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国外交原则

中国的大国外交原则（共9篇）

中国的大国外交原则 篇1

金融1402 吴芳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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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7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上发表演讲，宣布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王毅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以及“突出互利共赢”“追求公平正义”“弘扬中华文化”“提供公共产品”“倡导新型义利观”“承担国际责任”等一系列新提法，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了大国外交的新阶段。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一新理念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大国外交”，另一个是“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意味着，中国在对外交往中要体现其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气度和作为，要有大的国际担当，要负起大的国际责任，要做出大的国际贡献，包括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特色”更为看重。王毅外长认为，“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坚持得到中国人民广泛拥护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外交的根基所在。

第二是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不干涉别国内政等优良传统，同时要不断对此加以完善、丰富和发展。

第三是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践行平等等特有理念。这些理念既反映了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有助于更好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不断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

第四是坚持为国内发展和改革开放服务的第一要务。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又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与其他大国的一个重要不同。中国外交必须紧紧围绕国内发展这个大局，为此营造更为稳定、更加友善的外部环境。

所以中国在进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时会存在不少突出的特点： 其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我国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必然要求。我国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居二望一”，中国已站到国际舞台的中央，各种世界事务往往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中国有能力也有意志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以更加进取的姿态发挥更大作用，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塑造周边和国际环境。

其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并非只重视“对大国的外交”，其实质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外交理念、做法和模式。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涵盖刚果、特多、文莱、蒙古等小国，反映的是新形势下，中国对待小国之道，这本身就具有中国特色。

其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别于历史上及当今一些大国的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精髓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其中，“共赢”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新的外交理念。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自己不搞也反对别人搞我赢你输、赢者通吃，展现了我国开放、包容、合作的大国姿态。

其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还面临许多牵制和挑战。现阶段，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外部力量对我国战略防范和牵制的增加，二者是同步的，也就是说我国日益增长的力量还不足以使我们完全得心应手地应对日益增加的国际挑战。这就需要我国外交运筹帷幄，多方周旋。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并非只重视“对大国的外交”，其实质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外交理念、做法和模式。所以在中国特色外交中，中国有许多坚持的特点，其中“合作共赢”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很重要的一点，中国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打造全方位的合作共赢国际格局。

中国通过广泛开展经贸技术互利合作，形成深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网络。中国积极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建设，以之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抓手，将自身发展战略与区域合作对接，将“中国梦”与“亚太梦”、“欧洲梦”、“非洲梦”、“拉美梦”以及“阿拉伯复兴”联结起来，打造合作共赢大格局。同时中国倡议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推动区域互联互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这一倡议一经提出即得到域内外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这些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合作、开放、包容特点。

同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结伴而不结盟，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中国构建的伙伴关系有三个基本特征，平等性，和平性和包容性。中国积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已同世界上67个国家、5个地区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

同时中国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力争摆脱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对抗的老路。习近平主席指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美双方应该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从人类发展进步着眼，创新思维，积极行动，共同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不干涉内政而又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坚持和平解决争端。中国坚决反对日本背信弃义、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坚决反对日本歪曲历史和破坏战后国际秩序的图谋。处理南海问题，中方赞成并倡导“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

最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国际关系中倡导并践行正确义利观。正确义利观的要义是，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政治上，要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对外援助上，要真正做到弘义融利。

中国的外交需求与大国风范 篇2

王逸舟博士是国际政治学界才俊，著述颇丰。其２００３年出版的新著《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为中国在２１世纪实现内政与外交的完美结合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中国崛起，既需要自强，又需要一种具有大国风范的外交。而确定中国外交的路向，就必须以全球化为参照系，首先明确中国外交的基本需求。王逸舟提出，发展、主权和责任是２１世纪中国外交的三项基本需求，它们将共同决定中国外交的风格和前景。

发展需求是中国实现兴盛的基石。“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既是邓小平的谆谆告诫，也是对“发展需求”的简明表述。外交政策折射的是一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无庸讳言，只有国力强大了，外交工作才会“理直气壮”。王逸舟认为，“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不是外敌的入侵或其他战争，而是中国能否继续改革开放事业，自身能否保持稳定、有序、健康的发展”。

而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又必须有一个良好、有利的国际环境。因此，促进中国发展又是中国外交的落脚点和指示器。王逸舟在书中写道，“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目标，争取有利于改革开放的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是发展需求对中国外交的客观要求，也是衡量中国外交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尺。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全方位和立体化的发展，既是中国内政的任务，也是中国外交的使命。

主权需求是中国不可或缺的传统安全命题。主权独立和完整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制约中国的重要忧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国家统一，依旧是中国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战略家时刻不可掉以轻心的核心战略目标。王逸舟写到，“保障领土、边界和基本主权不受侵犯，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努力逐步实现国家统一”，是主权需求对中国外交的客观要求。能否为解决台湾问题营造有利的国际氛围，将成为检验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面。全球化凸显了金融危机、恐怖袭击、“非典”肆虐、生态恶化等新型非传统安全威胁。然而，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现时代，国家生存和主权完整依然是世界各国的先天之忧。中国尤其如此，中国外交责无旁贷。

