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法律法规论文

本文一共涵盖5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安全法律法规论文(精选5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律概念呈现泛化的趋势，以“食品安全”涵盖“食品质量”不利于构建科学、高效的国内和国际食品安全法律规制体系。为扭转这一泛化趋势，我们需平衡食品安全中的科学和价值观因素，以风险为切入点，以科学为基础界定食品安全。

第一篇：安全法律法规论文

最新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文件提要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加强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三〔2017〕1号)[2017年1月5日发布]

【内容提要】

为加强精细化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风险辨识和管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提高企业安全生产保障能力，有效防范事故，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就加强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提出四点意见，并根据《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导则(试行)》的要求开展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安委〔2016〕11号)[2016年12月31日发布]

【内容提要】

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机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和推进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力量，对在新形势下提高我国安全生产整体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前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工作仍存在力量不足、能力不强、行为不规范、机制不完善、管理不严格等突出问题，有的社会化服务机构弄虚作假、租借资质、违法挂靠、违规收费等，破坏了正常的安全生产秩序，依法受到了严厉追究。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工作，规范相关机构服务行为，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要求，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就加快推进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九点意见。

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印发《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技术方案》的通知(煤安监函〔2016〕5号)[2016年12月29日发布]

【内容提要】

为提高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准确性、灵敏性、可靠性、稳定性和易维护性，增强煤矿安全保障能力，国家煤矿安监局组织制定了《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技术方案》，从目标任务、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实施方法等方面对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提出了要求。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国办发〔2016〕100号)[2016年12月26日发布]

【内容提要】

为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切实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定本规划。《规划》从职业病防治现状和问题、总体要求、主要任务、保障措施、督导与评估等五方面对2016-2020年的职业病防治重点作出了具体的内容规划。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加强烟花爆竹“打非”等安全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安委办明电〔2016〕23号)[2016年12月25日发布]

【内容提要】

近期，河北省唐山市、山东省德州市先后发生两起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爆炸事故，暴露出一些地方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问题依然十分突出，烟花爆竹旺季“打非”工作仍存在明显漏洞和薄弱环节。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此高度重视，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切实加强岁末年初烟花爆竹“打非”等安全监管工作，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落实和强化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监管工作，作出五点紧急通知要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2016年12月19日发布]

【内容提要】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积累了应对重特大自然灾害的宝贵经验，国家综合减灾能力明显提升。但也应看到，我国面临的自然灾害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当前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灾害信息共享和防灾、减灾、救灾资源统筹不足，重救灾、轻减灾思想还比较普遍，一些地方城市高风险、农村不设防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防灾、减灾宣传教育不够普及。为进一步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提出六项共十七条改革意见。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货物港口作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指南》的通知(交办水〔2016〕178号)[2016年12月19日发布]

【内容提要】

为了准确判定、及时消除危险货物港口作业重大事故隐患，根据《安全生产法》《港口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港口经营管理规定》《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和交通运输部有关隐患治理的规定，制定本指南。适用港口区域内危险货物作业，用于指导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和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判定各类危险货物港口作业重大事故隐患。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设备目录(2016年)的通知(安监总科技〔2016〕137号)[2016年12月16日发布]

【内容提要】

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安全生产基础保障水平，增强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能力，根据《安全生产法》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淘汰落后与推广先进安全技术装备目录管理办法的通知》(安监总厅科技〔2015〕43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了煤矿安全、危险化学品、工贸企业、职业健康等四个行业领域的11项落后安全技术工艺、设备的目录。

最新公布的安全生产标准目录

GB/T 33000-2016《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GB/T 33215-2016《气瓶安全泄压装置》

GB/T 33340-2016《往复式内燃燃气发电机组 安全设计规范》

NB/T 25063-2016《核电厂安全防范工程安装技术规范》

NB/T 31106-2016《陆上风电场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規范》

DL/T 587-2016《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运行管理规程》

DL/T 1634-2016《高海拔地区输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导则》

DL/T 1682-2016《交流变电站接地安全导则》

SY/T 7351-2016《油气田工程安全仪表系统设计规范》

编辑 王与晗

第二篇：完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安全生产法制建设

“十一五”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大力推进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建设。2011年12月15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制定印发了《安全生产立法“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为了对“十二五”期间安全生产立法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原则、主要任务以及保障措施有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支同祥。

记 者(以下简称“记”)：支司长您好!请您首先介绍一下制定《规划》的背景和意义。

支同祥(以下简称“支”)：制定《规划》是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的根本要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精神，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其中，“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体系，提高依法依规安全生产能力”被列为该规划的六大任务之一，明确提出完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体系，严格安全生产执法，强化制度约束，把安全生产工作纳入依法、规范、有序、高效开展的轨道，真正做到依法准入、依法生产、依法监管。同时将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体系，提高依法依规安全生产能力列为重点任务。

制定《规划》是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法律体系，推进依法治安的客观要求。经过10年的努力，以《安全生产法》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生产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人大、国务院先后制定了《安全生产法》《矿山安全法》《劳动法》《〈刑法〉修正案(六)》等40多部安全生产法律、行政法规，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80多部部门规章，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管局及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出台了《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等50多部部门规章，交通运输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了30多部部门规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办理危害矿山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安全生产法》公布后，全国31个省(区、市)均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但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安全生产形势任务和人民群众对安全生产新期待相比，安全生产法制建设还存在一些差距，主要表现为法规修订不及时，部分内容过时;部分法规缺失，不能满足安全生产工作的需要;法规质量有待提高，科学民主立法不够;法规之间衔接不够，缺乏统一性。

制定《规划》是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国务院继2004年公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之后，2010年10月又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要求认真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建设法治政府为奋斗目标，突出立法重点，提高立法质量。

记：《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什么?

