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检察权分析论文

摘要：我国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是法律监督性。这种本质属性是通过我国检察机关的一般性质、工作内容以及工作方式表现出来的。而从检察权概念的学术争议与检察权的司法属性来看，检察权应承载司法职能。本文在提倡检察机关应直接参与社会管理活动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了导致检察权司法职能弱化和行政化倾向的主要原因。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我国检察权分析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国检察权分析论文 篇1：

现阶段我国检察权能配置不足之现状分析

摘要:检察机关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对检察机关权力本质认识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配置检察权。目前检察权的配置在行政权、司法权等形态层面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加以正确认识。对于检察权的各项权能的配置必须按照权力配置的原理进行,同时符合法治理念和司法民主、独立、公正的理念,使检察权的各项权能能够发挥最佳效应。

关键词:检察权;法律监督权;权能配置

一、检察权在行政权形态层面的权能配置现状

1.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主体行使法律监督职权的现状。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主体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即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其现状令人担扰。目前,在探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不少学者建议取消检察机关的侦查权。[1]笔者认为,这种建议不可取。法律监督的实质就是对权力进行监督,防止权力异化,而职务犯罪是权力异化的最严重形态。因此,法律监督当然包括对职务犯罪的监督。[2]然而,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权制度存在的缺陷,限制、弱化了其功能的发挥,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侦查权限的范围狭窄。《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负责侦查的四类职务犯罪,应该说是基于检察机关职能性质配置的。但將原本检察机关广泛的机动侦查权限定为重大职务犯罪机动侦查权,有悖检察权的性质,存在明显三点不足:其一,现行立法剥夺了检察机关对部分罪行较轻的职务犯罪侦查权,破坏了职务犯罪监督的完整性。其二,赋予公安机关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实为赋予其职务犯罪监督权,不符合权力制约原则。其三,由于立法对何为“重大职务犯罪”案件没有确立一个具体的界定标准,实践中造成一些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权的混乱。(2)技术侦查权的缺失。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职务犯罪活动日益呈现出技术化、高智能化以及组织化的特点,犯罪手段更加狡诈、隐蔽,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不断增强。实践中,尽管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侦查的一体化、自动化、信息化程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侦查手段仍然难以适应有力打击职务犯罪的需要,这也是当前检察机关颇受攻击“由供到证”模式存在的重要原因。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首次对我国技术侦查权的合法性进行确认,并且将此权力赋予了国家安全机关。1995年颁布的《警察法》也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权。而同样具有侦查职能的检察机关至今没有技术侦查权。实践中检察机关需要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必须经一定审批后只能由公安机关代为实施。[3]

2.检察机关对行政主体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行使法律监督职权的现状。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行使法律监督职权的方式极其单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当公民、法人或者组织的合法利益遭受具体行政行为侵犯时,公民、法人或者组织所能采取的救济方式只有提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检察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职权,只有在公民、法人或组织选择行政诉讼救济方式的情况下,发现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才能得以履行。也就是说,我国检察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方式只有一种——抗诉。

3.检察机关对行政主体所实施的抽象行政行为行使法律监督职权的现状。所谓检察机关对行政主体所实施的抽象行政行为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即检察机关对行政法规、规章等进行违宪、违法的审查。

二、检察权在司法权形态层面的权能配置现状

1.检察机关的批捕权能配置的现状。(1)不能有效制约拘留权,超期拘留现象严重。批捕权配置,主要作用就是要制约侦查机关的羁押权限,防止侦查机关任意长期羁押犯罪嫌疑人。由于我国批捕权配置存在缺陷,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同属于控方,由于双方追诉目的一致性与追诉利益的一致性,偏重配合,轻视制约。(2)逮捕自身缺乏监督。由于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追诉犯罪的一致性,批准逮捕实际上成为为侦查服务的工具,不能有效制约侦查活动,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也不能有效控制逮捕中的非正常现象,逮捕自身缺乏监督机制。由于批捕权、起诉权、法律监督权混为一体,由检察机关行使,而提请批准权、执行逮捕权混为一体,由公安机关行使,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又具有追诉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因而监督不力。

