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外交政策

中国当前外交政策（精选8篇）

中国当前外交政策 篇1

众所周知，在当今经济与科技迅猛发展的态势下，国际局势似乎也变得甚为微妙，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总体看来，仍是以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和欧洲诸国为主轴，在历史和国际竞争的舞台上，任何两国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进行着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角逐与对垒。而在如今以经济金融市场为核心利益的主流经济时代，只有在发展了强大的经济实体与商业网络之后，才能真正树立起自己的国际地位，才能使自己立于强国之林！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越来越不利，主要是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对手（实际上就是潜在敌人），把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亚洲，集中精力对付中国的缘故。美国的这个转变必须得到充分的认识。

一、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 1.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

美国布什总统上台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总的来说是消极的变化。由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它的一举一动都将对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布什上台后，美国的所有政策都以这样的原则为基础：一切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不顾全世界的反对执意要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目的就是要确保美国长期的霸主地位。美国不顾全世界的反对单方面撕毁《京都议定书》，其目的也仅仅是为了所谓保护其本国的工业资本家的利益。美国的对外政策已经调整为，凡是对美国没有好处的国际义务美国就不参加或消极应付；凡是有利于美国称霸的事不管全世界愿不愿意它都要干。国际法对美国来说已经是一纸空文。美国现在已经清楚地向世界宣告：国际法只适用于弱国。弱国做它必须做的事，而美国则做它愿意做的事。2.中国被推向世界外交前台

中国经过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快速增强，早已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心腹之患。布什一上台就把中国宣布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则建议把美国的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亚洲，集中力量对付新兴的中国。布什政府外交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要搞NMD和TMD，目的显然是压俄抑中。现在所有的迹象表明，美国的国家战略正在发生转移。中美撞机事件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撞机事件后，美国又接连向中国频频挑衅：给李登辉签发5年的访美签证、宣布对台出售进攻性武器以及扬言武力保台、给予陈水扁享受铺红地毯的“国家元首”待遇、邀请**访美、威胁中断中美军事联系„„中国左避右闪，企图继续韬光养晦，但美国已决意要将中国推向前台，中国已别无选择

3.世界多极化趋势和全球一体化趋势

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各国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是一个重要的和平力量。就连美国在企图遏制中国的时候也不得不考虑其自身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中美撞机事件后，中美关系恶化，但在经贸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双方贸易继续往来，没有出现任何终止的迹象。最近，布什又不得不宣布延长对中国的PNTR待遇。中国加入WTO的努力得到了许多国家包括欧盟的大力支持，美国不可能无限期阻挠中国加入WTO，考虑到自身利益，美国将不得不把中国当作贸易伙伴。

二、中国的外交对策和走向

一、从现实主义走向理想主义，把弘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和未来对人类的使命作为其外交的核心价值。按佛教所预示：世界正处于“末法时代”，拯救人类只能靠东方智慧，就是中国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的智慧，用“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的哲学观和“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找到人类痛苦根源和解脱之道路，这是中华民族真正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中国外交该做的正事

二、重视民情民意的研究，攻心为上

中国的智慧就是“攻心”。当下中国外交，几乎忽略对民情和民意的考量。对那些臭名昭著的政权，没必要为其损害自己的国家形象；对一些“民选”国家，像法国、德国的领导人见不见**，日本政治人物参不参拜靖国神社，对其民意和选情稍加分析，就能得出个大致结论。同时，中国应适度开放一些国外的民意调查机构来华，许多重大问题，如西藏、新疆、台湾、南海、钓鱼岛等，恐怕调查的结果和中国政府所奉行的政策会高度一致。中国花那么大力气办奥运会、下一步花巨资打造外宣平台，也就是想塑造一个国家的形象，但并非是靠“大跃进”、走形式主义，是靠一点一滴的行为方式、立场和责任塑造出来的，核心就是去赢得全世界人民的心，这是基本常识。

三、合理扩张，明确自己的核心利益范围

中国当前外交政策 篇2

对于中央银行来讲, 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是实施金融调控、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两大政策工具, 如果不能有效地将这两者加以搭配和组合就会产生冲突, 直接影响到内外均衡双重目标的同时实现。

1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冲突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1.1 外汇储备的增加对人民币升值造成压力。

货币投放在很大程度上受国际收支差额的影响, 并且由于国际收支差额的变动与国内经济周期的走向一致, 即国际收支高顺差与经济高增长相对应、低顺差与经济低增长相对应, 这样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变化往往与国内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发生矛盾, 即经济高增长时期, 外汇占款导致基础货币增多, 而经济增长走低阶段, 外汇占款减少, 导致基础货币难以增加, 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加大, 对冲压力不断加剧。

1.2 我国国际贸易中巨幅顺差和外汇占款增加导致资金流动性过剩。

从当前我国的情况看, 流动性过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量过多。二是银行体系资金过多, 银行存款大于贷款的差额日趋扩大。三是流动性过剩导致商业银行过度竞争, 放大信贷风险。

2 协调策略

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和资本流动障碍的减少, 在现实中, 政府面对的往往是一个多目标规划, 用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实现不同经济目标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 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 从而有利于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相互协调:

2.1 加快实现利率市场化, 实现利率与汇率之间灵活的传导机制

利率是货币资金的价格, 是国内资本市场的调节器, 根据凯恩斯的货币政策传导理论, 利率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僵化的利率体制对汇率政策有效性的发挥极为不利, 利率管制易使内外部经济失衡。目前我国实行的基本上仍是管制利率制度, 由市场决定的利率较少, 只有同业拆借利率、国债招标发行利率等由市场决定, 银行贷款利率虽有波动幅度, 但波幅较小, 管制利率的存在造成投资、消费、进出口对利率的弹性较小, 利率无法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 利率-汇率之间的传导受阻。

2.2 短期内增强汇率弹性, 长期实现汇率浮动制度

在短期内我国采用浮动汇率制度的时机尚未成熟, 具体而言, 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 变强制结售汇为意愿结售汇, 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对于经常项目下的结售汇, 其具体做法可以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 国家可以根据不同时期宏观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一个结售汇比例, 此比例可以依据外汇储备量的增减进行调节, 结售汇比例越低, 则意愿结售汇程度越高;第二层次, 外汇银行根据国家公布的结售汇比例, 对国内企业的每一笔贸易、非贸易外汇收入进行按比例结汇;第三层次, 批准所有企业开立现汇账户, 保留现汇, 账户内外汇可以用于进口支付、临时结汇、进入外汇市场, 或进行外汇远期买卖、期权交易等规避汇率风险操作。

第二, 选择真正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管理方式。

2005年7月21日我国出台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决定合适的汇率浮动区间时, 应考虑以下因素:汇率政策目标、国际收支状况、外汇储备、国内利率水平以及实际有效汇率、不成熟的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较弱的风险防范意识等。

