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机构建设的新民主主义论文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吸收古代传统廉政思想和西方廉政建设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腐廉政思维，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和改革开放后三个时期，通过反腐模式的体制转型和反腐方式与模式的转型，形成了有中国特色新型反腐廉政建设范式。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监察机构建设的新民主主义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监察机构建设的新民主主义论文 篇1：

政治建设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形态跃升

〔摘要〕 党的政治建设的范畴确立与命题展开，促进了管党治党形态的结构优化和综合跃升。在理论形态上，体现出对政治先进性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自觉回归。在结构形态上，确立起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性、首要性、统领性地位，展示出党的建设要素排序及逻辑关联的优化。在实践形态上，从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等七个方面，明确了路径指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主题和管党治党形态跃升的动力源点。

〔关键词〕 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政治建设，党的全面领导，运作形态

〔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彰显出鲜明的创新品格。党的政治建设的范畴确立与命题展开，不仅丰富与完善了党的建设的内容要素，还对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整体形态产生了根本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1 〕的新表述，明确了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的基本定位，展示出管党治党形态的结构优化和综合跃升。

一、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属性的回归

从事组织化的政治活动是现代政党的本能和天性。以夺取或巩固政权为目标使命，是政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根本区别。政治品质是政党性质的外在呈现，是其吸引力、感召力、引领力的重要根源。政治品质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2 〕413这就从道义的至高性、实践的彻底性、理论的优越性等方面，集中彰显出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人的先进政治品格。此后，在工人阶级政党开展革命活动，依据时代需求加强自身建设的实践中，又不断为其先进政治品格赋予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优良政治作风、严明政治纪律等新内涵。从理论上来说，政治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各类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保持政治先进性，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不变、本性不移的内在要求，是加强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党的政治建设命题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自觉回归。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始终把政治建设作为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早在1928年11月，周恩来就提出：“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提高政治的水平线。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地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 〔3 〕12 1929年12月，毛泽东也提出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 〔4 〕92。这些论述均是强调党内生活主题的政治特性。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十八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把党的建设命名为“伟大的工程”，并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5 〕602的目标任务，奠定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初始形态。1945年4月，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又提出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6 〕1094为主要内容的作风建设思想。至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实际上就已经构建起包括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四大要素在内的党建总体布局，形成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的重要原则和政治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开始对党的建设工作布局作出规范统一的表述，党的十三大正式把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并列部署，并特别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拓展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党的十八大首次明确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的“五位一体”布局并正式写入党章;党的十九大又作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的新表述。这些表述的变化表明，随着时代环境变迁，党的建设的要素构成及排列顺序处于不断调整、优化之中。同以往相比较，十九大报告对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作出新表述的最突出特点，就在于增加了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两个新要素。之前总体布局设计中的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要素，表述为“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这种表述转换与形态演进，既是党的建设对时代变迁的实践回应，也是对管党治党新经验的理论升华。十九大之前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这五个要素，前三个要素与后两个要素之间是存在某种程度的时空落差的。与思想、组织、作风并列的“制度”和“反腐倡廉”两个要素，存在着内涵过于宽泛的问题。就制度而言，既包括规范党的活动的党内制度，也包括规制权力机关和政府部门活动的行政制度，以及其他领域的林林总总的制度规范。就反腐倡廉来说，其作用对象既包括党员领导干部，也包括公务员队伍中的非党群体;职能范围涵盖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两个性质不同的领域，前者属于由国家法律规制的领域，后者又可进一步细分為纠风和倡廉两个方面，分别由禁止性的纪律规定和倡导性的道德准则来加以规范。由此，也就诱发出反腐倡廉责任主体的多元化问题，既包括党内纪律检查机构，还包括国家监察机构以及公检法司审计等相关职能部门。上述问题的存在，很容易引发政治发展中“国法”与“党纪”的逻辑冲突，造成政策理解的笼统性、模糊性偏差，以及实际操作中职能交叉过多、边界不清晰、责任主体不明确等困境。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新表述和新部署，具有很强的理论创新价值。其一，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更加契合政党作为政治组织的内在特质、加强自我管理的基本逻辑，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具有的政治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属性和根本特征。其二，把党的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在内涵上与广义的制度包括国家法律法规相区分，使得党纪与国法、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基本边界更为明晰;在效力上蕴含着纪严于法、纪挺法前的理念与原则，更能够彰显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和高标准要求。其三，对反腐与倡廉作出职能界分，反腐败侧重于惩治以权力滥用为重点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对法律红线的坚守;倡廉则侧重于对以自律为主的廉洁品行的正面倡导，是对道德高线的引领。

二、结构形态：要素排序与逻辑关联的优化

十九大关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新表述，不仅体现为基本要素的丰富完善，还体现在要素排序及逻辑关联的变化，促进了结构形态的优化升级。

首先，从地位确认的维度来看，党的政治建设是根本性建设。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空环境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有很大变化的，对党的建设基本要素的功能体认与地位认知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不同时期党的建设工作布局也因此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回顾党的建设伟大历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起“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党建原则，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7 〕332，“制度是决定因素” 〔7 〕308，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党的政治建设是根本性建设”的新判断，始终贯穿并遵循着“问题认定—目标陈述—策略选择”的认知理路，形成了表征着鲜明时代特色的三个治党方略：“思想建党”“制度治党”“政治强党”。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的地位确认，取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政治先进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道理所在。” 〔8 〕这种地位确认，也是党的奋斗历程反复佐证的规律性判断。