2.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监督权能配置的现状。(1)刑事立案监督权的缺陷。一是被监督主体不全面。《刑事诉讼法》第87条仅把公安机关作为立案监督的对象,而把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刑事立案行为排除在立案监督的范围之外。对国家安全机关、海关缉私局和监狱等具有侦查权的机关是否应当进行立案监督法律也无明文规定。[4]二是监督客体不完整。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对消极立案行为的监督,而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这种积极立案行为却没有规定监督条款。三是监督手段缺乏。首先,体现为线索不足。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立案监督的案源主要是依靠检察机关去“发现”,但是对检察机关怎么去“发现”却没有明确规定。其次,检察机关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或发出立案通知书后,公安机关无正当理由不予说明不立案理由或迟延说明、拒绝立案或迟延立案、先立后撤、立而不侦或久侦不结、以罚代刑、以教代刑的,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责任。(2)侦查活动监督权的缺陷。从立法和多年来的实践看,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侦查活动监督制度的框架体系,但由于立法粗疏,侦查活动监督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首先,监督范围不全面。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除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提请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涉及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强制性措施,检察机关无法介入,不能实施监督。如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及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等均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和执行。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等技术侦查手段的采用也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其次,监督手段柔弱。目前纠正侦查活动中违法行为的主要手段是口头或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由于法律没有赋予其强制力作保证,监督的效果大打折扣。有的学者尖锐地指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所进行的监督,就其违反诉讼程序的其他情况来看,监督手段尚仅限于提出纠正意见等方式。因此,只是一种弹性监督,而不至于引起程序性后果,其有效性不仅从逻辑上讲很可疑,并且现实表明也确实是十分有限的。”[5](3)刑事审判监督权的缺陷。一是监督范围狭窄。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都应当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但在对于当事人上诉而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案件、自诉案件以及适用简易程序审判案件[6]等一些具体范围上却没有明确规定。二是刑事抗诉条件不科学。刑事抗诉是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在法定或一定期限内,依照法定程序,提请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的活动,是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实行法律监督的中心环节和重要手段。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存在抗诉权普遍运用不到位的现状,抗诉权并未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三是监督手段缺乏刚性。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但又未明确规定监督的保障机制。检察机关在审判监督中发现人民法院有违法行为时只能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提出纠正意见。当被监督者消极应付或束之高阁时,检察机关往往只能不了了之。

三、我国检察权能配置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权力的配置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是静态地分阶段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同时权力的配置也是一个使权力效能之发挥达到最佳状态的过程。权力资源是一个有限的量,如果权力资源配置不当,就会导致社会与个体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种种不平衡,或者损害社会利益,或者扼杀个人的自由,或者导致社会的低效率。[7]

1.法制原则。法制原则要求正确执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一方面,检察权权能的设置严格控制在法制范围之内,不能超越法制、背离法制的要求。另一方面,检察权权能的配置要有利于维护法制的目的。有利于法制而不超越法制,這是配置检察权能的价值尺度。

2.权力制衡原则。依据权力制衡原则,公、检、法机关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一原则对我国检察权能的配置具体要求是:(1)对检察权的配置要与检察权在国家权力系统的位阶相适应,体现“大制衡”,即检察权既能有效的对行政权、司法权进行制衡,又要承受来自行政权、司法权的制衡。近年来实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也对检察权形成了有效制约。(2)在检察权自身这个子系统内,体现“小制衡”,即合理配置各项权能,使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之间、检察机关各部门之间,既能制约,又不影响独立行使检察权。

3.依法监督原则。依法监督原则是司法改革的应有之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司法公正,而司法公正又必须是在合宪与合法的前提下进行司法活动才能达到。检察权能的配置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的实现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否则便是司法机关带头违法,失去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合理合法性,也就失去了司法改革的根基。

4.检察权独立原则。检察权的独立性表现在检察权依法行使时,不受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检察权独立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一项普遍认同的司法原则,主要表现在指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和检察官行使职权的相对独立性两个方面。

参考文献:

[1]王洪宇.试论我国检察制度的改革[J].政法论坛.1995(2);蔡定剑.司法改革中检察职能的转变[J].政治与法律.1999,(1).

