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质量问题的检讨书

第1篇：产品质量问题的检讨书

自省与建构：当代中国法治评估问题的若干检讨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本土法治评估运动方兴未艾。中国法治评估建立在理论、技术、制度和现实基础之上，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国外法治评估的引入与地方评估实践的开展，积累了大量关于中国法治评估的经验教训。当前，中国法治评估实践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价值标准缺失”“制度指向混乱”“功能配置局限”及“数据真实与监测缺位”。建设中国本土化的法治评估，应当从“设立相对统一价值标准”“建立评估制度维度基本框”“明确自身功能定位”以及“建立规范的抽样与复核验证程序”四个方面入手，进行理论层面的解答和建构，为中国法治评估的调整、改进提供积极的意见或参考。

关键词：法治评估; 价值标准; 制度维度; 样本复核

时至今日，法治在全球范围内的诸多国家得到认可与适用，正如《民主与价值观念宣言》宣称“我们相信法治，它公正地尊重和保护着每个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法治成为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秩序等价值的保障与条件。“从国际经济领域的投资合作，到人道援助的成效考虑，一国的法治状况都受到相当多的关注，客观和准确地评估一国法治状况就成为一种现实需要” (钱弘道，2012a)。在这种背景之下，法治评估营运而生，从美国的兴起到传播至全球多个国际和地区，发展至一种国际化的法治衡量工具，也成为评价一国法治发展水平的标尺，得到全球范围内多数法治国家的认可与推行。中国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引入该工具的，在引入法治评估的同时又赋予其新的功能与任务，着力将其打造为中国法治建设的“助推器”。然而，法治评估引入之后却出现种种争议和讨论，对评估法治内容的争论以及评估方法与技术的怀疑也甚嚣尘上，甚至有学者将法治评估视为一种数字化的工具或游戏(志灵，2008;陈林林，2013)。为此，笔者从法治评估的可行性出发，分析法治评估在国内外的实践样态，并通过对中国法治评估实践中基本问题的商榷和探讨，洞悉当前中国法治评估中的不足和缺陷，借此对当下中国普遍推行的法治评估提出合理与科学的改良建议。

一、中国法治评估的可行之基

法治评估在中国的应用首先应解决三个核心问题：其一是法治能否实现(中国)评估?其二是法治评估是否适合中国法治?其三是中国是否需要法治评估?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结合并指向法治评估的基础。笔者提出中国法治评估的法理基础、技术基础、制度基础以及现实基础四组基础维度，并对此进行详细的论证参见表1。

(一)理论基础：法治内涵的可分性

法治评估是指通过法治内涵的概念化和概念的操作化，建立法治相关指标，运用一系列实证方法，对国家、地区抑或是社会的法治状况进行评价的一项系统工程。法治评估的关键在于提取与法治概念对应的类型化要素，借此生成出细微的法治指标。事实上，类型化的法治要素在法治理论中早就存在。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出了法治的双重意义(亚里士多德，1965)，古罗马和中世纪时期，法治的细化趋势也未停止，并形成三项法治划分的共识(夏勇，1999)。自由资本主义兴起以后，学者们对法治要素的划分也趋于精细。马克斯·韦伯提出法治秩序的主要标准(季卫东，2008)、富勒提出法律的内在道德亦即法治的八项要素(2005)、拉兹提出合法性法律模式的八项构成要素(2005)、菲尼斯提出法治八项要件(2005)等。我国学者吸收了西方学者的法治划分思路，基于本土法治国家建设的特征和需求，提出了中国的法治构成要件。李步云提出法治国家的十项原则和要求(2003)，张文显提出实现法治国家的技术条件(2007)，夏勇提出法治的十大规诫(1999)等。学理上概括的类型化法治要素，历经由简单到复杂、由模糊到明晰的过程，形成内容丰富且层次多样的划分标准，构成了法治评估可行的理论基础。现代各国，无论是成文法国家还是判例法国家，在保持法治价值追求的同时，开始在法治的形式上相互借鉴和学习，使得法治基本要素出现趋同，呈现出一种法治全球化趋势，这些理论上的共识和对法治要素的认同也使得法治评估在中国的开展具有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二)技术基础：指标与统计技术的成熟

在法治的概念可操作化为不同要素的前提下，如何将法治的各种属性和特征抽离成各种可测的、可数据化的指标，仍需要可行性的技术支持。这种技术支持主要源于指标自身的认知功能和先进的统计分析技术。

一方面，法治指标自身具有认知功能。作为一种测量尺度，指标能用来准确描述、反映、比较和评价法律现象及其发展与变迁的规律(冉井富，1999)，准确反映法治建设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和缺陷。认知功能强调法治指标具有可计量性、概观性、现实性概观性是指法治指标能够描绘某个国家、地区的整体法治图景。可计量性指法治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和数据是具体、精确、直观的，是可以计算且可以用于横向比较的。现实性指法治指标是法治建设的现实反映，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法治实施的运行现状、运行效果和运行变化等。，通过对法治概念的层级操作，使抽象概念下降到经验层次，形成可实际测量的法治指标。通过数据汇总并按照权重比例折算成为直观数字，评估区域对象的法治程度，对比不同区域的法治差异，并引导社会成员对法治建设形成最优行动选择。

另一方面，量化方法与技术的成熟与进步。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以统计分析为核心的定量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研究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实践，量化技术包括指标操作、抽样策略等都较为成熟，统计应用也从最早的简单百分数等统计量发展到回归和方差分析，再发展到多元统计分析、结构方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等。这些技术手段从经济学、社会学领域逐渐扩展至法学领域，白建军以“死罪”案例为样本进行法律解释学的实证研究，作出死刑阶梯与关系的分析就是很好的例证。随着统计分析技术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推进，通过计量与统计技术把握研究对象的共性问题成为现实可操作的方法，为法治的评估量化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技术保障。

(三)制度基础：相对完备的规范体系

以法治作为立国之本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而法治评估的制度基础就是待评估地区或国家是否确认了法治的治国形式，这也是采用制度性进路开启法治评估的关键所在。制度性进路是指“以法治规范为维度组成法治概念并寻此进行评估操作化的方式”(张德淼，2014)，这种方式较之价值性进路而言，可使研究更为聚焦(戴耀廷，2007)，也符合当前中国法治建设的制度配置状况和对法治评估的特定需要。

法治评估的制度性路径要求评估区域或国家确立法治制度，而法律全球化背景下，无论是国际法的国内化，还是国内法的国际化，实际上都导致了在一国或一地区范围内的法律制度在更大范围甚至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朱景文，2006)，这也给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提供了更广泛的可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制定法律过程中吸收和借鉴了大量的外国法和国际惯例，这些普遍性的制度规范在长期适用中不断修改和增补，逐渐融合中国本土法治现实和法治需求，形成了既具有全球化特征又具有地方性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2011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则是对业已形成并普遍适用的法律制度化、体系化的确认。中国现有的、相对健全成熟的法律制度及其广泛实施，恰恰构成了法治评估的制度性基础，给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项目开启提供了充分的可行性。

(四)现实基础：中国地方法治实施的现实困窘

中国是全球法治化进程中的一员。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十六大报告分别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列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对依法治国进行纵深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法治治国提升至新的高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并将“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作为法治发展的有力抓手。到了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规范、法治实施等五个体系成为会议主题，与之相对应的是各级政府、社会团体、个人的职务行为、组织行为、个体行为也被纳入到法治化轨道中。然而，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法治建设所处的阶段、状态和普遍性问题，学术界和相关部门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关于中国法治之路的选择以及内容取舍仍处于不断讨论中。

法治评估恰能回应这一悬疑。法治评估能够实现对不同社会体制和文化的比较，为改造权力结构提供更清晰的蓝图，以及使法制建设的具体举措和绩效的评价趋于统一化(季卫东，2008)。法治评估通过量化手段能够从整体上分析中国法治实施的状况、程度、问题，能够从纵向上反映法治建设投入实施之后的成绩和不足，从横向上反映不同地区法治实施的类似与差异，促使不同国家、地区之间进行法治领域的比较与沟通，为现行法律体制的发展完善提供资讯，追求更高水平的法治，改善法治环境。马怀德教授甚至认为，在中国推行法治与发展经济一样，需要来自政府的强大动力，“包括法治指标在内的较为全面的政绩考核标准，恰恰能够提供这样的动力”(马怀德，2011)。这大抵也反映了法治评估对落实依法行政、促进司法公正、推动法治进程的现实价值。

二 、法治评估的国外引介与地方实践

(一)国际法治评估项目的萌生与兴起

倘若将理论上法治的细化作为指标形式理解，法治评估的理论解说看似历史源长。但是，从操作层面建立法律指标却只能追溯至美国学者伊万。伊万在1968年提出法律与社会相结合的70项指标;1979年，梅里曼、克拉克和弗里德曼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法律与发展专项研究中，将法律制度分为立法、行政、司法等六个方面，在每个方面内部从机构、工作人员、程序和消耗资源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形成法律制度的分析结构(朱景文，1994)。截止1999年10月，专门编制民主、法治、治理等相关指数的研究报告与出版物至少有十多种，例如《世界自由度指数》《欧洲自由指数》《国家风险评论》《世界发展报告》《全球国家风险指南》《国家风险服务》《全球竞争力调查》《转型国家》等(占红沣，2011)。2005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别财富报告》正式提出“法治指数”的概念，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对公民守法意识及对该国法律制度的信任程度进行评判(The World Bank，2006)。2007年，由维拉司法研究所及阿尔特斯全球联盟主持的“世界正义工程”在沿袭西方法治理念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合法政府、公布法律、正当程序、可实现的司法正义为原则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Mark Agrast，2011)。2011年由联合国相关部门与世界银行联合发起的法治指标项目，旨在辨认不同国家或地区法治发展的状况及其间存在的问题，为各国法治改革提供参考意见。

近年来，随着法治视野的开阔和评估学认识的深化，特别是一些国家以社会系统工程为框架在各个领域推行目标管理模式，法治指标作为一种衡量标准和研究方法在各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例如美国政府颁布《政策规定绩效分析》(黄良进，2009)，对政府工作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考评，此类的实证性法治指标体系日益增多。香港法治指数调研，标志着法治评估开始引入并应用于中国部分地区;“法治评估试验田”的余杭法治指数在2006年发轫，法治评估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制度和方法创新得以兴起。

(二)中国法治评估的地方实践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首部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1(2003)》，2008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我国首部政府法治白皮书《中国的法治建设》，关注的法治重点从起初的“热点问题”解读转变为行政体制和司法改革实践，进一步发展为“国情调研”和“地方法治”等明显带有量化特色的实证研究。例如，《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1年、2012年连续收录了“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10(2013)》还收录了“余杭法治指数报告” 《中国法治发展报告》关注重点的转变可从每年目录的变化中发现。2003年报告中突出强调个案形式的“热点问题报告”，而到2008年、2009年，法治改革、法治建设、法治实践成为报告的主体内容。2011年、2012年更是将实证调研、指标数据资料作为其重要组成，在“国情调研”和“地方法治”栏目中列入部分全国性量化数据和区域性量化数据报告，体现了法治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突破。，2014年发布的法治蓝皮书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典型法治经验的具体描述。

与学界的热烈讨论相比较法治评估在学界引起较多的关注和讨论，多数学者对法治评估持肯定态度，观点集中于“为什么进行法治评估”、“如何进行法治评估”等，有学者从法治基本理论出发，对法治评估的前提、正当性和功能作出论述，也有学者关注全国性或区域性法治指标的建构与推行。质疑者多集中于指标设立的条件和功能等问题，以及法治评估的本土操作化问题方面，对法治评估是否能够反映中国法治状态，法治评估方法是否真实有效存有质疑，而非绝对摒弃法治评估。，法治实践领域早已悄然出现以政府为代表的法治评估运动。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行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指导意见〈讨论稿〉》以来，以行政级别与区划作为基本单位的各类法治评估项目层出不穷，例如，2010年湖北省颁布的《湖北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2011年辽宁省颁布的《辽宁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2012年广东省惠州市颁布的《惠州市法治政府评价指标体系》。近年来，中国法律发展指标研究为法治评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朱景文，2007、2011)，立法后评估和司法绩效评估(张禹，2008;丁贤;2008;刘松山，2008)等立法、司法领域内专项评估的广泛开展也为法治评估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教训。2006年，中国内地出现首个法治评估实验项目——余杭法治指数，设置“党委依法行政”等九组指标，以客观数据、考评及民调为方式，设置内部组、外部组和专家组对调查结果进行评议(钱弘道，2013)。2013年，中国政法大学政府研究院组织实施的法治政府评估项目，发布了《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3)，覆盖到全国53个省会城市、较大的市，并做出相应的排序。2014年，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项目组组织实施司法文明评估项目，覆盖全国9个省和直辖市，实现了对不同省市司法文明程度的量化考察。虽然这些评估项目涉及层面较为狭窄，内容相对简单，但其设置操作化指标，采用量化技术，保证了数据的丰富性和受访主体的多样性，具有积极和进步意义。

三 、中国法治评估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正如吉尔兹所言：“法学与民族志，一如航行术、园艺、政治和诗歌，都是具有地方性意义的技艺，因为它们的运作凭靠的乃是地方性知识”(吉尔兹，1994)。法治无法摆脱地方性特征的约束，具有嵌入特质的法治评估也必须结合中国自身的体制结构特征、法律文化特征和公民意识状态作出，否则就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局面。那么，当前普遍开设的法治评估是否契合中国法治的本土情境，已开展的法治评估是否建立了富有操作性和科学弹性的评估方法，是否真正起到评价、预测中国法治的成效，仍面临着重重问题。这些问题同时也是一种挑战，查找法治评估在本土改造中的不足与缺陷，才会让我们有效调整和改善法治评估，发挥其真实功效。具体参见表2。

(一)法治价值标准缺失

量化法治的重要特征在于实践性，保持其实践性的前提在于定义法治。“法治是一种理想的运作体制和人类追求的目标……法治追求的目的是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权力主体的法律精神密切相联的……最终归结到法的精神与理想上去”(眭鸿明，1999)，任何对法治的定义都必须承载基本的价值标准，否则终将背离法治的追求。拉兹、富勒等人提炼形式价值要素对法治作出抽象界分、自由主义者基于实质要素对法治作出理解以及塔玛纳哈提出的涵盖形式与实质价值的综合法治构想莫不如此。

已有国际法治评估项目中也能看到法治价值标准的应用，在“世界正义工程(WJP)”法治指数设计中，研究者提出“形式合法”“法律颁布”“正当程序”“可实现的司法正义”四项原则(理念)，将这些要素贯穿于法治评估的全过程。在中国，法治建设在规范层面具有统一性，在价值层面也具有共通性，但多数法治评估却没有呈现出完整的、普遍的法治价值要素。譬如，“湖北法治评估指标体系”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中提出“权力运行的限制与制约”“民主建立健全”等价值相关要素，但其使用更像是对“依法行政”的操作细化而非价值要素的融入(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2013)。部分法治评估研究者认识到法治价值在法治评估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但这些项目所提炼的法治价值要素相对片面，且使用上较为隐性。例如，余杭法治实验中提出“法治不仅是一个执政者和公民都应该遵守的法律规范系统，更是一个包含强烈价值内涵的观念与实践”，并就此提出“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两项价值要素(钱弘道，2013)。从这两个价值要素概括中国的法治价值是否合适，是否能够满足中国法治评估的价值需求还有待商榷。

客观而言，“评估的基本逻辑……首先是确定价值尺度，即在什么样的标准下对评估对象进行评估才有意义”(Fournier，1995)。作为截取纷繁现实材料并剔除无关信息的一种筛选技术，指标之所以承载与反馈法治内涵与特征，是因为在从抽象层到经验层的推进过程中，我们能够建立一个贯穿于法治评估指标体系所有环节的价值尺度，赋予经验客观的测量指标以更加普遍性的法治价值指引，这也是“世界正义工程(WJP)”法治指数能够突破不同国家或地区法制多样限制，实现不同地区比较的关键所在，同样这也是中国法治评估屡遭诟病的重要原因。

(二)制度指向混乱

就中国主要采取的体制性进路而言，因其以制度结构要素作为指标划分的依据，研究的基点即制度指向尤为重要(张德淼，2014)。然而，在当前中国法治评估实践中，制度内容的选择与适用上仍处于一种混乱局面。

“法治指数是全球化时代绘制世界法律地图的一种新构想，也是全球法律散播的一种新形式”(鲁楠，2014)，具体至中国空间维度上，各地推行的法治评估是国家法治思想散播的重要方式，但同时各省市也出现了林林总总、各行其是的评估指标的创设局面。例如，国务院和各省级机关的“法治政府指标体系”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行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指导意见(讨论稿)》;2010年湖北省颁布《湖北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2011年北京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2013年4月广东省发布《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 、行业机构的“xx法治指标体系”2013年国家工商总局颁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法治工商建设评价指标体系》;2012年江西省宜春市工商管理局颁布《宜春市工商系统法治工商建设考核指标体系》。 ，不同市区级机关的“法治城市建设指标体系”2008年发布的《青岛市创建法治城市目标责任分解》和《青岛市开展法治城市自测评估体系》;2012年颁布的《沈阳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2012年1月颁布的《惠州市法治政府评价指标体系(试行)》。，等等。再例如，余杭法治指数提出的九组指标中与各省市推行的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在“依法行政”“规范市场”和“监督体系”方面较为相似，但在其他方面却大相径庭。