支：《规划》确立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发展，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按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和原则，建立健全门类齐全、配套完整、针对性强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建立安全生产法治秩序。

《规划》要求安全生产立法必须坚持以下3个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法制统一的原则。依据法定权限，遵守法定程序，制定和修订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既要做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相关领域法律法规的衔接，又要做好安全生产法律体系内部各子体系之间的衔接。二是坚持制定、修订并重的原则。保证法律法规在较长时期的适用性。既要考虑填补立法的空白，解决无法可依的问题，也要及时修订内容过时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三是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大框架下制定安全生产立法规划。根据《立法法》的要求，分清轻重缓急，合理安排各个立法项目的先后顺序，重点加强煤矿、非煤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立法，加强中介机构、应急管理、职业健康等法律空白领域的法规规章制定工作。同时，统筹兼顾其他领域的立法，总体推进，健全安全生产法律体系。

记：“十二五”期间安全生产立法的工作目标是什么?

支：“十二五”期间安全生产方面安排立法的项目共65件。其中，法律2部，修订《安全生产法》《矿山安全法》;行政法规5部，修订《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制定《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条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条例》《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条例》《职业卫生监督检查条例》;部门规章58部，其中修订20部，制定38部。

在58部部门规章中，按照安全生产领域来划分，涉及煤矿的有8部，涉及非煤矿山的有7部，涉及危险化学品的有11部，涉及烟花爆竹的有3部，涉及工贸领域的有4部，涉及职业卫生的有11部，涉及应急救援的有6部，其他有15部;按照工作类别划分，涉及行政许可的有15部，涉及监督管理的有16部，涉及中介机构的有2部，涉及应急救援的有6部，涉及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培训的有4部，涉及事故调查的有2部，其他有13部。

记：“十二五”期间安全生产立法的重点是什么?

支：立法重点之一是加快《安全生产法》的修订。《安全生产法》是我国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核心，是安全生产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2002年该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建立安全生产法律体系，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预防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安全生产工作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亟需通过修订予以妥善解决。国务院2012年立法计划将《安全生产法》修订列为一类计划。

重点之二是加快《矿山安全法》的修订。矿山安全是安全生产的重点。 1992年该法颁布实施以来，对有效防止矿山事故，保障矿山职工在劳动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矿山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该法已不适应当前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需要，主要表现为：矿山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对矿山闭坑安全、尾矿库安全和非固态矿产资源、海域矿产资源开发的安全生产缺乏法律规定;与现行的法律法规不衔接。国务院2012年立法计划将《矿山安全法》修订列为二类计划。

重点之三是加快《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条例》《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条例》《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条例》和《职业卫生监督检查条例》五个条例的制订和修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条例》是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的配套行政法规。《煤矿安全监察条例》于2000年制定出台，是规范煤矿安全监察工作的重要法规。实施多年来，对促进煤矿安全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近些年来我国煤矿安全监管监察体制机制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亟需进行修订。《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条例》是规范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重要配套行政法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条例》是解决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条件先天不足问题，加强安全生产基础工作的重要行政法规。《职业卫生监督检查条例》是贯彻落实新修订的《职业病防治法》，加强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检查的配套行政法规。

重点之四是加快矿山、危险化学品、职业卫生和应急管理的立法。属于矿山领域的立法项目，除修订《矿山安全法》《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外，还有《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等15件，占全部立法项目的26%。属于危险化学品(包括烟花爆竹)的立法项目有《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等14件，占全部立法项目的22%。属于职业卫生的立法项目，除制定《职业卫生监督检查条例》外，还有《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申报管理办法》等11件，占全部立项项目的18%。属于应急管理的立法项目，除制定《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条例》外，还有《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管理规定》等6件，占全部立法项目的10%。

重点之五是加快行政许可和监督管理的立法。规范行政许可的条件、程序和时限，严格安全准入，是保障安全生产的前提。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管理，推进生产经营单位依法生产经营，是保障安全生产的重要手段。《规划》中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有《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等15件，占全部规章项目的26%。《规划》中涉及监督管理的项目有《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等16件，占全部规章项目的28%。二项相加占全部规章项目的50%以上。

记：“十二五”期间安全生产立法有哪些保障措施?

