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改革教育教学论文

2022-04-22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摘要:政法类高校金融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聚焦于打造能够从事法与金融关联业务、具备较强知识能力、实践能力、协作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队伍,这与CDIO工程教育理念强调的全过程能力养成目标具有高度契合性。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金融学改革教育教学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金融学改革教育教学论文 篇1:

“课证融通”的有效性及应用于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可行性探究

摘 要:本文基于“课证融通”产生的背景及有效性,探讨其在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中应用的可行性。在深入剖析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目标及重要举措的基础上,从机制层面上分析,“课证融通”是产学研、产教融合的结果,也可以反过来深化产学研、产教融合的效果;从操作层面上分析,课程体系重构与考核方式多元化为“课证融通”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与抓手。鉴于此,“课证融通”培养模式有助于推动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解决长期以来金融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提高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

关键词:课程建设;专业建设;学历教育;职业资格认证

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中将“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职业生涯发展需求”作为深化高校供给侧改革的首要目标,着力提高课程体系的实践性和职业导向性。“课证融通”将职业资格证书有效融入本科教育教学中,使学生兼具专业理论素养和职业实操能力,有效适应了教学改革的目标,对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业作为知识密集型和应用实践型行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更高要求。学生既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又要有熟练的实操能力。高质量的职业证书能有效提高金融行业毕业生的竞争力,正受到越来越多大学生的重视。随着国际金融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校只有重视对人才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培养,才能满足市场需求。本文基于文献综述的视角,对“课证融通”的产生背景进行分析,在梳理和总结其有效性的基础上,探究“课证融通”在金融学专业教学改革中的可行性。

一、“课证融通”产生的背景

目前学界对“课证融通”的内涵已基本达成共识。“课”与“证”均有两层含义。广义上,“课”表示专业人才培养,“证”表示职业岗位要求;狭义上,“课”表示具体专业课程,“证”表示具体职业资格 [1]。所谓“课证融通”,是指以市场所需的职业资格证书为导向,以实现毕业生充分、有效就业为目标,把职业证书所要求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及职业素养等贯穿于专业课程教学中,并且将职业技能鉴定融入课程结业考试 [2-5]。

“课证融通”产生于高等职业教育,本质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职业岗位要求相融合、职业资格证书的“职业标准”与职业教育的“课程标准”相协调 [6-8]。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政策正围绕“职业路径”进行重组,企业对于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职业准入制度的确立以及教育理念的改革与转型促成了“课证融通”培养模式的产生与发展。

(一)技能型人才培养需求

所谓“技能型人才”,要求学生既要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又要具备丰富的实践应用技能 [9-10]。高等教育体系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社会需求与高校培养方式的错位导致技能型人才的供给与需求存在数量性短缺和结构性矛盾,毕业生冗余与人才短缺现象同时存在 [11-13]。隨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迫切需要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确立

职业资格证书是市场经济体制下配置和评价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手段,是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的制度保障 [14]。近年来,高校流行“考证热”,学生纷纷加入“考证大军”,以期提高其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国内外研究也证实了职业资格证书对劳动者就业质量以及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15-17]。但是,当前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也存在证书多头认证、社会认可度低,学生证书量多质差,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考核重复等问题 [18-20],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职业资格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增加了人才培养的成本。

(三)“能力本位”理念的推行

“能力本位”理念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教师教育改革,伴随“社会效率论”的提出,适用范围逐渐扩展到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体现了社会需求的变化,反映了人发展的本质规律,即知识-素质-能力的演变 [21-22]。新时代背景下,伴随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的转型发展,“能力本位”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时代内涵。构建以“能力本位”为逻辑引领的育人体系需要兼具“按需设计”的培养目标,“能力”贯穿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多元化的能力评价考核标准 [23]。

二、“课证融通”有效性分析

(一)职业教育有效性

高职院校在“课证融通”培养模式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章安平和方华(2008)、郑美花(2013)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课证融通”的培养模式下,课程考试通过率和考证通过率均显著提高 [24-25]。陈育俭(2017)发现将考证纳入课程考核体系,可以避免证书学习与课程学习的时间冲突,更多学生在有机会考证的同时也提高了课程学习的积极性 [26]。杜怡萍等(2019)、徐平利等(2019)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研究结果表明“课证融通”的人才培养模式使很多学生在校期间就能通过华为HCIE顶级认证,数量居全国之首 [12,27]。此外,通过企业端调研发现,“课证融通”模式下的毕业生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均明显优于同期入职的毕业生,就业薪酬更高,毕业生对自己的工作岗位、薪酬和发展前景满意度也更高 [5]。

(二)学历教育有效性

“课证融通”虽然起源于高职教育,但是在本科教学改革的推动下,正逐步扩展到学历教育中。部分高校已将职业化培养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在此基础上开设了针对国际职业资格认证的实验班,通过“课证融通”的培养方式实现高素质、国际化、应用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刘骅和张维(2013)、田高良等(2014)针对国际化职业资格认证(如ACCA、CFA和CIMA等)的研究发现,“课证融通”的培养模式在本科教学中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学生综合素质、英语水平和适应国际化能力显著提高 [28-29]。在课程学习方面,郭江华等(2019)发现“课证融通”迎合了更多学生的需求,课堂抬头率显著提高,课程通过率明显要高于同类班级 [30]。在国际化职业资格考试方面,“课证融通”模式下的学生本科阶段ACCA和CIMA的考试通过比率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31]。“课证融通”对于师资队伍国际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促进教师教学、科研和实践能力的有机融合 [32]。

