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法律性社会学论文

摘要：深入分析埃利希活法思想的时代背景以及主要内容，提出自己的认识与看法。并指出对现今我国司法活动相关实践的启示与借鉴意义。关键词：活法；国家法；法律规范；司法裁判欧根·埃利希是奥地利法学家，社会法学派创始人之一，在他的《法律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埃利希构建出了“活法”这一思想。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多元法律性社会学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多元法律性社会学论文 篇1：

转型中国的社会秩序构建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

陆益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户籍制度研究、水资源与社会研究。

主要著作：《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研究》等。

摘要 在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多元化与平常化特征。而在基层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则出现了多元化与权威化的并存格局。较多的纠纷经历者选择权威化或上层化的纠纷解决方式，这并非出于对权威的认同，而是受工具主义的权威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影响，纠纷者主要根据权威介入对自己效用的大小而作出选择。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秩序，既要建构法制权威，更要加强纠纷化解机制的建设。

关键词 基层社会 矛盾纠纷 化解机制 社会秩序构建

中国社会转型新时期，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社会秩序也将面临诸多构建与重构任务。如何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未来的新发展，因为秩序是任何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

问题、理论及意义

秩序是指社会关系相对均衡、社会交往互动正常有序的状态。秩序构建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机制。探讨转型中国的秩序构建机制，如果从社会学的本土方法论角度看，那就要关注和研究矛盾纠纷的发生及解决机制。因为在本土方法论看来，要想知道社会的常态是何以建构的，就必须先弄清哪些因素或行为会造成反常。所以，要想把握转型过程中如何构建起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就要探究影响秩序的社会矛盾纠纷是如何发生以及如何解决的。

基于这一理论视角，本研究所关注和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快速转型的中国，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究竟呈何状态、有何特征，这些矛盾纠纷是如何发生的、又是通过哪些途径或方式解决的，以及人们为何要选择这些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关于现阶段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及发生机制问题，目前学界流行这样几种理论解释：一是“新生社会矛盾”论。如李强提出，当前的社会矛盾纠纷主要是由国内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利益群体的分化所引发的，可以说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新生社会矛盾”或“新生社会问题”。①像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导致了社会利益格局和阶层结构的变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弱势群体，以及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开发建设和征地拆迁权益分配问题等，都属于新生的矛盾问题。

二是社会转型期“矛盾纠纷凸显”论。有较多学者倾向于认为，②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由于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触及利益格局的变化，并将导致价值观的变迁，从而引发社会矛盾纠纷的高发和凸显，社会快速转型期也是矛盾纠纷的凸显期。

三是“人民内部矛盾”论。此类观点主要是运用了毛泽东的矛盾论思想，将当下的矛盾纠纷视为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将会异常尖锐、复杂，突发性群体矛盾增多。③因此，正确认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有效调和、化解这些矛盾，对于社会秩序的构建与重构有着战略性意义。

以上几种理论解释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对当前及未来社会矛盾纠纷的性质、特征和趋势进行了整体性理论推导，而对于认识和把握现实社会中矛盾纠纷的发生机制和解决机制，可能没有直接的帮助。

此外，本研究所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从基层矛盾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经验事实中，呈现出了什么样的法律性(legality)，这种法律性与新时期社会秩序的构建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所谓法律性，指的是法律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表现，或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的与法律的关联，即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关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与法律性的关系问题，涉及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推进法制建设，构建法制秩序，需要结合国情、联系社会实际，而不仅仅是法律专业技术的推进过程。从对居民的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经验考察中，可以更具体地认识社会的法律性特征，从而为法制建设的推进提供更有针对性、更加有效的策略。

关于法律性与社会秩序构建的关系问题，昂格尔认为经典社会理论主要有两种传统：一是工具主义理论，二是合理性理论。④工具主义强调法律在社会秩序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工具性的，居民通常将法律视为公共工具或资源，当法律有助于实现其个人利益时，就会利用法律;而合理性理论或共识理论则强调，法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主要在于其合理性或正当性。由于人们认为法律规则是合理的、正当的，所以愿意遵守法律原则，从而构建起法制秩序。

法律性的建构论则认为，“法律性并非完全依靠诸如宪法、法律条例、法院判决等正式的法律或诸如合同履行这类国家权力的直接表现来支撑的。相反，法律性是长久的，因为它依赖并唤醒了日常生活的平常图式。”⑤在人们发生纠纷和处理纠纷的日常实践中，同时建构起法律性的特征。由此看来，一个社会的法律性并非单一的、固定的，而是多样的、变动的。

无论是法律工具主义论还是法律合理性论，都存在将法律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及特征作单一化看待的弊病，由此忽略了法制建设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法律性建构论试图从工具与规范、结构与能动性之间寻找兼容性，然而由于在强调法律建构性的同时，也导致过于突出法制建设的变动性和相对性，从而可能使法制建设实践变得无所适从。因此，在对居民的纠纷及其解决机制选择的具体经验考察中，我们就需要极力回避把法律与秩序构建的关系加以模式化或图式化的困境，而要从具体经验中探寻一些共性特征或规律。

