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危化品运输执法联动机制
道路运输危化品安全监管现状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危险化学品的产量和运量逐年上升。据统计，全国共有道路危险货运企业7274家，各类运输车辆13.22万辆，从业人员60多万人。我国每年通过公路运输的危险化学品约有2亿t、3000多个品种，其中易燃易爆油品达1亿t，液氯每年的运输量达400万t，液氨每年的运输量达300万t，我国危险品运输已占年货运总量的30%以上。我国道路运输危化品还将保持增长势头，长距离、大吨位的运输状况还将持续。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属于高风险行业，涉及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相关人员、道路条件、周边环境等，一旦发生事故，具有影响大、波及范围大、危害大等特点。
目前，我国在道路危化品运输安全监管采取政府部门监管与行政许可制度。一是交通运输部门负责运输企业资质认定和相关人员资格认定。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企业，应获得地市级道路交通管理部门颁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方可从事运输业务。运输企业驾驶人员、装卸人员、押运人员需经当地交通部门考试合格，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方可上岗工作。二是公安部门负责路面通行许可与路面执法。通过公路运输剧毒化学品等物质，托运人应当向目的地的县级公安部门申请办理《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并按指定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悬挂警示标志，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安全行驶。三是质检部门负责发放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的生产许可证，负责对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的产品质量实施监督。
道路运输危化品安全的
主要问题
据统计，在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使用等环节引发的事故中，运输环节事故概率超过30%。导致运输环节事故多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1.运输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
运输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主要体现在：
一是承运人、托运人不履行法定职责，没有办理剧毒化学品购买凭证或准购证，没有向目的地公安部门申请办理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不按规定的时间、路线和速度行驶等。二是托运企业、运输企业对车辆和驾驶人员的管理不到位。部分托运企业、运输企业没有对运输车辆安装、使用行驶记录仪或GPS卫星定位监控终端，没有建立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监控系统，致使驾驶人员和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脱离监管，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现象严重。三是从业人员素质不高。从事危化品运输驾驶员的守法意识差，安全责任意识差，违章现象经常发生。一些押运员、驾驶员不熟悉危化品性能，不懂得相应的消防知识，事故发生初期，不能按规定要求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致使事态扩大。
2.运输车辆超装现象时有发生
危险化学品发货销售单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没有执行国家有关规定，没有认真核对承运车辆核载质量，致使运输车辆严重超装，埋下了重大事故隐患。
3.非法运输危化品问题突出
一些没有取得危化品道路运输资质的单位和个人，为追求经济利益，擅自从事危化品运输业务，或者有资质的运输单位将承运的危化品转包给其他没有资质的单位和个人运输，造成运输事故多发。
4.道路执法检查缺乏必要的技术支持，监管没有形成合力
对超载危化品的车辆，因在公路运输检查站缺乏必要的卸载设施，无法消除隐患，执法人员只能对驾驶人员罚款后放行。在监管方面，涉及不同地区的公安、交通、质检等部门，由于没有跨行政区、跨部门的通报协查机制，异地相关部门无法追究违法单位的责任，只能在现场对驾驶人员进行处罚。目前，许多运输企业对运输车辆安装了GPS监控终端，但由于危化品运输监管平台没有执行国家统一标准与协议，各监管平台之间无法实现互联互通，更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对危险品运输车辆实现跨省实时监控和信息共享。当车辆在异地发生事故时，监控系统既不能立即报警，也无法为当地应急救援机构及时提供准确的基础信息，影响了应急救援行动的有效实施。
对策措施
防范道路运输危化品事故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建立“源头管理、过程监控、执法联动、应急有效”的道路运输危化品安全监管工作机制。
(一)加强道路运输危化品安全源头管理
1.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首先，运输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各项规定，认真执行剧毒化学品准购、准运、线路、罐体使用等制度;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对罐车罐体和配载容器质量进行定期检验，防止带病运行;运输车辆要安装符合GB13392-2005《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和GB20300-2006《道路运输爆炸品和剧毒化学品车辆安全技术条件》要求的标志灯、标志牌、技术条件、安全监控终端等;运输单位在承运货物前，应检查车辆的安全性、罐箱是否完整、阀门是否严密等，检查司机精神状态、是否清楚所指定的行车路线、是否佩戴灭火器，检查防护用品、车辆的轮胎、转向灯、应急灯是否完好。其次，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要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按照国家规定要求销售危化品。
2.加强对运输车辆驾驶人员的安全培训
对从业人员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安全培训和案例教育，提高从业人员的责任意识、安全意识和防范事故的技能。驾驶员和押运员要了解运载的危化品特性、应急处置方法、报警等知识，做到应知应会，车辆驾驶人员要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严格按规定的时间、路线行驶。
3.执行充装环节的查验制度
危化品充装单位要建立和执行发货和装载的查验、登记、计量、核准等制度。在技术方面要安裝自动充装计量系统，防止超量充装。在开具提货单据前，要查验车辆资质证件、驾驶人和押运人员从业资格证件，查验车辆及罐体与行驶证照片是否一致，查验危化品警示灯具和标示、标牌是否齐全、准确。严格按照提货单据载明的品种、数量向对应的车辆实施装载，严禁超装、混装、错装、超载，并将查验的情况、装载数量等进行登记建档。
(二)对运输车辆实行全过程动态监控
1.利用GPS等成熟技术，加强车辆和人的全程监控
要指导跟踪企业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要求，建立车辆监控平台，做到对每部运输车辆都能实时监控，确保运输车辆按指定的行车线路行驶，杜绝超速行驶和疲劳驾驶。
2.加强对重点品种、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安全监管
重点品种是加强对运输液氯、液氨、液化石油气车辆的安全监管。对于易发交通事故路段、连续转弯路段等要加强排查，设置明显提示和告示，采取多种措施，防范事故发生。对于易发生运输事故的时段，如早晨4时至8时，要防止疲劳驾驶，在雨雪冰雾的天气情况下要格外小心，减少运输等。
(三)建立高效执法联动机制
1.完善联合执法机制，解决新问题
建立健全公安、交通、质监、安全监管等部门共同参与的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联合执法检查机制，形成“基本信息共享、动态监控通报、联合执法同步、查处意见反馈”的工作格局。在车辆标准、槽罐管理、资质条件、充装环节、运输路线、执法检查、应急处置等方面，制定严格的安全管理标准和制度，加大道路运输安全执法检查的力度，提高监督检查效果。
2.建立通报协查机制
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事故通常发生在异地，涉及不同地区的供货方、经销方、运输企业、运输车辆等，需要建立通报协查机制。对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违法、违规行为，严禁以罚代管、罚款放行。对超载、超装等违规行为和非法运输活动，不但要查清驾驶员和押运员的责任，还要倒查托运人、承运人和充装单位的责任;对多次发生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的运输单位要吊销危险货物运输资质;严厉查处危化品运输超载和无证运输剧毒化学品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发现有超装问题的危险化学品充装单位，要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反复出现超装问题的危险化学品充装单位，要依法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四)建立健全应急救援体系
1.制定和落实泄漏事故的应急预案，加强物质准备、培训和演练
在重点线路，选择有条件的企业作为易燃易爆、剧毒溶剂等重点品种的卸载基地。一旦发现有超载、超装等危化品运输车辆，要立即采取措施就近进行卸载，消除超载车辆安全隐患，防止只进行处罚，不卸载，继续超载行驶的现象发生。由于道路运输危化品事故的不确定性，要开展不同条件、不同品种的应急演练，建立事故应急专家库，防止事故扩大，防止引发次生事故或交通事故引发危化品运输事故。
2.建设覆盖全国、功能完备的信息共享与监控平台
在统一领导、统筹规划、整合资源的基础上，将公安、交通、安监、质检等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的信息统一纳入到监控平台。通过统一的监控平台，可以对充装单位、运输企业及车辆、运输过程进行有效监控，实现在全国范围内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全方位安全监管。
编辑林 静
作者：刘 强
摘 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云平台环境中侵害专利权的行为日益猖獗，极大地损害了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在双轨制专利权保护模式下，专利行政执法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因对云平台层级缺乏差异性分析、云平台环境中侵权行为纠察难和认定难，以及行政处罚权不足、行政调解缺乏强制执行力等问题，传统扣押侵权产品、封存涉及侵权的服务器等措施难以完全遏制云平台环境中的侵权行为。鉴于云平台的技术特征，执法部门应充分调动云平台运行过程中不同角色的积极性，强化专利执法部门的异地执法能力，增强联动机制中的专利执法与行政调解效果，发挥云平台环境中专利执法的积极动能，缓解侵权频发的态势。
关键词：云平台;专利执法;联动机制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云平台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社会信息高速流动、提升消费者交易便捷性的同时，也为专利侵权行为提供了滋生的“新土壤”。但要解决云平台环境中的专利侵权问题，首先需对云平台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从定义上看，云平台既是云计算中心的内部支撑，也是其技术体系中的核心，它是一种物理的、可伸缩的、可重配置的、可绑定的计算资源池，用以将一个或多个数据中心的软硬件结合起来，提供可动态调配和平滑扩展的计算、储存和通信能力来支撑应用服务的实现[1]。从技术层面上讲，云平台打破了过去服务器受制于空间的限制，它可将全球各地接入互联网的服务器进行整合并使用，这也客观上反映了云平台的分布式特征及其数据的动态性所言“分布式特征”，即云平台的建立不仅限于本地服务器，而且其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异地服务器上运行，这也使得相关数据可以在各地服务器间传递，呈现动态性。。具体到实践中，云平台适用范畴非常广泛。例如，云平台可以为大数据计算任务提供实时监控，或为生物数据分析提供虚拟平台环境，以及为移动设备端的应用程序卸载提供统一且弹性（即可以满足单个企业或客户需要）的虚拟环境等。反观传统网络平台，其在技术上并不依赖云计算作为底层技术架构，各个平台相互孤立，无法实现平台与平台之间数据上的共享。同时，与云平台相比较，传统网络平台受制于场地、服务器硬件等物质条件限制，其扩展性和开放性更差，运行成本也更高，无法满足当前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平台服务多样化的需求。因此，越来越多的电子商务经营者抛弃传统网络平台，转而以云平台为交易平台。而这些转型依靠云平台的电子商务经营者，笔者称他们为云平台管理者或云平台服务提供者（为便于论述，以下简称云平台管理者）基于云平台的技术特征，当前云平台主要是依靠给网络用户提供管理服务与软件服务，并通过收取管理费、服务费等方式进行营利。。但也正是因为云平台本身的分布式特征及其数据的动态性，使得发生在云平台环境中的专利侵权行为更具隐蔽性，侵权证据也更易消逝，专利执法部门针对该类侵权行为的规制难度也更高。具体讲，过去专利执法部门在针对传统网络平台上的侵权行为时，会采用先控制该平台服务器及其存储数据，通过阻断特定服务器接入网络等方式，及时遏制侵权行为，侵权证据也得以完整保存。然而，在面对云平台环境中的专利侵权行为时，上述措施出现失效，不能有效限制云平台环境中侵权软件、侵权数据的流动，专利执法难度较大。
至此，有必要深入分析当前云平台环境中专利执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合理优化路径，以有效发挥专利行政执法在保护专利权人利益和维护云平台商业秩序方面的作用。
二、症结之所在：“特性”与“共性”相杂糅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云平台环境中的专利侵权行为之所以难解决，不全是因云平台的技术特征在作祟。诚然，云平台的分布式特征及其数据动态化使得在此环境中发生的专利侵权行为难以被察觉，也难以及时得到制止。但长期以来，专利执法部门的行政处罚以及行政调解缺乏实效，未有效震慑侵权人，也间接导致了云平台环境中专利侵权行为的泛滥。因此，笔者将云平台环境中专利执法所存在的问题分为云平台环境中特有的问题（即“特性”）和长久以来普遍存在的问题（即“共性”）两类，下面分别对两者进行讨论。
（一）“特性”问题：云平台环境中的专利执法
1.缺乏对云平台层级的差异性分析
云平台作为一种IT资源的交付与使用新模式，通过网络以按需、易扩展的方式获得所需的硬件、平台、软件及服务等资源，其计算力是借由分布式的大规模集群服务器及其虚拟化软件搭建的由于云平台服务器的多点分布特征，因此，需要相应的软件对分布各地的服务器进行软件虚拟化，以实现计算力的综合运用。。鉴于此，为更好理解云平台的服务种类，笔者将其分为三个层级（见图1）：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软件即服务（SAAS）。
图1 云平台层级比较云计算过程中，用户借由互联网所获得的资源构成，从IAAS到SAAS层级，云平台虚拟化程度逐渐提高。（参见https：//www.bmc.com/blogs/saas-vs-paas-vs-iaas-whats-the-difference-and-how-to-choose/）