责任需求是中国大国地位和大国风范的体现。同发展需求和主权需求相比，责任需求弹性较大，不易界定，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改善，责任需求在中国整体对外战略中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中国要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和主权需求，要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就必须在国际舞台上担当起与大国地位相称的责任，表现出大国应有的风范。

回报往往与责任成正比。中国外交要收取更多的回报，就必须负起更多的责任。时代不仅要求中国避免过分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和“撞击反射”式的反应外交，还要有更加高瞻远瞩的眼光、更加宽广博大的胸怀和更有全球性质的战略，一句话，外交更有大国风范。王逸舟强调，大国风范不是美国单边独霸式的嚣张，而是一种多边协商基础上的高风气度，是建立在充分自信心基础上的、内在实力与外在声望实现完美互动的一种外交风格。

中国的大国外交原则 篇3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28次踏出国门，飞行里程约57万公里，累计时长193天，出访足迹遍及五大洲的56个国家以及主要国际和区域组织。

世界上很少会有如此繁忙的元首专机;接待数百人次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来华;主持或出席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和活动。一次又一次的出访和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来访，无不彰显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和中国梦的逐步实现，中国的外交从大国到周边，从发展中国家到多边舞台。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相互依存更加不断加深，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作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只有世界的环境整体和谐，中国的发展才会更顺利，取得更长远的发展，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立于世界之外独自向前发展;中国作为世界大家庭中的重要经济体，她的发展壮大和政治态度对世界的整体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发展稳步向前，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和谐稳定，世界整体环境才会更加稳定，中国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将对整个世界的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大国外交读后感 篇4

“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这是《大国外交》纪录片的第一句话，旗帜鲜明的点出了该片的核心主题。

那么，在这个日新月异、风云激荡的世界，什么才是困扰世界的核心问题，中国的方案又是什么？《大国外交》纪录片通过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案例和深入浅出的道理完美的解答了我心中的疑惑。

我们知道，当今时代的主题依然是“和平与发展”，新科技兴起虽然令人目不暇接，但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谋求和平、实现发展的任务更加复杂艰巨，需要更多国家协力推动、携手前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思考并洞察人类前途命运、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提出了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是因为在各国彼此依存、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的今天，仅凭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独善其身，也无法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只有对接各国彼此政策，在全球更大范围内整合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才能形成合力，促进世界和平安宁和共同发展。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和思考，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实行“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最终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互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习主席在日内瓦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时曾以瑞士军刀比喻全球治理的工具，那么我想“一带一路”便是其中最锐利的一把攻坚武器。因为“一带一路”不仅将亚欧非大陆通过铁路、海路等物理方式连接起来，促进沿线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它更是一条友谊之路、和平之路，极大的增进沿线国家人民的交流和感情。当然，中国这把全球治理的“瑞士军刀”还有很多工具，如亚投行、上合组织、中非论坛、中国东盟自贸区、金砖五国论坛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和论坛，不断为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社会秩序和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困难提供中国方案。

如今，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已经被广泛地认同和接受。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中国的话语权在逐步的提高，另一方面像“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中国智慧确实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相反，如果像美国一样一味的强调本国优先，不断在热点地区炫耀武力制造地区局势紧张，退出“巴黎协定”，在全球范围内制造贸易纠纷，甚至利用本国的法律进行“长臂管理”以达到保护本国落后产业的做法越来越不得人心，传统盟友欧盟对美国的种种做法表示愤怒和批评，日本、新加坡等新兴盟友更是对美国单方面退出TPP协议表示了极大的失望，连一向在南海问题上充当马前卒的菲律宾也跟中国达成了友好磋商、和平对话的共识。这就说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本国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发展始终是各国关心的头等大事，而中国就是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崛起道路，做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和各国共建共享的合作伙伴。正如习主席所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国的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当然，当今世界并不太平，虽然没有大的战争风险，但是恐怖主义、“核威胁”、文明冲突、地区领土争端引发的暴力威胁、地区战乱不断，因此，作为有担当负责任的常委理事国之一中国一向遵循联合国宪章精神，认真履职尽责，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28次踏出国门，飞行里程约57万公里，累计时长193天，出访足迹遍及五大洲的56个国家以及主要国际和区域组织。这些年在杭州G20峰会、落实伊朗弃核协议、亚丁湾护航等国际重大事件上不断的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智慧，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力量和大国担当。尤其是当片中放到也门撤侨时国人甚至外国友人自发的拿着五星红旗时，我的内心充满了激动和自豪，那一刻，在中国的军舰上，国人和世界友人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最令人动容，祖国不仅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后盾，也能为世界人民带来安全与和平。

大国外交观后感总结 篇5

观《大国外交》有感：中国的担当

当前，我国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居二望一”，各种世界事务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的国际形象，尤其在第三世界的影响非同一般，正如在《战狼2》中展现的，非洲政府、反政府军对于中国政府倾向性的争取，以及影片最后男主角用手臂撑起国旗，带领车队，穿过战乱中的城市，安全回到中国驻地，更是激起了无数人的爱国情怀。8月28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新华通讯社、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政论专题片《大国外交》，更是全面展现了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形象。

一是坚持中国特色外交之路。正如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所说，我们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营造了我国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外环境新变化，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成果，王毅外长认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主动进取，积极作为”，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在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更加强调“底线思维”和“底线原则”，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针锋相对、在南海仲裁问题的有力回击、在韩国萨德问题上的刚毅决然、在印度非法入侵问题上的当仁不让，都表达出了坚定的“中国态度”。

