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分析法

经济学分析法（精选7篇）

经济学分析法 篇1

一、中国监狱企业双重目标的矛盾

中国监狱企业自诞生之日起就要面对双重目标的矛盾。一方面作为监狱改造与惩罚罪犯手段的载体惩罚与改造罪犯是监狱企业必须遵循和完成的社会目标而追求经济效益又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监狱企业双重目标矛盾的直接表现就是监企不分的管理体制。长期以来监狱与监狱企业的资产混在一起责、权、利关系相互重叠矛盾大部分监狱仍沿用监狱工作中的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行政手段直接管理企业忽视市场经济中企业运行的客观经济规律使监狱企业始终处于监狱附属物的地位。由于监企合一的管理体制使监狱企业失去了与国有企业进行同步改革的大好机 遇以致监狱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先天不足”反过来监狱企业支持监狱改造的功能(即社会效益)也难以发挥出来。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监狱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世界各国的监狱管理面临同样的问题甚至世界各国的“社会规制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监狱作为国家专政机关长期以来各国监狱管理千篇一律地由政府行使其责任所以监狱组织可以被归于“公共物品”的范畴

具有一般“社会规制组织”的诸多典型的特征。事实上监狱管理与监狱企业目前面临的问题与其他社会规制组织所面临的问题十分相似因此探讨监狱管理与监狱企业的改革不能离开世 界各国社会规制组织改革的大背景。

社会规制组织的普遍特点与问题

第一社会规制组织的多目标问题。社会规制组织一般都存在多种目标。例如自然保护区一方面需要利用其资源尽快创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资源被破坏邮政、电信、电力、交通等网络产业既要为社会公众提供最好的服务同时又要确保自身的经济效益否则也难以实现其社会效益。同样如前所述监狱组织即要保证实现改造、惩罚罪犯的社会目标又要将企业效益放在一个重要的位臵否则难以保障改造罪犯的条件。

第二国家垄断。由于社会规制组织的特殊性其业务一般为国家垄断。监狱企业更是特殊的国有企业长期一直处于国有独资、监企合一的状态。

第三国家政策与法律调控。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情况看对于社会规制组织的政策调控主要体现在实施管制政策和补贴政策两个方面管制是为了避免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同时规范经营者的行为防止造成资源配臵的扭曲这些产业经营亏损了政府也必须给予财政补贴因为它们属于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法律调控则主要体现在制定有关行业的单行法和反垄断法对该行业的豁免有机的结合。

第四内在动力与外在压力不足。社会规制组织大多是国有国营加之政府政策的保护从而由于体制和经营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其内在的经济扩张动力与外在压力明显不足。因而导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效率与经济效益低下。监狱管理与监狱企业效率低下其主要原因也在体制与经营机制等方面。

二、监企分开的本质——以多组织单目标取代单组织多目标近20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基础设施产业的放松管制运动风起云涌、私有化和竞争的主旋律交相辉映而且伴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跨国竞争更是愈演愈烈。各国政府不得不改革原有的管理体系纷纷通过改善激励管制、私有化和引入竞争促进本国基础设施产业的快速发展以迎接国际化竞争的挑战。改革的主导方向是打破垄断、引进竞争。中国自然垄断行业也已经和将要进行改革电力工业部在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被撤销由国家经贸委承担电力工业的政府管理职能。1997年初成立的国家电力公司承担国有资产的经营职能、企业经营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目前省级电力管理体制改革按照“政企分开、省为实体”的原则基本完成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做法正在逐步推开。民航是中国自然垄断行业较早打破国家垄断的行业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共同竞争航线、机场、飞机保有量和运营总里程等增长速度很快服务质量也有较快提高在服务行业中公众的满意率较高。目前中国的邮政和电信已经分开经营。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原邮电部撤销新组建信息产业部作为电信行业的主管部门。国务院机构改革前中国的电信服务由中

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两家经营联通的经营规模远远不及中国电信其业务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制于中国电信。最近信息产业部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电信的改组方案根据业务种类将中国电信划分为×××个独立的公司。

近10年来社会规制组织的改革浪潮同时影响着监狱与监狱企业管理模式的变革。

新加坡议会通过了《新加坡矫正更生公司法》组建新加坡复员技训集团(简称score公司)作为国家批准的法定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经营全国监狱生产负责各监狱的生产项目、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和技术管理负责对罪犯的培训为刑满释放人员介绍职业协调私人企业在监狱内设工厂安排罪犯劳动。国家给予score公司不少优惠政策。

加拿大监狱生产的改革比较成功①。80年代后期加拿大监狱局成立监狱局劳动服务公司(简称corcan)来管理监狱劳动其有利之处在于可以通过更透明的社会成本、更具商业化的财务管理、更易于与私人企业建立关系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映能力更强和以更靠近私人企业的标准来培养罪犯的职业技能。corcan已开始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改革以便向更多的部门提供更多的产品和劳务服务。同时corcan还在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的帮助下以比以前更系统的方式去开拓新市场。corcan是监狱局的下属机构但它基本采取市场模式来运作它与联邦监狱之间并没有从属关系。作为一个专门公司corcan通常只是为罪犯提供职业培训和工作机会并负责

产品的生产设计和市场销售以及运营盈亏。

对于监狱来说原来监狱劳动的组织、管理和盈亏等工作剥离给corcan统一管理这无疑对监狱工作人员减轻负担、集中精力去搞好罪犯管理和矫正工作有帮助。corcan还有一个由商界人士、工人代表和市民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在corcan内部为了方便对不同产品和服务种类的管理设有农业、建筑业、制造业、纺织品和劳务等×××个管理处。

与各国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的思路相似新加坡与加拿大等国监狱生产的改革模式事实上是将一个原本“单组织多目标”组织结构改革成为“多组织单目标”的组织结构即监狱企业原本承担的双重目标分别由两个单一的组织(监狱、监狱企业)各自承担。这就是监狱系统人士常常提到的“监企分开”的模式。

三、关于中国监狱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几种美好愿望的否定 关于中国监狱生产体制管理改革从事监狱工作的同志们曾设想过多种“美好的模式”。

一曰“监狱产品应由政府采购”。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监狱作为政法机关之一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它自己拥有的产品或劳务若能满足其需求的情况下仍向社会采购就是资源浪费。应该说这种看法不无道理。欧美国家的监狱产品确实有相当一部分 为政府采购所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政府采购市场化与国际化的趋势。政府采购作为一种国际惯例为参加wto的成员国所普遍采纳。早

在1995年12月jzm同志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代表我国政府承诺将于2020年向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对等开放政府采购。鉴于世界各国政府采购制度除了保证公务员廉洁、抵制腐败外更重要的目的是节约财政支出(提高资源配臵的效率)政府采购的原则是依法公开、公正、公平又称“阳 光采购”。政府采购的主要方法是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等。因而在公开的社会监督下监狱企业产品参与政府采购没有特殊可言。

即使是“政府定购”也不可能脱离上述政府采购的原则因此推进监狱企业更多地承担政府采购(或政府定购)决不意味着政府将监狱企业产品大包大揽监狱企业必须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才能在政府采购(或政府定购)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前面所提及的加拿大监狱在corcan成立后开始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改革以便向更多的部门提供更多的产品和劳务服务就反映了欧美国家在“社会规制 组织”的改革进程中监狱产品的市场定位所发生的变化。

二曰“监狱生产应列入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近似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可能并不大了解监狱组织本身就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长期以来一直是国有国营。但是正如前面所阐述的监狱管理与监狱企业管理长期的低效率已迫使各国监狱不得不进行改革。至于监狱生产应该定位在哪类行业恐怕那些自然垄断行业(即其他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如邮电、电力、铁路、邮政等)并不适合

于监狱罪犯。

监狱企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特殊行业历经几代监狱人民警察和职工的艰苦努力已经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相对独立的综合性经济行业。监狱企业所在行业一般不属于国家自然垄断行业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这些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将会更加深化。