实践中，这三个层级差别明显。具体而言，在第一级的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中，云平台管理者通过互联网数据传输的方式向网络用户提供特定云服务器，以满足该用户对大型服务器、储存硬盘等硬件的需求，而云平臺的搭建及其软件开发需要用户独自完成。严格意义上讲，这类似于过去租赁他人服务器的行为。在第二级的平台即服务（PAAS）中，云平台已经搭建完成，网络用户仅需云平台管理者通过互联网向其提供各种开放基础应用此处的“基础应用”主要是指开发软件的工具性应用，与第三层级中的“软件”非同一物。与开发方案，以此节约开发平台软件的成本。在第三级的软件即服务（SAAS）中，云平台及其软件都已完成，网络用户需要的仅是云平台管理者通过传输数据的方式提供完整的软件以及技术支持。结合上述内容，笔者将云平台环境中发生的专利侵权行为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网络用户在使用特定云服务器时，将侵权专利、侵权数据存放在该云服务器硬盘中，亦即侵权行为的发生或侵权证据的保存主要是在有形物质载体（如服务器硬盘等）上。理论上讲，专利执法部门完全可采取传统的扣押、查封等措施，制止专利侵权行为之蔓延。另一类是云平台管理者提供给网络用户使用的部分或完整虚拟服务（如基础应用、完整软件等）侵犯他人专利权，因被侵害的专利主要是以软件程序为主，其多是以纯粹的代码、数据等无实体形式存在，这导致专利执法部门无法采取上述扣押、查封等手段控制侵权行为的传播，惟有要求云平台管理者采取断开网络链接等技术性手段才能完全制止。但实践中，专利执法部门往往忽视云平台层级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仍希望用扣押、查封等手段制止该类侵权行为，不仅遏制侵权效果不佳，还极易导致侵权数据（记录）被人为覆盖、清除等。
2.云平台环境中专利侵权行为难以及时纠察
如前所述，越来越多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开始建立并运营属于自己的云平台，致使各类云平台服务充斥于互联网。在此背景下，专利执法部门若要及时知晓任意云平台上的专利侵权行为，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进一步讲，即便是云平台管理者自身也很难完全知晓该平台上任意用户的任意行为是否构成专利侵权。换言之，总量庞大的互联网数据让云平台环境中的专利侵权行为难以被专利执法部门或云平台管理者及时发现。加之实践中专利执法部门与云平台管理者缺乏有效的信息衔接或共享机制，即便云平台管理者已发现复杂的专利侵权行为，也苦于自身能力不足与无法获得专业性帮助，继而放弃对其做出规制措施，从而避免云平台自身承担错误处理的赔偿责任，但这却造成了专利权人利益的损失。
3.云平台管理者认定复杂侵权行为困难
对云平台环境中复杂专利侵权行为的发生，云平台管理者应负何种责任尚存疑问。具体而言，尽管云平台管理者依靠专利权人申诉和自我审查，可直接知晓侵权行为的存在，但绝大多数专利侵权行为具有强专业性、复杂性与隐蔽性等特点。相较于侵权情节明显的简单侵权行为，这类侵权行为更应被称之为复杂侵权行为。而如前所述，大部分云平台管理者自身认知水平不高，难以独自认定这类复杂侵权行为。面对此种情形，云平台管理者通常有两种选择：其一，根据自身经验径直认定该行为构成侵权，并采取相应规制措施。但问题是，实践中云平台管理者普遍能力不足，准确率难以保证，而错误的认定结果将使其承担赔偿责任。从长远来看，这会打击平台信心。其二，若平台采取保守观点，尽量减少将该类行为认定为专利侵权，将使部分侵权行为得不到及时制止，云平台管理者最终仍需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由此可见，将云平台环境中专利侵权行为的认定完全交由云平台管理者负责，而不给予一定的外部帮助，是不现实的。
（二）“共性”问题：传统环境下的专利执法
1.专利执法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不足
长久以来，专利执法部门苦于自身的行政处罚权不足，难以有效震慑专利侵权人。具体讲，依据《专利法》第65条、第68条的规定，对假冒专利的，专利执法部门既可以没收违法所得，又可以处以相应金额的罚款，而对于专利侵权行为，法律仅规定了“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这一项，且仅在“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情况下，专利执法部门才可申请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专利法》第65条规定，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68条规定，假冒专利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或违法所得在五万元以下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换言之，对于专利侵权行为，专利执法部门的处罚权多数情况下是由司法强制力来加以体现的。这也导致专利执法部门的处罚措施对侵权人而言威慑力微乎其微。仍需注意的是，侵权人很可能在被法院强制执行前继续侵犯他人专利，继续造成专利权人的损失，这完全不符合专利执法的初衷。客观上讲，专利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未必小于假冒专利行为，仅云平台环境中的专利侵权行为而言，其往往可以在短时间内给专利权人造成巨大损失。若对此没有相应的惩罚性罚款或没收违法所得，只要求侵权人赔偿专利权人的民事损失，将难以震慑侵权人，更遑论遏制未来潜在的侵权行为[2]。
2.专利侵权行政调解缺乏实效
依据《专利法》第65条之规定，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要求，可以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所以有此规定，是因为实践中专利侵权诉讼成本普遍较高，审理时间较长，而调解的成本低且时间短，所以当事人双方应是乐于寻求调解的[3]。然而司法实践的表现为，专利权人更倾向于采用司法诉讼的途径解决专利权纠纷。经笔者计算，2015至2019年，我国法院受理专利纠纷一审案件年均增长率达到13.3%计算数据来源于20152019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中给出的相关数据。。因此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我国专利民事司法审判工作的增长幅度基本和技术创新的活跃程度相匹配，司法救济一直是解决专利民事纠纷的重要途径，公众更倾向于寻求司法救济[4]。在笔者看来，立法与司法实践差别如此之大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行政调解缺乏强制执行力，权利人有理由担心侵权人借调解之名，行继续侵权之实，进而导致此前的调解努力化为泡影，徒增专利权人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另一方面，若权利人因各种缘由转而提起诉讼，法院在后续审理中，也仅是参考调解书内容而并不将其作为审判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5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專利权纠纷案件，已经过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侵权或者不侵权认定的，人民法院仍应当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全面审查。”，这就进一步降低了专利权人为挽回经济损失而寻求行政调解的可能性。因此不难理解专利权人为何选择司法诉讼这种成本较高的维权手段，但这无疑加重了我国司法系统的负担。
此外，行政调解本质上仍是行政执法行为，调解主体与执法主体存在身份竞合，调解程序与执法程序存在混同，这必然会偏离行政调解应然的轨道[5]。申言之，执法者若要实现调解，就要从执法者的身份转变成调解者的身份。这对于执法人员的职业素养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时，执法人员必须抛弃自己对侵权人可能存在的偏见看法，主动寻找出双方和解的关键点，并为双方作出指引，但这是很难做到的[6]。相较之下，专利执法部门更希望尽量少调解甚至不调解，以此减少其工作量，但也变相导致司法压力剧增。
总之，在云平台环境中专利执法的“特性”问题与专利执法长期存在的“共性”问题的共同影响之下，云平台环境中专利执法的效果并不显著。笔者认为，归根结底，是因为过去完全依靠专利执法部门主动进行专利执法的模式已不能适应当前云平台环境中的专利保护需要。因此，笔者希望引入专利执法的联动机制，从该联动机制出发，解决前述的“特性”与“共性”问题。
三、解决之道：构建专利执法的联动机制
（一）联动机制的概念
顾名思义，云平台环境中的专利执法联动机制，即是为解决云平台环境中的专利侵权问题，专利执法部门联合云平台管理者与其他地方专利执法部门联合“其他地方专利执法部门”是为解决云平台环境中专利侵权行为跨地域的问题，后文会详述。，通过建立一个数据共享云平台，实现机制参与者之间在专利侵权信息上的互联互通，以及在认定专利侵权行为上的相互协作响应，及时遏制专利侵权行为的发生，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
具体来说，联动机制运行的流程（见图2）包括：首先，获悉专利侵权信息的云平台管理者需对被控侵权行为进行初步分析，对简单侵权行为可依自身经验做出相应规制措施;其次，当云平台管理者遇到难以认定的复杂侵权行为时，可以通过数据共享云平台向专利执法部门请求协助;再次，受委托的专利执法部门通过云平台接收相关材料，并限期进行侵权认定;最后，当受委托的专利执法部门做出认定结果后，需将该结果反馈回云平台管理者，后者可基于此做出侵权认定。
需要补充的是，在请求专利执法部门协助时，必然会导致侵权行为处理周期的延长，给侵权人进一步侵权的机会。而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于以下两点：第一，应当适时增强云平台管理者独自认定侵权行为的能力，避免频繁使用联动机制;第二，加强数据共享云平台的建设，减少不必要的信息延误。以上两点，既可以保证复杂侵权行为快速被专利执法部门获悉，缩短处理周期，又可以做到对云平台环境中专利侵权行为认定工作的分流，将复杂侵权行为交由更专业的专利执法部门处理，提高准确率。
（二）构建联动机制的必要性
1.有效解决云平台管理者认定侵权行为难的问题
如前所述，当前云平台管理者独自认定侵权行为的能力不足，难以有效对云平台环境中复杂的专利侵权纠纷作出准确认定。同样地，由于云平台环境中专利侵权行为愈发频繁，完全依靠专利执法部门对所有的侵权行为进行认定也不现实，专利执法部门将因此承担过重的行政成本。所以，笔者希望借由联动机制将云平台管理者与专利执法部门联系起来，各自发挥其优势，规避其短板。具体而言，一方面，云平台管理者可以通过联动机制将云平台环境中复杂的专利侵权纠纷交由专利执法部门处理，避免因云平台管理者能力不足而作出错误处理;另一方面，专利执法部门将更专注于复杂专利侵权纠纷的解决，减少专利执法部门主动搜索专利侵权的行政成本，提高专利执法部门处理侵权行为的效率。
2.有效解決云平台环境中专利侵权“取证难”的问题
如前所述，专利执法部门在处理云平台环境中的专利侵权行为时，往往忽视云平台层级之间的差异性，针对侵权数据没有及时固定、保存的意识，导致这些数据痕迹最终随着数据的更新被掩盖。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侵权数据是保存在云平台数据库中的，由云平台管理者控制。即便专利执法部门在认定侵权行为的过程中意识到数据证据的重要性，但也苦于云平台管理者与专利执法部门之间没有一个数据共享与及时传递的联动机制而无法及时获取数据。可能在专利执法部门与云平台管理者就侵权数据的获取进行协商时，侵权证据已然灭失，这不利于云平台环境中的专利侵权认定工作。但善用联动机制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具体说，联动机制要求的“联动”并非只局限在侵权行为认定上，更可以是数据层面的数据共享;可以是云平台管理者主动将侵权行为相关数据通过联动机制中的数据共享云平台交给专利执法部门，辅助后者认定侵权行为，也可以是专利执法部门为认定侵权行为之需，主动要求云平台管理者提供侵权行为相关数据。进一步讲，侵权行为相关数据包括侵权人销售额、侵权专利交易记录、侵权人上传的专利证明等一系列电子数据。但需注意的是，涉及侵权人个人隐私的、非认定侵权行为所必须的数据不得共享，具体的数据分类需要结合实践加以确定。总之，就云平台环境中专利侵权行为的取证而言，联动机制缩短了数据取证的周期，减少了不必要的取证延误环节，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专利执法部门取证与固定证据的效率。
3.增强认定结果的公信力并合理降低云平台管理者的赔偿责任
一定程度上讲，联动机制的引入不仅可以协助云平台管理者及时处置云平台环境中的复杂专利侵权纠纷，同时也增强了侵权行为认定结果的公信力。具体来讲，《电子商务法》虽然调整与细化了“通知删除”规则，但实践中，若云平台管理者错误认定他人行为构成侵权，并因此删除、屏蔽用户信息而造成损失的，仍需承担赔偿责任，这也导致云平台管理者在面对复杂侵权行为时，因害怕自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一些不明显且复杂的侵权行为一般不会第一时间采取措施，而是给予其缓冲期，但这也变相给予侵权人侵权机会[7]。而联动机制的引入，则意味着云平台管理者可以求助于专利执法部门这类专业能力强的主体，这样既增强了认定结果的专业性，同时也让云平台管理者在遏制专利侵权行为时更为果断，因为行政部门的权威性使得其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更具说服力。
同时，笔者认为，联动机制的引入将合理降低云平台管理者在错误处理侵权纠纷时所承担的赔偿责任。例如，云平台管理者本着对专利执法部门专业性的信任，完全依据专利执法部门的意见做出侵权认定，但最终错误地造成他人利益损失，若此时仍将错误处理的全部赔偿责任交由云平台管理者承担，恐不适当。更进一步说，减轻云平台管理者此时的赔偿责任，也有助于增强云平台管理者遏制专利侵权的信心。并且，笔者认为，专利执法部门作出错误处理决定而需承担责任是有法可依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就规定，行政主体因行使职权而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利并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赔偿[8]。换言之，若专利执法部门在协助云平台管理者认定复杂侵权行为时做出错误判断，继而产生对他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做出错误判断的专利执法部门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不是由云平台管理者独自承担。
4.有助于实现专利执法的价值追求
有学者认为，专利行政执法的法理基础源于契约，无论是从公法还是私法的角度上看，法都是契约的产物，而行政法则是为私权主体之间正当权益的实现提供了担保[9]。因此，也有学者从担保权角度进一步论证，认为行政权即是对私权行使的担保，行政权担保私权的实现[10]。但不可忽视的是，行政权的行使也有着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就专利执法的价值追求而言，其背后不仅是为了实现对个体权利人正当利益的保护，更终极的追求是维护正常平稳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增长[11]。所以，从法理层面上讲，专利执法就是为构建与维持一种均衡的利益结构，借由公权力主动保护个人私权利，从而实现社会公共福祉的增进。
