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

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

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 篇1

对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

摘要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与发达的国家的农业经济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在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时期，如何解决好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是实现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对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着力点。

关键词：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 三农问题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时拉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农村进行的改革率先取得突破，推动了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改革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就目前而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坚持农业为战略基础地位不动摇，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必须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1.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和趋势

1.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阶段

我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阶段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到1984年，主要以调整国家经济政策，改革农村经营管理体制为主线。对原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及与其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这个阶段废除了公有制为主题的人民公社制度，打破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定了农民的的市场主题地位，保障了农民的自主经营权，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得到了极大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1979-1984年，农业出现了持续6年的超常规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76%，大大高于1952年至1978年间的27%的年均增长速度。1978年至1984年，农民人均货币纯收入年均递增近百分之十五。这两项都是建国以来增长最快的。农村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少部分人开始走向富裕。

在这一阶段，农村经济改革首先由贫困的地区发起的，然后向全国推广，带动我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1.2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阶段

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到1992年初南方谈话，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的重点是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发展乡镇企业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1.2.1对农产品流通体制进行改革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获得极大提高，而收购价格和统销价格却维持不变，政府的财政补贴负担迅速加重，1984年农业历史性大丰收导致了全国性的“卖粮难”，政府陷入买不起、存不下、调不出、卖不动的境地，从而倒逼改革流通体制。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在长期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适应我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需要推进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1985年开始国家决定加快流通体制改革步伐。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1号文件规定，“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即我们熟知的对农产品流通实行“双规制”。对农产品实施“双规制”是农村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转折点。一方面通过市场调节的农副产品继续大力发展；另一方面实行合同定制和市场收购的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却未取得预期效果出现了产量下降。

1.2.2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继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壮举。80年代中期农业获得高速发展之后，在支持发展多种经营、多种经济形式的过程中，农民个体、联户办企业悄然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1984年乡镇企业数为607万个，从业人数达5208万人，总收入达1268亿元，到1988年末，企业个数达1888万个，乡镇企业数年均增长52.8%，从业人数达9545万人，年均增长20.8%，总收入达4232亿元，年均增长58.4%。

实践证明通过乡镇企业解决了我国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增加了农民收入和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不可以替代的作用。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区域经济建设相结合是我国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

1.2.3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

在努力发展农业经济的同时，对三大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在国家制定一系列鼓励农村发展第二、三产业的政策之后，农村第二、三产业出现了快速的发展势头。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鼓励和支持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逐渐形成了合理的产业结构，使农村经济得以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到80年代中后期，农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得到明显改善。据统计，1980年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的份额为68.86%，非农业份额为31.14%。到1992年农业份额下降为35.79%，非农业份额上升到64.21%。从事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由1978年的6.8%，增加到1992年的22%，1992年农村个体工商业登记户数、从业人数，分别由1981年的96.1万和121.9万增加为1057.35万户和1727.54万，增长了十几倍。同时农村私营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到1992年农村私营企业户数为7.36万户，从业人数为134.06万人。

1.3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三阶段

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 篇2

虽然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 但是它仍然存在许多重大的缺陷。第一, 命令经济的一些重要遗产仍然有待消除。例如, 在农民只拥有有限产权的土地承包制下, 土地产权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国有经济的过大份额和国有企业在一些重要行业仍然占有垄断地位, 妨碍市场的平等竞争, 抑制民间创新能力的发挥;第二, 要素市场的形成严重滞后, 大部分要素价格仍然由行政机关规定, 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第三, 各级行政机关拥有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 对于市场活动的干预所在多有;第四, 虽然中共中央在1997年以后再次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等要求, 但政治改革的滞后, 法治建设缓慢的情况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这使迅速发展的市场失去了其他制度的支撑, 难于有效地运行并引致种种社会问题。

把以上缺陷集中到一点, 就是国家和国有部门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了过多、过重的角色。经济体制的双重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两头冒尖”的社会状况, 并且还存在着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于是, 近年来就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 例如, 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 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 腐败被抑制, 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又如, 当世纪之交包括大量“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实现“放小”改制, 促成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大发展, 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时, 虽然出现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为, 满意的声音仍然占压倒优势。

反之, 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 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 或者改革遭到扭曲, 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时, 就会造成腐败活动猖獗, 贫富差别过分扩大的态势, 引起大众的不满。

中国改革从一开始, 就采取了一种不是整体变革, 而是在维持原有主体经济不做根本性变动的条件下, 在国有经济以外推进的增量改革战略。这种做法能够较好地保持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增长, 但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 行政权力干预交易活动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而在确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时,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又有不同的理解。相当多的人把东亚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 中国在世纪之交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系, 就带有浓厚的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色彩。正像布坎南 (J.Buchanan) 等主编的《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中所指出, 重商主义社会乃是一个腐败的寻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 腐败行为必然出现在有寻租条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 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 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 或者是确立宪政, 限制行政权力, 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 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 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 的穷途。在这种情势下, 坚持建立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人们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 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而某些能够从寻租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以免自己的寻租和设租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宏观调控”等名义扩大权力的干预, 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空间, 使自己能够攫取更多的财富。

除了国有部门的改革推进乏力之外, 21世纪之初还出现了各级政府利用自己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大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利用对工程立项、市场准入、资金投放等权力徇私舞弊。所有这些, 都使能够接近权力的贪官污吏、“红顶商人”获得暴利。

改革的挑战

以上这类“改革”引起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这就是: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持续, 使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 内外经济失衡加剧, 金融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另外, 寻租基础扩大, 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 威胁社会安定。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在宏观经济上造成的不良后果, 首先表现为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这些年来中国的投资率不断攀升, 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50%, 大大高于多数国家20%左右的水平。即使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战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时期, 其投资率也远没有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例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其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峰值也从未超过GDP的34%。在我国投资率畸高的同时, 居民消费的比重却已下降到GDP的35%以下, 仅为一般国家的一半左右。这种状况在近期内会造成最终消费不足, 劳动者生活提高缓慢, 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从中长期看, 投资效率下降, 银行体系中潜在不良资产增加, 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等, 蕴藏着银行系统的系统性风险。

第二, 上述体制缺陷在社会政治层面导致的消极后果。

由于寻租规模的扩大, 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根据1989年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 我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 年绝对额高达4～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量, 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995年, 当时在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工作的李强教授发表了他们的抽样调查, 表明1994年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3的高水平, 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接着, 社科院经济所的赵人伟、李实教授也发表了类似的报告。他们的这些研究非常有意义, 可惜当时只在学界引起了一些反响, 而没有引起高层领导的注意 (只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 国家统计局才第一次公布了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 , 自然也就没有认真地研究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并提出对应措施。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在列出的127个国家中, 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 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 后者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 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以上事实说明,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病和偏差, 从根本上说, 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 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 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 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扩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 在于推进改革, 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宣传说, 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 而市场化改革也正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我国收入差距过大, 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了社会注意的。问题的焦点在于, 中国社会中的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何在, 解决这一问题的着力点又应当在哪里。旧路线的捍卫者断言, 这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 因此, 他们主张把矛头对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等和中等以上收入的人们, 以便拉平他们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则认为, 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 也就是由于各级政府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 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能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根据这种分析, 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 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 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当然, 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 由于人们的能力有大小, 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我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 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对于这种结果不平等, 也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补救。但最重要的补救办法, 应当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 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原来那套只覆盖国有部门的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很不完善。像公费医疗体系, 只覆盖国营企业和党政机关, 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 普通工人、特别是农民却缺医少药。改革开放以后, 这一套体系完全无法运转了。因此, 1993年的改革方案里对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出了框架性的设计。回过头去看, 这一设计是基本正确和大体可行的。如果能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完善, 完全有可能为我国居民编织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安全网。可是14年过去了, 由于某些主管机关出于自身的工作方便和部门利益的考虑, 采取消极的态度, 使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方案由于其中一个“老大难”问题, 即国有企业老职工“空账户”的补偿问题未获解决而不能实现。