三曰“产品可以由监狱系统内部消化。”这种观点似乎最有道理。监狱产品内部消化应该是理所应当。×××监狱局就面临着大量的此类问题。如监狱农场产品卖不出去而本局监狱内的囚粮却到市场上去购买本局内的冶炼和铸造业务不能互相支持等等。×××监狱局曾考虑过解决此类问题但一直成效甚微。

问题的本质是监狱系统内部产品的“生产与购买”的选择问题。是靠内部管理权威配臵资源还是靠市场机制配臵资源这是市场经济中企业为提高资源配臵效率需不断进行的选择。当靠内部管理权威配臵资源效率低下时通过市场配臵资源就是明智的选择。因此监狱企业产品能否在监狱系统内部使用也没有特殊可言。

四曰“监狱生产应逐步弱化。”持这类观点的同志认为《监狱法》规定“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监狱生产只是在国家财政经费不到位的前提下的一种权宜之计。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狱生产带来了很多弊端随着国家财政经费逐步到位监狱企业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监狱生产只是为罪犯改造提供一个习艺的场所。

从欧美国家监狱管理市场化改革的趋势看即使国家监狱经费能够到位也存在如何提高管理效率问题。应该看到中国监狱管理 的问题决不是由于投入不足也不是由于监狱生产带来的问题而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的政府承接公共物品建设难以克服的低效率问题。新加坡和加拿大监狱企业的经验表明产权清晰、机制完善、与市场接轨的监狱企业不仅能够提高自身经济效益而且同样是能够为监狱改造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

以印度、巴西为代表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法律和法规中对监狱劳动目的作了明确的规定。印度阿萨姆邦监狱管理细则明文规定“监狱劳动的主要目的是要使罪犯改过自新。因此要避免无目的和非生产性的劳动。应尽一切努力使罪犯在先进的劳动领域尤其是在监狱开办的生产行业方面获得最有效的训练以使在获释之后能自谋生路。”巴西规定“劳动通常被认为是罪犯的社会义务并是其人格尊严的象征劳动除了教育目的和使罪犯重返社会生活外还是一种生产性活动。” 与市场接轨的生产经营活动为罪犯的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打下良好的基础。融入市场经济大环境的监狱生产经营工作为罪犯刑释后适应社会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情境罪犯通过融入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改造可以培养公平竞争意识、效率意识、质量意识、诚实守信意识等等而这些意识和观念是罪犯立足于社会必然具有的道德意识及价值观念是监狱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改造的重要内容。

与市场接轨的生产经营创造的效益是监管改造工作成效的重要体现。国家对罪犯劳动进行的生产资料投入不应该是无效的。纯粹为罪犯学艺、学技而进行的劳动改造不论在现阶段还是在将来都不是

科学的。

四、监企分开的关键与改革的难点

综上所述作为罪犯劳动改造的主要载体和保障监企分开后中国监狱企业的使命应定位于“与监狱分离的、与市场经济接轨的经济实体”。新加坡与加拿大监狱生产改革的经验表明创建与市场接轨的监狱企业与监企分离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一)监企分开的两个关键点——多元持股与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

监狱与企业分开必须支持监狱企业多元持股与人员分开。否则只会流于形式。多元持股是国外企业机制设计的模式在产权清晰的前提下这一模式能够形成制衡机制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这一模式对于解决政企不分、母公司对子公司行政干预等问题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在监企分开的改革中多元持股也是一个关键环节。对于监狱企业来说多元持股还有另外两重特殊的意义一是增加融资渠道拓宽监狱企业融资瓶颈二是改革监狱产品的“身份”避免监狱产品在市场竞争中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监狱与企业人员分开是监企分开的另一个关键环节。目前监狱干警既要管改造又要抓生产一套班子两种职能监狱与企业很难分开。不仅如此职业经理人队伍的建设还是监狱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能够立足的必要条件。

(二)监狱体制改革的难点

第一与市场接轨就必须尊重市场规律要成为市场竞争中的

主体监狱企业的产权结构与管理机制的变革是最根本的。就中国监狱企业的现状而言这一改革是异常艰巨的。

第二监企分开的做法并非监狱管理领域中的独家创造。事实上在一些多目标的社会规制行业中以“多组织单目标”结构取代“单组织多目标”结构的做法已经或正在一些领域中展开。如对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中将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利用资源尽快创造效益与保护自然资源由两个组织分别承担又如邮政产业中的“普遍服务”目标与经济效益目标由两个组织分别承担等等。也就是说将同一领域中的营利活动与非营利活动通过多组织的形式分开。这种改革方式在许多国家的一些领域中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然而当多组织取代了单一组织单组织多目标的协调问题变为多组织的协调问题。新的协调成本也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当以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的非营利组织的 管理效率低下时这一协调成本可能会更大。因此监狱生产体制改革的问题不仅涉及监狱企业的改革还要涉及监狱管理本身的改革同时还要研究当监狱与监狱企业分开之后二者的协调问题。

第三监狱与监狱企业的改革会对监狱原有的利益格局带来巨大的影响。

首先监狱企业市场化运作需要建立健全职业经理人队伍职业经理人无论从干警中产生还是到社会招聘都要求现任干警在追求政绩、晋升与追求经济效益中做出选择放弃一部分利益其次多元持股模式的运作使得原来直属于监狱局的监狱生产被剥离出去

监狱局只能作为参股的股东对监狱企业行使权利和承担责任义务。因而监狱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将成为影响监狱局对实施监狱企业多元持股改革意愿的主要因素最后监狱企业的产权结构与管理机制的变革必然涉及监狱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产品结构的定位。这些调整与新的定位也会对现有的利益格局带来变化。

因此监狱与监狱企业各种利益相关者在战略变革中会持有不同态度与行为。例如对于是否实行监狱收支两条线、是否实行国有资产委托经营、是否将监狱企业组成一个企业集团运行状况较好的与较差的监狱与监狱企业的管理者会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与行为又如负责管教的干警一般更注重改造工作的政绩偏向于监狱企业与市场脱轨而负责生产的干警一般更注重企业的经济效益偏向于建立与市场接轨的监狱企业等等。在监狱企业的产权结构与管理机制变革中从提高监狱与监狱企业管理效率的大前提出发权衡各方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兼顾各方利益是监狱生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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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邹昭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王文斌系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干部。

经济学分析法 篇2

早在200年前,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已经开始对人类经济行为背后影响因素———心理学基础进行关注。斯密在1859年《道德情操论》提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情感与理智的斗争产物, 虽然行为动机由情绪主导, 但人们却会在理智的驱使下“审视自己的每一步行动”。斯密还提出“当我们从好的环境变化到坏的环境时比我们从坏的环境变化到好的环境感受更深”, 即人类是损失厌恶的, 斯密已经初步注意到心理对个体行为的作用并洞察了个体行为的心理学原则。

约翰·穆勒于1836年《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中提出经济人的假设, “把人看作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 或者“只把人看作是渴望占有财富, 并能对达到目的的各种手段的有效性进行比较”。简言之, 就是把人看作是理性、自利、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这也就是后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经济人”学说的基本内涵。这种“逐利”动机其实也是对人活动一般心理规律的分析, 约翰·穆勒把这种动机引申为人类一般的、普遍的经济活动规律, 并且上升为经济学的一般规律法则。只是传统经济学把人类这种“逐利”的理性当作超历史的、不变的、永恒的人类本性, 而忽略了人类其他的心理活动或心理反应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并且人被抽象为一种总是不可救药地受纯粹自私动力支配, 没有任何良好动机的存在, 一种在心理活动作用上互不相关的孤立的生物。

