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论文——浅析大学生的政治认知

政治学论文——浅析大学生的政治认知（精选9篇）

政治学论文——浅析大学生的政治认知 篇1

浅析大学生的政治认知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矛盾冲突也日益凸显，作为青年中先进分子的大学生的政治认知显得尤为重要，而当代大学生的政治认知却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优化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环境，以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认知。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认知 存在问题 解决措施

一、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政治认知的重要性。

1、认识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的进行。政治认知作为一种对政治的认识必然会对大学生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政治认知指导大学生进行政治参与，因此，培养正确的政治认知有利于大学生正确的进行政治参与。

2、有利于培养合格的政治角色。政治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政治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培养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认知，指导大学生正确地进行政治参与，就是要培养出符合特定政治社会要求即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大学生，帮助大学生进行、适应和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使大学生适应角色的转移。

3、有利于满足社会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需求。在大学生对政治系统、系统内的各种参与角色、角色扮演者有较系统认识的基础上，使其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意识、政治认知和政治素养，有目的地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实现由自然人向政治人的转化，进而满足社会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需 1

求。

4、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说：“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作为年轻的一代，大学生们有着旺盛的精力和无穷的力量，因此更应该培养大学生们形成正确的政治认知，使他们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千千万万份强大的力量集中在一起，民族的复兴才有希望。

二、当代大学生政治认知及存在的问题

1.基本倾向

首先，政治认知基本正确，政治认同感较强。陈至立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当代大学生从国内外以及改革前后的鲜明对比中，特别是从身边发生的巨大变化中，深刻感受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繁荣富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惟一正确选择，他们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度认同，对保持我国政治局势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充满信心。”由此可见，当代大学生的政治认知基本正确。

其次，大学生参与意识普遍较强。如“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实施以来，“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已经覆盖了全国30 多个省、市、自治区，参加志愿者活动的青年达千万，组成了数十万个志愿者服务队，这其中就有为数众多的大学生。

2、存在的问题。

首先，对政治“冷漠”，认为与自己无关。在一所高校抽取的500名不同专业、不同性别、不同年级的学生中有78%的同学不关心政治，认为“政治是少数政治

家的事情，距自己太遥远”，“政治是没有意思的事情，不如搞经济实惠。”同时，由于众多因素影响，人们对于政治往往满足于谈谈琐事，发发牢骚，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也投射到部分大学生身上，使他们产生冷漠的政治情感。

其次，政治认知过于激进，缺乏理性思考。作为青年，大学生往往不够稳重，行为冲动，而行为的冲动源于思想的冲动。对于国内外的政治事件，大学生们往往显得很“愤青”，尤其是对国内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以及与国外的一些冲突上，大学生们往往是一味的愤怒不满，而没有真正冷静的思考问题的原因及解决措施。例如对于国内的贪污腐败问题，大学生们往往谈到贪官便提到“杀、千刀万剐”等字词，而对于“钓鱼岛事件”，大学生们则更加激进，他们把此事件当做是对国家的侮辱，通过盲目的抵制日货和游行等行为来宣泄心中的不满，而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来认真思考。

最后，政治认知功利化。大学生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求知欲强，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但由于社会阅历浅，尚未形成正确的政治观，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和认识缺乏长远深刻的目光，造成政治认知的功利化。比如，对于党内腐败现象，大学生在政治取向上存在明显的功利倾向，认为换做是自己，如果行贿能够解决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自己“肯定会”或“可能会”行贿。而在严肃的入党问题上，部分大学生入党的动机是为了得到好处，增加就业的筹码。

三、大学生政治认知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计划生育的影响。大多数大学生都是独生子女，自我意识比较严重，在很多时候，他们都局限于对自己利益的关注，而对别的利益关心甚少。因此，政治虽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作为独生子女的大学生却往往感受不到它的重要性，所以形成对政治的冷漠。

2、大学生政治参与的道路不畅导致心理冲突。一方面，大学生们往往有一颗炙热的心，渴望能够为政治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但另一方面，由于在校学习，社会经历不够等原因，使他们往往不能参与其中。比如人大代表的选举，按法律规定，大学生是完全可以参与选举的，但在校大学生们真正行使了选举权的少之又少，而行使了被选举权的更是屈指可数，而被选为人大代表的几乎没有。由此使大学生们慢慢的失去了最初的热情，觉得政治与自己无关。

3、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到位。从小学到大学，学校给同学们灌输的思想都是好好学习，热爱祖国等，却很少引导学生真正对政治事件进行思考。比如，针对上学期的“钓鱼岛事件”，在游行之前，学校对于该事件只字未提，等到学生们“暴动”起来时，学校才开始呼吁要理性爱国，但是，如何理性爱国，学校却没有明确的指导。

四、解决措施

1、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可以直接地促进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政治认同感，理顺政治心理，坚定政治信仰和政治理想。

2、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理论基础。

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使大学生形成独立的政治判断、强烈的政治认知的重要途径。要使大学生掌握运用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在政治上能明辨是非，在现实中能理性批判，正确对待政治上的具体问题。

3、优化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环境，让大学生们真正参与其中，既能满足大学生们对政治参与的强烈渴望，又能让他们感受到其中的复杂性，引导其进行理性的思考，从而逐渐形成正确的政治认知。

【参考文献】

[1]赵长胜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现状及实现途径探析

[2]马颖章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必要性和途径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6年第2期

[3]陈素云《当前我国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4]徐新再论高校校园文化，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5]罗志探讨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认知和参与能力[J].高教探索 2003年02期

[6]顾晓英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现状及对策[J].思想·理论·教育 2003年06期

[7]岳宗德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D]河南大学, 2006

[8]周晏.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基本问题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 2005

[9]蔡芹新时期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D]苏州大学, 2007

政治学论文——浅析大学生的政治认知 篇2

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时间是20世纪末, 是民族主义在网络时代新的表现形式。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具有两重性的特征:爱国主义性质和极端主义性质。

二、大学生政治认知

大学生政治认知, 主要是指大学生在高校这个校园环境里, 通过不断地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和对一些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和考察, 从这些直接或间接经验中获得对于政治知识的一些感性和理性的认识。基于这些所获得的政治知识的一些感性和理性的认识, 形成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情感, 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观点, 对一些政治现象和新闻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在这个过程中, 大学生形成了自己不同于他人的政治判断标准, 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大学生的政治认知也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不断深化。

三、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政治认知的影响

1.政治认知主动性的增强

网络民族主义思潮的爱国主义性质提高了大学生政治认知主动性, 增加了大学生对本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 激发了大学生的爱国热情, 使得大学生民族性觉醒, 自发的民族性使得大学生更加主动地关注有关国家政策方面的信息、情况和动态。大学生的爱国之情, 使得大学生对国家命运更加关注和关心, 促使大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了解查阅相关的知识, 接触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和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之间的问题。更加主动和积极的去了解国家相关政策方针。大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 搜索查询这些政治常识、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 或者通过一些网站和论坛相互沟通和交流, 使得大学生的政治认知变得更加的主动。

目前在中国, 随着计划经济被打破,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当今社会大众面临越来越重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经商赚钱, 而单纯的政治则被大众冷落, 因此可能慢慢会造成大家对政治关注度的下降和对政治认知热情的减弱。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 大学生自己本身也面临着很现实的就业问题, 因此很多大学生关注政治、学习政治理论知识, 甚至积极入党, 都是具有很现实的目的, 如为了考研或者找工作。大学生在校园里接受的政治文化课程, 多是以理论为主, 另外, 大学校园又是相对封闭且与社会稍有脱节的环境, 这就造成大学生的政治实践相对较少且薄弱, 理论无法联系实际, 单纯的理论的学习也有一定的枯燥性和乏味性。这些因素都可能会造成大学生对政治认知热情度的减弱。网络民族主义思潮的爱国性恰恰能弥补这方面的问题和不足, 激发了大学生对政治认知的热情和他们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政治认知内容的丰富

作为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网络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发展, 也在一定程度了丰富了大学生政治认知的内容。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意识,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辩证统一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应, 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以理论、观念、心理等形式反映社会存在。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落后的社会意识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消极的阻碍作用。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中爱国主义性质的体现增强了爱国之情和民族凝聚力, 而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中政治认知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网络民族主义思潮, 其基础是这个民族的文化。而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不断的历史进程中被赋予和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因此, 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丰富了大学生政治认知的内容, 使得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内容也得到了扩展和深化。

3.政治认知模糊性的存在

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使大学生政治认知内容丰富的同时, 也必然伴随着潜在的危险性。一方面, 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具有双重性, 有着其爱国主义性质的一面, 但同时也有其极端性的一面。这一极端性里面有很多非理性的情绪, 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产生的影响有很大的潜在危险性。另一方面, 我们知道互联网有它优势的一面, 但同样也有其不确定性的一面。互联网上同样存在大量的虚假不良信息, 由于它的不真实性、匿名性等特点, 致使互联网的情况复杂多变。在这些大量的不良信息之中, 不乏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种种攻击言论, 包括对我国政治体制、人权法律等方面的指责和攻击, 这些言论和思想可以轻易地通过互联网进入到大学生的认识视野之中, 无形之中这些言论和思想就会影响到我们大学生原有的政治认知和思想认识。如果大学生缺乏足够的理性, 或者对事物的认识不够深刻, 那么就很容易受到这些不良思想言论的影响, 慢慢改变原本正确的思想价值观、人生观以及对本国政治的认知。在遇到问题时, 如何能够全面的分析、批判问题,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获取认知的同时, 如何能够识别、判断不良信息, 需要我们大学生认真地思考和注意。这些都增加了大学生政治认知的模糊性。