三、“课证融通”在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中的可行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正加快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国际交流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质的金融专业人才成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将“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职业生涯发展需求”作为深化高校供给侧改革的目标,要求着力提高课程体系的实践性和职业导向性。本文基于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目标及金融学专业的现实需求,从机制与操作层面阐释了“课证融通”的可行性。

(一)机制层面的可行性分析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将“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结合”作为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产学研、产教融合顺应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通过加强学校与企业、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可以同时满足学生的知识诉求和职业需求,有利于促进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对接 [33-34]。“课证融通”以“培养高质量人才”为核心,抓住“课堂教学”与“职业认证”两个关键点,实现人才供给与需求的互联互通 [12]。因此,“课证融通”既是产学研、产教融合的结果,也可以反过来进一步深化产学研、产教融合的效果。

(二)操作层面的可行性分析

在操作层面上,“课证融通”主要包括课程体系或培养体系的建构以及考核机制的设计。首先,郭江华等归纳总结了部分院校课程教学体系重构的具体路径 [30]。在课程教学体系重构中实现“课证融通”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是,以职业资格标准和资格证书要求的必备知识为主线,设置与职业资格考试相对应的专业课程,形成多个不同技能及相关知识的模块 [2,34];二是,通过将课程与考试对接,以职业资格考试用书为主要教材,进行操作技能性练习和实训 [36]。

其次,课程考核是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是检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人才培养目标的多元化要求建立知识、能力和素质多元化的综合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37]。“课证融通”的培养模式提供了多方位、多渠道的考核办法,丰富了课程考核形式。目前主要有三种形式:(1)以职业资格认证考试代替课程考试,学生在完成专业核心课程后,参加与该课程相关的职业资格认证考试,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作为课程考核标准 [35];(2)由传统的“平时考核+期末考核”转变成“企业考核+过程考核+综合考核”的多样化评价,实现过程与结果考核相结合、校内与企业考核相结合,校内考试与职业考证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 [24,38];(3)构建流动式课程考核机制,即学生完成阶段性课程学习后,进行总结性课程考核,毕业前进行综合课程学习考评 [39]。多维度考核方法不仅能够多方位的实现教学目标,也能够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实践能力,使学生真正实现学以致用 [40]。

四、结论

本文系統梳理了“课证融通”的产生背景,并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从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两个方面阐释了“课证融通”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以金融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为背景,从机制层面和操作层面探讨了“课证融通”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课证融通”培养模式能够同时契合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目标以及社会对于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有助于推动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解决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为“课证融通”提供了基础平台和重要契机。“课证融通”培养模式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在培养方案架构,课程体系设计以及考核方式整合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日益增进的社会需求,对于培养复合型、专业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丁绒,龙文滨. 课证融合:职业导向型的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J].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7(03):27-33.

[2] 傅永强,金祝年. 高职教育课证融合的问题与对策[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6(11):174-176.

[3] 陈淑武. 财经类高职“课证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J]. 职业技术教育,2017,38(35):30-33.

[4] 周武杰. 中职学校烹饪专业“课证融通”课程体系构建与实施研究[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33):72-75.

[5] 杨树林. 课、证、赛、团相融合的财经类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05):77-80.

[6] 刘香萍. “黄牌”背景下构建“课证融合”的高职商务英语实践教学体系研究[J]. 职教论坛,2013(26):53-55.

[7] 李茂英,曾庆军. 课证岗赛融合的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J]. 职业技术教育,2015,36(11):16-19.

[8] 刘洪海. 课证赛融通视角下的高职教学质量要素整合优化研究[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29):78-80.

[9] 曾鑫,邱翠榕,李蓉,刘志君. 技术技能型本科人才社会需求状况分析及培养定位研究——以汽车服务工程专业为例[J]. 职业技术,2018(02):19-20.

[10] 隋菱歌,张炳辉,张辛雨. 金融高职院校复合技能型人才“P+M”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以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为例[J]. 职业技术教育,2019,40(02):10-14.

[11] 孙丽雅,包靓. 本科职业教育视角下的建筑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路径探析[J]. 职教论坛,2019(14):7-12.

[12] 杜怡萍,李海东,詹斌. 从“课证共生共长”谈1+X 证书制度设计[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04):9-14.

[13] 蒋蕊阳,史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变的研究[J/OL].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05):1-5.

[14] 曹晔,盛子强. 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历史、现状与趋势[J]. 职教论坛,2015(01):70-75.

[15] 王延涛,李心雅,蒋海舲. 职业资格证书收入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基于人力资本质量的视角[J]. 宏观质量研究,2018,6(04):102-111.

[16] Kleiner,Morris M.. Reforming Occupational Licensing Policies[J]. Retriev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Digital Conservancy,2015(03).