从时间维度上看，即便在相同空间范围内的法治评估内容仍有不同的表述。例如，2010年湖北省已经颁布实施《湖北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2013年又再次建立 “法治湖北”指标体系(方政军，2013)，后者远突破前者关于法治政府评估的设定，并将经济、文化、社保等一揽子内容都归入法治评估名下，二者的区别显而易见。

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维度上，中国法治评估都没有在法治制度适用上实现统一、规范的表述方式。法治指标体系的功能原本就是建立一个相对普遍适用的模式，实现对国家或区域的法治状况的客观与量化的描述，然而在中国内陆这个法制体制统一的范围内，不同地区、行业却出现各自为政、各自评估的局面。自己做自己的评委，与其他地区无涉的作法是否能够准确评价法治建设状态呢?这点仍存在疑问。同一地区并行的不同法治评价指标体系之间是相互补充还是相互拆台，抑或是各自为战，也很难作出合理和科学的解释。

(三)功能配置局限

量化评估有助于衡量和评价法治状态，但是量化研究方法亦存在先天不足。量化研究具有描述普遍性和整体性的功能，涂尔干在《自杀论》中用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分析反常的自杀，得出当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时，会发生自杀现象的结论就是很好的例证(迪尔凯姆，2008)。但是，量化研究亦具有局限性，如未得到恰当和谨慎的使用，就可能形成不科学、不真实的判断。

在中国法治评估实践中，研究者倡导法治评估正向功能的同时，往往忽视掉其在应用中的功能局限。其一，功能逾越。如果说通过评估采集法治资源、测量法治信息的功能定位尚且合理的话，那么，将法治评估理解为指导法治建设、引领法治改革方向乃至加快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程却比较牵强。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法治评估的定位，法治建设与法治评估是一种主辅关系，二者之间不是“一”对“一”而是“一”对“多”的模式。在法治评估之外，还包括“法律顾问制度”“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社会普法教育机制”等多种辅助手段。显然，在评估项目实践中，法治评估的作用被过度渲染。其二，功能错位。中国法治评估活动中，研究者习惯于将不同地区的评估结论数字化进行排序，用来衡量评估地区的法治化程度和地方政府的法治治理能力。但是，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只能反映评估地区的法治相关规范、制度的落实情况以及问题与成效，而无法反馈该地区提供的法治环境与法治现实水平。至于地方公权力机关的治理能力方面，也会因当地经济、文化、民族等多重社会性因素而多有差别，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实难衡量政绩的有效依据。不恰当地理解和应用法治评估，势必对地方法治建设的开展产生副作用。其三，功能空白。尽管多数评估项目也提出查找、捕捉法治问题的功能，但是多数评估结论大都是给出大概分值，例如余杭指数、法治政府评估等，对普遍法治问题、核心法治难题、法治实施缺漏的发掘和分析尚显不足。

(四)数据准确真实与监控缺位

法治评估的真实有效不仅源于指标设计的合理和科学，是否能够真实地收集资料、获取样本更是法治评估成功与否的关键，甚至决定了评估活动的价值和意义。目前，中国法治评估实践项目对数据收集的价值与作用有所忽视。其一，抽样方法混乱。抽样是一种选择调查对象的程序和方法(袁方，1997)，抽样调查必须有整套严密思考且符合数理原则的选择程序才能保证调查结果的使用价值(卢汉龙，1986)。科学合理的法治评估问卷，只有通过概率抽样方法从整体框中抽取样本，才能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和推论总体的可能性。以余杭法治实验调研来看，其设计的主观指标“人民群众满意度调查问卷”是通过实地民调500份以及网络民调649份完成的(钱弘道，2008)。但网络调查本身是典型的非随机抽样;实地调查的问卷来源是采用分层、多段、整群、简单随机等随机抽样方法，还是方便抽样、配额抽样和立意抽样也没有作出解释和说明。以此样本数据是否能够对余杭居民的整体法治满意度作出推论也存在疑问，这种做法在后续的法治政府评估中也同样存在。其二，样本数据质量监控问题。样本数据的真实性可能是量化研究最关注的操作问题，就余杭法治指数而言，客观数据来源于相关机构的统计数字，其数据的真实性处于无监督状态。以余杭信访局提供的“信访案件结案率”指标为例(钱弘道，2012b)，2007年到2011年信访结案率均在99%以上，此类数字关乎政府机关的政绩，未经调取复核原始材料无法判断其真实性。而主观数据的复核主要可以采用回访等方式，实地调查的问卷尚可通过电话回访、实地回访等方式确认，但网络民调却无法复核查真。第三，研究人员的独立性问题。世界正义工程采用的是第三方介入的方式(Agrast，2011)，而在余杭法治评估、中国法治政府评估乃至司法文明指数中转变为政府合作模式(钱弘道，2012a)，政府既是被调查主体，又是与专家学者配合的资料收集主体，还是保证资料真实性的监督主体(王周户，2011)。尽管这与我国政府主导的法治发展模式有关，但由此对数据真实性产生怀疑也是合理的。特别是法治评估的结果用做评价官员工作的依据，很可能会促使他们干预法治评估，令评估的可行性及公正性受到质疑(戴耀廷，2013)，甚至容易沦为投机者和政绩工程的工具，损害我国现行法治的良性运行和渐进发展。

其实，早在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正式提出“依法治国”指导方略，法治的重要作用已经被接受和认识。随着立法、行政及司法改革的推进，特别在2011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后，法治改革和创新也已经成为衡量地方政府、机关业绩的“软实力”。尤其是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突出强调法治中国的建设，各地兴起政府主导的“法治评估热”是地方法治建设的刚性需求还是政绩工程掩饰下的利益争夺，我们仍需清醒和理性地看待。

四、中国法治评估的理论构建与应对

无论余杭法治指数，还是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抑或是司法文明指数，在一定程度上都属于中国法治评估的“实验田”，通过实验暴露问题，并反馈法治评估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的可行性。钱弘道教授在余杭法治评估数年之后也提出中国法治评估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指出法治评估要进行转型(钱弘道，2015)，同样关注评估实践得出的经验教训。法治评估不同于法治，它更多强调评估的建构特质，结合法治规律与中国法治本土特征的前提下，对中国法治评估作出理论层面的调整和改造，才会使这项活动真正观照中国的法治现实，衡量、评价和助推法治中国。参见表3。

(一)设立相对统一的法治价值标准

“法治状态或理想的实现，不仅是在制度的已有上而言的，它还需要信仰领域的支持”(仇延平，2008)，法治价值的引领对中国法治建设道路选择意义重大，同样对以法治为对象的法治评估也非常重要。制度性进路开启的中国法治评估，任何维度与指标的设置都会面临价值上的判断与选择，香港法治评估研究者专门就“司法复核个案数的上升数字与法治程度高低的关系”提供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判断的关键就是该项目依托的价值标准。

在中国法治评估中，价值标准的选择应当遵循两个原则(李朝，2014)。其一，符合良法之维。“纯粹的形式法治包含着走向反面的必然性”(高鸿钧，2001)，实质法治价值的匮乏会导致法治评估丧失识别和评判法治正当性的道德力量，无法给现有法治建设的规划提供更为有价值的、科学的咨询，反倒可能出现专制暴虐国家法治程度较高之结论。其二，符合法治普遍规律，兼顾地方性法治特质。“法治……表征的乃是人类共同的生活经验与生活理想”(侯学宾，2013)，在推行法治的大多数国家中，各国共享着相同或相似的法治普遍价值，如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样，中国法治建设的前进道路也应当遵循这种基本规律。与此同时，法治评估也应当考虑到自身的地方性法治特征。尤其是近代改革图新以来，作为技术法的形式法治内容得以移植和吸收，在法治实践过程中形成不少地方经验做法和习惯规则，而西方相对成熟的自由、民主思想在中国人治传统中并未生根。在这种国情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尚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中，带有地方法治特征的伦理价值也必须在法治评估项目中得到相应的反映。

事实上，根据项目目标的不同，研究者可凭借上述原则进行相关价值标准的创设。例如，对旨在衡量不同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程度和落实情况的评估项目，规制公权理应成为评估价值标准的主要构成，此外，规制公权后对公众相关权利实施的资源供给等价值要素也可列入评估价值标准中。笔者(李朝，2014)曾就综合性地方法治评估提出四组价值要素，即“法律至上与法制健全”“权力规制与权利保障”“程序正当与形式平等”“实体公正与合道德性”，这也是对法治价值标准创设的一种积极尝试。

(二)建立完整的评估制度维度基本框架

解决当前法治评估制度指向混乱问题的关键在于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基本的法治制度维度框架，该维度框给法治评估特别是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限定了一个基本的范围，承认在法治之外尚且有诸多法治无法覆盖的社会领域，并将视点聚焦至中国法治自身。无论是旨在反映地方法治完整样态的全面评估，还是旨在反映政府行政、司法公正等局部内容的专项评估，都可在这个基本框架中摄取与之相对应的制度要素，不致产生不同项目不同认识、不同选择的后果。考虑到“法治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意识形态、治国方略和社会文化现象”(张文显，2002)，围绕法治的制度或规范配置内容丰富且层级较多，需要以法治的核心制度要素组建法治制度维度，还要在不同法治制度维度之下界定该维度的主要法律制度或规范，明确法治制度维度的核心要素。

其中，法治制度基本维度框架可将“中国法治建设的规划与部署”作为指引，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之前法治制度规划或部署的持续状态作出判定，实现法治制度诸维度与中国法治实践的深层契合。在不同维度之下范围的选定上，借鉴与应用频度统计法频度统计法是对目前有关法治建设的相关报告进行频度统计，选择那些使用频度较高的维度要素，这点在评估研究中比较常用，对法治制度维度的选择而言，可作为一种参照方式。，以历年法治建设总结为主要来源，并以近年专项法治规划、部分规范文本作为补充，化繁为简，缩小维度范围，提炼相应维度要素选择不同制度维度下比较重要的要素进行纵向操作化，为指标的提出奠定基础。然而，这些核心要素势必不可能完全覆盖处于其上位的法治制度维度。考虑到区域法治的整体性与不同方面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以微知著的方式来估量地区法治现实的真实状态也是有现实价值的。当然，维度要素并非是唯一的而是是多元的，不排斥不同项目中研究者选择不同要素进行评估。。譬如，笔者通过“依法治国”提出以来，围绕着中国法治建设作出的制度规划或部署的梳理(主要是历届党代会报告的相关内容之所以把历届党代会报告作为观测标本，主要是基于党代会报告所提出的法治规划蓝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指导着不同时期和阶段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建设的步骤、重点与方式。从最近的党的十八大截止至今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属于中国法治建设的真正的、长期的核心或重点，而非短期的替代或实验品。而且，围绕着这些法治规划或部署已经配置相应的法律制度群且投入法治实施过程，产生大量微观测量指标，足以支撑起制度性进路开启法治评估，以法律制度来度量法治的可行。)，提炼合理与可用的中国法治的核心制度要素，搭建中国地方法治指标体系的制度维度框架，包括“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司法公平正义”“法律监督的完备与有效”“权利依法保障”“市场经济规范有序”“社会秩序和谐稳定”“法制宣传与公众法制教育”“环境保护合理得当”八项维度，这实际上也是对明确制度指向的一种构思。

(三)明确自身功能定位

法治作为抽象的理论概念是否具有量化评价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已经毋庸置疑，余杭法治指数的研究者也提出“法治很难绝对量化，但也不是说绝对不能量化”(钱弘道，2012b)的观点，这正是诸多学者怀有的期冀，期望通过评估实现对法治的精确认识，这是一种建设性的态度。然而，以量化为标志的评估不可避免地受到方法的局限，不可避免地有其无法覆盖的评估范围，关键要正确理解法治评估的功能。首先，明确法治评估的能与不能。法治评估使用的包括数据收集、统计技术在内的各种方法，从未摆脱研究者价值选择的支配。其一，法治评估发现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法治评估的主要功能是查找法治运行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但并不反映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及提供科学解决方案，这点也可形象地称之为“听诊不看病”。其二，法治评估能用于勘验规划路线却不能引导道路。法治评估之于法治建设规划，是以旁观者身份审视、判断法治建设是否符合预期构想，并及时向决策者作出反馈，但法治评估本身不直接推动法治，仅是服务法治建设的辅助工具，这点也可将之称为“助推不永动”。

其次，善于以其他方式弥补法治评估的不足。法治评估方法有其功能的空白区，比如“同一套数据可有不同的解读，不能直接推算出一个法治指数”(戴耀廷，2013)，这时就需要借定性手段来弥补评估方法的不足。

此外，在法治评估的空白地带，还可以考虑利用现有的其他方式，譬如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与非参与型观察等一系列方式进行法治问题的查找和挖掘，毕竟，法治评估是一种重要而非唯一的法治辅助工具。特别是在地方性法治的知识生产方面，进行过程事件的分析也许比横断面上的数据衡量更有现实价值。对评估者而言，唯有清楚认识到法治评估的能力之所限，准确定位法治评估，才能保证法治评估在中国法治建设中发挥正常功能，而不被误用或滥用。

(四)建立规范的抽样与复核验证程序

在法治评估中，“变量的操作化、抽样方案的选取、样本的删除等细微差别，都可能会导致结果很大的差异”(陈云松，2012)，评估的科学化和常态化更需要良好的抽样、监督与复核机制。

首先，建立科学的抽样方案。抽样方法的应用对于法治评估至关重要。世界正义工程项目组在进行调研时，从每个被调查国家中抽取三个城市并从中随机抽取1000个样本，这是一种典型的分层抽样。当然，由于地域位差、城乡分化、结构差别等方面不同，这种简单分层未必恰当，但就方法而言却是符合局部推论总体的科学标准的。这对继受世界工程法治指数方法的我国评估项目是有启发意义的。客观来看，实证研究方法提供给我们简单随机、等距、分层、多段等多种抽样方法，在进行调研之初就从中选择可行且合用的方案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加强样本数据的质量监控。针对法治评估的客观数据，研究者根据被调查机关提供的数据，可以通过对数正态分布检验法、奔福德定律检测等技术对异常数据进行识别，还可以随机抽取部分提供统计数据的机构，对其进行原始数据、材料的复核;而主观数据则可以通过随机抽取问卷进行回访作出复核。

第三，对法治评估活动的复核检验。研究者作为法治评估的主体，其对样本数据的分析和判断活动也应具有复核评估性，这点在国外定量研究中已广为提倡，《美国经济学评论》就明确要求作者必须提供论文相关的数据和程序代码。建立数据公开和开源机制，可以排除评估者倾向于特定模型而推导出符合自己意向结论的嫌疑，也有助于避免“数据游戏”的出现。

五、结语

事实上，法治评估具备“嵌入性”的特质(波兰尼，2007)，决定了其既是评估法治的一种工具，同时又嵌生于法治的发展进程当中，是中国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评估面临的法治情景发生变化时，法治评估也必然随之做出调整或改变，否则就可能会出现不适应法治发展需求的后果，也可能会因无法兼顾时间维度差异而产生的新问题、新情况，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包括世界正义工程在内的各类评估不断调整、不断改造的重要原因。所以，坚持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自省思路，立足于已有评估问题，不断解决各类问题的同时持续改造法治评估，螺旋提升评估的应用空间，不断完善法治评估的实践，最终才能使其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作出更为优质、更为高效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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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ref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Criticism of the

Assessment of the Rule of Law in Modern China

Li Zhao

(Institute of Criminal Law，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 Law;

Law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责任编辑汪晓清

作者：李朝

第2篇：江南区域环境史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检讨和省思

摘要：方兴未艾的环境史视野和方法可为江南区域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东南沿海源于地理区位的原始自然生态条件，规范了以水利开发为枢纽的区域农业经济和文明形态的指向。进入帝国时代以来的分分合合、起起伏伏历程中，长江中下游自然资源的优势日渐发挥出来，其经济在六朝时期稳步增长，终于超过了成熟开发早的黄河流域，尽管政治中心大多依然在北方。元明清阶段的长江三角洲形成了以平原稻田为核心、商品化的多种经营为特色的区域环境—经济—文化模式，不但在生产力、物质财富上，在全国独占鳌头，而且也展现出一定时空单位内自然与人为良性相互作用的美景。然而，竭尽自然资源的“江南模式”从长期环境后果看负面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其“先进性”的进一步突破也湮没在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和王朝循复的轨辙里，没有出现如“英格兰模式”那样现代性的滥觞。

关键词：江南;环境史;开发;文明类型;省思

一、引言：环境史作为区域史研究的新门径

中国大陆的区域史研究真正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彼时的学术关切多与若干宏大叙事问题和主题相连。90年代初以来，注重实证性成为区域史研究的主流。迄今取得最为显赫的成果当属江南史，尤其在社会经济史领域。江南史探讨的一个传统是贯穿其中的大问题情结;即便是细化、“碎片”的個案研究，也无法完全回避何以中国没有自行“走出中世纪”的拷问。如近20年来“加州学派”的王国斌、李中清、李伯重、彭慕兰等就江南的经济、资源、人口、社会组织与国家权力都进行了颇有新意的研究或再研究，诸如“早期近代”“早期工业化”等比较语境中的话语范式颇有反响。同时，门槛高的江南史研究如何突破既有的瓶颈，成为近年来的一个普遍困扰，而环境史研究的突起是包括江南在内的区域历史研究中一个主要风向。

尽管以往的历史书写对环境多有关注，但环境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学科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于今蔓延为国际上最为前沿的显学之一。与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相比，“环境史”不仅仅是研究“环境的历史”——即环境不仅仅作为研究的对象和领域，而且更为重要地在于视野、方法、思维、辨识的路径：在整体、有机的史观下，生态环境不再充当背景或布景的被动角色;而人作为自然界中最具能动性的“超自然”物种，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和制约中，塑造和重塑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社会与文化形态正如休斯对环境史定义：“环境史是一门历史，但并非只是环境的历史，而是通过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与思考，从而推进对人类的理解。” ，[1]1。