2.3 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央行为了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还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 继续完善公开市场业务, 并加强同其他冲销工具的结合应用。公开市场业务是开放经济下对冲国际资本流动、调节国内货币供给以稳定宏观经济的最为主动、灵活而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

第二, 重视投资、引导投向、发挥外资对结构调整的配合作用。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和结构调整的需要, 在做好一般产业利用外资的同时, 要积极引导外资投向我国需要发展的重点产业和重点区域。另外, 在保证合理化储备规模的基础上, 我国还应把超额的外汇储备用于国内企业的投资或者收益较高的投资, 而不是购买外国政府的低息债券白白受损失。

第三, 深入研究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 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开放经济的不断发展, 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更加重视国际经济因素, 充分关注汇率、外债、外汇储备等外向型经济变量, 以及本国对其他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 注重国际货币协调。同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 一方面争取世界各国的支持, 另一方面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 降低国际“溢出效应”带给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

2.4 加强对巨额外汇储备的运用

开放经济下, 外汇储备是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一个重要结合点, 对提高人民币持有者的信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针对我国目前巨额的外汇储备, 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加强外汇储备的运用:

一是拓宽民间外汇使用渠道。可以考虑增加一些外汇商店, 或者在一些大型商场增设外汇商品专柜, 也可以允许居民用外汇购买商品。

二是有条件地开放外汇市场。可以考虑在银行之外设立专门的外汇市场和外汇资本市场, 辅之以优惠的政策, 比如降低交易费用, 在税收上给予一定的优惠等, 鼓励外汇在市场上流动, 不必进入国家外汇储备的笼子。

三是鼓励民间外汇进入国外消费和境外投资。包括增加居民个人用汇的额度, 鼓励居民到国外旅游、消费和进行国外投资。

四是最根本的还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维持外汇储备的适度增长。转变贸易增长方式, 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 在出口增长的情况下, 鼓励进口尤其是能源、资源及知识产权的进口;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为我国的技术创新、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做出积极贡献。这都是我国目前必须要努力做到的。

五是货币当局应该引入更加积极的外汇储备资产管理政策, 强调外汇储备资产的收益性。

总之, 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冲突越来越成为波及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努力应该能将这种冲突尽量减少, 使得中国经济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易纲.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J].宏观经济研究, 2002, 11.[1]易纲.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J].宏观经济研究, 2002, 11.

中国当前外交政策 篇3

■ 中国货币政策动态微调的含义

中国货币政策动态性微调的含义,依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二季度)》的解释,是在继续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调,从“合理”向“适度”过渡。因此,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微调的动因,恐怕需要从“合理”和“适度”上来理解“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微弱变化。由此可见,微调后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其核心是真正意义上的“适度”,不同于前期的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当下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动态性微调,既不能理解为中国现行货币政策导向将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也不能简单地视为中国现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延续将一成不变。

自去年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以来,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效果也日渐明显,货币政策“惯性”的后续效果将进一步显现出来。但另一方面,“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力度的不断加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逐步演变成“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真正意义上的“适度”成分明显减弱,导致今年前7个月货币投放量屡创新高。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去年9月以来新增人民币贷款总额一次又一次被改写,到今年3月份创下历史天量,达到1.89万亿人民币,2009年前7个月接近8万亿人民币。显然,在前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驱动下,已然导致中国信贷增长规模不断扩张,货币流动性持续宽裕在中国股市和楼市表现得尤其突出,甚至可以视为极度宽裕,股市和楼市“体验”更多的是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并非“适度”。而在实体经济则完全不同。据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宏观经济数据表明,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均为负数,并同比创出新低,与此同时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从这一组数据看,CPI和PPI的持续负增长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放缓,一方面表明目前中国整体经济复苏仍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特别是实体经济的状况不容乐观;另一方面,7月份CPI和PPI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与中国股市和楼市的火爆形成巨大的反差。显然,前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面“倾向”了中国的股市和楼市,并未对实体经济带来更多的“实惠”,资本市场的扩张与实体经济的收缩形成的鲜明对比,意味着资本市场泡沫正在不断聚集,而实体经济则不尽人意。因此,中国在资本市场流动性宽裕和实体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延续下去,还是改弦更张,需要进行认真的论证和谨慎的选择,货币政策的取向就成为中国货币当局适时考虑的问题。

■ 中国货币政策微调的背景

依据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与金融形势,在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适度宽松”依然是支撑“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或缺的配套货币政策,需要延续“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经济与金融形势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然而,在美元贬值,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反弹,通胀预期抬头,以及大量信贷资金不断涌入股市和楼市的背景下,不得不引起中国货币当局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从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与金融形势看,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随着“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如果美国等有关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特别是美元和欧元作为国际支付的主要货币,并且各国的外汇储备都以其为主。在美欧“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下,一旦新一轮危机降临又对本国货币缺乏信心时,其他国家必然要使用外汇储备来注资救市,这可能导致外汇“泡沫”被进一步放大。外汇“泡沫”放大的同时,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影响也会增大,世界经济将有可能被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主要货币波动的恶性循环所困扰,各种危机爆发的频率也会进一步提高。而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将对我国产生更大的影响,其中更多地体现在国际储备资产价值、国际结算和能源等大宗资源类商品上涨层面上的风险。外汇储备的基本功能主要是各国用于国际收支结算和防范金融风险。如果外汇储备风险加大,外汇储备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证,在国际收支结算中的损失难以估量,同时本国金融安全性也相应降低。

■ 需要适时调整政策力度

由于世界上主要货币已经进入“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时期,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无疑中国现行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是经济尚未全面复苏,全球性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尚存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潜在的通胀已有所抬头。由此,“適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实既要有一定阶段的连续性,也不可对已经出现的通胀苗头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因此。优先考虑可支撑经济持续复苏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自然是最根本的选择。当然,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和放宽信贷是刺激经济复苏的必要措施,这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前期“合理”的一面。但未来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将极有可能与全球性通胀风险同时出现,政策导向需要与形势的发展相适应,而不是“滞后”,并加强市场追踪监测,把握调控的力度,这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现阶段“适度”的一面。为此,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进行动态微调的表态,防范潜在通胀风险的意图十分明确。在继续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调,力图把握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和节奏,从“合理”过度到“适度”。这意味着,中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在中国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中国国内市场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

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货币政策开始逐渐向理性回归。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已经出现“拐点”,但政策导向开始向防范通胀预期风险倾斜,中国适时微调“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是从防范国际“输入型”通胀风险和国内流动性不断扩展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其出发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放缓国内市场上货币投放量的增速,逐渐回归货币投放的常态,防止经济复苏过程中再度陷入流动性过剩的陷阱;二是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