基层矛盾纠纷的多元化与平常化

综合社会调查(2005、2006CGSS)关于基层矛盾纠纷发生情况的调查结果反映出，居民在一段时间内(4～5年)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在12%左右，其中与政府机关的纠纷发生率在2.4%左右;2010年的调查显示，有9%左右的居民声称受到政府机关或工作人员的不公正对待，但真正发生纠纷的可能比例要低。所以，就当前纠纷发生的规模而言，基层矛盾纠纷并未显现出“矛盾凸显”的特征，因为无论从纠纷发生比例还是从纠纷发生的增长趋势来看，都难以发现现阶段的基层矛盾纠纷具有“凸显”之趋势。

从居民所经历的纠纷类型结构来看，在城市基层社会，较为多发和易发的矛盾纠纷主要是劳动与保障方面的纠纷、住房与拆迁方面的纠纷以及婚姻与家庭方面的纠纷;在乡村基层社会，较为多发和易发的矛盾纠纷则主要是邻里纠纷、婚姻与家庭纠纷以及土地方面的纠纷。除了这些相对多发的纠纷类型之外，现实中发生的矛盾纠纷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干群纠纷、借贷纠纷、合同纠纷、医患纠纷、环境纠纷、侵权伤害纠纷等。即使在同一类型的矛盾纠纷当中，纠纷的性质和形式也可能是不同的。如在城市劳动与保障方面的纠纷中，既有企业改制遗留问题导致的结构性矛盾纠纷，也有居民在劳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劳动争议和普通民事纠纷。可以用多元化来概括基层矛盾纠纷的现状特征，即现实中的矛盾纠纷是多类型的，而不是某个维度、某种类型的矛盾纠纷格外凸显。

基层矛盾纠纷的多元化特征还在纠纷经历者的构成上得以体现。实证分析表明，除了性别因素对个体间纠纷发生有较为一致的影响(之外，即男性较之女性与他人发生的纠纷更多)其他诸如受教育水平、职业、收入和阶层等个人的社会性因素与纠纷发生并未显示出方向一致的相关关系，说明纠纷经历者在社会构成上并没有某种突出特征，也就是说，在经历过矛盾纠纷的当事人中，他们广泛分布于社会中的多种群体、多阶层，而不是集中反映在某些阶层或群体间。

此外，在当前基层矛盾纠纷的类型和结构的多元化特征里，实际还包含了基层矛盾纠纷的平常化趋势。纠纷平常化趋势反映的是，大量的基层矛盾纠纷实际是在平常的生活实践或社会互动中发生的，而并非某种不均衡的结构所导致和引发。所以，从平常化的角度来认识基层矛盾纠纷，主要是为了避免将现实中的所有矛盾纠纷都与结构联系在一起。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既有结构性矛盾，也有生活性的或平常的纠纷。

基层矛盾纠纷的平常化、生活化，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矛盾纠纷会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偶然发生，这些矛盾纠纷的发生和存在，其实是现实生活的构成方式之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平常的生活性纠纷对秩序构建没有消极影响，因为有些生活性纠纷也会演化为群体性事件。

基层矛盾纠纷所显现出的多元化和平常化特征，其实与当前社会关系及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是一致的。随着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增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类型、关系性质也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在更为频繁、更为复杂的社会交往互动中，发生多种多样矛盾纠纷的可能性无疑也随之增大。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不仅进行着现实的面对面交往，而且还会在网络上进行虚拟社会交往。在网络交往中发生的纠纷或问题，也就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新型纠纷或问题。但是，新的矛盾纠纷的出现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矛盾的凸显，而是反映出矛盾纠纷的时代特征，或者叫作“转型性特征”。其中较多的矛盾纠纷实际上依然属于平常的生活性纠纷，因为这些纠纷不过是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互动中出现的一般问题，此类问题的多与少并不能反映出诸如“矛盾凸显”那样的特殊意义。

鉴于当前基层矛盾纠纷的多元化和平常化的现实状况，在纠纷管理或治理策略方面，首先需要正确对待社会中的矛盾纠纷。一方面，不宜过度突出或强调矛盾纠纷的消极面。构建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并非要防止所有矛盾纠纷的发生，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矛盾纠纷的发生和存在，也是社会秩序的构成形式之一。一个阶段矛盾纠纷的增多或减少，其实都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正常现象。另一方面，要重视基层矛盾纠纷的化解。基层纠纷虽难以预防，但和谐的社会则需要有健全、有效的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以便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生活中的平常纠纷。

其次，需要针对多元化矛盾纠纷采取多元的纠纷管理策略。尽管基层矛盾纠纷走向多元化，但我们可以根据矛盾纠纷性质将其主要分为两种：一是结构性矛盾纠纷;二是生活性矛盾纠纷。在应对生活性矛盾纠纷方面，可以用平常的态度、常规的机制去对待和处理。在纠纷管理上可以采取基层—调解—化解的管理策略，这一策略更加注重在基层建立起完善的民间纠纷化解机制。针对结构性矛盾纠纷，则需要有战略的眼光、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去加以应对，在纠纷管理策略上需要用顶层—调整—解决的治理策略，也就是以宏观结构调整来解决不均衡的结构问题，重视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调和结构性矛盾。