[17] 錢芳. 农村籍大学生初次就业质量的实证分析[J]. 教育学术月刊,2015(04):64-68.

[18] 姜自莲,刘薇,张世凭. 高职院校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问题与对策[J]. 教育与职业,2015(17):38-40.

[19] 张淑芳. 职业资格证治理法治化研究[J].东方法学,2017(05):11-20.

[20] 李阳,贾金忠.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职业资格认证衔接的模式、影响因素及改革路径[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7(06):35-38.

[21] 任传威. 课岗对接、课证融合的数控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实施方案[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05):92-96.

[22] 饶正婵,杨福林. 能力本位理念下职业院校学生探究性学习方式研究[J]. 职教论坛,2019(01):145-150.

[23] 朱秋月. “能力本位”应用型人才内涵、特征与实现路径——基于《斯坦福大学2025计划》的启示[J]. 教育学术月刊,2019(08):20-26.

[24] 章安平,方华. 基于职业导向的“课证融合”人才培养模式——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国际贸易实务专业为例[J]. 中国高教研究,2008(11):58-60.

[25] 郑美花. “岗、课、证、赛四位一体”的国贸实务双语课程考核体系的探索[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3(05):95-96.

[26] 陈育俭. 财务管理专业“课证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探索[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7(02):154-157.

[27] 徐平利,宋晶. 深职院—华为“课证共生共长”人才培养模式的经验与启示[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04):15-18.

[28] 刘骅,张维. CFA课程本科教学效果与影响因素评价研究[J]. 金融教学与研究,2013(04):58-62.

[29] 田高良,张俊瑞,汪方军. 基于国际化人才培养定位的ACCA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J]. 大学教育,2014(04):50-52.

[30] 郭江华,何翔,舒雯. “课证融合”视角下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探究——以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金融工程专业为例[J]. 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9(02):109-115.

[31] 李继志,杨亦民. ACCA人才培养模式中国实践的特色及其启示——基于10所高校的考察[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4):95-100.

[32] 郑海平,王慧杰. 卓越工商管理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基于国际职业资格认证嵌入的视角[J]. 高等财经教育研究,2019(02):38-42.

[33] 石钧,肖华清.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产学研用协同育人的探索与实践——以湖北工程学院为例[J]. 大学教育,2018(01):144-146.

[34] 朱金华. 从产教融合看应用型本科院校“课证共生共长”发展[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21):6-8.

[35] 刘江华,刘波,李颖芬. 基于“课证融通”的高职商务英语课程体系的改革[J]. 职教论坛,2011(20):23-24.

[36] 杨艾. 会计专业岗课证赛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J]. 教育与职业,2013(33):114-115.

[37] 张家胜,程苗. 应用型本科教育形成性课程考核模式探索与实践——以会计电算化课程考核为例[J].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03):114-117.

[38] 宋华,张莹,赵凤伟. 应用型本科院校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J]. 中外企业家,2019(09):166.

[39] 姚挹沣. 创新视角下的师范类本科院校课程考核方式改革研究[J]. 智库理论,2019(04):213-214.

[40] 陈月明,廖丽平.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多元化课程考核改革——以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为例[J]. 物流工程与管理,2019(01):142-144.

(责任编辑:汪旦旦)

作者:郭晶 张天舒

金融学改革教育教学论文 篇2:

嵌入CDIO工程教育理念的政法类高校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政法类高校金融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聚焦于打造能够从事法与金融关联业务、具备较强知识能力、实践能力、协作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队伍,这与CDIO工程教育理念强调的全过程能力养成目标具有高度契合性。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政法类高校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并对CDIO工程教育理念与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要求的契合度进行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从注重设置实践教学特色模块、完善校内金融实训平台、打造校外特色实践基地等方面,提出了嵌入CDIO理念的政法类高校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思路。

关键词:CDIO 政法类高校 金融学 专业实践教学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蓬勃发展的同时,类似“黑天鹅”“灰犀牛”等各种渠道的金融风险事件时有发生,金融业稳定健康发展对于监管层面专业人才的需求程度空前提高。在此背景下,政法类普通高等院校金融学本科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应聚焦打造具备金融学和法学复合知识背景的、适应金融市场监管业务需求的应用型金融人才队伍,尤其是应依托法学教学的实务优势,注重学生金融监管业务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然而,目前政法类高校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特色普遍不足,人才培养定位也不甚清晰,与金融从业部门尤其是监管业务机构之间的人才供需矛盾突出。如何提高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的针对性,培养法与金融深度融合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成为政法类高校金融学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CDIO工程教育模式以“做中学”和情景为本的教学理念为指导,以构思、设计、实施、运转全过程为载体,以学生知识、能力、素养全方位提升为目标,不仅适用于工科类专业教学实践,也与法学教育的实务特征、商科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需求相契合,应当在政法类高校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过程中发挥导向作用。基于此,本文在梳理政法类高校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所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对CDIO工程教育理念与金融学实践教学要求的契合度进行系统分析,据此提出政法类高校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政法类高校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所面临的困境分析

