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轮廓显现
2014年，中国特色鲜明的大国外交登台亮相，可谓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尽显。国际舞台上，打着鲜明“中国创造”标记的外交与国际公共产品喷涌而出，中国外交更具章法，更有力量，更富于智慧，也更显魅力。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特色外交战略的轮廓已清晰显现。
“东稳，西进，北固，南下”：中国大周边战略蓝图清晰呈现
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之后的一年里，中国外交深耕周边，践行“亲、诚、惠、容”战略大思路，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战略成果。强调树立“大周边”的战略思路，即不拘泥于贴近中国的诸多邻国这个小周边，更要关注向纵深扩散辐射的战略大周边，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的战略关照下，进一步统筹中国大周边东—西两个战略方向的平衡，进而统筹海—陆两个战略方向的平衡，力争形成东西联动、海陆互补的有利战略态势。在稳固北方战略利益格局的背景下，关照南部战略利益格局的形成;生成以北（俄罗斯）促西（中亚）有利于中国的战略大格局，缝合起大西南方向（印巴—南亚）与南部（东盟）的战略缝隙。“东稳，西进，北固，南下”的中国大周边战略蓝图清晰可见。
观察近年中国周边形势的变化，仍可清晰感受到某种悖论现象：一方面，周边国家继续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分享发展红利的战略期望不仅未变，反而有所上升;另一方面，应对“中国崛起”的危机感、焦虑感和紧迫感也同时上升，对华心态更趋敏感，疑虑与戒备、防范和牵制增多。同时，近年中国周边此起彼伏的国际热点，几乎无不与历史遗留的中国领土、领海主权争议相关联。一些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周边国家急于扩展自身利益或提升国际地位，或借美国之力，或彼此合纵连横，形势错综复杂。这些情形，其表层原因依然是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存在着某些不适应，一些国家对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存在疑虑;但就深层原因而言，在亚太战略区域事实上出现了因中国的快速崛起而形成的、中国主导的地缘经济结构与长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结构之间，正在发生结构性的矛盾与冲突。
毋庸讳言，中美关系是影响中国东部战略方向最重要的国际因素。近年，中国快速和平崛起使中美关系互为战略合作者与竞争者的关系更趋复杂，双方面临在美国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议题之间，寻求战略平衡的现实问题。从庄园会晤到瀛台散步，中美两国领导人就共同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一步达成共识，并围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核心内涵，开始践行路线图。习奥怀柔会晤期间，中美在信息技术、军事互信、签证互惠安排、气候变化、人文交流等多领域都取得显著进展，这不仅为未来两年合作创造了良好氛围，也将惠及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中美两国间高质量战略沟通机制的运行，再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其不仅已成为维系中美关系的可靠战略保障，也已成为当今世界秩序中不可或缺的成熟国际关系机制。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中美双方已摸索出了一整套互相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与战略关切，清晰认知对方战略意图、利益偏好和政策底线，从而对对方发展保持比较稳定战略预期的经验。因此，协调中美战略关系无疑会对两国关系提供持久的发展动力，也为稳定东亚国际秩序的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压舱石。
中美关系已成为稳定现有东亚局势的主轴，在此背景下，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在达成四点共识的基础上，APEC北京峰会期间实现了中日首脑会晤。近年来因日方引起的钓鱼岛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无端发酵而遭到严重破坏的中日关系，出现缓和稳定趋向。反观安倍政府的外交战略却受此牵制，尽显疲于奔命之态，而中日关系在中国外交大局中的权重、位次则呈现显著下降趋势。与此同时，中韩关系的发展步入了全面战略合作的新时期，中韩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扩展为实现共同发展，致力地区和平，携手振兴亚洲，促进世界繁荣。这不仅积极推动了中韩关系的发展，而且有力地遏制了朝核问题恶化的趋势，有效地发挥了正能量，成为东北亚国际格局的稳定器，成为稳定中国东部战略方向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2014年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速发展。习主席再度首访俄罗斯，普京总统两次来华，中俄元首五次会晤，一批重大合作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进一步拉紧了两国利益融合纽带，保持了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高水平运行。习主席专访蒙古国，构建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极大推进了中蒙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在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上，实现了引人注目的中俄蒙三国峰会，达成诸多战略共识和外交成果。中俄蒙三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愿意将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三方愿在捍卫地区安全、推动世界多极化方面携手合作;三国峰会有望实现机制化。这一战略成果，将造成稳固的中—俄—蒙战略掎角之势，使中国北部战略方向的稳定态势得以巩固。
在两年时间里，中国领导人完成了对中亚国家全覆盖的外交出访，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有力地扩展了我国西向战略空间。“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提出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而围绕这一战略构想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项目规划的接踵展开及快速付诸实施，给国际社会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的迅速启动，拟议中的上合组织银行、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通气并启动D线建设，上合组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的签署、上合组织扩员进程的开启等等，这一切使西部邻国切实感受到了中国的诚意和国家实力，感受到了搭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带来的实惠，也对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过去一年，习主席在多个外交空间中与印度总理莫迪会晤，一致同意沿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大方向，进一步构筑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中印务实合作实现了新突破。习主席访问了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建立中马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宣布启动中斯自贸区谈判，启动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有力推进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在南部战略方向上，中国政府积极着手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实施，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系列战略构想进入实质性磋商阶段，商谈中国—东盟国家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事宜，并在此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地区战略议题，使得东盟国家继续向好调整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中国尊重缅甸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抓住缅甸经济改革之机，适时调整推进了中缅关系发展。因“981钻井平台事件”受到影响的中越关系及时得到修复回归正轨，越方积极参与了中国主导的诸多亚太经济发展机制安排，双方达成不因南海问题冲击中越关系大局的战略共识;中菲领导人怀柔会晤，显示中菲关系趋于改善;南海问题热度持续降温，正在淡出全球和区域安全视域。
在向南延伸的南太平洋方向，习主席出席第九次G20峰会，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将中澳、中新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在访问斐济时，集体会晤了南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与南太岛国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了同南太建交岛国的整体合作。
总体来看，在这广大的中国周边战略区域中，在东部战略局势得以稳定的背景下，北方中俄蒙战略掎角之势得以巩固，西进中亚和西亚，南下南亚、东南亚、南太平洋，综合考量经济发展、地缘政治、战略通道、能源资源等因素，以能源管线、铁路、公路、航运、网络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纽带，资金、贸易和产业链连接并重，加快推进区域利益共同体建设与战略经营，实现表里相互依存，战略纵深与前沿相互呼应的局面，建构与塑造长期有利于中国的大周边战略环境。东稳，西进，北固，南下的战略形制，遂以乘势。
以“走出去”战略为牵引，
构筑“一带一路”
两翼齐飞的地缘经济战略框架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最让世界赞叹的大概莫过于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推出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经济发展议程、国际投融资机制倡议。在倡导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上，中国又与金砖国家合作推动建立授权资本为10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缓解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所遭遇的“融资难”问题;中国同印度等21个亚洲国家签署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备忘录，启动授权资本为10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基础设施投融资新机制;中国宣布投资400亿美元建立“丝路基金”;在北京APEC峰会上，中国提议建立亚太自贸区（FTAAP），得到了APEC成员的支持;中美两国在APEC会议上就中美投资和贸易谈判（BITT）寻求共识，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融合，就中国加入TPP及美国加入RCEP展开讨论;中国采取实质性举措破解基础设施投融资难题，大力推进G20基础设施投资议程;中国与两个重要的亚太国家韩、澳，实质性结束了FTA谈判;中国政府还提出了筹建海上丝绸之路银行，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银行的倡导。
这些战略构想和举措的提出与付诸实施，标志着中国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宏大的经济战略布局，也意味着中国将不再仅仅是国际经济体系及规则的参与者，而正在努力成为国际体系的建构者和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中国明确表示愿意让各国“搭便车”，一方面希望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的顾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和亚太伙伴同舟共济、共享发展成果的责任与担当。中国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有意愿有能力帮助其他国家，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这些区域国际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旨在打破亚洲互联互通的财政瓶颈，即为“一带一路”项目筹措资金，提供财政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将通过公路、铁路、电力、光纤网络，把中国与东亚、南亚以及欧洲的经济体连接起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旨在推动东亚和印度洋的海上贸易。中国周边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率先受益，深化他们与中国的生产、贸易和金融联系及外交关系。“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一年来，已经有沿线五十多个国家积极响应参与，并愿同各自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一带一路”项目的提出，以及2014年中国第一次成为资本净进口国的情势，表明中国的政策和战略正在发生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即中国正在大踏步地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在这些战略构想和举措中，以“一带一路”构成基本的战略框架，在“走出去”战略牵引下，实现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优质产能的转移，在装备、技术、管理“走出去”的同时，以打造中国主导的全球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为主要投资领域，推进中国资本全球化战略。