效用理论和预期理论的发展。19世纪经济学家引入“效用”概念解释消费者心理感受和主观价值。“效用”是指消费者从消费某种物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一般采用两种分析工具或分析方法:一种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基础的边际效用分析;一种是以序数效用论为基础的无差异曲线分析。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消费者均衡理论”, 用以解释消费者行为。效用是一种心理感觉, 是一个将心理现象和经济现象相联系的概念, 效用理论也是将心理分析运用到经济现象分析中的典型例子, 该理论也为市场经济活动提供了理论指导, 即企业在决定生产什么时首先要考虑商品能给消费者带来多大效用, 就要分析消费者的心理, 满足消费者的偏好。作为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 效用理论成为现代决策论、对策论和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预期是一种心理现象和心理范畴, 几乎影响到人类的一切行为。经济学中的预期指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未来的变化方向和变化程度的一种事前估计。经济学家运用预期理论分析经济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蛛网理论”中价格预期问题, 而凯恩斯的“资产、资本的未来收益的预期”也包含着预期的因素。按照预期产生不同机制, 经济学家将预期分类为“静态预期”、“非理性预期”、“适应性预期”和“和理性预期”四类, 从而将预期理论更加合理化、科学化, 减少了人类心理预期的盲目性、主观性。预期理论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凸显其强大的作用, 从凯恩斯《通论》中非理性预期解释投资者对未来投资预期对投资的影响、菲利普的《超通货膨胀的货币动态理论》适应性预期解释通货膨胀理论、弗里德曼单一规则货币政策理论中对预期因素的考虑到预期理论对股市分析、货币政策制定的作用, 无不体现了预期理论的身影。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初, 罗伯特·E·卢卡斯将理性预期理论运用到稳定性经济政策中, 逐渐形成了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成为“理论和经验宏观经济学中最具挑战性的概念之一”。

心理分析法还体现在解释消费者行为中的“攀比心理”、失业理论中“工资刚性”理论、博弈理论、福利经济学等众多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方面, 可以说心理分析法贯穿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各个方面, 包括消费者个人行为、厂商行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制定、金融投资等, 应运领域涵盖了产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经济学分析。

然而20世纪中后期以后, 主流经济学的古典经济学假设和分析方法日益受到质疑和挑战, 有限的心理分析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学发展的需要, 而现代心理学的快速发展, 使心理分析法极大丰富了人类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和认识, 并且也更加接近于真实的经济人理念, 以此为基础, 行为经济学随之诞生了。

二、经济学中心理学分析法的发展———行为经济学的诞生与发展

20世纪70~80年代间, 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如《预测的心理学》、《注意与意志》、《前景理论:风险条件下的决策分析》、《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见》、《公平和经济学的假设》, “将来自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了经济学当中, 尤其是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人为判断和决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而摘得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卡尼曼教授等人从实证出发, 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 进而揭示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 其矛头直指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其突出贡献在于用认知心理学分析方法研究人类的判断和决策行为, 将心理学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研究融合在一起。以卡尼曼理论为基础, 诞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经济学分支学科。

卡尼曼等人主要观点包括: (1) 通常人们无法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和概率的知识, 全面地分析问题和进行权衡;相反, 人们在判断时往往依赖于一些启发式思考, 决策变得轻松了, 但准确性却降低了。 (2) 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 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卡尼曼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 揭示了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 系统阐述了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表明人的行为会系统性地偏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矛头直指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 这一观点对主流经济学形成了挑战。

行为经济学主要理论包括: (1) 前景理论 (Prospect Theory) , 其基本原理包括: (1) 多数人面临获得时是风险规避的; (2) 多数人面临损失时风险偏好的; (3) 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正由于这种敏感差异, 损失时的痛苦感要大于获得时的快乐感。可以看出, 作为前景理论基石的心理学分析方法对经济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传统的经济学强调理性行为, 而行为经济学则重视非理性行为的分析。另外,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始终将经济主体作为非变量来研究的, 而行为经济学则将经济主体作为变量来研究, 并且强调以心理实验来进行理论验证或修正。前景理论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 揭示了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机制, 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前景理论研究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不确定下的非理性决策行为的研究, 目前广泛运用到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投资主体行为的研究中。 (2) 积累性预期理论 (Cumulative Representation of Uncertainty) 。该理论强调“人们对收入和损失具有不同的评价, 并且人们对风险的态度不止由效用函数来决定, 而且还是由价值函数和权数函数联合决定的”。“积累性预期理论”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的决策问题, 充分考虑了心理因素对决策的影响, 即“人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世界时并非总是有理性的, 而且人们在决策时, 倾向于以偏概全, 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而失去独立的主张”。积累性预期理论与期望效用理论其实是互补的, 效用理论用于刻画理性行为, 积累性预期理论则描述实际行为。积累性期望理论解释了一些金融市场的异常现象, 诸如:阿莱悖论和股价溢价之谜。 (3) 心理账户理论。该理论由查德·萨勒 (Richard Thaler) 教授于1980年提出, 用于解释个体在消费决策时为什么会受到“沉没成本效应 (sunk cost effect) ”的影响。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里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 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而这种心理记账的方式和运算规则恰恰与经济学和数学运算方式都不相同, 因此经常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影响着决策, 使个体的决策违背最简单的理性经济法则。1982年, 特维尔斯基教授和卡尼曼教授引入“心理账户”研究消费者购买决策行为;1996年特韦尔斯基提出, 心理账户是一种认知幻觉, 这种认知幻觉影响金融市场的投资者, 使投资者们失去对价格的理性关注, 从而产生非理性投资行为, 该理论对投资组合结构研究、消费预算研究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行为经济学主要观点和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行为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运用心理学中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方法, 探讨经济主体心理活动对其选择或决策的影响。不同的心理活动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 并表现出一定的行为特征, 这些行为特征又通过决策后果反映到经济变量中。行为经济学理论通过现实的心理学理论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个别经济学假设。

三、经济学中心理学分析法的突破及意义

1.“非理性人”理论颠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石。

非理性人的假设是对传统经济学最具有颠覆性意义的理论突破。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条件是整个传统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前提, 体现于微观经济学各个理论之中, 而非理性人的假设是对传统微观经济理论的一次全面革新。目前行为经济学理论仍然处于发展阶段, 但其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已经部分地形成, 例如建立在非理性决策基础上的前景理论便向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发起了有力的挑战。

詹姆斯布坎南认为“心理学家常给经济学家造成威胁, 破坏了经济学家的基本原理, 并使他的模型似乎变成了一种纸片房屋, 并且利用这种方法不断地在经济学家的预见模型上打开缺口”。传统经济学常常借助两个关键的假设来研究个人的经济行为:一是理性假设 (rationality assumption) , 即经济主体, 包括厂商、消费者和政府等会利用一切可用的信息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二是自私自利假设 (self-interest assumption) , 是指经济行为人始终以自身的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作为决策的目的。换句话说, 传统经济学认为消费者、厂商和政府等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economic man) , 一般而言, 他们都会利用最佳的方法收集各种与己有关的信息, 然后对它们进行细致精确的计算, 在此基础上会合乎逻辑地和理智地选择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而行为经济学“剥去了理性人假设光鲜的外衣”, 向我们揭示了许多现象的真实面目, 特别是心理分析在经济学中的应运方法极大丰富了人类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和认识, 并且也更加接近于真实的经济人理念。

2. 将心理分析法引入传统经济学分析框架。

传统经济学在研究经济问题时, 更多地关注市场本身, 对人的心理关注甚少或者将人的行为看做是一种抽象的、机械的行为, 忽略经济行为、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的人的心理作用。而以卡尼曼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 用感知心理学分析法研究人类的判断和决策行为, 把心理学中不确定条件下人的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思想运用于经济科学, 促进了一门新的学科———行为经济学的诞生。更重要的是, 传统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原理是建立在较弱的心理学和实验的基础之上的, 在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实验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新认识下, 传统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命题面临着被“破产”和改写的命运, 例子就是行为经济学应运心理分析方法使经济学从理性领域深入到非理性领域。

心理分析法提高了对经济现象分析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一方面在分析失业、通胀、经济危机等经济现象时, 经济学家运用心理分析法更加注重从经济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感受等方面描述、理解经济现象, 把握经济规律, 揭示内在本质, 提高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认识程度;另一方面引入效用、期望等心理概念提高了对消费、投资、储蓄行为的预测性, 从而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提高决策的预见性和科学性。另外, 政策的心理效应、心理预期和价格直觉等理论有助于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更加准确和客观。