专业实践教学的宗旨在于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来提高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是高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但目前政法类高校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比较薄弱,已经严重影响到金融人才队伍的培养质量,具体来看其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困境:

(一)金融学专业教学实践的指向性弱化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催生了金融创新活动层出不穷,与之相伴随的是金融产品种类不断丰富、金融业务范围不断拓展、金融专业化分工程度不断提高,这向金融市场监管、风险管控等工作等提出了新的挑战。而当前政法类高校与其他普通高校开设的金融学课程并无明显区别,金融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也侧重培养学生的知识宽度,未结合政法类院校法与金融交叉融合的优势进行指向性的实践教学,這也导致人才培养优势特色不突出,金融专业学生“样样通”却“样样松”,在金融市场尤其是金融监管系列岗位中的就业竞争力不足。

(二)金融专业实训与金融业务需求脱节

政法类高校金融专业实习实训内容设置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方面是实践教学并没有与理论教学实现相辅相成,而更像是为完成系列教学环节的一个补充,主要借鉴了经济学和统计学既有的专业实训模式和内容,采用上机操作和仿真软件模拟等方式展开,没有按照岗位工作的业务流程和职责任务开发针对性的实训项目[1]。另一方面,政法类高校金融学专业实训内容也未能结合所在学校学科优势,在金融风险管理、金融机构监管等方面设置独立性的实训项目,导致实习实训内容与实际金融业务需求之间存在脱节现象。

(三)金融学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平台欠缺

从政法类高校金融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导向来看,其主要应聚焦于培养能够在金融监管部门、金融风险防控机构从事法与金融关联业务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队伍,学校在实习基地联络、实地平台搭建等方面应充分考虑到这一人才培养诉求。然而,目前政法类高校不仅整体上缺乏相应的实践教学资源,已建立的实习基地也主要集中在商业银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领域,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如人民银行地方营管部、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之间尚未建立完善的实践教学联络机制,与各类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防控部门也未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导致政法类高校的金融实践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四)实践教学师资复合型特色尚不鲜明

专业背景雄厚的复合型师资队伍在高校金融专业实践教学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群体的业务水平、创新能力、实践经验对学生的具体实践学习将起到关键性的导向作用。目前,政法类高校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指导老师大部分都是从学校直接走向教学一线岗位,由于缺乏金融业务管理的实际操作经验,使其在案例教学、模拟实训、校外实习指导等方面均显得力不从心。而且,也未形成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行业金融管控机构聘请实务指导老师的常态化机制,校内与校外、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复合型师资队伍建设尚不成熟。

二、CDIO工程教育理念与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要求的契合度分析

CDIO工程教育理念起初主要被用于工程科学的实践教学,其主要是Conceive(构思)、Design(设计)、Implement(实现)和Operate(运作)四个英文单词的缩写,依托工程产品从研发到投入使用的完整生命周期,指导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中深化对所学工程知识的应用能力[2]。CDIO工程教育理念旨在从工程知识基础、个人能力、团队能力、系统调控能力四个层面塑造学生的核心竞争力[3],围绕工程项目构思、设计、实施、运行的全过程,培养具备专业技术知识和推理能力、完整职业人格和良好职业道德、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以及能够创造性解决突发工程问题的高层次、国际化工程技术人才。

CDIO课程大纲中也对人才培养的能力养成进行了细化和分解,CDIO人才培养体系主要由理论知识体系、实践能力体系、交往技能体系三部分构成,重在实现三种能力结构的有机整合。其中,理论知识体系主要包括高级工程师所应掌握的基础科学理论、主干工程基础和高级工程基础;实践能力体系包括高级工程师所应具备的工程实验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系统思维能力等;交往技能体系包括外语交际能力、团队沟通协作能力以及在项目制工作中的引领能力等。CDIO工程教育模式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包括实践指导、实施过程、结果检验、能力培养在内的12条参照标准,确保了工程教学实践的可操作性。

一定程度而言,CDIO工程教育理念与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相契合的。一方面,CDIO所倡导的大工程思维、综合能力塑造以及与行业、产业的密切联系,使其人才培养不仅关注学生技能的强化,更注重学生工程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锻造,尤其是强调从产品构思、设计、实施、运营的全过程来推动学生能力养成。这里的产品不仅可以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中广泛使用的工程产品,也可以包括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产品[4]。对于金融学专业学生的实践教学而言,其重点就在于帮助学生在实践实训过程中深化对金融产品开发的认识,对金融业务运营过程的理解,对金融风险管控技能的掌握,对金融行业发展态势的研判,显然,CDIO工程教育理念是能够用于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过程中的。

另一方面,从政法类高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优势来看,学校内部的经济学院、商学院不仅拥有从事金融学、金融工程教学科研工作的师资队伍,还拥有经济法学、金融法学等传统优势学科的师资力量及实务资源,完全可以支撑起法与金融复合型人才培养建设工程。而且,不论从法科范畴来看还是金融学范畴来看,其人才培养目标都极为重视学生理论知识应用能力和实践沟通能力的强化,这与CDIO强调的全过程能力养成目标不谋而合。因此,通过在政法类高校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中嵌入CDIO工程教育理念,以学生知识能力、实践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培养为目标,以校内金融实训教学资源整合优化为支撑,以校外对口实践教学平台搭建为载体,将综合能力培养渗透到实践教学育人全过程全环节,确保学生能够实现“做中学”和“学后用”,实现知识素养和能力培养的协同提升。