“一带一路”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中国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深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潜力，必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促进中国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升级，从根本上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不利格局，进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两翼齐飞、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毋庸讳言，这也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世界地缘经济政治格局的重新定位。
充分评估国际形势，
瞄准战略大趋势的发展方向
2014年的国际政治中最抢眼球的事件，莫过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伊斯兰国”（IS/ISIS）的横空出世。
乌克兰危机的缘起，是西方利用乌克兰国内政治经济问题积重难返的时机，推动了乌克兰不同族群和政治力量的分裂，核心问题聚焦于“欧盟东扩—北约东扩”危机，而克里米亚事件的突发实乃美国与欧盟始料未及，乌克兰危机内战化、长期化加剧了俄罗斯与西方的战略对抗。乌克兰危机使美/欧盟—俄双方相互改变了彼此的战略认知，互相认为对方试图挑战自己的战略底线，破坏自身的核心战略利益，美欧加强了对俄的战略遏制与威慑，在加大对俄经济制裁，并利用金融杠杆工具和油价暴跌的形势，使俄罗斯经济遭到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困难，从而迫使俄罗斯进入了战略收缩状态，甚至使美俄及俄—北约之间早已达成的有关限制导弹条约的执行，也面临考验。
在中东，美国持续了十几年的伊/阿战争，暨全球反恐战争，不仅未能解决大中东地区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民族宗教冲突、地缘政治矛盾，反而造就出了一个21世纪的国际政治怪物。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美国既是制造者也是启动者），ISIS的从天而降搅乱了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战略调整计划，动摇了美国从伊/阿两个战场撤离的战略信心，延宕了美国击毙本·拉登后意欲迅速收拾的反恐战争残局，拖拽了其在全球范围开始实施的战略再平衡计划。有学者认为，ISIS的异军突起是美国中东战略的严重失误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经历的政治、经济、民族和认同危机相结合的悲剧产物。种种迹象显示，形成百年的中东地区政治秩序正在崩塌，新秩序何时如何以何种形式建成，已成为地区乃至全球面临的重大国际政治—安全危局。中东局势的剧变，不仅在挑战美国的战略意志，也给其他大国出了一道战略难题，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也明显上升，期望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提供更多的国际政治经济公共产品。
过去的一年，国际形势继续朝着战略格局转型、新秩序塑型的发展趋向深刻变化。全球经济复苏艰难，地区冲突交织迸发，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更加突出，合作与变革的呼声更加高涨，建立利益与命运共同体的诉求更加强烈，国际秩序加速演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持续发生深刻变化，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空前紧密，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同时，世界对中国的依靠、对中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中央适时召开了外事工作会议。在深入分析了世界发展态势和国际格局变化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对当前的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大局做出了清醒的判断，提出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更要看到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中国的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而最大的机遇就是中国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这些清醒的战略判断，锚定了战略大趋势的发展方向，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不会动摇，中国坚持共同发展的理念不会动摇，中国坚持促进亚太合作发展的政策不会动摇。
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积极
推动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遍访欧、非、拉美、北美、中亚、东南亚、东亚、南亚和大洋洲，到访三十多个国家和欧盟，外访范围、密度、强度为中国外交史仅见，展现了中国特色国家元首环球外交。在国内，习主席主持了亚洲安全峰会和APEC北京峰会，接待了几十个国家领导人的来访，其中包括几乎所有大国的领袖。丰厚累累的外交成果，彰显了首脑外交对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大局的统领作用，展现了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力度影响着世界的发展，也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为精彩之笔。正是在此引领之下，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也是成果丰硕。
面对一个变革的世界，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我们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
中央明确提出，中国外交与国际战略的总目标，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以自己富于创新的外交实践，向国际社会阐述了中国梦的世界意义，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梦的理解和支持;把中华民族和平发展的“中国梦”，延伸为地区发展的“亚洲梦”和“亚太梦”。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追求的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所谓“亚太梦想”，包括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让经济更有活力、贸易更加自由、投资更加便利、道路更加通畅，人与人交往更加密切。从“亚洲梦”和“亚太梦”到亚太命运共同体，推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力地提升了中国的地区及全球影响力。
新的外交实践，丰富了和平发展战略思想，强调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提出和贯彻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坚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提出了“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的亚洲安全观;提出和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切实运筹好大国关系，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特别是扩大同发展中大国的合作。
在新的外交实践中，探索走出一条结伴不结盟的新路，构建伙伴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新特色。迄今为止，中国已同67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基本覆盖了世界上主要国家和重要地区。明确提出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对上述成功外交实践的提炼和概括，使中国构建伙伴关系的战略思路更具战略高度，更具全球视野。
观察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不可不注意研究中国外交新常态。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将跟随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前行，中国将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导力量，中国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改革也将藉此获得动力，将成为一种新常态。中美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进程中，两国在全球尤其是亚太区域的共同战略利益增多，需要共同制定国际规则、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的空间急速延展，与此同时，围绕无论是经济发展格局，还是地区安全格局争夺主导权的竞争也在加剧，这些将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在中国周边关系中，涉及领土主权的争端短期内无法彻底解决，中国与涉事国的双边关系既合作又斗争的局面，中国与周边国家理性对待彼此存在的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处理好、管控好潜在危机，使之不干扰彼此国家关系的大局，将成为中国周边国际关系新常态。对于中国来说，类似APEC会议的重大多边国际场合，不仅是中国与大国及周边国家之间巩固关系的场合，也是彼此协调立场、疏解纠纷的良好国际平台。因此，利用好这类重大国际场合，不仅在主场外交，将来恐怕更多的还是在客场外交，发挥中国外交的道义、智慧与日益增强的战略力量优势，维护和延展中国的国家利益，担当相应的国际责任，提供越来越多的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大约也将成为中国外交的新常态。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
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徐海娜）
作者：马小军
〔提要〕在奋力开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过程中，中国牢牢把握国际法维护者和建设者的角色定位，推动国际法的共同制定和共同遵守。国际法在外交实践中的实现国家利益、巩固外交成果、消除前进障碍、落实远大目标等功能需要在新时代继续发挥。中国外交应对处于动态发展之中的国际法善加引导，并将中国方案与国际法密切结合起来，使国际法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发挥出应有的保障作用。
〔关键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国际法、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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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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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始终高举国际法旗帜，尊重国际规则，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国际秩序，为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做出了自身的贡献。与此同时，建立在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基础上的国际制度和规则，亦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当前国际形势经历复杂深刻的演变，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离不开
国际法护航。如何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坚持中国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国际法的服务与保障作用，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中国是国际法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建设者
“法者，天下之准绳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中国始终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展中大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尊重得到普遍认可、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研究和解决中国涉外法律实践问题。中国既在与世界的交融互动中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的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也为当代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中国切实遵守共同制定的国际规则