当下，云平台环境中的专利侵权行为愈发泛滥，这不仅损害了专利权人的合法利益，更是扰乱了市场交易秩序，损害了公共利益。实践中，鉴于网络的开放性、执法部门的地域局限性以及云平台环境中侵权行为的跨区域性，单纯依靠专利执法部门去监管云平台环境中的专利侵权行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联动机制的构建可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联动机制将各地专利执法部门联系起来，突破了执法部门的地域局限性，继而有效应对云平台环境中侵权行为的跨区域性;另一方面，构建联动机制，将加深私主体与公权力主体之间的联系，提升专利执法保护私权利的效果，减少云平台管理者与专利执法部门之间的信息障碍。综合两方面来看，构建联动机制既改善了互联网环境中专利执法效率不佳的问题，增强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保护，同时，又为专利提供了良好的市场交易环境与保护环境，刺激了专利创新，实现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增长。由此可见，构建联动机制有助于实现专利执法的价值追求。
（三）构建联动机制的可行性
近几年，我国积极寻求将信息技术发展与行政执法改革相结合，借助科技力量优化行政执法，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在此背景下，构建联动机制既顺应了技术发展与改革需要，也符合降低行政成本、提升行政执法效率的目的，因此具有可行性。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作进一步阐述。
首先，构建联动机制需要两方面的技术支持，即网络带宽技术与云平台技术。一方面，就网络带宽而言，其速率决定着单位时间内传递信息量的多少。换言之，网络带宽速率的大小也决定着联动机制中相关侵权数据传递的快慢。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我国固定宽带网络平均可用下载速度为37.69 Mbit/s，同比增长50.8%;我国移动带宽4G平均下载速率达24.02 Mbit/s，同比增长11.9%[11]。由此可见，我国无论是固定带宽还是移动带宽，在速率上都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也进一步说明，当前我国网络带宽足以保证联动机制中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完全不必担心因网络带宽速率过低而引起的数据传输过慢，进而影响联动机制下互联互通的效果。另一方面，建立联动机制的关键前提是，要在专利执法部门之间、专利执法部门与云平台管理者之间建立数据共享云平台，实现数据上的共享，但这需要成熟的云技术作为技术支持。而我国作为互联网技术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已经在云技术领域获得了不小的科技成果。截至2019年12月，我国互联网企业在云技术领域的中国专利申请量达到了139 780件，而《中国互联网云技术专利分析报告》显示，自2010年以来，互联网技术快速更新、政府鼓励等因素推动了云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云技术领域正处在创新活跃度较高的时期[12]。因此，无论是网络带宽技术，还是云平台技术，都完全可以满足构建联动机制的需要。
其次，近年来我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在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领域积极探索联动机制，且实践效果令人满意，这也说明了引入联动机制具有现实可行性。因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仅展示三个案例。2016年伊始，甘肃省为促进全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决机制，要求建立健全甘肃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行政执法的联动机制[13]。2018年展会期间，福建省知识产权局建立省、市、县（区）三级专利行政执法联动机制，在全省范围内统筹市县专利执法部门与知识产权维权中心的工作人员，采取有计划的联动执法与随机联动执法，提升执法维权效果[14]。而在2019年上半年，辽阳市政府通过联动机制，加强了该市各级城市管理部门之间的配合，有力提升了城市管理水平[15]。从上述三个案例不难看出：一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领域，我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事实上有意朝着建立联动机制的方向进行改革与创新;另一方面，从联动机制的实践效果上看，该机制确实做到了提升行政执法效果之目的，同时有效节约了各部门的行政成本。因此，就实践层面而言，引入联动机制符合我国当前行政执法改革与创新的大方向。
最后，就行政执法成本而言，前面也有所提及。行政活动亦注重行政成本，过高的行政成本将会导致行政主体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联动机制的建立可以加强机制参与者之间信息数据的交流，提高专利侵权行为认定的准确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侵权信息获得的及时性与侵权认定的高准确率即是在有效降低行政成本和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具体到实践中，若云平台管理者与专利执法部门进行联动，由云平台管理者负责向专利执法部門提供复杂专利侵权信息，则可以有效降低专利执法部门在互联网上盲目搜索云平台环境中专利侵权行为的成本，由此将进一步提高专利执法部门在云平台环境中对专利的保护效率。
综上，笔者认为，构建联动机制具有可行性。但同时，若要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专利执法联动机制，仍需从立法、程序制度与执法三个层面作进一步讨论，以此具体化该机制的完善路径。
（四）联动机制的具体完善路径
1.立法层面：完善相应法律制度以构建联动机制
法律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器，作为顶层设计的法律应该与改革相伴而生、相辅相成[16]。同理，联动机制的建立实质上是对过去完全依靠专利执法部门主动发现侵权行为、各地专利执法部门互不协作的执法模式进行改革，相应地，也需法律上的配套。至此，笔者认为，在立法层面上构建联动机制大致需分两步。第一步即是在立法上解决长久以来未曾解决的专利执法问题，即前文所言的“共性”问题。因为联动机制的建立旨在强化机制参与者之间的联系性，增强处理侵权行为的及时性，但行政处罚权的不足与行政调解缺乏强制执行力问题仍将存在，因此需单独进行讨论。具体来说，一方面，应当在现有《专利法》基础之上，将过去仅针对假冒专利行为所做出的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措施同样适用在专利侵权行为上，即扩大处罚范围[17]。另一方面，行政调解应具有强制执行力，增强调解协议的信服力，驱动专利权人与侵权人在较轻的专利侵权案件中采用调解方式结案，有利于减轻司法压力。
第二步即是回到联动机制的具体构建上。首先，在立法上确立联动机制的合法性。如在法律条文中规定，建立云平台环境中专利执法的联动机制，是为了专利执法部门协助云平台管理者处理云平台环境中的复杂专利侵权行为，以及联动异地专利执法部门联合专利执法的需要。其次，法律应对联动机制中参与者的权利义务进行规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联动机制下，专利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具有行政法上的效力，云平台管理者可依专利执法部门的认定结果对被控侵权行为作出相应的规制措施，如断开云平台链接、禁止销售侵权专利等。但同时，云平台管理者不承担因认定结果错误所产生的赔偿责任，该赔偿责任由做出认定的专利执法部门承担。其二，在联动机制下进行异地联动执法时，该专利执法行为应以委托的专利执法部门名义进行假设在联动机制下，a区的A委托B在b区制止侵权行为，则B需要以A的名义进行专利执法，而此处的A是委托的专利执法部门，B是异地受委托的专利执法部门。。申言之，该规定即是为了方便被控侵权人找到行政责任主体，避免行政责任主体身份不明。其三，具体规定云平台管理者与专利执法部门在彼此协助认定侵权行为时的权利义务。例如，专利执法部门有权利要求云平台管理者提交与侵权行为相关的数据，也有权拒绝明显滥用此处的“滥用”可结合实践理解，如未作初步认定即请求专利执法部门的协助，或是将大量简单侵权行为交给专利执法部门认定，变相降低自己平台的认定责任等。该机制的云平台管理者的协助请求，同时也有义务及时回复侵权认定结果;同样地，云平台管理者有权利请求专利执法部门协助，同时也有义务及时提交与侵权行为相关的数据。
综上，从立法层面上构建联动机制，将正确引导云平台环境中专利执法的联动机制建设，规范实践中各地区专利执法部门对联动机制的运用。
2.程序制度层面：加强专利执法部门的异地联动执法能力
从实践经验看，云平台环境中的专利侵权行为普遍存在专利权人住所地、侵权行为发生地或实施地彼此相距甚远的情况。这使得专利权人在自行制止侵权行为发生时的成本与难度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专利权人显然更倾向于寻求其住所地的专利执法部门的救济。从理论上讲，专利权人的私权力救济效果必然不如专利执法部门的公权力救济效果好。但即便如此，在面临上述这种需要异地专利执法的情况时，单靠专利权人住所地的专利执法部门主动进行执法，不仅成本较高，而且效果不佳。之所以说“效果不佳”，是因为各地的经济文化等存在巨大差异，若专利权人住所地的专利执法部门直接跨地域进行异地执法，就实践经验看，极易出现专利执法部门“水土不服”的情况，执法效果将大打折扣。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程序制度层面中引入联动机制，可增强专利执法部门之间的异地执法联动效果，减少异地专利执法的成本，提高执法效率。具体来讲，在联动机制中，专利权人住所地的专利执法部门可通过共享数据云平台，联系侵权行为所在地或实施地的专利执法部门，要求其代为进行侵权证据收集、制止侵权行为发生等。一方面，异地受委托的专利执法部门更熟悉当地情况，因此，执法效果会比专利权人住所地的专利执法部门更好;另一方面，联动执法意味着专利执法部门之间需相互合作、相互监督，在提高执法效果的同时，避免消极执法的情况出现。与此同时，笔者还需强调的是，异地受委托的专利执法部门在此过程中，有权审查该联动执法请求是否得当，以及有责任及时反馈执法情况。之所以强调这两点，是为避免专利执法部门此处的“专利执法部门”既包括专利权人申请行政救济的专利执法部门，也包括受委托的异地的专利执法部门。在适用联动机制时出现不作为等情况，保障专利权人以及被控侵权人的基本权利。比如，当异地受委托的专利执法部门未收到相应证据，证明存在专利侵权行为时，就可以不接受联动执法的请求，避免不当损害他人利益，也避免联动机制的滥用。再比如，异地受委托的专利执法部门应当及时反馈执法情况，这样能最大限度保障专利权人的知情权，若专利侵权行为此时仍难以得到有效遏制，专利权人可及时选择走司法诉讼途径，避免损害结果的进一步扩大。总而言之，在程序制度层面引入联动机制，能加强专利执法部门之间联动执法的能力，极大地为遏制侵权行为提供方便，节省行政成本与时间成本，减短维权周期。
3.执法层面：提升联动机制中专利执法与行政调解的实践效果
从宏观上看，建立联动机制的目的是为提高专利执法部门对云平台环境中专利侵权行为的处理效率，加强联动机制参与者之间的信息流通与传递[18]。落实到具体的专利执法实践中，为实现该目的，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充分利用联动机制中的数据共享云平台，以其作为信息传播媒介，将侵权认定结果、专利联动执法结果等信息公布在该云平台上，既增加专利执法的透明度，也讓云平台管理者可同步获悉这些信息，并及时作出相应的规制措施，增强联动机制的互联互通性。第二，通过联动机制，解决实践中各地区专利执法部门执法水平不一的问题。具体而言，透过联动机制中的联动执法，可将两个以上专利执法部门联系起来，共同处理专利侵权行为。在此过程中，专利执法部门之间可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对方在处理类似侵权行为时的方式、方法。这样，既可以提升落后地区专利执法部门的执法水平，也可以进一步规范各地专利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避免出现不合比例的专利执法，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
同样地，笔者认为，联动机制也可在行政调解过程中发挥其联动作用，增强行政调解效果。专利执法部门在进行行政调解时，可以让云平台管理者参与到整个行政调解当中，与专利执法部门一起调解专利侵权案件。一方面，如前文所言，行政调解过程中的专利执法部门基于其在行政活动中的角色定位，可能对侵权人及其侵权行为存在一定偏见，导致调解效果不佳;另一方面，专利权人之所以寻求行政调解，亦是为了在减少救济成本之外，要求侵权人尽可能弥补自己的损失。因此，调解金额是否合理也是促成行政调解的关键因素之一。相比专利执法部门，云平台管理者对专利的评估结果更能反映该专利的实际价值，因为云平台管理者对市场需求更具敏感性。所以，为进一步发挥行政调解的作用，提高行政调解效率，应当让云平台管理者参与到行政调解的过程中。
综上，将联动机制落实到专利执法实践过程中，有助于专利执法部门之间的组织协调与联动执法，在集中各方优势处理专利侵权案件的同时，整体上增强我国专利执法水平。同样地，通过联动机制让云平台管理者参与到行政调解中，将有助于行政调解的达成，减轻当地法院的司法压力。
四、结 语
总之，当前云平台环境中的专利侵权行为频发，专利执法部门缺少对该类侵权行为的差异性比较，以及对云平台管理者缺少必要的信息沟通，若不建立一个彼此联动的机制，恐对专利权人极其不利。目前，借由先进的云平台技术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加上联动执法机制的引入，则可以有效解决云平台环境中的专利侵权行为“认定难”“调解难”等问题。实践中，多地政府部门也将其视为处理专利纠纷的重要途径之一。可以预见，随着政府对于专利侵权行为的愈发重视，随着云平台环境中专利执法联动机制的广泛建立，未来我国的专利保护水平将有很大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刘友华，周素芳.国内外云平台技术专利实证分析[J].情报杂志，2014（5）：54.
[2] 万里鹏.我国专利行政处罚权的立法规制研究[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69-71.
[3] 万里鹏.专利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衔接的三个面向[J].河北法学，2019（10）：141-142.
[4] 李雷，梁平.偏离与回位：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制度重构[J].知识产权，2014（8）：26.
[5] 何炼红.英国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服务的发展与启示[J].知识产权，2011（7）：77.
[6] 姜芳蕊.专利纠纷行政调解之困境与完善[J].求索，2018（11）：14.
[7] 姚志伟，沈一萍，陈文煊.超越避风港：网络交易平台专利侵权处理机制重构[J].学术探索，2017（11）：86.
[8] 杨寅.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演变与新近发展[J].法学评论，2013（1）：107-112.
[9] 张弘.作为私权担保性质的行政法——兼及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反思与重构[J].北方法学，2015（1）：97.
[10]喻中.从“行政兼理司法”到“司法兼理行政”——我国“司法行政”关系模式的变迁[J].清华法学，2012（5）：19-30.
[11]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2020-04-28）[2020-05-20].http：//www.cac.gov.cn/2020-04/27/c_1589535470378587.htm.
[12]i智库：中国互联网云技术专利分析报告[R/OL].（2020-01-13）[2020-03-26].http：//www.199it.com/archives/997786.html.
[13]甘肃省知识产权保护将实行司法保护与行政执法联动机制[EB/OL].（2016-03-11）[2020-02-05].http：//www.cnipa.gov.cn/dtxx/1105404.htm.
[14]福建局启动2018年度全省展会知识产权联动执法工作[EB/OL].（2018-04-11）[2020-02-05].http：//www.cnipa.gov.cn/dtxx/1121368.htm.