总之, 正确的收入分配政策只能是中共“十六大”所说, “取缔非法收入”, “合理调节少数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采取平均主义的办法“劫富济贫”, 只能退回到曾经造成千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的“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去。

让历史照亮未来

30年的历程告诉我们, 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才是顺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

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 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应当在以下方面积极推进:

首先, 要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 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近30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 正是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结出的丰硕果实。

为了保证思想解放运动取得成功, 需要营造自由和务实的讨论氛围, 提倡具有不同观点的人们理性思考, 相互切磋, 良性互动。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

其次, 在经济改革的实际推进上, 需要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 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 农民的土地、宅基地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 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 需要加以解决。

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 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 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 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大企业垄断的情况, 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 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顽疾并未得到根除。各类掌握权力和信息的权贵分子猖狂进行犯罪活动, 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 大发横财。因此, 必须端正思路, 摒弃行政干预市场的错误做法, 加强合规性监管, 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 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 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 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 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根据过去30年的经验, 改革能否顺利推进, 症结在于政府自身。计划经济是由一个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 直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所控制和操持的。由于改革涉及到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 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 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 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 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 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 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 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 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 篇3

关键词：苏东剧变；古巴；经济建设；经济改革

中图分类号：C633.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7-0045-02

古巴经济长期维持以蔗糖生产为主的单一经济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与东欧停止对古巴援助，改变与古贸易方式后，古巴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加大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力度，更加剧了古巴的经济困难,使古巴陷入了巨大的经济困境。为应对严峻形势，解决和改善人民的迫切生活问题，恢复经济增长，古巴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了长时期的经济探索和改革历程：

一、苏东剧变后，应对经济困难时期（1990—1996年，“古共四大”）

1990年9月，古巴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为应对“特殊困难时期”的严重情况，1991年10月古巴共产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同时强调要合理使用土地，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发展牧业、养殖业,以解决食品供应等问题。“四大”以后，古巴开始逐步探索经济改革之路,并最终取得了良好成效。

1990—1993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5%，预算赤字居高不下，对外贸易严重滑坡。在此情况下，1993年古政府着手进行改革，如：将国营农场或企业转变为规模较小、具有合作社性质的“生产合作基础组织”；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将合资企业确定为一种经济所有制形式；宣布私人持有美元合法化，允许个人拥有外汇和个体经营部分服务行业，使古巴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取消国家的外贸垄断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扩大个体经济等。

1994年，古巴政府推出重新开放农贸自由市场，在自由市场上，个体农民、合作社农民在完成上缴国家的任务后，都可以出售自己多余的粮食和其他产品，从而缓解了食品供应困难的严峻形势；设立工业产品和小商品市场；向外资开放全国生产部门等一系列改革开放新举措。

1995年9月5日，古颁布了第77号法——《外国投资法》，放宽了外国投资条件。该法不仅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司法保障，也有利于加强古巴同外国企业界、金融界的联系，促使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5%。

1996年古巴推出新的经济措施包括：增加个体户税收；公布《自由区和工业园区法》，在减免税和金融劳务管理上给予外商优惠；起征个人外汇收入所得税，进一步完善税制；扩大社会保险。同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农业增长17.3%、工业增长7.8%、发电增长5%、财政赤字降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

二、深化政策调整,经济逐渐恢复时期（1997—2007年，“古共五大”）

1997年10月,古巴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坚持一党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同时，首次提出把经济工作放在优先地位，出台了许多新的指导方针。包括：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继续采取措施稳步推进经济改革,并尽可能减少由此带来的社会代价；坚决抗击美国的经济战略及其意识形态攻势等。会上，古共第一书记菲德尔·卡斯特罗指出,“经济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特殊时期,在对古巴强化封锁的情况下,经济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五大”以后,古巴的经济调整不断深化，继续推出一些新的改革措施：

1997年,古巴成立了新的中央银行,这标志着经济重组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在政策方面,古巴将会计体系的全面检查与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改革相结合，以解决长期存在的逃税、盗窃和轻度腐败问题,此外也是为了提高财政分配效率。之后，古巴经济呈现出很大的活力,经济结构显著改观,财政状况得到良好改善,国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

1998年，古巴启动国有企业改革，政府颁布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第187号法令，开始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方面的系统改革。并且政府加大征税力度，明确优惠项，增加税收种类。除此之外，还新成立了四家银行。

1999年，古政府成立货币政策委员会，国企改革不断深入化。从1996年至2000年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4.7%。

2001年，政府将一部分效率低的糖厂关停并转让后，为解决职工下岗问题，积极推出充分就业计划。此时社会上多数企业已经进入自我评估阶段。

2003年下半年起，卡斯特罗多次发表讲话，批评经济改革带来的很多扭曲和失误，针对产生的许多与革命原则不相容的现象，又进行了一次纠偏。这样古巴的社会风气才有了好转，到2005年经济增长达11.8％。

自2006年8月卡斯特罗因病住院以来，劳尔把发展经济视为当务之急。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措施，其中包括：为吸引外国游客而降低机场的停机费和加油费；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大幅度提高牛奶和牛肉的收购价格；偿还政府应该向农民支付的各种款项；禁止警察对私人出租车采取过急的限制行为；修改海关的有关规定，允许古巴人从海外亲戚那里获得电子产品和汽车零部件，等等。

多年来的经济调整使古巴已逐步摆脱了巨大的灾难。宏观经济明显好转，社会政治较为稳定，人民的基本生活也得到了保障。有人认为,古巴经济的逐步恢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经济奇迹”，它不仅经受住了苏联东欧剧变的严峻考验，而且也经受住了美国封锁和侵略的考验，更重要的是向世界展示了一种能力:它能够直面人类历史上最强大国家的敌视和侵略，战胜严峻的危机；古巴在没有世界银行提供贷款，没有别国“援助”的情况下,在一个民众广泛拥护支持的制度和政府领导下，古巴大大提高了社会发展水平。

三、当前古巴经济建设和巩固发展时期（2008年至今，“古共六大”）

（一）劳尔·卡斯特罗新领导班子加强经济改革

2006年7月，古巴革命领导人、国家元首菲德尔·卡斯特罗因病不能继续任职。党和国家的领导重任就落到了时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的劳尔·卡斯特罗肩上。

从2008年开始，劳尔·卡斯特罗出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之后，不负众望，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将政府工作重点放在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上。

2009年，古巴政府采取允许农民承包闲置土地的做法。在所承包的土地中，76.4％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有的用于粮食或蔬菜种植，有的用于畜牧业发展。同时，还约有12.8万份承包土地申请有待审批。

自古巴政府2010年9月公布鼓励私营经济发展措施以来，先前受严格限制的个体餐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餐馆、咖啡厅、快餐厅点缀古巴大街小巷，也为国家经济带来勃勃生机，打破50年不变的“铁饭碗”。很多古巴民众认为，发展个体经济将提高劳动者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加更多税收，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是劳尔上台以来动作最大的一次改革，在古巴社会产生了极大反响。