二是坚持大国和平崛起之路。中国目前处于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积极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贡献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的足迹遍及五大洲、56个国家以及主要国际和区域组织，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中国—东盟、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等。外交部长王毅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坚持和平发展为战略选择，以寻求合作共赢为基本原则，以建设伙伴关系为主要路径，以践行正确义利观为价值取向，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努力目标。

中国的大国外交原则 篇6

摘要：21世纪，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是开展热点外吏，受军事力量、经济实力、政治体制、外交理念、利益相关度、决策者认知差异、热点问题性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大国和大国集团参与热点外交的手段各不相同，包括军事干预、向热点地区派出特使、形成应急决策机制、依靠盟友和准盟友的援助、派驻维和部队、利用大众传媒设置热点话题、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开展公共外交和提供经济援助等，本文旨在比较美国、日本、欧盟和俄罗斯热点外吏的基本模式，探讨其对中国开展热点外交实践的借鉴意义，探索中国特色热点外交新模式。

关键词：西方大国；热点外交；危机管理；中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D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2-0094-07

热点问题常表现为突发性、危害性、紧急性、易变性、连锁性和群体性等，中国参与国际热点外交，是进人新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重要外交实践。在构建指导中国热点外交的理论过程中，有必要总结西方大国和大国集团热点外交的经验与教训，洞察热点外交的规律性特征，概括地看，美国热点外交模式的全球性和战略性色彩鲜明，应急机制健全，应对危机的手段多样，但具有强加于人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特征，常背离国际道义；日本、欧盟和俄罗斯的热点外交模式，则带有区域性和策略性，主要服务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区域利益；未来中国开展热点外交需进一步利用多边主义舞台。与时俱进地理解不干涉内政原则，加强外援体制的创新，促进战略传播，在热点外交实践中维护国家利益，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一、美国的热点外交模式

美国代表的是世界霸权国的热点外交模式。美国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主导者、支配者和控制者，在处理热点问题上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以美国的领导地位为基础。当热点问题出现时，美国几乎总是首先发出倡议，影响欧盟、俄罗斯、中国、联合国、北约和其他国际组织，使之与美国的立场和政策保持一致，体现了国际体系的领导形象。

第二，以西方盟国为依托，在开展热点外交时，美国常常寻求英、法、日、德和加拿大等盟国的配合，协调立场。例如，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于1974年2月呼吁发达工业化国家召开石油进口国会议，并在会后成立了能源协调小组(ECG)，共商应对能源危机的外交方案。(2)冷战结束后，美国处理热点问题的安全合作载体主要是北约、美日联盟和美澳新联盟。1999年科索沃战争后，美国即发起“防务能力行动计划”(DCI)，启动新的“快速反应部队”。在阿富汗战争中，北约、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都发挥了重要的协助作用。

第三，以军事干预为主要手段。在热点问题上，美国政府从来都是一手借助外交和谈判，另一手采用军事打击。能在联合同安理会通过维和、制裁、政治解决或动武决议时，美国就用联合同的名义，如1990年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当安理会出现意见分歧或安理会决议难以在短期内取得通过时，军事手段便成为美国热点外交的重要手段，如195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总的看，美国在热点外交中明显表现出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相结合，政治手段与军事手段相结合，实用主义色彩十分浓厚，美具体采用何种手段取决于此手段的风险与成本，而不是某种道义或原则。在解决朝核与伊核问题上，政治谈判比军事手段风险更小，因此，美国更倾向于选择多边谈判形式。

第四，以处理突发国际事件的专门机构为平台。为应对国际突发事件，美国于1947年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该委员会被划为美国总统行政机构的一部分。国安会专门负责具体热点问题的评估、跟踪、情报搜集和预案制订，是总统、国防部长、国务卿等确定热点外交政策的重要平台；国安会的执行委员会则是制订热点外交政策的核心机构。通过整合美国军事、情报和财政资源，美国总统便将突发安全事态纳入到正常安全事务程序中。

第五，以大众传媒为辅助，制造热门话题。美国政府凭借掌握国际传媒导向和话语权的优势，经常通过引导国内媒体对美国关注问题的报道来影响国际舆论，选定热点话题，为美国政府开展热点外交提供舆论支持。美国主流媒体对“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的报道，使2008年9月南奥赛梯问题成为美国开展热点外交的主要对象，布什政府还向格鲁吉亚提供10亿美元援助，以增强格同俄对抗的资本，推动冲突升温。

第六，以反美国家为对象。美国的热点外交大都把反美国家列为对象，分别以防扩散和防人道主义灾难为口实，对反美国家进行打压。前者如对伊拉克、朝核与伊核等问题的干预；后者如对缅甸、苏丹、津巴布韦等问题的干预。

第七，以快速反应为表现特征。美国在情报搜集和处理、信息传播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均属世界一流，又在几乎所有潜在热点地区拥有驻军，对热点问题的反应速度也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一般为1- 10天。在中美洲等地区，美国的反应时间只有1-5天。美国对热点地区作出快速反应，一是因为它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机制较为完善，二是凭藉它在热点问题出现后能够迅速占领宣传阵地。

