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理论分析论文

摘要：毛泽东凝聚民心的思想策略内涵丰富，成功实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价值、制度整合和资源整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树立清廉为民的党员干部形象、公正共享的社会资源分配理念等是毛泽东凝聚民心的主要策略方法。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政治经济理论分析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政治经济理论分析论文 篇1：

唯物史观开放结构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摘要：唯物史观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结构，具体化为实践哲学、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实际应用。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以远离实践的分析技术著称，但其理论局限性也很明显：其一，逻辑否定劳动价值论;其二，对唯物史观进行片面性解读，直至全面解构。这一思潮虽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建设具有积极性作用，但没有本质意义。理论超越路径是在唯物史观开放视阈中，通过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的相互建构，重建历史分析、分析技术与科学的内在联系，使之重归实践，重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唯物史观;开放结构;政治经济学

一、引论：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解域

根据列宁的提法，马克思主义结构体系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组成。这一解读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严整性，但未能系统解析马克思完整学说中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社会理论各要素间的实质关系。结构主义的讨论进一步紧张了历史和结构间的合理的理论关系。正如施密特所言：“阿尔都塞学派马克思的解释必定会全盘否定历史。更确切地说，它致力于一种社会结构的转变过程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给予同时性高于历时性的方法论上的优先地位，这就必然意味着那些关于历史经验的内容的问题只是粗略地被论及，或者从一开始就被贬低了。”噶兰西说过，马克思主义自身包含着建构一个全面而完整的世界观所需要的一切基本要素，它是完全自主而独立的思想结构。但这种强调仍没有能够真正建立马克思作品的实践与认识论的统一，未能从实践层面深刻阐释马克思主义体系内部要素彼此间的可传递性和解释性。这一状况增进了人们把马克思的方法同他的结论区别开来的想法。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以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显著性强调，向人们证实了这一点。

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旨在通过为马克思的各个历史论题提供清晰和严格的表达，完成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重新阐释和论证。但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通过运用远离实践的分析技术指证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唯物史观究竟能否达成一致呢?这取决于唯物史观能否完全简化为“历史理论”，取决于其使用的分析技术是否“合法”。葛兰西申明：“人们要问实践哲学是否特别是一种历史理论，回答必须说这确实是真的，但是，人们不能把政治、经济——而且甚至政治科学和艺术、经济学和政策的专门化的方面——从历史中分割开来。”列宁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所有各种矛盾的趋向的总和，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准确测定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并且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因此，马克思主义结构体系具有系统化结构的理论组成，包括世界观学说——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经济学说——价值、剩余价值等，以及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根据葛兰西和列宁的强调，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是孤立的理论和结构，而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内在的理论联系。进一步，唯物史观就是历史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总体的结合，它消除了过去的一切历史理论的缺陷，使之成为实践性的总体科学。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解域是实践哲学、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实际应用。这是一种开放结构。但根据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和理论是孤立的。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实践观点的严重缺失。它单方面强调解释性功能，忽略历史实践性，并且实质上没有尝试建立解释性与实践、分析技术与科学之间应有的理论联系和互动关系。因此，从根本上说，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使其难以和唯物史观的时代性发展内涵保持一致。而从构建总体政治经济学的实际需要出发，唯物史观必须同时成为实践总体和认识总体，在实践运用中具体为理论和方法、内容和形式的实际的统一，完成对历史过程的各个要素的详尽理论说明和实际科学应用。

二、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缺失与唯物史观的解构

马克思的作品包含了劳动价值论和唯物史观的高度统一。这是马克思的历史方法论和总体方法论的结合基础。马克思之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无一例外地严重忽略了历史总体性方法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建构和发展的重要性。一方面，唯物史观普遍被作为“已经建成”的不发展学说。这是一种教条化的研究倾向。另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批判性方面，已经成为一种与以往任何理论截然不同的理论”， “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内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学术结构”。这是一种解构和修正的研究倾向。两种倾向在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身上不谋而合。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劳动生产率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工人阶级日常消费水平的不寻常的增长，促使工人阶级日益产生政治分化。越来越丧失从资本家手中夺取生产控制权的意志和抱负，从而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越来越集中于表面领域，从生产领域转向分配领域。这一切促使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脱离实践，满足于对资本主义进行纯粹的理论分析和批判。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反映在其为“重建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一般战略之中。具有三个方面的理论脉络和逻辑线索：

其一，运用逻辑分析技术，否决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柯亨的《劳动价值论和剥削的概念》具体论证了劳动价值论和剥削概念互不相干，以及劳动价值论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不必要。柯亨的思路是：(1)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可以归结为从一个基于劳动价值论的论点开始。其结论是工人受到剥削，而剥削是非正义的。(2)因此下列各点成立：(a)劳动且只有劳动创造价值;(b)劳动者得到其劳动力的价值;(c)产品的价值大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所以(d)劳动者得到的价值少于他创造的价值：(e)资本家获得剩下的价值;所以(f)劳动者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其中前提条件(a)来自劳动价值论，而劳动剩余价值论提供前提条件(b)、(c)和(e)。 (3)可以用一条不言自明的论断来取代(b)、(c)、(e)，同样得到劳动者受到剥削的结论。这样做就得到一种较为简单的马克思主义阐述(语句(g)是不言自明的)：(a)劳动且只有劳动创造价值;(g)资本家获得产品的一些价值;所以(d)劳动者得到的价值少于他创造的价值;(h)资本家获得一些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所以(f)劳动者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者说资本主义是剥削性的时候，这一道德论断并不一定要借助于劳动剩余价