[2]庄建南.黄生林.黄曙.叶建丰.职务犯罪侦查权属性研究[A];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中国检察官协会编.法律监督与公平正义[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杜.2004:256.

[3]朱孝清.职务犯罪侦查学[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518.

[4]《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规定的检察机关第一项职权是: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而对国家安全机关的立案活动无从了解,更无从监督,无疑是使这一规定被虚置的重要原因之一。

[5]王敏远.论我国检察机关对刑事司法的监督[J].中外法学.2000:(6).

[6]吴述传.刑事审判法律监督理论研究[A].孙谦.刘立宪.检察论丛:第4卷[C].法律出版杜.2002:149—153.

[7]张如新.陈然.刑事抗诉的理性思考和完善[A];刘建国.刑事公诉的实践探索与制度构建[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294.

(责任编辑/王丽君)

作者：李珍苹　李　玲

我国检察权分析论文 篇2：

关于检察权司法职能的再思考

摘 要：我国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是法律监督性。这种本质属性是通过我国检察机关的一般性质、工作内容以及工作方式表现出来的。而从检察权概念的学术争议与检察权的司法属性来看，检察权应承载司法职能。本文在提倡检察机关应直接参与社会管理活动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了导致检察权司法职能弱化和行政化倾向的主要原因。认为只有正确理解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检察权的司法功能，才能实现检察权参与社会管理。

关 键 词：检察权属性;司法职能;检察权

收稿日期：2013-03-16

作者简介：孙韬(1984—)，女，四川邛崃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四川警察学院法学系教师;熊明(1985—)，男，四川广元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一、检察权的本质属性

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是宪法的重要特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宪政体制。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人民政府掌控行政权，国家军事机关拥有军事权，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检察权被赋予人民检察院。因此，在中国宪政体制下，检察权是宪法确认的国家核心权力之一。①

虽然检察权的具体内容在宪法中不能直接找到，但这并不能给检察机关任意解读检察权或者创设检察权的具体职能提供借口。检察机关不能任意以司法解释、会议纪要等方式来解释检察权的内涵。检察权的本质主要用于与法院裁判权、政府的行政权相区别。由于世界各国的检察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内涵、地位是不同的，所以在检察权的本质问题上学术界至今没有形成统一认识，但这并不妨碍检察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既然在实践与理论上对检察权的本质没有达成共识，那么要认识检察权的本质就必须从其定义着手。笔者认为，对检察权的定义，既要立足于我国的宪政体制，又要能够反映检察权的根本属性和基本功能，因此，我国检察权的概念应定义为：检察权是为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依法由检察机关独立地对宪法遵守和法律实施进行监督的一种国家权力，是对检察机关所行使的一系列职权的抽象和概括，是我国“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属性是法律监督。[1]