其次，从要素排序的维度来看，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是党员队伍的主要成分，他们具有强烈的革命热情，以及吃苦耐劳、不畏牺牲的精神品格，但是由落后生产方式所决定、体现在思想层面上的一些不良观念，是与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要求格格不入的。这样的时代环境和主体条件，决定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以及向党内的渗透与侵染，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最大威胁。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所列述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均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有着源发性关联，是各种落后错误思想在党内生活中的具体反映。古田会议的召开，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把思想领导和思想教育放在首要位置的党建原则。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彭德怀的一封电报中指出：“我们已定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 〔9 〕392此后，他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9 〕435的重要论断，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强化了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的排序布局，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中长期坚持和传承的基本原则和政治传统。党的建设要素如何排序，主要取决于不同时期党所面临问题的根本性质和严重程度，以及对党的肌体健康的威胁程度。建党近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党所处的环境以及党员队伍的综合素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党员队伍整体的思维和认知能力、理论和知识修养都已達到相当高的水准。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要经受的“四大考验”，本质上就是政治考验及其所带来的各种政治风险。具体来说，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考验所带来的如何保持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政治领导核心地位的问题;改革开放考验所带来的如何坚定正确政治方向，不走老路、歪路、邪路，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保持政治定力的问题;市场经济考验所带来的如何有效缓解商品交换原则与党性原则的内在紧张与冲突，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问题;外部环境考验所带来的敌对势力打压围堵，成功应对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格局，维护国家主权和政治安全的问题。此外，党所面临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四种危险”，也带来了党员干部能否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高尚的政治追求、优良的政治操守、过硬的政治本领、清明的政治生活等政治问题。总之，面临新时代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政治建设已经成为更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命题，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是发展和完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内在要求。

再次，从内在逻辑的维度来看，要切实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具体来讲，政治建设要对思想、组织、作风和纪律建设发挥出方向引领和内容统摄的作用。一是在思想建设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为重点，保持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切实增强政治定力，强化政治使命感，提升政治忠诚度，不断巩固和强化党的思想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二是在组织建设上，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重点，保证党中央权威的根本性、至上性和唯一性，不断增强和巩固党的政治权威;要坚持组织权威和领袖权威、集体权威和个人权威相统一，关键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袖权威的坚持和维护，达成维护领袖权威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突出政治标准在干部考察、选任中的地位，健全完善选人用人的政治责任追究机制，把政治问责作为净化选人用人环境的重要手段。三是在作风建设上，要以坚持人民立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为重点，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持续矫治各种破坏党群关系的不良习气，激发党员干部联系群众、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内生动力，秉承人民利益至上的政治价值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四是在纪律建设上，要以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重点，坚持纪法分开、纪严于法、纪挺法前的原则，持续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正确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充分发挥好党的纪律对党员干部的警示、约束和保护功能，摆脱“要么好同志，要么阶下囚”的治理困境。

三、实践形态：基本范畴和路径指向的明确

党的政治建设的命题展开和逻辑建构，体现为理论创新、方略陈述和路径选择的内在统一和多维并进。政治建设的成效和质量最终要依靠实践来保障并在实践中得以体现。2018年6月29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举行的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要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为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 〔8 〕这既是对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建设鲜活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党的政治建设总体要求的高度概括，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工作重点和路径指向，从实践层面丰富和优化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这一重要论述包含着开展党的政治建设的七个基本范畴，每一个范畴又分别对应着一个实践着力点或一条实践路径。第一，把准政治方向。政治方向涵括着政治理想、政治目标、政治路线、政治理论、政治方略等主要内容。把准政治方向，就是要发挥政治指南针作用，凝聚全党智慧和力量投入到伟大事业之中，引领广大党员干部坚定“四个自信”，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仰者和和忠实践行者;要发挥政治引擎作用，为方略谋划、政策制定、任务部署、工作推进的政治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要发挥政治校正仪作用，及时校准党员干部思想言行中的偏差，坚决矫正实际工作中各种偏离和违背政治方向的行为，保持政治方向的正确性与坚定性。第二，坚持党的政治领导。主要内容包括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对“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新定位达成观念认同;围绕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两个理论新支点，在历史逻辑、政治逻辑、制度逻辑的梳理中凝聚思想共识;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集中统一领导这两个实践着力点，健全完善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组织体系、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实现政治领导提供强力保障。第三，夯实政治根基。党的生存之根、力量之源、执政之基，都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是我们党最为深厚的政治根基。夯实政治根基，就要坚持把走群众路线的应然性政治倡导与实然性政治行动统一起来，把增强执政为民的政治价值与健全密切党群关系的制度规范结合起来，依靠为人民群众谋福祉的实际行为去赢得民心民意。第四，涵养政治生态。净化政治生态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常态性举措，应围绕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总体目标，确立起生态净化、重构、修复、优化、涵养的多重意蕴和实践进路。当前主要发力点是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让党员干部在规范化、经常性的党内政治生活中接受政治体检，切实增强政治免疫力;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功能，激发文化所固有的论证力、解释力和批判力，真正发挥党内政治文化对政治生态的孕育与滋养功能。第五，防范政治风险。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注重防范政治风险，维护政治稳定和政治安全，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防范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的风险;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核心地位，防范任何形式的弱化、淡化、虚化党的领导的风险;坚决维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全国指导思想的地位，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牢守是非原则底线，防范政治态度模糊、政治立场动摇、政治嗅觉麻木的风险。第六，永葆政治本色。消极腐败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天敌”，是对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最致命伤害，应继续以“零容忍”的坚决和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共同推进，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同时发力，增强党员干部道德修养和廉洁自律能力，扎紧制度笼子，向世人展示马克思主义政党清正、清廉、清明的政治特质。第七，提高政治能力。政治能力的强弱，直接反映出党的政治建设的现实状态和质量效果。从作为整体的党来说，一方面，要重视内在修炼，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提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另一方面，要重视外在修炼，以领导和执政的胜任力为着力点，提升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从作为个体的党员干部来说，要加强自我修炼，炼就一双政治慧眼，始终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增强谋大势、谋全局的能力，以及明辨政治是非、驾驭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