3. 开辟了经济学新的研究方法———实验方法。

传统经济学依赖于实际观察而非实验, 大多数经济学研究依赖于各种合理的假设。而心理学分析运用则提出经济学理论可以在实验室内运用实验进行验证和校验经济学理论, 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 修改和验证各种基本的经济学假设, 这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实验和各种数据的搜集, 从而使经济学理论变得更加可信。

心理学实验、对行为的大量的观察和判断以及在更大的范围内的重复实验等等, 都进一步丰富了研究人员对人类行为的把握, 这为经济学家运用这些行为方法和实验方法进行经济研究拓展了研究思路。同时行为经济学家采用被心理学家广泛采用的实验方法, 即取样询问调查法, 为自己的假说得到专用数据。

行为经济学家一方面推崇运用现代科学的数理研究方法及计算机高新技术对经济变量进行严谨的统计分析, 另一方面又敢于将传统经济学中并不重视的数据 (如一国人口精确统计、特定环境下实验者的做答/反应时间等“边缘化”数据) 进行翔实的处理, 并大胆地运用于其经济研究中, 从而使得所采用的研究数据真正脱离了传统经济理论研究中对理想化环境中或是严格假定条件下的数据采纳的依赖, 从而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心理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和发展, 经历了重视、摒弃、真正发展三个阶段, 该方法使经济学研究开始注重人类心理变化对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的影响, 使经济学研究更加科学化, 同时也为人类更好地、更加科学地认识自身、认识社会提供了新的角度和科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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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托卡那.行为经济学论文集[C].密执安大学出版社, 1980

性爱的经济学分析 篇3

对我来说，性是一种珍贵的稀缺资源。当然，我指的是性生活，而不是性别，性别我自己也有一个，这是我快乐和烦恼的根源，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成本。这成本在有生之年能给我创造多大的价值和效益，或者赔个一毛不剩，变成呆坏账和闲置资产，我心中还十分没底。

波茨纳说，性是人类理性的实现。这句话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知道茱迪·福斯特染上了艾滋病，那么不管我多么仰慕她，也不会跟她上床，这事风险太大。这说明做爱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行为，有需求，有供应，有风险，有收益，还要计算投入产出比。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贝克尔断定：上帝目光所及，皆可交易，那么毫无疑问，深藏床帷之后的性爱和农贸市场上的萝卜具有某种共性，这也符合波普艺术家们的价值观，1954年艾伦·金斯伯格接受记者采访，他说世上并无尊卑，如果有不平等，那也只是价格上的不平等。

不考虑宗教信仰和道德的负面影响，那么一次单纯的、形而上的性爱就是一个契约，酒店里的桑拿小姐问先生要不要服务，可以视为一个要约邀请，至于老婆掐着老公的脖子发令：官人，我要！就明显是一个标准合同，不明白标准合同的朋友们可以这么理解：虽然你反对手机双向收费，也不满意中国电信的服务，但你还是要入他们的网。

合同订立后的性爱像一单混合了FOB和CIF特征的国际贸易。FOB的意思是船上交货，货物在越过船舷之前，发生任何毁损灭失、遗弃泄露都不能算是交易成功，失败后的男人们一个个垂头丧气、额头冒汗，这充分说明做爱是一种高风险的活动。而“哪里有风险，哪里就有保险”，于是就有了杜蕾丝、拉士丁和杰士邦这些品牌，根据弗里德曼的“假设不相关论题”，我们可以断定杜蕾丝和中国人寿做的是同样的生意。而第一个把避孕套叫作“保险套”的人堪称伟大，他要不是天才，就一定是个经济学家。CIF术语指的是货主承担成本、保险费和运费，所以到药店里买避孕套的大多都是男性，交易过程中，出力最多、忙前忙后的大多也是男性，货主嘛，规定要承担运费的。

如果探究到细节，性爱合同比其它合同更加完备：除了交货、验收，它还有交易后的信息反馈机制。电影《一声叹息》里，张国立问刘蓓：好不好？刘蓓娇喘一声：好死了。看得人心潮激荡。当然，这种反馈机制并不能保证信息的完全对称，上海有个美女写了一篇文章，大标题就是“伪装高潮也快乐”，这明显是在号召提供虚假信息，如果这种做法被会计师事务所学了去，必然会引发信用危机，严重打击投资者的信心。我在此要引用的第二个案例是美林证券，这家世界闻名的证券公司因为提供虚假投资评估，2002年被罚了1亿美元，那笔钱如果给我，我就有能力去逛逛超市了。

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贝克尔断定：上帝目光所及，皆可交易。有人认为做爱本身就是一种高风险的经济行为，甚至是衡量男人失败的负面标准。有一天当婚姻成为一种假设，一张合同，一种契约，性这张底牌，到底还有多少爱的可能呢？

2

对体制内的交易双方来说，性像一块永远嚼在口里的口香糖，它的好处是随时都有东西让你咬，不至于空虚，不至于闲得牙疼；缺点是越嚼越无味，到最后就成了一种纯粹的习惯。“七年之痒”的说法，不仅说明消费者对单一产品、无差别服务的厌倦，也证明了性资源使用中的边际效用递减：最开始拉拉手精神抖擞，亲一下浑身颤抖，但后来拉得越多、亲得越多，这事就越没有了吸引力，美国一个无聊的民间调查机构统计了300多对夫妻的睡姿，最后得出结论：婚龄半年以内的夫妻，大多是面对面搂抱着睡，婚龄超过２年的，几乎百分百是背对背睡。这些姿势和体位，我们可以看作是人性化的市场需求信息。还有一位专攻下三路的作家说，他在婚姻中惟一获得的是“体制性的阳痿”，看来他需要到消费者协会去投诉。

性市场大概是惟一一个供应不足的买方市场。一方面，小姐们纷纷抱怨“生意越来越难做”；另一方面，体制内外的男人们都在进行着DIY，这情形有点像我们经历过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我表哥那时候曾因为“投机倒把”坐了几年牢，出来后赚了一点钱，据说养了好几个二奶，然后我表嫂就开始留指甲，时常偷袭他。这两种审判说明投机倒把始终是一种背德恶行，而走私更加不可饶恕。但根据我表哥的供述，他也确实值得原谅，我表嫂出身名门，教养过人，对做爱有近乎苛刻的要求：要洗澡，要关灯，要遵循法定程序，要正面交流，决不可暗度陈仓等。这大大提高了他们之间的交易成本，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就是高关税壁垒，我表哥不懂经济学，他用最朴素的话表达他的意见：真他妈没意思。其实他讲的是一个利润问题。

3

按古龙的说法，性产业是最古老的职业，“堪为百代祖师”，那时候没有钞票，人们拿贝壳换粮换米，我怀疑有些人收藏贝壳就是想回到原始社会。根据伪学者慕容雪村的考证，“性”这东西可以算是另一种贝壳，每一单位的性资源换多少张狍子皮，换几捧高粱米，大概早有定数。即使到了现代社会，性依然是万能结算工具，可以换彩电，换房子，换工作，换城镇户口，有个美女还拿它换了一个法官当。所以英国前首相狄斯赖利说“货币是惟一比爱情更让人发狂的东西”，这里的“货币”如果不是指性资源，我就觉得不大好理解。

站在动物的立场，人类的性压抑、性苦闷实在是不可理解。１９９３年春天我去北京动物园玩，看见一只老虎四脚乱跳，咆哮不止，据说是发情使然。想想这些动物们也真可怜，一年只有那么一季，还不容易遇见合适的对象，茫茫林海，真爱何求啊。人类就不一样，一年到头都不闲着，自带设备搞生产，方便又轻松，资源又丰富，没有稀缺性。经济学中的“稀缺性”指的是对需求而言，资源总是有限的、不足的。这种理论应该不适用于性资源，人类的性需求十分有限，“百年三万日”，这数字大概可以算是人类的极限，即使威猛强悍如张伯伦，也有支撑不住的时候。与这有限的需求相比，人类拥有的性资源可以算是无穷无尽的，５０亿人口中有一半都是异性，如果我们也是老虎，肯定用不着四脚乱跳，咆哮不止。

