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改革思路探讨论文

摘要：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人们对传统手工艺的传承缺乏重视，过于追逐经济效益，使靖西旧州绣球的民族手工艺传承面临工艺纯度下降的困境。本文运用文化再生产理论，探讨旧州绣球的多元文化传承路径，是优化平衡旧州绣球商业效益和工艺纯度的一个研究方向。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文化体制改革思路探讨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文化体制改革思路探讨论文 篇1：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进展的大数据分析及深化研究的路径思考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近年来学界探讨的重要议题，围绕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文化自信、文化外交、文化强国、文化软实力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议题形成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研究进程滞后、成果“质”与“量”不相符、内容选题相对集中、研究方法较为传统、研究机构和人员不足等问题。今后需要借助大数据思维和方法来分析、思考和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从研究视阈、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队伍四个方面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助力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向纵深推进，创造与新时代同步的辉煌成就。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述评；大数据分析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在治国理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等方面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1]的战略要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指明新方向、注入新动力、确立新方位、开辟新境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年来学界探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围绕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文化自信、文化外交、文化强国、文化软实力等习近平文化思想核心内容形成了丰硕成果。查阅中国知网（检索时间为2018年1月10日），迄今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篇名的期刊论文483篇，硕博论文52篇，会议论文9篇，报纸刊文257篇。检索结果充分表明，探讨和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已经成为思想文化界的学术自觉。

及时回顾和总结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进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细绎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以中国知网收录的学术论文为统计样本，借助大数据思维和方法来分析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的进展、存在的不足以及需要正视的问题，进而探索今后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适切路径。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的视阈及理论聚焦

通过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成果的细密爬梳发现，研究者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内容与特征、价值和意义等作了广泛的探讨。整体观之，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近年来的长足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研究内容丰富。经过细致梳理，近年来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的内容包括思想渊源、时代背景、发展逻辑、核心义旨、理论创新、实践路径、现实意义等。其二，研究方法多样。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既有成果主要运用文献梳理法、经验总结法、质性研究法、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其三，研究队伍不断壮大。2013年，华东师范大学、南京政治学院等高校率先开启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稍后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南京大学、海南大学、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等高校、党校系统开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不断壮大。综观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成果，其核心论域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习近平的文化建设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文化问题，始终把文化建设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任务。在科学审视当前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论断、新战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学界对习近平文化建设思想作了颇为精深的学理探析，主要包括：（1）文化建设思想的发展阶段。李国泉把习近平的文化建设思想划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党的十八大到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政治学习，旨在学习领会十八大报告中的文化建设思想；第二阶段从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政治学习至今，将文化建设贯彻落实到治国理政的实践进程中。[2]（2）文化建设思想的核心义理。高长武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了新的探索，其文化建设思想的核心义理有“为什么要重视文化建设”“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和“怎样进行文化建设”等。[3]（3）文化建设思想的理论维度。王文慧认为，习近平文化建设意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在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借鉴和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因而具有马魂、中体、西用三大理论维度；[4]方克立则认为，马魂、中体、西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宗纲。[5]（4）文化建设思想的实践维度。李燕、闫瑞着重剖析了习近平文化建设思想的实践维度，主要包括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从根本上提高国家文化軟实力。[6]

（二）习近平的文化发展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作了深刻阐述，形成了极其丰富的文化发展战略思想。学界对习近平文化发展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进路：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传承与发展。刘红摒弃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的传统视阈，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角度审视习近平的文化思想，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并从世界观、方法论和精神旨趣三个方面加以深度研究。[7]张新系统分析了习近平对毛泽东传统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认为习近平不仅继承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评价思想和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还基于新的历史条件深入阐发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实践路径。[8]二是习近平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深度解析。胡剑认为习近平文化发展思想具有与时俱进性和鲜明的中国特色，通过文化发展机制、意识形态阵地、中国文化形象、网络文化建设等来重构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9]范希春认为习近平的文化发展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突出的实践特征，其文化发展观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目标，进而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0]

（三）习近平的文化自信思想

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心理与行为上的一种文化表现，具体表现在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和自觉践行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通过一系列关于文化自信的讲话和论述，形成了极其丰富的文化自信思想。学界对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研究主要包括：（1）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生成逻辑。赵付科、孙道壮认为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生成具有历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重逻辑。[11]（2）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力量源泉。张克兵认为习近平的文化自信不是星星点点的文化成果，也不是零零散散的文化著作，而是以深厚的文化根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内涵（中国特色革命文化）和文化理想（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复合体作为力量源泉。[12]（3）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深刻意蕴。吴桂韩认为习近平的文化自信既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创造的自信，更是对中华文化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自信，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因的坚定信念，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13]（4）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基本维度。王资博认为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兼具理论、实践、方法论三重维度，即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促成了中国文化的新飞跃（理论之维），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是治国理政的新结晶（实践之维），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彰显了科学性新高度（方法论意义之维）。[14]