值论。用什么来解释工人所生产的价值与其所获价值的差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存在着这种差额。

柯亨的如下话语真正道出了分析马克思主义意欲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实质：我们不相信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也不相信劳动价值理论。我们都相信资产阶级经济学基本上是合理的，它有资源来纠正它自身的不足，并且社会科学和哲学中的主流分析技术是十分丰富的。柯亨的分析技术和思想被罗默演绎成为一套更为细腻和规范的现代经济分析。罗默通过极其娴熟地运用基于逻辑、语言的经济分析技术，实现了在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体系内对于劳动价值论的彻底删除。罗默否决劳动价值论的理由是：(1)剥削是客观存在的;(2)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供技术意义上的剥削，这是一种事实描述，不是价值判断，而不用劳动价值论，使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均衡模型和分析手段同样可以表明技术意义上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完全可以独立于作为一种交换理论的劳动价值论而被有效建立起来;(3)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并不进一步提供对于道德意义上的剥削的支持，道德意义上的剥削应直接以财产关系来锚定，以剩余价值锚定剥削的技术分析线路，对于道德意义上的剥削的论证来说，既显得迂回，也不必要;(4)既然像剥削这样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经济理论，均可以从劳动价值论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资本主义就并不是内在关联的，因此，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超越就意味着对马克思用过的过时方法的超越。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劳动价值论的共同之点是将其视为马克思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剥削实质所特意制造的理论假设，如果逻辑切断了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之间的理论联系，也就相应否决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因此，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虽然对剩余价值理论没有怀有直接的敌意，但强烈地逻辑否决剩余价值理论具有分析资本主义的理论独特性和历史价值，本质上追随了斯拉法主义和萨缪尔森对待劳动价值论的反动的理论态度。

其二，皈依主流理论的方法论，在消除唯物史观与劳动价值论理论关联的基础上，进一步撤除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联系。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深信作为“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无关，马克思“钟爱劳动价值论是因为，价值核算提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本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目的论导向使得“马克思相信历史被导向了一个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他感到要在解释中(不仅是行为方式，而且是个别事件)根据其对这一目标的贡献进行证明”，但“在一般理论的水平上……马克思并没有阐明任何一种适合的生产关系得以实现的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目的论历史观使他忽视了这一问题。”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据此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存在有这样或那样的欠缺，这使其成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积极修补者，但以删除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联系为条件。按照柯亨的说法，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地位与19世纪的历史地质学相似”，“是有关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动力的实证理论”。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因此信赖主流方法论和理性技术，一方面要求陈述的精确性，一方面促进论证的严格性。既然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同唯物史观隔开，那么，同样不能接受唯物史观同现代政治经济学可以内在融合的结论。正如罗默反复强调的：“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想区分开来的不应是它的工具，而应是它所提出的问题……那些问题主要来自它对历史的分析，是围绕阶级和经济决定论范畴而展开的。”因此，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根源在于所使用的以个人主义、形而上学为哲学基础的方法论。

其三，通过严格的理论定位，运用逻辑分析技术，全面解构唯物史观。对于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而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局限于严格的历史分析技术，是关于以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相继的生产方式的理论。这一定位使之和特别类型的唯物史观联系起来，即作为功能性解释的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作为技术决定论的唯物史观。在柯亨看来，唯物史观就是一种基于历史分析的功能性解释。这一解释以社会的物质属性(生产力)和社会属性(生产关系)的严格划分作为预备性概念，满足基于语言分析技术角度清晰化地表达社会质料(内容)和社会形式的理论好奇心及逻辑要求。罗默对于唯物史观的概括几乎全部依仗了柯亨的方法。在这一涵义上，罗默期待：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尽管它还存有问题，但它对社会和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似乎可以应用的工具。埃尔斯特对功能性解释的作用具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从反对直接运用功能性解释出发，埃尔斯特引出他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历史解释观，该方法通过对于社会制度和行为的整体模式还原到个人的强调，型塑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以此支持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全面地改造。功能性解释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逻辑紧张关系凸显了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分析技术与科学的冲突性质。

三、唯物史观开放结构的政治经济学涵义及其解读

不可否认，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分析中的抽象观念(经济范畴)的必要性有一种泰然的承诺，认识到在对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的抽象观念获得清晰把握之前，是不可能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学说的，但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抽象分析上隔开的同时，并未能将它们在历史过程中重新有机结合起来。由于不承认辩证法是唯物史观的内在因素，使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归结为封闭的结构体系。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分析概念。使历史逻辑被远远抛开，历史同分析技术一样成为抽象产物，成为思维分析的直接对象。因此，如果不能把辩证法引入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概念的系统考察，就仍然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抽象分析法，不能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全部学说。

柯亨由于对辩证分析的拒斥，必然远离科学，陷入一种自我封闭和逻辑演绎的理论自负。这些分析的实例包括：(1)生产力作为“能力”;生产关系作为“关系”。因此，生产力“不是对象之间所具有的某种东西，而是对象的属性”，生产关系“或者是人对生产力或人的所有权关系，或者是以这种所有权关系为前提的关系”。(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区分是根据社会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区分;人和生产力构成它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赋予内容以社会形式。(3)进一步，生产力被看作是关于劳动主体的直接能力或从生产工具中抽象出来的一种能力，生产关系则是相对于这种能力的关系体系或社会形式。(4)我们虽然可以说“人和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条件”，“但不是一切具有这些条件的关系都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满足“有效控制的关系”，但不是法律关系。(5)经济结构由生产关系单独组成，生产力不是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类似地。虽然劳动关系是一种生产关系(生产的物质关系)，但从本质上讲，劳动关系不属于经