基层矛盾纠纷成因的非转型性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总会体现一个时期的时代特征。社会转型可以说是当今的时代特征，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纠纷也就具有“转型性特征”。不同时代的重要变迁事件、特别是涉及不同群体利益的事件，总会在社会关系的结构特征上得以体现。如在城镇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下岗再就业的职工群体，他们与企业、政府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在乡村社会，随着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村镇干部不再需要直接向农户征收税费，农村的干部和群众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社会关系的结构变化过程也会在矛盾纠纷的发生和演化上有所显现。

当前，基层矛盾纠纷所具有的转型性特征，并不说明社会转型是各种矛盾纠纷发生的直接原因。关于矛盾纠纷与社会转型的关系，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就是“战略机遇期与矛盾高发期并存”论，或“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矛盾凸显”论。⑦这一论断，表面看似乎与当前形势较为相符，然而进一步从理论和经验事实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和考察，就不难发现这种观念存在着把社会转型视为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直接原因的误导作用。

社会矛盾纠纷有其自身的发生及演化机制，任何矛盾纠纷都是结构关系或互动关系失去平衡的一种状态。发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纠纷，并不一定就是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换言之，社会转型不必然导致矛盾纠纷的增多和凸显。恰恰相反，正是改革开放和结构转型的推进，调和和消解了诸多结构性的社会矛盾。所以，对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纠纷之间关系的认识，需要跳出简单的因果推论和决定论的认识论陷阱，聚焦于现实社会中矛盾纠纷发生的具体情况，通过揭示矛盾纠纷的转型性的形态和特征，来理解和认识两者的相互关系。

尽管基层矛盾纠纷的成因是复杂的、多样的，不同纠纷的发生都会有具体的诱因，但如果概括起来，基层矛盾纠纷的主要成因大体分为三大类：一是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的分化;二是个人或组织间的权力(力量)配置的不均衡或失衡;三是社会交往实践中的行为冲突。

对于大多数社会矛盾纠纷而言，纠纷的发生皆因利益的纠葛，即相关主体因利益诉求的冲突而产生争执。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分化引发矛盾纠纷的机制是，当社会中不同个体的各自利益追求或诉求不断增强时，社会共同体和结合体中的利益主体和利益需求也就出现分化和多元的格局。当多元的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发生交汇或交叉时，就会产生利益关系。而当不同利益主体在交互作用过程中出现利益行动不相一致或相互冲突时，也就会产生矛盾纠纷。所以，矛盾纠纷发生的关键在于交互利益关系的冲突。社会系统中均衡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通常有两种原因：一是单方的行动造成利益结构的客观变化，这是引发矛盾纠纷发生的常见原因，如劳动欠薪纠纷、征地拆迁纠纷、人身财产损害纠纷、借贷纠纷等。二是一些群体成员利益观念的变化导致新的利益诉求或权益主张，从而改变已有利益关系格局，由此也会诱发矛盾纠纷，如劳资矛盾纠纷、环境维权及消费者维权等。

在一些结构性的社会矛盾纠纷中，权力或社会力量配置的不均衡实际是其发生的重要原因。权力或力量的不对称、不平衡，使得交互作用的双方难以维持关系的均衡，由此引发矛盾纠纷。例如干群纠纷、农民工欠薪纠纷、消费纠纷等，这些矛盾纠纷发生的根源，其实就在于对不均衡的权力关系缺乏有效制衡机制。

此外，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通常也会因为某些偶然因素而在交往互动过程中发生行为冲突并由此引发纠纷。那些平常化的纠纷可以说是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其成因及演化过程都包含较多不确定性，基本无规律可循。因而，预防此类纠纷的发生几乎不太可能。较为理想的应对策略是及时对纠纷加以管理和化解。

从基层矛盾纠纷发生的主要成因来看，有些成因与社会转型或改革存在一定联系，而有些原因则并不具有转型性，因为，这些矛盾纠纷都可能会发生。

揭示基层矛盾纠纷成因的非转型性，其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正确地看待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与矛盾纠纷的关系。如果过于强调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纠纷凸显的必然联系，就有可能误导人们对社会转型、改革创新持以消极的态度;同时也可能诱导人们以预防矛盾纠纷发生为理由，拒绝结构转型和改革创新。对转型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纠纷加以理性分析和对待，有助于我们不断推进结构转型和改革开放趋于合理，促使矛盾纠纷得以有效化解，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与权威化并存

社会秩序的构建与重构离不开社会矛盾纠纷的处理和化解。在矛盾纠纷解决过程中，通常既反映出居民对不同纠纷解决途径和策略的选择倾向，同时也会反映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特征，因为人们解决纠纷的行动策略选择也可能是根据社会环境作出的。

根据“纠纷金字塔”理论，人们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即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金字塔型”的特征。这意味着大多数人会选择在基层化解矛盾纠纷，或者说，大多数矛盾纠纷是在基层得以解决的，而选择向上级正义系统申诉、特别是进入司法诉讼程序中的人和纠纷都会逐渐减少。对一个社会来说，在矛盾纠纷总体规模既定的情况下，如果基层解决的纠纷越多，“纠纷金字塔”的塔尖部分就会越小。⑧