美国热点外交尽管比较成熟，但也存在缺陷。从主观上看，美国与当事方缺乏平等对话的态度和必要的沟通能力，也缺乏倾听当事方意见的耐心，常会表现出美国人特有的情绪化与傲慢，很少尊重对象国政府的感受。从客观上看，由于美国自视对世界和平肩负使命，在后冷战时期几乎参与了世界上所有的热点外交，其关切点遍布东亚、中东、中美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而随着美国经济状况的恶化和动辄滥用武力，使其干预战线拉得过长，热点外交缺乏重点，已经力不从心，不得不频频要求盟友、中国、俄罗斯和联合国在处理热点问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美国热点外交正出现回归多边主义的趋向。

二、日本的热点外交模式

日本是经济大国，又是资源贫乏的国家。日本的热点外交常与经济外交、灾难外交、援助外交等联系在一起，以维护本国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追求拓展政治影响力。其主要特点大致如下：第一，在低级政治问题上开展热点外交。日本开展热点外交具有选择性。日本不是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但十分热衷于拓展国际影响，竭力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会国。日本目前对国际上的政治类、传统安全类热点问题仍缺乏参与解决的身份、能力与资源。除朝核问题外，日本基本不在国际安全热点问题的解决方之列，但在经济和救灾等非传统安全方面，日本的热点外交较为活跃。如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等国际经济热点问题出现后，日本都积极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向债务国和政局动荡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仅1997年便向泰国提供了172亿美元的援助；2008年9月美国出现金融风暴后，日本再次成为第一个宣布向美国金融机构提供大规模援助的国家。日本利用经济热点问题提供援助的

政策，旨在树立经济大国形象，博取国际舆论好评，进而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第二，重视同美国协调立场。作为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盟国，日本在热点外交中十分重视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例如，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后，日本的资助金额高达130亿美元，主要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约旦、土耳其和埃及提供援助，成为名副其实的援助大国，2008年，在朝核、伊核、苏丹达尔富尔、缅甸、津巴布韦、格鲁吉亚等热点问题上，日本都与美国的立场保持一致，2005年朝核危机恶化后，日本同美国一道对朝鲜采取经济制裁。第三，注意协调外交部门与国防和情报部门的立场。近年来，日本在开展热点外交时重视推动自卫队和情报部门发挥作用。“9·11”以来，日本即通过修宪使自卫队走出国门合法化。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日本又派出750名自卫队员前往伊拉克“维持秩序”；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日本自卫队以搜救为由，再次走出国门。日本政府在热点外交中动用自卫队的做法已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第四，面对热点问题迅速制订预案。为防止热点问题威胁到本国安全，日本政府常在矛盾激化之前制订相应预案。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日本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决定成立伊拉克问题对策本部，并通过了“关于国内恐怖事件发生的对应措施”，以防止热点地区矛盾尖锐化，危及自身。朝鲜2006年10月9日进行核试验后，日本也制订了类似预案。第五，首相的作用日趋重要。二战后日本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一般奉“不出头”为美德，排斥独断型的政治领袖和决策主体，注重协调和自下而上的决策模式。这实际上扩大了内阁权限而限制了首相权限，日本《内阁法》和《国家政府组织法》使首相的权限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其他部门的总管职位，重要信息和情报通常不会在第一时间送达首相办公室。职能部门的垄断信息，造成日本热点外交的开展比美国和其他大国显得缓慢。但自小泉于2001年执政后，日本首相以“有事立法”为依据，试图提高首相在热点问题出现后的决策能力。“显然，日本立法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博弈，正在强化首相在热点外交中的主导作用。

日本在应对国内突发事件和灾难问题方面，已有一套成熟完备的危机管理体系。但在热点外交方面，日本的应急机制仍有欠缺，这与日本将国内经济与周边安全放在首位不无关系。前首相福田提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因日本国内政治动荡而搁浅；目前内阁官房长官、外相和防卫相之间试图加强协商，履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但在热点外交中尚很难及时整合各部门资源，从类别上看，日本的热点外交主要集中在经济和环境外交，而不是热点政治和安全外交；从地域上看，日本的热点外交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如朝核危机和东南亚问题，对中东、高加索和非洲的热点问题参与度仍还有限；从手段上看，日本的热点外交主要表现为经济援助和在政治上协同美国立场。总之，由于日本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提供援助，并将开展热点外交作为提高它政治大国地位、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王具，利益驱动色彩明显，缺乏平等意识和向热点地区提供公共物品的主动性，因此其热点外交模式具有局限性。