济结构，“并不是一切生产关系都属于经济结构”，“组成经济结构的生产关系称为社会的生产关系。劳动关系是物质的生产关系”。

通过以上的列举可以发现，虽然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充分认识到要充分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理解它的概念构架，并且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解为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概念，乃至于充分认识到廓清这两个概念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但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本身的分析则不是科学、开放的。这种分析将注意力完全放在了对于概念的清晰性的界定之上，而忽略甚至否定生成概念的结构和历史运动。根据柯亨自负的理解和推理，不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严格地区分开来，而且生产力进一步地和以生产关系为前提的一切关系范畴严格地区分开来。这就将生产力的作用由内在决定过程移转为纯粹的外部决定活动。类似于一种机械力的外部推动作用，从而根本上是错误的。

开放结构赋予唯物史观的历史实践性功能，使之成为科学的理论实践活动。根据图1解读，唯物史观开放结构整体呈现了历史有机过程中分析与科学之间的真实联系，它显示出开放结构的两个核心内容：一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劳动(过程)为中心和历史载体的相互建构;一是进一步的社会历史总体以劳动和生产为中心的相互建构。

首先，劳动形成理解唯物史观开放体系的中心范畴。柯亨正确地将劳动过程或生产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区分，并与社会的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区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不正确之处在于，把两个相对不同的划分变成严格的对立，把原本具有内在联系的划分变成只是具有外在联系的对立。因此，如果说马克思以《资本论》为代表的著作描述了历史辩证运动的全过程，那么，柯亨的作品只是对马克思科学运用历史分析的地方做了形式上的处理和外在的把握。而没有真正理解和掌握历史辩证法的实质。大家知道，生产力、生产关系从来不是抽象或独自存在的，具有一定内容和形式的劳动是它们共同的联结点。马克思在简化意义上将生产力称作具体劳动生产力。将生产关系称作抽象劳动社会关系。马克思的这种对比联系具有深刻寓意，它不意味着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完全的孤立，而意味着彼此的依存，以相互发生作用的对方为自己不断生成的运动条件。这一规定使一定的生产力成为劳动过程和劳动方式的有机统一，使一定的生产关系成为劳动关系和所有制的有机统一。这就避免了把生产力等量齐观为生产力的构成。相应把技术结构等量齐观为技术的物质要素。因此，将生产力概念的物质内涵从社会状况中划分出来，并不意味着生产力规定以狭隘的“物质能力”为限。而应规定为以主体能力的运用和发挥为依托的生产的物质技术结构。归根结底，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塑造自我的本质力量，具有历时结构与共时结构的有机统一的规定性。广义地看，生产关系即以一定物质技术关系(物质劳动关系)为基础的劳动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应确认为生产关系的微观单元结构，从而生产关系始终是一种社会劳动关系的生成，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为确定性的关系。根据马克思的界定，历史开放结构内部的每一要素不是相互隔开的规定，而是相互联结着的总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样不例外，二者之间具有辩证的界限和运动关系。

其次，生产进一步形成理解社会历史总体进而总体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中心范畴。柯亨正确地认识到劳动和生产是相似的概念，将劳动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但他同样没有将辩证法植入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之中。根据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认识，概念不能在它的运动中被掌握，概念是完全脱离社会有机体的存在。比如。对于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界定就被以类似于严格区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解方式进行：生产方式是一种生产的方法，相反，经济结构不是生产方式，而是生产在其中进行的框架。一方面。生产方式(狭义地)是生产的物质基础，即物质生产方式本身，生产形式就是生产方式的运行，形成社会经济形式的物质结构;另一方面，从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看，它必然(广义地)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某种方式的统一体，不仅刻画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且构成与经济结构和经济形态对应的实在基础和社会内容。因此，劳动和生产的开放结构内生了关于社会历史总体的政治经济学解读。第一，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相互建构的历时关系，表现为经济本质、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的结构序列关系。经济发展本身则反映为经济本质和经济运行的历史一致性关系;第二，在此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相互建构的共时关系，表现为经济本质、经济运行和经济现象的总体结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经济总体不仅仅是经济现象的直接总和，而且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现象的统一关系，是经济本质对经济运行的社会历史关系的总和。

总之，与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更为关注复杂的历史运动和发展。马克思特别区分了社会过程的物质性和社会性，但没有意味着概念或理论的彼此画地为牢。马克思特别强调的是实践本身，而非概念本身，关注的是物质性对于社会性的历史辩证运动及其科学运用。唯物史观开放结构就其本性而言是关于方法和理论进而理论体系和实际应用的有机统一的方法论用语，并最终要化为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理论层级和方法元素，化为批判逻辑、建设逻辑的现实的统一，化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实际的统一。

