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蒙学教学特点及其对现代儿童教育的启示

“蒙”有幼稚之意，《易经》中曰：“蒙者，蒙止，物之稚也”，蒙童是儿童的蒙昧之时，故称之为蒙童[1]。蒙童作为一个低龄群体，从古至今都是世人关注的一类人群。“蒙学”也称之为蒙馆，是中国古代封建时期对蒙童进行教育的场所[2]。在我国蒙学的教育发展史上，宋代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它的历史意义不仅仅指停留在教育层面，对经济、政治等方面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时至今日，当代教育界对蒙学教育的发展还有待深入研究和深化，无论从家长、学校还是政府方面我们都应该重新审视宋代蒙学教育对当代的历史意义。

一、宋代蒙学的教学特点

(一)集中识字，教学由简入难

蒙学从产生之初期就非常重视识字，识字教育在蒙学的教学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基础环节。到了宋代时期蒙学教育者在延续了这一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识字方式。

首先，采取集中识字的方法。在学童时期，孩子们就会学习《千字文》，通过这本书完成对于古代汉字的启蒙认读。与此同时，宋代学者在已有《千字文》的基础上续编了新的内容。短短的千字文可以在押韵的背诵过程中，让学童迅速掌握上千字的认读。

《五言杂字》中曾说道：“几句俗言语，休当戏言观。专心记此字，落笔不犯难。”这充分说明此阶段学者对于背书、识字的重视程度[3]。宋代的教育学家们还通过不断地钻研教学内容，编纂《三字经》《百家姓》等读物，使儿童的识字范围更为广泛，教育意义更加凸显。蒙童在反复地读、认的过程中，对文字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满足了孩子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蒙师每念一句学童就会跟读一句，词句工整対仗培养了孩子们扎实的古文语感。

其次，先认后写，由浅入深。在扎实的集中识字的基础上学童可以由字连词，由词连句子，最后完成对整个文章的习读。不仅如此，宋代时期的蒙童写字严格遵循了“由浅入深”的基本步骤，识字和写字不同，识字重在认读而写字重在结构、笔画。儿童初始阶段并不能熟练地掌握笔体结构，因此需要从最基本的笔画开始练起。在笔画的基础上逐步接触简单的字，虽然很多难体字蒙童在《三字经》《千字文》里都已认读，但蒙师们并不急于让孩子拿笔书写，更不强制性要求写字速度与识字速度齐头并进。而是设定了一套自己专门写字的步骤，第一先写大字再写小字、先写方格字再写无框字。“写字，不得惜纸。需令大字，长后写得大字”，这是王日休在《训蒙法》里所提及重要写字要点。

(二)读书方法，自成体系

宋代是中国古代时期诗词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此阶段的蒙学教育重视读书的原则和方法。在集中识字的基础上蒙童可以认读大量的汉字，在这一前提条件下蒙师逐渐把孩子们的教学重心转移到读书上来。在长时期的教学实践中，宋代教育家们总结了重要的蒙学读书原则。首先，在读书之前需要确定远大的读书志向，在儿童的启蒙阶段就在其内心中树立正确的读书目标，在正确目标的指引下才会使蒙童在读书时满怀激情。其次，在读书态度上要“正心肃容”，用端正的态度对待读书这件事情。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完成读书这件重要的事情。再次，在读书的次序上本着“欲速则不达”的原则，多读书是好事但要量力而行，多读书的前提是能读懂书、理解书，循渐进地进行，自己的能力要与书的深度相匹配。最后，读书的最终目的是发人深省，通过书中的道理有所感悟，口、眼、心三者的结合才可把书读懂读透。