[15]聯动机制提升城管执法效力[EB/OL].（2019-08-06）[2020-02-21].http：//www.liaoyang.gov.cn/html/LY/202007/159529908625520.html.
[16]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EB/OL].（2016-07-19）[2020-02-23].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0719/c1003-28564347.html.
[17]傅启国.专利法第四次修改背景下的专利行政保护现状与思考[J].中国发明与专利，2019（6）：67.
[18]宗艳霞.网络专利侵权的行政法保护制度考察及建议[J].湖南社会科学，2016（4）：74.
Reform of Patent Enforcement Linkage Mechanism on Cloud Platform
NI Zhuliang1， CHEN Yang2
（1.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2. School of Cyber Security and Information Law，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China）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nfringement of patent rights in the cloud platform environ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rampant， greatly damag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atentees. Under the dual-track patent protection model，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of patent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cloud platform levels， the difficulty of picking up and identifying infringements in the cloud platform environment， the lack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and the lack of enforcement of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traditional measures such as the seizure of infringing products and storage of infringing servers cannot completely curb infringements in the cloud platform environment. In view of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loud platform，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should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different role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cloud platform， strengthen the remote law enforcement capabilities of the patent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enhance the effect of patent law enforcement and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in the linkage mechanism to give full play to patents in the cloud platform environment， and alleviate the situation of frequent infringement.
cloud platform; patent enforcement; linkage mechanism
（编辑：刘仲秋）
作者：倪朱亮 陈阳
摘要：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调联动机制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创新举措和有效途径。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机制在探索建立过程中制定了大量法律文件，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案件移送机制、联动执法联席会议制度、重大案件会商和督办制度、案件信息共享机制等在内的“两法”协调联动制度框架，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也据此在实践中形成了双向互动关系。但是，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的制度设计和运行都存在着问题，需要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强化各项保障措施等途径加以解决。
关键词：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刑事司法;协调联动
DOI.10.16647/j.cnki.cn15-1369/X.2021.01.026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oordinative and joint mechanism of eco-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nd criminal justice
Yan Linghui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Law ，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Hubei 430072，China)
Key words：Ecological environment ;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 Criminal justice ; Coordination and joint
黨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生态环境保护层面要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尤其是要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和执法司法制度。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调联动(以下简称“两法”协调联动)机制从本质上来看打破了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原本在职能分工上完全互相牵制的管理权与判断权，是推进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举措;同时这一机制能够有效克服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现象，是有效打击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解决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问题的重要途径。但是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机制目前尚处理探索建立阶段，行政执法在环境问题的预防与处理上仍缺乏与刑事司法的协调联动，刑事司法也尚未很好地扮演环境保护最后一道看门人的角色，本文将在分析二者互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
1 从“两法”协调联动到生态环境“两
法”协调联动
2001年4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首次提出了“两法”协调联动的制度构想，要求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尤其是针对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建立起高效便捷、打击有力的协作机制。此后，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关于加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文件，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两法”协调联动的制度内容。
从表1中可以看出，这些政策文件从仅由国务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个部门独立发出，到由国务院下辖的多个部门或者由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联合发出，发文机关从独立走向联合，充分表明有关职能机关在职权行使的理念上已经发生了转变，意识到单打独斗、各自为政并不能顺利解决问题，而是应该与其他机关积极寻求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协调联动。尤其是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隐蔽性和不确定性，单单依靠行政执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往往难以有效打击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难以妥善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此外，这些政策文件并非从制度设计之初就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而是从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经济犯罪领域逐渐转向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并且近年来专门针对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等的数量明显增多，内容呈现出专门化、全面化发展的趋势，涵盖了线索通报、案件移送、信息共享、司法认定、监督管理等多个环节，已经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制度框架。
2 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关系的基
本表现
实践中，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协调联动关系主要体现在刑事司法领域，即在刑事诉讼中的“两法”协调联动，本文将主要围绕刑事司法领域对二者的关系展开探讨。
生态环境“两法”的协调联动关系主要涉及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两大主体，前者作为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的主体，后者作为刑事司法的主体，其相互关系是双向互动的，二者能够凭借自身的职能优势为对方提供业务支持。一方面，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具有专业的环境技术人员和技术设备，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通常具有较为隐蔽或者潜伏期较长的特征，普通人在短期内往往难以感知，而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通常依靠专业的技术设备进行长期的监测，能够更加敏锐地捕捉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及时进行相应地处理，因而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活动是环境犯罪案件的主要发现来源;基于此，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还与公安机关形成了案件移送关系，对于涉嫌环境犯罪的案件，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决定是否立案侦查;而在案件移送之后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阶段，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能够凭借其专业能力在必要时为司法机关提供技术指导。
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凭借其在法律问题上的专业性以及自身职能分工的要求，对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案件进行相应的处理，决定是否立案、是否提起公诉或者是否构成犯罪，对于不符合刑事犯罪标准的案件，移交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作出处理;此外，司法机关还根据各自职权特征对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形成相应的影响，例如，公安机关具有更为全面的采取强制措施的权限，其执法手段和执法能力也更具有威慑力，必要时能够帮助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提高执法效率;检察机关作为我国法律的监督机关，对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案件移送以及公安机关的立案进行监督。
3 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机制存在
的主要问题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案件移送机制、联动执法联席会议制度、重大案件会商和督办制度、案件信息共享机制等在内的“两法”协调联动制度框架，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文件的层级较低、内容不够完善、协调性较低等原因，实践中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机制落实情况不够理想，笔者拟从《关于加强环境保护与公安部门执法衔接配合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两部文件(表2)的主要规定入手，分析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机制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案件移送制度