四、核心主题：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原则

政治建设的根本归旨是对党的政治领导地位的坚持和领导核心作用的强化。党是最高政治力量的政治地位，要依靠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原则的贯彻来体现和保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黨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原则和核心主题，是促进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理论、结构和实践形态跃升的逻辑支点和动力源点。

长期以来，有些人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观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即有意或无意地脱离中国国家建立和成长的独特路径，习惯于运用西方国家的理论范式来检视中国政治，以至于常常会遮蔽掉政治发展中最为关键的要素，造成对中国政治逻辑的违背甚至反动。这个最为关键的要素就是政党，即始终发挥着政治核心和发展中轴作用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1 〕社会主义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迄今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史上最为成功、最具代表性的实践样式。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最本质的特征、最大制度优势，是对这种实践样式的价值省思和理性体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失败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了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唯一性、长期性和排他性。坚持共产党在各种政治力量对比中的最高层次地位，是在超大型国家中实现高效治理，走后发式、赶超型现代化道路中实现顺利转型的最大制度优势，是解读“中国奇迹”“中国奥秘”的钥匙。在国家政治建设的视野中，共产党领导是统揽国家机器、制约国家权力、凝聚社会力量、保障社会权利的关键政治元素。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绝对权威，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保障和逻辑必然。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那样：“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7 〕341-342

“党领导一切”作为一个重要政治范畴，最早出现于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为有效克服党内存在的山头主义、分散主义的非组织化倾向，以应对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规定：“党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 〔10 〕427环境越是恶劣、任务越是繁重、形势越是严峻，越要强调政治权威的唯一性、政治权力的集中性、政治行动的统一性、政治纪律的约束性，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成功应对恶劣政治活动环境的一条基本经验。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方面，党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并不亚于革命战争年代，西方反华势力的围堵、新生政权的巩固、集中资源实现国家发展的跨越、权力诱惑和“糖衣炮弹”对党员干部的袭扰等，考验着党的领导水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原则，必须坚持而不能削弱。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强调指出：“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 〔11 〕264 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12 〕305另一方面，历史上对国民党“党国体制”危害的批判与省思、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探索以及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教训警示，又促使党内对党领导一切原则的内涵及路径不断明晰，进而形成了更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1957年6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必须领导一切的原则主要是从政治上来说的，并不等于一切具体工作都要由共产党直接管理。” 〔13 〕620 1962年3月，他在《论知识分子》中进一步作出精辟阐述：“必须肯定，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领导一切?什么是一切?”“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小权过多，大权旁落，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机构。” 〔14 〕364-365这一时期的探索，在坚持党领导一切的大前提下，对于政治组织和政权组织、政治领导与业务管理、组织领导与个人领导等核心范畴的内涵界分方面，初步形成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启了对党的领导问题的新探索。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从总结经验、分析问题、查找弊端、推进改革等方面，精辟阐述了党的领导问题。迄今为止，仍有一些人错误地认为，这篇讲话是对党领导一切政治原则和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彻底否定，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早就明确指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 〔15 〕6邓小平的讲话体现出对这一问题的展开与深化，是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前提之下，从改革和完善领导制度的角度，去思考如何防止党的一元化领导演变为个人专断，而不是对党领导一切原则和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放弃。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政治思潮的渗透，市场经济逻辑对政治生活的侵蚀，一些领域借党政分开之名而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实践，对转型期腐败高发频发与权力体制之间关联的过度解读等一系列复杂因素交互演绎，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一些人对党领导一切原则的思想抵制现象，在实践中诱发出党的领导弱化、虚化;党组织边缘化、空心化;一些领域中党的组织权威不足、党内非组织化活动猖獗等危险倾向。针对上述问题，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1 〕。从历史逻辑的演进来看，这一论断体现出对党的政治传统的坚持和政治原则的重申。同时，在政党政治比较的视野中，我们也看到，当代西方国家的多党竞争的政党体制正日益演化为一种“否决型”体制，陷入“为反对而反对”的制度困境。而且在自由民主制的政体运行框架之内，政党执政活动中频频陷入利益集团绑架公共决策的“卢梭陷阱”。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关于放权监管、废除医保法案等决策，被认为是共和党内保守派的集团利益对国家利益的侵犯。西方制度困境从反面佐证着我们的政治结论——坚持党的领导既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国政治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