三、嵌入CDIO理念的政法类高校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基本思路

嵌入CDIO理念的政法类高校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思路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一是要借助政法类高校在金融法、经济法等领域的理论和实务优势,在实践教学体系模块中重点突出金融政策监管、金融业务风险防控等特色内容,引导师生充分发挥学科和专业的比较优势以提升未来就业的核心竞争力。二是要完善校内金融实训设施和实践平台,确保学生能够在校内快速实现理论知识的模拟预演。三是要建立健全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行业内金融风险业务经营部门的校外实践合作机制,着力提升学生从事金融行业的实战能力。

(一)注重设置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特色模块

结合政法类高校的法律实务优势和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围绕法与金融复合型人才培养思路,设置政府部门金融监管、商业银行风险管控、投资理财法律咨询三个特色实践教学模块,根据各大实践教学模块对于金融理论知识的需求侧重点,将相关教学课程进行整合归类,实现理论与实践教学目标的统一。具体来看,政府部门金融监管实践模块应突出对金融监管、金融风险管理等课程的理论学习;商业银行风险防控实践模块应突出对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公司金融等课程的理论学习;投资理财法律咨询实践模块应突出对证券投资学、保险学、金融法、经济法等课程的理论学习。对于各个实践模块,应明确其不同的实践教学目的、岗位技能要求、预期目标行业、实训流程内容,引导学生结合自身学习基础、学习兴趣以及未来从业志愿选择适合自己的实践教学模块,确保学生在专业实践教学过程中能够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为后续就业择业做好技能铺垫和思想准备工作。在此过程中重点要嵌入CDIO的全过程技能养成理念,构建“技能为点、岗位为线、单位为面”的综合实践教学体系,要求学生从项目制任务中实现单一技能的训练,通过多个项目制任务的参与深化对自身岗位职能的认知和理解,最后在各類项目制任务的互动中提升交际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创造性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二)完善校内金融实训设施和实践平台

校内金融实训设施和实践平台建设不仅限于课堂内的案例教学和实训模拟,还应包括校园中以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为目标的系列训赛活动[5]。一方面,课堂实践教学是启发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进行分析应用的基础性步骤,这里主要可以通过金融学课程案例教学和实训教学来实现。课堂案例教学应以CDIO全过程能力养成理念为指导,围绕专业实践教学特色模块设置若干专题讲授内容,借助MOOC平台、SPOC平台、学习通、雨课堂等信息化教学软件,开发完整的金融学案例课程资源,要求学生提前登录相关平台进行课程内容自学,在授课过程中引导学生开展分组讨论和问题发言,并在课下布置相应的实践作业,从而让学生在案例教学全过程中培养认知、分析、应用理论知识以及创造性解决实践问题的综合能力[6]。课程实训内容要紧密对照相关岗位的技能要求,确保教学实训的各模拟环节能够精准回应不同工作阶段学生能力培养的侧重点,从而达到专业实训的预期目标。

校园中以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为目标的系列训赛活动,实际上是强化学生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和交往技能的重要载体。具体来看可谋划开展以下几方面的金融实践训赛活动:一是通过组织投资理财模拟大赛、CFA高校投资分析大赛、“挑战杯”创意创业大赛等,切实提升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二是通过邀请金融监管部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的实务专家来校开展专题讲座,培养学生对于金融行业发展前沿、金融监管政策风向、金融实务技术趋势等的敏感度和认知度;三是通过组织金融时事辩论赛、金融素材情景剧等活动,使学生在训赛参与中增强思辨能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金融问题的能力。

(三)打造特色鲜明的校外对口教学实践基地

对于政法类高校而言,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最为重要的就是突出学科优势和专业特色,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也必须坚持法与金融融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理念,以CDIO倡导的综合能力培养为指导框架,按照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所设置的三大特色模块,针对性打造高水平、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教学实践基地,为学生进行产品构思、设计、实施、运营全过程的技能养成提供真实环境,使其成为学生从学校理论知识走向社会实践应用的重要纽带。具体来看,对于政府部门金融监管实践模块,可以对口联系当地政府金融办公室、金融监督管理局、人民银行营管部等部门作为实践教学基地;对于商业银行风险管控实践模块,可以对口联系商业银行内部的信贷业务部门、风险业务运营部门作为实践教学基地;对于投资理财法律咨询实践模块,可以对口联系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的法务部门、审计部门等作为实践教学基地。

总体而言,嵌入CDIO理念的政法类高校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从横向教学实践模块来看,应围绕政府部门金融监管、商业银行风险管控、投资理财法律咨询三大特色教学实践模块进行针对性的实践课程设计;从纵向教学实践平台来看,则要统筹协调好

课堂案例教学和实训模拟、校内创新创业训赛活动、校外特色教学实践基地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各平台的比较优势,实现金融学实践教学的全过程育人和能力培养功能。

参考文献:

[1]杨琳琳,郑芳.基于CDIO理念的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J].教育评论,2014(6):106-108.