案件移送制度是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机制的核心，决定着涉嫌环境犯罪的案件能否顺利移送到公安机关、能否及时有效地从行政执法阶段转入司法阶段。《办法》针对案件移送标准、移送材料、移送程序、证据衔接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但其在法律衔接适用、实务操作中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方面，案件移送标准规定不清，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存在认定困难。《办法》第五条规定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环境犯罪案件应当符合“有合法证据证明有涉嫌环境犯罪的事实发生”，但是环境行政违法行为和环境犯罪行为在客观上都表现为对生态环境这一法益造成严重侵害，而区别在于对法益侵害的程度存在从量变到质变的差异，也即是二者的区分界限因存在客观行为表现的交叉重合而变得模糊，那么在立法对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达到何种程度时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缺乏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由法律专业能力相对较弱的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根据所掌握的证据自行判断是否符合上述移送标准，容易出现法律理解判断上的偏差或是行政执法人员怠于判断、一律移送或不移送，进而导致行为情节较轻、仅属于环境行政违法的行为全部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涉嫌环境犯罪的案件未及時移送、由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按照环境行政违法行为做出处理的结果发生，这样既不利于提高办案机关的工作效率，也不利于及时有效地打击环境犯罪行为、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另一方面，移送证据材料相关规定存在法律冲突，案件证据衔接存在困难。《办法》第二十条对行政执法和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材料衔接问题作出了规定，列举了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十类由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在办案执法过程中依法收集制作的证据，明确其可以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来使用，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在对刑事诉讼的证据种类做出规定时只列举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八类证据，二者相较之，《办法》中所列举的监测报告、检验报告、认定意见并未被《刑事诉讼法》所涵盖。根据法律法规的效力优先级规定，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八类证据不得在刑事司法中予以运用，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监测数据或者检测数据能够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办法》中所列举的认定意见如何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衔接，是应当予以摒弃还是将其按性质归入书证或者鉴定意见，仍然需要出台相关的法律文件做出进一步解释。
3.2 联席会议制度
联席会议制度是确保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关系稳固的组织保障，起着统一协调、沟通联络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作用。《意见》和《办法》都提出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但均未明确规定应当由谁来作为联席会议的牵头部门，而专司不同职能的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缺乏明确的牵头部门引导双方开展沟通协调工作时，双方很有可能均不会主动与对方产生互动合作，从而使得联席会议制度陷入实质上的虚无境地。
另外，《意见》和《办法》对参加联席会议主体的规定存在区别，《意见》中提到“各级环境保护、公安部门应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必要时可邀请人民检察院、政府法制机构等相关部门共同参加联席会议”，而《办法》中提到“环保部门、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应当建立健全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长效工作机制”;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关系中的不同机关在生态环境保护中所负责的任务、所处的地位皆有不同，而联席会议参与部门数量通常会对沟通成本、协调效率产生影响，并非所有相关部门都参与联席会议就能最大程度地进行沟通协调、解决问题，那么究竟选取哪些部门参与联席会议、哪些部门只需要在必要时参与联席会议，则需要相关法律做出进一步规定。
3.3 重大案件联合督办制度
《意见》和《办法》均提出建立重大案件会商和督办制度，对于案情重大、复杂、社会影响大的案件，由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联合挂牌督办。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各自的职能分工不同，各自的专长也有所不同，在处理重大生态环境案件时，由二者共同协作、联合督办，有利于及时有效办结案件，最大程度降低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意见》和《办法》中均未提及重大案件中“重大”的标准，显然给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实务中适用时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不利于这一制度的功能发挥。
3.4 信息共享制度
有学者分析指出，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协调联动的主要障碍之一是信息不对称，即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在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监测信息以及环境执法信息的掌握上处于优势地位，而司法机关则在对法律规定的理解和掌握上远胜于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由此对二者的协调联动关系产生了阻碍。基于此，《意见》和《办法》均提出了相似的解决方案，即建立案件信息共享机制，具体包括倡导利用电子信息技术搭建“两法”协调联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相关信息及时上网、互联互通，以及根据各自的专业特长和执法特点组织学习交流活动，实现优势互补。截至2018年初，我国大部分地区就已经建立起了“两法”协调联动信息共享平台，其中江苏、安徽、河南等省份已经初步实现了“全省一张网”的信息应用格局，但是目前信息共享平台在实践运行中还存在着录入信息不及时、录入内容不全面、录入内容不规范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平台的搭建以及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
4 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机制之完善
生态环境“两法”协调机制的完备与否不仅关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运转效率，更关系到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效，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机制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途径。针对上文指出的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试图逐一提出解决方案，希望能够帮助完善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机制。
完善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机制，首先需要健全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的相关立法，尤其是要提高立法层级、增强立法的协调性、完善各项制度内容。从表1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相关法律文件主要以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一般性法律文件为主，法律层级较低，对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约束力相对较弱，需要将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机制写入法律，如在《环境保护法》中做出制度性安排，再由各部门出台相关法律文件予以细化规定。针对案件证据衔接不畅等法律冲突问题，需要厘清不同法律文件之间的效力关系，优先适用效力层级较高的法律，必要时可以做出补充性规定。而针对案件移送标准、联席会议牵头部门的确定、重大案件的认定等问题，则需要在相关的法律文件中进一步完善细化，填补相关规定的空白，增强相关规定的可操作性，让法律专业能力相对较弱的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也能够理解掌握并合理运用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的相关法律。例如，在案件移送标准的问题上，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的案件移送标准应当适当低于公安机关的立案标准，可以不要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所掌握的涉嫌环境犯罪行为的证据达到充分的程度，只需要存在证据线索证明违法事实涉嫌构成环境犯罪即可;在联席会议牵头部门的确定问题上，为了提高协商讨论的工作效率，可以规定联席会议主要由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派员参加，检察机关、政府法制机关等相关部门仅在必要时参加即可，同时成立联席会议专门机构，如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工作领导小组，由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共同担任组长，负责召开联席会议的相关事项;在重大案件的认定问题上，可以规定在县级区域以上范围内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案件、地级市以上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涉外或涉港澳台案件、存在群体性、敏感性等因素对社会稳定有较大影响的案件等属于“重大”情形。
其次需要强化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的各项保障措施，为生态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协调联动工作奠定基础。如前所述，信息共享平台在搭建过程中存在着信息录入不及时、录入内容不全面、录入内容不规范等问题，而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数量少、任务重，对相关人员缺乏统一的培训学习，对相关人员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和追责机制等。因此，加强各项保障措施可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落实必要的组织、人员、经费保障。例如建立起专门的生态环境行政执法队伍以及环境犯罪侦查队伍，这是确保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机制在实践中得以顺利运行的前提条件。二是加强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学习。不仅包括本机关业务知识的学习以及各机关之间业务知识的交叉学习，还包括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理念的宣传教育，努力破除植根于部分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人员心中“重行政处罚而轻刑事追究”的陈旧执法理念。三是加强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工作的监督管理。不仅需要明确检察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责，确保其监督管理渗透到生态环境“两法”协调联动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而且需要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和考核制度，通过奖惩机制对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失职、渎职以及滥用职权等行为予以监督，对其良好工作表现予以肯定，充分调动相关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参考文献
[1]张燕雪丹，周珂.环境司法與环境行政执法协调联动的基本模式及主要障碍[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03)：32-42+111.
[2]郭武.论环境行政与环境司法联动的中国模式[J].法学评论，2017，35(02)：183-196.
[3]蒋云飞.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内涵、构成与完善[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20(04)：85-93.
[4]王明远.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方向：基于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理论的分析[J].中国法学，2016(01)：49-68.
[5]曾粤兴，周兆进.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J].青海社会科学，2015(01)：98-103.
[6]王树义，冯汝.我国环境刑事司法的困境及其对策[J].法学评论，2014，32(03)：122-129.
[7]周兆进.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法律省思[J].法学论坛，2020，35(01)：135-142.
[8]黄世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证据转化问题初探——基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思考[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05)：92-97.
[9]蒋云飞.论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环境“两法”衔接机制[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20(01)：69-75.
[10]王素珍.信息共享机制下的行政检察监督之完善——以D市“两法衔接”平台与“行权平台”信息共享为例[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7(04)：62-66.