国际法基本原则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相互融通，国际法建立和维护国际秩序。国际法为国际关系确立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引领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建立，并予以维护。中国始终高举国际法旗帜，倡导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己成为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坚持规则导向，坚持做国际条约和机制的参与者、捍卫者。改革开 放40年来，中国广泛参与国际条约和机制，参加了几乎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加入了500余项国际公约。中国支持运用国际条约和机制搭建广泛领域的合作平台，强调以规则制度来协调国际关系，建设性参与地缘政治热点问题解决进程。无论面对何种外部风险挑战，中国始终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维护国际条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处理国家间关系，促进中国与世界交融发展。
中国依据国际法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提倡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坚定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决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中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根据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问题，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南海问题的妥善处理便是明证，中国始终以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通过机制对话管控争议，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努力“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好之海、合作之海”。
(二)中国坚持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
中国始终坚持国际法治精神，致力于实现公平正义。“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的生命在于付诸实施，各国有责任维护国际法治权威，依法行使权利，善意履行义务。法律的生命也在于公平正义，各国和国际司法机构应该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真正做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如上所述，国际法的适用应遵循“平等统一”标准，不能允许“双重标准”。
中国始终坚持权利和义务并重，敦促各方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国际法并非一国之法，而是国际社会共同准则。各国应共同维护国际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不可借国际法之名逃避国际责任或破坏和平稳定。以国际核安全为例，中国倡议推动国际核安全充分纳入国际法框架体系，呼吁“各国要切实履行核安全国际法律文书规定的义务，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巩固和发展现有核安全法律框架，为国际核安全努力提供制度保障和普遍遵循的指导原则”。
(三)中国推动国际法的发展完善
回顾历史，中国富有成效地发展了国际法，为国际法治树立中国榜样。20世纪50年代，中国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生动反映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并赋予这些宗旨和原则以可见、可行、可依循的内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中国还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发展了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展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际法治提出了殷切期盼：“要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建设国际法治。”
中国一贯坚持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推动完善国际法，确保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其一，中国呼吁各国应當“继续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同时也要与时俱进，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建立反映世界多极化现实、更加强调以规则制度来协调的国际关系”。其二，中国呼吁发展中国家应深入参与网络、外空、海底、反恐、气候变化等领域国际立法进程，确保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发展完善深海、极地、外空、网络等新疆域的治理规则。其三，中国愿同各国共同营造良好的国际大环境，并将提供更多先进理念和公共产品。中国将推动建立更加均衡普惠的治理模式和规则，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保护知识产权，继续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同国际规则对接。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地缘政治、大国关系更趋复杂敏感，全球治理秩序受到扰乱和冲击。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呼唤能够切实维护自身利益的国际法出现;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国际法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空间。
二、国际法服务中国特色打过外交的功能属性
國际法的制度化、有序化和可预期性为服务新时代中国外交打下良好基础。国际法在国家利益、外交成果、身份认同、目标追求方面可发挥重大作用，能有效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捍卫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落实合作共赢和义利相兼。
(一)保障国家利益
国际法是国际社会结构性体系的规范基础。虽然国际法依靠国家间横向约束，缺少超国家机构的强制力，但国际法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摸索出的各国存续、共同应对全球风险的最佳路径，是共同实现各国利益的最优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与国之间开展执法安全合作，既要遵守两国各自的法律规定，又要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更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缔结为标志的近代国际法自诞生以来，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得到遵守，国际法在维护和平安全、促进经济交往、助力社会文化交流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社会也逐步形成了依国际法行事、借助国际法维护自身利益、通过国际法解决争端等共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得以构建和运行。当下，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高度依存的经济交往，以及避免武力冲突的观念，使得大国间直接战争较难发生。当代国
际法也己摆脱“弱肉强食法则”成为“国家间合意之法”，从确保生存权的共存国际法发展为彼此获利的合作国际法。国际法在新时代仍为国际社会的基础规范，仍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
历史上国际法的产生、修订和运用皆含国家利益实现目的，大国的崛起和其国际地位的奠定，可依靠国际法来落实主张或昭示。比如，二战后美国主导制订了一系列国际规则，并创建新的国际组织。国际法权利是各国保障自身利益、采取行动的合法性来源。国际法义务则是各国遵守国际规则、依法行事的可持续保障。国际法通过权利和义务设置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国家的主张，其主张必然涉及国家利益，常有利于国际规则制定国、国际组织主导国、国际机制构建国。相较于政治交涉和经济利益互换，国际法方式不但可以实现国家利益，并且具备更强的影响力和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方式在实现国家自身利益的同时，并不意味着要损害他国利益，互利共赢更能强化国际法的生命力。
总之，国际法作为国家实现自身利益、影响世界的重要软实力，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际法为各国政治对话、经济往来、制度交流、文明传播提供保障。争取国际法的制度性话语权，把握国际规则走向，引领国际机制创新，实现自身和他国的共同利益，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未来的长期任务。
(二)巩固外交成果
国际法为外交成果提供长期稳定性。第一，国际法可在外交成果达成后发挥固定作用。运用外交手段，通过政治磋商、经济利益交换乃至军事实力展示，能够较为迅速地达成一系列成果，但是外交成果会面临不稳定性的风险。国家间关系时刻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各国的政权交替、不同时期的大政方针差异、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利益的新挑战，都可能引发一国以较小代价甚至随意推翻外交成果。若能将重大外交成果进一步推进为国际法层面的权利义务，则可以为成果加上国际法约束力，增强成果的稳定性。第二，国际法的影响力和功效经过多年贯彻已为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所认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得到遵守，有助于外交成果巩固。虽然国际法的强制力受到限制，但是无理违背国际法原则和义务，不仅会受到国际社会谴责乃至集体制裁，还可能引发他国的合法反制，对于纳入国际法范围的重大外交成果而言，违法成本较高。第三，纳入国际法范围的外交成果生命力更为持久，除非相应国际法失效，国家可长期依法捍卫外交成果和合法权益，在关键问题上，外交成果可借助国际法的生命力长期作为重要证据，延长外交成果的生命周期。例如，1943年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确认中国东北各省、台湾、澎湖列岛须归还中国，时至今日依然可以为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提供有力依据。
国际法亦可划定国家的权力范围，明确国家行为边界，为外交所取得的利益带来增量。把握好国际法既有的规范和理论，深刻理解国际法治的总体格局和一般原理，掌握其发展方向与趋势，同时深度结合外交手段，可以巩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成果。
(三)消除前进障碍
国际法可助益中国发展获得世界认同。世人瞩目的“中国速度”很容易招致他国猜忌，尤其是西方大国和周边国家。如果仅依靠外交手段，过于依赖国家实力的威慑力，忽视国际法的功能发挥，很可能造成对中国外交过于咄咄逼人的认知，导致对中国创新国际理念的不信任和低认同感，甚至引发戒拒心理。事实上，西方国家近期渲染和炒作“中国威胁论”从未停歇，企图针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添堵设障。国际法方式本身具备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辅以谈判协商的友好方式，既可消除周边国家的防备之心、获取正面认同，又可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霸权国家的无理挑衅。因此，为在国际法中反映解决全球问题的中国方案、嵌入共同的价值观，应提升中国外交对国际法的应用能力，体现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加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合作。坚持如此，中国便能获取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同与支持，为外交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国际法具体理论和观念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法律制度普遍具有一定模糊性。从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一国在走向世界强国的道路上和逐步引领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仅需具备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还要巧妙地将外交目标纳入国际规则，同时善于借助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以低成本、高收益的方式清理前进障碍。比如，英国强盛之时，奥本海、韦斯特雷克等杰出的国际法学者为其国外交提供理论支撑;美国在实施对外政策和开展对外行动前常常法律先行。中国需适时提出中国特色的国际法创新理论，将中国方案植入国际规则，借助国际法阐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和内涵，特别是正确义利观、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创新理念。