支：为了保证立法计划顺利实施，《规划》提出了5项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将立法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规划》的立法项目，应当根据成熟条件和轻重缓急，尽早着手准备，起草并提出法规草案稿和立法说明。

二是健全立法程序，畅通社会公众参与渠道。建立健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渠道。加强立法的基础性研究和调查研究，严格立法程序规定，落实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对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通过召开立法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意见，拓宽公众参与立法的渠道。

三是建立评估清理制度，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建立健全立法后评估制度，在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实施一定时间后，要对其功能作用、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建立定期清理制度，定期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进行清理，及时发现和解决法规交叉、矛盾的问题。

四是维护法制统一，突出安全生产立法的特色。严格遵守《立法法》规定的立法权限，遵守《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重要原则，突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特色，强化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强化安全监管监察。

五是正确处理好立改废关系，健全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统筹协调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定、修订和废止工作。对不适应安全生产工作需要的法律、行政法规，及时提请全国人大、国务院进行修改或者废止;对不适应安全生产工作需要的部门规章，及时进行修改或者废止。

编辑 宁 远

作者：郝鑫磊

第三篇：论食品安全法律概念的泛化及其法律意蕴

摘要：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律概念呈现泛化的趋势，以“食品安全”涵盖“食品质量”不利于构建科学、高效的国内和国际食品安全法律规制体系。为扭转这一泛化趋势，我们需平衡食品安全中的科学和价值观因素，以风险为切入点，以科学为基础界定食品安全。同时，我们需谨慎对待与食品安全法律概念泛化密切相关的两个争议性问题：生产过程与生产方法(PPM)和动物福利，主张只有对最终食品的安全性能够产生可识别性影响的PPM和动物福利贸易措施才应纳入食品安全国际法律规制的范围。

关键词：食品安全;风险;生产过程与生产方法;动物福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自2009年6月1日起生效。在国内外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背景下，该法的出台无疑是回应现实的立法之举，意义重大，但笔者更为关注的是该法对食品安全的法律界定。“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食品安全法律概念是构建和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基石，决定着食品安全立法的现实执行力和发展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界定存在泛化的趋势，其背后的法律意蕴不容忽视。

一、食品安全法律概念的泛化趋势

食品安全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进入我国立法和学术研究领域基本上是2000年之后的事情。我国现有的法规和学术文献对食品安全的概念表述不尽一致，但基本属于一种模式：以食品是否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作为结果性标准，以食品安全来统领食品卫生、食品质量、食品营养等相关概念。2006年施行的《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规定：“食品安全：是指食品中不应包含有可能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或不安全因素，不可导致消费者急性、慢性中毒或感染疾病，不能产生危及消费者及其后代健康的隐患。食品安全的范围：包括食品数量安全、食品质量安全、食品卫生安全。本预案涉及到的食品安全主要是指食品质量卫生安全。”而2009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99条则规定：食品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相较于《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规定，该定义表述简洁但特别强调了“营养要求”，这恐怕与该法颁布之前发生的“三聚氰胺”奶制品事件密切相关。学者给出的食品安全定义似乎更为宽泛。有学者给出的定义扩展了食品安全的外延，将环境保护纳入食品安全需考量的因素。“食品安全在当今时代的定义至少还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食品的生产、加工、贮运和消费过程应对环境具有友好性;食品被不同肤色、职业、年龄和性别的人群按规定正常食用后，不会对身体产生损害;衡量食品的安全性指标应有明确的计量或感观等方面的国际通用标准范围值。”“广义的食品安全概念是持续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环境生态质量，使人类社会可以持续、长久地存在与发展。包括卫生安全、质量安全、数量安全、营养安全、生物安全、可持续性安全六大要素。”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关于食品安全的定义代表了广义的食品安全定义，且外延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

食品安全的概念决定了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调整范围和张力，立法者和学者的初衷无非是想提升食品安全法的基本法地位，拟将食品安全法作为一揽子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利器。如学者张守文指出，确立“食品安全”的法律概念，并以此种概念涵盖“食品卫生”“食品质量”“食品营养”等概念，对于建立一部统一、权威的《食品安全法》，更具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但问题是：是否与食品相关的问题都属于食品安全问题?是否食品安全的界定越宽泛意味着食品安全法律的效率将越高?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实际上，食品安全的概念不能涵盖食品卫生、食品质量和食品营养。这里尤其需要区分食品安全与食品质量。

食品质量的内涵和外延大于食品安全，二者是属种关系。按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国际标准ISO9000-2000中的定义，质量是指产品所有相关特性符合用户需求的程度。即某种产品的“特性”满足“用户要求”的程度越高，其质量就越好，反之则认为产品的质量差。质量特性通常被分为以下五类：技术方面的特性、心理方面的特性、时间方面的特性、安全方面的特性和社会方面的特性。为了在实践中对质量进行客观测量和评价，必须先将产品的质量特性转化成标准，符合某一特定标准，即可认为是质量合格，否则就判定为不合格。质量的概念应同样适用于对食品质量的界定。为了客观地对食品质量进行测量和评价，在制定食品质量标准时，一般将质量指标具体化为三大类性状：安全性状、营养性状和外观性状。所以就客观方面而言，食品安全仅是食品质量所具有的安全性状。食品质量还有其主观方面——满足消费者的偏好。“食品质量涵盖了食品营销、消费者行为研究、科学和营养、食品开发和质量保障，旨在使食品的质量与消费者的偏好相符。”因此，食品质量的外延还可能包含关于标识、环境保护、动物福利及其他伦理性方面的要求。此外，食品安全是不可协商的刚性要求，而食品质量是可以协商的弹性要求。食品的安全性(至少不对人体造成损害)是各国消费者对食品共同性的刚性要求，但因收入水平、价值观等差异，各国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接受度和容忍度却不相同。严格区分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的法律意义在于：就食品安全的国内监管而言，如将食品质量的全部要素均纳入食品安全法的规制范围将不利于执法的统一性，使监管机构对风险的控制难以区分轻重缓急，造成监管效率低下：就食品安全的国际法律规制而言，食品安全是各国消费者共同性的刚性要求，相应的国际法律规则可具有强制性。食品质量具有可协商性，有关食品质量的国际法律规则应赋予各国较为宽泛的自由裁量度。另外，因食品质量要求具有很强的市场区分作用，在食品国际贸易中更易被进口国滥用为技术贸易壁垒。从这个角度而言，严格区分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抑制国内食品质量法规对食品安全国际法律规制的过度渗透，也有利于减轻食品安全国际合作中的制度性冲突和障碍。