中国当前外交政策 篇4

策

摘要：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中国的周边包括六大“板块”，分别是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西亚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陆地环境明显趋于和缓，而海洋环境则趋于紧张和严峻。进入21世纪后，我国周边政治格局依然呈现出“陆缓海紧”的态势。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处理好周边关系才能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周边地区；发展形势；外交政策

一．引言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其周边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少数属于发达国家。如今，我国正处于近两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边的国际形势。只有维护中国的利益，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消除危及国家的安全隐患，加强对战略安全的研究，才能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条件。本文就对我国如何构建一个稳定的周边政治格局以及应该采取怎样的外交政策进行简要分析。

二．周边的国际形势

（一）周边国家政局动荡

在我国的周边国家中，按其政治体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与“稳定程度”，可大致分为“成熟民主国家”、“转型国家”与“问题国家”三大类，周边国家政局动荡也可依此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类是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演变。如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主要是属于“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范畴，即政党就选举和执政权所展开的权利斗争。其政局波动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华政策与双边关系的调整变化。

第二类是从所谓“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阵痛”。中国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多数属于此类，其政局动荡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双边关系变化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易受冲击。此类国家大多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期，由于民主体制不健全、旧体制“惯性”强大，导致政府腐败严重、当局缺乏权威性与政局动荡。例如，中亚的哈萨、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五个“斯坦”国家均系从“前苏联”解体而来，体制上不同程度带有“前苏联”的痕迹，哈、塔、乌三国政权“新老代际问题”突出，土国新总统尚在摸索之中。

三是“三股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继续活跃于西亚、南亚，东南亚与中亚，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重灾区”。印度反恐频繁拉响“警报”，印度尼西亚破获多起恐怖阴谋；印度东北部与缅甸等存在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不时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部族与民族矛盾突出。

（二）大国争夺

在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中，美国是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因素，也是对我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美国作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对我国周边格局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已成为最主要的外部因素。当然，目前美国对我国周边安全的威胁大都是间接和潜在的，而且其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在遏制我国的同时，也同我国进行“接触”与合作。

其他大国也在中国周边加紧角逐。俄罗斯外交进一步“向东看”，通过“欧亚经济共同体”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重拾对中亚的传统影响，力争加入“东亚首脑会议”。日本民主党政权更加强调亚洲．极力争夺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在对外政策上加快谋求政治大国或“正常国家”的步伐。中日关系虽然显现出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并且目前正处于转型过程，其走向将直接牵涉到我国的东部安全。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也引起众多亚洲国家的不满，钓鱼岛问题也激化了中日两国在东海问题上的矛盾。虽然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采取了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日关系重新定位的过程中，矛盾和摩擦不可避免。印度崛起势头强劲，全方位拓展地缘利益，力图首先“坐大”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

（三）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

目前，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已呈现出加剧的态势。美国在优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时．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的矿产资源，同时觊觎南海油气资源。俄、美、日、印度加紧角逐中亚、东南亚油气资源，各方围绕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建设与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展开复杂博弈。

（四）周边“海权”争夺 周边“海权”角逐升温，海洋形势日趋复杂。同时，中国“海洋崛起”导致了区域海洋格局重新“洗牌”，美国、日本等老牌海洋强国心有不甘．美国更是极力维护自己的“海洋霸权”。特别是在近几年，中国周边地区多个海域军事演习“扎堆”，周边海军竞赛浮出水面。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黄金海道”，国家间权力角逐与海盗等非国家行为体“活跃”并存交织，海洋安全前景堪忧。

黄海因韩国“天安号”事件与美韩军演而骤然“紧绷”：东海因中曰专属经济区划分分歧与争端而形势复杂．日本极力强化对中国“钓鱼岛”的“事实占领”，并对中国海军穿越琉球群岛公海海域的正常之举一再反应“过敏”，不时大肆炒作中国军舰“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不断炮制“中国海军威胁论”。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双边岛礁争议日趋复杂化，越南与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对华施压，并力图将中越、中菲之间的双边争议“变质”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多边争议”，而美国则想方设法“插手”南海问题，企图以此增加对华制衡“筹码”。在印度洋，索马里海盗“作战半径”不断扩大，不时劫掠各国商船，致使远洋运输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压力。

（五）自然灾害

中国周边地区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危害周边各国。包括大地震（印度尼西亚、中国青海玉树等）、大早灾（中国西南五省及中南半岛），夏季的大洪水、台风、海啸，以及极端恶劣天气、重大疫情等，致使周边安全环境更趋严峻，周边乱局雪上加霜。

（六）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

近年来，我国周边地区的恐怖主义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了我国构建稳定的周边政治格局的严重威胁。阿富汗和中亚地区是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重要基地和活动场所，中亚地区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的影响不断扩大，已经给中国的西北边疆带来了巨大压力。在东南亚，当地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与“基地”组织相勾结，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已成为东南亚地区安全的现实威胁。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是我国维护周边政治格局的重要手段。

三．外交政策 一是大力强化“周边是首要”与“维稳”、“维权”并举的意识，集中精力加大投入、专注周边。要树立“和平发展、重在周边”与“和谐世界、始自周边”的战略意识。

二是适时制定“大周边战略”，拓展中国周边的内涵与外延，“做深、做实”周边工作。打破不同区块之间的分割．形成联动机制。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整合与创新周边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建构和谐、有序、安全、繁荣的周边新秩序。

三是周边地缘战略坚持“东西兼顾”、“陆海并举”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统筹”方针。

四是针对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三种情形”，对症下药，强化危机管理，维护正当权益。针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局“混沌”，妥善维护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有效防范海外利益重大风险。

五是有效应对大国地缘角逐，夯实地缘战略依托。与主要大国增加沟通、协调与战略互信，积极应对其对华渗透、挤压与围堵，致力于共同促进有关国家与周边稳定。

参考文献：

[1]2013形势与政策论文

中国当前外交政策 篇5

经济关乎国计民生，是实现社会繁荣发展的物质基础。认清经济变化之态，把握经济发展之势，谋划推动经济建设之策，业已成为当代世界共同聚焦的话题。

一、2015年我国经济建设回顾

2015年，是我国“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收官之年。这一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的总要求，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与方式，深入推进结构性改革，扎实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努力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民生事业持续进步，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圆满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奠定了坚实基础。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底公布的经济数据，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67.6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6.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8%。全部工业增加值达228974亿元，比上年增长5.9%。初步核算，全年能源消费总量43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0.9%，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5.6%。粮食产量达62144万吨，增产2.4%，实现“十二连增”。全员劳动生产率为76978元/人，比上年提高6.6%。

