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文化习俗

宋元时期的文化习俗

宋元时期的文化习俗 篇1

学生对宋词和元曲有一定程度的学习和了解，前面已学习宋代的商业相关知识为本节都市繁华生活打下一定基础。部分学生对古代文学有较好的兴趣，本课的学习有助于学生进一步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学习自信。

教学重点：瓦子，宋代词人的作品风格，关汉卿和元曲

教学难点：从“瓦子”中分析城市商业繁荣的特点；元曲的特点。

教学方法：讲述法、提问启发、观察体验法、自主合作讨论。

教学准备：课件与相关资料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多媒体出示：提到宋朝文化，我们就会想到宋代文化的一张名片——宋词。有一位宋词爱好者研究出了“大数据时代的宋词高频词汇”，据说，只要掌握了这些词汇，你也能成为一位宋词高手。例如，用圆周率也可以作词（多媒体展示）。大致看来，还有点宋词的感觉；但是，仔细一看，同学们觉得有哪些问题吗？学生发言：缺乏情感、意境，不押韵等等。文学是源于生活的，所以我们来走进宋代都市生活，看看这些词人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里？

二、讲授新课

（一）宋元繁华的都市生活

1.宋元大都市

课件出示：开封、临安和大都城的平面图。老师提出问题：你能说出宋元时期有哪些著名的大都市么？

学生回答后，老师简介这三个城市的地位：都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都市。

2.繁华的表现

出示材料：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时代……市民的富足闲暇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的高度繁荣。

——詹子庆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结合材料说明：宋朝城市出现了哪一新兴阶级？帮学生得出结论：市民阶层的兴起。

设计一个历史想象题：假设你是一位去开封旅游的人，合理规划一下你的美好旅程。我要去开封最繁华的地方，去哪里呢？

学生回答，出示图片：开封大相国寺及相关繁华图片，引起学生观察兴趣。

老师又提问：宋代最热闹的娱乐兼营商业场所是什么地方？

学生回答，课件出示瓦子的定义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瓦子。

老师再提问：我购物后想在瓦子看看表演，应该去哪里？

学生回答，课件出示勾栏的定义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勾栏。

老师提问：你能用图形表示出瓦子和勾栏的关系吗？帮学生用简图来直观表现瓦子和勾栏的关系，加强印象，便于记忆。

接着让学生发挥想象力来想象瓦子都可以进行哪些休闲活动，进一步深入体会都市繁华生活的景象。课件出示图片：说书、看傀儡戏、踢蹴鞠、斗茶、看戏曲，让学生观察提高学习兴趣，体会宋朝社会的万千气象。

最后提出：选择在哪些节日去都市逛会更热闹呢？自然而然地引入中国传统节日在都市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出示春节、端午和元宵节三个节日的相关诗句和图片来让学生判断、连线，感受传统节日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

（二）宋词

出示图片《中国诗词大会》，讲述《中国诗词大会》节目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中国古代诗词的非凡魅力。唐诗、宋词和元曲，都是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瑰宝。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宋词以及元曲，领略其无穷风采！

教师简要介绍词的基本情况。（多媒体出示对“词”的定义与特点）老师补充强调词的`发展:词在唐代就产生了，但它经历了五代，在宋代得到发扬光大，达到了鼎盛时期。每首词依据乐谱的要求，有一定的格式，叫做词牌，如《念奴娇》《满江红》《蝶恋花》等。宋词内容风格多样，内容广泛。

宋词代表人物及写作特点：（课件出示表格让学生大致了解和鉴赏）教师概括出北宋、两宋之交和南宋各一位代表人物及他们的代表作品，小组合作讨论与探究，突破难点：哪两人的词风较相近？体现什么特色？你是如何体会与理解的？教师帮助学生分析与感受，让学生体会各自的写作风格。

（三）元曲

1.教师简要介绍元曲的基本情况。（元曲的组成:包括散曲、杂剧和南戏等。艺术特点：元曲把音乐、歌舞、动作、念白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着重强调一下元杂剧的相关知识，学生了解后为下面鉴赏做好铺垫。

2.课件出示元曲的代表人物及作品

受时间所限，历史课上只介绍元杂剧最负盛名的人物——关汉卿的生平及代表作品《窦娥冤》。

其他三位留待课后学生有兴趣去了解探究即可。老师强调识记：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等，在明代以后被誉为“元曲四大家”。

《窦娥冤》可以结合课本上的介绍来简单讲给学生即可，主要让学生体会关汉卿关心同情人民，不辞劳苦的创作精神，达到历史课的情感目标。

过渡：宋元时期不仅在文学方面取得辉煌成就，而且在史学的研究也取得同样惊人的成果。

（三）宋代史学

老师简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让学生自主学习在书中找出作者、朝代、内容与地位。学生已有对司马光有一定了解，只强调一下《资治通鉴》的体例和记述内容范围即可。

三、课堂小结：课件出示知识结构图，师生共同口述配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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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期的造句

宋元时期的文化习俗 篇2

一、宋元时期中国饮食文化的域外元素

1.“韩肉”。

宋元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受外来饮食文化影响较大。“韩肉”入广州,“出韩国为之,如羹而少汁,加酢也”[5]31。在宋元时期,“韩肉”依然盛行在广州地区,“或来自异国之远,皆聚于广州,所以奇花异果,珍禽怪兽,犀珠象贝,有中州所无者。”[6]27

2. 燕窝。

燕窝主产于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宋元时期引入燕窝,贾铭著书载“燕窝味甘,性平。黄、黑、霉烂者有毒,勿食。”[7]44其营养价值极高,难获得,数量有限,非常珍贵。清代,燕窝成为名门望族得以享用的菜肴。《扬州画舫录》记载扬州富商大摆筵席,菜品多达134中,其中“燕窝鱼翅”为一道。《红楼梦》大观园的奢华生活中也常用燕窝补身。

3. 胡椒等香料。

《酉阳杂俎·木篇》载:胡椒,出摩伽陀国。始于唐时引入。宋代《诸番志》载:苏吉丹“地之所产”,“胡椒最多”、南洋地区“胡椒萃聚”[8]23。胡椒作为食物调味佐料,在进口香料中胡椒的比重很大。“(杭州)每天进口的胡椒达43担,每担重90公斤”[9]178。《北山酒经》中也有使用胡椒的记载。宋元时期,大量的胡椒进入市场流通,成为平民易于获取的食材。

宋元时期,域外香料经阿拉伯人之手从海外大量引入,回族史研究专家白寿彝评“大食商品对中国风俗方面影响最著的,是香料消费”[10]295。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明、杭、广各港口市舶司进口香料354449斤[11]36;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由占城运往泉州的香料有60000多斤[12]9815;1947年在泉州的海湾打捞出宋代商船,船内载有长度较短、用细绳捆绑整齐的“树枝”,经证实这“树枝”就是香料[13]。这些香料是从南洋各地进口的大宗货物。《诸蕃志》载,印度南毗国商人,将本国土产之物运到吉罗,吉罗当地“用荷池、撷绢、瓷器、樟脑、大黄、黄连、丁香、脑子、檀香、豆寇、沉香为货,商人就博易焉”[8]29。

运入中国的香料,除了熏香、佩香、沐香、墨香、驱虫,也用于饮食调料,以增加食物的味感,或作养身之用。据载,宋真宗赵恒对苏合香酒非常喜爱,他赐予太尉王文正一瓶苏合香酒,用以“调五脏、却腹中诸疾”,并嘱咐“空腹饮之”。“文正饮之,大觉安康”[14]79。“用糖煮香药为思酥酒,又用蜜和香药作眉思打华酒,其就大暖”[8]15,使香料溶于酒,强体保暖,因此香料又有香药之称。