(四)落实远大目标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为目标。国际法原则理念与该目标内涵具有一致性，国际法实践经验可帮助细化和落实该目标，国际规则和机制的可操作性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新型国际关系。
一方面，帮助落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报告将“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合设为题目，说明和平发展是人类命運共同体构建的首要要求。国际法本身即为和平发展之法，将和平发展落实为具体权利义务，引导国家和国民行动，加深国家间依存，即是落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公法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际私法调整国际民事关系的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问题;国际经济法推动对外开放，消除经济壁垒;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促进人类发展与自然生态相平衡。
另一方面，提升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可操作性。和平解决争端、尊重各国主权、维护公平正义和促进合作共赢是国际法的应有之义，契合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要求。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可被落实到国际规则协商和运用中，比如，中国与东盟国家磋商“南海行为准则”;中国依据《联合国宪章》赋予的权利，坚持“和平性、正当性、建设性”缓和朝鲜半岛局势。
三、发挥国家法保障作用的思路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共建“一带一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在此过程中，国际法能起到保障推进作用。
(一)善用国际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需要善用国际法。其一，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支持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保障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要求已经融入到《联合国宪章》、多边贸易规则等国际法制度之中，其历经长期国际实践检验，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顺应历史潮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尚需进一步完善国际法体系，但必须以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现行国际秩序为前提。其二，深化外交布局，坚持
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运用国际法武器坚决应对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以颇具中国特色和为国际社会认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以亲诚惠容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以正确义利观指引发展中国家关系，推动外交布局和国际关系制度化、法治化。与此同时，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清醒认识国际法兼具防御和进攻的双重工具作用。其三，加强法治文明互鉴、生态环保等领域的国际法构建，补足“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的制度短板。相对而言，国际法在文明互鉴和环境保护的制度建设方面较为薄弱，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等共同挑战也需要在国际法层面强化责任义务，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善用国际法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显得更为重要。中国支持与推动国际贸易组织(WTO)的必要改革，但反对个别成员以新概念和新表述“偷换概念”“另起炉灶”，混淆并否定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中方赞成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关键是要维护开放、包容、非歧视等世界贸易组织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保障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和政策空间。要坚持各方广泛协商，循序推进，不搞‘一言堂’。”美国于2017年依其国内法单方面挑起与中国的经贸摩擦，2018以年来持续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损害两国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以WTO规则为代表的国际法一直在发挥“冷却剂”效果。中美贸易摩擦对国际法治产生了一定冲击，但并未引发根本性变化。中国可发挥国际法作用坚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应对，同时需牢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伟大目标，避免令中美关系走向全面恶化。首先，重申尊重国家主权、有约必须信守等国际法原则，明确自身的合法性，争取更多国际组织和国家的支持。其次，依国际法提供的平等磋商方式积极解决经贸分歧和避免摩擦升级，同时要吸取过往谈判教训，争取赋予共识和联合声明一定规则约束力，避免其被美国单方面任意推翻。再次，提升具体国际法规则的应用能力，善用WTO规则维权。最后，针对美国不法行为自当作出相应反制，但需符合国际法原则要求和条约规定。
(二)依据国际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其一，通过国际法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公平正义理念。全球治理实际上是机制的国际合作，国际法是合作机制的重要保障。从本质上讲，共商、共建、共享的过程与公平正义的落实是统一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借助国际法予以实现。首先，通过国际法的主权平等原则来落实和保障全球治理的“共商”观与公平正义理念。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是“共商”的前提，充分尊重各国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形成主权平等的国际大环境，为“共商”奠定坚实基础，提供法治护航。其次，通过国际法的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原则来落实和保障全球治理的“共建”观与公平正义理念。各国均存在自身发展特点和比较优势，由于国家主权意识会导致国家间相对疏离，而国际法的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原则可以鼓励合作，依该原则确立的具体法律制度有助于消除疑虑。各国平等分享发展机遇，携手合作，通过国际分工和合理分配义务，提高共建效率。最后，通过国际法的权利义务设置来落实和保障全球治理的“共享”观与公平正义理念。互利共赢亦是国际法的追求目标，借助国际法公正地设置权利义务，保证成果分享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如此，既能够依靠“权利”激发建设动力，又有利于“义务”发挥出督促和矫正作用，更重要的是治理成果在“权利义务”设置下能实现公平正义的分享，惠及各参与国。而公正合理的“共享”又为新一轮“共商共建”打下基础。
其二，依托国际法提升发展中国家制度性话语权。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离不开以国际法为代表的治理规则，现行国际秩序以国际法为基础。国际法是对国际社会权利义务的配置，受到国家实力和法治能力的影响，与公平正义息息相关，恰如法国思想家福柯提出的“话语即权力”的命题。过往的全球治理规则多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但因西方国家缺乏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先进理念的指引，导致治理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倾向于发达国家的利益不平衡和价值不均衡。因此，为了践行公平正义理念，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借助国际法实现制度性话语权的扩大，通过参与双边、区域和多边规则的建设，努力提升自身的制度建设能力，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依托国际法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和提升话语权，并非将现有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推倒重来，而是在遵守现有规则的基础上查缺补漏和创新发展。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己提供了共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公共产品，获得广泛认同后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引领国际法的完善和新规则的制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重视国际法的潜力释放和能力建设
其一，树立国际法治意识，改善涉外法律工作。新时代外交实践中，国际社会“硬实力”“软实力”同步竞争已是不争事实，尤其是中国“硬实力”显著提升的外交背景下，以国际法为代表的“软实力”水平需与之匹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法律的生命在于付诸实施，各国有责任维护国际法治权威，依法行使权利，善意履行义务。”要深刻理解并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充分重视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功能和潜力，从顶层设计和战略层面上提升国际法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的地位。扩大国际法宣传和知识普及，加深外交工作人员和普通民众对国际法原则规范的理解。结合共建“一带一路”实践，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深化司法领域国际合作，在维护现有国际体系的基础上推动国际规则完善，增强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其二，加强国际法的内在创新。首先，强化国际法实施效果。国际法侧重于自我约束及机制的合作性，导致在国际交往中可能体现强制力不足。今后应加强执行力制度构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贸易报复等和平制裁措施可作为制度借鉴。其次，创新国际法理论和实践。通过新议题的设定、谈判机制的共商性和制度样板的推出，提高国际法的制度创新度和公平合理性，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辟新境界。再次，保持国际法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国际法次级体系和双边、区域造法对于国际法多边体系造成不小冲击。鉴此，需要牢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减轻国际规则“碎片化”的影响。一方面捍卫多边规则成果，支持多边体制必要改革，另一方面顺势推动区域国际法安排，为推向多边作铺垫。最后，确保制度与实践紧密结合。国际法的生命力取决于国际实践反馈，切忌“自说白话”，需协调好“中国特色”与“世界通说”的关系，把握好理论发展与实际需求的融合。
其三，加强国际法应用能力建设。国际法应用能力建设主要是注重对国际法人才的培养。理论界和实务界依旧存在对国际法的价值意义认识不够充分，对国际法历史脉络和产生背景了解不深入，既存在轻视国际法、支持大国例外主义的现象，又存在死守条文、迷信国际法字面含义的情形，能够在国际法框架内准确表达中国立场和维护中国利益的外交官员、律师以及专家学者仍然紧缺。因此，“要不断加强涉外法律工作的交流协商，注重发挥国际法专家智库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国际法人才培养，提升国际法工作的整体水平。”通过精准的国际法概念、科学的范畴、严谨的逻辑，提出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国际法方案，锤炼一批具有中国情怀、学术造诣和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国际法学者队伍，培养一群具有中國立场、视野广阔、通晓国际规则和应用的国际法人才。
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推进，国际法肩负的保障任务也将越来越重。由于国际法本身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变化而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中国外交可充分利用国际法的可塑性，将中国外交方案打造为具备理论创新和符合现实条件的可行性方案，在国际法层面加以制度化落实，促使国际法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发挥出应有的保障作用，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四、结语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蕴含了历史视野、战略思维、创新精神和大国胸怀，为进一步释放国际法潜在能力，充分发挥国际法功能效用提供了机遇。今后，应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国际法能力建设，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法建设中的话语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在国际法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过程中，实现中国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有机统一，实现中国人民利益与世界人民利益的有机结合，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作者：张晓君 魏彬彬