二、相关的两大争议

食品安全概念的泛化具有重要的法律意蕴。它不仅影响国内食品安全监管的范围和效率，还与食品国际贸易密切相关。在食品国际贸易领域，目前出现了与食品安全法律概念泛化相关的两个争议性问题：一是各国政府可否基于食品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实施贸易措施?二是各国政府可否基于国内的动物福利法规实施贸易措施?这两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食品安全国际法律规制的发展趋向。

(一)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

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process and production method，以下简称PPM)，可以说是国际贸易史上最

有争议的词组之一。它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已为WTO贸易体制所承认，出现在《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贸易技术壁垒协定》、金枪鱼—海豚案和海虾—海龟案的报告中。但上述文件并未对PPM的概念做出明确界定，PPM的法律定位仍处于变动和发展之中。我国学者在已有的研究中基本上把它界定为PPM环境标准。“环境标准按其功能可分为产品本身的标准和生产过程、生产方法标准，后者即PPM。PPM标准是指产品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符合特定的环境要求，比如，在生产中废气、废水、废渣的排放量符合一定的标准、采用先进的清洁技术、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林地、以无害于其他生物的方式猎捕动物等。”有学者还专门论述了WTO体制下的单边PPM环境措施。但实际上，PPM的外延更为宽泛，至少还包括转基因生物技术、标识要求、动物福利、社会福利(如不使用童工生产)等旨在满足消费者偏好的其他质量性要求。在本文中，我们所要关注的是PPM贸易措施，尤其是与食品有关的PPM贸易措施。笔者将PPM贸易措施定义为：一国政府基于产品的生产方法或生产过程中的某些特征而制定实施的管理法规。当进口产品的PPM不符合相应的管理法规时，这些产品的国际贸易就会受到禁止、限制、区别性对待等不利影响。

1、GATT/WTO体制下有关PPM贸易措施的法律问题

在WTO规则体系下，有关PPM贸易措施的法律问题主要为：一是WTO有关规则是否允许成员方以进口产品的PPM为依据而禁止、限制或区别对待最终产品相同的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二是WTO有关规则是否区分与产品特性有关的PPM贸易措施和与产品特性无关的PPM贸易措施。目前来看，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均存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

第一个法律问题需结合GATT/WTO体制下与PPM贸易措施有关的案件来分析。第一个和PPM贸易措施有关的案件是1991年的金枪鱼一海豚I案。在该案中，美国根据其《海生哺乳动物保护法》，要求向美国出口金枪鱼的国家需证明其渔船对海豚的平均附带捕获率没有超出同期美国渔船平均捕获率的1.25倍，以保护被外国捕获金枪鱼时所威胁的海豚。墨西哥认为美国据此禁止从该国进口金枪鱼的行为不符合GATT第3条第11条和第13条。美国则辩称其禁止进口措施符合GATT第3条规定或者属于GATT第20条(b)款和(g)款规定的例外范围。专家组裁定GATT第3条“只管辖适用于产品本身的措施”，美国的措施不在该条的范围内是因为金枪鱼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不可能影响作为产品的金枪鱼”。专家组进一步指出，美国的贸易措施不是规范金枪鱼本身，而是规范捕获这一产品的方式，不符合GATT第3条关于“相同产品”的规定。最终专家组裁定美国的贸易措施违反了GATT第3条第4款或第11条，并且该措施不属于GATT第20条(b)款和(g)款规定的例外范围。金枪鱼一海豚I案被认为是首个适用“产品一过程区分准则”(product-process doctrine)的案例。这个准则的作用在于：如一国政府基于进口产品的生产过程或生产方法而对该进口产品实施不利的税收或管理法规等贸易措施，则认为上述措施违反GATT规则。在随后的与PPM贸易措施有关的案件中“产品一过程区分准则”得到了明确的适用。但在1998年的海虾一海龟案中，WTO在PPM问题上的立场似乎发生了转变。该案的事实与金枪鱼一海豚I案如出一辙。美国根据其《濒危物种法》第609条的规定，禁止所有未使用TED海龟隔离器的国家或地区捕获的海虾及虾类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泰国等四国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起申诉。上诉机构在分析了该案例和美国《濒危物种法》第609条后，推翻了专家组报告中关于美国第609条不属于GATT1994第20条所允许的例外的认定，认为第609条款是GATT1994第20条(g)项意义上的保护“可用竭天然资源”的一种措施。尽管最后上诉机构认定第609条是以不合理、武断的方式实施而不予支持，但该案确认了美国实施的PPM措施符合GATT1994第20条的例外规定。虽然海虾一海龟案的裁决不意味着确立了PPM贸易措施在WTO规则体系中的合法地位，也不足以威胁“产品一过程区分准则”的地位，但“‘产品一过程区分准则’一直是环保组织和其他利益集团最想改变的GATT/WTO法律规则之一。”可以预见，在以多边谈判方式达成明确的协议前，关于PPM的贸易措施仍将是国际贸易争端的导火索。