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原则，是在经历了深刻的历史体认、理论反思和制度检讨基础之上，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之下得以明确的，从而被赋予新的内涵与价值。其一，党的领导是一元领导而非多元领导，全面领导而非部分领导。我国社会结构中，没有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对抗，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是党的一元领导的坚实政治基础。尽管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政治参与民主化的角度来说，力量主体是多元化的，但是在政治建设的逻辑视野中，中国共产党具有执政资格和政治核心的一元性和排他性。党的领导是全面性领导，体现为党的领导力量所覆盖的领域是全方位的，而不是部分覆盖。它主要依赖于规范的组织建制、完善的组织体系、严格的组织关系的协同作用来实现。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实现党对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文化组织的组织覆盖及党的政治核心作用的充分发挥。其二，党的领导是合法领导而非主观领导，实质領导而非形式领导。党的领导不是主观推断和自我认定，体现为法律保障与社会认同的统一，历史选择与现实需求的统一，人民群众意愿与党的使命自觉的统一，具有法理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双重合法性。党的领导还是一种实质性领导。林尚立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宪法至上，一元领导，双重结构”的布局。“依据‘宪法至上’与‘一元领导’关系的政治逻辑，党的领导体系不能替代国家政权体系，但要对接国家政权体系，从而保证国家政权体系能够在党的领导下依法运作” 〔16 〕313。即是说，党对政权体系的领导，不能演化为一种抽象化的原则设定、形式化的精神传达或空泛化的口头强调，而要通过健全完善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来贯彻落实。其三，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而非行政领导，权威领导而非强力领导。历史的教训表明，党领导一切原则被滥用、被异化的最大风险是党包揽一切、党管一切。因此，必须要明确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的属性定位。这种政治领导的核心内容是定方向、控全局、议大事、出政策、用干部。政治领导的作用空间必须严格限定在党纪国法的约束范围之内，体制机制的运作必须沿着依法执政、依法领导的法治轨道前行。党的领导是一种权威性领导，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的其他政治和社会力量所无法挑战的强大政治权威，是实现党的领导作用的根本依托，主要体现为思想引领、组织动员、社会号召、先锋示范等方式，而不是依靠强制性方式来推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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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 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N〕. 人民日报，2018-07-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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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共党史参考资料(8)〔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4〕周恩来选集(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6〕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 陈 鹃

作者：邹庆国

监察机构建设的新民主主义论文 篇2：

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历史演进及范式建构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吸收古代传统廉政思想和西方廉政建设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腐廉政思维，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和改革开放后三个时期，通过反腐模式的体制转型和反腐方式与模式的转型，形成了有中国特色新型反腐廉政建设范式。

关键词：反腐廉政;廉政思想;范式构建

腐败治理是一项既系统又复杂的复合型工程，既要重视“防”也要重视“治”，既要构建制度约束也要推进文化倡廉。从世界范围内腐败治理的成功经验来看，制度反腐是拒腐防变的外在保障机制。当前，我们要构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制度框架，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过程防腐是制度反腐的重中之重，同时，廉政文化的养成的又是我们稳步推进反腐败建设的实践载体。构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范式，仅靠单一形式的制度层面防腐和反腐并不能治本，必须把制度反腐和文化倡廉高度融合地相互统一，制度的有效作用才能得到最有力的发挥，同时反腐文化的内在控制力也才能产生强大的内控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认真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腐廉政思想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将奋斗历程中的反腐廉政实践经验与中国特色相结合，并在实际工作中日益丰富完善，形成理性认识来指导具体工作。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对任何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必须依纪依法予以坚决惩处，决不手软。当前，反腐廉政工作也进入新常态，认真梳理反腐廉政思想的历史演进和建构新时期下的反腐廉政工作范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形成的历史溯源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公权力以来，腐败现象就随之而生且难以根除，被称为“政治之癌”。一般而论，腐败在广义上是指整个政治制度或政治治理的全面败坏[1]。党的十八大把反腐倡廉建设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明确了反腐倡廉建设在党的建设总体部署中的战略定位。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反腐思想形成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可以从中凝练出反腐精华思想的火花，对当前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传承

中国传统廉政思想历史源远流长，有史可考的反腐廉政思想始于西周时期的《周礼》，其中提到“以听官府之大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周礼·天官冢宰》)，强调了在评价机构和官吏的原则上廉政的重要性。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后，学界百家争鸣。孔子提出“德治”、“仁政”的主张，重视伦理名教的作用;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仁政”思想，主张为爱民、选贤、取廉;晏婴则提出了“廉者，政之本也”的论断(《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廉政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先秦之后的各个时期都具有一批反腐廉政思想的代表性意见。例如，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至廉而威”的看法，认为官员必须廉洁才会具有权威;唐代王维在《京兆尹张公德政碑》中提出“政不以利淫，振雷霆之威”，认为官应廉洁从政不追求利益方能有雷霆一样的权威;明朝从立朝伊始便重视廉政建设，明太祖朱元璋注重严刑峻法，编制颁布了《大诰》等法典;清时顺治帝即位时便在诏书中指出：“国之安危全系官僚之清廉”[2]，王夫之则提出“清也，慎也，勤也。而清其本也。”(《读通鉴论》卷十)他认为，作为官吏清正廉洁是最为重要的内容;民国时期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分立”和“权能分治”学说，并创立考试院和监察院，从人才和制度两个方面着手加强反腐廉政建设。

2.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特点与作用

一是注重正确价值理念的塑造。在古代，“廉”是指人对待财利的一种正确态度。传统廉政思想倡导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鼓励生活节俭，加强从政的廉洁控制力，提升思想道德水平和自身道德修养。

二是注重廉政风气的塑造。传统文化中，家庭对个人的影响较大，家庭成员的廉洁思想意识会直接或间接地互相影响，引导家庭成员培养廉政意识。尤其是在宗法谱系较强的一些家庭中，家规对从政者具有很强的约束作用。

三是注重法治方式的塑造。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也注重廉政监督制约，从法家思想发端，到明清时期的《大诰》三编、《谕八旗文武官员人等》等法律法规。但由于在封建制度中，“人治”的作用远高于法治，皇权的权威性造成了法律法规虽然严格但执行裁量各异的情况，程序上也并不完善，导致大小官员心存侥幸，腐败现象也屡禁不绝。