中国的发展，已经不是一个愿望，而正在成为事实。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世界发挥着重要影响。中国通过参与多边峰会、举办主场外交，聚焦诸多全球议题，提出中国主张，发出中国强音，为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开出中国处方”。积极活跃的中国外交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国内政治的议题、公众关心的话题。人们对外交的关注和感悟，往往是通过重大外交行动在媒体中呈现的现场礼宾安排这_主要途径，即外交礼宾礼仪。
礼宾是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礼宾即以礼待宾之意，外交礼宾是国家对外礼仪和典礼事务以及国家间官方交往的礼仪、礼节、礼遇的总称，内容涵盖外国国宾来华接待、举办国际会议和大型活动、会谈会见、礼宾排序、宴请礼仪、馈赠国礼、礼宾用品等涉外交际礼仪业务。
礼宾是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表面上看很多是技术性、事务性的事情，实则是一门综合的外交艺术，其本质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体现一个国家的政治风格、基本政策、文化传统及对外关系的状况，关乎领导人的形象和国家、民族的尊严，很多重大外交活动和决策都是通过礼宾这一载体实施并得以体现的。
礼宾改革与时俱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交礼宾工作继承发扬中华文明礼仪之邦的优良传统，学习借鉴国际礼宾惯例，在新中国60多年的双边交往和多边外交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外交礼仪，进行了体系创建、发展传承、开拓创新等一系列探索和改革，全面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在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来华访问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逐年增加。为不断适应外交全局的发展，礼宾工作与时俱进，出台了_一系列改革措施：
外国国家元首访华欢迎仪式自2013年起恢复安排少年儿童欢迎队伍。2014年起，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增加女兵队员和解放军军乐团行进列队表演并着新款礼服执行任务。恢复实施国宾车队摩托车护卫，在国宾抵京机场高速沿线悬挂中外国旗等做法。2015年起，恢复室内欢迎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的做法。2015年3月起，为体现外方对中国历史和人民英雄的尊重，安排到访国宾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上述改革是新时期完善和改进外交礼宾典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烘托了国宾访华的友好庄重气氛，凸显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主场外交己然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形式，主场外交礼宾工作也成为体现外交工作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重要窗口。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引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近年来先后成功举办亚信峰会(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14年)、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2016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2017年)、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等一系列重大主场外交活动。通过这些高峰会议，开出中国处方，贡献中国智慧，维护世界和平，向世人展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国际会议期间多双边活动密集，与会中外领导人规格高，代表团规模大，接待任务异常繁重，对礼宾工作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会议的礼宾礼仪安排不仅是峰会成功的关键，还是峰会的亮点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重大主场外交彰显中国气派和大国风范
以2017年明中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例，这是建国以来中国首场主办的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礼宾工作秉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礼宾方案科学严谨，各场活动准时有序，会议服务专业高效，外方接待周到热情，欢迎宴会精彩纷呈，充分体现出中国举办主场外交高效、严谨、细致的组织水平，共商、共建、共享的执政理念以及开放、透明、包容的办会风格。
科学严谨的礼宾方案是筹备多边主场外交的重要基石。论坛期间，“一带一路”领导人圆桌峰会、工商论坛开幕式、欢迎宴会、文艺晚会、双边会见、领导人配偶活动等近百场多双边活动密集展开，交织进行。如何做到所有活动准时顺畅、环环相扣，是礼宾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如同拍摄电影要有一个好的剧本，科学严谨的礼宾方案是筹备一场大型多边国际会议的重要基石。通过数次实地踏勘和現场办公，对中外领导人日程规划、流程路线、转场交通、礼宾排序、会场布置等进行统筹规划，精心打磨礼宾方案，在多次单项、合成演练中模拟中外领导人出席上述活动场景，对方案进行全实景、全流程、全压力测试，查漏补缺，不断完善，最终确保各场活动在实战中得以完美呈现、无缝衔接。
外宾接待隆重热烈、周到热情。此次论坛共有来自亚洲、欧洲、非洲、拉美、南太等地区的29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英、法、德、美、欧盟政府代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60多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以及300多位部长级官员共1680位嘉宾与会。礼宾接待方案实现“一国一策”，为每位外方领导人配备联络员接待团队，认真调研外国政情国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鲜花饮食禁忌等，提供—对一个性化服务。会议召开前夕，两次在北京集中接待外方代表团先遣组，举行吹风会，组织外方实地考察活动场地，开展对口会谈，充分听取对中方办会的建议，答疑解惑，尊重外方关切，这些做法体现了中方公开、透明、包容的办会风格。
论坛期间，共完成98架次外方领导人专(包)机和航班迎送任务。机场迎送均按照国事访问标准提供最高礼遇。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乘专机抵达北京时，机场铺红地毯，安排礼兵，挂中国和来访国国旗。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和来访国驻华大使登机迎请，中国驻来访国大使和北京市负责人在舷梯下迎接，中方少年儿童献花。
峰会安排准时顺畅，会议服务专业高效。明15日上午，外方领导人乘坐中方提供的红旗防弹主车前往主会场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出席领导人圆桌峰会。在接近主会场路段，为每个代表团主车队安排3辆摩托车护卫，主干道沿途悬挂会议道旗。外方领导人抵达“汉唐飞扬”主会场时，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在下车处迎接，迎宾大道红地毯两侧安排18名礼兵司礼，会场外悬挂与会外方国旗。
圆桌峰会分为两个阶段会议和工作午餐，习近平主席主持会议，各方领导人依次发言阐述对“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构想的立场和建议。为确保会议准时高效，在圆形会议桌中央设LED屏显示发言人影像及发言倒计时，提供17种语言的会议同传服务。在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设立中外方贵宾室、听会室、祈祷室、医疗室、茶歇区、双边会见室及各代表团工作间等配套功能区，提供电脑、打印机、复印机、无线网络等办公设施和咖啡、点心、茶水、自助餐等餐饮服务。
为行动不便的外方领导人准备电瓶车、轮椅，规划绿色通道，为女性领导人安排单独休息室和化妆间。高效、专业的会务安排为峰会成功举办提供了有力保障。
精心设计领导人集体合影，留下珍贵画面和历史印记。在重大外交活动的礼宾设计和安排中，如何通过活动地点选择和场景布置，达到推陈出新，打造亮点，留下珍贵画面和历史印记是礼宾工作的重要课题。此次论坛有两场领导人集体合影，分别是圆桌峰会领导人集体合影和欢迎宴会前领导人夫妇全家福。经过多次现场考察和媒体实地拍摄论证，从礼宾角度别具匠心地选择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汉唐飞扬”主建筑作为圆桌峰会领导人合影背景。这座兼具汉唐风格的现代建筑象征着源于西汉、盛于大唐、融于当代、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完美地契合了“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和时代意义。人民大会堂汉白玉台阶上的“江山如此多娇”壁画恢弘大气，描绘了中国锦绣河山的壮美与秀丽。欢迎宴会前，48位中外领导人夫妇在“江山如此多娇”壁画前举行迎宾仪式并拍摄全家福，气氛温馨融洽，为本次论坛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礼宾排序体现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国际会议的礼宾排序既是学问，更是政治，历来是各界关注的焦点。论坛期间，29位外国领导人和19位领导人配偶来华参会，本着“合作共赢，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外交理念，礼宾排序充分考虑陆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重点国家和区域代表性的总体原则，在开幕式、峰会会议、集体合影、欢迎宴会、文艺晚会等多边场合分别按照国家英文首字母、领导人级别、就职先后顺序、双边关系状况等国际礼宾惯例安排外方领导人(夫妇)座(站)位，各有侧重，达到既以我为主，又总体平衡，尽可能满足各方诉求，让各方满意的效果。
国宴展现中华饮食文化，礼宾用品折射工匠精神。明14日晚，盛大的欢迎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二层大宴会厅举行，中外领导人夫妇等700位中外嘉宾出席。国宴菜品兼具中西方特色，包括冷盘、点心、三菜一汤：花好月圆、菌香牛肉、富贵龙虾、香草鱈鱼。国宴用酒选用国产长城干红和干白葡萄酒。宴会主桌装饰造型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优美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为主题，宴会餐具以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敦煌飞天、玄奘取经等历史元素为题材，用高光浮雕珠光珐琅彩工艺陶瓷特制，座位卡、菜单、曲目单采用海上丝绸之路元素帆船为造型，印有国徽图案。根据外方语言、饮食禁忌为外方领导人夫妇印制16种语言个性化宴会菜单。席间由国家交响乐团演奏中国和29个国家耳熟能详的代表性乐曲，令在场外方嘉宾倍感温馨、亲切。整场晚宴可谓是一场融汇历史、文化、美食、艺术和音乐的视听盛宴。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在世界多边外交舞台上再一次留下深刻的中国印记，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盛世华童。
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代将赋予中国外交新的伟大历史使命。新时期外交礼宾需要置身更广阔的历史时空，汲古咏今，贯通中外，传承创新，进一步彰显国家软实力和大国风范。
作者：王敏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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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6070435
2013年6月27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上发表演讲，宣布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王毅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以及“突出互利共赢”“追求公平正义”“弘扬中华文化”“提供公共产品”“倡导新型义利观”“承担国际责任”等一系列新提法，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了大国外交的新阶段。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一新理念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大国外交”，另一个是“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意味着，中国在对外交往中要体现其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气度和作为，要有大的国际担当，要负起大的国际责任，要做出大的国际贡献，包括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特色”更为看重。王毅外长认为，“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坚持得到中国人民广泛拥护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外交的根基所在。
第二是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不干涉别国内政等优良传统，同时要不断对此加以完善、丰富和发展。