龙脑、木香、麝香用于增加酒香、茶香的添加剂,史书记载,“雪花酒......又入龙脑少许,拌和,倾入瓷瓶内......用时,取出切作薄片,入酒杯中,以温酒浸饮”或“入木香少许,亦佳”[15]132。“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和膏,欲助茶香”[16]1,茶品种得以增多,香料成为茶香的辅助用品。“龙麝香茶”、“孩儿茶”成为人们饮茶的喜爱。宋元之际,马可·波罗游记中国发现“当地人习惯饮用米和香药酿制而成的一种酒。”[9]177香料的大量引进,到宋末已经成为市面上常见的商品,而被人们日常生活所用。

此外,这一时期还从海外引进了占城稻、糯米、葫芦巴、凉薯、南瓜[17]、婆罗德等农作物品种,这提高了粮食产量,丰富了中国饮食结构。

4. 回回饮食。

隋唐时期随着中亚、西亚地区伊斯兰教的兴起,“为了追求知识,虽远在中国,也应该去”[18]255,伊斯兰教信徒兴起来华热潮。宋代广州、泉州、明州沿海地区商业繁荣,单凭泉州一处“番商”多达万计。考古发掘东南沿海地区存在多处宋元穆斯林土墓和清真寺遗迹。海南三亚因隋唐以来阿拉伯人、波斯人长期集聚而形成波斯村[19]。元代,回回人大量迁入中原,一类是政府招徕或自来的回回商人,如拂来之类;一类是随军而入的回回官、军,如阿合马、阿里、回回炮机构的官兵之类。元统一中国后,这些回民散布于东南沿海、河南、山东、上京、陕甘、云南、四川等地区,“从全国范围来说,回族农业的分布以及回族居住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是从元朝开始就逐渐形成的”[20]。杨永平学者也认为回族是在元朝开始形成的[21]。回回菜成为伊斯兰教徒的独特饮食开始形成。虔诚的伊斯兰教徒阿难答帅领蒙古军15万人管辖宁、陕地区,回回菜因这类人而扩散,“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22]179;元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饮膳正要》记载着回民的饮食情况,他们“婚姻不忌同姓,惟忌同族。不与民俗为婚,人亦无与婚者”,“不食豕肉,不供祖先,不祀诸神,惟建清真寺。白表白帽,念经礼拜,信守其敦,至死不移。吉凶疾病,亦必聚群念经。”“捕鱼办课,广植生产。”[23]35回回人加入中国传统农业生产,同时保持着自己独特的生活风俗和信仰。因而他们的饮食遵循着严格的禁忌、选料谨慎、卫生干净、加工精细、品种多样,给中国烹饪多元化发展注入生机也吸收中国饮食元素,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中国独特的饮食。

明末清初,回回食品冠以“清真”食品代替,为“清净无染”之意。泉州地区盛行的清真牛肉锅点,清真饭店遍布全国各地,羊(牛)肉泡馍、羊(牛)肉饺子、羊(牛)杂汤、锅贴等都是有名的清真小吃。回回菜在中国饮食中普遍流传,源远流长,曾深受民国大诗人郭沫若的喜爱。

二、世界饮食文化中的宋元元素

“烹调之术本于文明而生,非深孕乎文明之种族,则辨味不精;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中国烹饪之妙,亦足表明进化之深也。”[24]7两宋时期,南北文化大融合,中原地区与南方地区的饮食文化交流相当频繁,南方的水稻、果蔬、水产品、茶叶、糖类流入中原,中原的面食、肉食流于南方,临安市场有“专卖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鱼兜杂合粉、灌大骨之类。”[25]232煎、炒、炖、煮、蒸、烤等成为南北饮食中常见的烹饪方式。在南北饮食文化频繁交往过程中,中国的饮食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向海外诸多地方。

1. 糖类。

宋代《诸蕃志》记载占城国“以脑、麝香、檀香、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铅、锡、酒、糖等博易”,三佛济国“用金、银、瓷器、锦绩、绢、糖、铁、酒、米、干良姜、大黄、樟脑等物博易”[8]4。大量糖的外销,大大促进中国地区种蔗业的区域变化。据史书记载,约1世纪时,我国主要种植蔗糖的地区位于广州一带,随后一直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唐宋之际,在我国闵、广地区广泛种植。宋神宗曾把广州的“糖霜”(白糖)列为贡品;元代,珠江三角洲乡人争种,制“沙糖”(红糖)以外卖;江南、川蜀等地“所在皆植,所植皆善,非异物也”[26]1。海上丝绸之路,糖作为大宗商品远销海外,丰富世界各地的饮食。

2. 茶叶。

中国茶叶以与东北亚的交流最盛。日本茶道,在宋时期得到广泛发展,成为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宋末年,日本高僧荣西两次来我国天台山、径山求法,回国后将茶树植于日本土地,并教人制茶、泡茶以及茶礼仪文化。日本人酒后喜爱吃的茶渍饭也得益于唐宋时期茶叶的大量输入。宋元时期中国与朝鲜往来频繁,多次赠送高丽礼服、乐器、银器、漆器、锦、绢、茶、酒、象牙及钱币等物品。据《赢涯胜览》记载:爪哇地区土产苏木、金刚子、白檀香、肉豆盖、砒王冒等,15世纪中叶,印尼尚无饮茶习惯,若渴则饮水,遇宾客往来,以槟榔待之。可见,宋元以至明初,茶叶对东南亚人的饮食影响还是很小的。

这一时期荔枝也被外传到东亚各国,蔡襄在《荔枝谱》[27]4中载,商人路行至京师、北戎、西夏,舟行至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以贩卖荔枝,所到之地没有人不喜爱它,因此获利很多。

3. 制酱技术。

据史书记载,日本历建长年间(十三世纪中期),日本僧侣觉心在南宋经山寺学佛期间,学到了当地人们的制酱技术。觉心回国后在纪州(今和歌山县一带)采用中国的制酱技术以大米和大豆为原料,制作米酱。

4. 大黄、麝香、生姜等药材。

中国的医药品种繁多,也是出口产品的大宗货物,外销的药材广泛传播到东北亚、南洋、印度、阿拉伯以及欧非等地区。史书记载,北宋政府多次派使者出使高丽,并带去大量药材,其中最大的一次带去了一百多种,雄黄、天麻、阿胶等名列其中。宋仁宗年间,福州客商周文裔到日本博易,带去了“麝香”、“丁香”、“沉香”、“熏陆香”、“诃梨勒”、“石金青”、“光明朱砂”[28]247等。日本藤原明衡在《新猿乐记》[29]58中也有对宋元时期中日药物贸易往来的记载。越南地区“宋以缎子、药物等物,置卖为市”[30]234。宋神宗熙宁九年间,宋朝廷曾赐予占城、真腊二国药物、器币[31]。