（四）习近平的文化外交思想

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国际局势深刻变化之际，利用文化来开展外交，进而构建诚实、守信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是习近平文化外交思想的显著特色。学界对习近平文化外交思想的解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外交的基本特征。李艳华认为，习近平立足当前外交的新特点和大国关系的新变化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文化外交思想，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文化外交的价值依据，以重塑国家形象为外交工作的战略重点，构建“亲、诚、惠、容”的新时代外交理念。[15]二是外交思想的传统文化意蕴。刘丽深度挖掘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因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思想、“和合”思想、义利观等，成为习近平对外关系中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思想基础。[16]倪世雄、王红英等对习近平“和合”外交思想作了深度阐释。倪世雄认为习近平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提出了内涵深邃、形式多样的“和合”外交思想，主要包括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和谐共生、和平发展、合作安全、和气生财等。[17]王红英对习近平“和合”外交思想的传统文化因素作了系统分析，认为“和合”的核心在于“和”，它不仅强调求同存异，而且内含聚同化异。在风云变幻的国内外情势下，习近平汲取传统思想中的“和合”文化理念，构建新时代“和合”外交思想。[18]

① 本文文献检索除了以“习近平思想”为篇名的学术论文，还包括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治国理政、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五）习近平的文化强国战略

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提出文化强国建设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成为学界关注和探讨的重要议题。张国祚系统分析了习近平文化强国战略的大思路，主要包括“凝魂聚气”（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固本培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措并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清醒坚定”（把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19]张卫良、胡文根认为习近平提出一系列文化强国新战略全面提升了治国理政的文化内涵，并从文化维度论的视角梳理出习近平文化强国战略的四个维度，分别是文以化人（新战略下的人本回归）、文以发声（新战略下的话语重塑）、文以惠民（新战略下的公共服务）、文以兴业（新战略下的产业增益）。[20]孙绍勇、陈锡喜以意識形态为切入点分析习近平文化强国战略思想的意识形态逻辑理路，认为习近平始终把意识形态摆在文化强国建设的突出位置，具体逻辑理路体现在文化强国定力的涵养须借助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文化强国动力的增强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创造力，文化强国魅力的彰显则依托意识形态的传播力。[21]

（六）习近平的文化软实力思想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22]，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终究是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张国祚认为习近平非常重视文化软实力，并提出一系列思路方略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主要包括“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一项改革”（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四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种形象”（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树立四观”（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19]李艳艳认为习近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顺应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之举，并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纳入治国理政的实践方略之中，主要包括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着力点，以发展多种文化产权制度为保障，以完善民族文化本位的文化开放体系为突破口，以构建多方协调的文化调节机制为关键点。[23]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进展的大数据分析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虽只有短暂的数年时间，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谈锋所致触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要层面。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进展的大数据分析，探察研究现状、揭橥研究旨趣、评判研究得失，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提供经验借鉴和必要的启示。

（一）从成果数量和质量看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滞后于文化研究和习近平思想研究进程，而且成果呈现“质”与“量”不相符的现象。

首先，学术论文数量有限，研究结构亟待进一步优化。自2013年发表第1篇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论文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获得“井喷”式发展，可以说恪尽了研究者的本分和本事。然而略为遗憾的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论文数量占习近平思想研究的比重不大（历年发文数量见表1）。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13年以来“习近平思想”①

研究学术论文共计18591篇，而“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成果仅有483篇，占成果总量的238%。

其次，学术论文质量有限，核心期刊刊载率占比不高。核心期刊刊载率是研究进展及其成效的重要标识，对今后深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基于中国知网的数据检索，笔者统计出2013年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核心期刊成果152篇，占学术论文总量的315%（核心期刊刊载率见表2）。

表2数据显示，2013至2017年间，“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期刊论文呈逐年增长态势，核心期刊刊文数量也有所增加，但核心期刊刊载率却没有随之大幅上涨，而是起伏不定、波动较大。

再者，学术成果影响有限，下载数和引用率总体偏低。从下载数和引用率的数据统计来看（具体下载和引用数据见表3），“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成果中，下载次数在1000次以上的共67篇，占成果总量的139%；下载次数100次以内的共149篇，占成果总量的308%；引用次数在10次以上的共47篇，占成果总量的93%；引用次数为0的共256篇，占成果总量的53%。下载数和引用率统计表明，目前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不多。

（二）从研究内容和方法来看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的内容选题相对集中，研究方法较为传统，阻滞了习近平思想研究的规模拓展、优化提升。

1.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内容的统计分析。依托中国知网检索功能，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483篇学术论文的研究内容进行大数据统计分析，梳理出若干题名关键词及相对应的论文篇数（具体研究内容及篇数见表4）。