第三是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践行平等等特有理念。这些理念既反映了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有助于更好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不断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
第四是坚持为国内发展和改革开放服务的第一要务。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又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与其他大国的一个重要不同。中国外交必须紧紧围绕国内发展这个大局，为此营造更为稳定、更加友善的外部环境。
所以中国在进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时会存在不少突出的特点： 其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我国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必然要求。我国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居二望一”，中国已站到国际舞台的中央，各种世界事务往往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中国有能力也有意志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以更加进取的姿态发挥更大作用，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塑造周边和国际环境。
其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并非只重视“对大国的外交”，其实质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外交理念、做法和模式。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涵盖刚果、特多、文莱、蒙古等小国，反映的是新形势下，中国对待小国之道，这本身就具有中国特色。
其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别于历史上及当今一些大国的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精髓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其中，“共赢”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新的外交理念。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自己不搞也反对别人搞我赢你输、赢者通吃，展现了我国开放、包容、合作的大国姿态。
其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还面临许多牵制和挑战。现阶段，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外部力量对我国战略防范和牵制的增加，二者是同步的，也就是说我国日益增长的力量还不足以使我们完全得心应手地应对日益增加的国际挑战。这就需要我国外交运筹帷幄，多方周旋。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并非只重视“对大国的外交”，其实质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外交理念、做法和模式。所以在中国特色外交中，中国有许多坚持的特点，其中“合作共赢”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很重要的一点，中国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打造全方位的合作共赢国际格局。
中国通过广泛开展经贸技术互利合作，形成深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网络。中国积极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建设，以之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抓手，将自身发展战略与区域合作对接，将“中国梦”与“亚太梦”、“欧洲梦”、“非洲梦”、“拉美梦”以及“阿拉伯复兴”联结起来，打造合作共赢大格局。同时中国倡议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推动区域互联互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这一倡议一经提出即得到域内外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这些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合作、开放、包容特点。
同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结伴而不结盟，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中国构建的伙伴关系有三个基本特征，平等性，和平性和包容性。中国积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已同世界上67个国家、5个地区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
同时中国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力争摆脱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对抗的老路。习近平主席指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美双方应该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从人类发展进步着眼，创新思维，积极行动，共同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不干涉内政而又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坚持和平解决争端。中国坚决反对日本背信弃义、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坚决反对日本歪曲历史和破坏战后国际秩序的图谋。处理南海问题，中方赞成并倡导“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
最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国际关系中倡导并践行正确义利观。正确义利观的要义是，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政治上，要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对外援助上，要真正做到弘义融利。
虽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西方大国外交多有不同之处，但也遵循大国外交的基本规律和共同路径，并愿意以开放和包容态度，虚心学习西方大国外交的先进理念与实践。
中国历来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但从来没有提出要走大国外交之路。这一身份定位与政策定位的错位迫使我们必须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持续快速发展，并且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解释清楚它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外奉行什么样的政策，的确会引起外界的高度疑虑。但是，如果我们的外交政策定位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身份不相符合，那么外界对中国的疑虑将会更加严重。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可以解决外交政策与国际身份不匹配的矛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指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外交应以服务于国家发展为中心，更加积极有效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两个基本点是指中国外交要维护中国在世界上的正当利益和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利共赢。
外交服务于国家发展是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升级版。国家发展比经济建设的含义更加丰富，除经济建设外，还包含社会建设、国民素质、环境质量等内容，这也与小康社会需要用综合指标评价相一致。两个基本点也是互不矛盾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在更深程度上相互依存，在更广范围内相互影响。这就要求中国外交在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时候不能干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而是要综合考虑本国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设法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之源反映出“三个自信”，即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实践自信。这三个自信将中国的大国外交与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大国外交(特别是美国的大国外交)区别开来。
首先，在世界所有大国当中，只有中国是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理念对中国外交提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要求。比如，它明确要求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和搞政权更迭。其次，中国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可以为外交提供不竭的文化资源。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短六十余年的外交实践中提出许多堪称国际关系典范的政策主张和战略思想，它们将继续是中国外交前进的动力和指南。
我们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并不是要蓄意忽视世界大势而“另起炉灶”。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以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就应让中国投身于国际体系的变革，以开拓创新的精神，推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变，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一个月前，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2014年，是打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一年。
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经略外交，始于周边。2014年，中国与周边国家密集开展高层交往，各层次各领域合作全面展开。
从年初赴俄罗斯出席索契冬奥会算起，习近平主席今年访问的18个国家一半左右在周边，显示了周边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重要地位。
“家门口太平，我们才能安心、踏实办好自己的事情”“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习近平主席8月22日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发表演讲，以朴实的话语表达了中国对建设周边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诚意与决心。 2014年，中日就如何处理影响两国关系的问题达成四点原则共识，迈出了改善关系的第一步。
中蒙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马尔代夫建立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韩自贸区结束实质性谈判、举行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中国秉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展现长远眼光和务实态度。
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
运筹好大国关系，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就能在国际格局复杂演变、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中牵住“牛鼻子”，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压舱石”“助推器”。
继去年6月庄园会晤后，中美元首今年11月11日在中南海瀛台夜话。次日，中美元首正式会谈，就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大大充实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会晤取得27项重要成果，包括气候变化、经贸关系、信息技术、军事互信、签证互惠安排等多个领域。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被视为“里程碑式”的协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赞中美为解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问题树立了典范。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全面性和特殊性日益凸显。习近平主席连续第二年首次出访选择俄罗斯，普京总统两次来华，两国元首利用双多边场合多次会晤。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一批重大合作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欧关系战略性不断提升。习近平主席春天访欧，同欧方领导人就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成为中欧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2014年，中国本着发展中国家底色，坚持正确义利观，促进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同发展中大国以及发展中国家整体合作有声有色。