4.政治态度和情感的波动化

随着前苏联这个曾经最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 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潮流有日益没落和下滑的趋势, 中国地改革开放30 多年来, 虽然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也日益提升, 但改革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国有企业经营不善且垄断地位不断提升, 贫富差距日益拉大, 社会各阶层的矛盾日益尖锐, 这一系列的问题, 使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加剧, 对我党执政能力和水平的质疑不断, 在现阶段我国原有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核心的国家意识不断被削弱。这些问题并不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这就使得大学生的政治情感出现冷漠。

然而网络民族主义思潮所激发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怀, 正是我国现阶段所急需的一种社会和国家意识, 爱国主义情怀可以很好地缓和我国现阶段的一些尖锐矛盾。在一些情况下, 也可以较好地转移国内矛盾的焦点, 尤其是对于青年大学生, 他们处于人生最积极最热情的年龄, 具备一些政治知识和认知, 具有很强的使命感、责任感, 急于去改变甚至改革一些国家现有的体制。同样对于青年大学生来说, 他们又同时拥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 因此大学生的爱国主义和信念可以很好的约束他们的行为和言论。由于大学生政治心理还不成熟, 产生的一些问题以及发生的一些事件容易造成大学生政治情感的波动, 前一分钟政治情感冷漠, 表现出不关心的态度, 下一分钟就怀着强烈的爱国情怀、积极的政治情感, 投身参与到政治中去。网络民族主义思潮的两重性以及大学生本身的特点都使得大学生政治态度和情感波动化。

摘要：本文重点研究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政治认知产生的影响, 政治认知作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前提和基础, 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顺利进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思想意识的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政治认知产生了多重影响, 既有积极的一面, 又有消极的一面。本文从四个方面具体阐述了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政治认知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大学生政治认知,影响

参考文献

[1]崔海峰, 卜建华.论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思潮的内涵及作用[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0 (4) .

政治学论文——浅析大学生的政治认知 篇3

【关键词】 元认知 元认知能力 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72（2013）10-074-01

一、什么是元认知

约翰弗拉维尔是这样描述元认知的：“元认知涉及某人有关自己的认知过程或某些与其相关的知识，例如，与自己的学习相关的信息或特性。”根据弗拉维尔的观点，元认知就是对认知的认知，具体地说是关于个人自己认知过程的知识和调节这些过程的能力，对思维和学习活动的知识和控制。元认知包括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和元认知控制三方面的知识。

二、怎样才能培养学生的元认知能力

1. 要提高学生对元认知重要意义的认识

学习过程是观察、记忆、思维、想象、创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观察、记忆、思维、想象的方法与策略，直接关系到学习效果的好坏，为了提高学习的质量和效率，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让学生意识到思考自己的学习方法策略是否与学习任务的要求相适应，一旦发现有问题就要迅速地进行自我调控，只有这样学习活动才能顺利地推进，学习效果才会显著的提高，古人所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2. 强化培养元认知能力的训练

元认知能力是在元认知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实际训练逐步培养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训练是元认知能力得以培养和提高的关键，而且元认知能力的训练必须在教学的全过程中进行。

3. 教给学生学习的策略与方法

教给学生掌握几种元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大致分为三种：

（1）计划策略——包括设置学习目标、浏览阅读材料，产生待答问题以及分析如何完成学习任务。成功的学生是一个积极的而不是被动的学习者，他们并不只是听课、做笔记和等待教师布置测查的材料，他们会预测完成作业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先获取哪些相关信息，在考试前复习笔记，在必要时组织学习小组，以及使用其它各种方法。

（2）监控策略——包括阅读时对注意加以跟踪，对材料进行自我提问，考试时监视自己的速度和时间。监控策略的表现有多种，其中常见的有两种：领会监控和集中注意。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总是会发现有些同学读不懂材料或题目，这时尤其要加强领会监控能力的培养。可采取以下几种措施尝试训练：①学会调整阅读的速度，对于比较容易的章节读快点，抓住作者的整体观点，对于较难的章节则要放慢速度，读思结合。②中止判断，如果有些事不太明白，继续读下去，作者可能会在后面填补这一空隙，增加更多的信息，或在后文中会明确说明。③重读较难的段落，尤其是当信息仿佛是自相矛盾或模凌两可时。

（3）调节策略——这与监控策略有关，当一种策略不足以解决某一问题时就要及时调整策略，比如在高考文综考试时跳过某个较难的地理题先做简单的历史或政治题等。

4. 学习方法的教育

下面针对高中政治学科特点介绍几种常见的学习方法。

（1）知识系统法。对某一板块知识，加以系统归纳，使之成为体系，便于理解记忆，如“中国共产党”的有关知识，要掌握好性质、地位、宗旨、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党的建设、执政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八个知识。关于“社会保障制度”要掌握好含义、内容、对象、主体、物质基础、实施方式、主要功能、直接目的、基本原则、重要意义等十个知识。

（2）形象比喻法。如记忆银行的作用时用“聚宝盆”“气象站”“寒暑表”“总账房”来形容。价值规律的三个作用可以形象的记成“棒子”“鞭子”“筛子”。

（3）口诀歌谣法。如记忆哲学道理两点论和重点论时可编用如下歌谣：“任何事物都有两点，两点之中有重点，重点并非不改变，亦可变为非重点。”

（4）关键字词法。如记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时可以简单记为“一公二共三强控”一公就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二共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三强控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5）图表记忆法。图表的最大特点是既能横比又能纵比，非常形象直观。在记忆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关系及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公司债券的关系及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关系及现象和本质的关系时运用图表就很适用。

（6）主线串连法。这一方法特别适用于高三二轮复习。比如经济生活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经济理论部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其中每一部分都可以做为一条主线，将相关知识串联到一起。再如政治生活可以将其分为国家制度、政党和政党制度以及三大政策三部分内容。同样可以分别以他们为主线将整本政治的知识串联在一起，以方便系统地理解和调动运用知识。

政治学论文——浅析大学生的政治认知 篇4

一、改进和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要大力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更要大力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只有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好了，才能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代代相传、长治久安。因此，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教育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我国在激励的国际竞争当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二、高效党团组织的重要作用

高效的党团组织覆盖面广、体系完整，是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党团组织需要发挥能动作用将学校的精神加以丰富拓展，将学校的部署具体化、多样化，并在实践中开动脑筋、有所创新，不断产生具有推广效应的工作新方法。正式每个相对独立的组织健康成长、稳定发展，才构成整个学校的正常运转。因此，充分发挥党团组织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有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大力推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高校党团组织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向导和保证的作用、载体和渠道的作用、推动和落实的作用。各级党团组织特别是基层党团组织是青年学生学习政治思想教育、弘扬主流向上文化的重要渠道，是整个学生群体的排头兵和领头雁，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各级学生党支部和团支部是凝聚人心、交流感情、提高认识、升华思想的重要阵地，既是校园文化的主要组织者和倡导者，更是连接学校和广大学生的桥梁和纽带，同时也为青年学生的成才成长搭建坚实的平台，使青年学生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张扬青春活力与激情，促进全面发展。因此，充分发挥党团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对于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构建和谐校园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高校党团组织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高校党团组织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还存在着的一些问题与挑战，例如管理理念滞后，忽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忽视大学生的心理需求；工作内容单薄，浮于表面；工作方法陈旧，不能主动创新；工作渠道狭窄，信息收集与反馈存在问题等。而且，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学生的思想状况也是有起伏的，是不稳定的。尤其是现代大学生面临的学习、就业和生活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大学生在环境适应、自我管理、学习成才、人际交往、交友恋爱、求职择业、人格发展和情绪调节等方面反映出来的困惑和问题日益突出。以前的一些老做法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了。这就要求高校党团组织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增强创新意识，不断拓宽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

四、高校党团组织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建议

1、拓宽工作思路，树立“以人为本”的学生管理理念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高校党团组织是教育者，学生是受教育者，因此，一些高校党团组织的负责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很少思考学生自身的感受，往往是以教育者的思维理念去影响学生、改变学生，因而在与学生交流时，忽视学生主体意识。不能站在学生的角度去理解和尊重学生，从而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高校党团组织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应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应确立学生在学校中的主体地位，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服务的思想。从学生需要和利益出发，自始至终贯穿主动、积极为学生服务的理念。尊重学生的个性、兴趣、爱好，要为学生营造个性化的教育环境和条件，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应采取有效措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真正形成主人翁意识，更多地给学生以信任和激励。

2、丰富工作内容，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思想决定行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党团组织工作的首要任务。传统的工作内容是：教导学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教导学生热爱国家，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思想品德教育。当代大学生个性强，同时自理能力差，心理脆弱，压力大。所以，在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有了新的拓展。要求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基础上，注意培养学生的校风、班风、学风；培养学生劳动、卫生等自理能力；培养学生的审美观；对学生

进行心理健康等教育等。尤其是针对大学生心理危机发生率有所增加的现状，要结合高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将心理健康教育有机融入其中，使大学生在思想观念、心理素质、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得以提高。

3、创新工作方法，尝试潜移默化的柔性管理

空洞的理论说教和简单粗暴的批评，以及一厢情愿的强迫灌输，这些传统的工作方法，往往会造成学生的逆反心理，容易引起学生情感上和思想上的抵制，产生精神厌食症，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零效应或负效应。高校党团组织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对学生的引导和教育上，而不是生硬地命令与指派，更不能变成保姆或工人进行包办替代，这都是不利于学生成长的工作方法。在教育学生时可以尝试柔性的管理方式，柔性管理方式较为温和，可以避免激烈的教育方式对学生的感情、自尊心造成的伤害，从而避免矛盾的激化，能够真正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