[2]刘力涛.CDIO教育理念下的高职工科教育模式和课程体系创新[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5(27):36-37.

[3]程平,王健俊.基于CDIO的“互联网+会计”财务智能化应用能力培养——以重庆理工大学MPAcc教育为例[J].财会月刊, 2018(12):25-33.

[4]蒋丽君.基于CDIO理念的应用型本科“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智库时代, 2019(12):176-177.

[5]马钦玉.基于CDIO模式的地方高校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J].当代经济, 2017(9):122-123.

[6]袁嫄.基于SPOC的行为金融学深度学习模式研究[J].金融教育研究,2019(1):69-75.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项目编号:2019-GX-018)。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邓睿

金融学改革教育教学论文 篇3:

地方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

摘 要:在线开放课程推动了高等教育教学模式的革新,促进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但我国地方高校的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普遍落后于高水平大学。为探索符合地方高校实情的建设方法,满足地方高校人才培养需要,分析了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原则,设计了在线开放课程体系,并结合本校实际建设经验给出了关键要素的实现途径。

关键词: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地方高校;体系;要素

在线开放课程是现代信息技术与现代教育理念相结合的产物,它拓展了传统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概念定义,极大地促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推动了教育教学的改革与创新。2015年4月教育部下发了《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明确高校应切实承担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主体责任,要将建设和使用在线开放课程作为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把在线开放课程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1]。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和“新时达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也重点提到了课程建设对人才培育的重要作用。在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高教40条”)中,更是明确指出要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推动形成“互联网+高等教育”新形态,以现代信息技术推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变轨超车”[2]。可以说,在线开放课程是“淘汰水课、打造金课”的重要抓手,是现代高等教育的核心组成要素之一。

就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的现状而言,当前主流的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和大部分的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资源,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几乎都是被顶尖大学或一流大学所垄断,而且现有在线开放课程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高校分层、分类的细分需求,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学习者的认知水平和个性特征[3]。与高水平大学相比,地方高校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起步较晚,更多属于引进、应用在线开放课程这一群体,少有学校建设有完整的在线开放课程体系。考虑到高校发展方向、路徑、学科特色等异构特征,高校在建设在线开放课程时必须坚持自身办学特色,以突出优势学科和改善教学质量为导向,并确保该导向始终贯穿整个建设过程[4]。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来看,地方本科高校怎样有效应用在线开放课程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5]。本文结合作者所在高校建设在线开放课程的实际经验,探讨如何在地方高校开展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一、建设原则

依据教育部的文件精神,结合高校自身特点,着眼于发展需要,地方高校在拟定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方案时,应该把握现代教育技术发展趋势,以合理规划为前导,制定建设原则,做好全局谋划。

(一)平台先行

要“唱戏”先“搭台”,对于地方高校而言,要建立符合自身发展定位和教学实情的在线开放课程体系,首先必须要有一个适用的网络课程平台。目前国内外有不少著名的在线开放课程平台,这些平台的功能强大,资源丰富,部分运营商也免费对高校开放,许多学校也选用了多个类似平台来开展网络教学。虽然这种方式成本较小也相对省事,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高校本身无法构建个性化课程体系;其次,运行方式不可持续且受制于运营商;再者,本校师生使用方式有限,课程的教学数据几乎不可相互推送。因此,地方高校应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和经费状况等条件,搭建符合自身特点的网络教学平台。

(二)自主建设为主

可以按照“自主建设、适当引进、自建为主”的原则开展在线开放课程建设。课程建设对象主要面向通识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省级和校级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和师资水平较高的课程。“自主建设”可以通过“学校立项、学院支持、教师自建”的方式进行,学校立项建设重点特色课程,引导在线开发课程的建设重点和建设方向。“适当引进”是指引学校要善于吸收和学习,根据自身学科特点和建设实情,适当引进校外高水平在线课程资源,重点是那些好评度高、师资力量强、对学校学科专业有良好补充作用的课程。

(三)突出实用与共享

坚持实用为主,建以致用。“建以致用”是教育部提出的明确要求,它既是国家层面对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的发展定位,也是在线开放课程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要将建好的优质课程资源主动应用到日常教学活动和管理运行环节中去,鼓励教师开展教学模式与方法的改革与创新,着重打造“两性一度”,即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线上“金课”和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实现课程“建”与“用”的深度融合,以“用”促“建”,“建”“用”并举,为课程建设提供稳定、持续的内在需求[6]。同时,也要重视在线开放课程的多形式、多平台的应用、推广与共享,扩大优质课程资源的使用范围,提高课程的影响力,努力培育高质量、高层次的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四)规范管理与维护

坚持依法依章管理,明确学校、学院、课程负责人的职责范围,规范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应用、推广、引进等工作程序和环节。完善课程内容审查制度,加强教学过程和平台运营的监管,防范和制止不良信息传播,保障学校网络教学平台的稳定运行以及用户、资源的信息安全。目前,许多高校在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办法、质量认证、激励措施、课程选择、学习过程管理、安全维护等方面缺少专门的制度,而传统的教学管理制度和办法又难以适应信息化教学的新形势,这就造成了建设与使用脱节,教师参与积极性不高,课程运行管理失位的局面,这些问题都需要依托规范的管理办法与维护措施来解决。