虽然自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并采取了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后，一时间，古巴普通百姓一成不变的生活秩序改变了，整个国家出现了新面貌，市场的供应情况也发生了变化，然而，这些具体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生活问题，贫困状况依然存在。古巴民众普遍认为，改革措施固然好，但仍没有根本改善人们的生活。

（二）古共“六大”关于加强经济建设的决议

2011年4月，备受关注的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哈瓦那国际会议宫举行，经济改革成了这次大会的唯一议题。值得关注的是，古共“六大”通过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针》文件中规定，古巴经济模式将继续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所有制形式和“按能力和劳动”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为基础；古巴经济模式的最终目标是保证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发展、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诚如劳尔在闭幕词中所强调的改革的目的是要实现古巴经济模式的现代化，巩固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那样，这一文件为古巴未来的经济改革道路指明了方向。

尽管这份文件中的开放私营部门、实现企业自主等不少措施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有些“似曾相识”，但古巴的经济改革从根本上说绝非照搬中国模式，而是结合本国国情，在自我发展道路上的大胆尝试。“六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变革为工作重点的、经济模式将发生重大转变的新时期，必将对古巴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古巴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方面已取得进展，即踏上了一条在变革开放中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中，古巴将具体落实古共“六大”所提出的具体变革措施，不断“更新”古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这一进程将是渐进、稳步和谨慎的。由于国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决定了古巴的经济建设始终是一个充满变数、曲折前进的发展进程。古巴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前景乐观。

参考文献：

[1]李锦华.“芸豆比大炮更重要”——古巴狠抓经济建设的做法及成效[J].经济瞭望,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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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信行业的改革历程 篇4

在全球范围内，电信行业曾经长期是一个相对封闭和垄断的行业，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世界各国基本上都还实行政府垄断经营的模式，其共同的弊端是组织机构庞大、效率低下、业务单一，以及服务质量不高。从80年代中期开始，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引发了电信业的空前变革，政府垄断经营被打破，有些国家和地区逐步或部分地实行了电信民营化，开始开放电信市场。

与大多数国家一样，这时期中国的电信业也实行政企合一、垄断经营的体制。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国家采取政策扶持措施，努力提高邮电通信能力，以满足迅速增长的社会通信需求。我国电信行业在这种体制下连续十几年保持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电信史上的一个奇迹。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邮电部门独家垄断国内电信市场的局面开始转变。

近几年来，中国电信业的管理体制改革力度较大，在经历了1994年中国联通成立的垄断打破、1998年的邮电分营、1999年的移动和寻呼的剥离、2000年的政企分开之后，有着数十年垄断运营历史的中国电信行业，已逐步转变成为存在多个独立的市场主体的竞争性行业，踏上了市场化的新里程。

中国电信业10年变革的关键时刻：

1994年3月，国务院要求进一步改革邮电管理体制，将邮政总局、电信总局分别改为单独核算的企业局

1994年7月，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成立，这是中国电信史上的里程碑，对于打破垄断、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1997年1月，邮电部作出在全国实施邮电分营的决策 1998年3月，国务院决定组建信息产业部

1999年2月，国务院通过中国电信重组方案，中国移动集团、中国电信集团及中国卫通在2000年相继挂牌

1999年4月，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成立 2000年12月，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2002年5月16日，中国电信最终南北分拆方案确定：南方21个省（区、市）成为分拆后的中国电信集团；北方10个省（区、市）和中国网通、吉通重组为中国网通集团公司；新中国电信集团及中国网通集团正式挂牌成立 2003年6月，依据国务院36号令，吉通并入网通集团，这个一度在中国通信业内几经沉浮的名字正式消失了

2003年11月，网通国际公司挂牌，2004年1月9日，网通北方公司成立，1月15日，网通南方挂牌，网通重组加速

2004年1月10日，中国卫通与国信寻呼签订协议，6.77亿购联通国脉股份成最大股东，联通开始退出寻呼业

2004年1月29日，铁通公司由铁道部移交国资委，更名为“中国铁通”，作为国有独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运作

图1-1 中国电信10年变革图

国民经济“十一五”规划中有关信息产业的发展规划

随着国家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信息化建设越凸显其重要性，国家在国民经济“十一五”规划中就信息产业的发展规划做出了具体描述：

1、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电信普遍服务基金，加强农村信息网络建设，发展农村邮政和电信，基本实现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全面实施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

2、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提升电子信息制造业。根据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总体趋势，大力发展集成电路、软件和新型元器件等核心产业，重点培育光电通信、无线通信、高性能计算及网络设备等信息产业群，建设软件、微电子、光电子等产业基地，推动形成光电子产业链。开发信息产业关键技术，增强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延伸产业链。

3、积极推进信息化。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提高经济社会信息化水平，主要有：加快制造业信息化、深度开发信息资源、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强化信息安全保障。

中国人民银行改革的历程及成效 篇5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中央银行体制改革逐步深化，推动了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在广阔的范围、更为深入的层次上展开，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建立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体制石家庄市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央银行，人民币成为法定本位币。中国人民银行从成立之日起，就具有国家银行的特殊地位，承担着领导和管理全国金融业的重要职责。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吸收了苏联的计划经济经验并参照其经济发展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与此相适应，也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银行体制，全国实际上只有一家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并成为财政和计划的“记账和出纳”。l969年7月，人民银行总行与财政部合署办公。l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同年l月，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设，初步恢复了银行原有的功能，但人民银行仍然是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作用于一身。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思想的指导下，出现了金融机构多元化和金融业务多样化的局面，迫切需要加强金融业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协调。1982年7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l984年1月1日成立中国工商银行，经营原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的储蓄和工商信贷等商业银行业务，基本上实现了“政企分开”，初步确定了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改革和完善组织管理体制 中国人民银行历来按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的体制，同计划经济中按行政系统配置资源的制度有关。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按照当时的现实条件，中央银行按经济区域设立机构的设想一时难以实现，因此仍然按行政区划设置分支机构。1984年机构分设时，在县以上按行政区设置分支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一级分行，地(市)设二级分行，但许多县没有设县支行。1985年信贷失控后，为协调专业银行间的竞争，人民银行大量恢复县支行，到l986年，全国2017个县共设立县支行1863个；在省会城市，不但设省分行，还设市分行；同时，在地区所在地的县城，不仅设二级分行，还设县支行。