通过研究论文题名关键词及相应篇数的检索，可以大体厘清近年来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内容的基本样态。笔者对论文题名细化后发现，近年来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的内容选题相对集中，致使重复研究的现象较为普遍，理论创新、内容创新和实践创新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单薄。

2.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方法的梳理分析。目前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主要运用文献梳理法、经验总结法、定性分析法等，缺少实证分析、量化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研究方法运用情况见表5）。

表5数据表明，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方法较为传统，即仍以定性研究、经验总结、文献梳理等传统研究方法为主，案例分析、比较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迄今尚无定量实证分析方面的研究成果。

（三）从研究机构和人员来看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机构和人员略显不足，制约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对人力资源的需求。

第一，就研究机构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机构较为分散，广泛分布于国内各高等院校、党校系统、科研院所、政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根据中国知网检索，发表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论文7篇以上的机构有5个：中共中央党校发文最多，共有12篇；北京大学次之，计有11篇；东北师范大学8篇，西安交通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各7篇（“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论文数量排名前20位研究机构见表6）。

第二，从研究人员来说，当前专门从事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的人员较少，多数研究论文只是“应景”“试水”之作，后续力不强，成果增速乏力。笔者通过整理中国知网数据发现，2013至2017年期间，约429位学者（第一作者）发表483篇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论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3篇论文的研究者共有2位，占总数的047%；以第一作者发表2篇论文的研究者共有24位，占总数的56%；有403位研究者仅发表1篇论文，占总数的9393%（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者分布见表7）。

三、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的路径思考

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理论工作者要深入领会、科学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历史地位和实践要求，切实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根据近年来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的大数据分析，笔者认为，今后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需要从研究视阈、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队伍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助力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向纵深推进，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夯实理论根柢。

（一）拓展研究视阈，揭橥习近平文化思想整体样态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丰硕成果的取得无法掩盖研究存在的不足，那就是绝大多数学术成果局限于习近平文化思想文本的解讀、理论的诠释、价值的探讨和意义的阐发，而轻忽研究视阈的拓展。研究视阈的狭窄短期内或许没有问题，但长期来看势必阻滞研究的可持续性。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今后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需要积极拓展研究视阈，进而揭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整体样貌。（1）加强历史性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恰是这种发展过程，唯其如此，才能从更加宏阔的历史语境中审视和探察习近平文化思想全貌。（2）开展比较性研究。比较研究依托“可比”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历来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视阈。然而目前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却鲜有比较视阈的成果，此乃今后拓展研究需要着力关注和探讨的论域。（3）注重整体性研究。整体研究是一种对研究对象的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视阈，缺失整体的局部和零散研究可能以偏概全。鉴于整体研究的重要性，今后需要从整体视阈、全局角度对习近平文化思想予以全面探察，从根本上揭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整体样态。

（二）深化研究内容，挖掘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层意涵

近年来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的内容选题大体上涵盖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要层面，但对某些论域关注不够，比如习近平的廉政文化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高举反腐旗帜，大力整顿党风政风。习近平就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其中蕴含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新战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廉政思想体系。然而深入探讨习近平廉政文化思想的研究成果仅有1篇学术论文（孙立军《论习近平廉政文化建设思想》）。又如习近平的文化治理思想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存在成果少、深度浅的问题。今后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既要充分考虑到研究的全面性，也要清醒认识到研究的深邃性。在此，笔者就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内容提出两点浅薄之见：一是以既有研究为重要基础，深入挖掘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刻意蕴。如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文化自信”已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之显学，但它与“价值观自信”的逻辑关联却未得到系统述论。二是开辟新的研究疆域，将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文化思想纳入学理探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2013年8月19日）、文艺工作座谈会（2014年10月15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2016年5月17日）等一系列会议上就思想宣传、文艺创作和文化建设作了重要论述，凝练出极具现实指导性和实践应用性的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仍有许多新的研究疆域有待进一步开辟和研究。

（三）创新研究方法，丰富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手段

文献梳理、经验总结、定性研究、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等传统研究方法侧重于文本解构与阐释，有助于厘清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想渊源、理论品格、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理论贡献，但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价值、指导作用缺乏数据支撑和实证分析。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方法，就要从传统研究方法不足的地方着手，进一步丰富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手段，如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证量化研究。目前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证量化分析尚属空白，而倡导大数据方法正是鉴于大数据在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上的巨大优势及其应用前景。大数据之“大”，既在于它所彰显出来的大视野、大格局、大跨度的特征，又在于其数据量上的大，也指数据获取渠道多的特点[24]，因而能够展示传统研究无法呈现的超越时空的海量数据，由此得出的结论更具科学性、精准度，也更有说服力。就具体的操作而言，利用大数据思维和方法来获取干部、教师、医生、学生、农民、企事业职工以及新社会阶层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知认同的实时动态数据，并运用计算机智能算法对动态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可从海量、杂乱、多变的数据中探寻社会公众的文化心态、学习行为和认同状况。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大数据方法对技术应用有硬性要求，那么利用大数据开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离不开大数据技术人员的支持和参与。