伊懋可和马立博是把环境史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先驱。伊懋可在《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中选择了三个区域“特例”，其中之一为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从物阜到民丰”的嘉兴;而马立博的专著《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则聚焦于珠江三角洲。在方兴未艾的江南环境史研究成果中，以王建革的通史性专著《江南环境史研究》最具分量。至于把江南环境史作为博硕论文选题的新生代，其学术路数争奇斗艳，如对GIS、数字人文等新知识、新方法的运用。这些环境史取向的新尝试正在深化我们对江南史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环境史的认识王利华则是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即：“环境史研究需要具备跨学科知识和素养;研究者除了需要知识储备、宽阔眼界、复杂头脑，更重要的是具备更加开放的态度与学习精神，准备接受超越本学科以外的知识和观念。”，[2] 。

“多元一体”格局常指称庞大包容、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及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费孝通阐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演变，认为在中华文明的统一体中，存在着多层次且独具个性的区域差异;但在不同区域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过程中，渐次形成具有认同性的“多元一体”格局。 ，[3]3，36，[4]。土肥、物阜、景美、水秀、民安、文盛是江南千年来的形象，无论在开埠前的传统时代，还是在欧风美雨沁润下的近现代。高度繁荣的江南区域文明的独特模式是在其环境开发的历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本文旨在对自然与人的互动中对江南开发和发展所蕴含的线索进行考辨，并提炼出与既有环境史讨论相关的重要命题进行反思，期以裨益于江南环境史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区域环境史探讨。

二、关于江南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区域形态

中国传统时代培育了十分成熟的农耕文明，尤以江南最为发达、先进，于明清时期臻至巅峰，也是世界上传统农业效益最高的区域之一。江南独有的地利、天时，是该地区人类赖以生存、文明赖以发展的首要自然前提和制衡;而且自然因素也是变化着的，尤其是与人持续地相互作用。所以，应该从地理区位及其相关的自然条件发凡，并总结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诸种因素。

(一)地理区位与天然景观及其变迁的特性

如年鉴学派所言，自然界的变化通常是渐进的，所以具有内在同质性的空间界域在一定的时间单位内相对固定。尽管如此，区域亦会因为自然本身和人为的因素而变动不居，而且也时有突变的情况，特别是随着人力干预自然的力度的增大和偶然事件的发生。

历史上“江南”指称的地理范围不尽一致，有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界定的学术标准也不尽一致，主要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但诸说异中有同，总的说来是指长江中下游流域;到了明清阶段，更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环太湖带状冲积平原流域。笔者赞成李伯重从生态地理出发的说法：明清时期的江南涵盖东部的江南平原、西北的宁镇丘陵、西南的浙西山地 [5]34，67。而平原基本坐落在苏、松、常、杭、嘉、湖六府，也就是学界所集中讨论的江南鱼米之乡之所在。

关于地理区位衍生的自然条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学术界已有充分的论述。笔者阐明的是，虽然自然因素总体上变化相对缓慢，但来自人类开发、改造自然的行为在江南生态环境沉浮中发挥的作用尤为显著。在对江南地区大规模开发带来日益增长的物质回馈的同时，也造成了对原始生态的无情破坏。江南的自然植被逐渐由农业植被和栽培树种所替代。尤其到了后来，原始森林被滥伐殆尽;而自然土壤亦因各种农业活动而人为熟化为耕作土壤，其中以水稻田为主。人为因素导致的结果，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第二自然或人为自然(humanized nature)。其环境与社会后果十分复杂，可以说有利有弊且相互转化。

(二)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之述评

缘于所在区位的气候与地文，江南最充沛的天然资源就是水。司马迁曾以“三江、五湖之利”来概括“无冻饿之人”的“江淮以南”[6]3267，3270。“三江”“五湖”的指谓，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地貌及时人的观察不尽一致，但我们还是大约地认定为长江中下游地区：自北向南的长江、吴淞江(吴江)、钱塘江(浙江)流域;中心是太湖盆地

关于“三江”的区域界定，笔者趋向于狭义的江南指称，即“长江以南，岭南以北”。，[7]，[8]31-42。

一般认为，太湖由潟湖演变而来

如张修桂所论：“太湖及其附近地区自晚更新世末期以来，由于内外营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经历着一个由沟谷切割的滨海平原景观，演变为蝶形洼地的泻湖地貌形态，其后由于出入口通道的变化，泻湖演变为太湖。”，[9]。这种湖沼平原的疏涝是一项异常艰巨、繁重的工程，然而一旦开发利用，即为农业提供极其优质的土壤、水文条件。而且，河流、湖泊、沼泽、池塘，以及后来的人工河道(水渠、运河)、水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构成了以太湖为中心的江南水网系统，除了便于农业灌溉，又服务于前现代通常比陆路更为节省和高效的交通运输

张海英以生态条件为起点分析了明清江南以水路为主的交通网络。 ，[10-11]。隋唐以来，作为京杭大运河重要组成部分的江南运河，则成为江南区域内和跨区域的重要干线。

这些优势是基于传统农业社會而言。经过人类长期垦殖经营，到了适值小冰期的明清阶段，除了沿海滩涂外，江南基本上已被整改成水网平原和水网圩田平原，以及湖荡平原和湖荡圩田平原，盛产稻、麦、棉、油料和桑蚕。但从如何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瓶颈的角度看，彭慕兰等人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煤、铁等矿产，燃料等资源贫乏，对于可能的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能源与动力而言是个明显的缺陷[12]。这也是为什么江南商品化、城市化如此发达，但江南人民的主要生产活动依然拘囿于农业经营以及建立在种植业基础之上的加工业的主要原因之一

李宏图等人认为：“16世纪的英国农业革命，是一场持久的农村资本主义改造运动，使得英国的农业经济具有更为深刻的商品化、市场化性质，亦使英国农村封闭落后的社会面貌、僵化腐朽的封建关系遭到破坏、瓦解，是为工业革命坚实的物质基础。” ，[13-14]。

三、关于明之前江南开发与区域文明发展的轨辙

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各地区自然条件相差甚巨，从而造成自然与人互动中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极大的区域差异，而区域间不平衡、不同步性，以及文明中心的移动，都是通常现象。江南的经济及文化后来居上，在明清时期雄踞执牛耳之地位，这可从史前开发以来的脉络中寻得缘由。

(一)东南沿海史前的原始性开发与东周时期的一度崛起

被称为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流域开发早，长期作为华夏文明圈的中心，并在壮大中融合各地文明。相对而言，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地广人稀，虽早有原始性的开发，但由于排涝防洪和沼泽地的处理所需要的大量的人力和较为先进的工具、技能等条件尚不具备，所以生产活动长期滞留在火耕水耨的原始经营阶段，难以建立起稳固有力的政权进而发展出高级的文明。

然而，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表明，南方地区也存在过多个璀璨的史前文明。南方农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河姆渡文化遗迹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栽培，与相对干旱、寒冷的北方的农作物品种粟和稷形成对比。而良渚文化遗迹显示出水利设施在稻田开发中的突出作用，体现在具有防洪、防潮、航运、灌溉和滩涂围垦等综合功能的拦洪水坝系统上

洪焕椿用“金三角”来比喻长江三角洲，认为其优越的生态条件孕育了河姆渡、良渚等远古文化以及之后不断壮大的区域文明;邹逸麟、赵志军等学者在强调河姆渡、良渚等文化遗址的社会经济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同时，亦突出水利设施的重要作用。，[15]1-6，[16]344-346，[17]。然而，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没有像黄河流域那样连续性演进。

东周时代，各诸侯国、各地方政权竞相“富国强兵”。春秋后期，吴国雄起称霸，逐鹿中原;战国之初越国灭吴，势力纵贯南北。“兵强”的根柢是“国富”，这就是东南地区吴越地的早期开发路径：大举兴修水利事业，用于农业灌溉和交通运输

春秋吴越地区虽处于草莱初辟时期，但时至吴王夫差、越王勾践时代，大力开发荒田，修作陂塘，推动农业、水利的渐次发展。，[16]494-495，[18]。先秦时代吴越地区的开发总体说来还是粗放型，其尚未开化的野蛮民风，一如《越绝书》中的一段话：“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19]吴、越先后一度称霸的盛景不过为昙花一现。

(二)秦汉时期东南吴越故地的边缘化及汉末以来的重新崛起

秦、汉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制形态的奠基时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政构架成型。秦、汉先后持续地向南开拓，逐步把以前视为“化外之地”及与北方正统政权若即若离的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纳入帝国的正式政区内，于是东南成了秦汉帝国不容分割的一部分。而失去了区域独立性的东南，其经济与政治的地位在帝国格局里也被边缘化了

秦统一中国以后，对东南地区采取同化和强迫迁移的政策，其目的多在于削弱其政治地位及影响力。 ，[20]。但是，相较于早期的粗放型开发，此时的开发已渐次趋向于成熟型农业经济陈桥驿认为，以于越为代表的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活动在春秋战国以降经历了从迁徙农业到比较高级的定居农业阶段，精耕细作程度呈现显著的提高，农田水利工程得以修建，东汉绍兴鉴湖的修筑是为典型的案例。 ，[20-21]。

汉末及三国鼎立时期，北方战乱剧烈，人口大量流失，黄河流域不仅经济急速凋敝，生态结构也因战争蹂躏和长期开发益发衰退。北人蜂拥南迁，其先进的经济组织和生产技术推动着南方农业经济的实质性开发。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潜在的优越自然条件得以充分开掘和发挥，生产力水平未久便高于其他地区。南朝士族沈约(441—513)的一段评论可见一斑：“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既扬部分析，境极江南，考之汉域，惟丹阳、会稽而……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22]

(三)中古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环境开发与经济发展区域模式的确立

农业社会的基本劳动是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其他生产活动均为附属、补充，这种典型的以农为本、以粮为纲的相对单一型自然经济的特征在北方黄河流域尤为明显。而长江中下游的自然条件与北方殊异，开发又晚，由此在六朝分裂时期形成了经济生活的特殊性，学术界多有论述，兹简述如下。

一是水利技术在稻田建设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排涝与灌溉上。南方各地根据农作的不同需求，对江、河、湖、泽等自然水系加以利用，得以建立良好运行的水利排灌系统，从而起到防害、增产的效果。总体说来，平原上的“治水”事业较为细碎、精致，且地方性陂塘等水利工程较为发达，与北方由政府主导的大工程不同，适宜当地稻田的栽植与灌溉[23-24]。

二是沼泽改造中常见疾病的克服。如疟疾、痢疾等“瘟疫”(传染性)疾病的防治是稻田开发进程中的重要安全保证。瘟疫易滋生于低洼多水的沼泽区，所以田间排水能力的提高有效地阻断了疾疫的传播途径。此外，医学、药学的进步在疫病防治上不断取得进展，对疟疾等疫病的种类、症状和诊治案例在文献上皆有详细记载

六朝时期关于以疟疾为代表的疫病应对，可以从国家、社会及个人层面探讨。而且医学防疫技术的进步，不仅体现了时人对于瘟疫认识的进展，同时包括了医学体系、医事制度的日趋完善。，[25-26]。

三是人口压力对农业等生产的集约化和商业化的促进。基于南方相对安定的局面，北人不断南下，人口在较短时期内的大量迁入形成了地狭人稠的尖锐矛盾。迫于人地关系的加剧紧张，江南人民除了从事精耕细作的集约型种植业外，纷纷从事工、商等“货殖”副业，经济活动多样化，市场化程度高

漆侠认为宋代江南地区面临着人多地少的矛盾，解决矛盾而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途径就是精耕细作，改善耕作技术，力争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李根蟠进一步指出，人口南迁在造成南方人口压力的同时，促使了南方日渐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也加速了南北方经济重心的转移，[27-28]。

六朝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稳步成为中国新的经济重心，而且相比于波动起落过大过多的北方，大规模的动乱较少，经济活动大致保持着持续嬗进、稳定上升的态势，并在之后的隋唐宋时期成为国家的主要经济板块[29]。

長江中下游地区历经隋、唐、宋约700年的时间进程，相对稳定、统一的政治状况推动水利建设进入稳固、发展的新阶段。隋代出现了全国性的人工河道网络——大运河。其中，隋炀帝开凿江南运河，贯通南北。自此，历唐、五代十国、北宋，长江、钱塘江流域的漕粮、百货可以抵达中原北方地区，化解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矛盾。唐代广修海塘使得东南沿海平原减少了海潮侵蚀的危害，有利于内河、湖泊水利、水运体系的稳定，既维护了交通安全，也保障了农业用水。唐王朝还致力于修整湖泊、疏治河网等多项水利建设。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立国近100年，重视民生，大兴水利，东南沿海进一步开发。北宋承继五代十国时期江南区域急遽发展的步伐，东南沿海成为国家财政与经济的保证，以至于在人文、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都急剧上升;到南宋时，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彻底南移

正如周魁一阐析，“相对稳定的隋唐宋时期，为经济发展开创了前提条件，长江流域的经济得到长足的进步，完成了经济重心由黄河中游地区向长江下游地区的转移，而此时期水利建设的重要特征就是太湖地区农田水利系统的治理、以大运河开凿为标志的内河航运网建设以及航运和农田水利等工程技术的普遍创新等。”，[30-31]。

四、关于元明清时期江南环境、资源与农业经济的模式

蒙元重修南北大运河转运漕粮，后来主要靠海运。而之后的明清两代，帝国的财源主要来自江南，承载主要漕运任务的京杭大运河成为生命运输线。“苏湖熟，天下足”“苏松熟，天下足”“苏常熟，天下足”等谚语，都生动地反映了宋元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地位。而明清时期江南“重赋”“赋税甲天下”的说法，固然说明来自中央政权的压榨，也反映出国家对江南的倚重。明清时期的江南还涌现出一些经济、文化领域的新气象，广为中外学界注意。对此，先有“资本主义萌芽”之说，后有“早期近代”“早期近世”“早期工业化”等范式的讨论。明清时期(或曰“中华帝国晚期”)江南的环境开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其中关于农耕生产技术，学术界已有成熟的经验主义研究，这里的归纳主要依据李伯重在《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书中“第三章：技术”和“第四章：农业资源利用的合理化”里的相关论述。但本文旨在构建一个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开发类型，如同黄宗智在其江南史专著中表达的初衷：“重在探讨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抉择作用之间的相互影响。其中的每一局部都是与整个系统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的。”，[32]。

(一)水利工程与地表景观

水环境是江南农村生态环境的中心，丰富的水资源为江南农业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潜力[8]558。而江南农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水资源的利用效能。水利的发生与发展受到区域自然结构的规范，出发点是服务于人们的生活与生产需求，所以受到生存需求、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等多种因素的制导。与北方一般由国家主导大型水利项目不同，江南水乡的水利建设经常由地方精英主导

王毓铨等人认为，明代兴修水利的三大成就为：“以保护灌溉农田为主要目标的全国各地常年性的水利工程建设与维修;以确保国家财赋重地为根本的江南苏、松诸府水患的治理;以保障漕运为中心的国家治黄工程。”这是宏观治理方面，但具体到长江三角洲地方层次的具体治水项目，政府多依赖地方社会的力量，并取得一定成效。

，[33]226。江南人民因势利导地发掘和发挥了既有的环境与资源便利优势，工程量细小、繁多，基础设施零散;而若干人工运道的开凿和使用基本上属于对天然水系的疏导性治理。

这种开发带来的地表特征表现，一是兴盛的水利景观：海塘、运河、水渠、水闸、堤坝、池塘星罗棋布，道路与桥梁环绕其中，保障了农业生产与生活的稳定。二是发达的圩田设施及功能：这是肥腴江南水乡最有代表性的景观。圩田的水环境与土壤环境对江南农业的生产活动有一种动态稳定的效用[8]558。加之大力开河筑圩，排水御洪，江南呈现出独具一格的水网圩田工程，故而用于农地灌溉和保持土壤(淤泥)肥力的蓄水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34]。但同时，大规模围垦江湖滩地，破坏了原有的水文生态环境，加剧了洪涝灾害[35-36]。

(二)耕作模式

伴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人口压力、人均耕地有限诸问题愈来愈尖锐。江南民众出于农业发展与资源利用合理化的目的，致力于传统农业技术的改进与推广。

(1)季节性整地：整地，是指作物耕种或移栽前进行的一系列土壤耕作措施的总称。主要包括翻耕、耙田、犁田等，目的在于提高肥力，创造良好的土壤结构和表面状态，为作物生长、田间管理提供持久的良好条件。除了季节性整地外，农民亦使用各种方式以节约人力劳动，最为典型的是牛耕的使用。明正德《松江府志》载：“(水车)有不用人而以牛运者，其制为木盘如车轮，而大周施牙以运轴而转之，力省而功倍。”[37]7土地的精耕细作，使得人畜资源、土壤资源得以有效利用，推动了劳动生产率、农业产量的提高。

(2)大量施肥：江南一年二熟制的种植制度，对于土壤肥力有较高的要求。除广施各种农家肥外，饼肥的引入对江南的农业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李伯重所说，“清代前中期江南，肥力使用有重大进步，堪称‘肥力革命’。其中包含饼肥的引进”[5]53。得益于便利的水运交通，江南地区得以从华北、东北等地获得大量的肥料