收稿日期：2020-10-26
作者简介：闫灵惠(1997-)，女，汉族，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法基本理论。
作者：闫灵惠
张家港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杨舍中队
城管执法联动机制
联动机制建立目标：通过城管执法联动机制有效解决城管执法力量单薄、后续强制执行力薄弱等情况，充分维护执法人员自身权益与人身安全。
联动类别：城管执法联动机制分为内部联动机制和外部联动机制。
城管执法联动机制，即部门间和部门内通过一定的工作机制共同参与城管执法过程，拓宽执法信息来源，树立执法威信，提高执法工作实效，有效维护执法人员自身权益，保障城管执法效果。
一、内部联动机制
(一) 辖区内执法联动机制
1.建立办案执法与巡查执法相结合的辖区执法联动机制。采取以区域网格式巡查为基础，查办大案为重点，将中队全体执法管理人员分为办案组和管理组，实施办案和管理分离运作和联动执法相结合工作模式。
2.于办案和管理分离前提下，实施办案、管理区域责任制，办案组分成几个小组分配到各区域，施行分散查案、专职办案;管理组同样施行。每区域上办案小组、管理小组建立联系，管理小组建立日常管理台帐，每日对区域上的各类违章现象进行记录，需要时供办案小组使用。
3.通过办案组与管理组执法效果制定完善无证设摊、占道洗车等专项整治行动预案，对需要进行整治的违章行为及时整治。
(二)辖区间执法联动机制
区域联动执法应以满足区域执法力量需求、解决实际执法难题为宗旨，在不影响自己辖区执法管理运行的前提下，合理、妥善地调动执法资源，按“地属就近原则”进行，即与本辖区交界辖区的执法中队建立联动。但特殊情况除外，如遇重大节日，受市局指挥调度。就此原则，杨舍中队与市区五中队，及塘桥中队、金港中队、开发区中队、大新中队建立联动执法，体现联动的快速、便捷、易联系调动的特点。
1.符合区域联动执法的相关条件
(1)重大节日活动如：劳动节、国庆节等，需要执行联动执法的区域确实存在执法管理力量不足、市容环境水平明显下降的(包括无证摊贩、占道经营现象明显增多等);
(2)重大检查活动，如文明城市测评等，需要执行联动执法的区域确实存在执法管理力量不足、要增加执法力量保障检查重点区域市容环境的;
(3)严重暴力抗法事件，场面难以控制，因辖区范围大，难以迅速调动自己辖区执法力量，需要就近辖区执法中队支援执法力量的;
(4)其它特殊情况，需要就近执法中队支援的。
2.区域联动执法执行程序
(1)区域联动执法联动中队领导人应观念统一，及时相互反映执法现场现状，迅速制定联动执法相关执行方案;
(2)按照方案执行联动执法，合理调动执法力量，包括执法人员的调度和执法车辆的调度，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3)在联动执法过程中，若遇难以解决的问题应由联动执法领导人及时向市局领导、镇政府领导或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以便及时、准确地解决问题。
3.联动执法保障措施
启动区域联动执法方案应属于执法警备状态，应向市局汇报为妥，同时应时制宜尽可能联系公安执法人员参与，以确保联动执法的有效性。在联动执法后，联动的执法中队应及时总结联动经验，探讨改进措施，通过改进达到互补，弥补执法的缺陷，完善联动执法机制，共同提高执法水平。 通过建立区域内与区域间执法互动机制，增强区域违法违章行为的防、控、打能力，实现市容管理从定点、路段管理向定点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转变，从劝教管理向劝教管理与依法高罚相结合的转变，提高城管执法的效率。
二、外部联动机制探索
(一)城管公安联动机制
1.建立城管公安专人联系制度。
(1)城管中队与派出所确定专人为城管、公安联络室联动执法联络员，负责相互间联系工作，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并进行定期与不定期的沟通与协调。
(2)城管中队办案组成员与派出所内勤建立对口联系制度，在违章当事人、违章车辆信息资料等方面加强交流，提高城管中队的办案效率。
2.完善城管公安联动执法工作机制。
(1)继续发挥“公安执法、城管协防”机制效能，推动公安、城管互动执法，在打击盗窃、整治赌博机等专项行动中，调配派出所部分干警、城管中队队员成立城管、公安联合执法组(城管治安协防队)，协助派出所的工作。在城管日常巡查中，注重发挥城管巡查范围“点多面广”特点，对发现的违法事件快速向派出所举报，并进行现场紧急处置，协助派出所做好治安维护工作。
(2)深化完善“城管执法、公安保障”机制建设，发挥联合执法查处范围广、效能高、影响力大的优势，增强执法工作对违法违章行为打击的震慑力。在城管中队的日常巡查和集中整治工作中，城管中队与派出所建立密切联系，派出所为城管执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执法过程中，变个体力量为合力，加大对各种违章行为的打击力度。尤其是重大整治活动，由派出所派出2名以上干警配合城管中队的执法工作，增强城管执法的实际效果。
3.建立城管中队、派出所的每季度例会制度。对每季度城管治安协防案件和城管整治行动派出所保障方案进行公布，并专题研究该季度出现的个案，解决城管公安联络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难点和需解决的问题，并对下季度工作进行安排和部署。
4.建立城管、公安路面联动巡查机制。加强城管与公安路面巡查的配合力度，双方可在工作中成立联合路面巡查小组进行联合值勤，加大对违法违章行为的威慑力。
5.设立城管协防队公安指导员。发挥派出所对付违法行为专业能力强的特点，由派出所指定专人为城管治安协防队的指导员，负责培训城管队员处理突发性违法犯罪案件的能力。
6.建立城管公安联络室日常联系信息档案。详细记录每件个案的发生时间、地点、当时情况等内容，作为进一步开展工作的素材，并使城管公安联络室工作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地进行。
(二)城管法院联动机制
拟建立“城管法院联络室”，定期将已届强制执行期限的一般程序案件上报法制科，由法院进行强制执行，提高案件执行率，树立城管执法权威。
(三)城管交警联动机制
1.加强与交警的联系，继续深化交警抄告电子系统与车辆年审上对城管抄告工作进行支持和配合。
2.由城管与交警对车辆违停进行联合巡查管理，实现对车辆违停的立体化监控。
蒙城县国土资源执法联动机制建设
情况汇报材料
近年来，我县为严厉打击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规范城乡用地管理秩序，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国土执法监察工作，建立了执法监察联动机制，现将主要做法汇报如下：
一、开展整治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工作
1、加强组织领导
2007年，县委、县政府成立了由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挂帅，县几套班子成员和县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高规格整治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工作指挥部，指挥部根据人事变动情况，随时进行调整。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县国土局，从县纪检委、国土局、住建委、公安局、法院、房产局等单位抽调业务骨干集中办公，目前共有14人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各乡镇也相应成立了整治“两违”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各自辖区内的整治“两违”工作。自2007年至今，县委、县政府每年组织召开一次全县范围内的整治“两违”专项工作会议(县电视台直播)，对全县整治“两违”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加压。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经常在百忙之中对整治“两违”工作进行调研，听取工作开展情况汇报，提出明确工作要求，精心部署整治“两违”工作。
2、严查典型案件
按照县委、县政府工作要求，县整治“两违”办公室依据领导交办、日常督查、信访举报等渠道，认真梳理“两违”典型案件线索，把“小产权房”开发、国家公职人员参与“两违”和执法人员不作为、乱作为等案件作为查处重点，选准案件查处突破口，按照“既处理人、又处理事”的原则，严肃查办典型案件，坚决惩治到位。几年来，通过查处一批在全县较有影响的典型案件，在社会上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
3、加大拆违力度
通过县整治“两违”办公室的协调、监督，各乡镇积极发挥“属地管理”职责，会同县国土局、县住建委、县城市执法局、县公安局等单位，采取联合执法行动，将拆除违法建设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美好乡村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在坚决控制现行违法建设的同时，拆除了一批严重影响规划、影响社会稳定的典型违法建设，有力地震慑了“两违”违法行为，收到了强烈的社会效果。
4、强化日常监管
为及时掌握全县“两违”动态信息，自2012年10月份开始，对各乡镇在建新建房屋信息、整治“两违”工作开展等情况实行周报告，以表格形式于每周五报送至县整治“两违”办公室。县整治“两违”办公室明确专人负责信息的收集整理、汇总分析，定期向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报告，为
领导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县整治“两违”办公室成立督查督办小组，对各乡镇报送的周信息随机抽查或定点督查，每季度对全县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一次集中督查，通过对督查发现的问题及时交办，同时对领导批转的案件进行查办或跟踪督办，整治“两违”取得了明显实效。
5、严格责任追究
为完善查处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责任制度，规范责任追究行为。2009年7月，县委、县政府出台了《蒙城县查处城市规划区内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责任追究暂行办法》，明确了乡镇政府是整治“两违”的主体，强化了“属地管理”的责任，量化了对整治“两违”执法部门和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标准等，对土地建设的规范执法、强化监管起到了“亮剑”效应。
通过近年来整治“两违”工作的开展，一些涉地典型案件得到了严肃查处，责任人受到责任追究;一批违法建设被依法拆除，整治“两违”工作由部门行为上升为政府行动，土地建设秩序得到不断规范，长效管理机制正在逐步完善。
二、建立国土与检察联络办公制度
为严厉打击国土资源违法行为，完善国土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构建职务预防体系。2009年4月，县国土局与县检察院联合成立了县检察院驻国土局联络员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县国土局，两单位分别指派一名分管领导协调联
络员办公室工作，各派一名工作人员负责联络员办公室具体工作。县检察院在县国土局设立联络员办公室，在全市实属首次，是联手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的有益尝试。 一是联络员办公室明确了工作职责和任务，建立健全了联席会议、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移交等工作制度，实现了信息共享和查办案件相互配合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国土资源管理领域职务犯罪行为，进一步推动了我县国土资源系统党风廉政建设。
二是联络员办公室每年联合县纪委在全系统开展一次预防职务犯罪和反腐倡廉知识专题培训，针对国土资源系统的职权和易发案件的薄弱环节，结合近年来查办的案件实例，认真分析发案原因，阐述预防职务犯罪和党风廉政建设新策略，引导干部职工深入了解职务犯罪预防知识，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修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金钱观和权力观，牢固树立依法行政、执法为民、廉洁自律的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三是针对国土资源管理领域易滋生腐败问题，联络员办公室对土地整治、增减挂钩、土地征迁、国土资源审批、国土执法等工作，提前介入、全程监督，对参与重点工作的股室、基层站所工作人员，采取签订承诺书、个别谈话等形式进行预防，并经常性有针对地开展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及时警示、及时纠正、及时处理。
联络员办公室通过几年来的工作，在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中充分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善了国土资源执法环境，为安全开展国土资源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物业管理是一项涉及多方面、多层次的系统工程，建立健全物业管理执法联动机制，对加强和规范物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建立和谐家园具有重要作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对建立全县物业管理执法联动机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联动任务目标
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建立健全执法联动机制,进一步明确各方职责，提高服务和管理效能，及时解决群众诉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全面提升我县物业管理服务水平。
二、联动各方职责
(一)县房管局：负责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做好物业管理服务工作，对物业招投标、专项维修资金和新建物业质量保修金等进行监督管理。负责住宅小区工程施工、房屋质量安全、装饰装修等工作的监督管理。
1、对物业企业擅自撤离物业管理区域、停止物业服务或未办理退出手续、履行相应义务的行为进行查处;
2、对未按规定交存物业质量保修金、挪用专项维修资金的行为进行查处;
3、对未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未经批准，擅自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行为进行查处;
4、对擅自处分属于业主的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为进行查处;
5、对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侵占公共空间及对公共设施造成损害的行为进行制止和查处;
6、制止和查处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的行为;制止和查处损坏房屋原有节能设施或者降低节能效果的行为;
7、对开发建设单位未组织工程竣工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将房屋交付购房人使用的行为进行查处;
8、对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行为进行查处;
9、联合相关部门调解处理因上述内容引起的矛盾纠纷。
(二)县城管局：负责对城市规划区内物业管理区域规划建设、市容环境卫生、供暖、供气等工作的监督管理。
1、对擅自占用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共有的道路、绿地或者其他场地进行建设，擅自在建筑物顶部、底层或者退层平台进行建设的行为进行查处;
2、对违章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擅自改变住宅立面、在非承重外墙开门、开窗的行为进行查处;
3、对在建建筑物、构筑物的外墙、楼道以及公共设施、路面、立杆、树木等物体表面张贴广告、涂写刻画广告性文字、图案以及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等影响城镇容貌和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进行查处;
4、对擅自改变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建筑物、构筑物使用性质的行为进行查处;
5、对物业管理区域内擅自占用、破坏绿化用地和设施建造车位或其他设施的行为进行查处;
6、对擅自损坏、修剪、砍伐花草树木或破坏、改变绿化用途、绿化设施的行为进行制止和查处;
7、制止和查处擅自拆改供暖、供气管道和设施等危害建筑安全的行为;
8、对物业管理区域内其他违反城市管理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
9、调解处理因上述内容引起的矛盾纠纷。
(三)县公安局：负责指导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和秩序维护人员开展安全防范，指导监督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消防管理工作，对物业管理区域内治安、消防、流动人口、车辆停放进行监督管理。
1、对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埋压、圈占、遮挡消防栓或占用防火间距的行为进行制止和查处;
2、对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安全出口或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的行为进行制止和查处;
3、对进行家庭娱乐、身体锻炼以及饲养动物产生噪声干扰他人正常休息生活，或者在午间和夜间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装饰装修、货物装卸、生产加工等严重干扰周围居民及其他业主正常生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4、对破坏业主共有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其他公私财物的行为进行查处;
5、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违章停放大型客车、货车和油罐车(危化品车),违规存放有毒、易燃易爆物品予以及时拖离和查处;
6、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进行制止和查处;
7、对打架斗殴、聚众赌博、涉毒、涉黄、恐吓、盗窃、抢劫、传销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制止和查处;
8、指导监督物业管理企业落实登记备案、保安员考核发证、着装整治等保安监管措施，对违反保安监管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四)县规划局：负责物业管理区域内建设工程及各类配套建筑的规划设计及调整变更的监督管理。