投资经济学试卷分析（精选） 篇4

一、期末考试成绩构成及分析

1.期末成绩构成

考虑到该门课程在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中的作用，并结合学校对学生平常成绩所占最大份额的规定，对本门课程期末成绩的构成进行设计，期末成绩=考试卷面成绩（70%）+平时成绩（30%）。其中平时成绩出勤占10分，作业和平时测验共占20分。

2.期末成绩分析

整体评价是学生成绩中良居多，这说明绝大部分同学基本上掌握了《投资经济学》课程的基础理论知识，达到了教学的基本要求。同时，22.35%的同学达到了优秀水平，说明试卷较好的拉开了学生之间学习好坏的差距。

二、卷面分析反映的问题、原因

从考试成绩及卷面分析情况来看，该门课程的教学尚存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部分知识点未讲授清楚。卷面分析表明，同学答错的某些知识点具有普遍性。例如简答题第三题等，很多同学回答不完整。

第二，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分析实际投资经济问题的能力较差。这主要表现在试卷中论述题有部分学生回答得很贫乏，反映了学生们欠缺运用所学投资原理分析现实投资业务现象的能力。

上述问题，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学的投入力度不够。具体表现为没有查看大量的相关资料，自身知识的储备不够等。

第二，学生的重视程度不够。具体表现在学生对投资经济理论问题缺乏足够的兴趣。

三、整改措施

针对上述问题，整改措施如下：

第一，加大精力的投入。针对试卷分析所反映的问题，亟需在以前尚未授清晰的知识点方面加大投入，多用实际案例教学，使其更贴近于的实际生活，培养学生的兴趣。

食品安全经济学分析 篇5

一、食品安全的经济学释义

一般来说，食品的质量涉及多个方面，如营养性、经济性、便利性、安全性等。经济性与便利性是食品外在考虑因素，而营养性与安全性是食品的内在考虑因素。大多数消费者优先食品的营养性、安全性等内在因素，其中食品的安全性就像木桶的最短板，起决定性作用。一种食品再怎么美味、营养价值再高，只要它是不安全的，消费者都会果断地做出“一票否决”。作为理性的消费者，不会做“饮鸩止渴”这样短浅、愚蠢的选择。食品安全涵盖三层含义：一是基本达到相应的营养要求;二是无毒、无害;三是不存在对人体任何慢性、潜在的伤害。市场上有相当一部分加工食品连第一层含义都不符合，如有的商家大量注入食品添加剂，破坏食品的营养均衡。还有一些黑心商家肆意制造“假冒伪劣”食品让人心寒。无毒、无害一般与农产品挂钩，由于农产品往往容易受寄生虫、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入侵;或者是农药使用不当，如新鲜蔬菜残留农药，这些食品吃了之后马上出现食物中毒现象。所谓的慢性、潜在的伤害如辐射食品、疫苗食品以及备受争议的转基因食品，这一类食品是否有安全隐患，值得研究考证，消费者对此也是将信将疑。

二、食品安全的经济学成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食品如同其他商品一样，都需要经历生产、加工、流通与消费四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存在安全祸患，容易被黑心商人“下手”。所以，食品的生产、加工、流通与消费四个环节都不能粗心大意，只有政府各个部门严防死守、层层把控，加以社会公众的配合，才能杜绝食品安全问题。生产环节是食品供应链的源头，食品安全需要从源头抓起。这主要表现在农作物的种植与动物的养殖过程之中，如菜农使用过量的农药，饲养主用问题饲料等都可能引发食品安全问题。当这些食品进入人体之后，轻者腹泻、重者死亡。前几年海南的毒甄豆事件，由于种植农使用高度农药水胺硫磷，结果进入市场的大量甄豆被销毁，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还有河南瘦肉精事件，饲养主给鸡群食用含有瘦肉精的饲料，消费者吃了这些鸡之后出现食物中毒，造成许多人员无辜伤亡。关于源头的食品安全，不得不引起人们重视。加工环节是食品安全问题的集中爆发环节，这主要是有关部门监管不到位造成的。一方面，加工商为了节省成本，大幅度减少加工的设备、管理投入，加工出来的食品根本达不到卫生标准。更有甚者，为了避免政府部门的检查，进行地下加工，食品质量难以保证。另一方面，加工商为了使食品看起来色泽鲜艳、美观，吃起来口感好、美味，便在食品加工过程中注入大量的添加物，如色素、防腐剂、保脆剂、香味剂等，这些人工添加剂或多或少对人体产生危害。流通环节是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的一环，也是容易诱发食品安全问题的环节。众所周知，流通过程如储藏、包装、配送、装卸等不可避免地造成食品的毁坏或变质。不少商家相应地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想出一些“明智”的做法。如使用含塑化剂制品的塑料容器引发白酒塑化剂事件;为了延长食品保质期，超量添加防腐剂事件;为了对水果、蔬菜保鲜，滥用甲醛溶液导致甲醛事件，商家的各种花招让人匪夷所思。消费环节是食品供应链的最终环节，也是直接产生食品安全问题的`一环。这主要是出现在餐饮业，臭名昭著的“小肥羊”餐饮、“一滴香”火锅调味剂;就连声誉较好、消费者经常光顾的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餐饮营业店都被报道过使用劣质肉等问题。一些餐饮业的商家为了节省开支，使用过期的食品原材料、劣质的调味料，最骇人听闻的是地沟油的使用，简直是登峰造极之作。

三、食品安全的经济学对策

(一)增强食品参与者的社会责任意识

食品参与者包括生产者、加工者、运输者、销售者等人，他们直接介入食品，肩负着把控食品安全问题的重任。食品参与者的相关企业要牢记社会责任，所谓“小胜靠智，大胜靠德”;一家企业只有靠诚信经营才会发展壮大，仅凭一时的投机取巧，迟早会倒闭。一些企业目光短浅，不惜以牺牲诚信的代价牟取暴利，最明显的例子是“三鹿”集团，赫赫有名的“三鹿”集团以破产告终，这是血淋淋的教训。食品参与者之间要相互监督，共同杜绝食品安全问题。例如生产者与加工者之间的监督，前些年的肉类食品加工巨头双汇集团“瘦肉精”事件，假如双汇集团在加工之前，运用检测技术手段对养殖户的猪肉进行细致检验，就可以制止“瘦肉精”进入下一环节，这正是生产者与加工者之间缺乏监督酿成的悲剧。

(二)发挥政府应尽的职能作用

食品安全问题的爆发，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发展固有的弊端，市场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无形之手”难以调控方方面面，需要政府这只“有形之手”配合，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弥补单凭市场调节的缺陷。政府一要明确自身的监管职能。食品的生产涉及质检、工商、卫生等多个政府部门，每个部门要划定界限，明确自身监管职责，避免“谁都管或谁都不管”的窘境。当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时，要依法追究政府相关部门的行政责任。政府二要完善食品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为食品安全生产提供制度保障，如“市场准入条例”，能从源头制止一些不合格的食品生产者、加工者的进入;还有“食品添加剂准则”，能有效规范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与数量，遏制不良商人随意添加的乱象。

(三)完善食品安全监督体系

冲动的经济学分析 篇6

“大多数时候, 我们往往凭借着冲动去做一件事情, 在喜欢思考的经济学家眼中可能根本不符合我们自己的根本利益。可是心理学家却很欣赏这种冒冒失失的做法, 在他们看来, 冲动战胜理智是人们的正常本能。”这是刊登在《青年文摘》上的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 而在该文中, 作者还引用了一个神经科学家所描述的一个丧失冲动的病人, 基于理性计算而没有办法做出决定, 给人所带来的恐怖感。如果情感总是战胜理智, 那么人们的行为总是以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的假设就不成立了。而作为一个以经济学为专业的人, 笔者的个性也非常冲动, 常被人称为冲动大于理性的人, 这似乎与笔者的专业素养相违背, 因此深深地困扰着笔者。如何看待冲动的理性?我们不妨对冲动进行一些经济学分析, 仔细思考冲动背后的经济理性。