过慈明在肯定外地输入江南饼肥数量的增加，有利于缓解江南农业缺肥矛盾的情况之外，也指出其历史局限性，即受制于自然经济和农民有限的购买力，江南农家肥的商品化在深度和广度上均是有限。，[38]。对于土壤培肥的迫切需求，甚者三耘三挡，即“三通”。以松江府为例，“肥田者，俗谓膏雍。上农用三通。头通红花草也。二通膏雍多用猪践。三通用豆饼”[39]。

粪肥、绿肥、饼肥等有机肥亦广泛使用，提高土壤结构的优化程度。在农业史学者看来，利用各种废弃物质酿肥、施肥，施行作物轮种和农林牧渔多种经营，促进有机物质循环利用，不断改良土壤，是中国传统农业得以数千年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废弃物的循环利用，颇为符合园艺型生态农业的特征。

(三)种植制度与技术

(1)选种与种植制度：对于江南水乡而言，水稻是主要栽培品种。基于生态环境、品种特性的不同，水稻的类型主要分为早、中、晚三种，以适应不同季节中光照、温度、水分等条件的变化。同时，选种亦有多种标尺，如作物长势、耐肥性、耐水性、产量、品质等。故而选种过程颇为精细：农户挑选肥实光润、颗粒饱满的良种，种植于肥沃土地上进行精心施肥与灌溉，收成之后，从中再选更加优质的种子进行养种，如此“三年三番后，则谷大如黍”[40-41]。

选择适宜本地自然条件的稻种，不仅有利于提高产量、减少土壤肥力消耗，同时亦助于推广一年二作制的种植制度。江南的种地模式有二年一作、一年一作，稻、麦一年二作制，重视轮作制、间作制、翻田制的应用。但以水稻与春花(即冬季作物)轮作的二熟制比较普遍。当时主要的春花作物是麦、油菜和豆[42]324。由于耕地复种指数的提高，使得亩产量亦随之增加。同时，春花作物的种植，更是大幅度地增加了耕地亩净产值[43]。清嘉庆《嘉兴府志》载：“春花熟，半年足。麦及菜、豆子多收，谓之春花好。”[44]

(2)选地：平原因地制宜开发成稻、棉、桑田。不同农作物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各有差异。基于作物的生长习性，合理利用水土资源颇为重要。水稻性喜温湿。棉花耐旱，适宜疏松、通气性强的土壤性质。而桑树是喜光树种，但不耐涝。经过长期的农业发展，江南平原逐步形成三个相对集中的作物分布区：低田地带种植水稻，高田地带适宜种棉，杭嘉湖平原及太湖周边宜于栽桑

范金民对于棉花、桑树等商品性作物的种植区域、面积的论述，见氏著《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6页);李伯重对棉、桑、稻等作物的分布区、种植比重的分析，见氏著《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王湘云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6-71页);谢湜则是以清代常熟地区为例，进一步分析高乡、低乡的搭配问题，认为对高乡近海植棉、低地圩田建设的考察，可以提供一个关于地域社会运作和区划格局变迁的丰富视野。见谢湜《清代江南苏松常三府的分县和并县研究》(《历史地理》2007年第1期)。

，[5]66-71，[45-46]。

相较于平原地带，山地、丘陵的水土条件有所不同。供水不便、地势较高、土燥多石的生态环境，虽不宜于种植粮棉，但是却有利于桑、茶、竹、木和各种经济林木的生长[5]75。清乾隆《安吉州志》载：“山乡鲜蚕麦之利，茶虽工繁利薄，然业此者，每藉为恒产云”[47]。此外，山地资源的合理使用，固然有利于农户的生存发展。然而在坡度较大、不宜种植的山地环境中，经济作物排挤自然植被，则会对外在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48]97-98。

(3)经济作物种植的比重日渐提升。仰赖于适宜的水土资源以及发达的市场体系等优势，江南地区种植经济作物的比例越来越高。农户积极地改变生产结构，调整作物种类，农业生产得以多样化发展。以正德年间松江府丝、棉业为例：“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37]10正如王家范所言，丝与棉闯入农村经济生活，改变了农村家庭的收益结构，经济作物和副业的比重日增，有的甚至发生倒置，蚕、丝或棉布的收益成为主业[49]。以至于，长江下游的粮食需要从中游的湖广等地輸入。

然而，江南农户弃农亩而就蚕桑，并非仅是利润的驱动，而是谋生的必要手段[50]。正如明末徐光启所言：以杭嘉湖诸府为代表的江南丝、棉等手工业所得，“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51]。在明清江南赋税压力之下，以粮食作物为主体的种植结构，渐次趋向多样性、商业性，是为民众努力以副补农、以工补农的积极调适[52]。

(四)劳动组织

(1)密集的劳动与资本投入和合理的劳动分工：传统农业生产中，提高作物产量的途径之一，是提高生产过程的集约化。明清江南农业集约经营的主要形式，就是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数量，提高精耕细作的技术。以明前期太湖地区的水田为例，垦耕土地中之牛耕尚未普及，无力畜牛的普通农户只能使用铁搭等农具实现深耕效果。效率虽不及牛耕，但是加之人力投入和肥料使用，亦可以达到增强土壤的蓄水、保肥和抗旱能力的效果[53]。

此外，男耕女织或依据性别差异而從事不同的劳动，在纺织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日渐盛行。甚者在农历四五月即农忙与蚕忙季节，农家往往宁可雇佣劳力下田帮忙，也不愿他事影响妇女养蚕 [5]157。明末嘉兴府海盐县的蚕桑业可见一斑，从初始“素不习蚕”，到“蚕利始兴”，最后于天启年间形成“桑柘遍野，无人不习蚕矣”的景象[54]。而时至乾隆年间的湖州府，更是“蚕事……渐盛于江南，而湖人尤以为先务，其生计所资，视田几过之”[55]。况且，较之大田农作，蚕桑或棉纺对体力、时间、年龄的限制颇为宽松，老幼均可有所协助。更重要的是，如王国斌等学者所揭示的，与工业革命前欧洲同时期的城市制造业相比，享有长期和平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农村手工业具有更大的竞争力——这种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不必“投入大量资本购买机器和工具”，没有仰赖“信用资本”的大的“借贷需求”[56]120-122，175-178。

(2)多种、综合经营的“副业”：致力于提高农业技术与生产效率的农户，在种稻植棉外，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农林牧副渔综合生产的生态农业。以明嘉靖常熟人谈参为例，“谈氏以低价收购了大批田地，之后雇佣乡民，‘凿其最洼者池焉’，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为梁，为舍，皆畜豕，谓豕凉处，而鱼食豕下，皆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属;其污泽植菰属，可畦植蔬属，皆以千计……月发者数焉，视田之入复三倍”[57]。这种合理利用生态食物链原理构建的生产模式，在产生更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亦有助于维持生态环境的平衡。到明末清初，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多种形式的生态农业模式纷出，如嘉湖地区的“以农养畜，以畜促农”，即“以粮食喂猪，以猪粪肥田，以桑叶饲羊，以羊粪壅桑”[48]74-75，[58]。正如李根蟠所言：“这些生产方式，巧妙地利用水陆资源和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互养关系，组成合理的食物链和能量流，形成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较高的人工生态系统，把土地利用率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9]

(3)家庭丝、棉纺织手工业的专业化、商品化程度高。受益于江南发达的市场体系与畅通的贸易网络，家庭手工业产品得以在更广阔的区域进行交换。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所引起的价格运动，亦会推动家庭手工业的专业化、市场化趋向[60]4。较于稻粮，丝、棉手工业在江南市场中的需求、收益更具优势，以致出现棉农售棉买粮的现象。李伯重指出，清末江南农村妇女一年从事棉纺织的天数，至多为200日左右 [61]32。这种以丝棉纺织业为代表的家庭手工业，日渐占据重要的地位，成为一家收入的主要来源。

然而江南地区高度发达的家庭手工业亦有其特殊性。一是受限于市场的需求，小生产者易处于被动的境地;二是原料、染料等材料的相对匮乏，大多仰赖外地。但总而言之，这种“为远处市场”而进行商品生产的农村家庭原始工业化过程，是手工业发展、进步的重要阶段[60]37。

(五)环境开发的张力与国计民生

环境的开发与国计民生的相互作用越来越紧密，表现为以下几点。

(1)人口压力下粮田的无止境开垦：缘于地少人多的处境，江南农户在拓垦耕地、开发山林方面颇具成效。但时至乾隆时期，江南的荒地开垦殆尽，而无节制地毁林开荒、围垦湖地，对于自然生态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48]97。以太湖为鉴，明清时期的太湖流域自身发挥着巨大水库的效用，但伴随着以圩田为代表的农业的过度开发，不断侵夺太湖周边的湖泊、沼泽及河道，一则极大地削弱了整个水利系统的蓄水功能，二则降低了排泄能力，河湖的淤浅渐次加重[62]。此外，外来的棚民把开垦山地、丘陵作为生计来源，粗放型的使用方式，导致可使用的土地在量或质上濒临枯竭。时至明清时期，南方大部分低山丘陵地区已开发殆尽[63]。换言之，山外移民在开发山区、谋求生存的过程中，自觉地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而生态环境的破坏亦由此加重。

(2)明中期以来基于商业化、货币化的赋税变革：南宋以降，江南地区已然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市场体系趋于完善，经济地位臻于高峰。然而在促使经济活动的市场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伴随着的是最大限度地从土地榨取财富

赵全鹏指出，明代江南农业经济结构在利润、重赋等因素的驱动下，向多种经济作物种植转变，而这种转变背后不仅导致明中叶江南渐次成为缺粮区，而且对于土地的开发亦竭尽全力。 ，[64]。此外，田种稻，地栽桑，山种茶，水荡养鱼虾，国家征赋无处不及 [65]39。江南重赋的存在，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基于江南农业经济的进展而不断加重，与江南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66]。而为了弥补江南重赋后收入锐减的状况，农户须农副并进，多样种植，竭力开发外在的自然生态[67]。故而中央政府的赋税变革虽充盈了国库，但是作为国家经济基地的江南却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

(3)生态环境不可逆转的脆弱化：农业生产片面地强调高效而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在实现增长的同时，减弱了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以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一步步加剧。山林滥伐，减少森林的覆盖面积，山区水土流失现象频发，导致泥沙淤塞、土地不断荒弃，而水利事业的发展亦多不尽人意，严重影响农业的正常生产与水利排灌，旱、涝灾害愈演愈烈;部分山地的植树造林也多为直接经济效益所驱动，并非致力于遏制或治愈水土流失。时至清中期，森林政策更是以尽地力、地无遗利为重点， 农民于闲隙处植林，即“遇见闲隙之地，不可种谷者，随处栽植加意培养”，虽从中有所获利，但对于维护区域环境、恢复生态平衡并无显著助益[68-69]。

五、江南环境与人互动模式的历史价值与定位

对特定时空下历史现象的评估，除了剖析其本身，还要瞻前顾后地考察——这是历史主义原则;也要左顾右盼地思辨——这是区域比较视野，从而在历时性纵坐标与空间比较的横坐标中确立其运动中的位置和走势。

(一)“理性”的小农经营模式

李伯重高度评价江南小农经济的“合理性”，即合理利用现有的农业资源——耕地、水面以及人力、畜力;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水平，也就是增加对耕地单位面积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以获得更高的產量。他认为集约化导致了生产力(包括耕地和劳动力)的提高，而不是内卷化——内卷化虽能导致耕地生产力的提高，却只能是以降低劳动生产率为代价。江南平原上的各种劳动、资本、技术、资源因素可以合理、优化地结合，使得劳动生产率达到最优 [5]90-91，169-171。吴承明认可李伯重对生产各要素可以达到优化配置的乐观观察，但也指出，小农经营模式下的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确没有催生出技术革命

吴承明赞成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有“优于领主经济”的积极作用，但“它妨碍新生产方式的建立”。进一步理解，它不仅是一种“经济结构”，还是一种“社会组织”，其“形成、发展以至解体，与传统的义利观、本末观、家庭观念、多子继承，以及国家巩固自耕农的政策，榷关制度等，都是分不开的”;王国斌和他的合作者认为，“早期近代”的中国的家庭结构与同时期的西北欧相比，就生产各要素与市场的联系及其效益的视角来分析，经济效率并不一定存在差异。 ，[5]1-5，[56]50-68，[70]。

明清江南很少有大规模组织生产的“经营地主”现象

罗仑、郑志章的早期研究试图说明明末以来江南地主直接雇工经营土地可以取得高于租佃收益的优势，但他们所举零散个案无法挑战关于租佃制普遍化的“陈说”。，[15]23-49、50-67，说明中国古代租佃地主制下以一家一户的小农家庭单位为基本经济细胞的结构不仅能最大化地发挥生产效益，而且能最大程度地适应市场化机制。而且，地主制下小农经济不断变化、重建的顽韧生命力，说明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从总体上具有“弹性”的特点[71]。

(二)增长，还是衰退迟滞?怎样一种前现代经济“增长”?

黄宗智以自己对江南和华北的研究为例，用内卷化或过密性(involution)增长来表述“没有发展的增长”，指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衰退、迟滞本质。而李伯重和加州学派的其他学者则强调了对“斯密式增长”(the Smithian Growth)的扩大理解，即：集约化、市场化高度发展，超越了“总产量增加，生产率下降”的过密或内卷增长范式参阅龙登高对黄宗智与加州学派相关论点的述评;王国斌辨析了对“斯密型动力”的两种不同看法，并认为在1800年之前其在中国与西欧发挥的作用并无大的差别;李伯重着眼于“早期工业化”的动力和前景，认为中华帝国晚期江南的“斯密型”工业发展，具有强劲的竞争力以及潜在的转型优势。 ，[60]11-29，[61]409-418，[72]。

但是，按照加州学派的观点，开埠前的江南及中国其他发达地区还是未能突破以劳动分工和市场规模的深化与扩张为内容的斯密型增长瓶颈，不似发生在欧洲，准确地说在“英格兰模式”下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与扩散推动的总量与人均产出同时增长的所谓“库兹涅茨型增长”(the Kuznetzian Growth)或“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 Growth)范赞登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在欧洲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相对富有效率的制度的结果，这些制度最晚从15世纪开始就已是该地区的典型特征。参阅(荷)扬·卢滕·范赞登《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隋福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所以，加州学派虽然高度评估“江南道路”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和发达市场，但对开埠前江南经济的定性还是与黄宗智没有根本立场上的区分[73]。

(三)“前现代技术锁定”与“高水平均衡陷阱”

伊懋可用“前现代技术锁定”与“高水平均衡陷阱”来解释开埠前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态势。他认为，虽然中国在农耕技术上领先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但收益被增长的人口吞噬;人口增长又驱使技术改进。然而，技术的每一次进步在产生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取得适应一定环境条件的既有霸权并阻碍潜在的实质性革新，最终陷于所谓“前现代技术锁定”[74-75]。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受到遏制，使得传统的经济与生活停滞在较高水平上，难以冲出既有的技术、经济、环境相互掣肘的魔咒。

伊懋可的问题关怀与所谓“李约瑟难题”的旨归并无二致。李约瑟尽管高度评价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但还是将其置于前科学阶段(proto-scientific approach)，认为没有出现以节省劳力(cheap labor)为动机的革命性发明，尽管有机械化技术进步的潜在可能性

加州学派高度评价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的同时，也认为欧洲战争带来的竞争是一种走上“资本集约化”的可能，所以更有可能催生出工业革命。 ，[56]135-137，[76]。

这里，有必要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商业化与城市化途径与形态的张力及局限。以获得自然与人力资源的最大回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明清江南呈现出了高度的生产专业化、分工劳动的地域分化、市场化、城市化。这时的江南地区已不囿于自然环境因素的界域，成为一个存在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点的粗具“现代”意义的经济区[77]。我们甚至可以推论，明清时期的江南是最有可能发生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地区。可是，历史的进程却并非如此弗里斯在赞同清代中国的经济实现商业化的同时，又认为清政府即使在其最辉煌的时期，亦没有尝试推动中国经济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革或者促进创新，只是努力实现静态的效率。参阅(荷)皮尔·弗里斯《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和中国》(郭金兴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402页)。

。鸦片战争后的开埠，才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运动的固有规则

金观涛、刘青峰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与延续称之为“超稳定系统”，认为其长期的社会迟滞，并不是内部没有资本主义因素，而是由于中国社会宗法一体化和强控制等特性，使其只能孤立地成长，而无法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 ，[78]。

(四)19世纪的江南：危机与转机

近年来学者们常用“19世纪危机”形容中国在这期间从环境到经济到政治的全面危机 [79-80]。但对一些区域来说，危机、转机、发展并存;而且每个区域的机遇不尽一致。明代以降，江南虽不乏自生的零星民变，但皆非大规模战乱的渊薮

冯贤亮认为，时至明末清初朝代更迭之际，江南地区亦无大规模战争的困扰，需着重处理的是诸如盗匪的变乱。而且盗匪之患虽会加剧江南社会的不安定，但是于全国而言，并不是最严重的。 ，[81]。鸦片战争后的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来说是飞来横祸，江南的财富、文化、人口的损失惨烈空前。但江南随后的复原和发展同样惊人。“同治中兴”，不单是王朝秩序的恢复，更重要的是兴办“洋务”以“自强”。与大多数内地城乡传统经济与社会的瓦解不同，江南等东南沿海地区奇迹般地进行了现代转型，充当了现代化的先锋。