二、体系设计

遵循以上建设原则,围绕“建以致用”这一目标,设计的在线开放课程体系应该能满足现代高等教育教学的需求,应将课程资源、教学模式和课堂水平等要素有机结合。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资源运用中,应该选择优势课程,明确课程主导内容,构建错位推进的教育体系[7],为地方高校提升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打造“金课”创造空间。因此,本文设计如图1所示的在线开放课程体系。

(一)课程资源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成包含“慕课、微课、网络辅助课程”等多个层次类别的在线开放课程体系,形成动态的课程培育机制,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优质资源使用效率。这里的慕课定义同国内外的定义一致,它将传统课程内容模块化为一系列知识点,这些知识点之间有严密的逻辑关系,每个知识点对应一个高质量的教学视频。慕课位于课程资源的金字塔塔尖,代表着高校在线开放课程中最高水平的优质课程,同时也是建设要求最严、数量比例最少的课程。而微课的概念在这里被扩展为慕课的培育对象和后备课程。微课的核心组成内容是课堂教学视频,但它的课程知识点不一定都用视频来表达。微课经过培育和发展可以转化为慕课。网络辅助课程是在线开放课程的最基本形式,它可以没有教学视频,它将传统的线下课程资料,如视频、PPT、教案、图片、文字等进行整合,上传到网络教学平台,同时匹配对应的在线辅助课程作业、测验、讨论等。网络辅助课程、微课和慕课这三种课程类型形成课程要求与课程质量依次递增的层次序列。

(二)教学模式

基于在线开放课程,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优势,探索并开展“翻转式、混合式、辅助式”等信息化教学模式,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满足学生自主学习与个性化学习需求。教学模式设计是在线开放课程创新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8],按照图1中的设计,翻转式教学模式基于慕课来开展,此种模式的教学一般可安排课程计划学时的1/6至1/5在实体课堂,其余学时借助网络教学平台完成;而采用慕课或微课开展混合式教学的课程一般可安排课程计划学时的1/3至2/3在实体课堂,其余学时借助网络教学平台完成;采用网络辅助课程开展辅助式教学的课程应将全部课时安排在实体课堂,教学过程中可借助网络教学平台来辅助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综合使用大数据分析、智能课业辅助、虚拟/增强现实等手段,推动教学模式更加即时化、泛在化,缩短课时,避免学习倦怠,并进一步探索组织生成式学习,提升学习体验[9]。

(三)课堂水平

基于在线开放课程资源和信息化教学模式,进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重构和创新型教学设计,切实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目前公认的高校课堂有五种境界,从低到高依次为安静(Silence)、回答(Answer)、对话(Dialogue)、批判(Critical)和争辩(Debate)。我国高校的课堂教学大部分位于低层级的安静(Silence)和回答(Answer)境界,课堂形式主要表现为老师使劲地讲,学生选择性地听,少有的师生互动也仅限于简单的一问一答。而要打造一流本科就必须有一流的课堂教学,这就要求高校既要建好课,也要用好课。优化教学设计是吸引学习者的重要因素,未来在线课程的知识表征形态不只在于视频的呈现形式,更关键在于课程设计者赋予它丰富多元的教学活动内容[10]。因此要鼓励教师以在线开放课程为抓手,改革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课堂气氛,将课堂教学境界提升到对话(Dialogue)、批判(Critical)、争辩(Debate)等高层级,将课堂教学水平跃升至互动式、探究式、启发式的新高度,从而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金课”。

三、关键要素的实现途径

(一)建设校内SPOC平台

有了在线开放课程之后,教师一般不愿在课堂上重复讲授视频中的内容,已提前看过视频的学生也不希望教师在课堂上重复讲授同样的内容,因此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成为必然[11]。在近几年的《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高等教育版)》提到的“加速高等教育技术采用的趋势”中,混合式学习设计始终位居榜首,原因是它在为学生增加灵活性和提供便利方面举足轻重,全球许多院校都将混合式学习设计作为大学长期指导和发展规划的一部分[12]。而开展混合式教学,高校教师需要选择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教学平台,在平台上搭载建设好的课程资源,制订混合式教学计划,实施课程教学并予以总结、评价和改进[13]。因此,校內SPOC平台应该是地方高校搭建网络教学平台的首要选择。

我校就投入专门经费建设了一个有自主产权的、基于SPOC模式的网络教学平台。该平台以本校学生为教学对象,采用慕课的理念、技术和手段来运行、开设和管理我校的在线开放课程。基于此平台,可以形成一个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评价多维度开放的多样化在线课堂,进而构建一个开放式、一站式、可扩展的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理、培育平台,以支持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二)多途径建设课程资源