（四）壮大研究队伍，顺应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需求

目前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人员严重不足，缺乏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稳定的研究团队，难以形成相应的学术共同体，由此造成研究“续航不足”、成果增速缓慢、成果质量不高。顺应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和研究需求，采取有效措施壮大研究队伍是必须面对的紧迫课题。对此，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应做好以下两点：一是成立研究机构。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还为成立习近平相关思想（包括文化思想）研究机构提供了巨大契机。如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会，上海海事大学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研究会，西北大学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研究中心等。二是组建研究团队。组建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团队，既要盘活、整合和优化现有人力资源，如党政宣教人员，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会员，高校学生辅导员、人文社会科学教师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等，也要进一步扩大增量，积极引导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加入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队伍之中。研究机构的成立和研究团队的组建，必将使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相对滞后的情势得以有效改观，创造与新时代同步的辉煌成就。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2）.

[2] 李国泉.习近平文化建设思想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5.

[3] 高长武.习近平文化建设思想的核心要义[J].东岳论丛，2017（4）：11-21.

[4] 王文慧.习近平文化建设思想的三个维度及其理论创新性[J].理论学刊，2017（4）：16-23.

[5] 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宗纲[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5）：52-56.

[6] 李燕，闫瑞.习近平文化建设思想的实践维度探析[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6（4）：39-43.

[7] 刘红.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J].理论与改革，2016（6）：32-36.

[8] 张新.习近平对毛泽东中国传统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J].思想理论教育，2017（1）：41-45.

[9] 胡剑.习近平文化发展思想及其制度价值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5（4）：190-194.

[10] 范希春.习近平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研究[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7（3）：4-12.

[11] 赵付科，孙道壮.习近平文化自信观论析[J].社会主义研究，2016（5）：9-15.

[12] 张克兵.习近平关于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力量源泉的三维审视[J].湖湘论坛，2017（1）：19-23.

[13] 吴桂韩.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深刻意蕴[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4）：5-11.

[14] 王资博.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三个维度[J].中华文化论坛，2016（11）：82-89.

[15] 李艳华.论习近平文化外交思想与实践[J].实事求是，2015（3）：21-23.

[16] 刘丽.论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的传统文化意蕴[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7（2）：84-88.

[17] 倪世雄.习近平“和合”外交思想[J].人民论坛，2015（19）：36-39.

[18] 王红英.传统文化与习近平“和合”外交思想[J].人民论坛，2016（2）：172-174.

[19] 张国祚.习近平文化强国战略大思路[J].人民论坛，2014（25）：72-75.

[20] 张卫良，胡文根.习近平文化强国新战略的四个维度[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7-12.

[21] 孙绍勇，陈锡喜.习近平文化强国战略的意识形态逻輯分析[J].思想教育研究，2017（6）：33-37.

[22] 錢文忠.文化软实力是核心，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N].人民日报，2014-03-17（22）.

[23] 李艳艳.习近平文化软实力思想探微[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3）：30-33.

[24] 陈云松，严飞，张翼.“大数据”的文化建设战略价值：案例和实践[J].学术论坛，2016（6）：89-96.

责任编辑：陈可阔

Reflection on the Big Data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ZHOU Liangfa， ZHU Yan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Key words：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research progress； big data analysis

作者：周良发 朱燕

文化体制改革思路探讨论文 篇2：

靖西旧州绣球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再生产路径研究

摘 要：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人们对传统手工艺的传承缺乏重视，过于追逐经济效益，使靖西旧州绣球的民族手工艺传承面临工艺纯度下降的困境。本文运用文化再生产理论，探讨旧州绣球的多元文化传承路径，是优化平衡旧州绣球商业效益和工艺纯度的一个研究方向。

关键词：旧州绣球；文化符号；文化再生产；靖西

基金项目：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202010604129）。
一、旧州绣球的历史及其价值

（一）旧州绣球的发展与起源

广西壮族的绣球可以分为桂南、桂北两大派系，都以仿柑橘或柚子造型为主。桂北绣球以桂林为主，桂南绣球则以旧州绣球最为出名。旧州，一个位于中越边境约15千米的边陲古镇，古称那签、顺安峒、归顺旧州，全村均为壮族。宋人周去非在《岭南外答》中曾记载：“上已日（三月三），男女聚会，各为行列，以五色结为球，歌而抛之，谓之飞驼。男女目成，则女受驼而男婚已定”[1]。由此可知，壮族人民制作绣球历史悠久，早期绣球则是壮族人民的一种定情信物，而旧州因绣球制作技艺精巧独特，被誉为“广西绣球之上品”。