可以说，开埠前江南经济与市场的充分发展也为现代经济起飞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以通商口岸上海为中心，向现代城市或城镇转化的市镇成为新经济网络与秩序的桥头堡，江南腹地的资源和农副产品为新型工场和工厂提供了原料，精明强干、技术熟练的江南手工业劳动者成为最早的现代工人阶级[82]。开埠以来外来资本、现代技术与国际市场在东南沿海的成功，说明了江南优越的积淀与活力。今天作为上海的广阔腹地的长江三角洲，依然生机勃勃。

六、鉴示：江南开发和发展历史经验中的自然与人

通过考察江南区域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人力、技术、组织等因素不断地改变既有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结构。这个复杂曲折之过程以及成败得失，有益于推进对区域与国家、自然与人多种和多重关系的深入思考。

(一)环境史视野下的“江南模式”

从环境与人互动的角度看开埠前的所谓江南区域文明模式，就是高密集地集中人力、物力、技术，“合理”地把这些因素优化组合，最大限度地从自然获取财富的典范。其在历史长河中的利弊，是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遗产。

其“利”，如前面所讲，首先体现在区域经济收益、社会安定上

邹逸麟在为冯贤亮的专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写的“序”中提到：“江南为什么能够长期保持持续发展繁荣?明清以来不少明智之士指出，江南地区赋税最重，为什么未能成为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区?……正是本书所要解决的课题。”，[65]1-3，即持续性的“富”——造就了江南城乡相对持续性的和平发展和理性平和的精神、文化氛围，这既有利于“民生”，又有益于“国计”。其次还体现在人为环境的美上，无数关于江南农耕社会里田园美丽风光的诗文，映射人与自然——尽管是人化的自然——之良性互动，即借助于合理的水利技术与精细化的生态循环技术，人为地营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江南风貌[83]。这种特色鲜明的江南区域生态文明模式彰显出，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单位里，通过农业与水利作用于自然可以起到积极的效应。

其“弊”，长期来看，主要是环境因长期人为开发而持续恶化所带来的自然与社会难题。首先，在田园版风光的表象下，优越的原生自然条件丧失，导致生态结构的一次次失衡。生物多样性被单一化取代，自然界自身新陈代谢的韧力趋弱，抗拒天灾人祸的能力下降，需要不断增加人为投入以补阙挂漏——甚或越修越脆弱[84]。其次，环境的脆性也加剧了社会——生产、生活及组织——的脆性，不断地增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困难

伊懋可夸张地用了“三千年不可持续发展”这个看似“悖论”的措辞，旨在强调中国历史上从日益损耗的环境获取生活与生产资料的难度越来越高，直至逼近前工业阶段技术所能及的临界点。 ，[85]。

王建革认为，宋代农业发展的生态还算平衡，但元明清时期衰退了。“传统时期的战争破坏并没有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避免的崩溃，真正的损害更多源于和平时期的愚昧，鉴湖消失，吴江成陆，黄埔改道，都是过度开发引起的变化”[86-87]。这种历史教训凸显了人为因素干涉自然的适度性的問题。

(二)如何超越“经济发展—环境衰退”的因果研究公式?

“经济发展—环境衰退”几乎是环境史学家评析人类开发自然界的一个经典公式，不免有简单之嫌。前面所讲的江南开发的利与弊，不能孤立地被评估，而应超越江南区域，置入历史进程中，在中华帝国的版图里展开整体性的检视。

1.从全国范围的环境变化与后果观察

从历史上看，中国东部的开发沿循了由北向南的序列，即在华北(中国北方，包括中原)、江南、华南次第展开。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先后被垦殖为鱼米之乡，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土地等自然资源，并带动了区域商品化和城市化。总之，东部得到高度开发，经济发展，人口繁茂，甚至可以说东南少数发达区域的财富勉力支撑着整个国计民生。

国家严重地仰赖江南，迫使其过度开发，结果随着经济高度发展，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愈发高昂。伊懋可用“大象的退却”，马立博用“虎的消失”为象征符号，展现了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的巨大牺牲。与此对应的是，被忽视的内地、西部则长期处于迟滞状态，游离于国家核心经济区的边缘地带，呈现出明显落后的发展阶段差异性。如此的发展起点，严重制约了其缓解内外压力与调和区域矛盾的应变能力[88]。故而当难以解决人口增长、生态恶化、民众生计等诸多问题时，往往成为区域性或全国性变乱的源头

如吴金成以明中期的江西社会为分析对象，认为在人口过密、经济落后、自然灾害等因素的作用下，该地民众难以为生，叛乱、寇贼现象蜂起，社会动荡不安。

，[89]。南与北、东与西两极分化的畸重畸轻格局延续至今，可以说利、弊俱存。环境史学的宏阔视野和方法有助于我们把江南、华南的历史置于超区域性语境进行理解和评估。

2.采用全帝国体系的相关政治经济分析

江南与华南在帝国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区位和地位不同。与华南学派所归纳的华南“王化”路线不一样，始自六朝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其与北方政治权力中心休戚相关。无论是隋唐时期的大江南——长江中下游地区，还是明清时期狭义上的江南——长江三角洲地区，虽然不是大一统政权的政治核心，却是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基本经济区”;即便在分裂时期，也是各个政治势力争夺的中心地区

冀朝鼎指出，长江流域自东晋南朝以降，明显承担着基本经济区的作用，其重要性与日俱增;自隋唐始，虽然政治中心仍在北方，但是长江流域已渐次成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区，占据着经济上的统治地位。 ，[29]。

所以对江南的把握特别要超越江南本土的环境开发，需放入帝国的政治经济格局里，在整个帝国的政治经济编程中，并在政治治乱、权力消长、王朝更替的轨迹里考稽。如，在政治一体化的大一统帝国里，“举国体制”可以动员和组织大的水利等公共工程和投资“公共产品”设施，有利于各地经济与社会的稳定运转 [56]204，212-216;但这种“仁政均衡”是以“平均主义”的方式解决区域之间的物质财富差异。再如，怎样看待江南及全国的人口问题，李伯重认为明清江南“劳动力短缺”，而不是过剩——因为集约需要的劳动付出高，吸引了外地劳力的迁入翰香所代表的“传统”观点更具说服力：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阶段，江南人口不仅密度冠于全国，而且受到(土地)资源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而产生大量剩余人口。

，[5]27，[90]。但是，如何宏观地、长时间跨度地、实质地看这个议题呢?在胡焕庸线以东，开埠前开发殆尽，人口压力日益增加，特别是康乾以来的“人口爆炸”，是不是陷于像伊懋可所说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大范围、大规模的战乱是不是一种“马尔萨斯”式灾难

何炳棣认为中国在19世纪落入“马尔萨斯式”陷阱，并强调“当自然灾害、战争、叛乱、瘟疫的积累影响已具体化时，马尔萨斯式的限制就成为事实，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而李中清等人却把“中国人口过剩”的论调称为“马尔萨斯的神话”，他和王丰的专著旨在“挑战”和“否定”这种“神话”。该书的主题在“引言”里阐明。

，[91-92]?即看一个区域，不能漠视传统中国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帝国历史运动中特有的“周期”性循复，即增长—衰退—继续推进—失衡—重建的王朝兴亡更替，以及近现代的动乱、革命，对江南境遇和命运的左右——江南无法置身于外

关于明清之际江南遭受的毁灭性经济与社会劫难，参阅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0-478页)。

，[65]470-478，[93-94]。

另外，江南作为中国乃至东亚最发达、最先进的地区，不仅在全国经济网络以及对外经济联系中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而且在经济与文化领域里出现了一些“新”气象，被归结为 “江南道路”或“江南模式”，或可与“英格兰道路”对比，以探析中、西之间的“合流”与“分流”

王国斌认为：与中华帝国晚期的斯密式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是一种“农业帝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与1500年以来的“欧洲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别;他后来的这种论述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更加明晰化。他和其合作者指出：“尽管当时(19世纪)的中国已经因为人口过多而笼罩着马尔萨斯的阴影，但‘低速发展’和‘停滞’仍然有着本质的不同。在1700年之前，中国和欧洲的许多地区也都经历了以商品化为主要特征的‘斯密型增长’。所以欧洲率先跻身于近代经济之列，其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经济本身，而是在于政治。欧洲于中国不同的政治体制，意外地造就了其经济上的优势。”，[56]9，225-229，[95]。而江南等东南沿海的发达没有带动传统社会的异变和突破，即便其在开埠以来的现代化成功并没有带动整个国家的成功转型，然而却推动了我们对区域与国家关系的深入思考。

(三)环境变迁中人的能动性及其限制

在人与自然互动的环境史视野下对江南区域文明形成过程和特性的分析，可以丰富我们对自身及所处的世界的经验和知识，有助于鑒往知来。

1.自然本身的极限和逻辑

在对待自然上，人类有生存和发展的逻辑诉求。千年来，江南做到了“富”且“美”;国家大体上实现了既定目标，特别在明清阶段，重赋的江南成为帝国的“基本经济区”

王家范提到这样的历史“悖论”：“江南既是‘黄宗羲定律’受害最深重的地区，又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他认为江南人民是利用农、副各种手段从自然界和市场取得物质回馈;王国斌和他的合作者认为：“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中国的饥荒与人口折损应更多地归罪于社会危机，而不是真正的资源危机。”但他们忽视了两种危机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

，[56]41-42，[96]。但是，自然界并非用之不尽、取之不竭，而且特定的知识、技术、社会组织形式、政治管理体制限定了资源、能源的开掘和使用。明清江南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前现代人力所能及的自然极限：尤其是鉴于康乾以来人口的急剧增加，平原水田单位面积的产出能力近乎极致。虽然勤劳聪明的江南人民竭力从事多种经济活动，但获益也多直接或间接来自包括丘陵山地在内的土地。

另外，人力作用下的环境后果兼具可操纵和不可操纵性、可预期和不可预期性。被改变了的自然界往往潜伏着更大更多的危险，其反作用力往往表现为更为频仍、更为剧烈的灾害、疾病的“报复”，以及大自然的自我修复

许多水利事业的情形往往是越为了经济目的而“治理”，环境后果越恶劣。如王毓铨等人的研究显示：“直至终明之世，江南苏、松诸府仍是旱涝交加，灾害频繁。”，[33]231-241。

2.环境与人互动的社会制约

一个区域或地方的兴衰，固然受制于生态环境与技术手段之间的关系，但来自人类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权力的强大影响不可轻视。从江南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的个案，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然与人力的交织中，中央集权国家机器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国家权力、战略部署常常决定着地方经济与社会的波动，并进而制动，甚至主宰了一定时空单位内的环境嬗变。比如，王朝——国家财政对江南的过分依赖，以用于全国范围的平均主义的再分配，迫使江南竭尽一切手段和途径，不断地向自然界无节制地索取资源，所以，在大一统体制下江南繁荣维系和发展的环境和劳动代价高昂。结果，江南虽然相对于其他地区富足，但主要财富为国家与外地商帮攫掠，难以实现原始资本积累，不具备量与质上扩大再生产的自主再生力[97]。

3.追求人与自然动态的和谐

即便到了今天，我们对自然与人类相互作用的关系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知，但在生存和发展的实践中如何做到“天”“地”“人”动态的 “合一”或和谐，依旧是永无休止的探索之路。江南开发与环境的旧事告诫今人：人可以有所作为，但不能为所欲为。这是富有现实关怀的环境史学给予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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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and reflection on a few significant issues in the field of Jiangn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SUN Jinghao， LU Junjun

(Jiangnan regional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P.R. China)

The perspective and approach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n provide new incentives to the studies of Jiangnan regional history. The original natural settings of southeast China due to its location preliminarily conditioned the pattern and orientation of the hydraulic-initiated regional agri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In imperial Chinese history full with unification and division as well as fluctuation， the rich resources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Yangzi Valley had manifested its increasing supremacy， leading to rising economic prominence which steadily surpassed the earlier thoroughly developed Yellow River Valley during the Age of Division， thus in contrast with the continuing political importance in the north. The late imperial era saw mature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mplex， demonstrating highest productivity in the national context， and certain pretty humanized landscape resulted from reciprocal nature-human dynamics in certain temporal & spatial continuum. Notwithstanding， the “Jiangnan way” of development noted for exploiting the earth had caused more and more negative ecological consequences， and furthermore its incipient “progressiveness” meant least significance in the grand unified empire’s politico-economic framework as well as dynastic cycles， nothing approaching the so-called “English model”.

Key words： Jiangn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development; types of civilization; reflection

(责任编辑 胡志平)

作者：孙竞昊 卢俊俊

第3篇：新闻文化的学科观检讨

摘 要：为促进新闻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从新闻的概念、内涵、价值体系、学科体系等方面，对传统新闻学的史、论、业务三大块学科模式提出挑战，建构以“实务”为主干，以“文本”和“经营”为两个基本点的新的学科体系。同时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政治传播思想，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解读新闻文化的国家属性、政党属性、公众属性等三者之间的关系。这对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新闻文化研究、实施新闻执政、构建和谐社会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新闻文化;“元”概念;“衍生”概念;学科体系;价值体系

作者简介：方延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210093

新闻是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新闻有其历史传承、学科体系和价值诉求。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一种大众文化、信息文化、交流文化、消费文化、关系文化。新闻，从其本质上讲，应该是一门关系学。随着信息社会的进步，谁也离不开新闻，它成了人们精神文化方面的第一生活需要。在今天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信息人、新闻人、社会人。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新闻是政治文化、权力文化，是治党、治国、治政之手段和工具。凡是执政党，凡是政治家，没有一个不重视新闻。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他还特别强调：“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1］3336

本文试图就我国新闻文化在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从学科体系上进行一个扼要的梳理。这里说的“学科体系”，是想找到如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讲过的，即“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有自己的内在规律”［2］90的那部分规律性的东西，以求教于学界、业界的朋友们。

一、 对新闻学概念的理解

研究新闻文化不能不涉及新闻学，尤其是新闻学的概念，因为这是其学科基础。否则，新闻文化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有一种偏见，认为“新闻无学”。持这种观点的人，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这大概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目前在我国许多高校中，新闻学的教师往往不是学新闻出身，大多是从中文等文科专业转过来的，似乎什么人都可以教新闻。尤其是近年来，新闻类专业在全国高校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7年，大约已有700多个新闻类的教学专业，在校生已达到15万人。大凡在一个综合类、师范类甚至理工类的高等学校，几乎都设有新闻学、广告学或电视编导之类的专业。因此，新闻类专业似乎成了我国近年来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最容易办的专业。

其二，许多新闻类的著述缺乏严格的学理性，应用性、操作性的内容过多，与传统的文、史、哲等学科比较，学养积淀不厚，鲜有洋洋大观之著作。

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新闻不仅有学，而且大有学问。今天，新闻与传播学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级学科，特别是在快速发展的信息社会中，新闻学无论是在治国、治党、资政，还是在提高人的文化素养、推进社会进步等方面，都已成为一门显学，新闻传播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政治家、政府、公民如此高度关注和重视。

一般来说，对一门学科的认识和理解，应有几个切入点：一是设立一组概念，二是梳理一组方法，三是确立一套价值体系，四是建立一套学科评价体系。显然，对新闻学的学科理解也不外乎这几个主要方面。

概念是建构一门学科的基础，也是学科体系中的灵魂。概念就是定理、公理，是讨论问题的前提。任何一门学科或一个理论体系，都是在一组概念下的体系结构和方法关系。长期以来，新闻学的概念界线不清晰，其中许多概念被边缘化了，主观性因素太多，缺乏普适性。应当说，这种缺陷在中西方学界普遍存在。比如，单就一个“新闻”定义，可以说有多少人去研究新闻、解释新闻，就会有多少种关于“新闻”的定义，而这些定义，更多的是反映了解释者的个人喜好和政治倾向。还有一些所谓的概念和定义，其实并不是概念，而是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延伸。

笔者曾对国内外关于“新闻”的概念、定义作过一些统计分析。从考虑问题的角度，可以将“新闻”的概念分解为外延性和概念内涵性概念两类。“新闻”的外延性概念主要是从范畴上界定，比如有人提出“广义”和“狭义”的概念，在“广义”和“狭义”里面再去细分。“广义”的新闻概念，泛指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那些新鲜事物；“次广义”的新闻概念，是指与新闻传播活动相关联的事物；“狭义”的新闻概念，是指媒体进行新闻报道的这种行为本身；“最狭义”的新闻概念，指新闻媒体上所报道的那些新闻。“新闻”的内涵性概念主要是从“源”和“效果”上去理解，有人提出了“事实说”、“活动说”、“功能说”。“事实说”把新闻看作是一种事实；“功能说”主要是把新闻放在社会效果与功能评价上。

概而言之，从传统上讲，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这是史的意义；从职业上讲，新闻是一种追求，立足于求实、求真、求新、求快、益智、益乐……；从系统方面讲，新闻是一个传播过程，是从信源到受众的一种信息采集与讲故事；从符号方面讲，新闻是一种有别于其它文本传播的公共性文体。

中国传统的新闻学学科体系，一般是以史、论、业务三大块为架构，包括我们对各个层次人才培养方向的设置，都是以三大块为基础的。但是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老三块的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发展了的学界、业界的需要。因此，新闻学学科的学科建设，革故鼎新，势在必然。

笔者曾做了很大努力，对西方新闻学学科体系进行较深入的比较研究。但是，几乎很难找到一个类似于我们的史、论、业务这么有传统的新闻学的架构体系。近年来，笔者也曾利用开学术会议和出国访问的机会，多次采访一些西方著名新闻教育家、著名记者，包括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等。调查结果发现，西方的新闻学更多的是一种新闻实务研究，是一种技术、技能培训，是一种职业教育。尤其是将新闻学与传播学进行比较后，感觉更是如此。西方的新闻教育，强调的是一种采集信息、传播信息的本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迪恩•米尔斯教授曾这样区分新闻与传播：新闻的使命是向公众提供信息并激发讨论；大众传播研究的使命是将我们关于大众媒体与公众互动的理解告知公众。