经验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当前中国社会的纠纷解决经验与纠纷金字塔的理论假设并不十分吻合。在矛盾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方面呈现多元化与权威化并存的特征。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特征主要体现为选择忍忍算了、双方自行解决、上诉到行政正义系统和诉讼到法律正义系统等几种主要纠纷解决方式的纠纷当事人的比例已经较为平均。这说明，现实中人们已经通过多种方式来解决所遇到的矛盾纠纷，而不是集中依靠某一种方式或途径。一般的观念认为，绝大多数人对生活中所遇到的纠纷会采取容忍或自行协商解决方式予以解决，而经验调查则显示，仅有半数左右的人在处理个人间纠纷时会选择这两种方式;更多的纠纷当事人、特别是权力不对等的纠纷当事人，如干群纠纷和环境纠纷的经历者，则倾向于选择权威正义系统(包括行政和法律系统)来解决纠纷问题，由此显现出纠纷解决方式的权威化或“上层化”的特征。

当前，纠纷解决机制之所以呈现出多元化与权威化并存的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矛盾纠纷的多元化;二是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较为有限;三是居民对权威及权威解决方式的作用的社会建构。随着人们所遇到的纠纷趋于多元化，为了解决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的纠纷，人们也就要去寻找和选择不同的、适宜于纠纷解决的方式和策略，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是与纠纷多元化发展分不开的。

然而，在人们选择多种多样方式和策略解决矛盾纠纷的同时，还显现出权威化或上层化的趋势，这说明目前基层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矛盾化解能力和有效性还是有限的。由于较多的矛盾在基层得不到有效化解，人们不得不选择上诉至更高层的行政和法律正义系统。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化或上层化特征的形成，与人们对权威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建构有着一定关系。在法制宣传中过于强调法律途径对矛盾纠纷解决的有效功能，以及行政机关对上访者采取的“拿钱摆平”策略，一定程度上建构起了权威化或上层化的矛盾纠纷解决的社会氛围。经验分析也表明，越来越多的人运用行政的、法律的权威来解决纠纷，并不是出于对权威的认同，而是将权威视为一种工具而加以利用。

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积极的意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并不等同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⑨而是注重由多种社会的、文化的因素和力量参与到基层纠纷管理和化解之中。当基层社会生活能提供更多种矛盾纠纷化解的途径和力量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基层解决纠纷问题。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实并不存在一种最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只有当社会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途径和方式，更多的人能够从多元的纠纷解决方式中找到并选择对自己最适合的、最有效的方式，社会总体的矛盾纠纷解决效率才能达到优化程度。

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化或上层化趋势体现在当前的一些上访事件和群体性事件中，这一趋势特征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民众的权益主张和法制意识在增强，但如果越来越多的平常纠纷依靠权威介入的解决机制，不仅对社会秩序构建系统的自身调节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过多的纠纷集中到行政和法律系统后，会导致公共行政和司法资源的拥挤，同时也会提高民众解决纠纷问题的成本。权威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对短期内解决纠纷问题可能是有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很好地化解矛盾和不均衡的关系。鉴于基层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权威化的负面社会效应，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治理策略，积极预防这一趋势的进一步演化和强化。要缓和纠纷解决的上层化趋势，一方面需要完善和加强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建设，发挥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的积极效能;另一方面需要理性的利益表达机制和社会氛围，引导民众理性选择纠纷解决方式。

法律意识、权威运用与秩序构建

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也折射出居民的法律意识或法律性的特征。法律意识的范畴虽然较为广泛，但居民对法律权威的观念及态度是其核心。经验调查显示：当前居民的法律权威意识与法律合理性意识都呈现出增强的趋势，同时也显现出工具主义法律意识更为突出的特征。80%以上的居民赞同无条件服从法律，但与此同时，又有70%以上的人表示只有在法律合理的情况下才遵守法律。这说明居民对法律权威的意识和态度并非一维的，而是在动态的社会建构之中。一方面，多数居民意识到法律规范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他们又会根据实际需要而采取对待法律的态度和行动。也就是说，多数居民的法制意识并未形成规范内化的特征和趋势，即“法律正当性意识”尚不普及，⑩人们还没有真正将法律视为正当的、合理的行为规范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选择。

实证分析还显示，居民的法律意识对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并不具有显著的影响，人们是如何认识和看待法律的，与现实中矛盾纠纷关系的产生没有明显关系;但是，居民的法律意识则对他们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有着一定的影响。具有法律权威意识的居民，选择法律解决机制的可能性越小;越是把法律视为一种工具的人，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现象表明，对法律权威的认同和服从意识，对人们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并不起促进作用;而工具主义的法律意识则能提高人们运用法律方式解决纠纷的可能性。

对权威认同与纠纷及解决方式选择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分析，同样揭示了居民的权威认同情况与选择权威介入的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并无显著关系，而居民的权威选择意愿与纠纷类型的相互结合则显示出较为显著的影响。由此可认为，居民选择权威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原因主要是对权威效用的预期，也就是纠纷当事者结合自己所遇到的纠纷类型，选择自己认为对该类型纠纷解决更加有效的权威介入。人们选择法律权威介入纠纷解决，也主要是因为他们预计法律权威在解决所遇纠纷中会发挥最有效的工具性作用。