由此可知，法律监督可以视为检察权的本质属性(但二者并非等同)。《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宪法确认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而系统的法律规范又构建出履行该职责的检察权。因此检察权的本质属性就可以通过检察机关的一般性质、工作内容以及工作方式等表现出来。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⒈独立性与专属性。检察机关的各项工作都是独立完成的，它不依附于其它国家机关，并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政府职能部门在法律面前平等对立。国家刑罚权的实现需由司法人员来执行，其中检察官以直接参与的方式对刑罚权的运行实现监督。作为检察权的组织部分，侦查监督权、公诉权、刑法执行监督权几乎介入了追诉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全过程。通过检察机关直接参与刑事诉讼的方式实现法律监督。检察权的本质是法律监督，这种法律监督的实现依靠检察机关独享检察权。但是需要说明，检察权的独立性与专属性并不意指检察机关的绝对独立和不受监督，在我国“审检双核的二元司法格局”中，[2]体现法律监督属性的检察权与法院的审判权互为犄角，共同担负司法公正的重任。而检察权的“专门性”表现在检察院是“具体”的法律监督机关，专门负责监督法律实施的国家机关，而不是全面监督法律实施的机关。[3](p64)虽然“在我国，为保证宪法和法律的实施，除了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外，还存在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4](p123)但是检察权蕴含的法律监督价值更多体现在直接、具体的法律监督。不仅可以监督司法活动，而且对政府公务人员的贪污、渎职也可以监督。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效果只有通过司法活动才能实现。如检察权对行政权的法律监督最终都是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为目的。因此，法律监督的本质属性要求检察权专属于特定机关并独立行使。检察权只有独立行使才能实现法律监督客观公正;只有专属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才不会被其它国家机关任意干涉。

⒉法定性与程序性。检察权与司法程序相融合，其下属的侦查、批捕、公诉等权能亦可归属为诉讼权。刑事检察权服务于司法制度，总是与刑事诉讼关系密切。检察权的法定性与诉讼性可从三个方面判定：一是权限法定。宪法、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权的限定，是检察权的基本法律依据。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得到实现。二是依法适用。即在刑事侦查、起诉和审判程序中运用检察权，实现对法律的监督。刑事检察权的运用如果脱离了刑事诉讼程序，也就缺少了运行的条件与背景，其法律监督的本质亦难体现。三是程序制约。检察机关行使其权力的主要方式是实施特定的诉讼行为。如对犯罪行为进行侦查，通过审查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对刑事案件及其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依法提出抗诉，对刑法执行的监督等都是程序性行为。程序中的具体规定又对检察权的运用起到了制约作用。因此，法律监督的“法治”内涵要求检察权必须被法律严格限定且只有在设计科学、合理的程序中才能发挥价值。运用检察权的监督只有具备“法定性”与“程序性”才是法律意义上的监督。法律监督属性也是检察权区别于行政监察、党内监督、人大监督的本质属性。

二、检察权体现的司法职能

据前文分析，检察权是一种以司法性为主导兼顾行政功能的特殊权力。其特殊性在于检察权的权力形态既具有行政权的部分特征，又具有司法权的部分特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检察机关除了参与刑事诉讼还通过检察建议、抗诉等手段监督公安机关和法院。此外，上下级检察机关在诉讼之外的合作及公务活动更体现出行政性。在实体构造上，中国的检察机关被定位为“人大”之下，与政府、法院相对应的国家机关。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却很微妙，尤其在司法活动中，检察机关常常表现出双重性。“检察官向来亦居于法官与警察、行政权与司法权两者之间的中间枢纽。检察官作为法律的守护人，既要追诉犯罪，更须保护被告免于法官恣意及警察滥权，担当国家权力双重控制的任务;检察官不是法官，但要监督法官裁判，共同追求客观正确之裁判结果;检察官也不是警察，但要以司法之属性控制警察的侦查活动，确保侦查追诉活动之合法性。”[5](p78)检察权实体构造中的行政权职能与司法职能的混合是重要的原因。之所以对检察权难以定性，就是检察权并联着行政权与司法权两座“山峰”，处于行政权与司法权两大山谷的“谷间地带”。即使存在检察权“谷间地带”的争议，也不能否认检察权的司法属性。