一般来说，一门成熟的、经典的学科，除了其架构体系、相关方法外，它还应具备其可教育性，因为“可教育性”体现了一种文化传承。西方新闻教育尤其凸现了新闻实务性的特色和职业教育的特点。有专家在经过综合研究后，将其概括为人文素养、专业技能、思维培养。图1反映了西方新闻教育的实务性特点。

在人文素养里面，突出方法养成，包括伦理、法律素养的形成，社会责任感培养等。在专业技能里面，主要是采、写、编、策划等方面的基本功训练。在思维培养里面，强调考虑问题的能力。

从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看，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是新闻写作、大众传播学概论、传媒研究方法、大众传播法律等主干课程。因此，可以这样说，西方的新闻教育是一种职业教育加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

我国当下的新闻学学科体系，史已经越来越淡化。在“论”的方面，缺少学术独立性，更多的是一些官方的宣传原则、要求、规范、纪律，文件内容和领导人的讲话等，或者说是对执政党的报纸学解读，是“我注六经”，学理性少，体系性差。我们的报纸有时还是宣传纸、政策纸，并非真正的新闻纸。在实务方面也面临新媒体、新技术的挑战。

改革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已经完成了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过程，全世界都想知道中国的故事，全世界都想了解中国。中国新闻文化面临挑战，中国媒介市场面临挑战。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学科体系，特别是建构一个与中国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相适应的新闻文化环境和发达的媒介市场，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人们的面前。建构一个与时俱进的中国新闻文化学科体系，一是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思想；二是要全方位把握当今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

实际上，在对新闻的研究和理解上，西方有些学者和报人比我们研究得更深入，理解得更深刻，有更强的超前意识，尤其是在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方面。由美国学者W•兰斯•班尼特撰写的《新闻：政治的幻象》，已成为这方面的经典著作，自1983年出版以来，已经再版了5次，受到业界、学界普遍称道，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比如，对于新闻时态性、发展性，一些西方学者是这样理解的：

托马斯•杰弗逊说：“过去的新闻，如果媒体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阅读，这个世界就是安全的。”［3］305在这里，他强调的是新闻的自由性、公共性，这种自由性、公共性，体现了一种对社会安全的责任感。

今天的新闻是什么？W•兰斯•班尼特说：“新闻就是新闻工作者、政客以及公众每日交互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持续变化的社会产品。”［3］16在这里，他强调的新闻是包括政客、公众和新闻工作者在内的三者互动的一种社会产品。一方面明确了新闻的商品属性，另一方面又告诉人们，这种社会产品不是结论性的、终端式的，而是过程性的、进行式的，是线性的、可连续的。

对未来的新闻，格雷厄姆•默多克和彼得•戈尔丁是这样预测的：“未来的新闻：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新传播和信息体系，已经在自由民主范畴里取得一席之地，这种体系正被推销给广大公众，它能提供给人们更多的选择，增加对于自身生活的操控力。它既能给人带来自由，又能给人带来力量……但是，这个体系只把人定位为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公众的其他所有身份都被边缘化了，甚至被消除了，特别是作为公民的身份”。［3］305格雷厄母•默多克和彼得•戈尔丁对新闻的理解是明确提出“人是消费者”，人们可借助新闻操控自己的生活，在媒介市场，在新闻里，人们的其他身份都被边缘化了，唯有消费者的身份得到凸现。

综上所述，托马斯•杰弗逊、W•兰斯•班尼特、格雷厄母•默多克、彼得•戈尔丁等人对于“新闻”的诸多定义和理解，特别强调了其社会性、时态性、发展性和制度性。这种从新闻生存环境出发、对新闻时态发展的分析和把握是深刻的。

基于对上面关于新闻的外延性概念、内涵性概念、时态性概念等比较分析，笔者提出，对新闻概念的理解应着重从“源”上去解读。因此，可以把新闻的概念区分为“元”概念和“衍生”概念。以往很多新闻学的定义和概念，主观的东西太多，或者被边缘化了，经常会出现亦此亦彼的现象。而用“元”概念和“衍生”概念区分，迎刃而解。

提出“元”概念的初衷，主要是想强化公理性、普适性、共识性，革除主观意识性。所谓“元”概念，是指主概念、大概念、基本概念。比如：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事实、什么是消息、什么是通讯、什么是新闻评论等，都属于“元”概念。新闻的定义，是新闻学学科中最重要的定义。国内外关于新闻的定义有上百个之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在众多定义背后有几条最根本的东西是比较认同和一致的：其一，新闻必须是新近发生的真实事实；其二，新闻必须是迅速和广泛传播的；其三，新闻必须是人们所普遍关注的。上述三条构成了新闻定义最主要的核心内容，无论怎么变，都不会离开这三条，且缺一不可。比如：新闻事实，它应属于“元”概念的范畴。所谓新闻事实，是指构成新闻内核的那些东西。即通常讲的5个“W”，何事（What）？何人（Who）？何时（When）？何地（Where）？何故（Why）？再加上一个“H”，即怎么样（How）？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在哪里，这6个因素都是构成新闻事实的核心要素。

强调新闻的“元”概念目的是突出共享性，只有共享性，才有可能使信息消费者通过阅读信息来理解某种社会生活的“意义”。共享性是“权”的意义价值，概念只有具备了共享，才可以使社会交往存在，使社会关系有意义，使社会有一个共同的语境价值。

“衍生”概念是相对于“元”概念提出来的。“衍生”概念是小概念、子概念，是在“元”概念前提下衍生出来的。比如，新闻真实属于“元”概念，在这一概念下或由这一概念出发，或围绕这一概念能“衍生”出一系列因其存在而存在、与其相关但又不分立的从属于新闻真实性的概念，像宏观真实、微观真实、抽象真实、趋势真实等，都属于“衍生”概念。

当然，对新闻学中的“元”概念和“衍生”概念，要认真梳理，区分其范畴、意义和内容。一般来说，“元”概念强调其初创性、公理性、普适性。共识性、公理性和普适性，是一种舍弃了社会人的主观意识的超然的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衍生”概念不如“元”概念那么纯正、客观、超然，它携带和夹杂着人的主观意识。因此，“衍生”概念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元”概念是一种忘我、无我、大我的境界，“衍生”概念往往有我、小我。

二、 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建构

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是新闻文化中的核心内容和基础。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新闻文化研究中，必须高度重视新闻实务在新闻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必须在新闻学学科建设中做到新闻理论与新闻实务的有机结合。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提出了“一个主干，两个基本点”的新闻学学科体系结构。所谓一个主干，即以新闻实务为主干。新闻学的学科特点和基础是它的实务性、操作性，实务为本。离开实务，离开采、写、编、评、策划等，新闻学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谓两个基本点，即“文本”和“经营”。

文本第一，内容为王。不管是纸质媒体，还是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媒体等，好新闻的关键要有一个好文本。围绕文本，采、写、编、策划、传播效果等都可以带动起来。不同载体的文本有不同的形态和特点。纸质文本，尤其是主流媒体，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证人民的知情权；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数字说话；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和创新手段。目前，主要是突出其资讯的权威性、解读性，文本内容的深刻性、思辨性。电视文本要简洁明快，突出其读图性，强化图文并茂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广播文本要易听、好听、易记。网络文本要彰显其草根性、互动性、联接性，开门见山。

经营第一，效益为王。当下新闻是买方市场，产供销一体化。成功的媒体都是产品对路，受众消费，公众接受。围绕媒体经营这个中心，企业如何运作，资本如何经营，品牌如何打造，产品如何销售，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都是媒介经营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从新闻的学科属性上讲，文本是实务，经营也是实务；文本有方法，经营也有方法；文本有显现的价值评价体系，经营也有显现的效益评价体系。二者互为依存，共生共荣。以实务为主干，统领“文本”和“经营”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两手都硬，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文本”与“经营”比翼齐飞。这样一个新闻学的学科体系，不仅解决了新闻理论的根基问题、有用性问题，新闻文本传播的最优化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媒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三、 新闻文化的价值体系

提出新闻文化的价值体系，实际上是一个标准化问题，是有用性和存在性的问题，是属性使然。基于笔者对新闻文化价值体系的理解，提出一个三元结构的价值体系（见图2）。

1． 自在性价值

自在性价值是指事实本身，是能够使实事成为新闻事实的那些东西。哲学意义上的新闻事实，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二是符号再现的事实；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事实。新闻真实性至少应在三个方面得到充分体现：其一，新闻报道的事实必须真实；其二，对新闻报道事实的概括必须真实；其三，新闻报道的事实与这类事实的总体发展要一致，实际上是一种趋势真实、规律真实，是一种大真实和规律真实。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十分强调新闻的自在性价值，但在任何新闻实践中，都不可能有绝对的、纯客观的自在性价值。因为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新闻事实，实际上是一种新闻语境下的新闻事实。比如汶川大地震，除了亲自到灾区去的人外，其他受众所能接触到、看到、理解到的事实，全部或主要是媒介传播后的事实。因此，它只能是一个文本事实，语境事实。自在性价值应是一种文本前价值，是存在决定意识的那个“存在”的东西，是源价值。

2． 效果性价值

效果性价值是文本后价值，是通过传播者的选择性体现出来那些东西。比如，从它对人类的致利、致善、致美方面来说，这种效果性价值可能是一种精神价值；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文化价值；从对世界的解释方面来看，是一种认知价值和信息价值，因为它把真理告知人们，把事实告知人们，给人们提供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资讯服务；从政治学的视野来看，是一种管理的价值；从舆论学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引导价值、宣传价值，它可以借助“议程设置”来收到“沉默的螺旋”的效果，达到预期目的；在审美视野里，它具有欣赏和感化的价值，可以使人们的灵魂、人格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效果性价值，是受众消费新闻的具体体现，是新闻作品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媒体是最直接的现实生产力。深入研究媒介文化的效果性价值，是使这门学科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和不竭力量，或者说是社会对它的一种新诉求。

3． 制约性因素

制约性因素是指新闻文本传播过程中的一系列制约关系，是一种非文本自身的东西，它贯穿于文本传播的全过程。今天，新闻传播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的信息杠杆、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监督社会的有益镜鉴、引导舆论的文化先锋，这些均已超出作为一门学科的狭隘的价值体系的意义，成为一个大的社会价值体系中的最重要内容。像新闻文化这样一种高位价值体系的媒介角色，无疑是意识形态的前沿。从本质上讲，制约性因素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制约力。图3为笔者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做了一定的修改、反映这种制约性因素的分布内容。

著名传播学家麦奎尔也曾设计了一个图，以说明传媒在社会范围中所受到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见图4）。由此可见，媒介传播过程中的制约因素的确来自方方面面，如果没有足够的应对能力，则很难实现媒介的可持续发展。

四、 新闻文化的政治学意义

多里斯•A•格拉博尔在为W•兰斯•班尼特的《新闻：政治的幻象》一书写的序言中指出，“传媒是各个政治群体的粘合剂”［3］7。班尼特在这本书中明确指出，目前支撑新闻体系的有政治家、媒体和受众等三块基石。巧的很，这也是一个“三元”结构（见图5）。

W•兰斯•班尼特的三元结构，是基于对当今媒介环境的深刻理解提出的。

其一，国家意义下的政治信息体系的新闻，要服务于国家民主化进程的需要。这是因为，政治信息已经成了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最重的信息需求，在这个信息服务中，人们都在关心，“不同的政治角色——从总统、国会议员到利益集团和激进主义者——如何把他们的信息传递到新闻中。新闻不仅是不同的政治角色与他们的观众交流的重要媒介，而且是他们——从华盛顿的精英到普通的市民——了解和监督自己的政治利益是如何被公开反映的重要渠道。简而言之，要想了解政府和政治的运转，我们还需要了解是谁在制造新闻、谁没有制造新闻，以及新闻是如何影响公众舆论和解决政治问题的”［3］2。当然，还有一些“把关人”的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新闻机构面临的经济压力、公众的疏懒以及政治家的欺骗等。因此，理解什么是新闻的第一步就是，审视政治角色和他们的传媒顾问如何利用新闻管理技巧来使新闻服务于他们的利益。另外一个‘把关’因素是记者和新闻机构所面临的经济压力。他们需要在有限的资源和时间里找到能抓住观众的新闻。因此，他们常常要牺牲新闻的深度和多样性来获取圈内人士的观点、丑闻，以及耸人听闻的消息等。”［3］3

其二，在民主化进程中，政治家已经很容易与媒体沆瀣一气，非常乐意走在公共舆论的前台。从政治家的成功意义上来讲，权力和影响力，取决于对媒体的掌控力，取决于对信息的掌握和有策略的使用。班尼特指出，政治家们特别关注政府议程设置，经常把一些新闻事件提到公共议事日程的高度去处理。他们认为，“议程设置”的意思就是帮助观众理解社会和政治中哪些是重要的、需要他们来思考的。另外，新闻往往只报道令人瞩目的少数人的观点，例如总统、国会议员以及社会领袖等。因此，在公共事务方面消息灵通，往往意味着从那些熟悉的、经常在新闻节目里露面的人的观点中获得提示，而他们通常都会把自己的观点裁减成一种易于理解的观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大众传媒时代，最广泛流传的那部分新闻报道不仅要告诉认真倾听的公众该如何思考，还要告诉那部分消息灵通的公众如何基于主流的、符合政治家和利益集团利益的观点去思考［3］7。非但如此，另有一些政客、政治家，发现自己的信息没能按自己的意思传到受众那里，他们就会花大价钱雇用御用文人以形成传媒攻势，或者采取一种“学术寻租”的方式，替自己推销观点。

其三，媒体生存问题，使得他们不得不与政治家结成联盟，互为利用。班尼特认为，不管新闻是从大众传媒时代的正常渠道得到的，还是在数字时代通过非正常渠道得到的，信息和权力的政治学都不会对批评性或分析性新闻的产生有任何帮助。恰恰是由于大众传媒时代的新闻机构受到日益控制的大财团的利润压力，一种普遍的趋势是寻求最方便采写、也最容易吸引读者的稿子。由于缩减开支，每天硬新闻定额不断减少，新闻越来越向生活方面的特稿和实用新闻靠拢，新闻越来越依赖于公关、政府发言人和传媒顾问提供的精心包装的新闻素材和新闻事件。

在今天的大众传媒中，绝大多数的新闻都是日常报道，记者对自己日常分管的采访领域进行报道，完成分配的任务，收集书面材料、新闻吹风以及被采访部门的书面声明等，并把真实传递给受众，成为基本的、经常性的工作。再复杂一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制造新闻的政治角色往往花大量的时间和财力寻找能够更好地推销本人和自己观点的途径，而不是考虑如何邀请公众参与这些重要问题。其结果就是，新闻主管祈祷能够不断发现有趣的丑闻来填补每天的新闻空白，而政治家们则祈祷能躲开这些丑闻。

上述这样一些普遍的倾向，不仅仅是在发达的美国存在，在发展中国家几乎也都是这样。政治家的丑闻，明星的绯闻等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应当说，多里斯•格拉博尔的分析是深刻的。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信息——包括关于这个世界的最重要的信息——都能被称作新闻。相反，新闻所包含的信息更多的是适时，经常是煽动性的（丑闻、暴力和人物戏剧经常主宰着新闻）和人们所熟悉的（熟悉的人和生活经历常常使人们在了解远方发生的事情时能找到一种类似于回家的感觉）。从这一观点考虑，新闻常常是由记者、政治家以及公众通过不完善的信息交流，在不断寻求各自不同的过程中，不断变换和调整位置形成的。其结果就是这样一种新闻体系：一边是政治的垄断，一边是新闻机构对政治人物的围追堵截。原来被人们嚼舌头的话题以及小报那种耸人听闻的标题在主流媒体中越来越多地出现。”［3］12

美国政治传播学家戴卫•帕雷兹通过对美国传媒的长期研究，他对美国媒体与政治家的关系的理解表述为“政治家与媒体互为宠物”[注：2007年，我到美国杜克大学作学术访问，这句经典话语是美国著名政治传播学家戴卫•帕雷兹教授与我交谈时所说的。]，这一理解是非常深刻的。

诚如班尼特在其著作中讲的，在美国政治现实中，媒体也有着不同于理想状态下的角色。在更多的情况下，媒体只是政治的传导线，把信号传递给人民。媒体不仅负责把政治信息传递给公众，还要负责过滤人民对政府的反应。在这种政治世界中，权力依赖于对信息的掌握，以至于信息本身成了为政治家量身订做的东西。图6是他所揭示的美国政治权力的媒介化现实示意图［3］310。

利用信息控制政治现实成了一种常态。信息是权力的基础。因此，领导者和政治党派深谙信息游戏的潜规则，根本就不愿意改变现在的客观报道方式。在这种体系下，客观性制造了一种幻象，掩盖了新闻作为宣传渠道的真实身份［3］310。