当前，居民工具主义法律意识与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之间所呈现出的密切关系，既是基层社会法律性的现实特征，同时也可能反映了法制宣传教育所产生的社会效应。这一现象至少说明，目前的法制宣传让民众接受了更多法律工具性的内容，而对促进居民接受法律规范性意识作用不太明显。

工具主义的法律意识及工具主义的法律使用行为虽是法律性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形态之一。然而，法律工具主义的泛滥，不仅可能影响到法制建设的进程，而且也会对社会秩序的构建产生消极影响。从经验分析中我们发现，在一些对公共秩序构成较大威胁的群体性事件及集体上访事件中，那些有过利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经历的人，参与到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更大。如果纠纷当事者倾向于工具性地使用法律方式解决纠纷，那么他们都会期望从这一纠纷解决过程中获得收益或“获胜”，然而法律方式特别是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总会有“胜诉”与“败诉”的判决。如果人们不是真正认同法律权威的公正性和正当性，那么纠纷中的“败诉”一方就会产生新的不满或纠纷。正是因为这一机制的存在，现实社会中的涉诉上访、涉诉群体性事件才得以发生。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中的居民权威认同与权威选择分离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居民与权威的关系。对此，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思考类似于“基层精英论”、“法律服从论”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命题，即认为社会秩序之所以可能、之所以建构起来，是因为人们对某种权威的服从或遵从，也就是精英和权威对秩序构建起到核心作用。按照这一理论命题，在社会秩序的构建过程中，我们需要重点建构一种核心权威，并促使广大民众服从与遵从这种权威。那么，推进法制建设，构建法制秩序，也就是要在社会中构建起以法律为中心的权威。然而，现实经验表明，权威的建构并不等同于秩序的构建，构建起法律权威并不一定意味着构建起法制秩序。由此看来，推进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还需要与时俱进地把握法制建设的社会基础，一方面要推进社会的法制化，让法律的规范意识广泛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要推进法制的社会化，使法律系统的建设更加贴近社会生活。

余论

在当前快速转型期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并未呈现出特别严重的迹象。已发的矛盾纠纷虽具多元化特征，但较多矛盾纠纷依然属于平常生活性纠纷。即便是群体性纠纷事件，其中有些冲突也是由偶然的、平常因素所引发的，并未显现出对社会秩序构成的系统风险。所以，社会转型、改革创新和新的发展机遇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高发或凸显，中国社会在推进新发展的进程中，不宜“因噎废食”。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工作的重点不需要放在预防或减少矛盾纠纷之上，而需要放在深化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和促进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之上。改革、创新和转型进程会不可避免遇到阻力或利益冲突，只要这一进程是朝着正当的、合理的目标迈进，这些阻力和矛盾会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得以迎刃而解。但如果停止改革创新的步伐，一些结构性矛盾会越积越深，对社会秩序构成的系统性风险会更大。

目前，基层社会矛盾纠纷之所以显得突出和敏感，一个重要原因是基层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具有权威化或“上层化”的特征和趋势，较多的矛盾纠纷当事人在处理纠纷问题时，不是倾向于在基层化解矛盾，而是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向行政的和法律的权威机关上访和诉讼，也就是不断地寻求权威介入矛盾纠纷的解决。这一现实经验反映出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还不够完善，基层社会秩序的自我调节功能依然较低。因此，基层社会建设需要注重和加强矛盾纠纷化解的能力建设。二是已有的法制宣传教育可能还不够全面。目前的宣传偏重于鼓励公民“拿起法律的武器”，而对教育和培养公民的法制精神以及按照公正合理原则行事的规范法律意识方面则强调不够，由此对较多居民形成工具主义的法律意识产生一定影响。工具主义权威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广泛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公共权威资源的滥用，同时也可能造成公共权威机关的公信力的降低。

推进法制建设，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点任务就是要让法制精神真正地广泛深入人心;在矛盾纠纷管理上，针对结构性矛盾要注重从宏观改革和制度创新上调和利益关系，而对平常生活性纠纷则要注重构建立足基层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经验与秩序构建研究”的最终成果，项目编号：10BSH008)

注释

李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6期。

吴忠民：《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社会矛盾问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第1～6页;魏佳蓉：“转型期社会矛盾化解之道——以提高法律实效为视角”，《理论月刊》，2012年第4期。

于咏华：《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1页。

[美]昂格尔，《现代社会的法律》，吴玉章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美]尤伊克·西尔贝：《法律的公共空间》，陆益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4页。

⑥陆益龙：“纠纷管理、多元化解机制与秩序建构”，《人文杂志》，2011年第6期。

王郅强：“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形态与性质分析”，《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7期。

Felstiner， W.R. Abel and A. Sarat， "The Em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Disputes"，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5： 631-54.

范愉：《非诉讼程序(ADR)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12页。

Tyler T. (1990)，Why People Obey the Law，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 59.