4、创新交流方式，充分利用网络沟通

党的十七大对高等学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现在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原因，很难以传统的方式引导和管理每个学生。而大学生又是接受新鲜事物最快的群体，无论是E-mail，还是QQ、博客、微博，最先掌握的人群都是大学生，高校党团组织完全可以因势利导，让这些科技进步的产物为己所用。网络的虚拟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除现实中的种种身份、地位的差别，促进人们在网上的平等交流。高校党团组织和学生可以实现平等对话，无障碍、无顾虑进行思想交流。如果能正确引导交流和讨论的内容，则可以实现潜移默化的教育、引导目的。还可以增强党团组织在大学生心目中的亲切感和个人魅力，降低师生发生矛盾冲突的机率，有助于增进师生感情。这样一来就能够激发起大学生主动向党团组织进行交流沟通的积极性。

5、创新学生活动形式，予教育于活动之中

针对大学生精力充沛，兴趣广泛，热情好动的心理特点，高校党团组织应深入学生内心，探索教育方式，创新学生活动形式。在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高校党团组织要积极组织、策划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各类活动。针对刚入学的大一新生，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以减轻他们的陌生感和孤独感。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组织新生开展参观校园活动和远足活动，让他们尽快熟悉环境。

6、扩大工作渠道，加强学生自我管理的力度

由于各高校的岗位设置和人员配备的数量是有限的，工作又是比较琐碎与繁杂的，使得高校党团组织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每一个学生的思想状况都做到完全的了解。而且，目前一部分大学生的身心发育还未完全成熟，他们的想法也是一时一变的，这更增加了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然而，学生们长时间的学习和生活在一起，他们彼此之间是最了解的。学生之间的倾述往往说的都是心里话，而这些心里话往往又是学生不敢直接对老师讲的。其实学生不仅是接受学校管理的对象，也是可以参与学校管理的主体之一。高校党团组织可以扩大工作渠道，下放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学生实施“自我管理”，一方面，学生会更了解学生，更懂得使用何种方法才能更有效地管理。另一方面，在高职院校实施学生 “自我管理”，有利于培养学生干部的管理能力，充分调动学生在自我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要实施学生自我管理，就要充分相信学生，要善于倾听来自学生反映的意见和建议。党支部或团总支还可以通过开展学生座谈会的方式，定期邀请班委和学员代表参加会议，收集学生反映的信息。也可以设置“学生意见箱”，使学生与干部、辅导员之间的交流渠道畅通无阻，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政治学论文——浅析大学生的政治认知 篇5

浅析未成年学生中特殊群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网络是把双刃创,在为未成年学生中特殊群体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时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挑战,严重影响未成年学生中特殊群体的健全人格的养成.为此,本文着重分析了未成年学生中特殊群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建议.

作 者：崔华 作者单位：黑龙江科技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27刊 名：黑龙江史志英文刊名：HEILONGJIANG SHIZHI年，卷(期)：2009“”(7)分类号：G41关键词：未成年学生 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

浅析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差异 篇6

继50年代中期美国政治学界开创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后，中国政治学界在80年代也开始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尝试。1987、1994年相继两次召开了全国性的“中国政治文化学术研讨会”。随着有关政治文化研究的文章、译著、专著不断问世，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成为公认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特别是在中外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方面，以天津师范大学的徐大同教授为代表的研究群体，自90年代后期以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不过，虽都是政治文化研究，而且在专业术语和一些概念上不无彼此沿用之处，但中美政治文化研究之间却存在显著的差异。从内容上看，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似乎完全是另辟奚径的独创，中国主流学者似有意要使这一研究与国际通行的政治学研究规范分道扬镳。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即中美政治文化研究兴起的不同社会背景、研究目的以及研究对象入手，力图透析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差异，并从中引出有益于中国当前政治文化研究的某些启示。

一 全球战略与政治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兴起

一般地说，任何政治问题的研究总是产生于一定的政治需要，即便高度抽象的政治哲学也脱离不开一定的时代、一定社会人群的政治需要。这既是古往今来政治研究的一条普遍规律，也是当今政治文化研究兴起的直接原因。

政治文化研究最初产生于本世纪50年代初的美国。这个时期正是二战后美国取得世界大国地位、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全球战略的时期。然而实际上，早在二战结束之前，美国政府出于战后如何处理日本的决策需要，就提出了研究异国文化的要求，并委托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就日本是否会投降，以及美国如何管制日本两大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在接受了这项任务后，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结合访谈调查和书刊、电影资料等实证研究，很快得出结论，认为日本人会投降，但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致美国政府的研究报告。事实证明，战后美国政府的决策与她的见解是相一致的。1946年，本尼迪克特将报告整理成《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书出版。该书对50年代后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1)

此后，随着美苏关系的紧张、遏止政策的出台，杜鲁门政府全面修改美国战时与苏联结盟的政策，开始推行以反共为特征、以争夺世界霸权为目标的全球战略。冷战的严酷事实，不仅给刚刚结束了战争的世界带来新的不安，而且使美国国内的保守反共势力异常活跃，50年代出现了以迫害进步人士而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造成了举国上下的“恐共症”。与此同时，美国还向许多国家输出“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但结果大部分都未获成功，反而出现了一系列军人独裁政权。为了顺利地推行全球战略，美国政府急需对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传统、现状有全面的了解，急需政治学研究人员提供这方面详实的研究报告。

为此，从1952年开始，在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的倡导之下，一批政治学研究人员展开了对

各国政治制度的研究，特别是对共产主义及其行为方式的调查研究。他们纷纷走出书斋进入实际政治研究的天地，不仅对西方国家，而且更多的是对非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及民众心态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收集了一批详实的资料，为美国政治学界的比较政治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在对美、英、法、意的若干名前共产党员进行访谈调查的基础上，写成《共产主义的感召力》（The Appeals of Communism, 1954）一书；派伊（Lician W.Pye）与阿尔蒙德合作，几乎用了一年的时间在马来西亚采访华裔共产党人。由此引发了他日后对东西方政治文化差异进一步探索的兴趣。(2)1953年的一天，美国政治学学会的政治行为委员会在社会科学理事会（SSRC）的本部召开会议，邀请刚刚从马来西亚回国的派伊和其他学者座谈对发展中国家的观感，这次会议直接促成了美国政治学学会比较政治委员会的成立。(3)

通过这种比较政治研究，一些学者开始怀疑40—5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流行的权力观念。这种观念把权力概念等同于西方经济学领域中的货币概念，是政治学领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核心概念；认为权力现象本身存在着一套适用于整个人类的普遍规律。这种观点从战前美国传统政治学，到战后美国国际政治学的开创者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政治发展理论的提倡者亨廷顿（Sumuel P.Huntington）都持相同的见解。然而，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阿尔蒙德、派伊等人却发现，由于对权力的特殊情感、态度和认知程度的影响，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社会条件下的人的政治行为是极不相同的，人类社会的权力现象并不是从古至今到处同一的。研究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文化因素是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4)

1956年，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阿尔蒙德在《政治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比较政治制度”的论文，第一次明确地对“政治文化”概念、方法给予界定和说明，使比较政治研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独立研究领域。

此后，以阿尔蒙德为首的一批政治学研究人员，设立了政治文化研究的一系列具体课题，并把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新方法、手段引入这一领域，如：1957年开始的由阿尔蒙德、乌尔巴主持的对英、美、德、意、墨五国公民政治态度的调查和分析，这一项目在1962年完成，并出版了《公民文化》（1963）一书（The Civic Culture）；1958年开始由派伊主持的对缅甸进行的调查，由此而出版了《政治、人格与国家建设：缅甸对认同的寻求》（1962年）一书（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Nation Buildind）；阿尔蒙德与科曼还依实地调查写出了《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年）一书（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等。

60、7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作为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分支盛极一时，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不仅增强了美国海外企业、跨国公司对外国政治的广泛了解，而且对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从事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阿尔蒙德、派伊等人都在美国政府或军队研究机构兼职，有的还是兰德公司的顾问。

总之，从政治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兴起的过程可以看出，它是与二战后美国奉行的对外扩张的全球战略直接相联系的，是为美国政府的对外决策服务的。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决策的需要，没有美国二战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外扩张的战略态势，政治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兴盛是根本不可能的。

二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与政治文化研究的多样化

中国政治学界开展政治文化研究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然，这是与70年代末中国结束旷日持久的“文革”内乱，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密不可分。从总的来说，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是重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客观社会需要，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理论思考。但具体来看，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开展却是由来自三个不同方向的思潮汇合而成，并由此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首先，它是在海外华人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思潮影响下形成的。这种学术思潮从现代化压力下对面临危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开始，走向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然后又从西方文明的没落中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并力图使之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相互融合。(5)这种学术思潮从80年代初开始通过哲学界在国内传播，并逐渐涉及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方向的理论思考，以及对中西政治价值观的理解、评价。从广义上看，它为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开创造了有利学术思想环境。

其次，它是在中国学者探索“文革”内乱原因的反思中形成的。文革结束后，知识界，以文学界、理论界为主的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会酿成这场灾难仅仅追究个别人物的责任是不够的，应当从文化因素中探索更深层的原因，应当更深入地研究中国人的民族性、国民性。要避免“文革”内乱的重现，必须重建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化结构。(6)这种思考以及由此而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对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开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最后，它是在西方政治学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从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政治学界的研究人员就接触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政治学。80年代中期，各种评介当代美国政治学研究的书籍、文章大量问世。伊斯顿、阿尔蒙德等人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林德布鲁姆的决策理论等等，在中国政治学界不再是生疏的学说。这其中，政治文化研究也被作为一种现代政治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给予广泛的介绍，并且引起了中国政治学研究人员的极大关注。