第二个法律问题需结合《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的相关规定来分析。《贸易技术壁垒协定》附件A将“技术法规”定义为：强制执行的规定产品特性或相关的加工和生产方法的包括可适用的行政(管理)规定在内的文件。技术法规也可以包括或专门规定用于产品、生产过程或生产方法的术语、符号、包装、标志或标识要求。从语义分析的角度，这一定义存在模糊性。在上述定义中，第一个句子中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限定为“相关的”，即与产品相关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而在第二个句子中的“生产过程或生产方法”前并无限定词，而且明确包括了“标志或标识要求”。于是，关于《贸易技术壁垒协定》中的技术法规是否包括“与产品特性无关的PPM”，各国会产生不同的解释。一些成员国认为，上述对“技术法规”的定义意味着禁止成员实施“与产品特性无关的PPM”的技术法规，而另一些国家却坚持，“与产品特性无关的PPM”应该并且实际上已为该协定所规制，否则一些重要的法规，尤其是正在形成中的与产品质量相关的以生产过程为规制对象的法规将会超出《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的调整范围。

实际上，PPM贸易措施与WTO规则体系的关系大多体现在食品安全领域。“出于对食品质量的追求，对PPM的规制已成为贸易领域食品安全法律规制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现阶段与食品有关的贸易争端大都与PPM有关。如旷日持久的荷尔蒙牛肉案固然涉及举证责任分担、风险评估、争端机构裁决和建议的执行等众多法律问题，但从PPM的角度考虑，双方争执的焦点可归纳为：美、加等国在饲养牛的过程中，添加人工激素，促进其生长速度。但在其最终出口的产品——牛肉中，可能并没有人工激素被检出，或者人工激素与牛体内的自然激素可能在检测中没有区别。欧盟能否基于牛肉的上述生产过程可能对人的健康造成有害影响为理由，采取最高程度的保护措施?而美国和欧盟关于转基因食品规制的争端也可归结为对PPM规制的不同理念。欧盟认为转基因技术是一种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必须与最终食品分开监管。“一旦食品投放市场的方式、生产过程或生产方法发生了变化或者食品具有了非传统性成分，这些事实对于消费者关于食品安全性和营养价值判断的影响应予以考虑。”与此相反，美国对于转基因食品采取的是“实质相同”原则，即认为转基因食品应视为与传统食品相

同的物质，除非前者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美国对转基因食品或含转基因成分食品的监管与对传统食品的监管无实质性差别。“对食品的规制，不论其生产方法如何，取决于食品的客观特征或成分。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了解食品的生产方法有助于理解最终食品的安全性和营养特征，但审查食品安全性的关键因素应是食品的特征而不是食品生产所使用的新的生产方法。”

2、实施PPM贸易措施的法律意蕴

第一，将食品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纳入衡量食品安全的因素，可能有利于满足食品进口国的消费者偏好，但会加重食品出口国的生产成本和监管成本。现阶段，对于PPM进行规制的立法实践和主张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满足严格的PPM贸易措施需要较高的费用，最终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被实质性地取消。第二，PPM贸易措施本身的合法性存在疑问。赋予PPM贸易措施在WTO体制下的合法地位将给WTO整个法律规则体系带来挑战。这是因为：第一，现行WTO法律规则体系建立在对产品而非PPM贸易措施进行规制的基础上。GATT第3条是关于如何对待相同产品的规则。两个“金枪鱼一海豚案”“美国一汽车税案”和“美国一影响酒类和麦芽饮料措施案”“美国一汽油标准案”均确认本国产品和进口产品间的“相同性”基于产品本身的特征，不能根据产品的生产过程或生产方法确定。如WTO最终通过谈判明确允许成员国采取基于PPM的贸易措施，无疑将颠覆整个WTO贸易体制的概念基础。第二，如果PPM的贸易措施在WTO规则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得以确认，其他与贸易无关的事项，如劳动标准、法治政府等也可能成为实施贸易措施的法定基础。这等于变相肯定了进口国国内法的域外管辖权，从而使单边措施合法化。而这己不仅是贸易问题，还直接涉及对出口国的主权侵蚀。

面对PPM对食品安全外延的扩展，我们应持有何种态度?为便于问题的分析，笔者以为，有必要将食品贸易领域中的PPM分为两类：与最终食品相关的PPM和与最终食品不相关的PPM。前者包括那些对最终食品的安全性能够产生可识别性影响的特征，如危害关键点分析和控制管理体系、良好操作规范等。后者指那些在最终食品中不可识别、不可检测的特征。在法律的规制方面，对前者的规制以降低食品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为特征，目的在于保证食品的安全性。对后者的规制以提高食品的质量为特征，目的在于满足消费者的知情权、保护环境、爱护动物等法定性和伦理性要求，规制实施的原因并不直接与人体健康相关或其相关性并未得到国际间的广泛认可。与最终食品相关的PPM可进入食品安全的法律规制范围，而与最终食品不相关的PPM因其不可识别性、不可检测性而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易成为贸易保护政策的实施工具。因此，食品安全国际法律规制应致力于限制和替代与最终食品不相关的PPM。例如，对于转基因食品的监管采取强制标识制度，但标识的内容仅限于可探察到的食品成分而非基于生产过程中转基因技术的使用。