四、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超越路径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总体研究结构，即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唯物史观一般命题上的仔细的校订，标明实践内涵的丰富和具体化。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再表明，唯物史观本质上不是以解释原则构成的世界观，而是以开放结构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历史观。开放结构是对历时性结构与共时性结构有机统一的规定，唯物史观说到底是对开放结构进行理论规定的历史科学。因此，唯物史观内生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构建，而决不意味着一个已经建成的、具有封闭体系性质的分析结构。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在于，在解构历史概念的同时解构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而又在解构唯物史观的同时彻底解构了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极力回避对历史学科的实践属性的理论讨论，一味地强调分析先于实践，分析是实践的基础，但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真正值得理论反思、直至进行自我改造的，还是实践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何种实践理论?它究竟如何指导实践的进行?由于逻辑否定劳动价值论，比如把对剥削的考察仅仅限制在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考察上，这种抽象虽然达到逻辑与分析的严密性，却失去社会的、历史的关联性，使其理论分析彻底逃离现实领域。因此，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超越路径是在唯物史观开放视阈中，通过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的相互建构，重建历史分析、分析技术

与科学的内在联系，使之重归实践，重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首先，从总体政治经济学角度规定劳动过程的内容和形式。既然社会经济系统并不意味着社会性与物质性彼此间的对立，而是物质规定和社会规定的有机融合。并不意味着内容与形式的相互替代，而是不同式样的累积和叠加;以及既然概念不应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相反的坚持在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科学说明，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包括了对整体劳动过程的既作为经济总体分析的历史起点，也作为经济总体分析的逻辑起点的一致性的必然而又极其真实的承诺。

其次，在总体劳动价值理论体系中确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关系。开放结构规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交互作用运动和劳动价值论的内在层级(包括劳动、价值、价格)运动具有社会历史的同构性。唯物史观开放结构进一步包含了对这种双向的理论建构过程的科学性说明。从科学构建总体劳动价值理论体系出发，劳动和价值既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总体性存在，也是关于社会经济运动过程刻画的总体性范畴，从而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现实结合关系的解读，进一步意味着价值规定解析的不同的现实层面，包括价值创造和价值决定，以及价值运行(本身又包含价值创造的运行、价值决定的运行等不同的方面)和价值表现，等等。

再次，在生产方式的现代性的发展转向中考察经济状况和进行经济分析。现代生产方式是对现代劳动方式基础上的商品生产类型和经济形式的总称。现代生产方式要求经济体制的现代性转化，即实现现代市场经济。根据历时结构和共时结构的有机统一，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发生学的历史结构和社会形式是：劳动过程——价值——资本——市场经济。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经历大致相同的生产力基础。这种共生关系本质上包含了对于商品价值和企业价值乃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创造性分析。

最后，立足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寻求建立渐进和结构有序的总体分析。在一般地谈到历史的科学发展时，马克思强调：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在思辩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因此，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既不表明自己是无法反驳的。也不表明有意义的只是所提出的问题，而不应是工具，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时刻就应坚持理论符合实践，排斥理论和实践、历史和逻辑的相互割裂。换言之，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只会是体现在对社会历史总体对象的具体剖析中，反映在对总体内部结构的渐进有序和富于效率的探索中。

作者：许光伟

政治经济理论分析论文 篇2：

毛泽东凝聚民心的思想策略及其现实启示

摘要：毛泽东凝聚民心的思想策略内涵丰富，成功实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价值、制度整合和资源整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树立清廉为民的党员干部形象、公正共享的社会资源分配理念等是毛泽东凝聚民心的主要策略方法。毛泽东凝聚民心的思想策略方法启示我们，要切实贯彻“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提高党治理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和实践水平，持续推进深入民心的党风廉政建设。

关键词：毛泽东;凝聚民心;策略方法;现实启示

文献标志码：A

对于中国近代的百年屈辱，孙中山发出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感叹。而毛泽东一生追求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从帝国列强和经济贫困这双重灾难中拯救出来，建立一个团结、自由、平等、富裕的公正社会。正是在这种公正理念的指导下，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克服了“一盘散沙”的状态，实现了民心凝聚，完成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价值整合、制度整合和资源整合，使中国这一古老的民族焕发出了盎然的生机与蓬勃的活力。毛泽东关于民心凝聚的思想策略独特，时日长久，内涵丰富，魅力不凡，历久弥新。中国现仍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不断变动、利益格局日益调整、思想观念角逐嬗变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凝聚民心民力、成就民族复兴大业已成当务之急，学习毛泽东关于凝聚民心的思想策略方法及其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凝聚民心思想的基本内涵

1对凝聚民心重要性的认识。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中就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民众大联合的胜利。他开始把“民众的大联合”作为救国救民的“根本的一个方法”。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用最朴实的语言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1]41在毛泽东看来，面对国家衰弱，社会黑暗，人民疾苦，只有实现全体民众的大联合，中华民族才会迎来灿烂光明的前途。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深刻论述指出：“战争的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2]511如果能够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2]511-512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亦深刻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2]645依靠人民战争，国共合作，我们最终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了国门。随之而来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除了中央军委的英明正确指挥、前线全体指战员的奋勇拼搏之外，最根本、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民的支持和擁护。陈毅元帅讲得最形象不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独轮小车推出来的。”凝聚民心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对凝聚民心一如既往地重视。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强调指出，新中国建立后，党必须认真做好两方面的团结工作。即一方面，要认真团结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3]1437另一方面，要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这才能“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產，对付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1437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重视两个方面的团结工作，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短短几年内，特别是在很少社会震动的情况下，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完成了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又强调指出：“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4]114