如果说，前两种学术思潮从客观上为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并间接地影响了这一研究的话，那么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思潮则是一种直接的影响。但是，中国学者在吸收和借鉴这一研究方法时，明显地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一，一部分学者把政治文化研究当作一种经验、实证的方法，开始运用西方政治学量化的研究手段，如问卷式抽样调查、个案调查等，对公民政治心理、态度进行现实的研究。(7)其二，另一部分学者、也是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数学者，则借助西方政治文化研究提供的一些基本概念、范畴和价值判断尺度，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规范理论研究。(8)这两种不同倾向也反映了中国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人员结构特征，前一种倾向的人员以各级党政机关、或从属于党政机关的舆情调查机构的实际工作者为主；后一种倾向则主要是与从事政治理论研究相关的院校学术研究人员。前者以向上级党政领导机关提供了解社会舆论、民情调查报告为目的，对国家和政府决策过程产生间接的影响；后者侧重于面向各种教育对象，在政治价值观念上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值得注意的是，二者之间至今还没有形成相互联系的机制，几乎是彼此不向往来地进行着各自研究。虽然，目前部分高校政治学专业的中青年学者不断做出积极的努力，有意地把政治文化研究方法引入实际政治研究的范围，如一些大学对大学生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的调查研究；对某一特定地区居民政治态度进行的调查研究，等等。但是，由于缺乏进

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机会和条件，现代政治学研究的新方法很难在中国的实际政治研究中得以广泛应用。因此，院校研究人员的政治文化研究基本上是以纯粹学术思想、原理和方法的阐释为主，侧重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实际政治工作人员则忙于具体事物，无暇过问理论，在一些相关的研究课题上，使用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研究方法时本身就不够规范，基本上采取了就事论事的简单摹写、描绘现实的方式。因此，在大量事实材料的面前，缺乏对长期经验事实的整理概括、以及理论上的深入分析，难免让人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

总之，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展开过程中，出现了多学科、多渠道、多样化的特点。这反映了它主要是被当作一种现代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予以接受，而作为一种方法，当然是可以在涉及政治的广泛的领域中加以运用的。不过，在这种广泛的应用中，难免不出现对政治文化研究本身概念、范畴以及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也就是说，中国现有的政治文化研究，已经与政治文化研究当初被创立时的界定有了极不相同的含义。就此意义上而言，有必要在研究的对象、目的等问题上对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做一次认真的比较研究。

三 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三大显著差异

从中美政治文化研究兴起的过程看，大致有以下三个显著的差异。、研究对象、功能上的多国比较与自我批判反思之差：

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是由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对外扩张的全球战略决定的。从研究对象看，美国政治文化研究主要是把美国以外的国家、地区的政治文化模式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同时，政治文化研究是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决策服务的，或为美国不同利益集团在海外经济、贸易的扩展服务的。

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是在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后，理论界围绕中国的现代化的目标、途径而形成的对本土政治文化价值的一次再确认。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功能尚不是为政府决策服务，而是借他山之石以攻中国传统文化之玉。当前中国学术界展开的政治文化研究，并没有脱离近代以来知识界研究文化问题的初衷。

比较之下可以看出，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都脱离不开一个面向世界、面向异文化的大背景。只有当一个民族被置身于这种开放的大环境中，政治文化的研究才可能提上日程。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中美间在政治文化研究的对象、主题、功能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简单地说，美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是以异文化为对象、以皈依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为主题、以为美国对外扩张的全球战略服务为其功能的。相反，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主要着力于批判地借鉴现代政治学研究中的新概念、范畴、以及新的价值观念，并借此重新认识、评价固有的传统政治文化。与当前中国大文化研究相同，明显地具有一种内向反思的特征。

2、自我文化中心与多元文化的宽容精神

中美两国都是文化大国，一个是现代文明的象征，西方“自由、民主”的代表。另一个是东方文明古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文化大国的地位很容易造成一种自我为中心的心态，这在中美政治文化研究中也有所反映。

与美国政府总是以“人权”为尺度去衡量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也总是透过西方“自由、民主”的眼镜去看待别国政治文化的。例如在阿尔蒙德等人的有关政治文化著述中，尽管他们一再声言政治文化研究的客观描述性，但在具体的比较过程中总是摆脱不了对别国政治文化的贬低、否定，以及对美国式所谓“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崇尚。这其中最让中国学者难于接受的是派伊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偏见，例如他讲，中国人的特点是欣赏欺诈、不愿承诺，相信外力而不是自身的力量，爱揣摩形势……，等等。显然，这种观点充满了对中国政治文化和中国人民族性的成见。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千百年来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以自我文化传统为中心的向心力，以致在历史上诸多外来异文化都被同化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之中。但自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以来，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心态终于被打破了。随着革命、救亡、再革命的社会变迁和新中国的诞生，以革命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代替了传统文化。但是从建国以来的文化变迁中，人们发现传统文化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今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规范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事实证明，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仍将经历一场深刻的文化整合运动。但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与冲突、接近与疏离的文化变迁中，当代中国人再不会做出非此即彼的极端选择。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元文化融合发展趋势已经使兼容并蓄的开放式的文化心态在中国公众中生了根，很少有人还带着偏见去看待某一种外来文化。同时，也很少有人借外来文化否定中国的本土文化。这种在多元文化整合过程中的文化宽容精神，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繁荣昌盛的一种强大精神力量。

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中国学者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并不存在自我为中心、排斥外来文化、否定别国政治制度、政治传统的问题，而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可能地了解、认识和介绍别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当然就更谈不上象美国学者那样要让别的国家接受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

3、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

如前所述，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与美国政府决策过程的实际需要是分不开的，这无论在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的研究、还是后来阿尔蒙德与派伊等人的多国比较政治文化研究中都可以得到证实。因此，参与政府决策、影响决策过程是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

反之，中国学者的政治文化研究，尚未达到这样的水平，无论在中央政府还是在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中，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没有直接的影响。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学者是以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为主，富于学理性、缺乏实际操作性，与现实政治文化建设有一定距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中，政治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现代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尚有待发展。

通过以上对中美政治文化研究进行的比较分析，大致可以对当前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有一定的了解。应当肯定地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大国，政治文化研究无论从传统思想文化还是从现实公众政治心理入手，都是大有可为的。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人员应当总结以往中外政治文化研究的经验，探索有益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建设、政治民主化发展的研究方式，为现代化的实现提供政治保证。

注释：

(1)参见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2)Lucian W.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cs ,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 1985 , pp.x.(3)Ibid.,pp 351.(4)Ibid.,viii.(5)张君励“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参见周阳山 编《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时报出版公司，1971年1月，第75—93页。

(6)参见沙连香 主编《中华民族性》编后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第337—341页。

(7)参见闵琦《中国政治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浅析大学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篇7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来自对社会存在的认知, 同时兼具明显的群体和时代特点。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大学生获取信息更加快捷方便,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更加快捷,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然而, 大量的信息造成了大学生思想认知的复杂化, 使大学生认知具有不确定性, 加大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

在长期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 很明显感觉到目前大学生很容易出现认知偏差, 第一, 认知倾向情绪化。一部分大学生逆反心理很明显, 不该做的事情偏要去做。更有甚者, 每天沉溺于网络游戏或色情、凶杀、的虚幻世界。严重影响了学业和思想健康, 最后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第二, 认知方式片面化。学生的认知存在偏差, 往往存在对客观事物认知方式分析判断的片面, 把假、恶、丑当成真、善、美, 造成是非观念错位。第三, 伦理观念颠倒化。一部分大学生伦理观念模糊,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缺失。他们视奉哥们义气的为人处事世的哲学, 极易被人煽动和利用甚至结成犯罪团伙。第四, 人生追求庸俗化。社会环境中的一些消极因素, 如政府官员中贪污腐败的行为、商业中的唯利是图、教育中的学术风气等在大学生中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使一些大学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政治信仰迷茫、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等严重问题, 使他们形成了追求金钱、追求享乐、追求刺激, 唯独不信奉理想, 不追求真理的思想。

从认知的角度上看, 应该遵循大学生的认知规律, 通过以正确的方式引导改正学生的认知偏差, 这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首先, 要有效的改变大学生不良的心理。一些大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养成并接受了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 形成了一定的心理定势, 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一定的偏见, 对政治课、听专家报告就会产生厌倦或抵触的情绪。其次, 要改变大学生不良的认知方式。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着对事物的认知比较片面, 很大情况下遇到复杂的事件很容易用简单方式处理, 遇到消极的事件经常扩大化对待, 遇到欠公平的事件经常情绪化面对。再次, 要改变大学生不健全的认知结构。主要因为大学生迫于考试的压力, 课外的知识学习较少。学校单一的生活模式使他们直接参与社会实践很少。因此, 全体教师特别是主管思想政治的教师, 应该使大学生充分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从而根据大学生的现实需求和思想政治教学要求, 采取灵活多样的思想政治教学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最好是通过典型的案例教学纠正他们的认知偏见。

二、用激励的方法推动学生思想政治的进步

需要是人们的生理需求、社会需求在头脑中的反映。需要在学生的生活、学习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 应该全面的了解学生的需要, 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通过在不断满足来完善学生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能力。在满足需求的过程中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以下几种激励方式方法会取得很好的成效。