南洋马来半岛的吉陀、哥谷罗、佛罗安以及三佛齐国在当时是中国商品与阿拉伯商品的集散地。《地名辞典》[32]244指出,十三世纪的贾朱拉是中国肉桂的交易中心,商人们把桂皮从中国带到贾朱拉,又从这里转运到阿拉伯地区。据《诸蕃志》载“大黄”、“黄连”、“干良姜”集聚南洋各个港口,印度南部各国将本国土产运至这些地方,换回“大黄”、“干良姜”、“桂皮”等中药。赵匡胤开宝四年,由阿拉伯人输往欧洲的药材有人参、茯苓、附子、川椒、朱砂、水银、牛黄等60余种之多,其中以牛黄最盛。宋代《本草衍义》载有:川芎“此药今人所用最多,头面风不可缺也。”它主要种植于我国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北等地,宋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到南洋各地,苏吉丹“地之所产,胡椒最多,……其采椒之人为辛气所迫,多患头痛,饵川芍可愈”。

13世纪末,马可·波罗在印度南部马拉巴见到来自中国南方的船只,装运着金线织成的锦锻、丝、薄纱、金银块以及许多马拉巴所没有生产的药材。他们用这些货物和这个省的土产进行交换;当地有些商人把这些货物运往亚丁,再由亚丁转运到亚历山大港[9]232。劳费尔指出中世纪欧洲市场有一种名贵的药材,具有解毒之效,是欧洲人从地中海波斯人那里购买到的,而据波斯人说,这种药材是出自中国[33]282。煎中药之技、中药入菜补身之技也由此传播,影响着各地的饮食。

5. 粿条。

吴圣杨研究指出:宋以来,迁居暹罗的潮汕移民逐渐增多,并和当地泰人同化,粿条成为与泰人传统的“供”饭平分秋色的另一日常主要食法。泰语kuai tiao是宋以后潮汕移民带进暹罗的“粿条”[34]。

6. 铁锅与瓷器、筷子餐具。

春秋战国时期铁锅已在中国得到生产,到了宋代由于冶铁技术提高,铁器得到广泛运用,并且有很多铁器出口海外,史书记载,三佛齐用当地的土特产交换铜铁锅之属[35]41。

宋元时期,瓷器是外销产品的大宗。据考古和史料记载,我国泉州、越州、汝州、定州、禹州、景德镇、永和镇等地区都是瓷器产区,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广销于日本、朝鲜、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地中海等国家和地区,瓷器餐具随之广传于世界各地。据唐代诗人柳宗元记载,“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圩人”,越南人用荷叶作为盛饭器皿,宋代时仍然“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匕筋,掬而食之”[8]10。随着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的增多,越、泰一带开始使用瓷碗和筷子食用食物。越南当地也常以筷子的“中直”教育下一代子孙。

三、宋元时期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特点

1. 主要通道由陆路转向海路。

自张骞通西域后,汉唐时期由路上丝绸之路传入大田种植、果蔬类农作物有:葡萄、苜蓿、胡桃、胡蒜、胡荽、胡豆、胡瓜、胡麻、石榴、榅桲、棉花、波斯枣、偏桃、婆那娑、齐墩、胡椒、阿月浑子、芦荟、阿魏、菠菜、西瓜、莳萝、蔽齐、无食子、底称实之类。宋元以后,胡萝卜、凉薯、南瓜、婆罗德、凤仙花、曼陀罗花、糯米、燕窝等海外大量农作物品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引入。宋淳熙九年《三山志·物产》载:“新罗葛,根甚大,色青白。”根据宋朝与新罗的往来以及较繁盛的海上交通来看,很大可能是由海上引入,闵宗殿学者也论其可能是从新罗经海道传入福建的。

2. 以民间交流为主与回回饮食开始形成。

开放的商业政策,宋元市镇经济繁盛,临安“州城夜市”,人烟聚集,阜蕃市井林立,“坊巷桥门及隐僻去处,俱有铺席买卖”[25]247。杭州集聚单“回回户四万户”,扬州、泉州、广州也多伊斯兰商人,他们常集聚杭州八间楼回回饭店一带,他们“不啖豕肉”,始终坚守伊斯兰饮食风俗。随着元朝回回人的大量迁入,伊斯兰饮食遍布全国各地。回回饮食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吸取中国本土烹饪技术,形成独特的伊斯兰饮食文化。

3. 农作物引入和食品技术输出。

宋元时期海上引入占城稻、果蔬品种、大批香料,与此同时,中国的大量砂糖制成品、茶叶制成品、瓷器皿海外输出,贮藏烹饪技术外传。筷子文化也影响东亚诸多国家,越南国以筷子的“中直”品质教育后代,以筷子的“协调合作”比喻团结之类。

4. 政府角色的突破:

涉足海上贸易。继唐之后,宋代朝廷开泉州、杭州、扬州、登州等地对外贸易,设市舶司管理贸易,“番坊”、“番市”里集中了来华贸易的商人。到元代,元统治者还制定有利的贸易政策。一方面,设立专门的职官,管理“招徕”事项。史书记载,蒲寿庚任元仕,管理福建、广州一带,还负责“招徕”事项,招徕佛莲等回回商人,促进海外贸易发展。皇家自身也自立于招徕,如元二十八年(1291),元廷派出别铁木儿等人携诏书赴马八儿,召专营波斯湾与南印度贸易的回回海商不阿里入元[36]51。不仅如此,元朝海上远征占城、爪畦,进而派兵马八儿,迫使南海诸国降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回回巨商阿里“愿自备船,同张存从征爪哇军,往招占城、甘不察”[37]359。世祖答应并“诏授阿里三珠虎符,张存一珠虎符”,“蠲阿里父布伯所负斡脱钞三千锭”,开展以政府为主导的海外征伐与商业贸易。

5. 大批量农作物交流,影响人们日常饮食结构。

宋元时期繁盛的海外贸易,为宋元朝廷提供了富足的收入。登州(蓬莱)、台州、莱州、温州、徐闻、合浦、扬州、甲子、月港、澳门、双屿等都成为这个时期的对外通商港口,朝廷还颁布《市舶则法》,建立比较系统的体系进行外贸和税收管理。据史书记载,泉州、福州、广州等地的贸易税收一度支持南宋抗金元斗争。元代朝廷鼓励贸易并致力于贸易,任回回人担任斡脱,从事政商贸易。政府带动和鼓励下,民间贸易繁盛,出现了海外交流的专业团体———“蒲氏”为代表的回回商团,以获取贸易利益而富甲一方。由此,饮食香料、茶叶诸物大批量输进或输出,砂糖制成品以及药材也以“华光礁一号”、“南海一号”、“南澳一号”类似的大船只,载重200多吨,从事着海上贸易。这与汉唐的马驼乘载相比,无论在量上还是在影响力上,都是明显不同的。大批量农作物的交流,给人们饮食带来了很大影响,胡椒成为杭州市面上的商品,各种药材也可以进入百姓家庭。

外来蔬菜、香料以及饮食方式的引入,丰富了我国的饮食种类,提高了我国的饮食层次,使人们更多追求健康益身的药疗饮食。中国先进的饮食技术、器物、习惯、文化成为饮食输出的主要内容,推进了输入地的饮食文明,这是从吃什么到应该怎么吃、如何吃的演进,是饮食文化扩散的结果。