绣球的刺绣技法最初停留在平面表现上，注重色彩的搭配和线条的节奏，后来经过民间艺人对绣球进行创造性的改良，采用复线的方式将堆绣技术融入绣球，绣球所描绘的形象更为生动、更富表现力，堪称绣球中的极品。

（二）绣球的价值

经过历史的锤炼与发展，旧州绣球所蕴含的不仅是民族精神，还包含着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得丰富的绣球价值。其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价值

绣球的十二个球面绣满象征祈福纳祥的各式图案，体现壮族的文化价值和信仰观念。绣球文化构成了壮族民俗文化的“活博物馆”，上到起源下到发展，这一整段壮族发展的历史都可以通过绣球这一介质探寻出来，可以说，绣球在研究壮族文明上发挥着巨大作用。

2.经济价值

旧州政府利用旧州“中国绣球之乡”的名气，同时结合当地特有的民族风情，打造特色民族旅游项目，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赏，带动了当地的住宿业、餐饮业、旅游业等联动发展。

3.艺术价值

绣球上的图案十分讲究，其主要以植物纹为主，其中花卉纹样是被运用最多的。除了植物纹，还有动物纹样，如象征幸福婚姻的喜鹊、龙凤图样，因为产卵多而被作为多子多福的金鱼等，都在描绘着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寄托与热爱。绣球的球形给人一种圆润、可爱的感觉，加上艳丽的图案，大胆的配色，精致的刺绣，形成一种壮族独有艺术美感。

4.促进民族团结

“三月三”这个在壮族地区普遍流传的娱乐项目，因其广泛的参与性和掌握的简单性，使得抛绣球活动成了联系壮族人民的精神纽带，构建了全壮族人民的文化认同桥梁，维护了民族团结和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二、旧州绣球手工艺传承与发展存在的问题

旧州绣球文化作为壮族民间文化的代表符号之一，学者对于绣球文化的变迁与传承已有诸多研究成果。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在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实地考察、深度采访，分析目前旧州绣球手工艺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地考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实地观察基础设施建设；对游客进行问卷调查；与相关人士进行访谈了解。目前，旧州绣球手工艺传承与发展存在以下问题。

（一）缺乏完善的保护机制

绣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在当地人的意识中正慢慢淡化。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仅有23.4%的游客表示对旧州绣球特色文化有过一定的了解，这从侧面说明了旧州绣球产业发展面临知名度不高以及对绣球缺乏完善的保护机制等问题。绣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然而地方政府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资源牟取经济利益的过程中难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二）缺乏壮族文化符号的深刻提炼

绣球是壮族的文化象征，也是少数民族手工艺品的瑰宝之一，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色彩。文化再生产过程中，重点就是结合本身已有的文化特色，打破固有的印象，让传统文化发展出新风貌。关于符号绑定，如说到螺蛳粉，人们都会想到柳州，这就是一种文化符号的绑定，而旧州绣球正缺少这一种文化符号的绑定。一位旧州村民说“旧州绣球在我的认识里，绣球象征着和平与幸福，还有人们美好的爱情”。在旧州地区之外，人们缺乏将绣球文化与旧州结合起来的文化符号意识，这也成为阻碍旧州绣球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城市化进程挤压了旧州绣球工艺的生存空间，导致技艺传承人转行或断层

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民众对于慢节奏手工生产活动失去耐性。据黄阿婆说：“以前的时候，做绣球的人很多，但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越来越少的人去接触绣球”。一方面由于时间、效率、人工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纯手工制作绣球发展渐缓接近停滞乃至倒退。同时，新时代年轻人也倾向于走上新的发展道路。加上老一辈手艺人的退休，这也令绣球传承出现逐渐边缘化发展状态。但另一方面，在关于对游客的调查“在具有充裕时间的情况下，是否有意愿体验制作绣球”这一问题上，有94.68%的游客给出了愿意的反馈，这说明舊州绣球文化并不缺少实际意义上的吸引力，而是缺少一个能够发挥自己吸引力的舞台。

（四）旧州绣球技艺传承过程中追求利益与保障荣誉之间的失衡

旧州绣球在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符号，其本身蕴含着壮族特色的文化内涵。同时，绣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往往是不可缺少甚至是对旧州绣球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然而，在旧州绣球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一方面为了提高产量，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省略掉一些细节，因此，这样的绣球在消费者印象中大打则扣。另一方面，从旧州绣球手艺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看，互惠互利是维持发展的客观基础，绣球作为互惠互利的中介，如果一直生存在资本力量之下，其所蕴含的旧州壮族人的文化价值、信仰观念等民族文化特质未得到充分体现，只会让其“所承载的民族文化特质在民族文化资本化的过程中逐渐弱化甚至陷入趋于丧失的危险境地”[2]。