从1984年到l993年，中国人民银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开始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责，并且在几次克服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此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距离真正的中央银行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还办理一些政策性贷款业务，承担着相当数量的对非金融机构的贷款。金融监管工作比较薄弱，在金融宏观调控方面还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分支行的职能划分不清，授权关系不明，许多分支行被认为是地方政府管理金融的一个职能部门，向总行争信贷规模、争机构批设指标的现象相当普遍。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我国出现经济过热和金融秩序混乱，中国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两大职能都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原有体制缺陷明显暴露出来，明确中央银行职能已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1992年10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把监管证券市场业务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并移交给新成立的中国证监会。这次改革把中国人民银行监管范围从原来的无所不包缩减到仅对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进行监管，这对于中央银行加强宏观调控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是十分有益的。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提出，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利润留成制度，实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并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加强自身的内部管理和约束；取消了省分行的再贷款权和7%的信贷规模调剂权，使金融宏观调控的权力集中到人民银行总行。这些改革措施消除了人民银行追逐利润的动机，集中了总行的调控权，保证了货币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实施。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和金融体制改革方案均明确提出中国人民银行要积极创造条件跨行政区设置分支机构。l994年4月15日至4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派专人对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运作情况及联邦储备银行的职能进行了实地考察。通过这次考察，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明确了其主要任务是运用独立的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保持货币稳定，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保证健康的金融秩序，促进国民经济发展。1995年初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要按照履行职能的需要设置分支机构。l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方针，并把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列为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务。按照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的决定，1998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对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撤销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在全国设立了9个跨行政区划的分行。这一改革，突出了中央银行组织体系的垂直领导，强化了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l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专门行使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中国人民银行仍然保留对证券机构的监管权。l997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由证监会统一管理证券行业，中国人民银行不再行使对证券机构的监管权。1998年11月l8日中国保监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将对保险公司的监管权移交给中国保监会。这两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使中央银行能够更加集中精力加强宏观调控，强化对银行业以及除证券和保险之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此外，党中央还专门设立金融工委，对金融系统党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从我国实践来看，中央银行兼顾制定货币政策与监管银行有一定便利之处，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在很多情况下是一致和互相促进的，但在有些情况下，以上两个目标又不尽统一，甚至在短期内有所冲突；中央银行统管两者，不仅分散了精力，而且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为了完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体制，2003年4月设立了中国银监会，把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从中央银行独立出来。至此，我国最终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框架。2003年l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从法律上厘清了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职责。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将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调整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和提供金融服务三个方面，简单概括为“一个强化、一个转换和两个增加”。“一个强化”就是强化了中国人民银行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责；“一个转换”指由过去主要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直接监管的职能，转换为防范与化解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的职能，也就是维护金融稳定职能；“两个增加”是指增加反洗钱和管理信贷征信业两项职能。中国人民银行职能调整后，更加专注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金融服务得到进一步加强。

2005年8月，为更好地发挥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成立上海总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作为总行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总行的领导和授权下开展工作。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启动直属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强化了直属单位对中央银行履行职责的支持作用。建立和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 中央银行体制建立初期，人民银行主要运用再贷款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限额管理两大重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l994年以后，我国逐渐形成了以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介目标、货币政策工具构成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l99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制，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恢复和扩大公开市场业务，积极创新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实现了向间接调控为主转变。2003年4月，央行票据成为调控基础货币的新形式，人民银行采取市场化发行和定向发行央行票据相结合，建立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和约束机制。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作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从2007年1月4日开始正式运行，在市场化产品定价中得到较为广泛运用。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原则有序开展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简化利率管理、扩大利率浮动区间。改革再贴现利率形成机制，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

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出现了货币信贷增速明显，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物价上涨等值得重视的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牢固确立和认真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宏观经济政策更加注重“协调”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及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金融宏观政策，从1998年以来持续多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和2007年7月提出的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向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一是牢牢把握住货币信贷“闸门”，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加强货币信贷总量控制。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收回银行体系过多流动性。2003年4月至2008年5月，共发行央行票据15.5万亿元。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大力对冲流动性，抑制银行体系货币创造能力。2003年1月l5日至2008年6月25日，先后l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8.5个百分点，达到17.5%。从2004年起创新性地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旨在抑制资本充足率较低且资产质量较差的金融机构盲目扩张贷款，促进金融机构稳健经营。严格控制再贷款和再贴现规模，及时停止为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债务重组提供再贷款的融资安排。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扶持，增加支农再贷款，加强支农再贷款限额的地区调剂，将90%以上支农再贷款用于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同时，对农村信用社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二是适时微调各层次存贷款利率水平，充分发挥利率杠杆的调节作用。在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基础上，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上浮幅度扩大到基准利率的2.3倍；对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灵活运用利率杠杆，2004年至2007年，7次上调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共1.89个百分点，8次上调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共1.89个百分点。加强本外币利率政策的协调，根据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从2004年ll月18日起，6次小幅上调境内美元、港币小额存款利率，缩小本外币利差，减轻了结汇压力。三是加强政策引导和窗口指导，促进商业银行改善信贷结构。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从2003年开始及时出台政策调控房地产开发贷款、建筑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个人购房贷款，要求商业银行重点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购买住房的需要。2005年取消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优惠政策，引导商业银行对房价上涨过快地区的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20%提高到30%。2007年出台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的差别政策，提高第二套以上住房贷款的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督促金融机构贯彻落实“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调控政策，积极配合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对过热行业和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信贷投放，同时加大对中小企业、就业、助学、农民工和非公经济等薄弱环节和弱势群体的信贷支持，引导农村信用社扩大支农信贷投放。

在金融宏观调控措施的综合作用下，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势头有所缓解，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趋缓。

推进金融业改革和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全面发挥金融的服务和调控功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是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2003年开始，国务院先后对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动用国家外汇储备向四家银行注入资本金。四家银行股份制改造顺利完成并成功上市。按照“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总原则，稳步推进农业银行改革工作。根据“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原则对三家政策性银行进行改革。2006年底，农村信用社改革已在全国全面推开。人民银行负责设计和实施资金支持的正向激励机制，即按2002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50%，发放专项再贷款或专项中央银行票据帮助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化解历史包袱。截至2007年年末，中国人民银行累计对农村信用社发行专项票据l656亿元，发放专项借款12亿元；按贷款四级分类口径统计，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3%和11.2%，与2002年改革之初相比，分别下降28个百分点和提高20个百分点。积极推动新型农村金融发展。到2007年年末，五个省区已成立7家小额贷款公司。2003年，人民银行对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进行改革，调低邮政储蓄新增转存款利率，要求邮政储蓄机构将在中央银行老的转存款分五年逐步转出。2007年年末，邮政储蓄银行拥有36家省级分行、315家地市分行、2万余家支行以及1.6万家营业所，服务网络2／3以上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

二是推进外汇体制改革顺利实施。从1994年1月1日起，对外汇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l996年l2月1日，我国正式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2005年7月21日，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人民银行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大力推进外汇市场建设，为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供制度支持，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 篇6

摘要：党的委员会是由党的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的决议执行机构。党的委员会制度是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项基本制度。健全和完善党的委员会制度，使这一制度的功能得以切实有效地落实，始终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任务。健全和完善党的委员会制度，关键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党的全委会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完善党委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健全和完善党委票决制。

关键词：党委会制度;发展历程;改革思路

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中，党的委员会制度(以下简称党委会制度)是极其重要的一项基本制度。考察党委会制度的发展历程，分析这一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健全和完善党委会制度的思路，对于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党委会制度的发展历程

建党以来，党委会制度从创建到发展，历经曲折而不断走向完善。这一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1.从1921年到1949年：党委会制度的形成时期

1921年党的一大党纲第7条规定：“凡是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第9条规定：“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由委员会的委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1]这表明，党的一大党纲就已经初步规定了党委会制度。1922年，党的二大党章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区以及地方委员会的任期、职权等作了明确规定。二大党章第8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任期均半年。”第9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各种决议，审议及决定本党政策及一切进行方法;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上级机关决议并在其范围及权限以内审议及决定一切进行方法。”[2]这些规定在完善党委会制度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同二大党章一样，三大党章规定各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职务。1925年，四大党章修正案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一个地方有三个支部以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得派员至该地方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会由该会推举三人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3]同时还规定，中央、区以及地方委员会和支部，分别设立总书记和书记的职位。1927年，党的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的指导，从中央省委以至支部。”[4]同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第12条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5]并第一次对党的各级组织设立专章，分别有“党的中央机关”、“省的组织”、“市及县的组织”、“区的组织”、“党的支部”、“监察委员会”、“党团”等，使各级党委会的地位及职权更加明确。1928年，党的六大党章更为具体地规定了各级委员会的地位、职权和活动方式，使党委会制度更加完善。