任继愈先生曾言:“不同的文化接触后,先进的一方必然影响落后的一方,这种趋势不可逆转。”宋朝时期中外饮食文化的交流反映着宋元王朝对饮食输入地,尤其是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巨大吸引力和辐射力。但是由于对外虚心学习的意识不足,中亚、欧地区的玻璃制造技术仍没有被国人学习和接纳,中国的饮食储藏技术仍保持在传统瓮装阶段。1974年宋元沉船打捞出的香料并没有被装入容器,如10世纪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中记载:中国人往往携带麝香在海上作长途旅行,使麝香暴露在潮湿或恶劣环境下[32]124。而据《岭外代答》载,当时大秦国“以琉璃瓶盛水”[38]51,大食诸国也盛产琉璃。如果中国人不这样糟蹋麝香,而是将它们装入密封的玻璃器皿里运往阿曼、波斯、伊拉克等各伊斯兰教国家,那么中国麝香就会和吐蕃麝香的质量一样好。玻璃技术没有被引入,稀缺的玻璃器皿还是朝廷贵族的专享,中国传统贮藏的防潮、防虫功能仍没有大的改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指导当代,要保持虚心学习、开放交流之态,以促进自身发展。

宋元时期饮食交流传播的途径转向海上;交流的主体转向民间;在利益的驱动下呈现大规模货物流动;交流的内容也从单一的农作物输入转向农作物与饮食制成品、饮食贮藏技术等多方面的交流;伊斯兰人员的迁入使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回回饮食。元代的征服活动,也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畅通,“元朝依次征占城、爪畦,进而制定派兵马八儿的计划绝非偶然,应该是以确保南海航线的畅通为前提,元朝停止第三次征日计划,而将兵力重点转向占城、交趾方面,是因为征服南海诸国比日本更加有利益可图”[39]385。这些特点是宋元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发展以及中世纪世界发生变化的结果,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宋元时期中外饮食交流的发展。

摘要：宋元时期,中外饮食文化交流呈现不同态势。通过采用历史文献法,对海外饮食文化的传入情况与中国饮食文化的输出情况的具体史料进行分析,发现宋元时期中外饮食文化交流表现出:路线转向海上;回回饮食开始在中国孕育;交流主体由政府流向民间;政府开始涉足海外贸易;交流的主要内容为农作物的引入与食品技术的输出;大量农作物的引入,影响中国日常饮食结构的特征。

宋元时期的人物铜镜 篇3

1.高士观景图铜镜 直径16厘米，圆形背面中心圆钮，无钮座，窄边缘，近边处有一粗二细凸弦纹。在河流沿边上，有一文人高士而坐，身着交领长衫，腰系带，仰首观看对面山上高挂瀑布，流水激起浪花，河里生有荷花灵芝，在文人高士后还站有童子，其身后长满修竹，空中浮云与飞鸟。镜钮上刻有“尚家”二字。此纹如同一幅画面，表现文人士大夫的清高。“尚家”二字可能是造镜者的铺号。

2.弹琴故事镜 直径13厘米，呈八瓣菱花形，背面窄缘，内有一周双凸细线弦纹，在其间每一菱形花瓣内饰一朵对称卷云纹。中心有一圆钮，左侧山石边大树下，一人端坐抚琴，右侧有一人从柴门而来。此图为传说春秋时期的伯牙善琴，钟子期善听，两人以知音相交为友的故事。

3.颖川洗耳故事铜镜 直径15厘米，八瓣葵花形，背面中心圆钮，素面边缘，纹样是河岸上远处群山相连，近处有一颗大树，枝繁叶茂，树下左边岸上坐一人，以手洗耳，此人为许由。树右一人牵一牛行走，牵牛者为巢父，下边的河水滚滚而流，并激起浪花，此河为颖水。整幅是山水人物故事画，即“颖川洗耳”。当时尧欲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从而逃，隐居中岳颖川北箕山下，耕地为农，后尧又想召许由为九州长，许由不愿听当官此类话语，立即到颖水河边洗耳朵，不使脏了耳朵，巢父正好牵牛路过，使牛饮水，看到这个情景，便牵牛到上游饮水，不让洗耳脏水饮牛。这个故事出自晋皇甫谧《高士传·许由》。金代时期。

4.达摩渡海铜镜 直径15厘米，八瓣菱花形，背面中心圆钮，整个背面海水波涛，钮右有一人身着高领宽袖长袍，光头，竖眉串脸胡须，头戴的斗笠被海风吹起，一手指向左方的游龙，其口吐云雾，显出寺庙，足踏木舟飘浮过海。神情豪放，两眼炯炯有神，淳朴而有威严，人物传神，形象准确，性格鲜明。此是达摩渡海故事，所铸整个画面如同一幅绘画，衣纹浅浮雕，线条简单流畅，具有立体效果，富有节奏感和力度，生动自然。

5.牛郎织女铜镜 直径22.2厘米，圆形，背面中心圆钮，素边缘，背面纹样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云间月亮当空高挂，中部河水波涛翻滚，钮左一位仕女，随波而来，钮右有一位身着短衬的男子拱手而立，下部岸边卧一牛。其为牛郎与织女，在每年七月七日相会，这是民间传说的牛郎织女故事。

6.八仙过海仙人铜镜 直径23厘米，圆形，素边缘，背面中心圆钮，海水波涛，天空飘浮朵朵彩云，在海面上有八位仙人形态各异，有铁拐李、钟离权、张果老、吕洞宾、韩湘子、何仙姑、蓝采和、曹国舅八人，每人各有一法宝，分别为拐杖、蕉扇、鼙鼓、宝剑、笛子、荷花、花篮、玉板，各显其能浮海而过，形象生动。

7.柳毅传书铜镜 直径17.5厘米，圆形，背面中心圆钮，顶略平，素边缘，纹饰为山石坡地生有古树花草，下方河水翻滚而流，鱼儿浅游而行，树旁一男子书生形象，其是柳毅，后随一书童牵马，草地上有羊吃草，柳毅双手拱于胸前面对女子，从女子的着装看属权贵家的小姐，她拱手答话。其故事是洞庭龙君之女牧羊时遇到书生柳毅，把自己不幸嫁给泾河小龙的遭遇讲给柳毅，柳毅就把此事以书信告知了洞庭龙君，最后柳毅与龙女结为夫妇。在钮右上方有铭文：“河中府马家白铜造”。

8.人物送别铜镜 直径21厘米，圆形，背中心圆钮，平素边缘。左侧为大院门，半掩，左旁有一古树，院墙爬一人探身外望，院门台阶下，有一妇人高发髻，短衣长裙，身披长巾后拖，举手与前面的人送别，前面其人着圆领长袍，腰束带，拱手作揖告别，后有一童子牵马等待，小桥流水。画面送别时“两情同依依”的情景。

9.仙人龟鹤纹镜 直径14.5厘米，圆形，背面宽素缘，中心圆钮，顶上刻一“马”字，上铸有一颗繁茂大树，树下坐一仙人，高束发，长胡，面目清秀，后有圆头光，身着交领宽袖长袍，双手置于腹前，坐在山石上在远处有一人双手托盘驾云而来。仙人前的花草中有一龟伸颈昂首，口吐烟雾行走显灵，仙鹤曲颈回首而望。此为龟鹤仙人故事，在钮上方有一长方形方框，右向横写“马家造”。

10.孩儿扶莲铜镜 直径15厘米，圆形，背面中心圆钮，圆钮座，钮座上铸有铭文：“盘沟左字王家造”反书六字。钮座与边缘之间纹饰为三组孩儿双手持莲花茎，上开花朵硕大，还有一朵蓓蕾，围绕一周，孩儿活泼生动，即孩儿扶莲图。吉祥意，“莲”、“怜”同音，即可爱的意思，寓意多子多福。