去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2217亿元，比上年同口径增长5.8%。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实际增长7.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实际增长6.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实际增长7.5%。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0931亿元，实际增长10.6%，其中网上零售额38773亿元，比上年增长33.3%，增速最快。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1.4%。年未，城镇新增就业131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5%。

去年全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45741亿元，比上年下降7.0%。其中，出口141255亿元，下降1.8%；进口104485亿元，下降13.2%。年末，国家外汇储备33304亿美元，比上年末减少5127亿美元，人民币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6.2284元人民币，比上年贬值1.4%。全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263亿美元，增长6.4%，其中实际使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商直接投资85亿美元，增长25.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118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7%。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8亿美元，增长18.2%。

去年的主要经济数据公布后，引来国内外不少人士的关注和聚焦，担心、焦虑、猜疑、唱衰乃至“硬着陆”之声不绝于耳。那么，我们如何看待我国2015年的经济形势呢？

（一）实现6.9%的经济增长，来之不易而又十分珍贵。

2015年，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比上年有所放缓，但来之不易，不仅有较高的含金量，而且对稳定就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也十分抢眼。

6.9%的增速“含金量”较高。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6.9%的增速所对应的经济增量超过5000亿美元，不仅相当于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超过了目前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从世界范围看，6.9%的经济增速仍然是比较快的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

6.9%的增速稳住了就业、稳住了物价。就业形势好于预期，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12万人，超额完成计划312万人；农民工总量达27747万人，比上年增长1.3%。物价水平较为稳定，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4%。粮食产量增产2.4%，实现“十二连增”。这些情况表明，尽管与过去两位数左右的高速增长相比，6.9%的增速有所回落，但稳定增长态势没有改变，继续处在合理区间。

6.9%的增速也来之不易。2015年，世界经济复苏持续乏力，国际贸易延续低迷态势，全球金融市场大幅震荡，地缘冲突加剧；国内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去产能去库存与稳增长、融资难融资贵与财政金融风险上升、“走出去”与国际市场萎缩等两难多难问题更趋突出，趋势性、阶段性、周期性矛盾相互叠加，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这样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6.9%的增速难能可贵、来之不易。

6.9%的增速还稳住了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突出贡献。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有力拉动世界经济，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2015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5%，名列前茅，仍然是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增长之源。

（二）去年的经济建设成就是在结构调整稳步推进，协调发展成效明显基础上取得的。

去年，党中央、国务院一方面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要素的流向和配置；另一方面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坚定不移地调结构、转方式，既坚定淘汰和化解落后、过剩产能，又加大对符合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使经济结构加速优化、更趋协调。

去年全年，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继续加大，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3%，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5%。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6.4%，比上年提高15.4个百分点。同时，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全年基础设施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17.2%和17.0%，分别比上年提高1.2和0.3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1%，比上年末提高1.3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为2.73，比上年降低0.02。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快于东部地区0.9和1.1个百分点。

（三）在去年经济社会发展中，创新创业方兴未艾，经济动力正在积聚，经济活力不断增强。

去年，党中央、国务院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完善金融支持，强化激励机制，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产权保护和科技创新投入，推动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格局，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趋势明显。

去年全年，创新创业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国家支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4220亿元，比上年增长9.2%；国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累计支出资金总规模达577亿元，投资创业企业1223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效果显现，全年授予境内专利权157.8万件，比上年增长32.4%，签订技术合同30.7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9835亿元，比上年增长14.7%。在一系列创新创业活动和成果的支撑下，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加快孕育并迅速发展：去年全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0.2%

和6.8%；网上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31.6%；快递业务量增长48%；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增长103%；新能源汽车产量比上年增长161.2%，工业机器人增长21.7%，智能电视增长14.9%，智能手机增长11.3%。科技创新还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全年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6.6%。

（四）社会生产的能源消费结构深入优化调整，节能降耗和生态建设成效明显。

针对资源环境对我国社会生产的约束日趋强化，党中央、国务院着力改变过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形成绿色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节能降耗成效明显，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去年全年，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64.0%，比上年下降1.6个百分点；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17.9%，提高0.9个百分点；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5.6%，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3.9%，铜、钢、烧碱、水泥等产品的单位生产综合能耗持续下降，使能源消费结构加速优化、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

（五）虽然外部经济环境艰难，但对外贸易和投资仍取得可喜成绩，“一带一路”战略迈出坚实步伐。

党中央、国务院着眼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促进对外贸易优化升级，推动外贸从“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着力构建对外开放新体制，加快自贸区建设，加大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更好结合，开放型经济水平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去年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继续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尽管出口有所下降，但降幅小于世界出口降幅。服务贸易加快发展，特别是服务出口、保险、金融、咨询等高附加值服务出口增长势头强劲。“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截至2015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其中，投向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比上年增长2.4倍，投向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05.9%。2015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6.2万亿元，超过同期我国进出口总额的1/4，实际使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和我国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均有大幅增长。

（六）民生持续改善，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民生优先，按照人人参与、尽力、享有的要求，大力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奋力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努力确保就业，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安全网，使民生事业持续改善。

去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5个百分点。按照2300元/人·年的农村扶贫标准，去年农村贫困人口比上年减少1442万人。年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分别比上年末增加1236万人、365万人和6823万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五保供养人数分别为1708万人、4903万人和518万人。

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下，政府对民生领域的投入仍在加大，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总体而言，去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可喜可贺的，它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正确的、有效的，不仅有利于破解发展难题，而且有利于激发发展潜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这些建设成就，为我们充分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风险与挑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奠定了基础、做出了准备。

二、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

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可以说是“形有波动，势仍看好”，希望与困难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一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主要经济指标呈现波动下行态势，同时也存在实现增长的强劲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处于两位数的高速发展，在整个“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也达到7.8%的水平。不可否认，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我们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但同时也聚集了不少的矛盾和问题。经济发展有其自身内在的运行规律，不可能总是维持高增长态势，一个国家的经济在长期处于高位运行之后逐步回落到正常增长的状态，着力解决高速运行聚集起来的各种内在矛盾和问题，这是经济运行周期性的正常反映，也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目前，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放缓，下行压力较大，是周期性、结构性和外部性三重因素作用叠加的结果。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增长格局分化，负面因素增多，全球贸易低迷，外部需求疲软持续，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去年以来，我国把经济政策的重心集中于“稳增长、调结构、提质增效”上，主动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妥善应对来自于国内国外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着力化解结构性产能过剩严重的问题，尽管使一些经济行业的生产经营遇到困难，增长下降，但是优化了整个经济结构，转变了发展方式，为下一步的强劲增长做好了准备。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增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之后作出的重大判断，必须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必须克服困难、闯过关口，坚持辩证法。