三、欧盟的热点外交模式

欧盟热点外交模式反映的是一种合众国或区域组织外交模式。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包括其前身欧共体)主要参与了格林纳达(1983年)、利比亚(1986年)、科威特(1990年)、索马里(1993年)、卢旺达(1994年)、前南斯拉夫(1999年)、伊拉克(2003年)、伊朗(2003年至今)、苏丹(2007年至今)等热点外交。欧盟的热点外交模式主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以人道主义和国际维和为旗号。欧盟参与热点外交通常从人道主义与国际维和等全球治理的角度出发，强调欧盟对国际热点问题承担的独特责任。例如，在科索沃危机爆发后，英、法、德欧盟三大核心成员积极开展外交磋商，并同美国一道向前南斯拉夫发动了军事打击，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保护人权；在索马里危机和海湾危机爆发后，欧盟前身欧共体积极介入，与美国一道加以干预；伊朗核危机出现后，以英、法、德为首的欧盟成为热点外交的主要参与方，第二，联合行动、单边行动与构建志愿者联盟相结合。欧盟各国参与热点外交的动机、利益和目标虽不尽相同，但欧盟在参与时既惯于以联合国、北约和欧安会为依托，通过派遣国际维和部队来强化对热点地区事务的干预，又会以双边形式联合干预热点问题，英、法等国甚至为了维护各自在热点地区的国家利益，采取单边行动。通常的情况是，欧盟成员国利益一致时，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较大；利益不一致时，则各国独自行动的可能性更大。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清洗时，法国便脱开欧盟单独采取了行动，此外，欧盟还会选择采取志愿者联盟模式，亦即在热点问题爆发时，从欧盟成员国中招募志愿者，任务完成后志愿者联盟自行解散。这种志愿者联盟具有灵活性、动态性与功能性，更像是一种行为而不是一个组织，由此可见，欧盟处理热点问题的方式，是综合运用多边、三边、双边、单边等多种形式。第三，注意寻求干预的合法性。为取得行动的合法性，欧盟首先会寻求在联合国、北约和欧盟的框架内解决热点问题，倡导多边主义，其次，欧盟很强调内部成员国集体行动，协调欧盟大国和小国的立场与政策，尽量做到联合行动；再者，欧盟也十分注重通过主流媒体影响公共輿论，以突出其行动的“维和”和“人道主义”性质，进而达到为欧盟干预政策披上合法外衣的目的。第四，建立欧盟快速反应部队。2000年11月20日，欧盟各国国防部长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设立快速反应部队事宜。各成员国国防部长还同意，未来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将配备10万人、400架战斗机和100艘战舰。欧盟快速反应部队(地面部队)的建立，为其采取联合行动奠定了军事基础。未来，欧盟还可能在现有地面部队的基础上，再成立欧盟空中和海上快速反应部队，以增强对热点地区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索马里海盗危机爆发后，法国等欧盟成员国迅速派兵打击海盗，第五，综合运用各种非军事手段，援助是欧盟干预热点问题的重要外交手段。目前欧盟约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0％和工业生产的30％，但已向国际社会提供了50％的人道主义援助和60％的发展援助，这些援助主要用于热点外交。第六，向热点地区派出特使。欧盟积极向热点地区派出待使，利用特使机制协调各方立场，使特使成为联系欧盟及其成员国、热点地区各方和关注热点问题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纽带，并通过特使管道，鼓励非政府组织向热点地区提供援助资金。科索沃和伊核危机爆发后，欧盟都派出特使协调各方立场。近年，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便以欧盟特使的身份多次在谈判中取得建设性进展，为英、法、德联合行动奠定了基础。第七，派出观察员，以维护热点地区秩序，监督各派

力量执行有关协议。2008年8月俄罗斯同格鲁吉亚爆发冲突后，欧盟于9月中旬召开了紧急外长会议，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9月30日宣布向靠近阿布哈兹及南奥塞梯冲突地区派出观察员。第八，加强欧盟成员国情报部门的整合和交流。欧盟在热点外交中的情报交流，包括双边与多边合作两个层面，也有两个目的，一是运用经济、外交和军事手段阻止热点问题的出现；二是在热点问题出现后加强危机管理。

不过，欧盟热点外交模式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各成员之间不易协调立场，达成共识。当成员国立场出现不一致时，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开展热点外交便会面临诸多难题，最终难以“发出同一种声音”。例如，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清洗时，欧盟中只有法国起劲，其他成员国均反应冷淡。1996年，希腊和土耳其因塞浦路斯问题发生外交纠纷，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欧盟对于冲突束手无策。1999年以来，欧盟制订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为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定下了基调，但在具体热点外交层面，欧盟要达成共识仍需经过多轮磋商和沟通。

四、俄罗斯的热点外交模式

俄罗斯的热点外交模式带有明显的军事大国色彩，俄罗斯是个正在谋求重新崛起的大国，对关系到俄战略利益的东欧地区、巴尔干地区、高加索地区、中东地区、中亚地区和远东地区的热点问题，均十分关注。它参与热点外交具有独特的模式。

第一，外交核心决策机制与辅助性决策机制相结合。1994年1月，俄罗斯紧急情况国家委员会更名为紧急情况部(全称“俄罗斯联邦民防、紧急情况和消除自然灾害后果部”)，被列为俄五大执行权力机构之一，有俄总统直接管辖，应对突发事件。此外，总统对外政策局是俄罗斯热点外交最重要的决策机制，1995年12月26日，叶利钦签署总统令，正式成立由他领导的总统对外政策委员会。该委员会是隶属于总统的协调性机构，成员包括外交部、国防部、对外经济联系部、独联体合作部、财政部部长、联邦安全局局长、对外情报局局长和总统对外政策助理，每月至少举行一次会议。1997年9月19日，叶利钦签署总统令，将总统对外政策委员会和总统办公厅独联体机构协调处合并，组建为总统对外政策局，其任务包括热点问题出现后转呈和分析对外政策情报，拟定总统对外政策决策方案等。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下属的安全会议国际跨部门委员会，也积极参与热点外交。该机构作为俄热点外交决策机制的参与部门，在热点问题出现时，即着手分析国际安全状况，确定俄国家利益，分析国际安全状况的情报。其主席由总统任命，设副主席一名，成员包括外交部长、外交部副部长、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安全会议副秘书、对外情报局副局长、紧急情况部副部长、司法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安全会议机关主任、财政部副部长、俄战略研究所所长等人。安全会议国际跨部门委员会实际上涵盖了俄罗斯各主要职能部门，使总统能够在国际热点问题出现后获得充分的资源配置，开展热点外交。