宋元时期铜镜纹饰为浮雕手法，分别为花卉、动物与人物，有的花卉动物演化为几何图形，规矩排列，人物纹饰主要是以故事形式表现。上述介绍的铜镜纹样是以人物为主，与山水、花鸟结合，描绘成一幅幅铸造的“绘画”。高士观景铜境中的高士形象与北宋张激所绘《白莲社图》中的文人学士形象较为相似，该幅是文人坐在岸边濯足于清流，抬头观前上方，后有一侍童。该镜中的高士就地屈膝而坐，双目有神，全神贯注，神情动态显得潇洒，不拘形迹，后面侍童同样被瀑布水流吸引。从周围的环境看，隐士在“世外桃源”，整个气氛进而刻画出人物形象与内心的活动。这类高士图题材内容在明清广为流传。

弹琴交友图铜镜仍是以一种写实手法表现文人高士，构思布局突出故事中人物，以古树、山石为陪衬，同时描绘两人神情动态，颇为出神入化，弹琴者神情专注，听到琴声者，急忙来寻找，是琴声引来爱好者。以上两镜图作品都是经过对原作艺术加工，周围环境在自然界中常能见到，为了表达主题进行了改造。高士观瀑布直垂而泻，水花高高扬起，荷花灵芝风竹都是文人所喜爱，空中流云中两只飞鸟增添活力。在弹琴交友镜中主要是一棵古树、一枝花叶、山石，长方形门框，看似简洁地描绘山间景色一角落，但表达了文人雅士的思想与追求志向。颖川洗耳、牛郎织女、八仙过海、达摩渡海等镜中描绘的传说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其画面构思布局中波涛海水占了很大幅面，水天浩瀚，波浪环抱，有的河边礁岸古树曲折，远处白云缭绕。人物形象高大，突出故事情节，以人物形态反映出性格。达摩飘渡背景全是水面，分外有趣，达摩形象为胡人高鼻深目，满面虬须光头，海风把斗笠吹起，帽绳牵在颈上，交领宽袖长衣，被海风掀起，衣纹真实表现出质感，这些刻画是以生活为根据，表现达摩不畏狂风海啸，决心渡海，带着传播佛教的信念，克服各种艰险来华，使故事情节完美表现出来。牛郎与织女相隔大河，遥望而不能亲近，渴望能双双回家织布耕田，以劳动迎来幸福的日子，但不能实现，引起观者的伤感。还有大海上的八仙各自使用自己的“法宝”渡海，如同陆地上行走，表现仙人的“法力无限”。上面三面铜镜构思布局相似，把人物内心刻画得深入细致，所以生动感人。

柳毅传书与人物送别镜，镜背纹样有相同处，同是青年男女面对面的形象，均有侍童牵马等待，表现男女恩爱的故事。柳毅传书铜镜的画面气氛紧张而热烈，柳毅听龙女哭述自己的不幸，下决心应允去救，侍女与牵骡的书童，增加了画面的气氛。送别镜面中的女子跟出大门，招手相送，男的躬身告辞，难分难舍。以上两件铜镜人物，性格鲜明，由于镜面的画面属铸造，与笔墨纸上画不同，具有更大的难度，故在有限的画面中，人物的塑造通过动作的姿态，表现出来，表达出坚贞的爱情，冲破封建社会势力，冲破家庭观念，争取婚姻自主。而仙人龟鹤镜，却是神话传说故事。神话传说的表现如同现实生活一样，龟鹤人格化了。仙人的形态严肃端庄与空中驾云，富于抒情气氛，展现出诗情画意的场景。孩儿扶莲是民间常见的题材，在各种不同质地的器物上使用富有吉祥意，到明清时仍为常见。

宋元时期的文化习俗 篇4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了解政治上国家政权由分裂逐步走向统一，宋代积贫积弱，民族矛盾尖锐，王安石变法（背景、内容、影响、失败原因），最终元朝实现中国古代 ③取士之法：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重编教科书，设专门学校和惟才用人。

（3）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政府财政收入大幅上升，水利工程和耕地面积大大增加，军队战斗力有所增强，装备有所改进。

（4）结果：变法遭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王安石两次被迫辞职，宋神宗死后，司马光任宰相，最终废除新法。

（5）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

王安石变法是在北宋中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情况下进行的政治改革。其目的是富国强兵、挽救封建统治危机。其实质是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包括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的关系；

王安石变法促进了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军事实力的壮大，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安石在改革中的“三不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精神和改革措施的全面而有效，使王安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和改革派内部的分裂，根本原因则是改革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改革不可能触及封建制度的基础。

（三）宋元时期封建经济进一步发展

1．农业精耕细作技术进入全面成熟时期。表现在：

①北方使用中耕农具耧锄；②江南推广稻麦复种制；③南北农作物品种交流非常广泛（指粟麦在江南的大量种植，占城稻传到江淮地区，棉花推广到长江流域）；④江浙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稻米生产地位重要（“苏湖熟，天下足”）； ⑤元世祖设管理农业的机构，编写《农桑辑要》，指导农业生产。

2．制瓷业是宋元主要手工业，景德镇是全国的制瓷中心，以产青花瓷器闻名。

3．宋元商业空前繁荣。表现在：①商铺可随处开设，买卖早晚都可经营；②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商品化程度提高，商业品种增加；③“交子”出现；④商业城市的涌现（元朝的大都、杭州、泉州等）和商路的畅通（漕运、海运、驿站等）；⑤民族贸易和海外贸易的发展；⑥商税和海外贸易税成为政府重要财源。

（四）两宋的程朱理学

（1）理学是宋代出现的新的儒学体系，是儒学与佛道融合，从佛道吸取有益内容，进一步理论化、思辨化而形成的。

（2）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认为：天理是万物的本原，先有理而后有物。这是理学的核心思想。他们还把天理与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发挥了孔子“仁”的学说。同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

（3）朱熹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著《四书章句集注》，他主张“理气论”，即先有理而后有气，他还主张“心性论”，即让道德理性来支配和指导行为。朱熹是继孔孟之后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儒学思想家，他的影响除中国外还远及日、朝和欧洲，甚至形成朱子学派。（4）南宋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真理”；主张内心反省就可得到天理的主观唯心论的宇宙观。

（五）宋元时期的科技和文学艺术：

1．重要科技成果：①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的发展和外传；②元朝郭守敬制成简仪，编《授时历》；

2．文学艺术成就：①宋词的兴盛，卓越词人有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陆游等；②散曲和杂剧产生于宋代，元代散曲和杂剧臻于成熟，代表人物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③两宋时期画学兴起，绘画成为商品，风俗画和文人画成就突出，代表作有北宋张择端的《清

14、灿烂的宋元文化(二) 篇5

灿烂的宋元文化

（二）【学习目标】

1、掌握宋元时期史学、宋词及杰出的词人、元曲和关汉卿、绘画和书法成 就。

2、通过对“文献资料”、插图的鉴赏，培养审美能力，了解相关历史并理解体会“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3、通过《资治通鉴》的写作过程及成就，培养学生严谨治学的态度。学习重点：司马光和《资治通鉴》、宋词和元曲

学习难点：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看待文化现象 【学习过程】

课前预习案

【自主学习】

学生阅读77-81页“导入框”和课文，完成下列问题：

1、《资治通鉴》是一部什么体例的书籍？

它所记叙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可组内讨论完成）

2、宋朝的杰出词人是哪三位？说出他们的代表作及风格？

3、元代著名的剧作家是谁？他的代表作是什么？其写作风格怎样？

4、宋朝《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是谁？这幅画描绘哪里的风光景象？元代最著名的画家是谁？当时人怎样称颂他的画？书法方面，被称作“宋四家”的是哪些人？