在以上四点原则的基础上，蒙师会引导学生们形成较为系统的读书体系。教书、背书、理书、讲书是宋代蒙童读书的重要程序。教书是这四步最为关键的一步，蒙师带领所有的蒙童练习读书，使蒙童首先懂得明句读，在明句读的基础上由蒙师再次反复带领学童们读书，最终磨炼蒙童懂得如何诵读，读到准确无误为止。背书是读书的第二个阶段，儿童时期是记忆力比较强的黄金时期，因此宋朝学者希望抓住这个黄金时期让蒙童们多读、多记，熟读成诵是宋代蒙学教育者对儿童的基本要求之一。理书是第三个阶段，正所谓“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在学新书之时，旧书也不可丢弃，在教书和背书的铺垫之下，还要进行理书。“读书当时虽极熟，久而不读，亦必忘。”所以每日温习一遍必有新知。最后讲书是蒙师对于书中内容进行深入的讲解，使蒙童对字、词、句、文的理解融会贯通，这样才会在日后的习作练习中灵活运用。

(三)道德训练，重在生活养成

以朱熹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对于儿童的学习不应仅仅停留在诵读、识字，道德修养尤为重要。蒙童属于低龄阶段的学生他们的心智还未全，对于事物的判断极易受到外界的干扰，一旦沾染不良风气就很难改正。先入为主往往是人们认知的一个本质特征，幼稚时期的蒙童处于对外界的初探时期需要成人的正确引导，如果在幼童时期就接受偏颇之见，及至长大成人恶习已深，再想进行道德感化实属难上加难。因此蒙童阶段所学之道德理念尤为关键，它必定会对孩童日后的为人处世做好铺垫。优良的道德本性是否习得，是通过生活中的一次次考验得以验证的，正所谓“渐至习惯成性”才是真正的道德养成。

在蒙童初学道德之时，最大的困难无外乎于理论过于深奥、抽象，从而使道德礼仪无法良性的参与到社会中。宋代学者针对这一问题采取了深入的考察和思考，最终为了强调道理的可操作性，学者和蒙师把经书里的抽象理论化作生活礼仪，来约束蒙童的行为习惯。穿衣、吃饭、仪表、接人待物等生活琐碎之事，一一用教化道理进行规范[4]。“凡饮食之物，勿争较多少美恶”“凡对父母长上朋友必称名”，这些细小之事处处彰显一个蒙童的素养，也使孩子们把在书本上学习的道理内化到生活的方方面面[5]。这些经世人总结下来的优良道德礼仪在此阶段被诠释得淋漓尽致，可操作性的道德礼仪使宋代的蒙童拥有了更加全面的行为规范，人格修养也更加凸显，与社会的融入度也更高。

二、宋代蒙学的教学手法对当代儿童的教育启示

(一)重视识字和诵读教育

宋代蒙学把识字作为儿童学习的重要目标之一，然而今天的启蒙教育对于儿童的汉字、诵读缺乏重视程度。宋代教育重视识字、诵读的特点值得我们后人去学习。

首先，当今的教育环境中之所以缺乏对汉字的重视程度，主要是因为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学校的文化课测试缺乏对汉字的基本考察。我国在后续的基础教育的考察方面应该加强对于汉字笔顺、读音方面的重视程度，同时需要对基础领域里的教师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尤其在汉字的教学方面需要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启蒙教育是所有低龄儿童接受的第一个全方面教育，它对孩子们的以后学习和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这要求学校所任用的启蒙教师能具有够专业的素养、严谨的态度，并且教学方法运用得当。更为关键的是现代教育中缺乏符合当下儿童书法练字的统一教材用书，市面上随处可见的书法描红、临摹字帖，都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严格筛选。对于识字认读方面有关教育部门应该针对当下儿童的特点、认知编纂一部符合现代儿童的工具用书，利用集中学习的方式把汉字学习的重点基础知识内容汇总起来。

其次，当代儿童与古代时期的儿童思维模式、语言模式都不同，《千字文》《弟子规》这是完全符合古代儿童的蒙学读物，如今国学在基础教育领域里十分盛行，这是对经典的回顾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但是在传承中国文化的同时我们也要思考，在今天的教育界是否具有符合当代幼儿的诵读书籍。宋代时期的蒙学教育的高效的发展，离不开蒙学教材的辅助教育。“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增强阅读量，少做题，多读书，读好书”，这是新课标中明确提出的目标。面对今天的幼儿教育我们做得更多的不是使孩子们多打多少分数，而是让孩子们感受到最基础的文化教育，懂得如何利用学到的知识去学习、去生活。