1937年5月，刘少奇在延安举行的白区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党的集体领导，也只有在民主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只有广泛地吸收了全体同志的经验与好的意见，才算是真正的集体领导。党的民主集中制与个人负责是必须同时采用的。重要问题应该民主决定，但工作的执行则应个人负责。”[6]这对党委会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44年10月，刘少奇在延安为中央派往外地工作的干部作报告时指出：“我们党历来的制度是民主集中制，但是没有被尊重，没有被实行，有这方面的毛病。是不是还有另一方面的毛病呢?也有的，就是有些同志把党里面或群众团体里面、地方工作中间那一种工作方法带到军队里面来了，什么事情都要讨论，结果就把这个军队搞得吊儿郎当、没有纪律、没有制度。不过这方面的问题不严重、不普遍。普遍的是把军队的首长制搞到党里面来，在党里面运用军事工作的方法与首长制的方法。”[7]在这里，刘少奇指出，个人包办是党委会制度有效运作的最大威胁。1948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明确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8]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作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这个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邓小平后来指出：“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经验，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9]但这种集体领导制度在实际运作中，还是存在着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包办和个人专断的实质的现象。为此，毛泽东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论述了党委会的十二条工作方法，其中有七条是关于如何处理好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之间的关系，防止个人包办和个人专断，包括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等。然而，实践证明，仅靠讲究正确的工作方法，依然很难克服个人包办和个人专断的“顽症”。

2.从1949年到1978年：党委会制度的曲折发展时期

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组织建设中如何实现党委集体领导进行了许多思考。鉴于“高饶事件”，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求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强调党委集体领导，并不是要否定个人在集体领导中的作用，因为有了集体领导，而没有个人分工负责，那么集体领导所作出的正确决定就难以真正付诸实施。因此，毛泽东主张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指出：“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10]政治学研究但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潮的干扰，党委会制度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曲折。1958年1月，根据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与会者的发言，毛泽东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在草案中，毛泽东将党委会工作制度概括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八句话明确概括了党委的责任，即党委对大事作出决定，并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草案同时还提出：“是否事事都要问过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此后，“党委负责”、“书记挂帅”的原则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党政不分的一元化体制，直接反映出权力过分集中的事实：权力过于集中于各级党委，党委权力过于集中于几个书记，尤其是第一书记。党的领导已经蜕变为个人领导和个人专权。

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针对一些省委、地委、县委存在的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状况，毛泽东指出：“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毛泽东要求地方和基层领导回去后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尽管如此，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依然存在。正如后来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

3.从1978年到现在：党委会制度不断完善时期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第二部分，对党委会的集体领导制度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主要有：(1)强调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准则》规定：“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务的部署，干部的重要任免、调动和处理，群众利益方面的重要问题，以及上级领导机关规定应由党委集体决定的问题，应该根据情况分别提交党的委员会、常委会或书记处、党组集体讨论决定，而不得由个人专断。”(2)强调党委会内部成员的平等关系。《准则》规定：“在党委会内，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3)强调集体领导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准则》规定：“坚持集体领导，并不是降低和否定个人的作用，集体领导必须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要明确地规定每个领导成员所负的具体责任，做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专责，不要事无巨细统统拿到党委会上讨论。”《准则》还特别提到党委中书记的作用：“在分工负责中，书记或第一书记担负着组织党委的活动和处理日常工作的主要责任。不应借口集体领导而降低和抹杀书记或第一书记在党委会中的重要作用。”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强调坚持和完善党委会制度要从中央做起。主要包括：“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建立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则和生活会制度，使集体领导制度化，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

1996年4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本条例分总则、职责、组织原则、议事和决策、书记办公会、重大问题决策、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监督和处分以及附则等共七章内容，对地方党委如何实行集体领导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了比较全面的制度安排。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提出了集体领导的新原则，即“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并严格执行党委内部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保持协调高效运转，增强整体合力。”这对于进一步完善党委会制度、发挥党委会全体会议的作用、健全党委常委会的议事和决策机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党委会制度的改革思路

纵观党委会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党委会制度运行中存在着由来已久但又长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的两大顽症：一是家长制，个人专断;一是自由主义，各自为政。具体地说，党委会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党委全委会作用还不能充分发挥，二是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还不够健全，三是党委票决制还不太完善。改革党委会制度，最主要的是要加强制度建设，使党委会制度的运作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江泽民曾指出：“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机制，从制度体系上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执行。”

1.健全全委会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

党委会一般分为全委会和常委会，全委会在保障党委重大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中的作用不可低估。美国学者萨托利在论证决策民主时曾用了两个定理作为分析的前提：“定理1：一切团体或集体决策都有内部成本，即决策者本身付出的成本，这一般称为决策成本。定理2：一切影响到集体的决策都涉及到外部风险，即从外部接受决策的人遭遇的风险。”一般来说，决策者人数同决策成本成正比，同外部风险成反比。实践证明，党代会的决策，风险较小，但成本很大，而常委会甚至个人的决策，成本较小，但风险很大。因此，全委会的决策似乎成为最佳选择。从理论上说，常委会由全委会选举产生并对全委会负责，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全委会一年只召开一次或两次会议，党委的日常工作由常委会主持，常委会成员的“级别”又高于其他全委会成员，因而常常出现常委会代替甚至领导全委会的现象。健全全委会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全委会的作用，是健全党委会制度、扩大党内民主的关键。

健全全委会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健全定期召开全委会会议制度。目前，应适当增加全委会的会议次数。中央全委会每年可召开两次例会，省、直辖市全委会每年至少召开三次例会，市、县全委会每年至少召开四次例会。这样可以保证全委会及时对重大事务进行决策，否则，全委会的决策权就有可能流失到常委会。此外，应不断丰富全委会的会议内容。全委会会议的议题，既可以由常委会提出，也可以由委员、常委联名提出。全委会在对议题审议时，应增加询问、质询、批评、建议等内容，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听取和表态。二是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的制度。常委会由全委会选举产生，必然要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出现全委会对常委会监督不到位的问题，特别是在全委会闭会期间，其监督作用难以发挥。因此，应在全委会对常委会经常性监督上作出具体规定。除了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外，全委会还应每年定期对常委会进行考核，并对常委会成员进行民主测评，促使其更好地履行职责。

