对应的是“具体的支持”。例如，美国盛行的全国选举调查研究，这套数据将政治信任操作化为5个方面，分别用5个问题测量，应用十分广泛。但有一些学者质疑其更多的通过询问对政府“能做什么的”信任程度，而不是询问对机构本身的信任，这种测量更倾向于对政府绩效方面的解释，有很大的缺陷。

（2）对政治体制信任的测量。这类指标在于了解公众对所在政治体制下的制度运行和制度表现等方面的信任，测量的对象是政治体制，集中在政治体制的有效性，政治过程的公正性上。典型的是，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和新民主晴雨表（New Democracies Barometer，NDB），这两套研究通过询问人们对政府某些组织包括军队、电视、警察、法院、政府等的信心（Confidence）作为衡量信任的程度。但由于这套研究通过人们对相关政治问题做出的具体的理性判定推断人们的实际政治信任程度，所以有很多质疑声。我国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问卷中，在题目中直接提问“您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怎么样”，以调查受访者的政府信任程度。

通过对现有测量政府信任的相关文献分析，发现政府信任的测量在调查公民意见及政治态度的研究当中得到不断的完善。但是政府信任与政治信任、政府支持及公众满意度等其他问题的区别是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遇到的难关，所以下一步如何正确区分这些相近含义之间的概念定义及如何将心理学上拥有的严谨实验方法由研究一般的信任迁移到政府信任上是我们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4.信任政府的心理因素

现有文献中用来探讨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相对有限，从以往文献中我们发现，心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大致可归结为三方面因素：主体、客体和外界环境因素。

（1）主体因素。政府信任是信任主体（公众）和信任客体（政府）之间互动的过程，所以政府信任不仅涉及公众对政府的单方面信任，同时政府对公众的信任也不容忽视，在关注政府因素的同时，还应该关注政府对公众信任的这一条路径。

①公众个人人口学变量和政府的信任有很大关系。我国学者胡荣在2007年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农民上访和政府信任危机之间的关系，他通过对问卷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认为能够显著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是被调查者的性别及年龄。Bouckaert提出人口特征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政府信任的一个基本因素，他提出，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政府的信任度就会越高，原因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自身知识文化水平越高，其对政府系统的行政运行就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此外他提出影响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因素包括性别。但也有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个体的统计变量对政府的信任并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不过这些因素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公众对政府信任的长期趋势。

②公众的政治态度对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公众的政治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能反映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情况。一般来说，对政府信任的公民往往是那些对政治活动充满热情，主动积极参与整治活动的人，而那些对政治活动较为消极被动参加的一般都是对政府的信任相对较低的公民。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较为积极主动参与政治活动的公民会有更多深入的机会了解政府运行的行政过程，在参与政治活动中有很强的参与感和责任感，这样的参与形式可以提高他们对政府工作的信任度，相反，那些政治活动参与较为被动的公民由于自身与政府的接触较少，缺少对政府的基本了解，认为自己的参与很难对政府行为产生影响，所以很容易产生对政府的不安全感，最终导致对社会及政府的失望和不信任。

（2）客体因素。从政府自身角度出发，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政府绩效、政策管理、政府透明度等。

William Mishler和Richard Rose通过对1991年—1995年间东欧国家民意调查的调查发现，政府绩效中经济绩效是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变量。

David和Nye从经济、政治、文化和行政过程这四个方面对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进行分析。其中，经济因素包括国家的财政支持、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等方面，这些方面都会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3）外界环境因素。政治心理发生的一般逻辑是：环境刺激—心理倾向—政治行为。用心理学术语来说，个人的行为受其所在的环境和个人心理特征的影响。也就是说，外部的环境是刺激个理活动的重要因素，进而推动个体采取行动的重要力量。

首先，传统文化因素是我们研究政府信任的时候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韦伯的著作《儒教与道教》指出，中国传统的儒教伦理为我们提供了特殊信任网，这种信任是以血缘性社区为基础，并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网上的信任。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对民众影响很大，在此文化氛围中，我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尚待强化。

其次，社会转型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正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已经有研究表明社会收入差距会显著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刘一伟，2018）。他通过对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CGSS2010”）中的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方程发现，影响收入是关乎政府信任的一个重要机制。

最后，大众传媒的影响，随着科技的进步，电视和网络已经成为民众获取政府政策信息的重要途径。媒体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经常出现“报忧不报喜”的现象，所以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容易受到媒体的鼓动和影响。现如今網络媒体更是在很多突发事件中担任先锋者的角色，但是由于信息存在很多不真实的情况，加之被不明所以的民众传播，就会给正常的社会生活带来不良影响。

5.总结与展望

目前，国内外相关领域对政府信任的研究已然取得了一些进展，研究视角从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拓展到很多学科，心理学上一个重要分支——政治心理学开始积极关注这一问题，郑建君认为，政治心理学是采用科学研究方法对政治学与心理学领域中的共有现象进行研究的交叉学科，并且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两个学科之间的交叉互动与相互影响。也就是说在研究政府信任这一政治问题时需要我们借助心理学研究方法和相关概念理解，这其中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值得我们深思。

（1）在历史与现实中架起桥梁，加强本土理论的构建。人文学科中的理论是对当前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中的相关规律进行抽象的概括和整体的把握，也是对我们学科中已有知识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当前各个学科对我国政府信任的研究大多盲目照搬国外的研究理论，而忽视我国本土的历史文化因素和社会现实，所以出现一些“水土不服”的现象，导致理论体系构建缓慢。为了扭转这一现象，我们必须深入挖掘政府信任这一问题的背后原因，同时由于身处传统社会转型时期，更应该考虑现下时代背景，发展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信任理论体系，从而从心理学领域为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更有益的理论支撑。

（2）规范和创新研究方法和实验操作，提升研究质量。由于政治心理学这一学科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没有形成一套完整成熟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加之受制于交叉学科特性的因素，很多学者多为政治学背景，对于心理学中的实验和测量部分了解不多，在研究中对于心理学研究方法运用不足，但是对于某些属于心理学中的隐性变量，例如人性、性格等，对于这些心理学变量的测量、收集、整理和分析，则必须采用科学心理学方法作为研究，否则会导致研究的科学性和精确性下降，导致研究解释力下降。政府信任在国外有很多研究，但国内还是以案例研究方面为主，在实验设计、变量控制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即使有调查也是以访谈和田野调查为主，实验室研究很少，操纵变量验证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极少。

当务之急我们应该扭转这一知识误区，提高学者的知识储存水平，发挥学术共同体的引导作用，规范和创新学术研究方法，努力提升学术质量和可信度。

（3）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和综合研究。由于政治心理学这一交叉学科属性的影响，目前政府信任的研究成果基本集中于政治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且较多为理论和社会调查研究，研究者在进行政府信任的探索中，关于中介、调节变量及具体发生作用机制等方面的研究都存在很多提升空间。而且，政府信任和政治信任、制度信任等方面的理论框架、特征、影响因素、各自关注的侧重点等方面的区别比较研究都可以有效促进政府信任的操作性定义的发展。为了推动政府信任的研究向着纵深方向发展，有必要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力量，开展学科之间和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和对话合作，学科之间达成共识，推动知识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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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