尽管对检察权本质属性的认识学术界争论很大;但不可否认检察机关参与司法活动时，检察权应该为司法活动服务，这时的检察权就承载着司法职能。①在我国法治环境下，民间都习惯认为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同属于司法机关。虽然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机关的本质是公认的，但当公安机关参与刑事诉讼活动时，其必然承担部分司法职能。这也是民间认为公安机关具有司法属性的原因之一。同理，不论检察机关的性质为何，检察机关参与诉讼活动就应该具有司法属性。①现代司法的功能是重新分配和调整利益关系。仅仅将司法活动局限于诉讼审判阶段是不符合司法实践的。检察权在国家司法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参与司法范围的深度和广度也在扩展。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⒈检察权的主要任务体现为保障司法活动的顺利进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更是凸显了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职能。《刑事诉讼法》的第1章就规定了检察机关参与刑事诉讼的任务、目的及明确各类司法机关的职责，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也是对检察权司法属性的扩张。这些都是从立法的角度确认中国“检审分离、平行的二元司法格局”。而检察机关司法职能的进一步扩张通过《刑事诉讼法》新增的内容及制度亦能体现。第115条：“……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这提升了检察机关司法救济的权能。此外，《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第86条的讯问权②等等都从具体诉讼机制提升了检察权的司法性。

⒉检察权主要在司法活动中体现。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是通过参与一系列司法活动来实现的，这些司法活动包括：对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对侦查行为的法律监督;作为国家公诉人指控犯罪;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诉讼监督; 对刑罚执行情况的监督。因此，检察权在特定语境下与司法权等同。

⒊检察权的特点体现司法职能。⑴检察权具有裁判性。例如对犯罪嫌疑人的不起诉决定权。对公安机关侦办案件的撤案权。这些权力都是对诉讼事件的定性与直接处理，本质就是司法裁判。⑵检察权具有中立性。检察权只遵从宪法和法律的意志，不以诉讼当事人意志、国家其它机关的意志而改变， 以中立的势态解决法律问题。⑶检察权具有程序性。③具体表现为：一是检察机关参与刑事诉讼，检察机关启动民事、行政监督，检察机关实现审判监督无不严格依照法律规范进行; 二是检察机关使用的法律文书只有依据法定程序才能生效。如仅有一名检察官在场的询问笔录，其法律效力有待商榷。实践中个别基层检察院为节约人力资源，检察官一人询问、一人出庭的做法是不规范的诉讼行为。三是检察官聘任、责任追究、离职以程序而定。如同对审判人员的约束，检察官在任职、权限、责任等方面应受到相关程序的限约。检察权的上述特性无不与司法的特性相符，故就此而言，检察权主要承载司法职能。

三、检察权司法职能的回归

根据前文的论证，学术界都承认检察权的司法属性。检察机关无论承担怎样的国家权力职能，都以司法职能为起点。目前，在我国的主流政治环境下，检察机关配合行政机关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化解社会矛盾的实践是一种政治使命。检察机关参与、推进社会管理，首要任务是要严格履职，解决好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环境、发展的目的、发展的标准等问题。同时检察机构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与责任可以根据“社会管理创新”的定义得出，“在现有社会管理的条件下，对现行社会管理理念、方法和机制进行改造、改进、改革，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健全社会管理体系，以实现社会管理目标及一系列活动的过程。”[6]但是，检察机关不同于行政机关、自治组织等社会管理者。而个别领导、检察官对中央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令出现误读，造成了司法活动中“以罚代刑”、“行政干预司法”、“检察机关领导干涉个别案件的办理”等情况。需要明确的是检察机关的社会管理职能不等同于检察权的行政化。只一味强调检察机关社会管理“角色”，会同行政机关频繁的参与社会管理活动，必然造成检察权的司法属性被行政属性侵蚀。检察权的行政化倾向将导致如下弊端：一是与行政机关合作，出现在公众面前，会加深公众“行政、司法一体化”的错误观念。这为实现司法的独立性造成了舆论上的阻力。二是根据法治理念，案结事了的政策要求与审判的客观公正性相背离。依据法律的处理结果肯定会引起一部分当事人的不满。检察官个人首先要注重法律效果，严格以程序执法来实现程序正义。实践中办案人员为了达到使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做出忽视法律规定的处理，滥用检察权现象时有发生。虽然检察官办理案件所遵从的法律理念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基于各种原因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这种做法必然导致了只顾及社会效果而忽略法律效果。三是行政机关在社会管理中所处的地位导致检察机关在各种司法活动中必然处于依附地位。这将严重干涉检察官的主观判断力。例如，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主导的社区矫正制度，当检察官行使监督权被其它行政机关干扰时，就是检察权的司法职能被侵占。