2通过对社会各阶级阶层分析确定凝聚对象、范围和凝聚程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善于对社会各阶级阶层分析，确定各阶级阶层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定凝聚对象、范围和凝聚程度，尽可能地最大程度上凝集一切可以凝聚的力量。对此，毛泽东有诸多丰富深刻的阐述。1925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一开始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5]3他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把全国的阶级主要划分为五种：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阐述了他们的构成、地位以及对革命的态度等等，文章最后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5]9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晰地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等。毛泽东认为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一定时期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2]633-634他对中国社会的各阶级进行了深刻分析，认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2]637-645毛泽东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更加深入，随着中国局势的发展，他把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明确区分，认为“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2]639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民族资产阶级则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各阶级的深刻分析，并根据我国的具体历史发展情况，对“人民”这一凝聚范围的界定。他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这一界定，对凝聚民心民力、革命和建设力量的积累起到了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

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凝聚民心的核心理念。毛泽东把对人民群众问题的思考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最早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作的演讲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6]1004他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再一次强调：“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6]1039在党的七大制定的党章中第一次申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的宗旨观。毛泽东在《两个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许多著作中，论述了这一光辉思想丰富的科学内容。“为人民服务”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的高度概括。毛泽东不仅是这个宗旨的倡导者，更是这个宗旨的践行者和楷模。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和价值取向，成为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广泛联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的强有力的纽带，是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要求和标准。毛泽东针对党员干部队伍中出现的问题明确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4]285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特别提倡学习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学习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真心实意地、尽心竭力地、坚持不懈地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

二、毛泽东凝聚民心的策略方法

1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调动人的积极性。革命思想是革命运动的先导，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调动他们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为实现党和国家的任务和目标服务。毛泽东说：“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4]236认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做好经济工作与技术工作的有力保证，强调调动人的积极性，就一定要认真做好各类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毛泽东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提出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最常用的基本方法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而启发引导、调动人们的学习热情和工作积极性。毛泽东说：“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4]209“一定用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4]279也就是说，解决思想认识的基本方法是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厌其烦地谈心对话，进行疏通引导。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粮食问题、就业问题、住宅问题、建设问题等都涉及人民利益，若处理不好，就会酿成危害社会的犯罪问题，造成人心浮动、社会不稳。毛泽东坚持对人民群众耐心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此方法正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万众一心，有效防止了城市发展中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和某些犯罪行为的发生。

2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毛泽东说，“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4]228这体现了毛泽东高度重视社会团体的凝聚作用，充分尊重和相信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希望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毛泽东时代，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之中，几乎没有游离在组织之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少了一点个人的自由，但焕发出了集体和人民的巨大力量，这是能把全国人民捏成一个拳头的重要保证。毛泽东积极创造农民政治参与的组织性条件。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通过农民协会组织来维护自身利益的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他说，农民协会“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5]23在建设时期，毛泽东十分关心我国农村社会的平等和发展问题，主张以集体化取代个体私有化，把分散的农民纳入统一的社会组织之中，以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所带来的社会整合效应。将农民置于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之中，使农民的家族意识真正让位于国家意识，从根本上摆脱了小农所具有的狭隘性、自我性，在制度的层面上将处于松散状态的旧农民变成了具有利益高度一致性和有着组织性、纪律性的新农民，使中国农村社会整合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当然，正如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指出的那样，农业合作化运动本身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问题。

3以清廉为民的党员干部形象引领群众。不言而喻，黨员干部是先进分子，要起到先锋模范作用，要具有先进性。党员干部只有率先垂范、廉洁自律，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教育和影响群众，才能在群众中形成良好的威望和巨大的影响力，才能有效地动员、组织和指挥群众开展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为此，毛泽东主张“任人为贤”。贤在哪里?他认为贤在干部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素养，有很纯洁的思想作风，不谋私利。毛泽东通过一次次的整风运动纯洁党员干部队伍，增强党员干部的威信。他说：“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4]274毛泽东时代，官是不好当的，专家精英也不是很自由，工资待遇也都不是很高。为了实现分配的公平，毛泽东反对领导干部搞特权和特殊化。他以身作则，拒绝地方政府在接待中为自己提高生活待遇，甚至自降薪金，不拿一级工资，改拿四级工资。他提出必须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斗争。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前瞻性地估计到，“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3]1438因此，他谆谆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1438-1439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一些党员干部自恃功高，渐渐地脱离了人民群众，滋生了官僚气息，甚至腐化堕落。毛泽东敏锐地体察到了这一严重问题，反复告诫全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不能做官老爷、搞特殊化，形成人民所痛恨的腐败分子和特权阶层。他及时严肃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7]190-191建国之初，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大案中，就体现了他要求官员清廉自律、反对搞特权的决心。处决刘、张二人，挽救了那些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也有效地遏止了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毛泽东的这些意识和举动，使清廉为民的党员干部形象深入民心，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拥护，有效地团结引领了人民群众。

4坚持公正共享的社会资源分配理念。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已经十分关注起点公正的问题，主张人民应当享有基本的权利。1922年5月1日在纪念国际劳动节时，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载文，呼吁社会各界“请注意到劳工的三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8]18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毛泽东提出了较完整的基本权利，即“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9]242建国后，毛泽东为实现公正共享，竭尽全力。在社会各类资源极度匮乏的特定历史时期，毛泽东倾向于向社会各领域实施平均的分配制度，虽然为后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后遗症，但也具有值得重视的重要的正面社会整合凝聚功能。其中主要有这样的一些举措：其一，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毛泽东认为，公有制因为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从根本上铲除了人对人剥削、奴役的基础，能为平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建立创造最根本的前提条件。毛泽东也曾一度主张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工资分配制度，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某些方面的错误解读，他始终认为这里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会导致两极分化，形成新的不平等。其二，提倡政治上实现人民主权。毛泽东认为这样国家权力才会永远平等地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受人民的支配和控制。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一系列参与制度，为人民提供了适当的政治参与渠道。毛泽东认为，对人民，要用民主的方法，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而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只有直接的政治参与才是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其三，提倡大众教育，使新中国有限的教育资源能够为更多的普通民众所共享。在新中国教育制度中，不少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因接受一定程度的知识文化教育而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这种流动，对于增进社会成员之间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协调意义。其四，城乡医疗都有基本保障。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城市里的国家干部和职工中，便实行了公费医疗制，农村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问题。作为中国社会群体中向来最缺少社会保障的农民，当时却受着被国际上视为奇迹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保障，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并在全世界范围得到宣传推广。