(二)动物福利

晚近，发达国家基于动物福利立法而确立的动物福利标准正在进入食品贸易领域，其潜在的贸易壁垒作用正初现端倪。一般认为，“动物福利”一词最早由美国人休斯于1976年提出，提倡人类在人道、合理地利用动物的同时，要兼顾动物的福利，尽量保证为人类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动物享有最基本的权利。其后，英国农场动物福利理事会提出了动物福利的基本标准，即动物的五大自由：动物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享有生活舒适的自由;享有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享有生活无恐惧、不安和悲伤感的自由：享有表达自然天性行为的自由。如今，在发达国家诸如“善待动物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动物福利似乎已发展成为一个宽泛的概念，涉及动物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环境和谐。动物福利被定义为：为了使动物获得与其环境协调一致的精神和生理健康的状态而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和给动物提供的相应的外部条件。

1、设置动物福利标准的法律依据

在如此宽泛的概念基础上，发达国家设置的动物福利标准(如认证制度、标识要求等)覆盖的范围不仅包括农场动物的喂养、运输、宰杀条件，而且延伸到社会伦理等文化深层次领域。但这些动物福利标准的设置并无明确的国际法律依据，WTO的所有法律文本都未明确涵盖动物福利的概念。在多哈回合关于农业的谈判中，欧盟曾提出对于与动物福利相关的农业行为给予农民补贴的主张，WTO农业委员会于2003年2月提出的《农业谈判关于未来承诺模式的草案》第一稿及其修改稿已将“动物福利支付”列入“绿箱政策”之中。但由于多哈回合谈判的无限期停滞，关于动物福利尚未达成任何多边协议。目前，设置动物福利标准的法律依据仅来自某些国家的国内动物福利法规，发达国家大多通过苛以进口动物源性食品国内动物福利要求，将其国内的动物福利立法和标准国际化。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已率先建立起较为严格的动物福利立法体系。早在1958年美国即通过了《人道屠宰法》，1999年又修订了其《动物福利联邦法典》，将关于动物健康、畜牧业和运输动物过程中的标准纳入其中;新西兰也于1999年制定了在内容上与《动物福利联邦法典》相似的《动物福利法》;1973年日本制定了《关于保护和管理动物法》，禁止遗弃和残忍对待动物;1990年的《加拿大动物健康法》规定了对待和运输动物的方式，并确立了自愿性的“行为规范”;进入90年代以来，欧盟制定了许多有关动物福利的立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动物福利法律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两类立法：一是欧盟成员国签署的相关区域性国际公约，如《国际运输中的动物保护欧洲公约》规定了运输过程中动物喂饲的间隔时间和围栏的空间特征，

《保护农场动物欧洲公约》规定了对待农场动物的一般要求，包括提供食物、活动自由、健康检查、灯光调试、空气流通和清洁的围栏;二是基于欧盟基础性条约授权制定的相关条例和指令。如2002年1月1日生效的Dkecfive 1999/74EC规定了生蛋母鸡所处的鸡笼尺寸不得低于550cm2，除此之外，欧盟还针对特定的农场动物，如牛、猪、鸭、鹅等制定了相应的法规。

2、实施动物福利标准的法律意蕴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动物保护方面的文化差异，发展中国家普遍不存在系统的动物福利立法。这种立法上的巨大差距和相应国际法律规制的缺位，使动物福利标准问题成为引发相关贸易冲突的潜在力量。从动物福利的视角出发，前文述及的金枪鱼一海豚案和海虾一海龟案实际上也可看作是因美国国内野生动物福利法规在域外适用而引发的贸易争端。虽然迄今在WTO体制下，尚未出现基于农场动物福利标准而引发的食品贸易争端案件，但此类案件的发生恐怕已为时不远。2002年，乌克兰向法国出售一批生猪，经过60多个小时的长途运输到达目的地后，却被法方拒绝入

境。理由是这批猪在运输途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没有考虑到动物福利，违反了法国有关动物福利的规定。我国有学者提出了动物福利贸易壁垒问题，认为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动物福利的法律条文、标准体系、饲养方式、运输方式和屠宰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发达国家的动物福利贸易壁垒会加大出口企业成本，加大国际贸易摩擦，我国应积极应对。关于动物福利标准对贸易的消极性影响，我国也有学者利用囚徒困境模型进行数量分析，得出结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施动物福利壁垒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始终处于有利地位。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设置动物福利的贸易壁垒是博弈双方追求最大利益的必然选择。

发达国家动物福利标准的设置不仅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食品贸易的市场准入，而且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立法和文化自主权。因此，在国内法律规制层面，完善我国的国内动物福利立法是应对之举。在国际法律规制层面，鉴于国家间在动物福利方面存在巨大的立法差距和文化差异，达成专门性国际协议的机会不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动物福利的规则博弈更可能是围绕GATT第20条的解释展开。为谋求动物福利在WTO规则中的合法地位，已有西方学者提出建议，将GATT第20条(a)(b)中的“必需的措施”改为“相关的措施”，在GATT第20条(b)中增加“动物福利”的表述。我国应在此过程中审慎、积极地阐明立场：对动物福利及GATT第20条做狭义的界定和解释。在食品安全领域，反对发达国家倡导的意义宽泛的动物福利概念，提出新的主张：只有那些对最终食品的安全性能够产生可识别性影响的动物福利标准才可作为实施动物福利贸易措施的依据，其他动物福利标准属一国的文化范围，不得以贸易措施的形式对食品出口国施加强制性影响。