3.西方反腐廉政思想的影响作用

西方政治制度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在反腐廉政工作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逐步形成了以法治、分权为主要内容的反腐廉政思想。虽然中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存在差异，但都长期共同面对腐败问题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在其历史形成过程中也充分学习吸收了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世界先进反腐廉政思想。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廉政思想上，因为二者并没有领导无产阶级政权的经历，其关注较多的是资本主义政治的腐败而不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廉政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的判断，在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基础上对无产阶级政权反腐廉政建设进行了科学地判断。“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基础上，对廉政建设进行了新的推断和实践，通过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经验，阐述了反对官僚主义等策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加强自身建设和廉政建设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借鉴和吸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毛泽东曾反复研读《法兰西内战》等作品;苏维埃政权的经验教训和相关举措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范本。

二、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反腐廉政思想的内容与演进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局部执政实践与党内建设的结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但长期处于同买办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及外国侵略者做斗争的过程中，同时还注重与党内腐败现象和不良倾向做斗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将反腐廉政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一方面坚持将北洋军阀政权、国民党腐败统治作为反面教材，另一方面加强党内反腐败建设工作，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下如何开展反腐廉政建设进行了广泛实践和探索，在局部执政的部分实践历程中初步形成了反腐廉政思想。1926年，中国共产党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的文件《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3]，首次向全党和苦难中的全国民众表达了对腐败现象的零容忍态度。在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通过“纪律”一章将廉政建设内容纪律化、规范化。在抗战和解放战争阶段，中国共产党在部分区域建立了民主政权。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四条规定：“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4]1946年7月，毛泽东也指出：“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5]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廉政建设工作思想，结合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思想的积极部分，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继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的指导方法发扬光大，在吸收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精髓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发扬艰苦奋斗、加强党内廉政建设的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腐廉政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历史基础。

2.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执政中廉政建设范式的转换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的主要阶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中国共产党加强反腐廉政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尽快恢复和开展经济建设，巩固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廉政建设工作思想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总结革命根据地时期反腐廉政工作的实践经验，依据七届二中全会对廉政工作情况的研判，将防御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和打击贪污以及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作为廉政工作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曾明确地要求全党“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6]，同时他特别强调了群众监督在廉政建设中的重要性，认为群众的监督是公共权力的必须条件。刘少奇从制度层面强调要加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通过制订和落实相关制度加强具体监督工作。[7]在具体实践中，共产党结合新中国建设时期的具体实际，提出和执行了一系列廉政工作的新思路新政策新举措，并惩处了一批具有相当危害性的腐败分子。

3.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廉政建设的全面变革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客观评价了过去在廉政建设工作中所走的弯路，深刻指出廉政建设工作必须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结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开展反腐败工作进行了探索和阐述。通过党内腐败现象蔓延的批判，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反腐廉政建设的地位、形势、特点和任务，明确了反腐败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途径，对反腐廉政建设做了系统地阐述，构成了一个内在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邓小平就反腐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向全党提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8]。中国共产党提出，将改革开放与廉政建设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党的十三大提出，“我们当然不能因为有少数党员经不起考验而改变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也不能停下建设和改革去专门打扫灰尘，必须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9]。此外，通过对中国特色反腐廉政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中国共产党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反腐廉政建设的工作思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体制、工作格局进一步明确，为新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三、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的范式建构

中国共产党经过了60 年的实践探索，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反腐败体系，同时具备了“制度体系反腐”模式的新特征。当前，不少学者已经对60年来中国特色反腐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展开了较为系统的总结，但总体而言，对于反腐模式的历史善变，尤其是从“运动反腐”模式、“权力反腐”模式、“制度反腐”模式到“体系反腐”模式转型的内在权利变迁逻辑和未来发展路径研究还不够。在本文前两个部分对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反腐模式及其功能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拟对当前中国特色反腐模式转型的内在逻辑进行理论框架分析，并解析出我国反腐模式转型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构建出我国反腐模式转型的未来路径。

“国家廉政建设的过程也就是实现良治的过程”[10]，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现代国家运行模式转型的基本趋势基本都是从管理向治理、从统治向善治、从一元向多中心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被提高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结合当前反腐的严峻形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打破我国与国家管理方式配套的反腐模式转型的障碍，有效推动体系反腐模式的成功转型。

1.反腐模式的体制转型：由政党本位向国家本位转变

在现代国家治理理念的框架下，传统的以政党为本位的反腐体制往往会遭遇其治理范围与治理对象的困境。因此，在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的关键时期，实现反腐模式的体制转型，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优化治理体系尤其是反腐治理体系的必然选择。

实现反腐模式的体制转型，首先要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即在坚持并强化党的领导下，进一步优化、调整反腐工作的管理运行体制和机制，通过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多方位、多层次、多对象的反腐主体的认知、职责和权力。特别是要深刻地认识到：反腐绝不是纪检监察机关的特有职责，必须群策群力，依靠群众的力量构建反腐倡廉认知体系，强化反腐倡廉工作的多方参与，真正实现“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与参与”的反腐败工作新常态机制。

其次要科学探索纪检监察部门与同级党委、行政齐抓共管但又相互不错位、越位的工作体制和机制。具体来说，就是要有序、逐步推进至上而下的各级纪委监察机构的垂直管理体制，同时优化、完善同级党委的领导工作体制，既要实现党组织对反腐倡廉工作的绝对领导，更要保持同级纪检监察机构各项工作开展的相对独立性。

此外，实现反腐模式的体制转型，还要尝试探索建立健全群众广泛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群众是任何执政党必须依靠的力量来源，只有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各个方面的内驱力作用，才能提升反腐败工作的实效性和长效性。从目前我国反腐工作的现状来看，首先要给予公民和社会组织在反腐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平等地将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所发现的问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融入到政策优化的过程中，从而强化全社会参与反腐的责任意识，形成“权为民所系，民为权所益”的权力互相机制。在发动民主力量的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明确在权力监督机制中人民群众的参与范围和对象，从法律上明确国家主体与社会主体的各自职责，从制度层面防止参与过度引发的“群众运动”，也要防止排斥社会参与的情况发生。