2.健全党委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

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方针，建立和完善党委会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一方面，党委会应结合实际对重大事项进行细化和量化。党章规定，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由党委会集体讨论并作出决定。哪些是需要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的重大问题，必须用成文法规形式具体明确，不能抽象笼统，这是党委领导的重要原则，也是健全和完善党委议事和决策机制的前提和基础。经中央政治局同意，尉健行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不准个人或少数人专断。”首次明确了党委集体讨论的重大问题主要是“三重一大”。2004年9月中央颁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规定，“重要问题主要是指：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事项;重大工作任务的部署;按干部管理规定应该由集体讨论决定的干部推荐、任免、调动和奖惩;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问题;发展新党员;上级党组织规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的其他问题。”虽然党内法规对重大问题有规定，但仍显宏观。地方党委应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实际，对重大问题进行细化和量化，而不能随机确定。另一方面，党委会议事必须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党委会议事规程大体可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确定例会议题和例会时间。党委会的会议议题除由常委会提出外，也可由全委会成员联名提出。可以按照全委会组成人员数，规定1/3以上委员联名提出的议题，即应列为全委会会议正式议题。如无特殊情况，不能更改议题，也不能提前或延迟例会会期。二是严格会议议程。应在会前五天将会议议题、议程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告知委员，以便让与会者有足够的时间了解议题、议程。会议召开要严格按照事先确定的议题和议程讨论问题，非特殊情况，不能临时动议。三是充分发扬民主。在议题讨论过程中，每个人在会上都有独立而充分的发言权。要让与会者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防止压制不同意见和曲意迎合主要领导意见这两种不良倾向。四是选择恰当的表决方式。党委会的表决一般分为口头表决、举手表决、记名投票表决和无记名投票表决四种方式。对重大问题的决定，可采用记名投票表决，以增强委员的责任感，真正做到集体决策、集体负责。而对于重要干部的推荐或任用，则应选择无记名投票表决，以利于委员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五是会议作出的决定应当当场宣读，并得到党委所有成员的坚决执行，任何人不得违反或改变。这些程序应当得到严格遵循，不能随意简化或颠倒。

3.建立健全党委票决制

党委票决制，是指党委会成员用投票的方式进行决策的制度。在党委会中，一人一票，每个票值相等。实行一人一票表决制，是由党委的集体领导性质决定的。党委会是由党代会选举产生的领导集体，其每个成员的权力来源相同，因此，他们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既然党委会的全体成员地位平等，那么对决策进行表决时，就应该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当前，党委票决制主要运用于重要干部的任用方面。2002年8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市(地)、县(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由上级党委常委会提名，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在全委会闭会期间，由党委常委会作出决定，但决定前应当征求全委会成员的意见。这一规定为票决制的推行奠定了基础。随后，不少地方党委开始了对拟任人选进行票决制的改革试点。根据各地推行党委票决制的实践经验，笔者以为，建立健全党委票决制，需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逐步扩大票决制的主体和客体范围。票决制的主体应当由目前的常委会扩大到全委会，票决制的客体应当由目前的重要干部任用扩大到包括“三重一大”的所有问题。二是不断完善票决制的环节。在投票表决前，应做到充分酝酿，如可增加决策议题的预告环节，以保证党委成员在正式表决前有足够思考准备的时间;在投票表决过程中，应做到充分讨论，并对票决过程进行全程如实记录;在票决结果出来后，应做到决议公示。三是探索实行差额票决制。为了提高票决质量，票决拟任人选或拟通过方案应当多元化，而不是单一化，从而使票决做到多中选优，而不是投信任票。四是加强票决制的配套制度建设。票决制不是党内民主的全部，需要同其他党内民主措施配套进行，比如党组织的考察、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工作业绩考核、民主评议等。

由上可见，当前党委会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将决策权从常委会转移到全委会，使全委会的功能提升为决策机关，使常委会的功能主要定位为行政机关，从而实现党内执行权与决策权在一定范围内的适当分解。当然，作为发展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政治设计，党委会制度改革还需要经过反复实践并加以理论总结。

注释：

[1][2][3][5 《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从一大——十六大)》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第6页，第21页，第26页。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页。

[6]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页。

[7]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386页。

[8]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0—1341页。

[9]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30页。

[1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392页。

[11][12][1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第355页，第356页。

[14]《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4、295、310页。

[15][1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329页，第341页。

[1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7—419页。

[18]《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

[19]《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271页。

[20][22]《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第288页。

[21][25]《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293页。

[23][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

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 篇7

———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程的历史回顾与阶段总结

摘要: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同时也是党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必须面对和回答的基本问题之一。而要弄清楚这一重要的基本问题, 就必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规律

中图分类号:F045.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 (2008) 10-028-03

自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便在中华大地上波澜壮阔地建设着。紧紧围绕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 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摸索新道路、探究新规律, 最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更鲜明地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任务要求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同时也是党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必须面对和回答的基本问题之一。而要弄清楚这一重要的基本的问题, 就必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一、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求的市场经济

第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 更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党的十五大曾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重大课题做了鲜明的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 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之后,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站在历史的高度又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刻,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深刻而生动地探索并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和“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群众性“社会公德模

范”、“职业道德标兵”、“家庭美德榜样”等竞赛活动, 弘扬正气, 营造凝心聚力、干事创业的社会环境。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 探索建立新形势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行的管理体制, 规范文化市场管理, 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和文化产业

●连恩德

认识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程的历史回顾过程中,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从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开始, 一直到党的十七大再次突出强调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摸索与探究始终都是紧紧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鲜明的特征来展开的。实践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主题突出、特色鲜明, 不断持续稳定地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第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以最终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不是不切实际大搞平均主义的单一经济, 更不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造成贫富悬殊的两极经济。在中国, 要解决约占世界人口总数1/4的人口的温饱问题, 本身就是一项艰巨无比的历史任务。而在全社会温饱问题得以彻底解决的基础上, 要再使广大人民过上小康水平的生活, 最终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 更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更不是我们所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要消灭贫穷。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各项事业逐步走上了科学发展的健康轨道。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不断摸索与探究的过程中, 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继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 打破平均主义, 实行多劳多得, 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 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对分配制度改革课题继续不断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党的十七大在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同时, 也进一步对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行分配制度改革做了更为具体而深刻的论述:“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 调节过高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 强化税收调节, 打破经营垄断, 创造机会公平, 整顿分配秩序, 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

改革开放, 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以来, 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进行摸索与探究,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以最终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为目的的, 历程艰辛、目标伟大, 我们必须自觉维护、积极支持并倍加珍惜。

第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高效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不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更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市场经济。传统的观念认为, 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 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对于如何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一困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大难题,

发展。以活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为目标, 积极组织开展“三节”文化活动以及“群星风采”广场文化活动。合理优化配置文化资源, 加快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切实挖掘阳泉作为“中共创建第一城”的丰富内涵, 开发好百团大战纪念碑 (馆) 、药林寺八路军制药厂、盂县彭真渠等红色旅游资源, 积极开展国情和市情教育, 凝

聚人心, 鼓舞斗志, 激发人民群众热爱阳泉、建设阳泉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为实现“两先”目标, 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提供强大的动力和精神支撑。

(作者为中共阳泉市委常委、秘书长山西阳泉045000)

(责编:伟平) 邓小平同志曾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 “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 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1985年, 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92年春, 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 针对当时中国的发展现状, 又做了精辟的阐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1992年发表的南方重要谈话, 解放了长期以来一直禁锢着人们头脑的保守片面的社会意识形态思想, 使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本质问题有了突破性的认识。谈话中对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及“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所做的精辟阐述, 既继承了前人, 又突破了常规,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 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 从而把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事业推向了更高、更广、更深的历史阶段。

当前, 我国完全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充分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把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 也已经相当有效地解决了因市场自发调节所产生的市场盲目的无政府状态的问题, 并已经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持续稳定中不断得到科学发展。