三、毛泽东凝聚民心思想的重要现实启示

1切实贯彻“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被接受，是广大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发展也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历史一再启示我们，人民是历史的推动者、创造者、裁量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瑰宝，这一光辉思想，哺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为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重任，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历史意义深远，在新时期的现实意义也不言自明。在這里“以民为本”主要强调的是：其一，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国各族人民实现自己利益、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创造性事业。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必须尊重、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其二，坚持密切联系群众。把人民群众当亲人，关心他们的甘甜和疾苦，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憎与爱，为他们排忧解难，建立起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像毛泽东强调的那样：“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6]1095其三，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离开了人民立场，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会落空，而且会变得毫无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强调：“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10]党要制定各方面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积极争取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实现。最基本的是经济利益的实现，同时，建立政府与民众对话的良方，让民众更多参与国家大事要事，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并积极发展和改善民生。赢得民心，得到人民群众信赖、支持和拥护，是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主体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党带领13亿中国人共同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義事业，实现中国梦的根本。

2提高党治理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和实践水平。过去革命时期的经济政治问题，是靠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创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和政策，指导了根据地的建设，支持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是靠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决了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化建设和民主制度建设等问题。毛泽东公正共享政治经济理念和实践起到极大的凝聚民心、民力的作用，也给予现实极大启示。我国当前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很突出。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仍很明显，传统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深层矛盾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经济和技术进步并未减少不平等。转轨过程中又面临诸多新问题，加之面临国内外新的历史环境，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遭遇严峻挑战。而城乡居民在教育、养老、医疗卫生各方面还有不少困难。保证全体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也取决于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协调各利益群体的矛盾，如何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体制保障，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同时我们看到，中国的中产阶层不断扩张，但他们愈加推崇西方价值观，工业化信息化的过程中人们的怨恨情绪表现强烈。政治经济发展实践与正统理论之间会产生诸多系统性矛盾。在实践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灵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潜力，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11]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新常态论、五大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都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内容。创业艰苦守成亦难，在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诸多矛盾问题的情况下，党必须运筹帷幄、协调各方，提高治理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和实践水平，为继续前行寻找依据，丰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3持续推进深入民心的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党政干部的廉洁性教育，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重要的课题。在民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对领导人的信任仍然会由于特权、腐败现象的存在而减弱。民众的代表们要有良好声望，需要在能力、效率和模范性等方面满足人民期待，这不仅关系到执政党能否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关键问题，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继续深入学习毛泽东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改进工作作风，保持艰苦奋斗、勤俭治国党风，保持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政风，在现今对于凝聚民心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十八大以来，八项规定的制定实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以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思想、作风、党性上的一次次集中“补钙”和“加油”，是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生动实践，是凝聚党心民心的战略之举。治党从严，重拳出击，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老百姓感到比较满意。2015年国家统计局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15%的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中国社科院一个问卷调查显示，937%的领导干部、928%的普通干部、879%的企业人员、869%的城乡居民对中国反腐败表示有信心或比较有信心。[12]党员干部要诚心诚意地当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自觉把权力行使的过程作为为人民服务的过程，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做到严于律己，为民用权，公正用权，依法用權，廉洁用权，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变和积极的成效、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共产党才可以把广大群众团结成为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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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澤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八册[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0]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701/c1024-28517259html.

[11]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人民日报，2015-01-25.

[12]中纪委：91.5%的群众对反腐工作成效表示满意[EB/OL].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6/01/id/1791801shtml.

【责任编辑：闫生金】

作者：杜立芳

政治经济理论分析论文 篇3：

宏观经济数理模型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摘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和范畴为基础，结合我国现实经济运行情况，利用白暴力等人构建的系统宏观经济数理模型，为企业管理提供科学的依据。首先介绍模型的经济学基础，其次说明宏观经济对企业管理的作用，再次说明宏观经济数理模型的构建，最后论述企业管理中如何应用该模型进行风险评估，给转型升级中的企业提供参考。

关键词：宏观经济数理模型;企业管理;风险预测

1 宏观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资本论》中指出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的生产和交换规律的科学。而对于西方经济学，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16版)中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人”，它研究的是微观和宏观经济行为的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濟学研究方法主要是用哲学的方法，而西方经济学主要用的是数学等实证方法。具体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用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将研究的主体和客体统一，将思维概念运动和其他的形式与客观的经济矛盾运动相统一，进行科学的抽象和总结。而西方经济学主要用的是实证法，只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客观规律，而回避“应该是什么”的问题，采用大量的数学与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研究，使得经济研究更有说服力和证明力。