第二，拥有多元化的热点外交执行部门。俄热点外交的执行机构包括国防部、总参谋部、外交局、安全局、对外情报局、通讯与信息局、边防局、紧急情况部等。其中，紧急情况部下属的危机事态管理中心，包括搜寻救援部、民防部队、空中机动救援中心和高危救援行动中心，都负责国内热点问题的处理，也是国际热点问题处理的辅助机构。

第三，重视在联合同的框架内协调同中国的立场。中同和俄罗斯同属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均不具有西方国家属性，在朝核、伊核、伊拉克重建、缅甸、苏丹达尔富尔和津巴布韦等热点问题上，中俄立场较为接近，双方都坚持主张遵守《联合国宪章》，主张在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国际社会通过协商与谈判解决热点问题，反对西方国家动辄使用武力侵犯当事国主权。在关系到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中俄具有重要的可交换利益，如俄罗斯不附和“中国威胁论”，不与台湾地区发展实质性关系；中国在车臣和南奥赛梯问题上对俄罗斯的立场表示理解和尊重。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开展热点外交、协调立场，既有利于维护欧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各自利益。

第四，在关系俄战略安全与利益时，不惜动用武力解决热点问题。2008年8月8日，格鲁吉亚在西方势力的唆使下对南奥赛梯采取了军事行动。梅德韦杰夫总统果断作出决定，迎头痛击格鲁吉亚军队，并正式承认南奥赛梯与阿布哈兹独立。这是出于维护俄在高加索的战略利益和树立大国形象的需要，对美欧均产生了一定的震慑力。随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呼吁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制订第二个类似于《赫尔辛基协议》的“欧洲安全协议”，并建议召开由所有欧洲国家及该地区国际组织参加的泛欧首脑会议，讨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问题。

俄罗斯处理热点外交的最大特点是决策机制健全，能够迅速作出反应，不乏大国外交风范，俄罗斯处理热点外交的基本原则是，在关系国家安全与核心价值观时不惜使用武力；在不关系国家核心利益与价值观的热点问题上，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俄处理热点外交虽有果断一面，但也有粗疏之处，如不太重视充分发挥国际传媒的作用，未能有效开展公共外交，较少展示俄热点外交中富有弹性的一面等。这些都有损于俄在国际社会中的和平正义形象。

五、西方大国热点外交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西方大国的热点外交模式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其存在的问题也应当引起中国的重视，如美国热点外交的最成功经验是其国内形成了完备的多种应急机制，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但其不足之处是在处理热点问题上缺乏耐心，常常在和平机会尚未丧失时轻易采取军事行动，无视当事国的主权和尊严；日本政府善于在处理热点问题时巧妙地运用经济援助来树立自己的大同形象，试图影响热点问题的走向，但由于日本在提供援助时往往附加许多政治条件，导致其在热点外交处理过程中有强加于人之嫌，难以做到与当事国和当事方平等相待；欧盟目前形成了一定限度的共同热点外交政策，主要表现为创立特使机制和斡旋机制等；俄罗斯善于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参与热点外交，同时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干预热点问题。新中同成立六十年来，中国政府已初步形成了自身特色的热点外交模式，如向热点地区派出特使、派驻维和部队、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参与斡旋外交、向热点地区提供援助等，为研究需要，本文采取了简约的办法，将热点外交的手段分为“是”与“不是”两种情况，大国和大国集团热点外交的基本模式便可以从下表(表1)中看出。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中国热点外交实践凸现了伸张正义、尊重对象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坦诚相待、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发挥建设性作用等特色，但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今后中国开展热点外交亟待在以下两方面进一步改善：第一，创新外援理念与外援体制。外援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特别是在参与全球熱点问题治理的过程中，全球热点问题影响已越来越凸显，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也应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突出强调它的政治功能和长期战略效应，而不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从宏观上看，目前外援占我国GDP的比重明显偏低，宜逐年适当加大外援力度；从管理体制方面看，则应加强外交部的主导作用，做到统筹规划，可研究设立开发署作为外援的管理机构，归口外交部管理，以切实加强对外援工作的统筹。第二，加强战略传播，创新公共外交机制。中国应加大在包括热点问题当事国和地区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舆论存在。在理念上，对热点问题当事国和地区的报导、评论要注意客观公正，尤其要与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保持一致；在官方与非官方的互动中，要更耐心地解释中国政策主张的依据和思路，平抑热点问题当事国和地区对中国的过分要求。总之，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来，中国在处理热点问题上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宝贵经验，并已形成了中国特色热点外交基本模式，亦即在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现有能力开展热点外交，充分考虑各方的核心关切与核心利益诉求，平衡好中国国家利益与中国国际责任的关系，发挥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独特作用，在多边舞台上彰显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争取热点问题的和平公正解决，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