检察权的核心价值是实现对法律的监督。无论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进行侦查，还是对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以及其他执法机关的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都是为了满足法律监督的设计初衷。如果没有这些权力，则会出现监督主体没有机会和条件深入诉讼过程而难以发现诉讼过程中的违法行为，难以完成法律监督任务的情况。[7]所以我国检察权的具体权能配置，是对检察权维护法律权威的外在形式的呈现，同时为适应刑事政策的需要，我国的检察权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被期望在刑事诉讼程序内外都发挥作用，但不论具体的权能构建出现怎样的显著差异，都不能改变以司法职能为外在表象的法律监督属性。

综上所述，检察权司法职能的回归要求检察机关更加重视检察权的司法职能，这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的必要前提，脱离检察权承载的司法职能谈法律监督，只是舍本逐末。既然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为法律监督机关，那么在与行政机关和其他司法机关合作过程中，检察机关应时刻坚守自己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讲，每一种国家机关都承担着社会管理的职能。每一种国家机关只有立足本职(充分发挥法律法规赋予的基本职能)才可以去实践职能的创新。检察权的本质决定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只有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司法职能，才能实现“法律监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

【参考文献】

[1]王会甫.试论检察权与检察职能及检察职权的内在关联[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1，(01).

[2]吴建雄.检察权的司法价值及其完善[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10).

[3]石少侠.检察权要论[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

[4]王桂五，徐益初，赵登举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1.

[5]林钰雄.检察官论[M].法律出版社.

[6]杨建顺.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路径与价值分析[N].检察日报，2010-02-02.

[7]高新平.我国检察权性质探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责任编辑：王秀艳)

作者：孙韬 熊明

我国检察权分析论文 篇3：

新视野下的我国检察权及其管理体制

摘 要：国家政体结构中，给国家权力进行定位的直接依据是该国家权力承载的国家职能，因而对我国检察权进行定位不能脱离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和国家权力架构。为此，建设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按照我国宪法所确定的宪政体制充实检察权结构和完善检察管理体制，以达到检察权的优化配置，保障法律监督职能有效实现。

关键词：新视野;检察权;管理体制

一、理性审视我国目前检察权配置及其管理体制

(一)我国的检察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权

司法权是指专门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法律对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进行处理以及对这种处理过程进行法律监督的一种国家权力。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一府两院”的架构下，就权力的来源而言，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国家权力都来自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我国的检察权是一种以程序性法律监督为主要功能的连锁交互组合型司法权力。在我国，检察机关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是诉讼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检察權的行使主要是采用诉讼的方式进行。为了充分履行其法律监督职能，有必要对检察权的结构性要素加强配置。

(二)我国检察权的结构性权力组成要素分析与不足

(1)我国检察权的结构性权力组成要素分析。①知情权。知情权是指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活动中对客观事实的知情权利，它是检察权结构性的、前提性的法律要素。②诉讼程序决定权。诉讼程序决定权是指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过程中对案件作出程序性处理决定的权力。③责任追究权。法律监督权是一种必然引起一定程序、被监督者必须作出法律规定反应的权力。 为了预防和遏制违法行为，就要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体现法律监督的效果。④检察建议权。检察建议，是指检察机关在实施法律监督过程中，针对易于引发犯罪的管理漏洞以及公职人员严重违背职责的情况，向被监督单位提出整改建议的一种诉讼外的法律监督活动。检察建议作为检察机关开展犯罪预防工作的一种基础性手段和方法，是检察权的结构性权力之一。