二、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要求的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有机统一的市场经济, 不是贪婪榨取上的垄断经济。一种健康的市场经济, 必定是一种完善的法治经济, 同时也是一种公平的竞争经济。我们所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有机统一的市场经济, 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经济、竞争经济。纵观古今中外的经济发展历史, 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以下结论:市场经济只有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才能确保其在一定的规章制度下有条不紊地发展;市场经济只有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运行, 才能确保其在一定的良好环境中健康稳定地发展。实践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不是贪婪榨取上的垄断经济。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要发展和完善法治经济、竞争经济, 制定和完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经济法律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与其相应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其中, 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法律部门的出现, 可以说是这一成就的重要体现。经济法在起到修正市场缺陷并补充市场不足的作用的同时, 还起到了限制政府权力边界的作用, 因此, 经济法既是“补缺”之法, 又是“控权”之法。!"我们不仅要学习经济法, 而且还要善于运用经济法来更好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及1993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 国家紧紧围绕推进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 有财政税收方面的, 也有金融证券方面的, 有市场竞争方面的, 也有环境保护方面的, 内容丰富、应有尽有。这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经济、竞争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可以预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特别是经济法律体系强而有力的保障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将迎来更加强劲、更加迅猛、更加健康的科学发展。

三、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要求的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机结合的市场经济, 不是赤裸裸的金钱至上的资本经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曾深刻地指出, “经济体制的改革, 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 而且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党的十五大也突出强调“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 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 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六大更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继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要“着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为改革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在我国改革发展到了关键阶段的历史时期, 党带领人民继续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召开了举世瞩目的十七大, 对如何发展和繁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了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规划。反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 虽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在一定历史阶段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积极作用, 但从本质意义上来看,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时也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至上的资本经济, 其与思想腐朽、道德败坏、享乐主义盛行的堕落文化杂糅在一起, 共同构成并支撑着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

回顾党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 并从以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历程所进行的分析总结中, 我们不难发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从一开始起, 就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机结合在一起而不断发展并逐步得到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确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朝着又好又快的方向稳步前进。

四、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中国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的市场经济

纵观20世纪的复杂态势, 一个个生动的历史史实阐释着这么一个道理:经济与社会, 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发展前途命运的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 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一个社会, 如果常常处于矛盾激化、冲突频繁的状态, 必然要导致其经济的动荡;而反过来, 其动荡的经济, 也将必然会加速这个社会的矛盾不断激化、冲突更加频繁, 乃至最终走向崩溃。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就曾语重心长地特别强调“要坚持两手抓, 一手抓改革开放, 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赶上亚洲‘四小龙’, 不仅经济要上去, 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 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 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与社会关系问题的这些精辟论述, 为我们如何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紧密融合起来指明了方向。新时期新阶段,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对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何更好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以期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又进一步做出了重要的战略部署。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紧密融合的市场经济, 是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和谐经济, 它不是矛盾激化、冲突频繁的动荡经济, 更不是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私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也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时代在发展, 社会在进步, 观念在更新, 实践在深入。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在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怎样的社会主义经济”以及“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重大基本问题的不断探究与不断回答中, 逐步找到了一条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符合广大人民发展期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路, 并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成绩面前, 倍受鼓舞;成绩面前, 倍思进取。我们在努力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 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 并充分利用这些规律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建设的伟大实践, 不断努力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新模式、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新渠道、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新层次、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新局面。要继续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有机地统一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来,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 推动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注释: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2007.10.15%&’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1997.9.12)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1992.10.12

+,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11.14

-.朱崇实.经济法 (第三版)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年7月第3版

/0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12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2002.11.8

345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10.14

678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即“南方谈话”) .

(作者单位:漳州师范学院政法系

福建漳州363000) (责编:若佳)

摘要:由于个人所得税税收的信息不对称, 尤其是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税务机关与税务人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给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带来很大的危害。有必要在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基础上,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利用一系列的信号显示机制和激励与惩罚机制, 有效地减少纳税人的逆向选择和税务人员的道德风险, 最终有助于节约征纳成本, 提高个人所得税税收的征管效益, 实现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与经济的同步增长, 建设税收法治。

关键词: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信号显示机制激励与惩罚机制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 (2008) 10-030-03

2007年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约7%, 尽管目前相对比例偏低, 但是每年都以48%的速度增长, 已成为我国税收收入的重要增长点;而且发展中国家平均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额比重水平为10%~20%, 反映出我国个人所得税偷漏税现象十分严重。据专家估计, 我国每年税金流失金额至少在1000亿元以上, 导致个人所得税收入的主要负担者是工薪阶层, 很多高收入阶层、新生贵族阶层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反而较少, 个人所得税没有体现社会公平, 也没有真正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而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在于, 目前个人所得税征管的体制存在着诸多问题, 例如, 金融信息体系没有建立、个人收入状况监控机制的不完善;税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缺乏实质性的配合, 经济、社会信息不能实现共享;不但纳税人的信息资料不能跨征管区域顺利传递, 甚至同一级税务部门内部之间的信息传递也会受阻;征管信息数据不准确, 而且时效性差。因此, 有必要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以保证个人所得收入信息有效收集, 使税务部门准确判断税收信息真伪, 提高征管效率。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本内容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由乔治·阿克尔洛夫等人提出的, 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市场中参与者一方拥有而另一方并不拥有或拥有信息比较少, 而导致的信息资源占有量的差别, 也就存在信息失真的可能性。9:

1. 除了信息使用人不直接参与信息产生

过程是产生信息不对称的根本原因不可避免, 信息产生过程自身的一些特征也是产生信息不对称的原因, 即: (1) 个人收入、家庭存款等信息是由非公共产品生成的私有信息, 具有私有性、隐蔽性, 一般不予披露;而且在交易中自己拥有的信息越多对自己越有利, 信息的优势方为了得到最大的经济利益就会隐藏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 构成对于信息的垄断。国家即使花费很大的信息成本才有可能获取这部分信息或根本得不到。 (2) 由于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与征收机关, 税收管理各级机关之间关系呈现层级性, 对于纳税人信息, 纳税人与税务管理机关之间形成不同层级的信息不对称, 它为“下欺上、下瞒上”创造了机会。 (3) 信息都有生成过程性, 经过加工整理的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许多人为的分类、判断、估算, 极大地影响了其可靠性。 (4) 由于信息传递都要经历从生成、传递、汇总到披露的过程, 最终到使用部门时传递滞后性就变得不可避免。缩短信息加工与信息使用之间的时间差十分必要。信息技术越先进, 时间差越短, 信息传递越及时, 对决策者做出正确决策也就越有帮助。

2. 每个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面对政府的

信息管制, 各自心态和行为是有区别的, 所以信息披露动机也是产生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优势企业往往为了展示企业的良好形象以利于自身的发展的动机, 而自愿借机多披露部分信息;而劣势企业的思维定式则为了赢得新机的动机, 不愿披露信息, 甚至采取一些手段对信息进行加工、修饰来欺骗公众, 有意制造信息不对称。

3. 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采用不同的信息

加工技术方面, 造成信息内容的详细和粗略、获取的及时和滞后、质量的好与坏、内部使用和外部使用等方面差别, 也会导致信息不对称。;<

这种对个人所得和所得扣缴信息占有的不对称状况导致在交易完成前后分别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严重降低了经济管理效率。