金砖国家团结合作不断深化。习近平主席对印度、巴西进行国事访问，接待南非总统访华。中印一致同意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中巴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南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全面规划。
7月，巴西，在习近平主席协调和推动下，金砖5国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这是发展中国家自主创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为发展中国家防范金融风险加筑了一道屏障。
7月，习近平主席同11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举行历史性的首次集体会晤，一致决定建立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宣布成立中拉论坛，开启了中拉整体合作进程，标志着由中国倡导成立、主要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多边合作架构实现全球覆盖。 2014年，“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进入务实合作阶段。截至年底，已有沿线50多个国家积极响应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迈出实质性步伐，丝路基金已经设立。“一带一路”构想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显现。
面对埃博拉疫情，中国第一时间向非洲兄弟伸出援手，向疫区国及周边国家先后提供四轮总计7.5亿元人民币援助，派出传染病专家和医疗人员1000多人次赶赴一线参与救援，在疫区及时援建治疗中心，赢得国际社会赞誉。
有效开展主场多边外交
推进多边外交，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是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在各个多边舞台上越来越多地发出中国声音，拿出中国方案，展现中国智慧。 2014年，中国的主场多边外交尤为亮眼：
——亚信上海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推动在亚信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引起与会各国、各方的普遍共鸣和积极反响。
——APEC北京会议期间，在中方与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会议明确了未来亚太合作的方向与目标，作出了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的重大决定，批准了《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和《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还通过了由中国主导起草的《北京反腐败宣言》，为加强国际反腐合作铺平了道路。
2014年，中国对外交往各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为新的一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奠定了基础。
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
摘要：外交，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重要职能，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全球化趋势下，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作为一个新型大国，中国同其他大国的关系，备受关注。针对新情况，我国对外交工作做出了调整，提出外交工作要建立“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关系是重要舞台”的战略格局。明确提出中国外交中关键之处便是要处理好中国同大国的关系。认清国际外交格局，把握中国外交中的大国关系，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
关键字：国际外交;典型大国关系;新格局 正文：
一、中国国际外交中大国关系的意义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不断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升，逐渐成为国际上的新兴大国。但在新形势下，中国国际外交的形势依然严峻，中国需处理好同大国，周边和多边的国际政治外交关系。而其中，中国同大国间的国际外交关系是中国外交关系的关键。
新时代，中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新理念。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和既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2012年5月3日，这一概念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被高调推出，新型大国关系更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中国国际外交中的大国关系包括同发达国家中大国的关系，也包括同发展中国家大国的关系。其中中俄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是中国大国关系中的重中之中。
二、几种典型的大国关系
1、中美关系：
2013年6月7日至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习近平主席在安纳伯格庄园用三句话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了精辟概括：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这三句话体现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内涵。
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说美国经历过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等事件的冲击，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及复兴。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方兴未艾的今天，旧的殖民体系、冷战时的集团对抗均已成为历史，谁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多个发展中心逐渐形成，人类共处地球村，利益关系相互交织交融。中美也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双方都承受不起对抗冲突的代价，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中美下定决心，以实际行动打通战略互疑的瓶颈，突破安全困境的桎梏，抛弃零和思维的束缚，避免重蹈大国冲突对抗的历史悲剧，走出一条大国和平共处的新路来。
世界的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全球政治的客观现实。不可能要求不同民族和国家整齐划
一、千篇一律。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无意改变美国，美国也无法改变中国。中美之间要实现和谐相处，唯有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本原则。虽然中美国情差异很大，所走道路也不同，但“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双方不仅可以求同存异，而且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提高。遇到问题时，应该以开诚布公和建设性的态度，通过平等对话寻找符合双方利益的解决之道。
中美作为世界头两大经济体，同为亚太大国，又都是安理会五常，对国际和地区影响举足轻重。中美应以更宽广的视野，在更大的舞台上，开展更高水平的合作，实现两国的共同发展与进步，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繁荣。
2、中俄关系
中俄关系是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关系。习近平主席上任后的首访国家便是俄罗斯。中俄都是金砖国家的成员国，2013年3月27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在南非德班举行，习近平主席再次与俄罗斯总统普金会面。而G20峰会正式开始之前，金砖国家领导人当日也在圣彼得堡举行了非正式会晤，习近平主席与普金总统又在这样的场合下再次会面。随后习近平主席又同普金总统在不同的场合下会面。
有分析认为，中俄领导人在国际舞台如此密切的互动，折射出中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俄领导人在国际舞台如此亲密地互动说明：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在各自外交全局和对外政策中占据优先地位。经过双方20多年不懈努力，中俄关系发展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俄关系已经进入互相提供重要发展机遇、互为主要优先合作伙伴的新阶段。在发展双边关系和处理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我们两国契合点很多，合作共赢机会很多。中俄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人文交流基础深厚。中俄互为最大邻国，在国家发展蓝图上有很多契合之处。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关系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一个高水平、最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中俄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
中俄两国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关系的性质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所以两国关系绝不是结盟关系，也不会走向结盟。但中俄两个大国不结盟，丝毫不影响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加强合作，促进两国的共同发展，共同为世界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
3、中日关系
在全球一体化和信息化时代，中日作为毗邻的两个东亚大国，无论哪一方的发展都不能完全排除或无视对方的存在与影响，唯有寻求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上的一致性，进而构建和谐的大国关系，才有可能充分实现自身的核心战略利益和获取有形与无形的长远正面效益。从相互影响的角度看，中日两国堪称一个“利益共同体”。中日关系友好和谐、持续发展，不仅是这个“利益共同体”的需要，也是当今和平与发展的多极化时代的需要。
然而，由于是东亚邻国，又存在着难以解扣的“历史情结”，中日之间在战略层面上的“不信任”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安全困境”的作用较诸中美关系更形明显。同时，两国又都处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期，中国正在崛起，而日本正在争取成为“正常国家”。经济崛起的中国与政治崛起的日本之间“不信任”与“安全困境”的消极作用，使两国在政治及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互信短时间内尚难建立。
在国家层面，中日关系中的“认同危机”反映在两国国民心理上，表现为情绪对立和感情龃龉。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推波助澜，加大了两国民众的感情距离和心理落差，应有的友好求同气氛渐渐为国家利益碰撞的现实所替代。钓鱼岛问题、东海油气田问题、台湾问题、两国军事力量发展及今后各自战略动向等问题相互交错，使中31关系的复杂性及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几乎超越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主要特点有四：一是经济合作日趋密切，政治摩擦接连不断;二是重要性上升，信任感却下降;三是合作与摩擦并存，但双方都努力防止关系的破裂;四是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受制于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发展变化。
三、大国关系至关重要
当今时代，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的外交政策及战略日益成为牵动整个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外界对中国外交的关注也日益强化。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欢迎世界各国参与中国发展，分析中国发展机遇，将不断开拓展新的发展领域和空间，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发展，同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繁荣。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中，大国外交是关键。无论是同发达国家大国外交关系，还是同发展中国家大国外交关系，对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和谐稳定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将在国际社会的外交关系中起到榜样作用。正确处理大国关系有助于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并在地区问题中增加合作伙伴，有助于中国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增强相互间的信任，降低战略误判的可能性。准确把握大国关系的趋势性变化，深刻认识大国博弈背后的利益诉求，让中国在和平下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 赵可金.十八大后的中国外交新走向[J].社会科学.2013(07);