三、食品安全概念的法律界定

总体而言，目前已有的食品安全概念呈现某种泛化的趋势，并已经显现出重要的法律意蕴。为此，我们有必要从法律的角度对食品安全的概念做进一步的界定。

食品安全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认知存在多样性，不同的社会群体——消费者、监管者、食品工业界、学术界和特殊利益群体基于各自的出发点，对何谓安全食品有不同的描述和期望。例如，消费者一般对食品安全的理解比较直观和实际，如正常食用不致生病。但是消费者是由在年龄、生活经历、健康状况、知识水平、购买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个体构成的人群，因而个人的“食品安全”概念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差异。当食品因贸易而跨越一国国界时，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因经济利益、思想观念差异，对食品安全的认知就更为多样。可以说，在食品安全概念的法律确认过程中，充满了不同群体间利益的博弈和妥协。此外，食品安全也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一种食品对某些人是安全的，但对其他一些人不安全：譬如，对大多数人安全的牛奶、海鲜等食品，也可给过敏人群带来风险;有些食品在一定摄入量下是安全的，而在超过此摄入量下是不安全的，所谓“剂量决定毒性”;有的食品以一种方式食用是安全的，而在另一种方式下食用则可能给健康带来危险，如未煮熟的四季豆，柿子和螃蟹一起食用等。食品安全的相对性还在于食品安全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认知也并不相同。在现代食品的生产过程中，食品技术和食品安全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悖论——技术的提高在降低某些风险的同时，往往会制造出新的风险。例如，转基因技术和食品添加剂合成技术的广泛应用已成为“被制造出来的风险”的主要来源。随着人类控制食品安全风险能力的逐渐提高，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如上文提到的某些发达国家已开始主张将动物福利、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纳入食品安全的考量范围。因此，一个广泛接受的食品安全概念要考虑食品安全的综合性和相对性，致力于在保障公共健康、经济利益和控制风险的成本之间取得平衡。

从词义的角度考查，食品安全(food safety)中的“safety”指远离危险并没有导致危险隐患。可见，安全总是与危险(风险)相生相随。因而从判定食品是否会给人体健康带来损害风险的角度来界定食品安全也就成为一种合理的思路。相较于单纯以是否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的结果性标准界定食品安全的方法，这种从风险切入的思路有助于实现食品安全的可测度性。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普遍地接纳了从风险的角度来界定食品安全的思路。美国营养学专家玛丽恩·内斯特尔就认为，食品安全是指食品的风险在可接受水平范围之内。“对风险可接受的判断基于：认识水平、公众意见、价值观及科学定义。”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确定风险“可接受的水平范围”，对此存在两种风险评估的理念：以科学为基础和以价值观为基础。以科学为基础的风险评估观念基于风险是客观的、可测量的前提，通过危害识别、危害描述、暴露评估和风险描述四个基本要素，平衡风险成本与利益，来决定风险对健康损害的危险性。以价值观为基础的风险评估理念在评价风险时不仅基于其损害健康的潜在危险性，同时也基于个人信仰以及心理、文化和社会因素。以科学为基础的风险评估观念通常考虑病例数量、疾病的严重程度、死亡率、风险的成本和风险的收益等因素，而以价值观为基础的风险评估理念还要考虑风险是可见的还是隐性的、已知的或不确定的、熟悉的或陌生的、天然的或人工的、可控的或不可控的、轻微的或严重的等因素。应该说，在食品安全的界定过程中考虑某些重要的价值观因素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科学家们口中的风险只是疾病和死亡，‘公众希望恐惧和愤怒’的因素也被考虑进去。”但在实践中，价值观因素，如动物福利考量具有主观性，且大多只影响食品的质量而非食品的安全性。为避免食品安全概念法律界定的泛化，笔者以为，风险“可接受的水平范围”应建立在以科学为基础的风险评估理念之上。这意味着食品安全的界定需建立在以科学为依据的风险评估之上，同时要抑制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产生的过高期望。

综上，笔者以为“食品安全”应界定为：食品的种植、养殖、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消费等活动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和要求，各环节中的危害经科学的风险评估确认不可能损害或威胁消费者及其后代的人体健康。这一定义确认了食品安全的本质特征是“不可能损害或威胁消费者及其后代的人体健康”，规定了安全性食品的两个检验标准：一是从食品生产到消费各环节的活动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和要求。这些标准和要求主要表现为食品安全法规，而食品安全法规是一国在食品领域文化、经济和技术状况的综合反映。二是从食品生产到消费各环节中的危害经科学的风险评估确认不可能损害或威胁消费者及其后代的人体健康。以科学为依据的风险评估，可以为食品安全提供确定性、公正性和连续性的标准。

[编辑：苏　慧]