责 编/凌肖汉

作者：陆益龙

多元法律性社会学论文 篇2：

浅析埃利希的“活法”思想

摘 要：深入分析埃利希活法思想的时代背景以及主要内容，提出自己的认识与看法。并指出对现今我国司法活动相关实践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活法;国家法;法律规范;司法裁判

欧根·埃利希是奥地利法学家，社会法学派创始人之一，在他的《法律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埃利希构建出了“活法”这一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国家资本主义飞速发展，同时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埃利希于此时出生，利用这种复杂的观察环境，为他其后提出“活法”理论提供了大量的想法与内容。

一、埃利希“活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埃利希研究“活法”的基本方法是对社会事实以及与这些社会事实形成的习惯和相关制度有重大影响的内容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分析社会团体的内部秩序和国家创制的法律之间的关系。埃利希认为“活法”就是在存在于人们平时生活中的，驱使人们在各种活动中都要遵从的行为规则。也就是在一个团体中，大家普遍遵守的一种秩序，即“活法”，它被认为是法官裁量案件的基础。

埃利希“活法”理论的重中之重是关于国家法以及“活法”的领会和认识。“活法”能够存在并维持的前提，是有这样两种秩序：一是由团体内部秩序，二是社会整体都遵从的秩序。埃利希认为国家法是这两种秩序的结合，它在维持团体秩序规范中某些方面，比如的宗教、习俗等内容，发挥了无法替代的核心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当司法裁判需要适用国家法，并且此时的国家法大部分内容涉及团体内部秩序时，国家法就是“活法”。

埃利希認为“活法”是跟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处于富有规律性的改变之中。就像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以法律为上层建筑是要跟相关经济基础的改变相适应的。制定法无法弥补滞后性这个缺陷，它无法与灵活的“活法”相比。假设立法者注意关注“活法”，把握住社会法学的方法去研究动态的法律，使法律更加完备，这样会让制定法与现实生活接轨。

“活法”的表现形式，一是法律性规范，包括团体性规范，以及国家创制的法律。二是非法律性规范。由于“活法”中大部分的非法律性规范并不是制定法应有的范式，而且几乎并没有被国家公权力吸收，因此，这就变成了活法理论中的难点，也是埃利希的举足轻重的研究成果之一。他指出，法律规范仅仅在法律制度中起基础作用，道德与宗教等内容不仅仅处理非法律关系，它们对法律领域也会产生影响。“活法”的独特内容之一就是非法律性规范的大量存在。

二、“活法”思想对我国司法实践的启示

埃利希通过提出“自由发现法律”，使法官的司法裁量权得到进一步扩张，实现“法官造法”，来逐步加强活法的适应性。因该理论不能适应我国的已有的法律制度，所以在司法实践活动中法官不能适用“活法”来作出裁决。如果法官遇到无法可依的情况，是不能据此而拒绝判案的，这时法官通常主动查找相关文件或者是实地考察来了解当地的习惯、习俗或者村规民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解决相关适用问题，并且适应人们已经习惯的社会价值倾向。现如今人们都认同制定法以及相应的法定程序，法律意识有所增强，不再认同之前的内心情感以及自我认知。从这里可以看出，司法作用的增强没有完全排斥民意，它顺应了占主体地位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想法。

埃利希在其书中提到，普通大众极少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人们已经习惯了按照已经存在的准则或行业习惯来解决纠纷。由此可以看出，“活法”理论也是遵从了我国人民群众的行为习惯与心理习惯的。迄今为止，中国仍然重视人情超过法律，然而在当今的司法实践活动中，法官还是应该掌握“活法”的应用技巧，通过公正合理的司法裁判以使相关制定法更加完善，以便有效解决纠纷。此外，从社会团体的内部秩序演化出来的民间习惯等，符合大众的认知习惯，广大群众极少对此产生反抗行为，这样也节约了诉讼成本和执行成本。

此外，“活法”也深刻影响着我国的司法调解活动。在司法活动中，我国法院和当事人更加倾向于通过调解来使各方的纠纷得到有效解决。我国有着长久的调解传统，这样做更加符合当事人对法律的认知，在不抵触当今制定法的前提下，可以采用对当事人各方都便利的民间“活法”加以适用。这样做不但能够加快案件审结的效率，节约当事人的时间与金钱，而且调解的结果平衡了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能够让社会关系更加融洽，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调解过程中，用人们习以为常的公序良俗，以及相关的民间的秩序，来解决现实中的矛盾问题，能够让人们顺从地对其践诺和遵从，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奥)埃利希，舒国滢译.法社会学原理[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25-36

[2]鞠成伟：埃利希法社会学视野下的法律多元[J].清华法治论衡，2009(2)：232-253.