二是我国经济运行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经济结构不断改善、需求结构正在改变，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服务业等新经济增长点快速增长。

当前，尽管我国经济增长放缓，但经济结构不断得以改善和优化，人们的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改变，一批体现现代经济发展方向和提升现代化水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服务业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以去年为例，在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仅约1.6万亿元，而第二产业投资则为22.4万亿元，第三产业更高达31.2万亿元，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到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64.2%。其中，投入基础设施和高技术产业领域的比重占到固定资产投资的24.3%，投资增长最快的行业包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业，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等。固定资产投资的调整，引导着经济结构的改善和优化，有效抑制了部分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扩张，使社会生产朝着符合人们需求的方向发展。同时，国家对创新创业投入的力度不断加大，支持设立创业投资企业206家，投资创业企业1223家；全年授予境内专利权比上年增长32.4%，签订技术合同30.7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比上年增长14.7%，“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行动计划使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服务业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此外，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破国内生产总值的50%；全社会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达到66.4%，养老家政健康消费、信息消费、旅游休闲消费、绿色消费、住房消费、教育文化体育消费等消费热点正在加速形成。

三是我国经济运行分化日益明显，经济增长中不同产业增长的速度分化，产业内部不同行业的运行分化，区域格局、宏观层面和微观感受也在分化。

经过经济结构的大力调整，使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日益明显分化的特点。一是构成国民经济的三次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此消彼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激剧变革之中。以过去五年来的情况为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呈现出明显的逐年缩减模式，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则不断逐年提升，领跑国民经济的运行，到去年底，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5%。二是在同一产业内，不同行业的运行也在不断分化，呈现出不同的运行态势。比如，同样在工业领域，传统行业越来越受到资源约束加剧、上游价格抬升、产能过剩、市场需求疲软等因素的制约，因而面临生产经营困难，市场竞争压力增大，增长速度放缓甚至下降的局面，而新兴的产业则呈现出异军突起、发展势头良好、适应市场需求、增长速度较快的格局。以去年为例，我国的原煤、火电、粗钢、烧碱、水泥等生产行业，均进入不同程度的负增长状态；而智能电视、核电、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工业机器人等新兴生产行业，则出现快速成长和大幅增长的态势，据统计，去年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1和0.7个百分点。又如，在电力生产行业中，去年火电的增幅比上年下降2.7%，但水电则又比上年增长了5%，核电比上年增长高达28.9%。这些分化，意味着我国经济正在走向转型发展。三是新业态蓬勃发展，大有取代传统行业、引领经济变革之势。随着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加速融合，“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兴起，发展出一系列经济新兴业态。根据去年的统计，我国网上商品零售、快递业务、移动互联网接入等行业成长壮大较快，并给人们以切身感受，形成了新业态蓬勃发展的态势。此外，区域增长格局也在明显分化，中西部地区走向跨越式发展，新兴经济开发区正展现后发优势，老少边贫地区也正借助精准扶贫共同迈向全面小康。四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

尽管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较大、增长缓慢、运行分化、内部环境趋紧、外部挑战严峻等诸多困难，但我们也应当清晰地认识到：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高速发展，我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仅去年我国6.9%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量部分，就大致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在实现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经济已经走过了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阶段，转而进入“消费拉动”和“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发展阶段。13亿人口构成的大市场和3亿中等收入人群形成的新兴消费实力，市场产品供给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转变，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的发展，刚刚超过50%的城镇化率，当前正加紧实施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加速推动的三维打印、移动“互联网+”行动计划、云计算、大数据、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变革，正在走出国门、迈向世界的“中国高铁”“中国核电”，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亚投行”、“丝路基金”的营运等等，都正在为

我国经济发展强劲助力。因此，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础是牢固的，经济韧性、发展潜力、回旋余地是巨大的，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其良好的，动力是强劲的，保持经济长期中高速增长是有充分保障的。五是供给侧改革，将成为引领今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核心动力，成为我国经济建设长期面临的工作重点。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分析了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稳定我国经济的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也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所谓供给侧改革，是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着深刻的背景：一是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世界各国为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普遍认识到推动结构转型、改革原有经济运行模式势在必行。我国也先后采取了一系列主要针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政策等，但时间一长，这些宏观调控政策的边际效应加速减弱，以致社会经济震荡不停，直到目前尚未扭转下行趋势，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进行“探寻病根”“对症下药”。二是在我国现实经济结构中，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生产指数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亏损面达到80%，产能严重过剩，利润大幅下降，而这些行业又占据着大量的人力、资金、土地资源，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势必要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三是在时下，中国供需关系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又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因此，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供给端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为真正启动内需、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寻求路径。

面对我国经济当前存在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既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叠加的结构性困境，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确立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要求经济运行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保持中高速增长，推进经济结构优化，使改革开放向纵深迈进、民生持续改善、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强调，要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一是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二是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三是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四是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五是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与此相一致，会议认为，2016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1）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2）帮助企业降低成本；（3）化解房地产库存；（4）扩大有效供给；（5）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三、2016年的经济工作重点和经济发展趋势

3月5日，全国人大十二届四次全会召开，李克强总理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按照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四、五中全会和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提出了“十三五” 时期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并对今年我国经济工作重点做出了安排：

（一）“十三五” 时期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十三五”是我们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要紧紧围绕这一奋斗目标，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突出问题，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完成六大方面的主要目标：

1、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年均增长保持在6.5%以上，经济总量超过90万亿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一批技术水平高、带动能力强的重大工程。到2020年，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大幅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从人均8.7万元提升到12万元以上。

2、强化创新引领作用，为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启动一批新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国家科学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培育壮大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持续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广泛应用。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制造强国。到2020年，力争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

3、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完成约1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社会化服务。到2020年，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和质量安全得到更好保障，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三大战略”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培育一批辐射带动力强的城市群和增长极。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高铁营业里程达到3万公里、覆盖80%以上的大城市，新建改建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约3万公里，实现城乡宽带网络全覆盖。

4、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改善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今后五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下降23%、15%、18%，森林覆盖率达到23.04%，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大幅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特别是治理大气雾霾取得明显进展，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超过80%。

5、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发展新体制。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国际产能合作实现新的突破。对外贸易向优进优出转变，服务贸易比重显著提升，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格局。

6、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建立国家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建立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义务教育标准化、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等工程，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0.23年提高到10.8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000万人以上。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等收入人口比重。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公民道德建设、中华文化传承等工程。李克强总理在《报告》强调：完成“十三五”时期的任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必须着力把握好以下三点：一是牢牢抓住发展第一要务不放松；二是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三是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

（二）2016年经济工作重点：

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决战全面小康的关键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全年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7%，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进出口回稳向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4%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减少。作出这样的预期，是考虑到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有利于稳定和引导市场等问题。有6.5%－7%的增速，既能稳定增长，又能实现就业的充分。