1、目标激励。

目前,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一定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运用学生相对了解的典型案例鼓励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要确立以学习为主的发展目标, 制订出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法措施, 帮助学生解决在现实中的实际困难。要密切的关注大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进步, 要经常给以充分肯定和恰当的鼓励, 这样就坚定了大学生实现理想的信心, 增强学生克服现实困难的决心。

2、团体激励。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指导学生约束规范学生行为。通过团体的规范和约束, 达到建设良好的校风和班风, 养成良好的学风和考风, 逐步形成积极向上、助人为乐的精神面貌和团队精神的目的。用表彰先进的团体及其主要成员来鞭策后进团体和后进学生, 这样就可以激励全体学生为团体的进步做贡献从而使其自身在团体的进步中不断成长。

3、奖惩激励。

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要建立以表彰为主、惩罚为辅的评价激励机制。应该明确的肯定和表彰先进, 激励大学生不断的学习效仿, 促进他们的共同进步, 对于违纪违规者、损害集体荣誉者还应该批评和鞭策。

三、加强情感教育, 实现师生情感交流

情感是心理的动力因素, 是个人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和对客观事物爱憎好恶的内心体验, 具有强烈的驱动力和凝聚力。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 情感是认识活动中最为活跃的元素, 是认识结构中最为恒定的组成部分, 它伴随着人类认识发生过程的始终。情感操纵着人类心灵大门的启闭, 对接受外来教育、外界事物起着过滤和催化作用。情感是打开心扉的钥匙, 是沟通心灵的桥梁, 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成功的前提。

大学阶段正是学生处于接受新事物、学习新知识的重要时期, 新的知识、环境、经历使大学生出现情感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他们会因一时的成功而对未来充满信心, 又会因暂时的失败而一蹶不振。这就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以高尚、真挚的情感真正的关心学生。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培养激发大学生的积极情感, 努力克服学生的消极心理, 充分的发挥情感在大学生学习生活中积极的作用。从而达到良好的教育目的。

四、总结

当前对大学教师来说, 如何加强大学生的情感教育, 实现师生情感交流, 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是广大高校教师必须解决的难题。实践经验表明, 教师必须与时俱进, 紧跟社会思想的发展步伐, 熟悉大学思想教育的基本规律, 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新最好的方法。更加重要的是教育工作者应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付出真实的情感, 把学生看成自己的亲人和知心朋友, 尊重学生、信任学生并赢得学生的爱戴, 这样就可以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 使师生之间产生和谐的情感共振效应, 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得以真正内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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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宝胜.应对师生关系变化的教育对策分析[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 (4) .[3]苏宝胜.应对师生关系变化的教育对策分析[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 (4) .

[4]郑晓丽.丽水市大学生信教的基本情况——对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的调查与思考[J].科学与无神论, 2006, (2) .[4]郑晓丽.丽水市大学生信教的基本情况——对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的调查与思考[J].科学与无神论, 2006, (2) .

政治学论文——浅析大学生的政治认知 篇8

关键词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一、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基本内涵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含义,有的学者把它混同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其实,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不能直接划等号,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宏观的,而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则是微观的,它是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而创设的具体情景,这种情境相对于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的生成而言是一种部的客观存在,但是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其本身就是内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之中的一个要素。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共同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有些环境因素虽然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影响甚大,但却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组织者所不能有效掌控的。与此相反,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则是思想政治教育者为了实现其教育目标而有计划地创设的具体教育条件,它无时无刻不渗透着、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具有可控性和操作性。

因此,本文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含义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的、主体的体验、气氛和人际互动,是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而创设的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生作用的精神氛围与物质条件的统一体。这一统一体有机地融合了主体外部的“境”和内部的“情”,渗透、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内容,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教育对象起着引导、感染作用。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的现实依据

(一)尊重大学生主体性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的主体是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历史是由人创造的,社会的活力来自于人的活力,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主体性使其在与自然和社会斗争中认识自然与社会规律,并按自身的尺度改造自然与社会,提升自身的主体价值,使自然与社会更加适合人的发展。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基本前提是主体性的发展,而主体性发展主要靠教育。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以学生为主体,而且要把培育大学生的主体性,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在传统的教育方式中,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犹如一只容器,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职责就是不断地向这只“容器”进行灌输。这种方式,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忽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忽视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知识,忽视指导学生提出问题,这就造成了学生拒绝接受甚至对教育者灌输产生逆反心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说过:“道德教育的首要事件,决不是发展某种外表的行为模式,而是在儿童心中发展明辨的识见以及与它一起的相应的意志力”,“绝对清晰、绝对纯粹的善与正义的观念,成为意志的主要目标,按照这些观念,性格的内在中心—人格的核心—决定性格本身,并把所有任意的冲动推回去,这才是道德培养的目的所在。”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要着力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围绕学生的主体性,依据教育目标,利用身边的教育资源,创设与现实相符合的教育情境,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引导其正确的价值导向。

(二)改变传统教育方法的必然选择。

当前,世界形势特别是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社会转型的加速,人们价值观的多样化,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一挑战,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灌输式的教育方法,以新的视野、新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学生成才的需要。过去,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任务被仅仅归结为“传道”,即向人们灌输社会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不重视培养人们的能力和个性,甚至存在着否定和抹杀人的个性的倾向,受教育者仅仅被视为社会规范的接受器。事实上,社会规范的灌输与个人能力和个性的培养是有机统一的。个人的发展包括其思想品德的发展,它既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个性化的过程。没有社会化,人就不能适应社会;而没有个性化,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自主的、富有创造性的主体。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得到普遍增强,他们越来越喜欢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亲身体验来得出结论,而不像过去听由教育者支配。

(三)满足大学生参与需要的重要途径。

大学生是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有着较高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要求通过参与来实现,就反映为大学生特殊的参与意识与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的开放性和探索性,对学生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能够满足学生的参与愿望和需求,并能引导学生进行观察、操作、思考、鼓励学生从多角度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创设正是以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以情境营造体验氛围,并贯穿教育的全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中,让学生充分参与,通过情景体验、讨论分析、行为训练、心理陈述等方式,唤起学生的情感,激活学生的思维,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生解决现实问题和践行思想政治品德的能力,从而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的原则与路径选择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必须从当代大学生的自身特点出发,依据他们的认知结构,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具体说来,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满足需要的实效性原则。

马克思认为,需要是人类一切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出发点。所谓需要,是指受教育者对某一事物的依赖和摄取状态,是指受教育者对某种东西缺乏时产生的主观意向。接受活动作为一种有目的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必然与一定的需要相联系,没有需要也就没有接受活动的产生。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现实生活中,个人有许多需要。”需要是人行为的基础和根源,而动机是人从事某种活动直接原因。现阶段大学生的需要是多方面的。随着大学生的心理发展日臻成熟,知识经验日趋丰富,交往范围逐渐扩大,产生的需要也是丰富多彩的,由此相伴随的就是复杂多样的心理需要。如:求知探索的需要、友情交往的需要、成就建树的需要、自尊自主的需要等。在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中,要依据大学生的这些心理需要来设计教育情境,通过创设典型实践情境,调动学生的求知欲,满足学生的现实需求。

(二)符合认知的层次性原则。

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情境创设指的是在教育过程中,要提供与学习主题的基本内容相关的与现实生活相类似的或真实的情境,使学生具有为理解学习内容所需要的经验,帮助他们在这种学习情境中去发现、探索与解决问题。情境就是教育者对学习环境的设置,其主要作用是引起学生对学习主题的强烈关注,进而产生由于认知上的不满足和欠缺去主动的探索。当代大学生处于时代瞬息万变、信息急剧膨胀、各种思想纷至沓来的特定时代,这对于思维敏捷、思想活跃的大学生来说往往会由此引起深层次的思考,形成诸多“热点”,在思想上产生飞跃式迷惘,认识出现多元化倾向。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的认知活动按照一定顺序的阶段发展成为一种结构。儿童和成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认识,是由于他们有着不同的认知结构。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罗伯特所指出,教学活动应是一种旨在影响学习者心理教学过程的外部刺激,教学活动必须与学习者的内部心理过程相吻合。

(三)愉悦轻松的体验性原则。

大学生具有求异、求变、求新、求趣的心理特征,他们追求新奇和刺激,喜欢娱乐与趣味。教师在创设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时若只注重思辨性与问题性,而忽视愉悦性与趣味性,其情境既不符合学生的心理需求,对学生缺乏吸引力,又显得形式呆板,难以让学生放松情绪,释放压力,放飞想象,活跃思维。因而,教师既要创设问题情境,激活思维,使学生要学;又要创设生活情境,化难为易,让学生易学;还要创设愉悦情境,让学生轻松愉快,灵感闪烁,促学生乐学。教师创设愉悦性情境要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尽量选择那些具有趣味性与新颖性的材料,尽量运用投影、录像、录音、网络及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使情境图文并茂、音像兼备、动静结合、形象生动;使教学形式多样,轻松活泼;使学生兴趣倍增,疲劳顿消;使课堂气氛活跃,高潮迭起;使学习生动活泼,能变成学生的精神享受,变成学生的企盼与期待。当学生进入到这种情境时,就不会产生沉闷、压抑、厌倦之感,而只会激起身心的愉悦体验。