1、负责物业管理区域内建设工程及各类配套建筑的审查、审批和批后管理;
2、对物业管理区域内审批后、竣工规划验收前的建设项目(工程)进行批后跟踪管理;
3、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及时移交县城市管理局。
(五)县环保局：负责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对排污、噪声、辐射、环境污染等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1、对未经相关部门批准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架设大功率电力设施、大功率发射装置以及安装其他辐射、放射源等造成辐射污染的行为进行制止和查处;
2、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制止和查处;
3、调解处理因上述问题引起的矛盾纠纷。
(六)县物价局：负责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做好物业服务收费公示工作，对物业服务收费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1、对未按规定实行明码标价的行为进行查处;
2、对超出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制定收费标准的行为进行查处;
3、对低于服务等级要求提供服务并收费的行为进行查处;
4、对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行为进行查处;
5、对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的行为进行查处;
6、依法受理相关价格举报投诉，查处价格举报案件;
7、对其他违反价格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
(七)县市场监管局：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和专业经营单位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特种设备、计量装置的安全运营，对压力容器、电梯等特种设备进行监督管理。负责物业管理区域内企业和个体工商注册登记审核，按职责分工对其经营活动监督管理。
1、对不按规定安装使用压力容器、电梯等特种设备和电表、水表等各类计量装置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2、定期对住宅小区内电梯进行技术性安全检查，对超期未检、不按规定维保的行为进行查处;对电梯维保单位、电梯维修单位超资质或无资质维保、维修行为进行查处;
3、出现电梯损坏、停运、关人、夹人、坠落等事故后，会同电梯维保单位、电梯生产厂家、物业服务企业等责任单位对问题原因及责任进行认定;
4、对使用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电梯的行为进行查处;
5、对电梯维保单位和物业服务企业接到故障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应急救援措施的行为;对出现故障或异常情况，未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继续使用的行为进行查处;
6、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依法应当审批的，经有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对应当具备特定条件的住所，由国土资源、规划、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文化、卫生计生、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依法监管;涉及许可审批事项的，由许可审批部门依法监管;
7、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对应获审批但未获审批擅自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由相关审批部门依法监督查处;
8、对各类虚假广告，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9、配合有关部门协调处理因上述问题引起的矛盾纠纷。
(八)专业经营单位：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有线电视、宽带数据传输等专业经营单位应当直供，其费用的收取应由专业经营单位收取，委托物业公司代管的应签订委托合同，明确双方责任，按照《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79号)、《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做好与物业管理有关的工作。
(九)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住宅小区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发现小区内有以上违法违规行为的，要及时采取劝告、制止措施，劝告、制止无效的，要及时报告相关执法部门，并积极配合执法工作。
三、联动工作机制
(一)建立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物业管理联席会议由各街道办事处负责召集，房管局负责业务指导,辖区内各社区居委会、公安派出所、市场监督管理局、城管局、环保局、物价局、规划局、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业主代表)、专业经营单位等部门负责人参加。联席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特殊情况随时召开。
(二)建立物业管理执法快速联动机制。各成员单位要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布职责范围和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及时受理居民举报投诉，接受社会监督。对居民涉及物业管理的各类举报和投诉，属于物业管理范围的，物业服务企业要及时解决;属于相关部门、单位职责范围的，相关部门、单位要及时解决，确保群众诉求第一时间得到妥善处理。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发现物业管理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劝阻和制止，对拒不改正的要向所在辖区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相关执法部门报告。各相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对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问题，应立即处理;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及时通知相关责任部门派员处理;对于涉及多个执法部门的疑难问题，由所在辖区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协调相关执法部门联合执法。
(三)加强物业管理执法联动机制的组织领导。各成员单位要从保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充分认识建立物业管理执法联动机制的重要性，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承办科室，夯实工作责任。对物业管理区域内发现的问题，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由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调查处理，并将物业管理执法联动工作情况纳入对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单位的考核。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单位：
物业管理是一项涉及多方面、多层次的系统工程，建立健全物业管理执法联动机制，对加强和规范物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建立和谐家园具有重要作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X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健全物业管理执法联动机制的意见》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对建立全县物业管理执法联动机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联动任务目标
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建立健全执法联动机制,进一步明确各方职责，提高服务和管理效能，及时解决群众诉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全面提升我县物业管理服务水平。
二、联动各方职责
(一)县房管局：负责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做好物业管理服务工作，对物业招投标、专项维修资金和新建物业质量保修金等进行监督管理。
1.
对物业企业擅自撤离物业管理区域、停止物业服务或未办理退出手续、履行相应义务的行为进行查处;
2.对未按规定交存物业质量保修金、挪用专项维修资金的行为进行查处;
3.对未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未经批准，擅自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行为进行查处;
4.对擅自处分属于业主的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为进行查处;
5.对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侵占公共空间及对公共设施造成损害的行为进行制止和查处。
(二)县住建局：负责制止和查处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的行为;制止和查处损坏房屋原有节能设施或者降低节能效果的行为;负责对供暖、供气、供水等工作的监督管理。
(三)县建工局：负责住宅小区工程施工、房屋质量安全、装饰装修等工作的监督管理。
1.对开发建设单位未组织工程竣工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将房屋交付购房人使用的行为进行查处;
2.对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行为进行查处。
(四)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对城市规划区内物业管理区域规划建设、市容环境卫生等工作的监督管理。
1.对擅自占用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共有的道路、绿地或者其他场地进行建设，擅自在建筑物顶部、底层或者退层平台进行建设的行为进行查处;
2.对违章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擅自改变住宅立面、在非承重外墙开门、开窗的行为进行查处;
3.对在建建筑物、构筑物的外墙、楼道以及公共设施、路面、立杆、树木等物体表面张贴广告、涂写刻画广告性文字、图案以及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等影响城镇容貌和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进行查处;
4.对擅自改变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建筑物、构筑物使用性质的行为进行查处;
5.对物业管理区域内擅自占用、破坏绿化用地和设施建造车位或其他设施的行为进行查处;
6.对擅自损坏、修剪、砍伐花草树木或破坏、改变绿化用途、绿化设施的行为进行制止和查处;
7.制止和查处擅自拆改供暖、供气管道和设施等危害建筑安全的行为;
8.对物业管理区域内其他违反城市管理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
9.调解处理因上述内容引起的矛盾纠纷。
(五)县公安局：负责指导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和秩序维护人员开展安全防范，指导监督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消防管理工作，对物业管理区域内治安、消防、流动人口、车辆停放进行监督管理。
1.对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埋压、圈占、遮挡消防栓或占用防火间距的行为进行制止和查处;
2.对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安全出口或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的行为进行制止和查处;
3.对进行家庭娱乐、身体锻炼以及饲养动物产生噪声干扰他人正常休息生活，或者在午间和夜间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装饰装修、货物装卸、生产加工等严重干扰周围居民及其他业主正常生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4.对破坏业主共有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其他公私财物的行为进行查处;
5.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违章停放大型客车、货车和油罐车(危化品车),违规存放有毒、易燃易爆物品予以及时拖离和查处;
6.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进行制止和查处;
7.对打架斗殴、聚众赌博、涉毒、涉黄、恐吓、盗窃、抢劫、传销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制止和查处;
8.指导监督物业管理企业落实登记备案、保安员考核发证、着装整治等保安监管措施，对违反保安监管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六)县规划办：负责物业管理区域内建设工程及各类配套建筑的规划设计及调整变更的监督管理。
1.负责物业管理区域内建设工程及各类配套建筑的审查、审批和批后管理;
2.对物业管理区域内审批后、竣工规划验收前的建设项目(工程)进行批后跟踪管理;
3.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及时移交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七)县环保局：负责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对排污、噪声、辐射、环境污染等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1.对未经相关部门批准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架设大功率电力设施、大功率发射装置以及安装其他辐射、放射源等造成辐射污染的行为进行制止和查处;
2.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制止和查处;
3.调解处理因上述问题引起的矛盾纠纷。
(八)县物价局：负责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做好物业服务收费公示工作，对物业服务收费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1.对未按规定实行明码标价的行为进行查处;
2.对超出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制定收费标准的行为进行查处;
3.对低于服务等级要求提供服务并收费的行为进行查处;
4.对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行为进行查处;
5.对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的行为进行查处;
6.依法受理相关价格举报投诉，查处价格举报案件;
7.对其他违反价格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
(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和专业经营单位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特种设备、计量装置的安全运营，对压力容器、电梯等特种设备进行监督管理;负责物业管理区域内企业和个体工商注册登记审核，按职责分工对其经营活动监督管理。
1.对不按规定安装使用压力容器、电梯等特种设备和电表、水表等各类计量装置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2.定期对住宅小区内电梯进行技术性安全检查，对超期未检、不按规定维保的行为进行查处;对电梯维保单位、电梯维修单位超资质或无资质维保、维修行为进行查处;
3.出现电梯损坏、停运、关人、夹人、坠落等事故后，会同电梯维保单位、电梯生产厂家、物业服务企业等责任单位对问题原因及责任进行认定;
4.对使用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电梯的行为进行查处;
5.对电梯维保单位和物业服务企业接到故障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应急救援措施的行为;对出现故障或异常情况，未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继续使用的行为进行查处;
6.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依法应当审批的，经有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对应当具备特定条件的住所，由县国土资源、规划、房管、住建、建工、城市管理、文化、卫计、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依法监管;涉及许可审批事项的，由许可审批部门依法监管;
7.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对应获审批但未获审批擅自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由相关审批部门依法监督查处;
8.对各类虚假广告，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9.配合有关部门协调处理因上述问题引起的矛盾纠纷。