【合作探究】

1、我的问题：„„ 课内探究案

2、我们的问题：„„

3、老师的问题：（1）你知道《资治通鉴》书名的涵义吗？

（2）根据72页“动脑筋”：历史在现实生活中有什么用处？

（3）现代词人里还有豪放风格的吗？试举一例。

拓展延伸案

1.、通过本课的学习谈谈宋代文学美在何处？

2、怎样才能养成严谨治学的态度 【系统总结】

1、宋词：人物、作品、风格

2、元曲：人物、作品、风格

3、绘画和书法 【巩固训练】

1、宋朝文学最主要的成就是（）A、诗

B、散文

C、词

D、小说

2、两宋绘画的特色是（）

A、山水画开始出现B、宗教画占主导地位

C、人物、花鸟画占主导地位D、风俗画的出现日益增多

3、下列宋朝词人中，风格豪放的是①苏轼②辛弃疾③李清照④柳永（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4、《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是（）A、张择端

B、吴道子

C、苏轼

D米芾）

5、阅读下列材料：

这部书按年月日顺序，叙述了从战国到五代1300年的历史，将近300卷。全书取材广泛，叙事明晰，文笔生动，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为了写这部书，作者前后用了19年，仅采用的资料就达到300种，连草稿也没有一个字写的潦草。请回答：

上述材料说的是哪一部书？谁主持编写的？哪个朝代的人？

该书是一部什么体例的历史著作？根据材料，说一说该书的内容。

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该书作者的哪些品质令人钦佩，值得学习？

结合所学知识，请回答该书作者和谁被视为中国古代史学界的两大伟人，并称为“两司马‘？他写有哪部史学巨著？

6、阅读下列材料：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请回答“

上述材料摘自哪首词？作者是谁？该词表达了作者什么思想感情？

结合所学知识，请回答与材料词风相同的南宋词人是谁？与材料词风不同的南宋词人是谁？

（六）当堂反思：

《灿烂的宋元文化二》教学反思 篇6

不同于《灿烂的宋元文化（一）》中的内容，涉及到四大发明，《灿烂的宋元文化（二）》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宋词元曲和书法，绘画，典籍上，这就给本课的教学设计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如何化“古板”为“生动”，化“腐朽”为“神奇”，便是我在教学设计和备课过程中始终思考的问题，而且由于学生的语文积累较薄弱，平时对于元曲，书法，绘画的了解又知之甚少，这就为本课教学目标的落实带来了很大的阻力。本课的导入环节，我采取了直接导入的方式，并在介绍完司马光和《资治通鉴》后，将其与司马迁的《史记》进行简单的对比，对学生进行了语文常识的普及，详细解释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区别。

在对宋词，元曲进行了简单的讲述之后，让学生跟读朗诵诗词；而对于绘画和书法则以观赏为主，同时插入有趣的小故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本节课的设计上，我认为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讲，他们不需要高深的历史结论，他们需要的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经过自身的经验，感受到真实的情感，从而深化对知识的理解记忆，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运用比较的方法，从史书的体例和特点两方面比较《史记》和《资治通鉴》，从而帮助学生的掌握，归纳系统化知识，解决了教学的重点，对宋词的学习，通过教师帮助学生提供学习素材，设计恰当的学习活动，经学生自主参与，跟读朗诵，让学生大胆尝试，主动参与其中，为学生展示自我的文化修养提供了平台，不仅赏析了杰出词人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的代表作及其词的艺术风格，而且对宋词从形式到内容的理解，初步培养了学生的文字兴趣和鉴赏能力。对于元杂剧的学习，以讲述《窦娥冤》的故事为主，结合学生与历史对话的实际反馈，加深学生对元杂剧的了解，感受关汉卿同情人民疾苦的结。但是本课的教学过程中仍从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这些都需要我在每节课后多做反思与总结，争取呈现给学生一个最有效的课堂。

落日熔金宋元明时期金银艺术 篇7

如果说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唐代如同位伟岸雄壮的男子，那宋代更像是位江南女子，温婉内敛，精致细腻。宋代经过晚唐五代十国的战乱和中国疆域版图的改变，通往西域的道路被慢慢堵塞，西域文化对宋代金银器制作的影响也日渐减少，宋代的金银器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对传统中原汉文化的种回归和重新确立，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文化的繁盛和儒家道教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也一样改变着宋代金银器文化的走向。

由于宋代统治者对于金银器制品使用权限的放开，也使宋代的金银器和之前各个朝代相比，数量相对明显增多。不过，由于在宋代金银制品已经不再是专属于统治阶级的奢侈品，所以宋代开始，金银制品从体量上变得相对轻薄，灵巧。宋代的匠人们已经不再只是单单满足于前朝相对机械的以模压浇铸为主的传统工艺，而是增强了手工的锤揲，錾花，剔地，镂空等技艺，充分利用金银的延展性，以轻薄的金银材料直接捶打出极其立体的浮雕效果。其实，锤鲽和錾花工艺自唐代以来中原的工匠就已能够熟练的运用在金银制品上，而到了宋代，这两种工艺在工匠的手里再次得到提高，宋代的匠人能在更加轻薄小巧的材料上完成更加精致细腻的创作，让人叹为观止。

宋元金银器的基本构成为首饰类和器皿类：首饰类主要为冠，梳、钗、簪、耳环、钏、镯、戒指、帔坠、项链，题材广泛，器皿类主要为瓶、盏、盏托、碟、炉、奁、杯、盘、壶等等。此外，佛教题材的金银制品也占据了其中部分，如舍利宝函、金棺银椁、净瓶等等。两宋时期不仅塔基中出土的金银棺椁较多，还出现了银制的塔、佛、僧人及寺院建筑模型、舍利瓶、葫芦瓶、净瓶等，如浙江宁波天封塔南宋地宫中曾土的浑银地宫殿模型和各种造型的银牌。宋代的金银制品器物出现了许多新种类。器皿流行端庄秀美的多曲形、多瓣形、多棱形，如福建邵武故县窖藏银器中的莲花杯、菊花碗、菊花盘、梅花杯、梅花盘和鎏金八角碗、双鱼盏、八角碟等。它们继承了唐代以及五代十国还有辽金的基本艺术风格，再经过自己本身的再创造，最终完成了由唐式向宋式的转变。

从宋代金银器的制作题材来看，宋代的金银器使用比以往任何个朝代都更自由。因为宋代政府放宽对金银制品使用的限制，所以很多的金银制品的制作题材也更加接近普通的人民群众，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比如湖南窖藏出土的只元代的“掬水月在手金簪”，饱具文学内涵又富于历史传承，表达出惜花春早起、爱月夜眠迟、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这种唯美的古代文学含义，虽然这只簪被看做是元代时期的作品，但是从历史上来说南宋和元朝有着无法分割的千丝万缕联系，我们似乎也能借助此簪窥南宋社会的真实写照和缩影。