(四)师生平等的民主性原则。

浅析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及其前景 篇9

潘德礼

 2011-03-07 08:20:27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1期

【内容提要】 叶利钦执政8年多,给俄罗斯留下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普京执政以来放弃空洞的“民主”口号,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可控民主”,为社会政治发展和经济振兴提供有力保障。经过4年多的治理,与叶利钦时期相比,俄罗斯政治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形成了相对和谐的社会政治气氛、相对团结的精英集团、中央集权式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和强大的“政权党”。随着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开始,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在普京一系列改革措施总体上取得成功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对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的不利因素和不定因素。在“可控民主”下的俄罗斯,能够对执政当局造成振动的恐怕也只有来自精英集团内部、来自官僚体制内部的挑战。未来的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将最有可能来自执政集团。

【关键词】 俄罗斯 普京 叶利钦 政治发展 “可控民主”

【作者简介】 潘德礼,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7)

经历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政治动荡以及叶利钦时期的激烈政治纷争,俄罗斯进入普京时期。作为叶利钦选定的继承者——普京接任俄罗斯总统职务后励精图治,重新审视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国家政权,维护国家统一;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权党”,消除政治斗争对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干扰;有步骤地利用法律手段和政治压力打击寡头,最大限度地控制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经过第一总统任期内的治理整顿,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前景逐渐清晰起来,即放弃空洞的“民主”口号,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可控民主”,为社会政治发展和经济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一 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作为

叶利钦执政8年多,给俄罗斯留下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它们从各个不同侧面影响着国 家政局的稳定。然而,核心的问题是政权问题,普京针对政治领域最突出的3方面问题进行调整和改革,扭转了政治混乱局面。

第一,叶利钦时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联邦制问题,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普京顺利当选总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所领导的对车臣非法武装的军事打击,而他当选总统后最先也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展开调整和改革。

在整个叶利钦时期,特别是他执政中后期,由于改革政策的失误,强大的反对派始终对执政当局保持着巨大的压力,迫使执政者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付反对派,不断地与反对派占据多数的国家杜马进行斗争、协商和妥协。在此背景下,叶利钦采取了中央向地方领导人让步换取地方精英支持、保持国家统一和政局稳定的策略,相应地在对待议会两院的态度方面叶利钦更多的是利用聚集着地方领导人、“地方精英”的联邦委员会(上院)来制约云集了各种反对派的国家杜马(下院)。这种政治形势使得中央对地方的领导和控制大受影响,除车臣问题更为特殊之外,各种地方势力、“地方精英”自行其是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同其他方面的问题一样,俄罗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也存在着两重性。一方面,地方上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发挥各自的潜力,探寻不尽相同的发展途径,这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对减轻中央负担与活跃地方经济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地方对中央的财政、投资等方面的依赖性减弱,尤其是总统出于政治斗争需要对地方当局的依重,导致地方开始摆脱中央的控制,各搞自己的一套。地方行政长官从原来的由总统任命变为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之后,其权力的合法性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同时也为他们违背总统和中央政府意志,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自行其是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许多地方权力机关藐视联邦宪法和法律,对联邦统一的政治法律空间构成威胁;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长官在处理当地事务中独断专行,形成一个个权力中心,联邦中央政令不畅。

针对这种状况,普京从两方面着手解决问题。

一方面,坚决打击民族分裂主义,维护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把搞民族分裂的恐怖主义和团伙犯罪视为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严加防范和打击。另一方面,在他就任总统后立即着手消除叶利钦时期中央和地方行政体系严重脱节、地方官员自行其是的现象。普京强调指出,经济纪律、统一的法律制度、中央和联邦主体彼此负责,这是俄罗斯民族政策的3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核心是建立行之有效的垂直政权体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领导。为此,于2000年5月出台了设立七大联邦区的改革方案,并向联邦议会提交了一整套有关改革联邦体制的法律草案,其中包括《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修正法案》以及《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立法与执行权力机关基本原则的修改与补充法案》以及《俄罗斯联邦地方自治设置原则的修正法案》。正是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普京提出了要实行“法律专政”的主张。可以说,不处理好联邦中央与地方主体的关系,就谈不上俄罗斯的政局稳定。

普京在联邦制改革方面的步骤是十分清晰的,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设置联邦区和任命驻联邦区全权代表,使联邦中央拥有了对地方当局进行控制的行政管理机制,成为管理国家和推行其他联邦制改革措施的直接保障;将裁定地方领导人、地方议会违宪行为的权力收归联邦中央所有,建立了联邦中央约束地方精英的法律干预机制;通过《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修正法案》将地方领导人的影响力限制在处理地方事务上,削弱了地方精英干预、影响联邦中央决策的能力。在其第二总统任期开始不久,以2004年9月别斯兰事件为契机推出了改变地方行政长官产生方式的改革措施,事实上掌握了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免权。普京认为:“从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和成分复杂这一角度来说,由地区民众直接秘密投票选举产生地方立法机关代表,再由这些代表对总统提出的州长人选进行投票,这种做法是合适的,没有违背民主原则,也没有违背俄联邦宪法所确定的基本的民主原则。”[1]

经过对联邦制一系列改革,俄罗斯的联邦制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过去俄罗斯个别地区实际上不受俄联邦法律的制约,我们消除了这种绝对无法接受的局面。现在对于俄罗斯联邦的所有地区来说,俄罗斯宪法和联邦法律至高无上已成为生活的准则。”[2]而说到底是中央加强了对地方当局的控制能力。长期以来影响俄罗斯国家领土完整、政局稳定的车臣问题得到了控制,在车臣恢复了法制,建立起了符合俄罗斯宪法的地方政权,非法武装的嚣张气焰受到了遏制。

第二,叶利钦时期,形形色色的党派利益与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严重影响了政局的稳定和政策的实施。在这方面,普京上任以来采取了有步骤的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自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的苏联和叶利钦掌权伊始的俄罗斯实行多党制以来,俄罗斯的多党制一直处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之中,到普京上任时远未发育成熟。在苏联剧变和解体过程中,为同执掌国家政权的苏共进行夺权斗争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政党、政治组织和运动,这种以“街头政治”为主要斗争形式的多党政治局面带来的是社会政治动荡。经过俄罗斯建国初期两大权力机关之间尖锐激烈斗争的洗礼、筛选,到1993年新宪法通过生效后,随着政治斗争从无序到有序、从“街头”转到议会讲坛,混乱的政党斗争局面逐渐清晰起来。此后,通过不断的分化组合,特别是多次国家杜马选举,政治力量格局处在动态的稳定当中。

尽管如此,在整个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政党政治仍然很不成熟。其一,派别林立,而真正符合议会制原则、能够反映不同阶层选民意愿的政党却寥寥无几。除俄罗斯共产党之外,几乎所有政党本身都缺乏明确的纲领、组织和稳定的社会基础。各政党及其领导人对政权当局的态度乃是决定其政治空间的基本因素,而各集团的意识形态自我定位则是第二位的。不过,对现政权的态度与意识形态宗旨的性质之间,相互关系十分模糊,而各政党的纲领口号和它们领导人的实际行为,也很不一致。当对政权当局的态度成为政党自我定位的基本标准的时候,“赞成-反对”这一最简单的轴心开始占据优势地位。结果,整个政党体制都被吸引到两极化当中去,尽管实际上任何时候也没有到达两极化。而且,许多党派的立场、观点又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不能仅仅根据它们的纲领性宣言来简单地加以判断。例如,根据当时对叶利钦政权的态度,也可以将所有的政党分为两类,即支持叶利钦政权并在其中有自己代表的党和在某种程度上反对这个政权的党。反对派的党几乎包括所有左派、大部分中派力量以及一部分右派;拥护现政权的党包括一部分中右派、大部分右派激进分子以及部分极右派。

其二,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尤其是反对派——俄共长期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状况,叶利钦执政时期依靠强力部门、以“金融寡头”为代表的“社会精英”来实现其统治,到其执政后期又出现了非选举产生的总统办公机构、“家族”势力暗中操纵权力的现象,而对政党始终采取利用、防范与限制的策略,将党派争论限制在立法机构范围内,始终坚决反对成立联合政府,反对议会多数党派决定政府的组成,而主张政府应当是无党派色彩的专家政府。这对党争不断的转轨初期来说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有助于政府远离政治斗争的旋涡。然而,这种做法的消极影响也十分明显:议会多数党派不能直接影响国家重大决策,更无法建立议会多数派政府,从而影响了政党政治的发展。

普京任总统以后,随着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党派格局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支持、拥护普京总统和政府的派别开始占据议会多数席位,左派共产党人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右翼自由派甚至被挡在国家杜马大门外,大多数党派对普京和政府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寻求妥协、合作的意愿。

然而,正如普京所说,“俄罗斯所需要的是有广泛支持和稳定威望的政党,而不是一个接一个的、靠当局庇护但又想取代当局的官僚党。”显而易见,“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党可以确保人民与政权当局之间的经常联系。借助选举,政党这种最重要的手段目前已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机会。没有党派就不可能推行多数派的政策,也不可能保护少数派的立场。”[3]“在其他国家多年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传统的反衬下,我们的政党体系存在的不足显得尤为突出。政党弱小对一个软弱无力的政权当局有好处,这样政权当局就能更加安心、更加舒服地按政治交易的规则行事。”[4]为此,普京上任以来积极促成成熟政党体制的形成,推动政党政治的发展,当然是以扩大“政权党”的力量,削弱主要的反对派政党,特别是俄共的影响为前提。

2001年7月出台了《政党法》,以规定政党最低组成人数、明确提升政党在国家权力机关选举中以及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方式促进政党联合的趋势。2004年9月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推出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其中包括修改现行的国 家杜马议员选举办法,取消单一选区制,国家杜马全部450个议席均以采用政党名单的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所有这些措施显然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政局的稳定,而更重要的是为了着眼未来的政治发展。