(2)我国目前检察权配置的结构性缺陷。①知情权受到限制。②诉讼监督缺乏保障。③纠正违法手段没有法律约束力。

(三)我国目前检察管理体制的不足

(1)检察权地方化。由于我国检察机关是按照行政体制框架对应设置的，检察系统的领导关系仅仅体现在业务方面，对于检察机关的人事权、财政权等，都掌握在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人大手中。

(2)工作模式行政化。 行政工作模式未能充分体现检察工作的特殊性和司法工作的特殊规律。

(3)检察官公务员化。检察干部队伍的职务和等级与检察人员的工作权限、政治经济等待遇并不完全挂钩，而且检察人员在录用条件、任职程序和行政职级升迁上与行政机关的公务员并无实质性区别。

(4)保障机制空泛化。 虽然我国目前对检察官的任免、奖惩、辞退等方面作了规定，但是有关检察官切身利益的身份保障、经济保障和其他特权保障规定的十分粗浅。

二、推进检察制度改革应该遵循的原则

(一)切实落实宪法原则

建议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时与党的领导机关、政府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各自的职责范围以及出现冲突后的协调原则;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时遇到障碍的排除原则和方法。

(二)强化检察官的权力和责任

建议赋予检察官在办理案件中的法律地位和权力责任，明确检察官与检委会、检察长的关系，建立检察长和检委会领导下的独立检察官制度，使检察官的权力、责任和义务相统一。

(三)体现检察制度的人本主义理念

要在檢察制度的理念与行为之间体现出人文关怀;要在科学配置检察权时体现出人权保障;要在检察队伍的专业化和复合型建设之中体现出人本管理。

三、充实完善我国检察权配置和管理体制的几点构想

(一)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产物。检察制度和检察机关的建设过程中，无论遭遇怎样的情况和困难，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法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二)充实结构性的检察权

(1)保障知情权。一是要明确检察机关的案卷调阅权;二是要完善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制度;三是要实行重大侦查事项检察报备制度。

(2)扩大诉讼程序决定权。一是要重新赋予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 二是要赋予检察机关对重大侦查程序违法的直接纠正权;三是要强化检察机关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审查救济权;四是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五是确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民事、行政公诉权，制定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六是实行起诉便宜主义。

(3)强化责任追究程序启动权。一是要强化检察机关纠正违法通知的执行效力; 二是要强化检察机关对启动责任追究程序的建议权。

(4)检察建议立法化。 规定被建议单位应当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的一定期限内把整改措施和结果报告检察机关;对于拒不执行检察建议的，检察机关可以启动进一步的监督措施，如提请其上级机关或主管部门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追究等。

(三)完善检察管理体制

(1)改革检察领导体制。可以考虑进行如下的改革：在保留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级人民检察院建制的基础上增设大区人民检察院并把原来的地市级人民检察院改为省级人民检察院分院、把县级人民检察院改为小区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垂直领导大区人民检察院，并与之构成中央检察系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地方检察系统接受中央检察系统的领导，并同时接受当地省级党委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各地方检察系统只负责本辖区案件的法律监督，而跨省的案件应由大区人民检察院管辖;检察经费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支出。

(2)改革内部机构设置。改革内部机构设置，组建职务犯罪检察、公诉案件检察、诉讼检察和检察保障四大职能部门。检察机关内部除了可保留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两个决策机构外，为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性质和三大职能。

(3)改革检察官管理体制。①建立检察官专业制。②建立检察工作质量标准。③完善检察官选任制度。④建立单独的检察官职务序列和工资序列。⑤建立检察官个人负责制。

(4)规范检察工作的外部监督机制。①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②完善人大监督、党的监督、社会新闻监督以及公众监督。

参考文献：

[1]徐益初.修订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若干理论思考.人民检察，2004(12).

[2]孙谦.检察理论研究综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0：395.

作者：李立新 唐王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