事实上，人们今天并非只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平静的客观世界里，不是生活在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社会活动的世界里。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所生存的这个社会已经成为他们所处社会的一些特定语言支配下的世界。这个所谓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某种既定语言、特别是按统治者所主导的语言模式建构的。我们看到、听到、闻到和体验到的这个“客观世界”，存在着一种被社会早已事先确定了的叙述事实、解释社会的选择性语言。班尼特还特别揭示了美国的政治权力和利益集团，是如何利用媒体来获取公众的支持和顺从、或者在公众中制造混乱的（见图7）［3］309。应当说，班尼特的这样一种批判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美国著名记者马文•卞尔布说过，在美国，民主已经堕落到了“媒体——政治”时代。因为任何一个在白宫、旧金山或者是五角大楼里做出的重大或微小的决定，都不能不把新闻的因素考虑进去。作为政府的决策者来说，要想把任何一种观点“卖”给美国老百姓，首先需要媒体理解、接受并愿意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向受众宣传，让老百姓乐于消费。以至有的学者提出，当今世界已进入到新闻执政的时代。

在我国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开展的抗震救灾中，媒体影响之大，社会效果之最，国内外赞赏之高，前所未有。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没有媒体，汶川大地震的后果将是如何？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也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今天的社会正在由媒体主宰。离开媒体，我们将无所适从，离开媒体我们将很难生活。

五、 受众选择性需求

受众是信息的消费者，受众是媒体生存的衣食父母。因此，媒体必须研究受众消费，培养消费者。美国的一些机构曾对新闻消费者进行过一些调查，尤其是对电视收视率所作的调查，证实了严肃的、有关政治和国际问题的硬新闻不太受欢迎。实际上，最受欢迎的新闻题材是那些在生活方式和消费领域对他们有影响的话题，例如犯罪、名人、明星绯闻、健康以及娱乐。在新闻兴趣方面的调查中，政治新闻和国际新闻的得票率是最低的（除了突发性的国际危机，如“9•11”那样的恐怖袭击事件）。如果我们再看看不同年龄段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更为明显。例如，在50岁以上的年龄组中，对于政治新闻和国际新闻感兴趣的人最多，大约超过20%多一点，但在18岁到29岁的年龄组中，这一比例只有10%。与之相对比，所有的年龄组对于犯罪新闻的兴趣率都达到40%［3］10。

受众对新闻的消费倾向、消费心理和消费效果，是媒体必须认真面对和长期研究的。只要有媒体，就要研究受众，这就如同只要你想种庄稼，就必须研究土地一样重要。

六、 结语

上述对新闻文化的概念理解、学科体系的设想，价值体系的提出，政治社会学意义的解读，尤其是对班尼特所提出的公众、政治家、媒介等“三元”结构的理解，无疑可使我们对新闻文化的学科概念、新闻的使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比如，对新闻文化的理解，应对目前的思路作出逆向反观，强调新闻文化以实务为主干，以“文本”和“经营”为两个基本点，这就突出了新闻学异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应用性特点。又如，提出“三元”结构的价值体系，则是强调了新闻学科的价值属性特点，既坚持了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又顾及了学科发展中的多种制约因素，这也是社会学科、应用性学科的属性所致。再如，明确提出新闻文化的效果性价值，可以正确理解其社会意义。借鉴班尼特等人的观点，特别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新闻的三个基础，则突出了媒体的关系学研究，同时告诉人们，新闻作为意识形态前沿的权力意义和意识意义。在这一点上，充分说明了东西方的新闻业界和学界，从来就没有否认过“没有超阶级的新闻”，“没有超阶级的自由”，新闻只能是社会的新闻、国家的新闻。

新闻文化建设是国家综合竞争力中的基本建设，既有历史包袱的影响，又有时代机遇的挑战；既有民主进程的公共舆论要求，又有文化本质所体现出的意识形态制约。如何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实现中国新闻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一是需要理论智慧，二是必须按新闻规律办事。唯有如此，新闻文化才能开拓出新境界，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中做出应有的更大贡献。

跋：本文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前后历时几年，其间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和自我否定的过程。比如像“三元结构”、“元”概念、“衍生”概念、新闻学的学科体系等，都曾先后在一些著名期刊上发表，并引起学界业界的关注。经过一段时间的再思索后，深感当时大胆提出这些概念还是有勇气的，但我也经常为其中一些欠准确之处感到不安，故特利用本文发表的机会重新给出新的解释和修正，亦作为对我近年来新闻文化研究、新闻学学科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作出这一说明目的有二：其一，告诉读者，文中一些似曾相识的东西实际上是新思考；其二，彰显一种尊重读者，尊重学术，尊重真理的态度，接受读者的学术监督与批评。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美］W•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象［M］.杨晓红，王家全,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赵仁康）

作者：方延明

第4篇：产品质量问题的检讨书

一个公司一个厂家最重要的就是产品的质量了，如果有质量问题那么就比较的头疼了。教师范文吧小编给大家带来了产品质量问题检讨书，仅供参考，谢谢查看。

产品质量问题检讨书

尊敬的单位领导:

对于此次我制造的一批电路板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的错误，在此我怀着懊悔、自责的心情向您递交我的这份检讨书，以深刻反省我的错误，深挖错误原因，提出改正措施，争取最大限度得挽回损失，征求原谅。

回顾错误:当天上午我由于精神状态不佳，身体有些疲惫。在检查样品过

程当中，思想上出现了松懈状况，想当然得认为样品质量是合格的，并没有严格按照企业产品检测规范落实每一步的检查。这才最终造成了出产电路板的质量问题错误，给企业造成了损失，给客户带来了不便。

领导批评以后，我对错误进行了深刻认真得分析思考，认为造成这次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

一，我思想上的松懈马虎。按理说我入职以来也有三年多时间了，也算是一名资深技术员。可是却没有想到我的思想方面任然存在这样低级的松懈状况，思想上想当然、求进度、贪图省力。殊不知世事无绝对、凡事须谨慎，错误问题往往就是在松懈马虎的一瞬间就酿成的，只要思想上松懈一丝一毫，那么错误就会趁虚而入，防不胜防。

二，没有足够的警惕感，对于结果预判力不强。当天上午我查看样品的时候警惕感不足，虽然感觉到这一批样品线路排布有些细小异样，却没有细入观

察，导致出现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三，近期天气冷暖温差大，没有注意作息调节，导致感冒，精神状况不佳，也是一个原因。

总而言之，我的错误是明显的，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容许我抵赖的。面对错误，我感到深深得自责与懊悔。在此，我要郑重得向领导保证:我会从这次错误当中充分吸取经验教训的，我一定要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牢固树立产品质量把控意识，切实遵守企业产品质量检测纪律规范，防微杜渐、仔细扎实以今后长期的良好工作成绩表明我对错误的检讨与改正。

此致

产品质量问题检讨书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仁：

在海格100台的生产工作中，由于个人疏忽，我没能全面的对生产的全过程进行准确无误，认真核实、严格把关，导致海格生产问题严重。给公司定单造成了不良影响和一定的损失，同时也愧

对各位同仁对我的信任。通过此事我也在自我反思一定要把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找出来，若是找不到根本原因所在，敷衍了事，也许将来还会犯更多更严重的错误。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只有认真反思，寻找错误后面的深刻根源，认清问题的本质，才能给集体和自己一个交待，从而得以进步。反思后，归结原因如下：

1、责任心不强，工作作风不深入，不踏实。作为一名生产负责人，不论有多少事去处理，都应该有一个清晰的头绪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同时，更是要增强自身的学习和业务水平，牢记工作上细节性。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是做事做人的能力。做人要专注，做事也要专注。做事不专心，一定无法把事情做得圆满，无法清楚地掌握细节。

2、做事情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认真负责，勤学多问能真正领会领导安排工作的意图，不能偏差千里，对领导安排的各项工作有始有终。做好自

己的本职工作，能从工作中、业务中学更多的智慧，自己要不断提高业务及其他综合水平。

因此我接受公司处罚，同时感谢公司给我再改进的机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努力。此时，我知道无论怎样都无法再挽回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因此，我将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表示自己的觉醒，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来为我公司的工作做出积极的贡献，请领导相信我。

检讨人：XXX

20XX/3/17

第5篇：产品质量问题的检讨书

在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出现了问题或过错后，我们常常被要求写检讨书，以对出现的过错进行反省，请注意检讨书里面要交代清楚行为。怎样写检讨书才能做到语言准确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产品质量问题的检讨书，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尊敬的单位领导：

对于此次我制造的一批电路板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的错误，在此我怀着懊悔、自责的心情向您递交我的这份检讨书，以深刻反省我的错误，深挖错误原因，提出改正措施，争取最大限度得挽回损失，征求原谅。

回顾错误：当天上午我由于精神状态不佳，身体有些疲惫。在检查样品过程当中，思想上出现了松懈状况，想当然得认为样品质量是合格的，并没有严格按照企业产品检测规范落实每一步的检查。这才最终造成了出产电路板的质量问题错误，给企业造成了损失，给客户带来了不便。

领导批评以后，我对错误进行了深刻认真得分析思考，认为造成这次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

一，我思想上的松懈马虎。按理说我入职以来也有三年多时间了，也算是一名资深技术员。可是却没有想到我的思想方面任然存在这样低级的松懈状况，思想上想当然、求进度、贪图省力。殊不知世事无绝对、凡事须谨慎，错误问题往往就是在松懈马虎的一瞬间就酿成的，只要思想上松懈一丝一毫，那么错误就会趁虚而入，防不胜防。

二，没有足够的警惕感，对于结果预判力不强。当天上午我查看样品的时候警惕感不足，虽然感觉到这一批样品线路排布有些细小异样，却没有细入观察，导致出现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三，近期天气冷暖温差大，没有注意作息调节，导致感冒，精神状况不佳，也是一个原因。

总而言之，我的错误是明显的，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容许我抵赖的。面对错误，我感到深深得自责与懊悔。在此，我要郑重得向领导保证：我会从这次错误当中充分吸取经验教训的，我一定要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牢固树立产品质量把控意识，切实遵守企业产品质量检测纪律规范，防微杜渐、仔细扎实以今后长期的良好工作成绩表明我对错误的检讨与改正。

此致

敬礼

检讨人：

日期：年 月 日

第6篇：工程施工造成质量问题的检讨书

在有过错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再犯，为此要写检讨书来自我悔过，在写检讨书的时候要注意语言真挚。快来参考检讨书是怎么写的吧，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工程施工造成质量问题的检讨书，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工程施工造成质量问题的检讨书篇1

尊敬的领导：

我怀着无比愧疚和遗憾的心情向您递交这份工作失职的检讨书。关于我在2#楼基础筏板施工过程中，因我个人的疏忽，工作的不到位，我没有能够细致地做完工程的所有进程，以至于让现场施工过程之中出现钢筋露丝及部分钢筋长度不满足规范要求等质量问题。

首先关于这项错误，我要做深刻地检讨，这是我工作上的最大疏忽、是工作失职。作为一名项目经理，身处这个岗位我就应该深深意识自己所处岗位的作用，应该抓好现场的生产管理，抓好施工质量、安全及进度工作，应该严格按照施工技术流程和作业规范标准，对每到施工工艺都仔细检核。因为我个人的疏忽及思想麻痹，未对作业过程进行检核，导致严重问题的出现。给领导造成工作上的麻烦，造成工程进度滞后，我对此表示深深的痛心和自责。

在自己的深刻反省中，认识到了错误的根本所在。在悔悟的同时，也感到庆幸，为以后的工作敲响了警钟。我犯错的根本原因在于，我自身责任心不强，工作不深入。身为项目经理，不论有多少理由，都应端正的工作态度、严格按照施工标准，全面准确地掌握施工情况，确保事实无误、程序无误;并对存在的疑问，更应认真核实、查对。同时，更是要增强自身的责任意识，切忌工作上的随意性。

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认真负责，有始有终，做足百分百，绝不能完成百分之九十九就松懈、放弃，而因为最后的百分之一功亏一篑，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次事件使我深刻

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杜绝此类事件在今后的工作中发生!

针对我目前的错误，为了更好地管理工程质量，严把质量关，我决定用如下措施加以改正，也希望领导能够监督我，你们的一份监督就是对我们的一份关心和重视。

1、针对我的工作责任感、工作失职，今后我要端正态度，全身心投入工作，对于自己本职工作做精心了解，同时保持工作的细节，对于每一个环节的施工都严格按照施工规范要求进行。

2、对于甲方及监理提出的有关问题，第一时间做好整改工作，保严格按照图纸及规范要求施工，首先做到自检合格后在进行上质保量的完成所提出的问题，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引以为戒。

3、对于工程施工的每一道工序，严格按照施工流程进行报验审批，经甲方监理认可后，在进行下道工序的施工

通过此次深刻的检讨，请领导能够信任我。我今后一定认真总结，一定增强责任心，加强质量安全进度认识，一定杜绝今后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听从指挥，做到安全、质量及进度的整体提高。

检讨人：

年月日工程施工造成质量问题的检讨书篇2

尊敬的XXXX业主各位领导：

首先：怀着充满十分懊悔遗憾的复杂心情，我对业主的各位领导和工程科全体成员表示真诚的歉意，对于在最近一段时间我工作不认真、不细心、不负责、打肚皮官司、踢皮球、无组织、无纪律的做事行为在此做出深刻的检查与反省。

其次：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心气过高，大意、麻痹的认为自己的所有工作都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可解决问题，遇上问题不汇报、不请示、假请示、假汇报，自以为是、当报不报、擅作主张、这一切不但辜负了业主领导对我的信任和栽培还给业主上领导增添了许多麻烦，还给原本工作任务就重的工程科全体人员增加了大量的不必要工作，这一切完全都是我的过错。

再次：XX月XX日那天开会，我在外面参加考试，但临走时未给业主上相关领导及工程科请假就自作主张的离开，且在杨工不在的情况下又没有把工作细致交带下去，造成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报监报检无人理会，严重的.影响了工程质量、进度的开展，是一种严重的忽视组织，忽视纪律的行为，如果这次不是因为领导及时的发现并指正，这一系列的错我自己还可能根本不会被发现，甚至会造成更加恶劣的结果，到时候的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对于这次的严重错误，我已深知其中的严重性，如果我当初可以更加谨慎、耐心、尽职、尽责的做人做事，应该可以避免犯下这么重大的错误。也不会给业主上领导及工程科全体人员增加那么多的不必要工作。

经过领导的深刻批评和教育后我发现，造成这一系列问题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我责任心不强，疏忽大意，通过这件事，我感到这虽然是一件发生偶然的情，但同时也是我长期以来对自己放松要求，工作作风涣散的必然结果。自己身为监理负责人，应该严以律已，对自已严格要求!敬业、爱业、增强自身的职业态度，避免在工作上的随意性。然而自己却没能好好的约束好自己，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尽到足够的责任心，更没有做到团结周围一切能团结的人把业主上领导交给我的工作做好。因此通过这次事情，我知道了我的错误，也明白了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听，应该怎么去看，应该怎么去做，应该怎么去解决问题，从而真正的把业主上交给我们的工作做好，为业主上领导分忧，以报答领导对我的信任和栽培。

我谨向业主上各位领导和工作科人员做出深刻检讨，并保证：

1、加强自己的工作责任心和工作态度，认真克服工作时懒散、粗心大意的一系列缺点，加倍努力将工作做好，以优异的工程质量来弥补我造成的过错。对工作的相关准则和制度要加强学习，让自己能更好的处理问题更好的为领导分忧。

2、在以后的工作中认真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增强事业心一责任感，认真为业主把好工程质量关，交出优异的工程。凡事主动学习，主动请教，主动汇报、请示(应该汇报、请示的工作内容)坚决杜绝与领导打肚皮官司、玩踢皮球，认真做好职责范围内和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积极表现以自己的实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悔悟。

3、对于这一切我还将进一步深入总结，自我深刻反省，改正错误，纠正这一段时间以来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及时把工作重心调整到业主领导的思想路线上来，以大业主为重、服从领导的按排。我保证今后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请领导继续监督，帮助我改正缺点，使我更进一步的做好各位业主领导交待给我的任务。

我知道无论怎样都不足以弥补自己此次犯下的一系列过错。因此我不请求各位领导对我宽恕，无论各位领导最后做出怎样的处罚决定，我都不会有任何意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会以此事为教训，从犯下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学到智慧，不会只是单纯的懊悔。所以，我请求各位领导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使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悔悟和觉醒，请各位领导相信我!

再次对因我所犯的错误给各位领导及工程科全体成员带来的困惑表示深切的道歉!对不起!

检讨人：XXX

XXXX年XX月XX日工程施工造成质量问题的检讨书篇3

尊敬的领导、同事们：

今天，我怀着愧疚的心情写这份检讨书。

月日上午，我正在单位紧张地做资料，忽然得知排水工程在发生了安全事故，并且已及时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当我急匆匆赶到医院时单位领导们全在场，而后得知此次事故造成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我深深感到自责……

发生这次安全事故，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很不安。受伤咱可以治疗，但逝者的生命却无法弥补，我也是孩子的母亲，一想到那走了的孩子我就寝食难安，深深体会到死者父母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心痛，我无言以对。我充分认识到此次事故的教训是深刻的，是自己精力有限，监管不到位。思痛之余，我更加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

造成事故的原因主要是：建设单位掌握的市政工程施工知识有限，平时工作责任心不强，没有认真坚持安全与技术的交底，未能及时发现安全隐患;施工单位未制定安全措施，自我保护意识差，对安全不重视，造成了不该发生的事故。这不仅给当事人及亲属造成终生遗憾，还给单位造成经济损失及不好的社会影响。面对血的教训，任何话语都显得苍白无力，我虚心接受领导和同事们的批评和教导。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争取做到以下几点：

一、增强责任心，认真工作，学习专业知识，提高自己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二、严格按照各项规章制度要求，并坚持实施"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三、多分析，多查找，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措施，做到未雨绸缪，尽量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检讨人：xx

时间：x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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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产品质量问题检讨书范文

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需要写检讨书怎么办呢下面小编跟大家分享几篇产品质量问题检讨书范文，以供参考!