2 生活中的冲动

人会面对刺激作出反应, 这是人具有理性的一个重要特征。表现在冲动上, 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环境下, 冲动存在着程度的差别, 这就是冲动背后的理性的表现形式之一。

购物中的“血拼”是不少人认为自己不理性的原因。看到好的东西即使不需要也想买, 结果一次上街下来, 手上的东西多得拿不动, 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只好降低生活标准, 忍受冲动的惩罚。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与冲动时的快感相比, 天天吃差一点是可以忍受的结果, 这也就意味着在“血拼”的那一刻, 消费者的偏好是尽情而为, 享受购物所带来的快感加上未来一段时间的“苦日子”, 而不是平稳消费。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 即使是最冲动型的消费者, 虽然在购买日常用品的时候也会非常冲动, 可随着购买商品的价格的上升, 谨慎的态度也在增加。一个冲动购物型的女性可以一拍脑袋就购买一件“减价”时装, 但她不会一拍脑袋就购买一台笔记本电脑, 购买房子更要多方打听, 慎重决策。原因是作为消费者的女士可以承担购买一件时装的后果, 最多就是有几天吃的差一点;如果一拍脑袋就购买一台笔记本, 她就不得不一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都吃的差, 这当然非常难以忍受;如果一拍脑袋就购买了房子, 一辈子吃的差也弥补不了决策错误所造成的损失, 所以她就会非常小心。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看到一些人行为方式非常冲动, 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动不动就发火, 那么, 这类冲动还是理性行为吗?其实, 在这类冲动中,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理性的影子, 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冲动之时, 对待不同的人冲动的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如你会向自己的父母大喊大叫, 但在爱人的父母面前, 你只能强忍脾气;你可以向你的同学发火, 但在面对导师时, 你只能忍气吞声;你可以向“县官”表达你的愤怒, 但你不会向“现管”做出同样程度的表示, 除非你已经做好了离职的准备。

因此, 冲动的背后隐含着已经经历过自己的过滤, 自己知道可以承担这个偶然事件的后果。而且, 随着承担后果的难易不同, 人们会选择不同的冲动程度, 这不就体现了人的理性吗?

3 冲动的经济学分析

1997年, 普林斯顿大学的神经学家乔纳森·利恩曾经说过, 神经经济学的关键在于研究大脑的多样系统。大多数时候, 这些系统还是相互配合的, 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也会相互对抗。

有个被经济学家称为“最后通牒博弈”的例子极好地证明了利恩的观点。想象你和一个陌生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一个经济学家走近, 提议给你们俩100元钱该如何分配, 而让你决定接受或拒绝分配方案。如果你接受, 钱得按他的提议分给你俩;如果你拒绝, 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得到钱。在此情况下你会做出何种决定?即便只有10元, 经济学家也会劝说你接受, 但是大多数人都会拒绝低于30元的分配方案。

乔纳森·利恩及同事组织了一系列“最后通牒博弈”, 并通过仪器监测参与者的脑部。当参与者接到20元的报价, 想到另一个参与者将得到80元时, 他们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变得异常活跃, 同时双侧前额岛也活跃起来。边缘结构越活跃, 人们越有可能拒绝提议。研究人员发现, 看起来像是大脑中的两个区域通过对抗来决定怎么办, 前额叶皮层想要接受, 前脑岛却想拒绝。

为什么多数人拒绝了较低的报价呢?也许人类原本就对公平存有偏爱, 并且当这种偏爱被侵时就会生气, 以至于为了惩罚别人而不惜使自己也遭受损失。或者人们拒绝低报价是因为不想让自己看起来软弱。这些发现表明, 参与者拒绝一个不公平提议时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相反, 看起来更像是极度情绪化的结果。

尽管冲动的程度差别体现着人的理性, 冲动这个行为本身是不是合乎理性呢?经济学也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理性的人考虑边际量, 那么我们就从冲动的边际成本和收益讲起。

冲动购物的成本是决策的失误, 即买了不该买的东西, 但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概率问题, 如果10次购买的冲动中, 有1次买了不该买的东西, 则每一次冲动的成本就是购买不该买的东西所造成的损失的十分之一。冲动的收益则是节约了思考和权衡的时间, 因为“计算一个行为所产生的成本和收益总是需要时间的。”时间是有价值的, 衡量的方法就是经济学中最常见的概念———机会成本, 即从冲动中节约下来的时间可以创造的最高价值的财富。一个丧失冲动的病人的“理性计算行为”并不是真正的理性, 因为他并没有考虑理性计算时所必须要花费的时间成本。因此, 当我们为时间成本加入约束条件时, 冲动也就不成为冲动了。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购买物品价值的上升也就意味着冲动的成本的上升, 理性的消费者就会减少冲动, 以促使冲动的边际成本重新等于边际收益。

由于自然禀赋的不同, 个性之间存在着差异, 每个人控制情绪的能力有强有弱, 但控制情绪需要付出成本, 如心情压抑乃至造成心理疾病等, 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与此相对应的是, 冲动的收益就是控制情绪的成本, 冲动的成本则是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损失。尽管不少人感觉是“自己在冲动时脑子一热,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其实, 理性的影子还是深深地埋在冲动之中, 每一次冲动的形式、程度等均与冲动的成本收益相连。当你觉得“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时, 控制情绪的成本变的无限高, 冲动的成本收益也同样处于无限高的水平, 权衡的结果当然是任由情绪当众发泄。当然, 随着情绪的回落, 冲动的人往往是常出现后悔、懊恼等情绪,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情绪爆发之时, 当事人是不理性的, 毕竟事后诸葛亮是比较容易的。不同的人对自己有不同的把握程度, 人际关系出现裂痕时的损失也就不一样, 这意味着冲动在面对不同人时存在着成本差别, 基于成本和收益的考虑, 冲动程度也就体现出了这种差别。

因此, 在考虑冲动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后, 我们可以发现冲动本身是一种理性行为, 具有工具性内涵。它节约了人的思考成本, 缓解了人的心理压力。

4 冲动的选择

经过对冲动的经济学分析, 我们知道人们在许多时候并不是一味地不加区别的冲动, 而是有选择地冲动, 总是经过权衡取舍后而作出的冲动, 即有理性的冲动。或者说在小事上或无关紧要时显得十分冲动, 但在大事上或关键时刻, 重要人物面前保持清醒和冷静, 真可谓是“大智若愚”也。

我们日常在评论一个人会“做人”时, 常用的一句话是:这个人大事情清楚, 小事情糊涂。在时间资源、情绪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以小事上的冲动换来大事上的清醒, 何乐而不为呢?

摘要：冲动对每一个人都不陌生, 并且我们都曾冲动过, 但是通过对冲动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却是件新鲜事儿, 作者试图用经济学方法对冲动的理性作些探讨, 以求教于方家。

关键词：冲动,理性,成本,收益

参考文献

[1]凯峰:抓住那个偷公文包的贼 (J) 。《青年文摘》2006年10月第10期, P42

中国经济学研究概况分析 篇7

摘要：文章利用CSSCI相关数据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多角度、全面的分析评价，从论文的引用数量分析学科研究水平的提高，从引文类型考察学科视野的拓展，从引文的文种分析本学科对国外成果的吸收情况，还对各类基金资助项目论文进行了分析。此外，还统计分析了对中国经济学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论文与著作。

关键词：经济学；引文分析；CSSCI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8)06—0076—06

2007年，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初步总结了2005—2006年的数据，再结合2005年已公布的2000-2004年共五年的数据总结，为深入研究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研究状况提供了有力的工具。经济学期刊是反映经济学研究水平的一个主要阵地，而在对经济学期刊的分析中，其影响力又是一个重要的考察指标。对经济学期刊影响力的了解有助于在经济学研究中进行文献筛选。

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对经济学期刊影响力进行过分析评价，但缺乏全面性或所拥有的数据滞后。笔者将借助于CSSCI数据库对中国经济学期刊影响力进行全方位的分析评价，具体包括经济学期刊引用分析，经济学期刊影响力因子分析和经济学期刊影响广度分析，其结论可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参考。