(二)注重教学方法和加强引导

俗话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真正的教育教学是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今天的绝大多数家长都本着“只要孩子能读书，家里什么事都不用孩子做”的思想。教育的本质不是让孩子学习多少知识理论，而是让老师或者家长用恰当的方式、方法引导学生们掌握真正的综合能力。

对于教师而言，宋代的教师在传授给蒙童知识时也会利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让孩子们体会书中的道理。在口、眼、心这几个基本的诵读学习环节中，蒙师十分注重“心”这个关键环节，心到其他方面才能有共感。在今天的儿童教育中，教师也需要运用恰当的教育方式去激发其学习内在的潜能，使学生走上自我探究的道路，一味地讲授会限制孩子们的天性，失去对未知世界的探寻。“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这样类似的话也一再向我们验证了学生和教师正确的关系。

对于家庭而言，它是儿童接受教育的第一个场所。在宋代的蒙学教育中父母没有放松对儿童的教育，在宋代时期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完全不输于学校教育。父母经常在学校学习完毕之后和孩子们在茶余饭后探讨一些学校的知识或者人生的哲理，除此之外父母会抓住生活中一些琐碎小事向自己的子女传达正确的生活道理，让孩子们有所感悟。但是今天的许多年轻父母对于儿童教育意识还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文化课学习，甚至有的父母忙于工作而疏于对孩子的管教。因此对于今天的父母除了要花更多的时间对子女进行看管，除此之外要结合自身孩子的特点引导孩子掌握更多的学习能力、自立能力和生存能力，同时引导启发孩子对世界的探索能力。

(三)重视道德修养的落实和操作性

道德修养是一个人素质的体现，宋代蒙学十分注重道德修养的养成，因此在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实对儿童的启蒙道德教育，对于今天的儿童教育我们应该在立足于当下同时，又借鉴宋代时期蒙学良好的经验。

首先，在教学中家长和幼儿机构在注重文化课程的同时，应加强对孩子道德礼仪的教授。在读书的过程中也要懂得礼义廉耻。真正的道德传授不是说服教育，而是在正确引导的同时进行启发式教育。其次，在培养儿童道德修养的过程中要立足当下，如若只是简单地回顾古人的经典作品是没有真实意义的。真正的道德教育也要与当今社会环境相联系，这样孩子们才能真从实际中有所体会。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其教学目标、教学特点都应该符合这一阶段孩子的身心特点。

落实道德教育需要良好的方法和手段，宋代蒙学之所以能够容易让孩子们接受，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注重蒙学的可操作性，在日常的生活行为中把蒙学的理论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道理的可操作性要求理论的浅显易懂，过于深奥的道理孩子在诵读之后经常由于不理解而很快遗忘，如若我们把道理利用生活中的小事来解答，想必他们必定会豁然开朗。同时生活习惯非常重要，朱熹认为蒙童所处的阶段正是心智未熟的懵懂阶段，涉世未深的他们很难辨别事情的真伪和对错。高深的理论往往与生活实际所脱离，因此当代的教育界应该针对儿童们的认知、习惯、心智去编纂一些浅显的生活准则，规范孩子们生活中的行为举止、接人待物，使这些道德礼仪更浅显、目标更明确。在这些简单的行为准则的基础上，随着孩子心智逐渐成熟慢慢加深道德理论的难度，这样方可促进孩子们对知识的真正参透。

【参考文献】

[1]郑晓坤.中国传统蒙学作文教学方法论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4.

[2]夏征农.教育学心理学分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3]毛礼瑞，等.中国古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4]陈利华.朱熹蒙学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当代启示[J].武夷学院学报，2009(03).

[5]陆志平，薄俊生.课程标准与教学大纲对比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