宋代金银制作在纹样上，如童子、鱼藻、鸳鸯、蝴蝶、蜜蜂、孔雀、翟鸟、乌龟、以及各类水果花卉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见到的动植物占据了更多的篇幅，得到空前重视。比如宋元时期比较常见的“满池娇”形制的发簪，簪面都以池塘的各种动植物为素材，通常由蜻蜓、青蛙、乌龟、螃蟹、鸳鸯、荷花荷叶等组成，充满生活情趣。是应了元代著名画家柯九思《草堂雅集·宫词十五首》诗：“观莲太液泛兰桡，翡翠鸳鸯戏碧苕。说与小娃牢记取，御衫绣作满池娇。”的诗句。柯九思还在《宫词》后作注释解释到：“天历间，御衫多作池塘小景，谓之满池娇”。“满池娇”，其名甚雅，宋元就已成固定名称，后将以荷叶、莲花、鸳鸯、鹭鸶、虫鱼嬉水等为主题，表现荷塘小景、描绘自然界生机盎然、祥和安宁的池塘美景都称为“满池娇”了。这种平民式样的轻松惬意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宋代之前的金银制品上是很少见。值得提的是，宋代的金银器有更多的对印度教和佛教的内容表现，比如迦陵频伽，化生童子等佛教题材就数次出现在宋代金银饰上，和宋代起出土金银器的同时，大量的琉璃器也同时被发现，宋代琉璃器和金银器两者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是值得日后单独研究的好课题。

笔者注意到，宋代金银器物的镶嵌工艺相比之后明清两朝的金银器来说要相对单，由于年代久远，出土的宋代金银首饰上的镶嵌物大多已经消失或者掉落，不过从已知的出土资料来看，玉，水晶，松石，珍珠，螺钿，琉璃为比较常见的镶嵌宝石，这从侧面说明，由于珍珠螺钿属于有机宝石本身就不易保存，而松石和琉璃本身密度不大，遇到酸性强湿度大的土壤和保存环境时间久就很容易钙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很难看到宝石镶嵌比较完整的宋代金银器了。

两宋时期的金银器还曾出现了很多的仿古作品，这也许是由于宋代士大夫文化的日益盛行以及宋代文人雅士崇古的高涨热情所影响，比较著名的如苏溧阳平桥窖藏出土的一件乳钉纹鎏金银盏，造型如同商周时期青铜器中的簋，所饰的乳钉、雷纹也类似青铜器的装饰纹样。

很多元代的金银器工匠也许本身就是南宋时期的金银器匠人，所以在元代特别是元代初期，南宋和元代的金银器制作风格几乎致难以区分也就不足为怪了。元代金银器制造业更为商品化。在当时的社会，金银器已经不再是皇室宫廷、王公大臣的私有品，富商巨贾，富裕的平民家庭，哪怕妓馆、赌馆和酒肆都非常流行使用金银器。所以到了元代。金银器的风格变得更加世俗化，取材也更加的广泛，不拘格。

元代的金银器基本上使用的还是南宋时期流行的手工锤揲，錾花，剔地，镂空等技艺，南方的元代金银器基本保持了南宋风格，以玲珑俊俏的镂雕花纹和立体感强烈的手工锤揲为主，只是有些器物轮廓的棱角更为突兀，且常用圆雕和高浮雕技法。元代金银器上经常可见制作者的铭文和款识，有些铭文甚至是八思巴文。这一时期的南方金银器代表作以如湖南出土的大量元代金银器窖藏为主，而江西，四川，浙江，福建，安徽等地也有众多的墓葬或是窖藏元代金银器出土，亦是很好的体现出元代金银器的大貌，例如江苏无锡南郊元代钱裕墓出土的一批金银器，以及安徽合肥出土的元代金银器窖藏，都为南方元代金银器中的典型器。而这时期的元代北方金银器更为大气厚重。不拘泥于金银器细部的刻画，更看重的是器物本身的韵味。多了种北方草原的雄浑和洒脱。而这种元代特有的金银器制作的南北差异，到元代的中晚期由于民族和蒙汉文化融合的进程，以及南北金银器工匠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小。

笔者注意到，有个现象非常特别：宋代开始，金银器制作的工艺上，战汉以来流行的掐丝镶嵌，焊缀金珠的技法几乎看不见了，有的基本都是本土的金银制作工艺，不过到了元代，这种奇特的工艺又重新出现在了元代的金银器制作上，特别是在元代的金银首饰上尤为多见。而且南北的金银器工匠都能熟练的使用这来自中亚的工艺。这工艺到了明代初期，又再次消失了，这是否和统治者的更迭和国土疆域的改变有直接的联系，还是和社会艺术审美的改变和贸易对象的改变有关？也是值得学者们继续研究的。

由于元代统治阶层为北方游牧民族，所以除了传统的南宋汉人所使用的首饰器物外，也出现了一些草原马背文化所特有的饰物器皿。比如说各式的酒具和马具带饰物。此外，元代金银器陈设品的比重相对宋代有所增加，如瓶、盒、樽、奁、架等。但就器皿而言，多为银质，纯金器皿较为少见，元代某些金银器，特别是南方元代金银器，表现出种更注重纹饰装饰的趋向。这种趋向，对元以后金银器风格的转变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元代金银器与我国各种传统手工业生产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由于城市化和市场化的继续发展以及对金银需求的持续激增，这时期，各地金银器制作业十分兴盛，值得说的是，从宋元特别是元代开始，有个人店铺铭款的金银器显著增多，成为元代金银器的大特点，有很多都錾刻或戳敲上制造工匠或制造店铺的名款，如安徽合肥出土的元代金银器上有“庐州丁铺”铭、“至顺癸酉”款、“章仲英”款等。这就像现今我们购物时候所谓的“名牌”一样，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宋元代金银器制造技术趋向民间化的过程。也说明元代社会上下对于金银器的需求和使用有多么巨大。由于元代金银器普遍有留制作工匠的风习，这也让让我们能有机会了解当时的金银工匠，有如朱碧山、闻宣、章仲英、谢君余等。

元代金银器的题材相当广泛，有些戏曲题材的纹饰也逐渐更多的加入进来，这和元代戏曲文化的空前繁荣有定关联。在纹饰上，元人也持续了宋人喜用吉祥纹饰的传统，并通过自己的审美，有了成功的创新，例如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元代如意云纹金盘就是很好的例子：该金盘1959年江苏吴县元吕师孟墓出土。金盘以四个如意云纹组成，锤揲而成凸起状，再在空白处錾出细密的缠枝牡丹纹饰，中心又以四个小如意头组成朵四瓣小花。外底凿“闻宣造”款识。锤揲和錾刻的混合运用，整体大气雄浑，细节又精致饱满，在平面视觉和立体感上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该盘造型别致，颇有创意，在宋时期亦未见同类型。

元代时期，金银器制作的镶嵌的基本仍旧是沿袭了宋代的材料，一直到明代中早期，金银器镶嵌工艺才逐渐多元化起来，明代中期，特别是郑和下西洋以后，红蓝宝石、碧玺、猫眼等珍稀宝石已经越来越多的出现在首饰或者器物的镶嵌上。这除了当时社会审美的改变外，也和两个朝代的贸易途径和渠道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

明代中期，由于明代金银器制作匠人将锤揲工艺发挥到了极致，由于明人十分崇尚立体的金银器制作艺术效果，所以元代的相对平面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时社会的审美与创新的时候，明代金银器才有了完全独立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和水平。