作者简介：

张芙蓉(1993～)，女，汉族，山东省滨州人，研究方向为法律史。

作者：张芙蓉

多元法律性社会学论文 篇3：

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摘 要】分析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开展实践教学的必要性，探索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实施包括入学前实践、课堂实践、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寒暑假实践、毕业实践六者之间互为一体、相互促进的“六位一体”实践教学。

【关键词】政法院校 社会工作专业 “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

随着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承接主体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新的机遇同样蕴含新的挑战，即新形势下对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挑战，亦即如何培养更多的优秀社会工作人才。高校关于人才的培养，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思想培养，二是理论培养，三是实践培养。作为既重理论培养，又重实践培养甚至实践培养重于理论培养的社会工作专业，对学生的实践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本文对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培养提出一些拙见。

一、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一)实践教学是诸多学科的必然环节。从宏观上来讲，高校关于人才的培养，既包括思想方面的培养，也包括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培养。如此可见，实践方面的培养是我国人才培养体系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我国《教育法》也对学生的社会实践进行保护，第四十七条明确提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等要对学校组织的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帮助和便利。从微观上来讲，我国各学科的培养方案和教学方案都明确规定了实践教学的时间和比例。因此，说实践教学是各学科的必然教学环节是有理论根据和实践根据的。

(二)实践教学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特性所需。一般而言，任何一门学科都具有其学科特性，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一门学科。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特性包含理念、方法等多个方面，本文仅从理念和方法两个方面予以分析。社会工作坚持“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从理念特性可以看出，为达到“自助”的目标，首先得“助人”。这一“助人”的过程就要求专业社会工作者具备“助人”的能力，而这“助人”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需要经过专业训练才能获得的。这种专业训练就需要通过实践教学才能实现。从社会工作的方法特性来看，专业社工有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三大直接方法和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研究两大间接方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工作行政明显都建立在社会工作实践基础之上，即使是社会工作研究，有时也需深入实地获取一手资料。显然，社会工作方法上的特性更加需要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能力。

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有其特殊性。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具有法律性、政治性和组织纪律性等特点，其实这也可以视为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的特殊性。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同其他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不同，不少学生毕业后选择在公、检、法、司等司法领域工作。因此，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在理论教学方面就增加了不少的法律课程，而且注重对学生法律性、政治性和组织纪律性培养。法律性、政治性和组织纪律性的培养单靠理论教学是难以达到要求的，必须靠实践教学、班级活动、校园活动等课外活动共同带动。

(三)符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需求。随着《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等文件的出台，各地各部门也相继出台了相关办法和措施，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创业高潮。加之我国当前加大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力度，并且出台了推进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系列办法，作为我国民非企业主体力量之一的社会工作机构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尤其是创业型社会工作人才。近几年，我国虽然有不少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但是真正加入到社会工作队伍的较少，优先社会工作人才更少。因此，需要加强实践教学，引导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加入到社会工作创业队伍中来。

二、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的总体构想

(一)“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的内涵。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入学前实践。入学前实践指的是学生利用录取之后和入学之前的假期，在所在地公、检、法、司等政法系统，以及社区、社会工作机构进行入学前的实践。这种实践方式虽然在具体操作层面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对学生和对学校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学生而言，首先是培养学生的实践意识和实践能力，有利于提高其专业意识。其次，有利于学生进行专业选择。经过实践，学生可以根据实践感受，决定是否选择该专业，避免入学后的选择困境。对于学校而言，一方面有利于对新录取学生实际情况的掌握，另一方面这也可以成为学校的招生特色。

2.课堂实践。课堂实践指的是专业课教师利用上课的时间，加强对学生的实践教学。这里以课程为例比较便于解释。如讲授个案工作的课堂，任课教师可以安排学生模拟相关角色。又如讲授小组工作的课堂，任课教师可以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个组，然后由各组去承担组别角色。当然这种分配方式可以选择抽签等多种方式。再如讲授社区工作的课堂，任课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深入一线社区进行现场教学。课堂教学灵活多样，需要任课教师具备较好的实践教学能力和教学方法，充分引导学生加入到课堂实践中来。

3.课程实践。课程实践指的是每门课程必须进行针对本课程特点的实践活动。社会工作专业至少有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研究、心理咨询与方法、社会调查方法等方法课，还有妇女儿童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禁毒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等方法课，还有社会工作概论、社会学概论、法学概论等理论课。这些课程各具特点，因此需要有针对性的课程实践，提高学生对课程理论的把握能力及实践能力。

4.实验室实践。实验室实践指的是利用实验室模拟社会工作情景，让学生参与到其中来。实验室看似是工科类的教学专利，其实不然，作为强调实践教学的社会工作而言，也可以进行实验室教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诸多高校已经建立了社会工作实验室。社会工作实验室如同政法院校的模拟法庭一样，目的就是让学生身临其境，切身体验社会工作情景，感受社会工作的专业魅力。

5.寒暑假实践。寒暑假实践指的是学生利用寒暑假实践，深入到相关专业领域进行实践活动。寒暑假是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学生可以利用学校建立的专业实践基地进行实习，也可以自行联系实践基地实习。当然，这需要班主任和专业教师在假期前就做好工作安排，给学生布置假期实践任务。这种方法有利于学生巩固前一学期所学的理论知识，提高自身实践能力。同时，有利于促进学生专业学习的连续性，避免因假期带来的学习断层。

6.毕业实践。毕业实践指的是利用一个到两个学期的时间进行带有总结性的实习活动。毕业实践是学生所有学习和实践的总结。毕业实践的做法在各高校已经具备较好的基础，在这里只提出一点，那就是处理好毕业实践与毕业论文、实践报告、就业等之间的关系，此处不做赘述。