一、总体概况

截至2007年，中国公开发行的经济学期刊700余种，排除掉二次文献、通俗读物等类型的期刊，中国公开发行的经济类中文学术期刊约550种，CSSCI收录的经济类期刊72种，每年CSSCI收录经济学论文约占全部收录论文的25％～30％，在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中位居第一。

表1给出了2000—2006年CSSCI收录的经济学论文和引文概况。这期间CSSCI收录经济学论文共126815篇，引用文献730639篇次。有引文论文数增长迅速，2000年为8119篇，2004年为13359篇，到2006年就已经达到17628篇。有引文文章和无引文文章比例从2000年的50.3：49.7提高到2006年的80.9:19.1。这说明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注重文献引用。但是，篇均引文数5.76篇，低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平均数(6.06)，文章引文含有率约67.5％，已经略等于人文社会科学平均数，而2004年前这个指标仍低于人文社会科学平均数约5个百分点。但是有引文文章的平均增长率只有13.8％，略低于人文社会科学的14.2％。所以，总体上说，虽然这两年经济学研究对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视程度已经有所加强，但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这种引用程度与其在收录论文总量中的地位仍不相称，研究规范还须进一步加强。

在根据表1分析国内经济学研究对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视程度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学受其他国家经济学理论的影响程度。表2给出了2000-2006年经济学论文引用文献的语种统计。

2000—2006年间，在CSSCI经济学论文的引用文献中，中文文献和外文文献(包括译文文献)的比例为60：40，这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研究思想和资料来源主要是中国本土的研究成果。一个原因是目前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国本土经济问题，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语言阅读便利上的差异。但是经济学引用外文文献的比率高出人文社会科学外文文献的平均引用率5.3％，七年内引用的英文文献总量占外文文献总量比重更是高达96.7％，并保持31.7％的年平均增长率，几乎是引用中文文献增长率17.3％的1.8倍。以上这些指标均高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平均水平。这就说明了：(1)语言阅读便利性不是外文文献对中国经济学影响大小的原因；(2)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使得中国经济问题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遇到的问题相似性程度提高；(3)中国经济学研究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吸收和借鉴欧美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中国经济学国际化程度提高迅速，但同时也说明本土研究成果中有价值的文献还远远不如英文文献广泛或深刻。

2000-2006年间，CSSCI所收录的论文(包括期刊论文、报纸文章、会议论文、报告文献、学位论文、信函)在引用文献总量中比重从2000年的41.3％上升到2006年的60.3％，平均增长率为28.2％，其中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平均增长率分别是30％和36.4％，高于论文平均增长率。图书文献(包括图书、汇编文献、法规文献)的比例则从2000年的56.4％，下降到2006年的32.4％，平均增长率为－8.8％。相比之下，网络资源所占比重从2000年的0.6％上升到3.6％，平均增长率高达33.3％。一般来说，论文、网络资源要比图书更快地反映出当前最新研究成果，所以这组数据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对文献的吸收和引用越来越重视最新的研究成果，经济学研究越来越重视经济前沿性问题。详细数据参见表3。

在经济学论文类型中，“研究论文”能够反映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原创性水平，“综述”和“评论”反映该学科是否形成研究传统，如表4所示。从表4反映的7年的总量看：(1)研究论文在所有论文中占绝对比重，为93.6％，并在所有类型论文中保持最高的平均增长率5.55％，高于综述和评论的增长(且这两者的增长不稳定)，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学原创性研究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远远低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9.5％的平均增长率，这可能是经济学的基数较大的缘故；(2)研究论文的篇均引用文献5.68篇，低于人文社会科学平均水平的6.06篇，低于综述的11.13篇，低于评论的5.95篇。从引用文献篇次平均增长率看，研究论文为19.99％，与人文社会科学19.5％基本持平，但远远低于综述的33.2％和评论的25.5％，这组数据说明了经济学原创性研究对前人的成果重视程度低于人文社会科学平均水平，但是综述性论文较高的篇均引用量和引文平均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经济学原创性论文对已有成果重视的不足，同时也反映中国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传统。如果将2004年前的数据与2005-2006年的数据作相同比较，发现这个结论仍然成立。

二经济学论文的影响分析

经济学论文和著作的影响力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反映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作者、论著和相关研究领域，不仅是对上述发文作者和被引作者评价的补充，更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具体内容以及支持这些研究的文献和理论来源的反映。由于图书出版或翻译周期长，所以图书更多地反映经济学基础领域状况，相比而言，论文可能更多地反映当前经济学前沿问题。

2000—2004年间，CSSCI中的经济学论文引用的期刊论文从2000年的19711篇次，增长到2004年的57882篇次，合计被引用177224篇次，而2005年CSSCI中的经济学论文引用的期刊论文增长到75197，2006年达到95113，两年总计170310，已经

与2004年前五年的总篇次相接近。表5给出了2005—2006年间经济学论文引用30次以上的10篇期刊论文。

由表5可以看出，在前10名的文章中，全是外文文章，而且有6篇在2004年前就排在前10名。这些外文文章分别是开创公司金融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作，有的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文章，都是理论研究的基石。从发表年代上看，这10篇文章几乎都处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显然说明中国经济学近年来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并充分吸收相关领域的原创性思想和理论来源。

当比较范围放大到前20名时，会发现国外论文有18篇，占比为90％，仍然远远超过国内论文数量。国外论文的特征基本上没有变化，而且集中在相关领域基本问题讨论上，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开创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作，也有罗默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章，施莱佛关于公司金融的文章，只有一篇波特的关于企业核心能力文章属于应用经济学文章。相比之下，国内经济学中代表性论文显得尤为不同，即两篇被引论文都是2000年以后发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现实问题，关注的周期较短。两篇都属于探讨实际经济问题与政策的文章，而且一篇是关于金融问题的研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经济学研究主要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经邦济国”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将比较范围进一步放宽到前50名和全部的话，国外论文的占比将分别下降到84.6％和77％，国内论文进一步上升到15.4％和23％，上述特征更加突出。而且2004年前经济学论文引用的期刊论文前100篇中外文文献只占到33％，现在占到77％，说明近两年来对外文文献的引用比例显著增加，说明国内对国外的前沿研究已经注意到并开始充分吸收相关领域的原创性思想和理论来源。

再看一下国内论文被引用情况，2004年前引用次数在前100名的论文中国内论文占了77篇，而2005-2006年只占了23篇。而这23篇国内文章被引次数2005-2006年增长率为25.6％，低于国外论文28.1％的增长率，而且国内论文平均被引次数是39次，国外论文平均被引次数则高达54次，是国内的1.5倍。这可能是国内论文研究主要集中于应用性问题，使得每篇论文适用领域较窄的缘故。

从期刊分布看，国外论文也与国内有显著不同。国外论文共有77篇，分布在23种期刊上，基本上是国际公认的一流期刊。这77篇论文基本上平均分布于几个重要刊物中，如《政治经济学杂志》占比19.5％，《金融杂志》占比13％，《美国经济评论》占比11.7％，《经济学季刊》和《金融经济学杂志》均占比9.1％，《计量经济学》占比7.8％，其他期刊，如《法与经济学杂志》、《哈佛经济评论》、《经济学文献杂志》等被引论文只有1或2篇，占比1.3％或2.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2004年相比，《计量经济学》的占比明显提高，说明越来越重视计量研究方法。相比而言，国内论文主要集中于《经济研究》杂志上，占比高达87％，其次是《金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和《世界经济》各有1篇被引论文，均占比都只有4.3％。国内论文发表分布呈现如此大的差距，对一个经济大国显得如此不协调。其中原因也许是《经济研究》历来就是以发表高质量文章为宗旨的缘故，近年来开展匿名评审也有助于这种情况的持续。