第三,在叶利钦时期,各种利益集团,特别是寡头们和“家族”势力干预国家政治进程,影响国家政权机关决策,致使国家政权机关威信扫地。普京执政后不久便明确了国家政权与寡头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关系,随着叶利钦“家族”势力退出,个别“不驯服”的寡头受到法律制裁,寡头势力虽然不可能被消灭,也起码受到了遏制。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以 瓜分国有财产的方式造就了一批与国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金融工业集团,出现了金融寡头干预国家政治进程的现象。他们在国家私有化过程中巧取豪夺,大肆侵吞国家财产,造成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社会不满情绪不断蔓延。同时,寡头们借助他们所控制的新闻媒体,肆意操纵公共舆论,兴风作浪,甚至凭借金钱的力量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背后操纵国家。特别是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谋求竞选连任的叶利钦遭遇俄共推举的总统候选人久加诺夫的强有力挑战,这时正是俄罗斯的金融寡头们出钱、出力给叶利钦竞选总统以大力支持,并在叶利钦连任后获得了丰 厚的回报。金融寡头们与叶利钦“家族”势力相互勾结又勾心斗角,成为叶利钦执政后期的一种政治现象。

削弱寡头势力,让其“安分”地从事经济活动,排除寡头对政治进程的干扰是普京巩固其权力的重要步骤。既要严厉打击寡头对政权的渗透和腐蚀,又要考虑到寡头手中资源对国家的特殊影响。

要协调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体现社会公正,就要解决寡头势力这个“黑洞”,但是出于稳定国内政治经济局面的需要,又不可能大规模重新审视过去的私有化。为了实现政治稳定,普京在执政初期曾与他们达成不得干政、政府支持其合法经营的妥协。普京同时希望垄断寡头能够配合他的强国战略,大力发展经济。然而,问题是追求强国目标、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当权者与靠瓜分国家财产发家、控制着国家80%经济的寡头势力之间不可能保持永久的相安无事。普京执政后,在保证不重新审理私有化结果的同时,开始清理寡头的媒体王国,夺回舆论报道的主导权。接着又以法律手段打击不听话的寡头,2000年便开始对“不听招呼”的寡头的经济活动进行刑事调查,先后迫使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流亡国外,2003年10月又将俄罗斯第一大富豪、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投入监狱,结束了他们的政治影响。显然,普京总统反寡头行动就是要通过法律手段挤压寡头集团的势力范围,力图使他们成为对政权有益无害的民族资本,同时使国家政权控制包括经济资源在内的更多的资源。

普京治理俄罗斯的基本方略可说是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经过这种治理整顿,政治秩序得以恢复,国家政权得到了加强,普京因此而得到多数党派的支持和广大民众的拥戴。

二 普京的执政方式与俄罗斯政治现实

经过5年多的执政实践,政治领域诸方面消极因素受到了抑制,政治混乱局面得到了根本扭转,政治形势保持了稳定,国家政权进一步巩固。然而,俄罗斯国内外,有关总 统集权、民主发展受阻的议论和指责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尽管在俄罗斯国内针对普京总统的批评毕竟大大少于赞誉。

与叶利钦时期相比,普京时期的俄罗斯政治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突出表现在新俄罗斯两位最高执政者执政方式上的不同,特别是对民主的理解不同。

作为苏共的叛逆、苏联的掘墓人,叶利钦虽然从未明确主张国家实行资本主义,但他的政治立场还是十分清晰的,即否定社会主义、否定苏维埃制度,走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作为新俄罗斯第一任总统选定的“接班人”,普京在继承叶利钦所开创的“民主大业”基础上,对有关国家发展道路和国 家未来的一系列政治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反思,他所坚持的基本点是在承认苏联时期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否定苏维埃发展道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5]。也就是说,放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选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作为学习的榜样和发展方向是俄罗斯的必然选择。然而,这种“大方向”上的一致并不妨碍普京采取一系列不同于叶利钦的政策、方针对俄罗斯进行重新改造。

叶利钦的主要任务是摧毁苏维埃体制,建立所谓的民主政治,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建立以总统集权制为核心的三权分立政权结构,这个过程已经完成。而叶利钦时期又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历史上的混乱民主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种种问题又是与国家政权的软弱无力相联系的。对此,普京是有深刻认识的。他指出,“由于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软弱无力,即便是有最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乱了步调的现象,我们正处于这种阶段。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也应该拥有这样一个政权体系。”[6]

普京执政后在政治方面的首要任务就是强化国家政权,使之有效率。为此他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各种有碍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势力:打击地方分立主义、“削藩”,将地方精英置于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分化、压制反对派,扶植“政权党”占据议会多数,形成与总统合作,甚至听命于总统的立法机关;打击、削弱寡头势力,夺回对舆论、自然资源的控制权。显然,作为一个强势总统普京在强化国家政权体系,在全国统一法律,加强中央政府的行为能力,确保政令畅通的同时,形成了新型的权力结构:普京依靠广大民众的社会支持、官僚行政体系的实际运作,实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牢牢地将国家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权力结构的核心是总统集权,总统的权力已很少甚至基本不受制约。

在经历了叶利钦时代民主混乱期的俄罗斯,普京强势总统的执政方式无疑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这种强势总统执政方式显然不同于专制独裁、极权统治,甚至也很难说它导致民主的倒退,因为它并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并且也始终遵守基本民主原则,起码是保持了程序民主,但也确实不同于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并因此而不时受到俄罗斯国内外“民主捍卫者”的批评、指责。针对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国内民主问题的“关注”、对俄罗斯“民主倒退”的批评,普京不止一次地作出回应,强调“俄罗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最大的欧洲国家。经过欧洲文化锤炼而获得的自由、人权、公正和民主的理想数百年来一直是我们社会明确的价值方向。”“俄罗斯是自由国家。”[7]普京明确指出,俄罗斯有自己对民主的认识、有权自主决定民主发展进程,西方的民主实践也并不是无懈可击,也存在着弊病。“„„美国政府和公众对我国的政治进程有不同的看法,应当说,我们也不赞同美国发生的一些事情。”而“如果批评是建设性的,我们就会倾听;如果是想把水搅浑,我们就不理睬它。”[8]

普京执政方式的核心是国家主义,这是由他认定的振兴俄罗斯的强国战略目标所决定的。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来说,为了振兴国家经济,不得不对各种资源进行合理调配和相对集中使用,而这一任务也只能由国家来承担。因此,相对集权是必要的,这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竞争力、在内外压力下保证国家统一不可或缺的条件。俄罗斯人发明的“可控民主”这一提法是对普京时期政治现实和普京执政方式较为准确的概括。普京的执政实践恰恰证明,尽管他也致力于法制建设,处处依法办事,遵守民主程序,但宪法赋予总统过大的权力使其能够事实上成为凌驾于民主之上的控制者,而这种“可控民主”的实质也就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以民主形式出现的“强人政治”。在俄罗斯目前的发展阶段,“可控民主”的确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也是大多数民众所认可和接受的,并因此而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经过4年多的治理,与叶利钦时期相比,俄罗斯政治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形成了相对和谐的社会政治气氛。正如普京所说:“我们国家迫切需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工作,然而,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里是不可能进行的。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社会里也是不可能进行的。”[9]经历了叶利钦时期的政治动荡,民众已经厌烦了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他们的思想政治倾向性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为那些立场相互敌对的极端主义政党所左右。整个社会开始由两极逐渐向中间靠拢,从而使社会对立程度大大降低,希望社会安定、国家政权发挥更大作用的社会情绪成为主流社会意识。在此背景下,人民群众接受了普京的“可控民主”。而随着普京执政以来一系列强化国家政权措施的实施,国家的行为能力明显增强:国家政权机关对社会政治进程保持着有效的控制,在遵守新闻自由的原则基础上对社会舆论实行了卓有成效的监督与控制,对包括因车臣问题而引起的恐怖袭击活动在内的各类突发事件也表现出一定的及时应变能力;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所有这些无疑增进了民众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感和依赖程度,在开始新一轮社会福利改革之前,民众对普京总统和政府政策的支持程度始终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

第二,形成了相对团结的精英集团。社会转型初期,政治精英处于分散状态,不仅各种类型的精 英是分散的,而且就是同处一个阵营的政治精英也是分散的,这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各种政治力量构成及政党格局中。同样,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精英也是分散的,他们之间也在不断地勾心斗角,以求更多地靠近总统,影响国家高层决策。社会政治制度的急剧转变使得原有的政治秩序遭到破坏,政治精英们失去了以往苏维埃时期那种思想组织约束,到叶利钦执政中后期寡头干政现象的出现更加剧了政治精英集团内部的争斗程度,腐败现象丛生[10]。当时的许多政策,特别是有关国有资产的拍卖活动几乎都是精英们——上层统治者、官员、议员和寡头之间幕后交易的结果。与叶 利钦时期相比,普京执政以来,坚定地依靠行政系统和强力部门,大量启用“带肩章”的人——有军队、克格勃背景的人,努力消除寡头对国家政治进程的干扰,加之普京本人作为强势总统对国家政权机关控制能力的加强,保持了精英集团、干部队伍的稳定与相对团结。尽管精英之间的明争暗斗不可能完全绝迹,甚至在某些时候还会十分尖锐,但与叶利钦时期相比精英集团之间的争斗明显弱化了,或者说更加隐蔽了,并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起码是维持着表面上的安定团结。