2.反腐方式与模式的转型：提升反腐手段的实效性和科学性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反腐已经成为我国反腐败工作中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尤其是近几年网络上出现了较多的“情妇反腐”现象，一度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热议。信息化的反腐形式在强化我们从严治党治国的反腐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网络反腐的白热化也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我们目前反腐生态的的不健康和信息反馈路径的不畅。在目前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既需要对反腐领域的这些热现象进行法理层面的冷思考，又需要通过与民众互动沟通等民主方式就下一步的反腐措施达成共识，实现反腐方式与反腐模式的现代性转型。

实现反腐方式与模式的转型，首先要深刻认识到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反腐模式没有一种是尽善尽美的。我国在每个历史时期的反腐模式在当时都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合理性和针对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反腐模式都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弊端。所以，我们必须科学、辩证地对于不同反腐模式的意义、功能和局限性予以辨析，采众家之长，切实提高我们执政党反腐手段的有效性。

其次，我们要科学选择反腐策略的路径和方法。对于反腐路径和方法的选择，我们必须遵循统筹兼顾、区别对待的原则，与时俱进地选择反腐策略。在预防为主尚未完全见效的情况下，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大惩处力度上，特别是在正面宣传教育的效果不够明显的情况下，首先要把重点放在加强制度约束和执行监督上。

同时，我们还要十分重视对反腐手段进行科学的评估。为了强化各种反腐手段的有效性，我们必须对现行的各类反腐手段的效能进行定性和定量的评估，在总结经验的同时查摆问题，以期提高反腐倡廉建设方法的有效性。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在教育宣传方面放弃实际效果不够明显的宣教方式，选择性地推广部分初见成效宣教方式。譬如，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可以把工作中心从制度建设转到制度效率上来，以提高反腐制度的现实执行力和长期实效性;在权力监督监管方面，可以把监督的协调性和有效性统一起来，建立健全长期有效的监督体系和协调机制，同时要整合现有的各种监督和监管资源，形成监督和监管合力 [11];此外，我们还必须在严肃纪律、加大惩处方面，逐步增加各类腐败案件查处的透明性、公开性和合法性，以切实发挥对腐败案件有效惩处所产生的社会综合效应。

3.借力核心廉政价值体系：积极推动廉政文化建设

廉政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当前反腐建设的重点，只有确立正确的价值体系，反对腐败才有可以依托的基础[12]，目前我国反腐败的体制存在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很多反腐败的举措没有成为制约权力的价值体系，针对当前反腐败存在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推动廉政文化建设，文化是植入人的内心和灵魂深处的价值体系，目前我国的反腐败侧重从政治上规约权力的运用，所有的腐败现象的产生都是源于权力的被滥用，在一些反腐败精英的思维习惯里，通过政治手段来制约权力似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其实腐败的根本原因在权力拥有者的内在的素养不够。

纵观西方一些文明国家的反腐败的经验，现在世界上最廉政的国家是欧洲的瑞士、瑞典、芬兰等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氛围造就了廉政的环境，廉政文化成为嵌入这些国家政治精英血液里的素养，廉政文化的氛围让他们没有任何腐败的原始冲动。例如，瑞典外交部长的一句话就丢了乌纱帽。在一次同学聚会中，瑞典外交部长以公款的名义邀请同学共进晚餐，被媒体曝光后，他引咎辞职，因为在西方国家的廉政文化中这是绝对不可以容忍的。我国当前的廉政建设总体文化氛围的营造不够，嵌入到中国官员脑袋里的文化影响较弱[13]，对于当下中国的廉政价值体系建设来说，必须推动廉政文化建设的渠道，让廉政文化深入人心，当前推动廉政文化建设不是依靠几个标语和横幅，而是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积极加强文化建设的渠道，目前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必须学会运用自媒体来营造廉政建设的良好环境，利用微博、微信等媒体积极推动廉政文化建设，营造出良好的廉政建设的文化氛围，让廉政成为一种习惯。

腐败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历史现象，同时也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正在思考和解决的难题。当前，世界各国的反腐败形势仍然非常严峻，如何反腐成为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关注重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贯十分重视全党、全社会的反腐倡廉建设，并因势利导地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措施治理腐败问题，但是社会范围内的各类腐败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有效遏制。因此，从历史的角度和政策制度层面去研究当前国内的反腐败问题，是我们党治国理政，进一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进廉洁政治建设的重要命题。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反腐廉政思想的历史演进，进而对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反腐范式予以建构，对于在新时期我们党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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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郑秦.清律惩贪条款辨析[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2，4：75-81.

[3] 人民网.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EB/OL].http：//fanfu.people.com.cn/GB/143349/165093/165094/165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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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55.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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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少奇.要防止领导人员特殊化[J].党建，198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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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

[10] 过勇.经济转轨、制度与腐败[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19.

[11] 蔡宝刚.法治反腐之道：由“偶然反腐”转向“必然反腐[J].学习与探索，2014，(5)：58.

[12] 刘占虎.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探索与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1)：192.

[13] 胡杨.论中国特色反腐模式转型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路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1)：184.