为确保今年预期目标的完成，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强调，今年要重点做好八个方面的工作：

1、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通过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加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统筹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产业、投资、价格等政策工具，采取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2、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持续增长动力。围绕解决重点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3、深挖国内需求潜力，开拓发展的更大空间。通过适度扩大需求总量，积极调整改革需求结构，促进供给与需求有效对接、投资与消费有机结合、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形成对经济发展稳定而持久的内需支撑。

4、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主要是继续毫不放松抓好“三农”工作，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深化农村改革，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着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5、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实现合作共赢。面对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格局的深刻变化，顺应国内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在开放中增强发展新动能、增添改革新动力、增创竞争新优势。

6、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通过重拳治理大气雾霾和水污染，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大工业污染源治理力度，全面在线监测排污企业，同时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扩大绿色环保标准覆盖面，加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等，下决心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之路。

7、切实保障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主要是：通过着力扩大就业创业，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协调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抓好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等，充分体现为政之道、民生为本，该给群众办的实事一件也不能少。

8、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施政能力和服务水平。要求各级政府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命扛在肩上，把万家忧乐放在心头，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三）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

综合我国现有经济基础、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十三五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以及今年我国经济发展预期目标等各个方面，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当前及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将呈现出以下趋势：

一是：我国经济发展从过去长期的高速增长回落到始终保持中高速增长将成为一种常态。这种态势，将会有效避免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的“过山车”现象产生，带动社会生产进入到长期平稳运行之中。由于经济基数大、体量大，中高速增长形成的经济成果和增量，将能够足以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使人们分享到更多更好的经济发展成果，生活水平、保障水平会逐年得到提高、更加广泛，对此应当坚定信心、充满希望。

二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题的经济体制改革，将加大推进力度并全面深入展开，消费需求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使社会生产朝着符合人们需求的中高端方向发展，而经提质增效后迈向中高端的社会生产产品反过来又引领社会消费需求，形成社会生产与消费需求相互适应的良性循环，不断提高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

三是：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这“三新”将会获得蓬勃发展，并逐步成为我国经济的“领头羊”或“龙头老大”。与此相对应，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也将随之而发生改变，追求低碳、绿色、环保、健康，将成为时代发展的主线，贯穿于社会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将变为现实。

四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全民创造”形成的“创新驱动”方兴未艾、持续发力，将为我国经济发展聚集强大动力、增添旺盛活力、增强竞争实力、铸就生命力。创新与创造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格调，“中国制造”转变中“中国创造”，推动社会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

五是：“走出去”步伐加快，“一带一路”战略深入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实现新的突破，经济发展的空间不断拓展，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程度和水平不断提高，“质好效高”、“优进优出”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模式、新格局形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六是：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相更加灵活、适时、有效，“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相互协调，社会经济秩序更加井然，政府简政放权，职能根本转变，治理行为规范，法制政府建成。

中国当前外交政策 篇6

当前，中国政府在金融政策的选择上面临诸多两难。

两难之一，体现在影子银行体系挤泡沫、去杠杆与防范金融危机爆发之间的取舍。谁都知道，当前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包括中国特色的银行同业业务在内）隐藏着较大的风险，且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与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可谓错综复杂。如果不能及时地对影子银行体系进行治理，使其透明化并降低商业银行的高杠杆率的话，随着风险的继续累积，未来爆发的危机可能更为严重。但如果现在就开始挤泡沫的话，一旦个别影子银行产品违约，其可能引发大规模震荡的不确定性，又困扰着监管当局。

更为具体的问题是，究竟应由谁来负责挤出影子银行体系的泡沫，央行还是银监会？这两家机构之间是否应该有恰当的政策配合？迄今为止，笔者并未看到两家机构之间在此方面有令人赞赏的合作。为促进商业银行约束影子银行业务，央行从2013年年中起，开始维持银行间流动性市场上的较高利率水平。同样，为促进商业银行规范其影子银行业务与同业行为，银监会在2013年出台了8号文，并且市场一直传闻银监会将会出台更严厉的9号文。如果央行与银监会各扫门前雪，都用霹雳手段来敦促商业银行去杠杆，那么两股力量的叠加是否会导致影子银行泡沫的无序崩溃？至少，市场上一直流行着这一担忧。

两难之二，在于央行维持较高利率水平，与更高利差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入之间的政策冲突。如前所述，为促使商业银行主动降低杠杆率，央行可以在流动性市场上维持较高的利率水平。然而，由于目前央行仍持续干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导致非抵补利率平价在中国并不成立，这为国内外主体的跨境套利行为大开方便之门。较高的国内利率水平导致大量境外资金流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央行维持高利率水平的努力，或者说，让央行维持高利率水平的举动变得更为困难，或效果更为疲弱。

换句话说，央行正面临维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定与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的矛盾。正如笔者去年在FT中文网发表的两篇文章所指出的（“人民币不宜强行升值”，2013年6月26日；“人民币单边升值周期行将结束”，2013年12月23日），2013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弹性，与之前比甚至有所下降。央行过去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恐惧症，似乎正在转变为对人民币汇率贬值的恐惧症。由于央行仍在设法维持人民币兑汇率的相对稳定，这就必然会以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损失为代价。例如，目前央行在人民币基准利率问题的决定上，除了要考虑国内通胀水平变化外，还必须考虑基准利率变动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这就导致人民币基准利率在2014年变化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左右均有所掣肘。两难之三，在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国内影子银行体系去杠杆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与效应叠加。假定央行目前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随着国内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逐渐暴露，以及美联储逐渐退出量化宽松，短期资本流入的下降可能导致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为贬值预期，而汇率运动预期的转变将会加大短期资本流出的规模，这又会导致银行间流动性市场的利率水平进一步飙升，从而使得商业银行面临更大的去杠杆压力。如果处理不好，这可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笔者的担心是，当前央行是否能够应对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冲击。央行在2012、2013年表态要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尤其是放松对外投资的管制。在国内影子银行体系风险上升、美联储逐渐退出量化宽松的背景下，一旦放开对资本流出的管制，中国很可能面临较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出。短期资本流出导致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出，这又可能加剧国内银行间利率水平上升，从而加快影子银行体系的调整。央行有勇气在2014年显著加大资本账户的开放吗？央行有能力应对资本账户加快开放之后的不确定性吗？2014年上海自贸区会给现有的资本账户管理体系开一个怎样的口子？市场正拭目以待。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政府无论实施哪一项政策，都会面临较大的风险与阻力。正如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所言，有多少政策目标，就必须有多少政策工具。因此，当前中国政府必须实施一整套相互配合的宏观与金融政策组合，以达到既加快国内影子银行调整、又避免爆发大规模金融震荡、同时避免短期资本大进大出的目的。笔者建议，当前中国政府应采取如下金融政策组合：