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逐渐进入到中国社会，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在这期间，经过了否定批判、部分吸收以及借鉴应用等适应阶段，之所以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十分曲折。第一，以前，中国经济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指导思想以及理论基础，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后进者”，如果想要在整个经济学领域当中得到认识与接受，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第二，以前，中国施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西方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异性比较强，中国进入到改革开放的崭新社会经济发展时期之后，虽然逐渐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转变，但是经济转型需要一定适应时间。第三，从本质的角度上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分析，西方经济学其实具有双重性质，既具备宣传资产阶级意识的形态性，又具有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客观总结性。针对宏观经济学宣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一特征，应当秉承的是否定态度;另外，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领域当中有一定共同点，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做出的总结，可以将经济社会客观存在这一个现实呈现在人们眼前，逐渐演变为应当吸收和借鉴的内容。当然在对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进行借鉴的时候，不应当完全照搬，应学习并消化有效性比较强的部分，争取可以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怎样才可以让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得到适当的应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从市场经济运行性质的角度上分析问题，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其实都是针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客观规律进行科学合理的总结，通过施行科学合理的宏观调控措施，来对国民经济总量的均衡性做出保证，与此同时让经济结构逐渐得到优化调整，除去上文中所说的这些作用之外，也可以对国民经济发展稳定性及安全性做出一定保证，逐步推动经济社会得到全面的发展，从而也就可以在我国和国际接轨的过程中，起到一定促进性作用[1-2]。

2 宏观经济学与企业管理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经济运行无论是市场唱主角还是政府唱主角，都带有混合经济的色彩。纯粹的市场经济或纯粹的计划经济都是不现实的。大多数国家都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在市场失灵时，政府对经济进行一定的干预，使经济运行回到原来的均衡区域。房地产无论是作为消费品还是投资品，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各国政府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石油化工、钢铁制造业、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干预程度则依市场发育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像美国这样自由市场经济运行得较好的国家，政府对市场干预较少。而像新加坡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在市场刚起步阶段，政府做了大量建设性的工作，待市场较为成熟后政府逐渐淡出，将大部分任务交给市场完成。

管理学就是研究作为组织者如何实现将资源优化配置、最大化利用。现代管理学就是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上的管理学问。像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都是用经济学的思想去分析、研究人的问题。管理学对经济学最理论的东西要进行选择性忽略。同时还要涉及金融，会计，信息系统这些经济学之外的学科[3]。

经济学的很多原理都为管理者提供了决策依据。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而管理学是研究资源的利用、组织、优化与实现效率。经济学是管理学的基础之一，管理学涵盖人、组织及其相关的财和物。经管的关系好似理工的关系[4]。

3 宏观经济数理模型系统的构建

以产权分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从马克思企业和工资市场定位理论出发，构建宏观消费需求模型;在马克思两大部类平衡等理论基础上，构建消费对投资需求的传递效应模型;并建立投资的倍加效应模型和投资的周期性与增长统一模型，建立宏观投资需求模型;由宏观消费需求模型和宏观投资需求模型建立宏观总需求模型;在马克思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理论基础上，构建社会劳动生产率函数模型和社会生产函数模型，由此讨论宏观总供给;讨论宏观经济均衡，由此构建宏观经济均衡模型、经济周期模型与经济增长模型;在以上模型基础上，从马克思价值、价格和货币理论出发，构建物价总水平上涨模型。所有这些模型，在马克思经济理论基础上，构成系统的宏观经济模型，可为解决我国经济建设中的现实问题提供研究和决策的数理分析基础。

4 宏观经济数理模型的主要内容

4.1 宏观消费需求模型

以产权分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从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和企业理论出发，构建工资市场定位模型，进而发展出宏观消费需求模型。这为解决我国内需不足問题建立理论分析基础，也解决了现代西方经济理论面临的主要理论困难：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工资收入决定取决于企业的产权制度，在构建工资的市场定位模型之前，首先以马克思经济理论为基础，讨论古典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以及古典产权制度向现代产权制度过渡对工资决定的作用。企业产权制度是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产权范畴是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

4.2 宏观投资需求模型

消费对生产资料需求(投资需求)的传递效应模型。在马克思两大部类平衡理论基础上，构建消费对生产资料需求(投资需求)的传递效应模型和传递效应强度模型。这个模型解决了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所没有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投资的倍加效应模型。在马克思经济范畴基础上，从社会生产的技术过程出发，构建投资的倍加效应模型，确定投资的倍加效应系数。这个模型揭示了投资过程的一个重要自身规律，也为说明投资过热和过于收缩的原因及解决对策提供了理论基础。投资周期与增长统一的动态模型。在马克思基本经济范畴基础上，从以上模型出发，建立投资周期与增长统一的动态模型，其中，第1项是一个随着时间而递增的量，表明投资的增长;第2项是一个随时间而振荡的量，表明投资的周期运动;这个模型揭示了投资增长与投资周期性波动是对立统一的。投资是经济增长和周期性波动的基础，因此，投资增长与周期统一的动态模型也就是社会经济增长与周期统一动态模型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发展出社会经济增长与周期统一动态模型，为熨平经济周期，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理论分析基础。

4.3 宏观总需求模型

在宏观消费需求模型和宏观投资需求模型基础上，构建宏观总需求模型。市场经济是需求约束性经济，所以，这个模型很大程度上系统表明了宏观经济运行，特别是在短期。在不同社会体系中，消费需求的运行特性是不同的。在资本——雇佣制度中，社会消费需求被约束并具有向下运行的趋势;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体系中，消费需求则具有软约束并向上运行的趋势。因此，在不同的社会体系中，社会总需求的周期性运行也呈现不同的特征。