[责任编辑 杜 娟]

作者：金卫

监察机构建设的新民主主义论文 篇3：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机构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摘要：党规党法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制度保证，对全党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维护党规党法的尊严，需要强有力的党内专门机构。设立党内专门监督机构并加强其建设，使之能够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及其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经常性的检查，是维护党规党法尊严的客观需要和组织保证，是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党内监督机构经历了一个产生、变化、一度撤销、恢复与发展的过程。党内监督机构在实践中不断调整的实践表明：党内监督机构的建立与健全是顺利实施党内权力监督，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重要环节;党内监督机构的发展变化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相连。考察党内监督机构的发展变化，有助于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把握党内监督规律，加强党内监督机构的建设，做好党内监督工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监督机构;历史沿革;启示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各项规章制度即党规党法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制度保证，对全党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维护党规党法的尊严，需要强有力的党内专门机构。设立党内专门监督机构并加强其建设，使之能够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及其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经常性的检查，是维护党规党法尊严的客观需要和组织保证，是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党内监督机构经历了一个产生、变化、一度撤销、恢复与发展的过程。党内监督机构在实践中不断调整的实践表明;党内监督机构的建立与健全是顺利实施党内权力监督，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重要环节;党内监督机构的发展变化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相连。考察党内监督机构的发展变化，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党内监督规律，加强党内监督机构的建设，做好党内监督工作。

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权的实施为中心，以党内监督机构的产生、变化、撤销、恢复与发展为线索，分四个阶段考察党在各个时期党内监督机构的发展变化，阐述党内监督权在不同时期的实施情况，并试图从中得出一些有益启示。

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内监督工作。从党的一大制定的第一个党纲，到以后每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章程，无一例外地都对党的纪律都作了明确的规定。第一个党纲中共有十五条规定，其中直接涉及监督的就有两条：“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党在创立初期就表现出来的这种对自身行为进行严格监督的高度自觉性，为以后党内监督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在其后的二大、三大、四大通过的党章或党章修正案中，都有关于党内监督的相关表述。但由于党尚处在初创时期，直到中共五大前夕，党内并没有设置专门的监督机构，党内监督权一直由中央及地方各级执行委员会直接行使。

随着国共和国民革命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规模空前扩大，党员人数迅速增多，政治上也成为一个“半公开半政府党”。但随之而来的是党内开始出现贪污腐化等不良现象。为克服党内不良现象，中共中央在1926年8月4日颁布了第一份专门反对腐败的文件《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并开始考虑成立专门的党内监督机构。

党的专门监督机构的真正创立是中共五大。这次大会决定在中央和省设立监察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并以党章修正案的形式对中央及省一级监察委员的产生、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以及与党委会的关系等作了明确规定。具体说来，在192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把“监察委员会”作为章程的专门一章列出。《决案》的六十一条、六十二条规定：“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中央及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使党纪党法的权威有了相应机构作保证。《决案》的六十三条、六十四条还阐述了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以及与党委会基本平行的关系：“中央及省监察委员，得参加中央及省委员会议，但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遇必要时，得参加相当的党部之各种会议”;“中央及省委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遇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意见不同时，则移交至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如联席会议再不能解决时，则移交省及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于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这些规定既坚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有效地维护了党内专门监督机关的权威，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内监督认识的深刻性、完整性与科学性，也表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已清楚地意识到要想革命成功，就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权力制约权力，以监督来制约、制衡党内权力，以保证党内权利的正确行使。《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对“监察委员会”的四条规定，完整、准确地表述了监察委员会成立的目的、选举办法、权力范围、领导体制及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委的关系。

中共五大的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初步确立了一套以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简称两委)之间基本平行、互相制约，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比较独立、完整地行使监督权的党内监督模式。尽管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中共五大确立的党内监督机构和党内监督模式未能立即、全面地实施，但却全面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基础，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空前艰难的政治局势，中共中央于1927年底发布了第26号通告。通告指出：由于党已全面转入地下秘密工作，各地党部有监察委员会的很少，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分散在各地，加上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和委员或牺牲或受到处分，不能真正行使其职权，因而认为“监察委员会似已成为不必要的组织”。基于这些考虑，加上受联共(布)建党模式的影响，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将五大章程中的“监察委员会”部分全部删掉，大会撤销了党内监察委员会这一机构，代之以审查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相比，审查委员会虽然也是由党的全国大会、省县市代表大会产生，权力来源仍然与党委相对平行，但职能规定却大大缩小，其权限仅限于“监督各级党部之财政、会计及各机关之工作”等较为具体的事务。而党内监督权的重要内容——纪律监督权，实际上由各级党委会所掌握，而缺乏由专门机构执行党的纪律监督权的规定。同时，党章又作出“关于违犯纪律的问题，由党员大会或各级党部审定之。各级委员会得成立特别委员会以预先审查关于违犯党纪的问题。此种特别委员会之决议，经该级党部批准后，方发生效力”的规定。但这里所讲的“特别委员会”仅仅是处理党员违纪

行为的预审机构，在党的委员会中选举产生，并可以由担任实职的党的委员来兼任，其权限仅仅是对违纪党员进行调查。可以看出，党的六大设立的审查委员会虽然还保留着“两委基本平行”的形式，与五大设立的监察委员会相比，其内容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中央审查委员会于1928年12月1日正式成立，但由于其职能范围过于狭窄，因而很难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委员会”也由于其非常设机构的性质，其作用也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鉴于此，中央在1933年9月17日发布通告，指出：为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况发生，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各省县成立省县监察委员会。其职责是：“维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正确的执行铁的纪律，保证党内思想和行动的一致，监视党章和党决议的实行，检查党内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通告还规定：“中央党务委员会关于组织和党员个人处分决议必须报告中央批准执行，省县监察委员会关于组织和党员个人处分之决议之权属于同级委员会。”显然，中央党务委员会和省县监察委员会这一机构拥有较为广泛的权力，但它的权力来源并不是中央和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只是党委下属的一个工作部门，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根据这一决议，中央苏区各省县在1933年底都成立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又选举产生了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党务委员会和各级监察委员会职权的行使，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审查委员会的作用更为弱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级党务(监察)委员会逐渐在党委会的领导下统一行使党内监督权。这样，在实践中党委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的机制逐渐形成。