基于以上提到的问题，为实现旧州绣球产业的文化再生产，如何深化绣球文化内涵则为关键的一点。绣球作为壮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一面（抛绣球）与男女传情、定情信物的一面存在着一定的认知差距，抛绣球文化来源于古代冷兵器“飞坨”，并在距今两千多年的宁明县花山壁画上有所记载。而定情信物文化则来源于宋代诗人杜甫《溪蛮取笑》中记载“土俗岁节日，野外男女分两朋，各以五色彩囊豆栗，来往抛接，名飞坨”[3]。在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因此，绣球的这两面拥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旅游体验基础，在实现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要拓展旧州绣球这两个文化基础的体感项目，调整旧州绣球仅仅作为旅游纪念品的单一定位。
三、旧州绣球手工艺的再生产路径的具体思路

（一）利用信息技术带动当地手工艺品市场的发展

1.运用信息技术留存制作绣球手工艺的珍贵资料

目前，人们对绣球手工艺知之甚少，甚至是完全不知道，再加上互联网上保存的关于旧州绣球手工艺的影像资料较少。出现此种状况的原因，除了保护绣球手工艺不外传之外，更多的是旧州当地旅游资源开发的程度较低，绣球等传统手工艺市场发展缓慢等[4]。随着“中华巧女”黄肖琴年事已高，绣球手工艺传承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所以对绣球手工艺的影像和文字资料的留存迫在眉睫，也是传承旧州绣球文化的途径。

2.巧妙运用信息技术对旧州绣球文化进行宣传

互联网信息技术能有效解决旧州绣球知名度较低问题。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网络宣传是一条快捷、有效、创新、低成本宣传绣球的一种方式，也是带动绣球等手工艺品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手段。其中，网络直播是近几年带货售货的一种新营销手段。“直播+绣球”是一种新趋势，将网络直播与绣球销售相结合，是开辟绣球等手工艺市场的新销售途径和新需求，能够开辟旧州绣球市场新的销售途径和吸引潜在客户，提高旧州知名度，加深人们对绣球的了解，联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新方式。

（二）打造旧州绣球的壮族文化品牌和符号

旧州绣球文化是一种文化资本，要将其转为经济资本进行传承与发展。首先，要挖掘和凝练旧州绣球的壮族文化精神，打造旧州绣球壮族文化品牌。制作旧州绣球从选材、图案元素以及技艺，每一步都体现了壮族的文化特色，使绣球成为具有壮族特色文化的“活博物馆”。“绣球”最初的寓意为吉祥和生育兴旺，是男女传情示爱的物品，发展到今天，绣球不再局限于男女定情，还增添了祝福、吉祥、友情、沟通以及和谐等新寓意，更为形象地体现壮族人民热情好客，祈求和平，团结互助的精神风貌[5]。就像“刘三姐”是壮族山歌文化的代表人物，是壮族文化符号之一。“绣球”所拥有的文化底蕴，完全可以成为靖西壮族的文化品牌乃至文化符号。

其次，就是需要制定和落实有关靖西壮族绣球文化建设的发展规划。要从宏观角度进行科学规划和统筹安排，调动各方面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实施品牌创建工作。同时与旧州旅游业发展建设规划相结合，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帮助下，构建“互联网+旅游+直播带货”的宣传发展模式，提高绣球的知名度，共同打造绣球壮族文化符号，实现符号效应。在这一过程中，第一，需要政府承担建设壮族绣球品牌文化的重任。靖西壮族绣球文化是广西壮族文化的瑰宝和精华之一，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将靖西壮族绣球文化做成品牌。政府出面牵头，从资金预算、规划设计、市场开发、科研、技术人才引进和使用等环节，加强投入和指导，并提供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保障，做大做强靖西壮族绣球文化品牌[6]。第二，除了政府的积极支持外，还应运用市场机制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打造壮族绣球品牌文化。如何发动市场机制，一是充分发挥和尊重壮族群众在壮族文化创造和传承的主体地位。二是积极培育健康的文化市场运作机制，鼓励个人、企业、社会团体以及国际机构参与品牌文化的建设。三是打造“靖西绣球文化节”。品牌文化可以是单项文化活动，也可以是系列文化活动，要下大力气精心打造“靖西绣球文化节”，突出该文化节的壮族特色特点。一年四季都有文化活动，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上给人们以持续不断的强烈冲击和震撼。

最后，要利用绣球品牌将靖西分散的壮族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形成富有西南壮族特色的民族文化体系。而要整合靖西的壮族文化资源，就要突出绣球的壮族文化特色，聚集各方人才，共同打造壮族绣球文化品牌。