第三,形成了中央集权式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央对地方当局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如上所述,通过实施一系列加强国家垂直权力体系的措施,以设置联邦区和任命驻联邦区全权代表方式,使联邦中央、总统拥有了对地方当局进行控制的行政管理机制;将裁定地方领导人、地方议会违宪行为的权力收归联邦中央所有,建立了联邦中央约束地方精英的法律干预机制;将地方领导人的影响力限制在处理地方事务上,削弱了地方精英干预、影响联邦中央的能力;改变地方行政长官产生方式的改革措施,事实上掌握了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免权。几年来的实践表明,联邦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了双方都可以接受和遵守的共同规则——联邦中央在政治上加强管理,地方当局在经济领域拥有自主权,地方当局、地方精英对联邦中央和总统表现出了尊重和服从的态度,叶利钦时期经常出现的那种不服联邦中央和总统管的现象基本没有再出现过。然而,这是以联邦制本质性的变化为代价的,尽管普京认为“我不认为我们应转向单一制国家,尤其是苏维埃式的单一制国家。”[11]

第四,形成了强大的“政权党”,党派斗争烈度大为缓和,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发生重要变化。普京时期,随着社会情绪的变化,政治力量格局也开始发生变化,各种极端主义势力大势已去,主张恢复苏维埃体制的左翼和主张全盘西化的右翼自由派 都已丧失民心,中间力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左右两翼纷纷向中间靠拢。在此背景下,当权者对仍然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左派共产党人进行了有步骤的分化、排挤,使其活动空间日渐缩小。与此同时,“政权党”的实力不断增强,实际上成了议会的主宰。

当然,俄罗斯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基本政治现实是:普京作为一位有所作为的强势总统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根本改变了叶利钦时期国家政权机关软弱无力的状况。

三 俄罗斯政治发展趋势

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作为以及对叶利钦政治“遗产”的扬弃,保持了俄罗斯政局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然而,随着普京第二任期的开始,随着2007年议会选举尤其是2008年总统选举的日益临近,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各种利益集团已经开始酝酿新一轮角逐,俄罗斯未来政治发展问题又显现了出来。

4年多来,俄罗斯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的确取得了明显成就,完成了能够在相对较短时期内迅速见成效的各项任务,这主要是指那些可以依靠政权的力量、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配合以法律的通过和实施所能完成的任务,如上所述的改造联邦制,改革政党体制,破除寡头干政同时建立对舆论的控制等几方面的任务。所有这些无疑对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普京一系列改革措施总体上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俄罗斯积累的问题十分复杂,解决这些问题尚需时日,而随着新一轮政权更迭的临近一些新的问题也开始显现,所有这些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将对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概括起来,这些因素包括:第一,普京的“可控民主”,即强势总统的执政模式首先面临的是庞大的行政体系的效率和廉洁问题。普京的所有政治主张,都是围绕着强化国家政权体系这一中心展开的,而强化国家政权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构成这一体系的各级官员来实现。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的官僚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封闭的和傲慢的集团,把国家公务看作是一种生意。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头号任务仍是提高国家管理的有效性、官员严格守法、向居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12]。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不可能一蹴而就,行政改革“„„不只在政府中慢,整个国家都慢。我虽然愿意像希望发生大激变的人一样高兴,但却没有看到激变,没有看到大的变化。还是让我们客观地看看现实吧。我国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中存在并且愈演愈烈的是超官僚主义的经济和超官僚主义的国家,官员有权自作主张地决定一切。不仅官员,连同官员无关的人都这样想。所有的人都等长官决定„„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但我觉得我们是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政府做的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13]在进行这种改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招致他们或明或暗地抵制甚至反抗。

第二,无论是联邦制改革、行政改革,还是政党体制改革,确定制度、机制,明确“游戏规则”还仅仅是第一步,虽然是关键性的一步,而使这些硬件设置发挥作用,取得实际效果,除了要靠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来保证外,还必须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改革必然涉及权力、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在这里,中央与地方关系、官僚集团与掌握着 国家大部分经济的财阀、寡头之间关系仍然是问题的关键。普京的联邦制改革和打击寡头行动取得了成果是事实,然而真正理顺国家政权、官僚集团与地方官僚、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国家政权、官僚集团与财阀、寡头之间的关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前者解决起来也许相对容易一些,叶利钦时期的教训说明,地方离心倾向发生于中央政权软弱之时,也正因为如此,普京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政权的措施。

至于说到国家政权、官僚集团与财阀、寡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普京削弱寡头势力、消除寡头干政现象可说是见了成效,不听招呼的寡头受到 了法律的制裁,其余的寡头们“守规则”了。但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来自国内自由派阵营和西方国家就破坏民主、干预自由经济活动等对俄罗斯政府的指责,实际上也使得国内投资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普京出于政治、经济多方面考虑开始对寡头采取怀柔政策,试图用为包括寡头、财阀在内的生意人提供财产安全保证来换取他们政治上的中立,使他们安心经营活动,增加投资,扩大生产。从长远看,金钱必然要影响政治,使寡头们完全脱离政治、失去对政治进程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国家政权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应该看到的是,由于叶利钦时期精英集团与寡头、官僚集团与商界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联系,不少官员实际上从这种关系中获取经济实惠,以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同寡头、商界人士进行利益的“等价交换”。这种状况当然是隐蔽的,很难限定它们的范围和影响程度。

第三,2005年开始的社会福利改革触及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不满情绪,普京的社会支持率也因此而下降。左派共产党人、右翼自由派都在借机而动,传统的左翼力量如俄罗斯共产党以劳动者利益捍卫者的姿态出现,右翼力量联盟以恢复民主价值为口号,大量的小 型政党和非政府组织则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在此情况下,民众的抗议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安的根源,但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普京政权的基础。

第四,车臣问题一直是影响俄罗斯社会安定的主要因素之一,车臣恢复重建工作是一项繁重的任务,这暂且不提。近年来,俄罗斯境内所发生的几乎所有有组织的恐怖活动都与车臣恐怖主义分子有关。因此,对国家政权来说反恐任务十分艰巨,此项任务关系着社会安定,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政局产生影响。

第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并未因其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而使其国际环境得到改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坚持“冷战”思维,从未停止过对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挤压。俄罗斯一直面临着北约东扩的压力,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借反恐之机积极向中亚国家渗透,在中亚地区保持了军事存在。近来一些独联体国家相继发生“颜色革命”使俄罗斯周边环境不断恶化,这些经“颜色革命”形成的政权大多依仗美国人在背后撑腰,对俄罗斯表现出不友好甚至敌对态度。如果这一进程不断延续、发展,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势必会再次抬头,对政权当局产生巨大的压力,普京的外交政策难免会受到批评,引起精英集团的不满,从而影响执政当局的威信。

第六,最近一个时期,西方国家推动的“颜色 革命”在一些独联体国家频频得手,并有进一步蔓延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鼓舞了俄罗斯的反对派,特别是自由派、民主派政党。对此,俄罗斯政权当局是有警觉的。普京指出:“如果说到整个后苏联空间,令我不安的是用非法手段解决政治问题。这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搞不断革命。一会儿是‘玫瑰’革命,一会儿是‘天蓝色’革命,或是别的什么。一个社会的内部应当建立某种规则和机制。当然,需要关注、支持和帮助民主。但如果走上不断革命的道路,对这些国家,对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没有任何好处。整个后苏联空间就会陷入一连串的没完没了的冲突,造成沉重后果。”[14]在2005年4月25日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所作的国情咨文中,普京以大量篇幅谈及民主建设、俄罗斯的民主发展道路问题,显然是对“颜色革命”的回应,也是对俄罗斯国内妄图借“颜色革命”寻机而动的反对派势力的警告。

当然,以上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消极因素,还只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目前尚不足以影响俄罗斯政局的稳定。在“可控民主”下的俄罗斯,能够对政权当局造成震动的恐怕也只有来自精英集团内部、来自官僚体制内部的挑战。

随着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开始,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开始成为关注的对象。普京多次 明确表示他将尊重宪法,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届满时移交总统权力。这将是对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完善程度、国家政权牢固程度的一次重要检验。正如普京所说:“我考虑的是我们如何跨过2008年这个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界线。需要尽一切努力以应有的民主方式举行俄联邦总统的大选。”[15]可以预计的是,由于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作为得到了俄罗斯社会多数的拥护,国家政权进一步巩固,政治体制尤其是权力体系基本定型并得以强化,各种反对派难有施展自己抱负、向选民展示自己治国才能的空间,尽管各派也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角逐,但出现“黑马”的可能性不大,未来的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将最有可能来自执政集团。对照叶利钦后期当政者为最高国家权力交接问题煞费苦心的情景,可以清楚地发现,普京时期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叶利钦面对来自普里马科夫、卢日科夫领导的中左派力量的强有力挑战,又有强大的反对派政党俄共的掣肘,采取了一整套战术手段把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普京推上向国家最高职位发起冲刺的制高点,为其当选俄罗斯总统做好了各种铺垫,创造了最好的时机。而普京时期反对派力量均已无法构成对政权的那种强大冲击力,同时由于普京执政以来他本人的威望如日中天,在俄罗斯上层精英当中始终没有出现有相应政治影响的出类拔萃人物,而使得未来的最高权力交接变得困难和神秘,同时也增加了偶然成分。

(责任编辑 向祖文)注释： [1]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http:///chn/? SID=21&ID=631 [2]2003年5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所提交的国情咨文。[3]〔俄〕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的2000年国情咨文》,载《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82页。[4]同上。

[5]前引书:《普京文集》,第5页。[6]前引书:《普京文集》,第10页。

[7]2005年4月2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所提交的国情咨文。[8]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http:///chn/? SID=21&ID=631 [9]前引书:《普京文集》,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