2. 杨洁勉. 中国外交理论创新的三重历史使命[J].国际展望.2013(01); 3. 时殷弘. 中国新领导与中国外交展望[J]. 读书. 2013(04)
从1949年到2009年，新中国走过了风风雨雨得60年。这60年走出了一条大国风范的和平外交道路，走出了今天这条维护世界和平不可或缺的大国之路。
这60年的初期，新中国面临得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困境和种种困难，所以党中央当时意训到发展中苏友谊格外重要。但是后来因为赫鲁晓夫得意气用事，全面召回在华专家，致使中苏关系走向
分裂。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和平共处的外交大门向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敞开着，在上个世纪，中苏两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强联合在是世纪末令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一种恐慌。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我国初次登上世界的外交舞台。历时3个月得漫长会议中，中国代表团举行了20多次记者招待会，接待了外国记者来访400多次，发布新闻公报、发言和声明近40件。当时，周总理提出了具有远大意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一直沿用至今。
历经国际风云变幻，新中国走过了60年外交，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一开始得十几个建交国家发展到今天的171个建交国家。另外在国际重大事件上中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论是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核等地区热点问题，还是在联合国、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亚欧会议、亚非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东盟系列会议、世界峰会等重大国际会议上，中国体现出的是一个奉行和平的大国作用，彰显的是一个儒雅的大国风范。
新中国外交60年，外交目标从求生存转向求发展，外交得主导思想从立异转向求同，外交的主导面从斗争转向合作，这三大政策的转变，折射的是一个大国思想的发展，是一个理性的大国思维，是新中国发展外交的必然路线。外交上的重大发展，反应的是一个大国的成长之路，是一个大国的崛起之路。
回顾这60年外交的重大事件，我们坚信就算外国不断的制造中国强大论的舆论，不断扭曲国内的各项反动行为，新中国的发展轨迹是不会就此停住，我们用事实向世界证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倡导的是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的方针政策，期盼世界和平稳定发展是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60年风雨外交，中国走出的是一种大国风范!
“新常态”是“习式热词”之一，习近平2014年11月9日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他表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主要是针对经济领域而阐述的，但又绝不限于经济方面。经济发展涉及到向改革要动力，要求简政放权，需要制定有效的政策，这些都不能不涉及到政治领域。正因为这样，从经济出发的“新常态”走向，一定要求在政治方面有所展现。经济新常态必然要与政治新常态结伴同行。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这是新常态下中国外交面临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这样的机会，带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是新的涵义。
自从新中国自成立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就不断在实践中摸索着前进，不断走向成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相应的制定外交政策，“摸着石头过河”，它每前进一步，显示出出外交思想的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从建国初的“一边倒”方针，到毛泽东“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再到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 。在新世纪，打开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纪元。新中国的外交向来高瞻远瞩，脚踏实地，饱含智慧，是大国外交的典范。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六十多年，中国的外交思想一脉相承，外交事业气势恢宏，谱写了许多壮丽篇章，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正义形象。1954年，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创始人，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一直以来，五项基本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近十年的外交实践也让中国外交的方向慢慢变得清晰起来。中国坚持三大原则，即致力于与国际并轨，国际准则不容逾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国际秩序不容颠覆;严格履行国际义务，国家责任不容夸大。中国没有明确宣告这三项原则，但是中国的外交活动却明显符合这些原则。相信这些原则，将成为中国外交活动新的指针。
以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开始实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和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中美建交后，中国加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不过， 从1982年起就放弃了这一战略， 开始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致力于建立更均衡的对外关系。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 中国不断改善与周边各国的关系， 而且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往来;继续发展同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此外， 中国还积极拓展多边外交，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 广泛参与多种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活动，积极主动参与解决国际争端。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也有了新的特点。
外交开局和布局充分体现了战略性、全局性、创新性。在一些内外活动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和外交政策，向外界发出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明确信息。
今年“两会”结束以来，习近平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出访亚非拉和欧洲、北美各大洲，涵盖大国、周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接待数十个国家领导人来访。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和多双边结合，我国领导人同一百多位外国国家元首和领导人会见接触，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和务实合作。
积极运筹与主要大国关系。习近平同志赴美国洛杉矶安纳伯格庄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
全力稳定和拓展周边睦邻友好关系。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坚定维护我国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推动周边国家通过对话谈判妥善处理和解决争端。在朝核问题上，坚持半岛无核化目标，积极做有关国家工作，推动半岛局势趋向缓和。 大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习近平同志访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并与加勒比地区8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增进了政治互信，加强了务实合作，提升了我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整体合作水平。 深入参与和引导多边外交进程。中国将履行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以及解决全球性问题和挑战等领域与相关国际组织。
而中国外交领域的“新常态”，首先体现在中国领导人在外交工作中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中国长期以来奉行邓小平主张的韬光养晦外交路线，在国际上保持相对低调的姿态。中国是否仍然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成为海内外一个热议的话题。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外交实践，在注重延续性的基础上，更多地强调主动谋划和努力进取。比如，中国强化了外交安全领域的统筹协调，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系列新倡议。中国更为积极的外交姿态为国际社会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在海洋权益争端中，中国展现了更大的决心捍卫自己的主张。
一个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必然引起现有大国和周边国家的不安。历史上一些大国选择扩张型道路，给国际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中国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强调中国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习近平继承了这个战略思路，他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及展开积极的周边外交，其根本目的是要探索一条新的大国成长之路，避免国际政治的历史悲剧重演。
在应对领海权益争端的过程中，中国调整了军事和执法部署，改善了海洋监管部门的协调。一些战略分析人士据此认为中国改变了过去的外交政策。但回顾几十年来中国的相关政策，中国对领土领海争端的基本方针并没有明显变化。中国一直都是两手准备，一方面强调和平解决争端，另一方面以坚决态度和手段捍卫自身权益。最近因为领海纠纷出现的紧张局势，并不全是由中国推行新政策导致的。中国的行为模式，很大部分可以归纳为是一种防御性或反应式的强势。
大国关系也是新常态下的一个重要特点。习近平访美并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提出中美应当建设“21世纪的大国关系”，努力避免误读、防止误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6月，在安娜伯格庄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会晤时，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有三点：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大国关系直接影响世界人民的福祉，而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探索则前无古人、福佑后人。纵观当今世界，就国家综合实力而言，中美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目前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在全球拥有广泛的利益。其中，美国能够凭借强大的实力使其自身的意志成为全球的共同意志。俄罗斯则是全世界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低迷，但仍然是欧亚大陆的军事强国与能源基地。中美俄之间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但最根本的利益莫过于三国之间长期交往的不可选择性，今天的国际会议如果没有三大国参与就不叫国际会议，没有三国共识很多问题就难以解决。此外，中美俄之间具有较强的资源高异质性和互补性，进行战略合作可以弥补各自资源与能力的不足和空白。因此，构建中美俄战略大三角，是我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内容。而中美俄之间保持政治、经济、安全的稳定也是维护我国外交战略总体稳定的基石。
中国经济已进入稳定增长的新常态，中国外交也全面进入“奋发有为”的新常态。经济与外交更加密不可分，也把国内建设和国际发展融为一体。新常态下的大国外交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中国的外交也呈现着新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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