（三）培养绣球手工艺传承人

逐渐消失的旧州绣球傳承人是旧州绣球传承与发展存在的困境之一，因此培养绣球手工艺传承人迫在眉睫。培养绣球手工艺传承人首要任务是编撰绣球手工技艺的书籍，取得绣球手工艺传承人的信任和教授许可。其次，将绣球工艺带入校园，即“非遗进校园”，激发青少年学生对制作绣球的兴趣，给绣球手工艺传承事业注入新鲜力量，将代表壮族民间工艺品之一的绣球制作技术或绣球文化资源融入学校教育当中。

（四）建立优质绣球保护机制

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相结合实现绣球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政府推动官方品牌建立，树立品牌效应，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做旧州绣球行业的发展标杆，以优顶劣，淘汰市场中的劣质产品。同时制定市场标准，成立相关产品的质量监察机构以此来维护市场秩序。虽然前期经费开支方面较大，但对旧州绣球销售行业的口碑积累有着重大意义。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众对于手工艺品的需求有更高的质量要求，利用市场的高要求反作用于绣球手工制作者，制作精美漂亮、高质量、凝聚制作者情感的有“温度”的绣球，从而增强绣球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实现其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
四、结语

在旧州绣球传承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曾出现中断的情况。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绣球再次面临着传承与发展的难题。旧州绣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文化资源转为经济资源的过程中，需要民众、政府、市场、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将旧州绣球在保护、传承和发展的路途上发展出更强烈的情感依恋和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 周去非.岭南代答（卷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7.

[2] 郭悦.分离还是统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工艺品——以靖西绣球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09（4）：197-203.

[3] 刘赞.论靖西绣球在壮族民艺中的文化传承和价值发展[J].西部皮革，2019（14）：127.

[4] 邱云生.民间工艺美术品产业发展及对策探讨[J].经济体制改革，2010（4）：178-181.

[5] 吕屏.从旧州绣球产业的发展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本转换[J].桂海论丛，2007（5）：83-85.

[6] 文静.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市场的思考[J].中国商论，2018（3）：48-49.

作者：韦彩娜 滕上群 谢高宇 农晓婷 甘志珍 常莹

文化体制改革思路探讨论文 篇3：

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思考

摘 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着重探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出背景、概念和特点，分析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对策。

关键词：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策略探讨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部署。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基础性工程，建立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认识

（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出的背景

近年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公民文化权益成为热门话题，这和几个重要的历史因素是分不开的。

第一，社会转型。现在社会正由非常态化向常态化转变，随着市民社会、民间社会成长，是否具有发达的公共文化生活成为市民社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这对政府执政能力、执政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二，社会转型带来文化观念的变化。建国以来对文化观念认识经历了几次比较重要的转变。从新中国成立后到70年代末，文化基本上被等同于政治，牢牢地掌握在政府手中；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文化是被当做事业对待，靠钱来养活，是政府办文化；从十六届五中全会开始，正式提出文化也具有产品的属性，在这种理念基础之上，政府文化部门和直属文化事业单位，近年来积极推行文化体制改革，努力促成文化体制变化，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经营的文化体制架构。第三，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人民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在计划经济时代，文化产品主要是为了服务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而产生的，文化产品由国家的文化部门、文化产业单位提供。随着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越来越高涨、越来越多样化，由单一的主体来提供文化产品的方式便越来越难以满足当前社会的文化需求。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坚持政府主导，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优惠的公共文化服务，进一步明确了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全会《决定》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了专门部署，提出了文化事业全面繁荣，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奋斗目标。

（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概念及特点

公共文化服务是指以政府部门为主的公共部门提供的、以公共财政作为支撑、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公民的基本文化需求为目的，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设施、产品与服务的制度和系统的总称，主要具有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特点[1]。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

1.政府是第一责任人，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提供的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目的的文化服务。目前在我国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机构有群艺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美术馆、博物馆、文化广场、文化中心，以及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点等。

2.核心目标是保护、维护好公民的文化权利。文化建设的根在人民群众，惠及到每一个人。凡依法享受文化权利的公民都有权利接受公共文化服务。

3.公共文化权利主要包括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科技进步、参与文化生活、接受教育培训、文化创意等多种权利。也可归结为享受文化成果、参与文化活动、开展文化创造、文化成果受保护四个方面。

（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内容

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能满足不同社会群体基本文化需求的种类齐全、服务质量稳定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二是合理的文化政策法规，科学的公共文化服务管制体系；三是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主体；四是合理的公共资源配置，包括公共财政、土地、城市空间、人力资源等诸多方面的合理配置；五是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

二、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观念问题

由于GDP在不少地方政府仍被视做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文化常沦为经济的附庸，直接造成文化建设“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遇到困难就不要”的局面。一些文化活动场所闲置或被“占用”的现象较为普遍，服务设施更新慢，利用率低，很难满足人民的需求[2]。