在线开放课程的课程资源建设往往需要巨大的优质教师资源和资金投入,因此建设过程中需要分类开展,多措并举。高校可以集中力量建设位于金字塔塔尖的慕课,这些课程应该是学校的特色课程和优势课程,而且应该重点遴选那些师资力量强,受众面广,前期建设基础好的课程。同时,学校可以通过“任务下达与分解”、“先建设,后认定”等多种方式引导院系建设微课和网络辅助课。此外,还可以有针对性地引入校外高水平在线开放课程,丰富课程资源的学科属性和专业背景。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引进的在线课程开展专业课教学,容易造成“水土不服”的现象,因此引进课程手段更适用于通识选修课程资源。

湖北经济学院是一所以经济、管理管类学科为主的地方高校,在首年的在线开放课程资源建设中,通过学校立项资助方式重点建设了二十门慕课,包括《金融学》、《会计学》、《低碳经济学》等核心主干课程和《当代中国》、《烹饪工艺基础》等特色课程;以年度任务下达形式依托院系建设了具有不同学科特色、能体现不同学科优势的近百门微课和网络辅助课;同时,针对我校学科专业结构的不足,也引进了《数学思想与应用》、《先秦哲学》等二十余门校外高水平课程来补充通识选修课资源。

(三)做好质量保障

按照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在线开放课程质量保障是全方位的,保障策略可以从目标与标准、组织与制度、评价与反馈三大基本方面制定[14]。虽然目前我国上线慕课数量已超过12500门,评选出的国家精品在線开放课程也超过1700门,但仍无明确统一的慕课质量标准。因此,地方高校应根据教育部相关指导意见,把握在线开放课程发展趋势,制定符合教学需要的在线课程建设标准或质量管理标准来规范本校的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同时,要在组织和制度上解决在线开放课程的“建、用、管”问题,要尝试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学校、企业创新运作机制,激发优秀的一线教师开设、创作开放课程的动力和潜能,让更多的优质开放课程涌现出来[15];要出台在线开放课程的学分认定与转化等办法,促进课程的应用推广,保障课程的学习效果;要明确不同类型、不同来源课程的建设主体、管理主体的职责范围,构建在线开发课程的运行管理体系。最后,要配套在线开放课程运行评价和结果反馈机制,提出多元化的评价指标,重点通过过程管理与效果评价来构建闭环的质量监控体系,促进在线开放课程的不断优化。

我校在全面启动在线开放课程之前就制定了《湖北经济学院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管理办法》,阐明了我校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目标与任务,提出了课程建设的具体要求,解释了课程建设的组织实施方法,文中重点说明了各类型课程建设与各形式课程运行的激励机制。同时,也配套出台了《湖北经济学院在线开放课程执行标准》,明确了不同类型在线开放课程的定义和建设标准,公布了在线开放课程的验收标准和上线要求,给出了课程运行的监测评价方法和指标。这些文件的出台极大地调动了教师的“建课”和“用课”热情,启动建设的首年就有近五十个课程组申报建设慕课,上线运行各类型的在线开放课程近七十门。

四、总结

在线开放课程是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改造传统教学方式方法的有力工具,是开展教学内容革新的重要手段。地方高校应该把握现代教育发展趋势,抓住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依据自身特点,建设能满足自身需求,能突出自身特色的在线开放课程体系,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应用与共享,改革创新教学模式,打造系列“金课”,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EB/OL].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056/201504/186490.html.2019-3-11.

[2] 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810/t20181017_351887.html.2019-3-11.

[3] 瞿振元.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需要大视野大格局大繁荣[J].中国高等教育,2015,(24):1.

[4] 曾波,李姗姗,张治学.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资源建设路径探索[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8,(23):40-43.

[5]马运朋.地方本科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应用:实然困境与应然向度——基于Z省部分高校的调查[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9,(2):1-6.

[6] 刘丽珍,宋巍,施智平,王瑞,韩旭,王万森.面向混合式教学的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及应用[J].计算机教育,2018,(10):12-15,21.

[7] 王晓红.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优化方法研究[J].高教学刊,2018,(12):153-154,157.

[8] 王娟,孔亮,王鑫,王运武.在线开放课程发展的反思与创新路径[J].电化教育研究,2018,39(5):60-65+73.

[9] 张臻.教育信息化2.0背景下在线开放课程应用模式变革与思考[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9(01):17-22.

[10] 赵文君,赵呈领,杨海茹,蒋志辉.学分制度推进下在线开放课程学生持续学习影响因素研究[J].现代远距离教育,2018,(2):72-82.

[11] 王竹立.在线开放课程:内涵、模式、设计与建设——兼及智能时代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的思考[J].远程教育杂志,2018,36(4):69-78.

[12] S.亚当斯贝克尔,M.卡明斯,A.戴维斯,A.弗里曼,C.霍尔给辛格,V.安娜塔娜额亚婻,殷丙山,高茜,任直,刘鑫驰,曹红岩,王济军,赵广元,邵恒.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7高等教育版[J].开放学习研究,2017,(2):1-20,62.

[13] 萧潇.以在线开放课程体系支持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构建[J].中国大学教学,2018,(9):70-73.

[14] 王桂林.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的在线开放课程质量保障体系构建[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37(21):48-50.

[15] 杨现民,赵鑫硕,陈世超.“互联网+”时代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发展[J].中国电化教育,2017,(10):51-59.

作者:田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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