笔者认为，当下我们对元代的金银器的研究还非常不彻底，有时甚至比较主观，例如由于元代统治时期较短，很多学者认为与宋代和明代相比，迄今为止见到的元代金银器为数不甚多。然而从文献材料和最近的出土资料上来看，其实元代的金银器饰并不少见。甚至出土有相当的量，而且有很大部分是通过窖藏保存出土，出土的实物资料丰富，品相也相当完整。由于有些元代的金银器被断为宋代，还有学者认为元代的金银器制品多“光素”。其实也非然，从很多的考古发现和出土记录表明，元代很多金银器制品和宋代金银器制品样璀璨夺目，巧夺天工。例如江苏张士诚母亲墓出土的银器，以及元代著名的金银制作大师朱碧山的银质仙人乘搓等，都让人叹为观止。

经过宋元两代金银制作艺人的不懈努力和积极创新，中国明代金银器制作艺术，无论是手工金银制作技术的提高，还是首饰器物种类的增加，以及金银使用的广泛程度，都是自唐代以来的又个高峰。明代金银器，以其写实花鸟虫草的灵动、皇家龙凤的尊贵、镶嵌宝玉的富丽而展现了它们独特的风格。

从制作技艺上说，明代的金银工匠把金银的锤揲技术发展推向了个全新的高度。当时的工匠对金银这样的贵金属本身材质延展性的熟练把握和利用，使得我们现在仍有机会一窥那个朝代令人叹为观止的金银器物和首饰精品。明代的金银工匠往往能够利用很薄的金银片，在这些薄如纸的金银片上锤揲出非常立体和突出的人物或动物或静物形状，让人啧啧称奇。明代的金银工匠也仍旧延续和继承了宋元以来已经使用的比较熟练的錾刻，模压，累丝，镶宝等技术，并逐渐形成明代金银器制作所特有的艺术和技术风格。就拿明代的金银制作镶嵌工艺来说，相对于前朝，明代时期的金银制作更加热衷和喜爱对于各种宝石的镶嵌，从皇室贵族直到普通的平民百姓，镶嵌宝石的金银制品似乎成为了明代的流行时样，例如山东省邹县鲁荒王墓出土的金镶宝石带扣，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该扣体为双层透花金片，一颗大红宝石镶在中间，周围由红、蓝宝石、绿松石、祖母绿、珍珠和猫眼宝石簇拥，通体总计镶嵌各色宝石33颗。在如此小的面积内，镶嵌这么多宝石，确是明代首饰最典型的流行风格和时样。除此之外，定陵以及湖北钟祥梁庄王墓出土的金银嵌宝器物和首饰，都是明代金银器样式风格的典型代表。

明朝建立之初，由于海上贸易还不很发达，很多产地在东南亚，印度甚至非洲的各色珍贵宝石无法通过贸易流入中国，所以在宋元甚至明早时期，金银制作的宝石镶嵌相对比较单，宋元时期更是几乎以珍珠，绿松石，水晶为主，而当时还属极少量的红宝石和蓝宝石，更是大多只有皇室贵族才能使用得起。这样的情况在明代中期逐渐发生改变，尤其是在郑和1405年第一次下西洋，开辟了明朝政府的海上对外贸易路线，来自东南亚，印度，斯里兰卡甚至非洲各地的多种珍贵宝石，开始源源不断运往中国，这些舶来的宝石中，红宝石和蓝宝石成为大宗，是实用得最多的宝石，其余部分为猫眼石，组宝石，碧玺，有色水晶等。这些宝石在中国的普及，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首饰的色彩，对中国古代金银制作特别是清代金银制作的发展影响是深远的。笔者发现，在明代的镶嵌珠宝中存在这样个现象，就是明代镶嵌用的宝石基本都是随形的，基本不做切面，也不同与之前的历代以及之后的清代，明代的宝石不将宝石特意打磨成种形状。基本都是保留宝石本身的大小形状，只通过一些有必要的打磨，仅去除宝石本身的裂隙或瑕疵而已。有学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当时中国对宝石的打磨技术还不到位发生的。而笔者认为这部分是由于当时宝石基本都靠进口所以数量相对比较稀少珍贵有关，另一部分应该与明代社会的审美，士大夫文化崇尚自然的艺术理念的成熟和发展，也许也从另一个侧面影响了对宝石的加工。随形的打磨相比对称的切割更能受到当时中国明代主流社会的喜欢。而出土资料中有个别带切工的宝石，笔者认为是在国外加工成型的成品宝石产物。

此外，明代金银用品制作相比起之前的另两个重大发展和创新是，一：在首饰制作上大量出现了累丝工艺，二：明代开始创新使用点翠工艺（点翠工艺在清代被广泛运用在珠宝首饰上）。累丝工艺是用很细的金银丝编织，堆垒成首饰，其上再镶嵌珍珠宝石，显得玲珑剔透，珠光宝气，非常精细华贵。北京宫廷内府有累丝生产，例如明十三陵定陵出土的金冠、凤冠就是内府所产。金冠是用极细的金丝编织成的，上有二龙戏珠装饰，外表简洁，装饰精巧，工艺精细。凤冠除用花丝镶珠工艺外，还用点翠工艺装饰，点翠工艺是中国从明朝（也有学者认为从元代开始就有点翠工艺在首饰制作上的运用）开始运用的项传统的金银首饰制作工艺。它是首饰制作中的个辅助工种，起着点缀美化金银首饰的作用。翠，即翠羽，翠鸟之羽。

在明代建朝初期。金银制作方面基本仍然延续了宋元时期的基本时样和纹饰内容，明代的金银器皿通常有壶、爵、盏、碗、盘、匙、盂、粉盒等，若是出自皇家或者官宦人家，则大多雕龙画凤，镶嵌珠玉，表现出精致豪华的奢华气派。不过在金银首饰的种类上，相对宋元有所增加，尤其是头饰，相比宋元分类更加细致也更加讲究，如狄髻，挑心，掩鬓，压发，围髻，耳环等等，特别是由于围髻的出现，金银首饰由相对分散的搭配形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组合关系。在金银器物和首饰使用的纹饰上：龙凤，祥云瑞兽，禽鸟走兽，瓜果花草，田园小景等传统图案仍旧是金银制作图案内容的主打，但在明代金银器的纹饰中，龙凤形象的图案比重则相对宋元逐渐增大。这变化到了清代，更加推向极致。与宋元相比，明代金银器体型编的相对更大，纹饰结构也愈加趋向繁密华丽，通常一件作品上会出现多种金银制作的方法。这种“组合式”的金银制作理念，对以后清代的金银器制作的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明代的金银纹饰内容中，藏传佛教题材的图案纹饰在明代也和元代样，被金银工匠们更多的融入到了金银制作的素材当中未了。藏传密教西夏时传入内地，元朝极盛。洪武、永乐问，密教诸派仍受朝廷重视。梁庄王墓随葬大量密教法器是当时上层社会密教流行的反映。这批珍贵的密教法器在以往明代墓葬的考古发掘中甚为罕见。

笔者发现，明代的金银制品的制作风格似乎也存在南北艺术文化差异，从现有的发掘出土资料以及许多私人藏品中，似乎越往北的金银器物和首饰都相对比较大件，许多的工艺则不拘小节，充满雄浑大气的艺术风格，而江南带的明代金银器作品。尤其是在如今江西福建带的金银作品，做的则相对精巧细腻，更多的以写生写生以巧取胜，形成了当地特有的地域文化手工特点，其中又以明代中晚期的作品上体现得更加明显。由于明朝政府对金银等贵金属管理政策的进步放宽，让明代的金银制作得以百花齐放，官用和民用的金银制品的差距进步缩小，更由于明代在很长段时间内，社会稳定，国家殷实。使得有一些民用的金银用品样被制作得绚丽无比，富丽堂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