（二）投入结构问题

多年来，文化事业经费一直在财政总支出的0.3%-0.4%之间徘徊，仅相当于教育的1/30，卫生的1/13，科技的1/9。不仅量上不足，结构上也欠优：优势资源越来越向东部和向城市集中。城市内部的发展也不均衡，优势资源只向少数的公益性文化结构集中。

（三）内容问题

目前优质公共文化产品少、普及性差，主要表现为：首先，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总规模严重不足。基层文化建设重硬件、轻软件，重建设、轻管理等现象比较突出，“空壳化”现象严重，文化设施和资源被挪用、挤占和闲置问题突出。其次，东部与西部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公共文化服务与发展差距十分突出，不仅是文化资源拥有量上的差距，更有质的不同。省内同样存在着文化发展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优势资源向城市聚集，投入过多地集中在标志性文化设施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不同地域人们之间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第三，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品种过于单一。以官僚制为主要架构的现代政府只能标准化地提供品种单一的公共文化产品，与公民日益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形成亟待解决的矛盾[3]。

（四）保障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文化领域缺乏刚性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尚不健全，中央和地方在文化建设上的事权划分不够明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多头管理、条块分割，多部门各自为政，管理中错位、越位、缺位同时存在。文化服务经费、设施被“占用”、“挪用”的现象屡禁不止。

（五）人才问题

基层文化单位缺乏稳定的专业化队伍，乡镇文化站无编制、无人员、无经费等现象较为严重；乡镇文化专干不专职、不专业、不专心等现象也十分突出。人员年龄偏大，知识结构陈旧，观念相对落后，能力素质难以适应新时期基层文化建设的开展；培训机构不健全、培训经费匮乏，难以保证队伍素质的提高。

三、构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策略探讨

（一）建立健全公共财政资金保障长效机制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投入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瓶颈，严重弱化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能力。因此，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首先要持续提高文化投入的财政预算。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财政对公共文化事业的投入应逐年增加并不断扩大覆盖范围，确保对公共文化建设的投入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时，要加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力度，提高现有资源利用率，防止出现资源闲置现象。其次要在政府资金投入中引入竞争机制。对重要公共文化产品、重大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公益性文化活动，可以实行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助资、贷款贴息等，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增强服务效益。还应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事业。完善投融资管理体制，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公益性文化领域。建立激励机制，吸引和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公共文化实体、建设公共文化设施、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支持和促进各种所有制的公益性文化单位的发展[4]。

（二）改革运行机制，激发活力

文化的最终发展离不开制度保障。要确保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不断进行制度机制的创新和完善。为此，一要转变观念，变自上而下的供给为自下而上的建构，政府要主动给文艺团体“断奶”，让其通过与群众的沟通和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激发自身民间文化创造的活力。二要强化考评机制，将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让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参与考评，将考评结果与管理人员的工资和晋升挂钩，以保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各项目标任务的充分实现。三是创新供给主体，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来，形成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多元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三）整合人才资源，加强队伍建设

要树立人才第一的观念，努力建设一支适应新形势下文化发展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要切实抓好人才的培养、培训和交流，通过各种交流和选拔方式，使人尽其才。关键是要建立起完善的文化队伍育人、选人、用人机制，同时在解决人才短缺问题上创新思路，积极探索新途径[5]。比如，向社会公开招聘各类文艺专才；鼓励应届文艺类大学毕业生在基层服务；鼓励民间成立各种形式的业余文艺团队，积极发展文化志愿者和文化义工队伍等。要重点抓好基层文化管理队伍建设，积极探索建立新的用人机制和管理办法，解决乡镇（街道）文化站人员老化、素质不高、队伍不稳、精力不够等问题；把文化站人员的工资待遇纳入乡镇（街道）财政预算，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四）创新公共文化服务形式，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一是整合优势资源，推广能够反映时代主题、传承历史文化的文艺精品，推动精品艺术创作的生产。二是广泛深入开展文化惠民工程。继续实施国有公共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的制度；鼓励、推动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的文化设施向社会免费或优惠开放；向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城市低收入者以及进城务工人员等特殊社会群体，提供各种形式的流动文化服务。三是把送文化下乡活动做“实”。通过设置“文化菜单”，不断优化文化服务质量，让农民自主选择文化活动内容，满足农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四是加强政府对特色文化节目的供给力度，以满足人们对文化产品欣赏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李媛媛.推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J].光明日报，2011- 12-05.

[2]许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问题与出路[J].唯实，2010，(7)：86-87.

[3]刘日.政府职能定位与履行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0，(1)：12-17.

[4]焦德武，陈琳．财政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99-103．

[5]王列生，郭全中，肖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作者：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