第一，在挤出影子银行体系泡沫方面，央行与银监会应该加强配合。银监会应适时推出9号文，而央行应该通过适当降低银行间市场利率水平的方式来配合。不难判断，9号文的推出将会显著加大商业银行的调整压力。如果与此同时银行间市场利率处于过高水平，这可能引发商业银行的过度调整行为。因此，为配合9号文出台，央行可以适当地通过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或者加大逆回购力度的方式，将银行间市场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上。通过如上政策配合，央行与银监会既可以实现降低影子银行体系风险的目的，又将商业银行调整行为对市场的冲击降低至可容忍的程度。

第二，央行应该尽快降低对人民币汇率的日常干预，与此同时应显著增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过去几年来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快速升值，使得中国过去三年来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率均低于3%，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水平已经相当接近于均衡汇率水平。因此，当前是中国央行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完全市场化的绝佳时间窗口。如果央行不这样做，而是继续坚持干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中间价格，这很可能导致人民币汇率由过去的低估转为未来的高估，而一旦人民币汇率水平高估，就会为将来的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短期资本大量流出、国内银行间市场利率飙升埋下伏笔。

不过，一旦当前央行降低对人民币汇率市场的干预，在目前的国内外宏观金融形势下，短期资本可能出现首先大规模流入、随后大规模流出的局面，这既可能导致人民币汇率大起大落，也会造成银行间市场利率发生异动、加大央行进行冲销的压力。为避免发生这一局面，央行应该收紧对短期资本异常流动的监测与管制。尽管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政府开放资本账户是大势所趋，但在目前国内外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内金融市场上影子银行体系调整会加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暂时性收紧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其利远大于其弊。

中国当前外交政策 篇7

关键词：当前宏观经济,经济周期,房地产

我国房地产从2000年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 到2005年、2006年通过宏观调控抑制房地产的价格上涨过快, 随后2007年价格再次较快上涨, 再到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带来的2008年价格开始明显下降, 都显示出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日益紧密。

因此, 进一步研究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主要由哪些因素影响, 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中的社会总消费与总投资有什么影响, 应如何进行宏观调控,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阶段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三次较大起伏, 随之经历了三次时间集中、规模和力度较大的宏观调控, 这三轮宏观调控都比较主动地采用了间接的经济手段。

1.1993年～1996年的紧缩性宏观调控

针对1992年的经济过热, 从1993年起实施的紧缩性的宏观调控, 在初期采取较多直接行政操作方式, 以治理当时混乱的金融秩序。

2.1998年～2002年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扩张性宏观调控

针对1997年经济偏冷, 从1998年开始实施扩张性的宏观调控, 更多地采取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同时采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 解决了扩大社会总需求的问题。

3.2003年以来的中性宏观调控

针对2003年经济运行中又出现的一些新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 从2004年开始实施的中性宏观调控, 政府果断做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 在手段的运用上讲究综合性, 动手早, 见效快, 未雨绸缪。

二、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自2002年以来, 中国一直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并且经历了持续六年的经济繁荣期。2002年至2007年, 中国的GDP增长率分别为9.1%、10%、10.1%、10.4%、11.1%和11.4%, 年度间的平均波幅很小。2007年, 中国GDP达到24.66万亿元, 比2002年增长65.5%, 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 但这种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隐忧。

1. 物价总水平逐步摆脱了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保持低速增长的趋势, 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反弹和上升

2002年至2006年, 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CPI) 分别为-0.8%、1.2%、3.9%、1.8%、1.5%, 而到2007年, CPI上升幅度达到4.8%。进入2008年, CPI进一步创新高, 由农产品和食品引发的价格上涨, 逐渐向其他商品和生产资料领域扩散, 以致许多学者作出这样的判断中国存在着由结构性价格上涨走向全面通货膨胀的巨大风险。

2. 投资增长持续偏快, 推动中国经济过热增长

2002年至2006年,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6.9%、27.7%、26.6%、23.9%、24.8%。对宏观经济而言, 投资需求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有助于拉动经济走出萧条实现持续增长;另一方面, 过度的投资冲动也很容易推动经济走向过热。

3. 信贷规模扩张, 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

与经济高速增长, 与投资扩张相伴生的, 则是不断扩张的信贷规模及日益突出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从中国的信用扩张周期来看, 2000年以后, 银行信用系统逐步摆脱了1997年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紧缩局面, 而处于一个持续扩张的时期。2000年, 代表社会信用总量的广义货币M2增长率为10%, 此后M2的增速不断加快, 到2005年上升至21.1%。尽管近年来, M2增速有所放缓, 但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

4. 房地产和资产价格上涨孕育了巨大的经济泡沫与经济风险

房地产与股票价格膨胀产生的偏离经济基本面的资产泡沫, 导致居民存款从银行搬家, 流入房市和股市, 不仅增加了货币供应量, 吹大了资产泡沫, 加重了通货膨胀, 而且孕育了资产泡沫崩溃后经济剧烈收缩重组的巨大风险。

5. 来自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压力与困境

近年来, 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以每年约2000亿美元的速度增加, 到2007年底, 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长期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 如中国日益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倾销实施的对象;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增大;大量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入中国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这些都对经济过热和结构失衡, 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6. 国际经济风险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不利影响逐步显现

除了国际原油、农产品价格持续走高推动国内生产成本和物价上涨外, 2007年3月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逐步拉开了美国经济衰退的序幕。国际经济环境恶化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出口贸易产生不利影响, 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独立性与有效性, 特别是美国为刺激经济所采取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 有可能部分抵消或削弱中国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效应。

三、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动和影响因素

事实证明, 由于宏观经济发展波动性以及房地产业内在的多种经济因素的影响, 房地产业的发展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从第一次经济危机开始, 到第二次经济危机爆发之间, 定义为一个经济周期。每个经济周期都会经历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

1. 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动

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萌芽起步到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 这个增长过程不是平稳的而是波动性的, 发展至今, 大致经历了四个周期:1981～1983年的第一轮周期;1984～1990年的第二轮周期;1991～1996年的第三轮周期;1997年开始至今的第四轮周期。

比较这四轮周期可以发现中国房地产周期的表现形式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周期的长度在增加, 波动幅度在减小, 衰退与扩张的时间比在减少。可以判断, 未来中国房地产周期除了延续这一趋势外, 还将表现为周期每一阶段的变动将呈波浪式, 且变化越来越无规律性。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尤其是住房制度体制改革推动的结果。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 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已经经历了三个周期, 目前正处在第四个周期。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不少经济和社会问题, 出于对房地产发展过热的担心, 国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房地产业发展中出现的过热现象, 实际是其发展周期波动规律的表现。研究导致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原因及政府应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 对于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2. 影响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因素