(二)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1.六者之间互为一体。从入学前实践到课堂实践、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寒暑假实践，最后再到毕业实践，看似多阶段的实践，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入学前实践、课堂实践、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寒暑假实践、毕业实践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入学前、学习中和毕业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对应入学前实践，第二阶段对应课程实践、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和寒暑假实践，第三阶段对应毕业实践。三个阶段存在一定的次序性，前一个阶段为后一个阶段打下基础。因此，六者之间是一个有机统一体。

六者之间互相促进。第一阶段的入学前实践有利于第二阶段的课堂实践、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和寒暑假实践，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实践又有利于第三阶段的实践。在第二阶段中，课堂实践可以促进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和寒暑假实践。同理，第二阶段中的某一实践也可以促进其他实践。因此，六者之间不是相互制约的，而是相互促进的。

三、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的实现路径

(一)学校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在我国现行行政体制之下，为确保各项政策的制定及措施的实施，必然离不开顶层设计这一环节。政法院校实行社会工作专业“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尤其是“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中的入学前实践，这是一个较新的方式，若不加强顶层设计，后期工作难以开展。而且，实践教学对内几乎涉及学校所有部门，对外涉及实习基地及相关部门。具体来说，就是在学校层面要形成正式的文件，让社会工作专业“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有据可依，确保实践教学工作的开展。其实，待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模式较为成熟时，也可复制推广到其他专业中去。当然，学校层面也不只是制定单一的政策即可，还需要相关配套政策才能真正促进学校的教学改革和发展。这些配套的方案包括合理的职称评审制度、教师考评机制、学生管理制度等。

(二)院系层面：负责制订完善的实践教学方案。相对于学校层面来说，院系层面才是真正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而且是沟通的桥梁，上要面对学校，下要面对教师和学生。在这里应重点强调的是，院系在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过程中的核心任务是要负责制订完善的实践教学方案。实践教学涉及校内外的关系，对内涉及教务处、招生就业处、学生工作处、后勤处等多个部门，对外涉及实习基地管理及建立新的实习基地。实践教学从内容上来说涉及六个阶段，还涉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平衡机制。因此，院系一方面要联系校内外相关部门，理顺好行政层面的关系;另一方面，要组织专业教师及相关专家，对社会工作专业培养方案认真研究、不断完善，制订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方案。

(三)教师层面：建立合理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教师考核评价机制。就教师层面来说，社会工作专业教师粗略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理论教学教师(当然也承担实践教学任务)，第二类是实践教学教师，亦可称实践指导老师，第三类是负责行政性事务的辅导员和班主任。三类教师各司其职，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水平，促进实践教学的开展。不过，笔者更想强调的是，要建立合理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教师考核评价机制(辅导员和班主任一般有单行的考核机制)。无论是兼职实践指导教师，还是专职实践指导教师，均需形成良好的评价机制。当然这主要是学校的责任，不是教师个人的责任。当前，研究型教师和讲授型教师如何评价一直是讨论的热点。加之当前很多学校设置了许多关于教师的“条条框框”，严重制约了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教学活动以及新事物的发展。换句话说，有时候很多教师愿意去开展相关工作，但是基于制度的制约，他们也只能选择放弃或者置之不理。

(四)学生层面：充分做好学生及其家长的思想工作。政法院校六位一体实践教学的参与主体是学生，任何措施及方法的成效最后都在学生身上予以检验。“90后”大学生有个性鲜明、思想多元、热情奔放的一面，但也有孤独冷漠、自相矛盾、心理承受力偏低的一面。借用物理学上的术语来说，那就是他们这个群体的波动性非常大。面对这样的一个群体，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学，抑或是学生管理工作，都需要改变思维，利用新的方式和方法开展学生工作。而且，“90后”大学生以独生子女居多，以往那种单做学生工作不做学生家庭工作的方法已经不太适用，现在需要将学生工作延伸到学生家长那里，要取得家长的信任和支持。笔者在实践中就见过不少这样的家长，他们不理解学校的很多做法，认为他们的小孩是来学习的，不是来做其他事情或者受苦的，甚至批评学校的住宿条件太差。另外，要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民生教育，不断培养学生的民生情怀。这里所讲的民生教育，是指对大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有关民生领域方面内容的教育。

(五)方法层面：充分运用社会工作自身的理论与方法开展实践教学。社会工作是一门非常重视实践的专业，社会工作自身包含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说，社会工作专业可以充分运用自身的理论与方法来指导和促进自身的实践教学。这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存在逻辑上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专业自身特色决定的。社会工作拥有三大直接方法和两大间接方法，既可以成为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也可以成为社会工作实践教学的方法。当然，除社会工作专业自身的理论与方法外，还可以综合运用多种其他的方法，形成一个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的方法体系。

【参考文献】

[1]刘伟，赵秀琴.专业社工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研究——基于广西实施民政部“三区计划”的思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2]刘伟.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实践研究[J].广西教育，2015(35)

[3]刘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民生教育探析[J].广西教育，2015(3)

(责编 黎 原)

作者：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