《大国外交》观后感_12 篇7

大国外交》六集政论片日前开播，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讨论。这部专题片以总书记外交思想为主线，全面的展现了十八大以来我国取得的外交成就，内心深处一种骄傲自豪的感觉油然而生。

世事纷繁多元应，纵横当有凌云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思考并洞察人类前途命运，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我想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可以做到如此，年来，总书记完成28次出访，飞行里程约7万公里，累计时长193天，足迹遍及五大洲、6个国家以及主要国际和区域组织，足迹遍及五大洲，实现了对大国、周边国家伙伴关系的全覆盖，真正做到了中国外交举要驭繁、砥砺前行，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习主席每到一处便会刮起一股魅力之风。

中国在世界舞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同世界各国建立了沟通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等。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守望相助，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实现同发展中国家整体合作机制全覆盖。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将带动沿线各国经济的发展和进步，造福各国人民，实现与其他国家的共赢共享、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已经进入全面展开的新阶段，成为我国提供的重要全球公共产品，为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国际社会获得广泛认同和热烈反响。亚投行的成立使人民币逐渐走向国际，在国际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独行快，众行远。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对“21世纪国际关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给出了中国答案。中国全方位外交布局实现新拓展，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更加紧密。面向未来，放眼全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必将不断书写新的篇章，铸就新的辉煌。在外交领域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中国外交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观看学习《大国外交》观后感 篇8

大国外交奋力开拓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追本溯源，文化一直是影响国家外交的重要因素之一。“大仁大义”“以礼相待”等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无一不渗透于当代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和新高度，通过特有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大国外交是中国外交观念发展与转变的新方向。大国外交体现了大国担当，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是对世界的担当，对国家的担当，更是对人民的担当。也门撤侨、亚丁湾护航、国际巡逻等，中国在国际社会活动中，切实贯彻“外交为民”宗旨，成为中国公民平安幸福的坚强后盾与有力保障。从外交为国走向外交为民，“以人为本”,这是中国外交观念发展与转变的根本方向。

大国外交是辉煌成就的记录，更是未来行动的宣言。《大国外交》讲述了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走过的风雨历程，所取得了巨大成就，所产生的世界影响，也有助于大家更充分认识当今世界格局新变化。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供应的旗帜，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全方位突破 篇9

近年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全方位新进展。中国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拓展了与各类大国的关系，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联系更加紧密，合作更加深化，全面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丰富了治理内涵，推动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盘点这些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成绩斐然。

拓展全球伙伴关系

建立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使中国外交如鱼得水，合作伙伴遍及世界各个角落。

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建立与拓展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创新之举。它超越了纯粹的“不结盟”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模式，其核心理念是“重道义、讲原则、谋共赢”，凸显了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求同存异”、“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哲学思想与核心价值理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亲和力。

中国摒弃和反对“零和”思维和游戏规则，不赞成排他性的结盟关系，主张世界秩序开放包容、多元互鉴，国际关系和谐相处、平等相待、合作共赢。中国周边外交“亲诚惠容”的思想正是全球伙伴关系在周边的现实反映。中国已经与67个国家和5个国际组织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思想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赞同和支持。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倡导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伙伴关系思想的升华。中国倡导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与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军事同盟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美国“军事同盟”是封闭的、排他性的，其根本目的是对抗，甚至是军事对抗。盟友关系并非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而是以美国为中心，其他国家依附或仰仗美国的安全保障。

相比之下，中国希望建立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不管前面有没有“战略”两字，都是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不针对第三国，始终贯穿了中国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万隆精神”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共同发展服务的。

中国倡导的全球伙伴关系没有“厚此薄彼”的刻意区分，也没有“你们与我们”的阵营之分割，追求的是彼此合作的“全球主义”和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主张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也并非以中国为中心，而是多中心、多层面、有不同支点的同心圆组成的全球和区域合作网络。就像互联网一样，相互联结、相互交错。它既有南南合作，又有南北合作，更有不分南北、区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世界丰富多彩，各国发展条件不一、发展模式各异，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提倡做加法和乘法而不是做减法，是1+1大于2，是“互联网+新时代”的各国相互学习、连接和合作的新模式。

全面参与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事关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是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准绳和框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二十国集团（G20）核心成员，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也是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思想和方案，丰富治理理念和机制，将对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习近平指出，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治理正经历重大变化，这是全球治理变革的背景。这些变化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神话，西方国家软硬实力受损，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各国都在探索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机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迪的《21世纪资本论》虽相隔几百年，却都深刻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相比的获利优势和资本贪婪本性。

二是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世界力量对比的“东西方鸿沟”迅速缩小，全球治理正逐步从“西方一统天下”向“东西方共治”转变。尽管如此，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制内话语权与自身力量增强并不匹配。

三是中国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唯一亮点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应对金融危机中的无私、杰出表现赢得世界各国的赞誉。中国的制度优势、道路优势和发展模式由此受到世界广泛关注和认可。