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这次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的会议，在党内专门监督机构的建设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大会修改了党章，恢复了五大党章中党的“监察机关”的规定，但其内容已做了较大的变动。与五大的党章相比，七大通过的党章将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方式改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全体会议选举之。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由各地方党委全体会议选举，并由上级组织批准之”。将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改为：“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各该级党的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工作。”还进一步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职权：“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由此可见，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党委的领导下统一行使党内监督权、党委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这一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有关党内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的工作模式，在中共七大上被正式确定下来。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于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带领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在党的工作环境和任务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加强党内权力的监督显得更为重要。为确保党内监督权的落实。1949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各中央局和省市开始建立纪律检查机构。全国县以上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也在1952年11月以前全部建立。1955年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将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监察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是：“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监督工作，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对中央各部门(各党组)和各省(市)的高级干部的监督工作，主要是监督他们是否有违反党的路线、政策、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行为。”监察委员会的成立，表明党内专门监督机构职权扩大、地位提高。依靠专门纪律检查和监督机关，党在执政初期的七年中，共查处各类违纪案件30多万件。

中共八大进一步巩固、强化了七大形成的党内监督的模式，并将七大规定的监察机构在本级党委的“指导下”进行工作，修改为在本级党委的“领导下”工作。这样，党内监督机构开始出现“双重领导”，即既受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也同时受本级党委领导的工作模式。八大党章还对监察委员会成立的目的、选举办法、工作任务、领导关系等方面做了更具体、更明确的规定，并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县以上的党委都要设立监察委员会。

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决定》从组织和制度方面对各级监察机关的建设做了新的规定：(1)扩大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名额，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应多数是专职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应予以加强。(2)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列席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列席同级地方党委会的全体会议。(3)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要加强对同级国家机关的党员的监督。中央监察委员会可以派出监察组常驻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监察组的成员，由相当于国务院部长、司局长一级的干部担任。监察组由中央监察委员会直接领导。(4)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有权不通过同级党委向上级党委、上级监察委员会直到中央反映情况，检举党员的违法乱纪行为。据此，中央、省市监察委员会向国务院、省市人民政府各个部门派驻了监察组或监察员。《决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内监督体制的新探索和执政党建设的新实践，但这些探索和实践不久就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停止。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纪检或监察机关被撤销，党内监督工作陷于停顿。在这期间召开的党的九大和十大这两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纲中，充满了“左”倾色彩，有关党内监督的条款一律被取消。由于权力监督的消亡，权力被滥用，出现个人专断、以言代法、严重践踏党纪国法等极端行为，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四

“文革”结束后，党内监督机构开始恢复。1977年党的十一大决定恢复中断了十一年的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一大通过的党章第十三条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和团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并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负责检查党员和党员干部执行纪律的情况，同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尽管这些规定比较笼统，但表明党内监督工作开始拨乱反正，重新回到加强党内权力监督、从严治党的轨道上来。1978年12月18—22日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都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中央、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国务院、省市人民政府各个部门派驻了纪检组。

1982年十二大通过的党章，重新恢复了中断近四十年之久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接受“双重领导”等规定。党章明确规定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同级党委的关系：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从而再

第二，党内监督机构的建立与健全是顺利实施党内权力监督，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重要环节。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坚持党对权力的监督，就是坚持依靠党自身的力量解决党内矛盾，不断消除自身的腐肌，维护自身的纯洁性、权威性，保持和发展自身的先进性，从而确保党的政治领导的胜利实现，党的政策、方针的顺利执行。

通过对党内专门监督机构历史沿革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当党内监督机构比较完善，能有效地对权力实施监督时，党内民主政治生活就正常，党和国家的事业就兴旺发达;相反，当党内监督机构被削弱，甚至被撤销，党内监督消亡或者弱化时，党内民主就没有保障，党的形象就遭受损害，党的方针政策就被歪曲，党章党纪就被践踏，党内就可能出现与党章规定不相符的“特殊党员”、“特殊群体”。为此，要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维护党的纯洁性、权威性，必须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机构，通过制度建设，使党内监督不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第三，党内监督机构的发展变化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相连。

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纲领的具体体现，它决定着党在一定历史时期行动的方向，也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方向。在战争年代，党的政治路线主要是团结广大群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围绕这个政治路线，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壮大、发展党的力量，提高党的影响力、号召力、战斗力。这一时期对党内监督虽然有所认识，也比较重视，但由于战争时期的特殊环境，因而在实践中并没有将其放在特别显著的地位。党内监督机构也相应地处在初步建立、不断变化的状态。

党在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后，党对广大党员和群众来说既是政治领导者，也是国家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领导者。因而，党的政治路线主要内容是团结领导广大党员和群众进行新中国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党的工作重点必须从“政权方面的政治”转移到“经济方面的政治”。而执政党的地位，也使党的自身建设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为此，党高度重视党内权力的监督，建立健全各级纪律检查机构，加强党内监督，对于防止和惩处一些党员干部腐化蜕变、教育全党起了重要作用。

1957年后，党的政治路线逐步发生“左”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出现了全局性错误，包括党的监督机构及其建设在内的党内监督工作也由此受到严重损害。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在正确分析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了保证这一基本路线的实施，党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实施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内监督机构及其建设工作由此出现新局面。

进入新世纪以后，党所处的地位和历史环境、所面对的历史任务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就必须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要从严治党，需要不断加强党内监督。而党内监督机构的建立健全和不断完善及其工作的有效开展，党内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施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责任编辑：谢闽)

作者：丁俊萍　廖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