分为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 内生因素在本质上决定着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周期性和持续性, 外生因素则是波动的初始原因或初始推动力。

(1) 内生因素主要包括房地产供求和房地产投资。房地产需求与供给。价格、收入、政策以及预期的变动都会使房地产需求总量受到影响继而发生变化与此同时, 房地产供给总量也会在技术、劳动、资金管理等条件变化的影响下不断发生扩张或收缩的变化。只有房地产供给和需求在总量和结构同时平衡的情况下, 房地产经济才能持续快速发展;供求总量和结构任何一方面出现严重失衡, 房地产经济就需要进行调整, 继而引发房地产经济的波动。

房地产投资。进行房地产投资决策时, 房地产投资利润率是需要被考虑的重要指标。利润率通过引导房地产的投资走向扩张或收缩, 对房地产周期的波动产生重要影响。房地产投资波动常被看作是房地产周期的引擎。

(2) 外生因素包括有直接影响的政策因素、有间接影响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因素。有直接影响的政策因素。指与房地产业密切相关、敏感程度较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等。这些具有明显周期性质的宏观政策因素, 在短期内对房地产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

有间接影响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因素。房地产业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率高度正相关, 宏观经济增长率越高, 房地产业发展速度越快;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有所区别。此外, 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变化、体制变迁等都会对房地产业的发展造成冲击, 影响房地产周期波动。

(3) 随机因素, 指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 战争、政治风波等社会突发因素, 以及不可预测的因素如科学技术的根本变革等。这些因素对房地产波动有突然、直接、猛烈的影响, 这些影响一般是短期的, 但有时也会持续很长时间。

3. 对我国房地产业宏观调控的建议

目前关于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的看法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未到波峰或者没有过热、已到波峰或者已经过热。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 房地产业发展长周期还包含一些短周期,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 房地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周期性波动是很自然的经济现象, 这些周期性波动都在可控的范围。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对房地产业进行宏观调控, 防止房地产业出现大幅度波动。

(1) 在加强周期性规律研究的基础上, 正确判断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一般可以通过房地产投资量的增减、产业增长率的高低、房价的涨跌和市场交易的旺盛等主要指标来分析和衡量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 评判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为此, 应加强房地产周期的研究, 积累经验, 建立房地产周期运行的监控指标体系, 为正确评判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提供科学的依据。判断正确与否, 是实施反周期策略的前提。

(2) 采取反周期策略, 预先采取措施, 避免大起大落引起的强烈震荡。当前, 房地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未来几年, 扩大内需仍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 如果没有房地产市场的活跃, 扩大内需就会缺少活力, 经济发展也将缺少动力。因此, 宏观调控政策首先要立足于保持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 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 力求与之相适应, 防止房地产业过热或过冷;另一方面, 也要充分发挥房地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作用, 积极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延缓周期波动, 缩小波幅, 实现可持续发展。

(3) 要处理好我国各地房地产业发展周期的差异性与宏观调控政策统一性的矛盾。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不一样, 东、中、西部差距很大。因此各地房地产业发展程度不一, 且房地产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 这就决定了房地产周期既有全国性的周期, 也有各地的发展周期。因此, 房地产宏观调控既要避免“一刀切”, 又要保证地方政府有效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更应是指导性政策, 由各个地方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参照实行, 用科学的发展观去调控我国的房地产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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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秀梅韩和林赵元兵: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分析-兼论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9 (1)

[3]田成诗.我国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景气关系实证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9 (7)

[4]何国钊:中国房地产周期研究[J].经济研究, 2006 (12)

应认真对待当前的政策变局 篇8

现在，我们相信市场已经没有心情再去讨论什么底不底的问题，对于聪明的投资者而言，目前更重要的事情，是要认真研究影响市场趋势的政策变量，以及与之相应的投资机会。

毫无疑问，目前需要重点解读的政策之一，即是温家宝总理日前关于“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的讲话。

在我们看来，总理讲话还是相当讲究的。首先，这是“适时适度”，也就是说，现在是不是到了调整之时还不清楚，而且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也只是“适度”。其次，调整将是“预调微调”，而不是“大调特调”，更不是“刺激”，这和四万亿有本质区别。

基于以上这两点认识，我们进而推论，市场短期内很难出现四万亿之后的那种普涨格局，前面更非一马平川，后市分化会很严重，符合产业方向和转型经济的板块和个股应有较好的表现，有些甚至会好得不得了，因为它们恰恰属于此次“预调微调”之范围，当然，不符合此范围的，可能还会原地踏步甚至继续下跌。

不过在总体上，总理讲话释放的信号对市场来说还是很好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给整个悲观弥漫的市场带来了信心和希望，令人鼓舞。但要让市场真正乐观起来，还需要一些切实的东西出来，目前还不宜急躁冒进，市场对总理讲话也不宜做过多的胡思乱想，尤其要注意地产股，不要对它有任何的心猿意马，因为房地产不太可能在微调范围之内。相反，在政策微调之际，我们认为，为了防范房价的反弹，政府更应加重打压房地产。否则，又会上演2008年“农夫救蛇”之一幕。

理清楚这个思路，接下来，投资者应该重点关注“预调微调”的具体政策将如何展开？又会涉及哪些行业？市场预计，涉及新兴产业、中小企业、地方融资平台、消费等领域的微调措施将渐次出台。我们要补充的是，在这些领域里面，未必都是机会，比如有关地方融资平台的政策，就可能给投资者制造新的陷阱。

对市场而言，“预调微调”的宏观信号固然重要，短期确实需要引起投资者重视并详细拆解，但在此之外，更值得投資者认真对待和长期思考的政策趋势，则是有关财税体制的动向。

可以说，在几乎没有任何预热的情况下，短短一周之内，从四省市自行发债到增值税的上海试点，有关财税变革的重磅政策就陆续出台，而这在之前极其少见。

我们都知道，财税问题从来都是一个国家的核心问题，历史地看，有关财税方面的变革，更是不到艰难时刻或者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动作的。对此，我们不敢妄自揣摩上意，但兹事体大，也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对此，由于我们所占资源有限，权且试着推测一二，以供投资者参考。一方面，在货币政策调控一年多后，大的宏观政策思路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充分说明，金融危机至今，各国依靠货币政策解决危机基本上已经走到了尽头，奥巴马都开始减税了，对于财政状况远远好于欧美的中国，更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在经济治理哲学方面，目前连重庆都知道凯恩斯主义不行了，提出要走供给学派的路子，要通过减税来促发展，想必更高决策层对此也不会无动于衷，至少表示表示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