中国全面、深入参与全球治理表明，中国正以实际行动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推动全球经济恢复强劲可持续增长。其中突出的例子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创新了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模式，为区域乃至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新思路，已得到60多个国家的欢迎，是新世纪亚洲、欧洲和许多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重大机遇。中国正与沿线国家进行政策沟通、发展战略对接，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一体化、资金流通以及文明交流互鉴做好准备。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新国际金融机构将给“一带一路”建设增添强大动力。

尽管美国推动达成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OPP）在制定全球治理新规则方面排挤中国，中国却始终对TPP等区域一体化设想抱开放态度。中国是世界128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将在国内四大自贸区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同时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放，而且更加侧重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开放，如同亚洲腾飞的“双翼”，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世界经济强劲发展。

全球治理领域变革尚未有穷期，它将深刻影响新世纪国际秩序、国际规则的调整和重塑。各国高度关注中国作为G20核心成员和2016年轮值主席的引领作用。这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全球治理变革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大好时机。

特色大国外交显效

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为指导，中美关系在矛盾中向前发展，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中国与欧洲等中等强国的关系开创新局面，“东西南北”的地缘政治概念被打破；中国与金砖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正在深化，巩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基。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成功的国事访问是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中美矛盾不断出现的背景下进行的，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尽管最近中美在南海问题上分歧突出，美国进入大选期处理中美关系的难度和不确定因素增加，但中美沟通渠道畅通，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依然是两国的共识。

这些基本共识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双方都不认同中美作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然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在坚定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基础上坚持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道路。美国欢迎中国发展壮大，希望美中进行建设性竞争与合作。二是中美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变革达成基本共识，美国对中国可能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担心有所缓解。秩序与规则之争历来是国家竞争的核心，也是中美在国际关系中碰撞的焦点。它既事关国际秩序，涉及全球治理体制，又关乎主权利益，对中美能否和平相处、合作共赢至关重要。中美在G20的密切合作为防止世界金融经济崩盘做出了贡献，使两国认识到，中美“块头大”、国际影响力大，中美合作不仅仅事关两国利益，更将影响世界的发展与稳定。三是中美坦诚以待，不回避分歧和矛盾，加强分歧和危机管控，建立两军沟通机制，搭建网络安全协调渠道，充分表明两国关系渐趋成熟，有能力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和对抗。

此外，中国加强与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中等强国关系是中国特色全方位外交的重要体现。中国建立全球伙伴关系设想与这些国家同中国发展务实合作、搭中国发展“顺风车”的愿望不谋而合。

习近平主席对英国访问获得巨大成功就是典型例子。中英在核电、高铁、金融等领域深度合作开创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国际产能合作的新领域。国际关系中“东西南北”的两分法被打破，全球基于利益共同体的伙伴关系被广泛接受，中国共同发展、合作共赢思想越来越受欢迎。

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西方中等强国与美国在对外战略上有较大分歧。他们与巴西、印度、印尼、土耳其等发展中大国一样，都主张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2008年金融危机及紧随其后的经济和债务危机，给西方中等强国一个警示，那就是全球治理体系包括货币体系需要变革，以减少系统性风险。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思想被许多中等强国所接受，他们愿意加强与中国协调，改进全球治理体制，以反映世界格局转变的现实。

中等强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凸现，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应重视发挥中等强国在全球和区域不可或缺的作用。当前，中等强国既包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也有墨西哥、土耳其、伊朗、印度尼西亚、南非、阿根廷、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发展中国家或者其他国家。中等强国的特征是能在国际事务各领域采取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为自己制造腾挪和折冲空间。这些各具特色的中等强国已构成国际社会的“中产”和“中高产”阶层，成为推动国际权力结构向扁平化发展的动力源。如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由韩国、墨西哥、巴基斯坦、阿根廷等挑头的“团结谋共识”运动，成为打破日本、德国、印度、巴西“四国联盟”以捆绑方式强行获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重要力量。

再次，广大发展中国家始终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基和战略依托。中国十分重视自己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关系身份认同。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期间强调的那样，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会忘记在20世纪70年代初，是发展中国家支持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这种血肉联系将始终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础。

当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发生双重“重心转移”：一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持续提升，仅中国就连续几年超过30%，世界经济增长重心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二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中国对外经贸重心从发达国家逐步转向发展中国家。

21世纪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80%和20%。到了2010-2013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完全颠倒过来，变为19%和81%。中国贡献率最大，约为35%。

中国近年来的出口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中国增长最快、发展潜力最大的贸易伙伴。从出口增速看，2013-2014年中国出口增速回落到7.2%，其中G7国家降到4.4%，其他发达国家7.4%，金砖国家为6.1%，其他发展中国家仍有12%，其中东盟增速最高，为16%。从中国出口比重看，2000年G7国家、其他发达国家、金砖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四类经济体占比分别为48%、35.2%、2.7%、13.9%。2014年这四类经济体占比变为3.9%、30.8%、6.2%、29.2%，发展中国家份额上升近19%。

中国外交需要与时俱进，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关键伙伴作用。充分体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一带一路”倡议颇能说明问题。这项倡议的实施将使中国从过去主要侧重对发达国家开放，转为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重开放，并将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摆在优先位置，实践了邓小平30多年前提出的“三个方面开放”全方位开放的战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