(十)专业经营单位：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有线电视、宽带数据传输等专业经营单位应当直供，其费用的收取应由专业经营单位收取，委托物业公司代管的应签订委托合同，明确双方责任，按照《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79号)、《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做好与物业管理有关的工作。
(十一)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住宅小区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发现小区内有以上违法违规行为的，要及时采取劝告、制止措施，劝告、制止无效的，要及时报告相关执法部门，并积极配合执法工作。
三、联动工作机制
(一)建立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物业管理联席会议由各乡镇办事处负责召集，县房管局负责业务指导,辖区内各社区居委会、公安派出所(消防)，县住建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环保局、物价局、建工局、规划办、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业主代表)、专业经营单位等部门企业分管负责人参加。联席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特殊情况随时召开。
(二)建立物业管理执法快速联动机制。各成员单位要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布职责范围和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及时受理居民举报投诉，接受社会监督。对居民涉及物业管理的各类举报和投诉，属于物业管理范围的，物业服务企业要及时解决;属于相关部门、单位职责范围的，相关部门、单位要及时解决，确保群众诉求第一时间得到妥善处理。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发现物业管理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劝阻和制止，对拒不改正的要向所在辖区乡镇办事处和相关执法部门报告。各相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对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问题，应立即处理;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及时通知相关责任部门派员处理;对于涉及多个执法部门的疑难问题，由所在辖区乡镇办事处协调相关执法部门联合执法。
(三)加强物业管理执法联动机制的组织领导。各成员单位要从保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充分认识建立物业管理执法联动机制的重要性，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承办科室，夯实工作责任。对物业管理区域内发现的问题，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由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调查处理，并将物业管理执法联动工作情况纳入对乡镇办事处及相关部门的考核。
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成都市建设监察执法联动机制从提出，雏形到成熟历经十年，现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建委机关业务处和依法成立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站(办)建筑市场秩序日常监管、行政处罚、行政审批一体网格化执法机制，并逐步指导在全成都市19个区(市)县建设系统推广应用，设想拓展建立全域建设系统联动执法体系。建设系统内部联动执法机制的建立，是我委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机制的一次突破。它理顺了管理机制，实现了职能部门力量整合统管、管理信息互通共享、行政执法协调联动，形成上下联动、问题联处、执法联动的市场秩序监管联动局面，强化了建设主管部门的权威性，有利于发挥各工作实施部门的主动性和建委业务处室的组织和协调功能，同时着力解决建设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三多三少”，即“原则规定多，具体细则少;禁止规定多，配套处罚少，部门规定多，适用规范少”的问题。现就我委在联动执法机制的探索与实践体会与大家交流、讨论。
一、成都建设监察联动执法机制探索
(一)联动机制追溯
成都市建设监察执法联动机制创立始于2002年建设监察队伍的成立。据查，成都市建委法定职责范围内的行政执法依据共74部建设法律法规规章，可对363项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支队成立前，对成都市建设基本程序、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以及建筑市场的规范等行政职能的行使是由市建委职能处和依法成立代行行政职能的直属事业单位分别承担，行政执法各行其职分散实施，年行政处罚案件数都不足100件，监察力度不足，监督覆盖面明显不够，行政相对人故意规避法律、法规的管理的行为不能有效得到遏制，行政执法威慑力和合力不足。鉴于刚刚成立的专业执法队伍人少、专业技术力量薄弱，与成都城市建设快速发展，建设工地点多、面广、线长和建设周期长等因素，提出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的委内联动执法构思。经多次调研论证，2002年9月，市建委出台《成都市建设委员会实施行政处罚工作规程》明确市建委内部由一个机构(建设监察支队)实施行政处罚权即推行集中行政处罚，自此正式启动委内联动行政执法模式。
(二)联动执法构架
市建委机关各业务处在执法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适用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的，应当统一移交建设监察支队调查取证。基本做法是：建委机关各业务处室、各职能部门和建设工程报建“一站式”服务窗口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一旦发现涉嫌违法行为后，属建筑施工现场管理类违法行为的，执法人员现场取证、发出调通知书，责令限期到支队调查处理并及时将涉嫌违法行为的相关资料报送对口业务处移交支队;属违反基本建设程序类违法行为的，在案件移交支队的同时停止受理、办理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审批手续申请，待违法行为当事人接受支队调查处理后，凭支队《建设执法工作联系单》告知查处情况后再恢复办理相关手续，使行政审批、现场管理、行政处罚形成一个封闭链。
二、联动执法机制的具体实践
(一)联动执法机制运行情况分析
以上图表已直观地反映了9年来市建委推行联动执法机制的实际效果，展现了联动执法各参与部门、单位围绕各个时期、各个阶段政府和建委中心工作，开展一系列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构建和谐成都执法活动的轨迹;也可从案件数量、类型走向反映2004年7月行政许可法实施和2007年成都市建委实施行政审批的工作程序集中行政审批权，进一步推动了联动执法对违反基本建设程序类案件的查处。目前，联动执法机制已拓展到对基本建设程序监督管理等所有行政执法，联动执法已涉及委内所有职能处室和依法代行行政职责的各站、办。
(二)推动联动执法机制执法效能的保障措施
建立沟通机制。为确保联动执法的执法效率、质量和效果，我委不断规范联动执法，部门之间定期进行业务沟通，召开联席会议，组织专题培训。如规范执法程序、工作流程、文书使用与填制、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幅度和当事人拒不履行其义务联动措施等。
建立台账制度。一是移交案件的登记台账，强化“一站式”出入口管理，确保了执法信息的上下对接，快速流转，清楚每一个案件的走向轨迹，动态监管案件主办负责制的查处情况。二是案件查处的分析台账，定期归集支队各类案件查处情况，监控行政处罚的履行情况和执法人员的办案情况。三是行政处罚的缴款台账，定期与行政处罚罚款缴款入库银行对帐，做到罚缴分离账目清楚，强化行政处罚罚款催缴，实现每年罚款缴款率都在97%以上。
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一是用制度规范、统一执法行为。制定《成都市建设委员会实施行政处罚工作规程》、《成都市建设委员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成都市建设委员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细则》、《成都市建设委员会一般违法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和《成都市建设委员会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办法》等制度。二是健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运作的内部监督程序，严格执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合法性审核制度，落实重大和复杂案件集体讨论决定制度，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案件实行特殊案审制，采用统一标底的计算标准，根据案件类别分类限制自由裁量权等等。规范自由裁量权制度的实施，保证了同类性质案件在同一时期处罚的相对一致，有效净化了执法环境，拒绝权力寻租，“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执法理念得到真正体现。
执法信息网络化建设。2009年全市建设监察队伍全部使用了《成都市建设行政执法信息管理系统》，实现行政执法办公自动化管理。执法信息网络建设，促进了内部、外部信息对接和执法人员素质提升，提高了执法效率和行政处罚案卷质量，增强了执法透明度，强化了执法行为监督手段。目前，市建委正在建立和实施全市全域建设系统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执法动态信息也将纳入其中，全域建设联动执法机制将进一步加强、深化。
完善执法信息反馈制度。一是联动执法内部移交案件信息反馈制度。一方面，案件移交每一个案件都附注有案情信息描述和行政处罚建议，利于支队执法人员对违法行为的掌握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度行使;另一方面，支队定期反馈移交案件的查处信息，反映监管措施执行情况。同时建立建委行政执法联席会，通报信息、研究措施、制定目标和统一步骤，增强联动执法合力效果。二是投诉案件一一有回复。畅通群众投诉渠道，如支队承担的日常监管职责的群众对夜间施工扰民问题的诉求可通过电话、网络和信件多个渠道快捷地得到受理。每天22时至次日6时安排有专人、专车、专用电话，受理投诉、现场处臵和限时回复投诉。做到件件投诉有结果、有回复。三是对重大和复杂案件在建委集体研判前专业执法部门在充分调查、研讨基础上形成书面报告，做好案件案情信息交底，提出明确的行政处罚建议和法律法规依据。四是及时上报执法中发现的可能出现的矛盾激化不利于社会稳定，监管缺位和市民的强烈诉求等信息，定期对执法工作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总结，形成系列执法专项报告，供建委决策参考。
三、联动执法的效果实例
(一)整合资源，人少办大事
2004年是我市创建“全国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关键年，为高效完成建设工地扬尘整治行政执法工作我市顺利通过创模国家技术核查，建委组织建筑施工工地现场以“扬尘”整治为重点的联合执法行动，成立了8个扬尘检查小组，实行扬尘处罚日报制，开通24小时建设工地扬尘污染投诉热线，集中整治建设工地“制尘”问题。对48个存在突出问题的市政建设项目的158家责任单位进行行政处罚，对122个项目的责任单位和个人进行了不良行为扣分、公示、记录，进行了处罚。仅9至11月共对85家责任单位进行了行政处罚，占全年总处罚量的54%。有效地震慑和遏制了建设工地扬尘污染行为，保证了我市创模迎检阶段性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联动执法为推动成都市建筑市场秩序的规范，促进建设监督管理措施的提升找到了切入点
2003年建委加大《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监督管理力度，实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证前核查制，安排支队切入基本建设程序违规行为的监察。要求支队对照申请领取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条件要求，赴工程现场侧重对施工场地、施工企业资质、工程质量和安全保证措施等进行证前核查。对因故申请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延期的工程和申请办理夜间施工许可证的工程进行批准前的现场复核。发现有违规动工建设行为的直接立案查处，从而避免了一些管理漏洞。
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实施后，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工作由审批转变为备案，给施工图审查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课题。建委开始实施季度抽查审核制，当年1～3季度市建委共对197家勘察、设计单位违反强条的情况进行了通报，责令其中27家的35个建设项目，每个项目违反强条3条以上的责任单位到支队接受调查处理。经调查核实对33个项目的责任主体进行了行政处罚。其中，施工图未经审查擅自施工的7个，存在违反国家强制性标准较突出问题的26个。
2005年，武侯区“8.12”事故及7-10月全市建筑施工工地安全生产事故接连发生，市建委加大了对在建工程的安全监察力度，一方面要求安监站通过日常的安全检察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引入了市场准入机制，对发生安全事故的责任单位实施停止投标资格的行政处罚。从10月开始，陆续对22家施工企业予以了停止投标资格1-3个月的行政处罚。此项举措，提高了对施工单位的震慑力，促进了企业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
(三)联动执法为各参与整体联动、联合执法的单位建立了建筑市场秩序监管的威性，体现了价值，实现双赢
我建委联动执法模式率先在建筑施工现场监督管理上试行，2003年逐步开始从严查处建设工地扬尘污染、违章作业、安全隐患、违规使用袋装水泥和违章使用实心粘土砖等违法违章行为进行联合执法。由于联合执法活动的开展，各执法机构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工作费大增。2003年起至2007年市财政局按根据支队对各参与单位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勘查取证实际工作量统计，如实从支队的业务经费中单独安排、划拨各参与单位补贴其业务经费的不足，其中2007年市安监站一次曾最多获得50万元的额外经费补贴。 联动执法整合了各部门的资源优势，提高了执法效能。行政处罚的实施促进了市场秩序的日常监管和集中行政审批的把关，工程现场监督执法人员也有了严格把关、公正、公平执法的有力武器。联动执法机制在实施行政处罚的同时促进了对建设项目超面积部分的相关规费核实、补缴、追缴工作。配合委机关和委领导对因开发项目违规、质量问题引发的群体投诉、上访和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的“包案”机制，及时妥善处臵了如“罗兰小镇”、“金房央座”、“天一大厦”“东立国际”、“澳龙”、“锦都四期”等问题工程，确保了社会稳定。将行政处罚信息纳入市建委企业和从业人员信用体系的一部分，行政审批、行业的评优或报批先进及企业资质年检、资质增项、升级和招投标库资格预审等相关部门均要查询是否存在违规行为，是否有行政处罚或逃避行政处罚问题的不良记录。委机关2006年根据支队从2006年已实施行政处罚的516件案件中分类统计建筑市场主体在违反程序、质量安全、施工现场的明细和累计次数，对其中建筑市场主体违规前20名企业实施警示告知，发出《警示告知书》，全市通报。
(四)联动执法进一步推动了行政执法队伍素质的提高 市建设监察支队逐步健全和完善了行政执法监督管理机制，规范执法行为，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推行主办负责制，提高执法工作效率和案卷办理质量，强化队伍建设和廉政教育。自支队成立以来，每年均实现投诉受理处理率100%、交办案查处率100%、行政处罚案件办结率97%、行政处罚罚款缴款率97%，结案归档率100%。9年多来，已累计实施行政处罚5300余件(无简易处罚程序案件和当场收缴罚款的案例)，累计已上交国库行政处罚罚款逾9千万元。到目前为止，支队建议并实施的5400余件一般程序类案件没有一件引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也未发现一起执法人员“吃”、“拿”、“卡”、“要”现象，无粗暴执法行为投诉，无一起违法违纪案件发生。监察支队规范执法、文明执法、人性化执法和执法成果得到了建委各部门的认可，也受到了行政处罚相对人的支持和表扬，达到执法行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郯城街道初级中学警校共建联动机制协议书
为认真贯彻落实各级安全工作会议精神，优化社会育人环境，增强青少年学生遵纪守法观念，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创建稳定的校园环境、良好的治安环境和规范的法制环境，经协商，甲乙双方决定开展“警校共建”活动，共同打造“安全校园”，推进学校各方面工作顺利开展。特签订协议如下：
一、甲方确立乙方为“社会治安重点保护单位”，指派指导员陈洁 同志为乙方法制副校长，协助学校做好安全教育和安全管理工作，协同处理偶发事件;定期治理乙方校园周边治安环境;向乙方的学生发放“学生平安绿卡”，在校园内设置“治安信箱”，定期到乙方向学生宣传法律法规和自护常识，接受学生咨询。
二、乙方积极支持甲方做好辖区治安联防工作、法制宣传工作;聘请指导员陈洁 同志担任本校法制辅导员;教育学生遵纪守法，尊重警务人员，参与共建活动和平安校园的创建工作，杜绝违法犯罪现象发生。
三、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每学期定期进行会商，通报治安形势、交流相关信息、协调对策，处理具体事务。
四、本协议一式肆份，由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报送各自行政主管部门一份。
五、本协议由甲乙双方主管领导签字后生效。
立协议方：
甲方：郯城县公安局西关派出所 所
长(签字)：
乙方 ：郯城街道初级中学 法人代表(签字)：
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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