但是从国外被引用文献的发表时间来看(表6)，中国引用的外文文献都是上个世纪的经典文章，尤其是相关领域的原创性思想和理论来源。对于20世纪的文献引用在平均引用量和增长率情况来看，分布比较均匀，但是21世纪的文章引用量却为零。说明中国学界对于外国前沿研究把握还不是很准确，或者说中国学者现在研究的东西还是基于国外学者20世纪的理论基础之上，并没有跟上国外前沿研究的脚步。这种学术研究上的落后值得思考。落后的原因很多，既有可能是国内经济学研究所遇到的问题与国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问题相似，也有可能是目前国内经济学研究对国外经济学文献的需求还停留在理论基础和实证方法上，没有将中国的经济问题和国外的经验结合起来，进行更高水平的抽象和整合。也许还与国内教育与研究投入有关，与落后的教育研究方法有关，甚至说是因为语言交流的障碍造成的，值得我们探讨和深思。

三、经济学著作的影响分析

2005-2006年间，经济学引用图书文献(包括汇编文献)达106493种次，占总引用文献量的33.7％左右(表3)，两年累计引用图书(包括汇编文献)种数约69600种，平均每种图书被引次数约为2.77次左右。表7给出了2005—2006年间经济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前10种图书。

从作者类别上看，进入前10种的图书可分为四类：一类是经典领袖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领袖著作，占比8.4％。第二类是统计年鉴类，既有综合统计年鉴，也有部门统计年鉴，占比4.6％。第三类是国外作者著作中译本，占比48.1％，第四类是国内作者著作，占比38.9％。显然，国外经济学著作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占居重要地位。从出版时间看，这些国外著作大部分翻译于20世纪90年代，几乎都是各个领域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如早期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凯恩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谬尔森、诺斯、施蒂格勒、科斯、刘易斯和舒尔茨等，也有各领域当代著名学者，如克鲁格曼、麦金农、青木昌彦、奥尔森、波特等等。此外还有重要的教材和工具书，如泰勒尔的《产业组织理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等。

与表5相比，外文图书占比48.1％，明显低于表5中论文的外文占比77％。这是由于翻译的国外专著都是经典著作，相比论文来说，学者从基础理论角度注重图书，前沿性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源于论文。因此在对于前沿性把握更加重视的论文中外文比重相对高于图书中的外文比重。

从图书所属各有关研究领域分类看，总体上可分为四个板块。

第一板块是经济发展与改革、经济学教材和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图书，占比分别为21.1％、19.3％、16.5％，三者平均被引次数分别为52、84、83篇次，前者与中国近年来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有着必然联系，而且保持28.2％的年平均增长率，其中包括熊彼特、刘易斯、舒尔茨和钱纳里等著名经济发展理论家的著作，也包括谭崇台、林毅夫和张维迎等国内研究经济发展与改革的著名学者著作。总体来说，中外作者的著作各占一半。而经济学教材被引次数较2004年前显著增加，说明国内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基础理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教材是张维迎撰写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被引次数从2000年的85次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185次。且经济学教材中计量经济学方面占了1／3，可见经济学界对于

方法论，尤其是计量方法的重视这两年来越来越显著。而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著作，虽然比重不是最多的，但是引用总次数却是最多的1485篇次，高于经济发展与改革方面图书被引的1198篇次。

第二板块是产业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占比分别11％、10％，平均被引次数分别为51和40篇次。中外作者的图书各占一半，说明现在国内图书的学术质量也越来越高。

第三板块是区域经济学、工商管理、金融教材和信息经济学，占比分别是7.4％、6.4％、3.7％和2.8％。其中，区域经济学完全是国内学者著作，平均每种被引次数65次，但增长率并不明显。工商管理类图书占比虽不高，被引次数增长率为45.2％，但是波特单本著作《竞争优势》却228次被引。金融学教材基本以国外的图书为主，平均被引51篇次。信息经济学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比较热门的学科，平均被引36篇次。

第四板块是国际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占比均约为1％，国际经济学只有克鲁格曼的《国际经济学》1本，但是它的被引次数却不低，有65次，并以39％的年平均增长率增加。转型经济学是新兴学科，只有科勒德克与格泽戈尔兹的《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被引30次。

因此，总体上可以看出，被引的图书大多数是各相关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著作，由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所以这方面图书位居第一板块。同样也可以解释金融、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等领域图书被引情况。只是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学领域图书被引情况与中国现实相关问题研究不相匹配。宏观经济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中国已经加入WTO，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贸易投资中许多现实问题亟待解决，但是有关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图书却很少，只是一些教材和经典名著，这似乎在昭示国内这个领域研究对著作需求不高，主要依赖于论文。

四、经济学领域发表论文的基金分布

中国经济学近几年发展十分迅速，这一方面是由于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科研条件的改善，特别是各类基金对本学科的大力资助。在各类资助中，首先是国家对本学科发展的重视，如表8所示，2002—2006年间，国家社科基金共资助经济学项目1231个，但是每年变化情况不明显，虽然从2003年开始每年资助的数量逐步回升，但是2006年的资助数量仍然没有超过2002年。从项目类型看，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的数量稳中有降，青年项目则稳中有升，但是青年项目只占总数的21％。这种状况总体上与青年学者发文比例情况相对应，即相对于中老年学者来说，青年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解和经验还不够充分，而国家社科基金的选题基本上是以探究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基金资助效果看，2000—2006年间基金项目的发文量逐年增加，从2000年的1238篇增加到2004年的4009篇，2005-2006年增长更为明显，分别增长到6396篇和9591篇。在所有类型基金发文中，主要集中在国家自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基金，这三大基金发文占比2000—2006年平均水平高达54％，而且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即从2000年占比49％，上升到2006年的56％。在三大基金里，又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发文最多，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基金发文占比不分上下。进一步比较，这三大基金发文总量从2000年到2006年上升了9倍，而其他基金发文总量上升了7倍。

总之，上述数据表明，国家财政资助的基金对课题要求逐年增强，而且课题的成效也是显著的。相比之下，其他基金由于出自于地方财政或部门经费，或者说是由地方或部门管理，对课题的要求服从于部门和地方的需要，其对文章发表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弱于国家基金。再者，从申请到国家基金的单位和学者来看，国家基金本身代表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也是各高校竞争的重要指标，所以这种学术氛围客观上有助于提高发文的数量。

从2000—2006年期间总体情况看，2004年前所有基金发文保持着34％的年平均增长率，2005—2006年为55％，总平均增长率为40.7％。分基金类型来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论文发文增长最快，年平均增长率高达70.4％；其次是社科院基金项目，达61.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2.2％，教育部基金53.3％，省市基金的增长率分别为32.7％。

因此，从增长率情况看，基金发文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势头，这种势头随着国内高校关于基金的争夺和学科点的竞争还会继续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社科基金发文增长率尤为突出，远远高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教育部基金，而且社科院基金发文也呈现出较快速的增长。这意味着，这两个基金的支持力度和管理力度在不断加强。

对于基金发文质量及其变化状况，可以从表11、表12进行进一步评价。

总体上看，2005-2006年间所有基金发文被引次数是2000-2004年的1.4倍，增长率为39％。其中省(市)基金发文被引次数上升的幅度最高，高达2倍，其次是国家其他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分别增长了1.2和0.8倍。相比之，社科院基金、中科院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发文被引次数都呈现下降趋势，分别下降44％、40％和14％。

再从基金论文篇均被引次数看，所有基金论文在2000-2004年间和2005—2006年间这两个时期没有变化，处在0.82水平上。但是，分基金类型看，则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情况。省(市)基金发文篇均被引次数上升的幅度最高，高达2倍，其次是国家其他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分别增长了0.6和13.8％。而社科院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基金和教育部基金论文篇均被引次数分别下降了392％、77％、88％和21％。

从这两组数据中，社科基金项目支持的论文在很大程度上更受理论工作者关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科院基金支持的论文可能更加偏重学术性，实践性不强，从而导致被引次数下降。究其原因，这与中国经济学研究侧重于解决经济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和政策导向有关。对于社科院基金发文的学术影响力下降最为显著的现象，其原因与其研究定位有关，即社科院研究主要任务是服务于政府决策，他们的研究成果评价标准是政府领导的批示。批示的领导级别越高或者说领导批示的越多，说明社科院起到了政府智囊团的作用。因此相关的研究论文就比较少，发表的论文也就是政策性研究，理论性不够。虽然受关注，但引用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