产品质量问题检讨书范文一

尊敬的单位领导:

对于此次我制造的一批电路板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的错误，在此我怀着懊悔、自责的心情向您递交我的这份检讨书，以深刻反省我的错误，深挖错误原因，提出改正措施，争取最大限度得挽回损失，征求原谅。

回顾错误:当天上午我由于精神状态不佳，身体有些疲惫。在检查样品过程当中，思想上出现了松懈状况，想当然得认为样品质量是合格的，并没有严格按照企业产品检测规范落实每一步的检查。这才最终造成了出产电路板的质量问题错误，给企业造成了损失，给客户带来了不便。

领导批评以后，我对错误进行了深刻认真得分析思考，认为造成这次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

一，我思想上的松懈马虎。按理说我入职以来也有三年多时间了，也算是一名资深技术员。可是却没有想到我的思想方面任然存在这样低级的松懈状况，思想上想当然、求进度、贪图省力。殊不知世事无绝对、凡事须谨慎，错误问题往往就是在松懈马虎的一瞬间就酿成的，只要思想上松懈一丝一毫，那么错误就会趁虚而入，防不胜防。

二，没有足够的警惕感，对于结果预判力不强。当天上午我查看样品的时候警惕感不足，虽然感觉到这一批样品线路排布有些细小异样，却没有细入观察，导致出现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三，近期天气冷暖温差大，没有注意作息调节，导致感冒，精神状况不佳，也是一个原因。

总而言之，我的错误是明显的，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容许我抵赖的。面对错误，我感到深深得自责与懊悔。在此，我要郑重得向领导保证:我会从这次错误当中充分吸取经验教训的，我一定要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牢固树立产品质量把控意识，切实遵守企业产品质量检测纪律规范，防微杜渐、仔细扎实以今后长期的良好工作成绩表明我对错误的检讨与改正。

此致

产品质量问题检讨书范文二

尊敬的单位领导:

近期在我所辖的流水线上发生多次次品流出事情，给公司产品生产效率造成极大负面影响，更加让公司领导为此感到忧伤困惑，我对此感到深深的自责与懊悔。

面对错误，我觉得第一是我没有做好相关工作，第二也暴露出我粗心马虎大意等问题，第三可能是我这一段时间的工作积极性受到了削弱。总的来说，我既然做错了，我一定是要好好改正错误的。在此，我郑重地向领导说一句: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今后一定整改!

在下阶段工作当中，我必须深刻清醒意识到自身产品检测员工作的重要意义，我肩负着确保公司产品品质过关的重要职责使命，工作当中切不可马虎大意。

感悟:可能是我前一段时间因为个人问题导致了我工作精力有些下降，我家庭出现了一些纷争，搞得我心烦意乱，已经无心工作。目前工作任在继续，我有点考虑暂且停工处理一些家庭矛盾问题。先跟领导将情况说明一下，希望领导理解。

XXX

第8篇：质量问题检讨书

1、质量问题检讨书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仁：

在海格100台的生产工作中，由于个人疏忽，我没能全面的对生产的全过程进行准确无误，认真核实、严格把关，导致海格生产问题严重。给公司定单造成了不良影响和一定的损失，同时也愧对各位同仁对我的信任。通过此事我也在自我反思一定要把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找出来，若是找不到根本原因所在，敷衍了事，也许将来还会犯更多更严重的错误。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只有认真反思，寻找错误后面的深刻根源，认清问题的本质，才能给集体和自己一个交待，从而得以进步。反思后，归结原因如下：

1、责任心不强，工作作风不深入，不踏实。作为一名生产负责人，不论有多少事去处理，都应该有一个清晰的头绪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同时，更是要增强自身的学习和业务水平，牢记工作上细节性。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是做事做人的能力。做人要专注，做事也要专注。做事不专心，一定无法把事情做得圆满，无法清楚地掌握细节。

2、做事情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认真负责，勤学多问能真正领会领导安排工作的意图，不能偏差千里，对领导安排的各项工作有始有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能从工作中、业务中学更多的智慧，自己要不断提高业务及其他综合水平。

因此我接受公司处罚，同时感谢公司给我再改进的机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努力。此时，我知道无论怎样都无法再挽回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因此，我将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表示自己的觉醒，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来为我公司的工作做出积极的贡献，请领导相信我。

检讨人：张德平

20XX/3/17

2、质量问题检讨书

尊敬的领导：

我怀着无比愧疚的心情向您递交这份工作失职的检讨书。关于我在xxx项目施工过程中，因我个人的疏忽，工作的不到位，我没有能够细致地做完xxx工程隐蔽验收的所有进程，详细查验每个节点以至于让现场施工过程之中出现质量问题。首先关于这项错误，我要做深刻地检讨，这是我工作上的最大疏忽、是工作失职。作为一名现场负责土建工程师，身处这个岗位我就应该深深意识自己所处岗位的作用，应该对工程施工的作业做全程的质量监督，应该严格按照图纸、规范标准、合同，对每一个环节都仔细检核。因为我个人的疏忽及思想麻痹，未对作业及验收过程进行检核，导致严重质量问题的出现，我对此表示深深的痛心和自责。

在自己的深刻反省中，认识到了错误的根本所在。在悔悟的同时，也感到庆幸，为以后的工作敲响了警钟。我犯错的根本原因在于，我自身责任心不强，工作不深入。身为一名土建工程师，不论有多少理由，都应端正的工作态度、严格按照图纸及规范要求，全面准确地掌握施工进度及质量情况，;并对存在的疑问，更应认真核实、查对。同时，更是要增强自身的责任意识和专业水平，切忌工作上的随意性。

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认真负责，有始有终，做足百分百，绝不能完成百分之九十九就松懈、放弃，而因为最后的百分之一功亏一篑，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次事件使我深刻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杜绝此类事件在今后的工作中发生!针对我目前的错误，我决定用如下措施加以改正，也希望领导、同事们能够监督我，你们的一份监督就是对我的一份关心和重视。

1、针对我的工作责任感、工作失职，今后我要端正态度，全身心投入工作，对于自己本职工作做精心了解，熟悉规范和图纸、合同要求，同时保持工作的细节，对于每一个环节的施工都严格按照施工规范要求进行，并严格按照公司制度规范自己。

2、今后我要像项目部的优秀工作的同事学习，认真学习好的工作作风，从精神层面提升我的工作理念，从根本上为我把今后的工作做好打基础。通过此次深刻的检讨，请领导能够信任我。我今后一定认真努力地位公司做工作，为公司的发展献上自己微薄的一份力量。

检讨人：xx

20XX年x月x日

3、质量问题检讨书

尊敬的单位领导:

对于此次我制造的一批电路板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的错误，在此我怀着懊悔、自责的心情向您递交我的这份检讨书，以深刻反省我的错误，深挖错误原因，提出改正措施，争取最大限度得挽回损失，征求原谅。

回顾错误:当天上午我由于精神状态不佳，身体有些疲惫。在检查样品过程当中，思想上出现了松懈状况，想当然得认为样品质量是合格的，并没有严格按照企业产品检测规范落实每一步的检查。这才最终造成了出产电路板的质量问题错误，给企业造成了损失，给客户带来了不便。

领导批评以后，我对错误进行了深刻认真得分析思考，认为造成这次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

一，我思想上的松懈马虎。按理说我入职以来也有三年多时间了，也算是一名资深技术员。可是却没有想到我的思想方面任然存在这样低级的松懈状况，思想上想当然、求进度、贪图省力。殊不知世事无绝对、凡事须谨慎，错误问题往往就是在松懈马虎的一瞬间就酿成的，只要思想上松懈一丝一毫，那么错误就会趁虚而入，防不胜防。

二，没有足够的警惕感，对于结果预判力不强。当天上午我查看样品的时候警惕感不足，虽然感觉到这一批样品线路排布有些细小异样，却没有细入观察，导致出现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三，近期天气冷暖温差大，没有注意作息调节，导致感冒，精神状况不佳，也是一个原因。

总而言之，我的错误是明显的，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容许我抵赖的。面对错误，我感到深深得自责与懊悔。在此，我要郑重得向领导保证:我会从这次错误当中充分吸取经验教训的，我一定要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牢固树立产品质量把控意识，切实遵守企业产品质量检测纪律规范，防微杜渐、仔细扎实以今后长期的良好工作成绩表明我对错误的检讨与改正。

此致

4、质量问题检讨书

尊敬的单位领导:

近期在我所辖的流水线上发生多次次品流出事情，给公司产品生产效率造成极大负面影响，更加让公司领导为此感到忧伤困惑，我对此感到深深的自责与懊悔。

面对错误，我觉得第一是我没有做好相关工作，第二也暴露出我粗心马虎大意等问题，第三可能是我这一段时间的工作积极性受到了削弱。总的来说，我既然做错了，我一定是要好好改正错误的。在此，我郑重地向领导说一句: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今后一定整改!

在下阶段工作当中，我必须深刻清醒意识到自身产品检测员工作的重要意义，我肩负着确保公司产品品质过关的重要职责使命，工作当中切不可马虎大意。

感悟:可能是我前一段时间因为个人问题导致了我工作精力有些下降，我家庭出现了一些纷争，搞得我心烦意乱，已经无心工作。目前工作任在继续，我有点考虑暂且停工处理一些家庭矛盾问题。先跟领导将情况说明一下，希望领导理解。

XXX

5、质量问题检讨书

尊敬的XX：

“5.21”安全事故后我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安全质量事故给我们正常的施工生产带来的巨大危害给我们企业带来的巨大损失和严重的社会后果给京福客运专线闽赣段VI标项目部的全体员工敲响了警钟亮起了红灯。

安全质量问题亟待去严肃的整治与加强。通过中国中铁、隧道集团各级领导关于安全生产大反思活动的相关讲话、在安全质量事故大反思的活动中我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积极投入到安全质量的大反思大检查的活动。即强化安全质量意识安全质量管理工作得到加强干部作风得到明显改善、工程质量得到明显提高。现将反思情况及下一步的工作安排汇报如下:

一、对于目前安全质量存在的问题反思

1、管理理念和思想认识上存在的不足虽然我们认识到了安全和质量的重要性对照“高标准讲科学不懈怠”的要求提出了“五高”要求和“牢记使命快速严谨敢于亮剑建造精品”的理念。但在落实上存在着偏差工没有充分体现安全和和质量是进度的保障实际却还是存在“重进度、轻质量”的思想没有严格按照工程施工质量标准卡控施工管理。还有些复过且过的思想作怪忽视了“三检三验”的重要性个别工点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仓促进行这些都反映了我们没有从一定的程度上深刻认识并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去。

2、组织机构建设和管理办法上的不足虽然按照快速上场的要求组建了相应的机构但人员配备上相对迟缓力量在开始时显得薄弱专业水平不高通过建指组织的月度检查和监理的日常监督检查我们在当时的基础上进行了人员调配充实了管理层和各队相关的专业人才组织了专业学习但这些还依旧不够随着工程的进一步展开要让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层层负责体系充分发挥作用没有一定数量的专业和专门人才是不够的我们要坚决按要求配置。根据上级要求我们对开始制定的制度办法再进一步的进行了完善和重新修订但我相信仍有不尽这处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将进一步梳理随着正式工程的逐渐推进不断加强制度管理的理念和措施认真严谨的“按照写的做”在落实上下功夫。

XXX

第9篇：产品出现问题检讨书

1、质量事故检讨书

尊敬的公司领导：

近段时间公司的产品质量总出现问题我深感不安，也在一直反思为什么质量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不管是什么原因我的工作还是有问题的，通过近段时间的反思发现自己对质量的认识还不够深。这一次柴油机和皮带轮轴事件，可以从以下几点分析存在的问题：

第一点：在采购方面，对经销商的选择虽然是统一招标的，但是对经销商的质量控制还需加大力度，并且在以后的合同中注明质量事故的处理办法，同时以后所有采购的配件都需厂家提供检验报告并且要求我公司质检严格检验。虽然这次柴油机事件是在我任前维修的，但是对于大问题我不应该在入库时不去亲自去检查，确实存在侥幸心理，这也是对质量不负责任的表现;关于这一次事件的原因已符说明给了公司领导。

第二点：在生产方面对各个工序的质量控制不到位，虽然对每个工序都制定工序质量转移单，但是在每个工位自检的控制上根本不到位，并且为了赶工期确实存在有的工位先用配件后补单据的现象，同时在车间有的工序不按照图纸施工，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生产;虽然车间施工有考核规定但是存在考核不严的问题，这在生产上很容易出现质量故。经过这一次事件我会严格要求车间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并且会加大考核力度首先是车间的领导者(包括我在内)，对于这一次传动轴事件可以看出在使用半成品配件时，应该对半成品配件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因为仓库里有一些配件是收购前使用的)，这在管理方面我是有责任的，上次因为丁强粉罐问题，于董事长安排对半成品仓库配件进行检查，我自己去检查的，这是不对的，应该与质检部门、技术部门联合检查，这是工作方法不对;同时我检查完没有向领导回报，这是工作程序不对。所以从这次事件可以看出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对各个工序质量进行监督、检验，并且对成品存在惰性心理;同时要改变自己的工作方法，使之更合理更有效。

通过这次产品质量事故，我必须要对自己的管理工作制定一个更高的发展目标，同时加大对员工进行产品质量安全教育、培训力度。对各个岗位制定详细的岗位工作指导书，做到“制定上墙，责任到人”，努力把产品质量、职工素质提到一个更高，更稳定的发展方向。使产品质量有一个更高、更稳定的目标要求。在此感谢公司对我的信任与关怀，请公司领导看我以后的工作行动吧! 此致

敬礼

检讨人：

x年x月x日

2、品质出问题的检讨书

尊敬的单位领导：

近期在我所辖的流水线上发生多次次品流出事情，给公司产品生产效率造成极大负面影响，更加让公司领导为此感到忧伤困惑，我对此感到深深的自责与懊悔。

面对错误，我觉得第一是我没有做好相关工作，第二也暴露出我粗心马虎大意等问题，第三可能是我这一段时间的工作积极性受到了削弱。总的来说，我既然做错了，我一定是要好好改正错误的。在此，我郑重地向领导说一句：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今后一定整改!

在下阶段工作当中，我必须深刻清醒意识到自身产品检测员工作的重要意义，我肩负着确保公司产品品质过关的重要职责使命，工作当中切不可马虎大意。

感悟：可能是我前一段时间因为个人问题导致了我工作精力有些下降，我家庭出现了一些纷争，搞得我心烦意乱，已经无心工作。目前工作任在继续，我有点考虑暂且停工处理一些家庭矛盾问题。先跟领导将情况说明一下，希望领导理解。

XXX

年月日

3、品质检讨书

尊敬的XXX：

X月X日，在工作时，我没有做好自己品质监督的工作，使得六块不良组件发货，给公司产品生产效率造成极大负面影响，更加让公司领导为此感到忧伤困惑，我对此感到深深的自责与懊悔。经过我认真反思，深刻自剖，知道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对搭档的依赖，也对自己工作的放松，把不良品流到了下一工程。通过这件事，我感到自己在工作责任心上仍就非常欠缺。发生这件事后，我知道无论怎样都不足以弥补自己的过错。因此，无论领导怎样从严处分我，我都不会有任何意见。同时，我请求领导再给我一次机会，使我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自己。

面对错误，我觉得第一是我没有做好相关工作，第二也暴露出我粗心马虎大意等问题。总的来说，我既然做错了，我一定是要好好改正错误的。在此，我郑重地向领导说一句：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今后一定整改!

在下阶段工作当中，我必须深刻清醒意识到自身产品检测员工作的重要意义，我肩负着确保公司产品品质过关的重要职责使命，工作当中切不可马虎大意。据上，我决定有如下个人整改措施：

1：按照领导要求缴纳品质检讨书一份!以日后能有深刻的检讨。

2：对自己工作上的错误根源进行深挖细找的整理，并认清其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3：严格按照作业手顺书进行操作，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保证不再出现同样的错误!

请各位领导对我进行监督、帮助我改正缺点，取得更大的进步! XXX

年月日

4、订单生产质量问题检讨书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仁：

在海格100台的生产工作中，由于个人疏忽，我没能全面的对生产的全过程进行准确无误，认真核实、严格把关，导致海格生产问题严重。给公司定单造成了不良影响和一定的损失，同时也愧对各位同仁对我的信任。通过此事我也在自我反思一定要把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找出来，若是找不到根本原因所在，敷衍了事，也许将来还会犯更多更严重的错误。鲁迅先生说过，我们只有认真反思，寻找错误后面的深刻根源，认清问题的本质，才能给集体和自己一个交待，从而得以进步。反思后，归结原因如下：

1、责任心不强，工作作风不深入，不踏实。作为一名生产负责人，不论有多少事去处理，都应该有一个清晰的头绪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同时，更是要增强自身的学习和业务水平，牢记工作上细节性。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是做事做人的能力。做人要专注，做事也要专注。做事不专心，一定无法把事情做得圆满，无法清楚地掌握细节。

2、做事情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认真负责，勤学多问能真正领会领导安排工作的意图，不能偏差千里，对领导安排的各项工作有始有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能从工作中、业务中学更多的智慧，自己要不断提高业务及其他综合水平。因此我接受公司处罚，同时感谢公司给我再改进的机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努力。此时，我知道无论怎样都无法再挽回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因此，我将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表示自己的觉醒，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来为我公司的工作做出积极的贡献，请领导相信我。

检讨人：张德平

20XX/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