二、信息不对称对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的不利影响

1.信息不对称引起纳税人的逆向选择。逆向选择指的是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参与交易的一方可能隐藏自己的私有信息, 反而借着提供不真实的信息以求增加自己的福利, 但是这种行为却损害另一方的利益。=>由于税务机关在纳税人私有信息的掌握上处于“信息劣势”, 易发生漏征或未能发现纳税人违法的现象, 此时纳税人违反税法的成本极少甚至为零, 而收益却较大, 纳税人因此获得正收益。纳税人成功隐匿的信息或提供的不实信息越多, 他对税务机关的“信息优势”也就越大, 获得的收益也就越多, 这会进一步激励纳税人隐匿更多的纳税信息甚至向税务机关提供虚假信息, 以获取更大利益, 形成恶性循环。这对守法经营、依法纳税的纳税人来说, 显然是不公平的。一方面, 他们在市场竞争中会受到损害, 另一方面, 更严重的是他们自身也是理性的“经济人”, 也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结果自然也会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来牟取利益。如果把合法经营, 照章纳税的纳税人称为“良企”, 反之则称为“劣企”, 这时则会在纳税人中间产生“劣企驱逐良企”的现象, 并伴之纳税人整体质量的下降和诚信纳税人的减少, 这就是信息不对称引起纳税人的逆向选择。并且, 如果税务机关掌握的信息越少, “信息劣势”就越明显, 若又未能建立运作良好的信息显示和甄别机制, 则“劣企”在税收上获得的利益越大, 退出“良企”的纳税人就越多, 结果纳税人中剩下来的都是“劣企”。?@

2.信息不对称引起税务征管人员的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指的是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参与交易的一方在双方契约签订后才会做出某种选择, 一旦契约中所包含的刺激设计不佳或是没有考虑到信息不足的缺陷, 极可能会引起一方浑水摸鱼, 致使另一方权益受损。一方面, 税务机关对企业纳税状况及能力的了解更多取决于税务征管人员的效用函数;另一方面, 税务机关也不可能详细了解每个税务征管人员的收入、家庭状况、工作能力等情况, 无法像他本人一样了解自己所采取的行动, 并且没有使其无可辩驳的证据, 加上纳税人缺乏揭发

信息不对称理论在个人所得税征收中的应用

●金邦庆刘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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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同时也是党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必须面对和回答的基本问题之一。而要弄清楚这一重要的基本问题, 就必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规律

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2007.10.15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1997.9.12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1992.10.12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11.14.

朱崇实.经济法 (第三版)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年7月第3版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10.20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2002.11.8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10.14

我国房产税改革的历程与思考 篇8

关键词：房产税改革；历程；建议

一、我国房地产税改革历程

谈到房产税改革，就不得不先了解我国房产税改革的历史进程，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国房产税改革经历了一个艰苦曲折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1月颁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其中把房产税列为全国开征的一个独立税种。1951年8月，政务院又公布了《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将房产税和地产税合并为一个税种，定名为城市房地产税，并规定只在核准的城市范围内征收。直到1984年改革工商税制，国家决定恢复征收房地产税，将房地产税分为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两个税种。1986年9月15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同年10月1日起施行，适用于国内单位和个人。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条件成熟时可以取消不动产的相关收费，改为对不动产征收统一的物业税。这一决议是我国首次提到对自住房进行征税。2006年，物业税进行了虚拟意义上的资金循环，由房产部门、财政部等联合参与，对物业进行评估和税收统计，即物业税的空转。2007年，国家税务总局在发布《2007年全国税收工作要点》中提到继续推进物业税空转试点，至此已有北京、江苏、深圳、天津、安徽等十个省市进行了物业税空转。2009年1月1日起，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组织以及外籍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缴纳房产税，1951年9月的《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彻底结束了我国内外两套税制的历史。2011年，我国在沪、渝两地对自住房房产税进行了改革。2012年底，住建部部长姜伟新申明将继续研究自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并加速城镇居民住房信息系统的建设。2013年5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扩大房产税改革试点。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把房产税立法提上了日程。2014年5月，国土资源部在地籍管理司加挂不动产登记局，为自住房房产税改革的推进提供后备信息支持。2014年11月12日国务院公布《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2015年8月，房地产税纳入了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16年1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正式发布实施，为房产税的全面施行提供了前提技术条件。然而，改革意味着机遇与风险并存，房产税改革亦是面临着未知的风险与阻碍，需要社会各界积极配合以顺利进行。

二、对我国房产税改革的建议

目前我国房产税改革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但其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如税基过窄、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而对房产税改革造成阻碍、财政透明度偏低，房产税征收的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等等。为了促进房产税改革顺利进展，以发挥房产税的重要作用，即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筹集公共资金；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调节房地产市场需求与供给，引导投资行为。针对以上房产税改革的阻碍，提出以下建议，以期为房产税改革能够顺利进行。

（一）适当扩宽房产税税基

从现行房产税法律制度以及沪渝两地房产税改革试点看，我目前的房产税税基有以下特点：一是免税范围偏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除了将公共用房纳入免税范围外，还将占据全社会房产主体的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纳入免税范围之内，由此缩小了税基；二是沪渝两地作为改革试点虽将征税范围扩大到自住房，但税基仍然过窄，上海侧重对增量房征税，重庆偏重对存量、增量独栋别墅以及新购高档商品房征税。在房产税改革中应该逐步扩宽税基，其做法有：一、适时将自住房纳入征税范围以减小免税范围；二、将征税范围延伸至存量房。

（二）加快改革土地出让制度

现行土地出让制度采取土地批租的方式，向土地受让人一次性收取高额的土地租金，将可以分阶段支付的租金一次性收取。高额的土地出让金是开发商的成本，并包含在房价之中，因此抬高了房价。此外，丰厚的土地出让金地方财政的重要资金来源，地方政府也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现行的土地批租制度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可以把资质弱、开发能力比较低的开发商摒除在外，因此不适宜全盘否定。本文建议实行混合的土地出让制度，即先一次性征收部分土地出让金，相当于设置了一个门槛，然后在以后的商品住宅土地使用权期间逐年征收剩余的土地出让金。这样既不会对地方财政收入造成太大不利影响，又能给地方带来持续、稳定的收入。

（三）提高政府财政透明度

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提高不仅是为了助力房产税改革，较高的财政透明度既能向政策决定者提供高效的财政信息以减少决策失误，又能向公民传递“征税为民”的信号，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提高公民的纳税积极性。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方面改善：一、适时颁布关于财政信息公开的法律规范，统一财政公开途径、范围、内容等标准。二、加大财政透明度在地方政府绩效考评中的权重。把财政透明度的考评结果与官员的绩效考评结合起来，激励官员提高地方财政透明度。三、加大社会宣传，提高公民对于财政的关注度和监督意识，利用外部监督促进财政信息公开工作的持续、稳定、高效运作。

（四）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首先，针对目前产权制度不统一的现状，可以通过细化征税制度来解决，即针对小产权房、房改房、集资房、经济适用房等不同产权状况制定不同的房产税征收制度。其次，针对当前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困局，一是应该注重多部门之间的合作，加快建设税务部门与住建部、公安部、房管局等的信息共享机制；二是进一步细化房产的相关信息，比如登记房产的容积率、房产的产权属性、评估价值的组成、权利限制等。最后，建立健全住房评估机制。有以下几点建议：一是通过立法，制定在全国适用的规范，统一评估标准；二是针对目前我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允许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权限，根据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各自具体的评估细则，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兼顾效率和公平；三是由税务部门以外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承担独立评估工作，以避免税务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保证评估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

三、结语

任何改革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一帆风顺，改革的路上必定困难重重，但我们要坚信改革定能取得成功。房产税改革的长期效果有待时间来告诉我们答案，还有漫长的工作需要开展，重要的是，房产税立法和改革必须坚持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充分体现对公平、民主和效率的追求，舍此无他。（作者单位：重庆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税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2]卢晓中.房地产业[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11

[3]畅军锋.房产税试点以来对房价影响之实证分析与探讨[J].经济体制改革，2013（5）：153-157

[4]喻景忠，杨蔚.我国房产税改革的困局与思路[J].当代经济，2011年3月（下）：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