4.4 社会生产函数与宏观总供给模型

从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及“决定劳动生产率的因素”的论述出发，建立社会劳动生产率函数和社会生产函数，表明：社会产品数量，即宏观总供给，是劳动时间的函数，同时也是劳动者的熟练程度、生产资料的数量、管理水平、科学发展水平以及技术状态等因素的函数。通过对边际劳动生产率和边际产品的分析，可以看到：劳动者的熟练程度、生产资料的数量、管理水平、科学发展水平以及技术状态等因素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分别表示各因素提高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程度。劳动时间的边际产品就是劳动生产率;其他“决定劳动生产率的各因素”的边际产品则等于各自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时间的乘积。由此也可得出结论，科学、技术、管理水平、生产资料数量和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变化会使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劳动者的劳动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即增加宏观总供给。

4.5 宏观经济均衡模型：宏观经济均衡、经济周期和增长模型

一方面，生产有自身的规律，在内生和外生等因素作用下，有着不断扩张的趋势，因此，宏观供给也有内在的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宏观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宏观供给和宏观需求双方的平衡决定了国民经济的均衡状态。由此出发，构建宏观经济均衡、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模型，为系统地进行宏观经济分析和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市场经济是需求约束性经济。在古典产权制度下，消费需求被约束，同时，投资需求则是周期性的;因此，被约束的消费需求曲线处于低位，国民收入均衡点低于充分就业，同时，周期性的投资需求曲线则导致经济周期。当投资上涨时，可以弥补一部分消费支出与国民收入之间日趋增大的缺口;当投资下降时，则会进一步加大需求支出与国民收入之间的缺口，此时，就会发生经济危机。

4.6 物价总水平上涨模型

在以上模型基础上，从马克思价值、价格和货币理论出发，建立物价总水平上涨模型。首先，构建物价总水平上涨的结构性因素模型和总量性因素模型。然后，以这两个模型为出发点，将物价总水平上涨分为四大类、七种类型。第一大类，是货币原因导致的物价总水平上涨，就是膨胀纸币型物价总水平上涨。第二大类，是由市场微观经济行为所导致的物价总水平上涨，有价值规律调节型、市场推进型(Ⅰ)和市场推进型(Ⅱ)等三个类型的物价总水平上涨。第三大类，是宏观变量导致的物价总水平上涨，有生产劳动萎缩型和需求膨胀型等两个类型的物价总水平上涨。第四大类，是物价总水平上涨自身引起的物价总水平上涨，也就是自激型物价总水平上涨。任何一次具体现实经济中的物价总水平上涨，都是若干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不同类型的混成。上述模型系统全面地研究了物价总水平上涨，为治理物价总水平上涨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这个模型突破了西方经济学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研究物价总水平上涨的传统。

5 宏观经济数理模型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宏观经济数理模型，是在马克思经济理论基础上系统的创新性理论体系，从理论上推进了经济学的发展，也为有效分析我国现实经济运行以及解决现实经济中的重大问题建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宏观经济数理模型构建了一个平台，能够进行大量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同时也克服了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无法解决的一系列理论困难。例如：宏观总消费需求模型解决了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决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问题;消费对投资的传递效应模型解决了“消费与投资的关系”问题，而在西方经济理论中，消费与投资是两个独立的变量，相互关系没有得到研究和解决;经济周期与增长统一的动态模型将经济周期与增长统一到一个模型中，更加全面地揭示了两者的相互关系;而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模型。物价总水平上涨模型克服了西方经济理论将研究囿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传统，建立了系统的物价总水平上涨理论和模型体系，解决了诸如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微观机制等一系列理论困难。

不过，以上模型还仅限于实体经济模型，没有讨论金融体系模型，也没有讨论政府作用模型。构建包含金融体系和政府作用在内的宏观经济模型，讨论金融体系和政府作用在经济发展和稳定中的作用机制，设计有效的金融体制和政府政策体系，都是我们期待的[5]。

尽管该模型还不完善，政府作用、金融体系两部分还在研发中，仍不影响我们在企业专制、转型前采用这个模型进行评估预测。对企业将要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以及风险带来的损失程度进行评估，并且预测风险后出现转机的可能有多大。例如：河北省石油化工企业、沧州地区铸造业在转型升级中会给企业带来的各种风险，可造成的损失程度如何，风险期内是否会有转机?均可提供比较客观、有价值的数据。该模型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来完成的，可一定程度上弥补缺少政府作用、金融体系部分带来的误差。因此，转型升级期间政府作用力度以及干预效果也能被体现出来，所提供的数据信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信度。根据该模型提供的数据及相关信息，我省石油化工企业转型升级前应做好相应的应对预案，采用切实可行的管理手段和措施把转型升级带来的损失降到最小。同理，根据该模型计算的数据及产生的相关信息，为沧州市及周边区域的翻砂铸造业，尤其是农村小型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帮助，特别注意的是通过风险评估，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通过企业的优化管理抵御风险，减小损失。注意发现潜在的发展机遇。

参考文献

[1]翔高教育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心.曼昆版《宏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1.

[2]白暴力，白瑞雪.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2011.

[3]白暴力，白瑞雪.中国经济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2013.

[4]斯蒂芬.P.罗宾斯(美).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6.

[5]亨利·法约尔(法).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M].北京理工大出版社，北京：2014.

[6]白暴力.《光明日报》( 2018年06月26日 11版).

作者：游博 李素霞 游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