作者：韩永红

第四篇：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

摘要：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可有效保障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捍卫个人权益，促进产业在“安全”中得以“发展”。我国相关立法中规定的企业安全保护义务多为静态性、措施性的管理性义务，不足以防御多变的安全风险;企业安全法规遵从激励机制缺失，合规动力不足;企业信息安全文化的普及力度欠缺。解决以上难题，应基于“法律治理”思维，将“法人治理”定位为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重心。在制度设计层面，适当借鉴美国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在立法监管与企业自治中的有益经验，以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基本原则为指引，充分发挥立法激励作用，鼓励所有企业建立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信息安全“法人治理”结构，对企业董事、高官人员的信息安全义务之履行予以充分重视，增强企业信息安全文化建设，凸显安全文化的价值。

关键词：法律治理;协同治理;信息安全义务;信息安全法人治理

文献标志码：A

以云计算、大数据等为驱动的新技术在引领企业向智慧企业转型的同时也打开了安全威胁的潘多拉魔盒：一方面，针对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持续性大规模网络攻击、企业系统漏洞、数据泄露等安全威胁呈现升级化态势;另一方面，因欧美网络与信息安全立法变革浪潮冲击、跨国IT企业合规僵局、贸易大战与地缘政治安全的复杂结构相交织，进一步加剧了我国信息安全的严峻态势。我国《网络安全法》将网络运营者定位为“协同治理”的中坚力量，并为其量身设定了安全义务体系。在此背景下，我国亟需以《网络安全法》的安全“保障法”定位为指引，在谨慎权衡“安全”与“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中国本土化的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之道，以提升《网络安全法》执法和企业合规的有效性，最大化企业在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中的能量。

一、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提出

（一）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之内涵解析：基于“治理”理论视角

“法律治理（Legal Governance）”的理论根基深植于“治理（Governance）”理论。“治理”理论源于西方，流派众多且各具差异，但对“治理”的核心要素即主体多元、平等、协作、共赢等存在共识。全球化趋势使带有工具理性特征的治理理论与法律相结合，在不同国家被重塑与本地化，领域多涉及国家、社会、城市、公司、网络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法制建设开启了从管理迈向“法律治理”的革命性变革，对“法律治理”的倚重亦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志。“法律治理”是指依据国家权力机关依法律程序制定的法律规则，政府、社会、市场等存在利益分化的多元主体通过合作、协调与互动的方式，实现共同利益与促进社会发展目标。我国学界亦认识到，“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是一种合作行动模式，只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在合作的意愿下共同开展社会治理活动，才能解决已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当我国从工业社会迈入网络与数字化社会，安全与发展成为基本的时代诉求。得益于治理理论对网络与信息安全立法的滋养，“协同治理”成为有效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核心理念。“协同治理”是指处于同一治理网络中的多元主体间通过协调合作，形成彼此啮合、相互依存、共同行动、共担风险的局面，产生有序的治理结构，以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其强调不同主体间合作的匹配性、动态性、有序性与有效性。我国《网络安全法》将“协同治理”定位为基本原则，其智慧在于：一是强调了安全治理应立足于政府的规范、引导与监督，政府决策应建立在统筹考虑、利益平衡的基础之上;二是强调应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及公民在内的多元主体参与，鼓励多元主体责任分担、协同合力，避免传统“善政”思维对政府责任的无限放大。

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提出是对“协同治理”理念的践行，其制度内涵包括：一是政府应不断优化网络与信息安全相关立法规范，提升立法技术，发挥“硬法”与“软法”的各自优势，為企业信息安全治理创造良好的外部法治环境;二是立法应引导和激励企业充分发挥“协同治理”的作用，将企业信息安全法人治理作为“重心”。在所有企业中建立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信息安全法人治理结构，明确企业高管之信息安全义务，促进法人治理与安全文化相交融。

立法监管与企业法人治理是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依。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应立足于立法的引导、监督与鼓励，可分别通过设定指引性与禁止性法律规则为企业信息安全自治设定法定“基线”与违法“红线”，设定激励性规则鼓励企业守法与合规。企业应以法律原则、规则为治理依据，根据风险变化灵活优化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最终在政府与企业“二元”治理的有机互动中保障信息在处理、存储及流转中的完整性、机密性与可用性。

（二）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制度价值

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凭借蕴含价值理性和道德判断的法律的介入，用法律权威将安全义务归化到企业，从而实现以下制度价值。

1.有效保障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维护公共利益

网络安全现已对国家安全产生了全面的颠覆性影响，成为国家安全竞争的最前沿领域和国家安全变革的最难以预测的因素。威胁国家网络安全因素复杂多样，黑客攻击与数据泄露最为典型。大规模、高级可持续性攻击的目标正在从传统的IT系统转向石油、天然气、航空运输等关键行业的工业控制系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向社会公众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其安全防范中的弱项可能成为黑客攻击的“短板”，从法律治理的高度去应对企业安全难题则是较为有效的手段。

2.有效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捍卫个人权益

个人信息蕴含财产利益与人格尊严，我国立法将其视为基本民事权利。个人信息泄露常规路径有三种：（1）内部人员非法盗取、转卖;（2）企业在非授权范围内利用与经营用户信息;（3）恶意程序利用网络漏洞非法入侵数据库进而盗取、劫持个人信息。随着电子商务与社交平台迈入鼎盛时期，海量用户数据被企业抓取、整合、分析、画像，严重危及个人权益。很多人将数据泄露的“原罪”归于个人信息立法的不完备，而忽视了立法并未真正映射、内生于企业治理层面是数据泄露有增无减的内因。

3.促進产业在“安全”中得以“发展”

在信息化时代，很多企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信息安全治理水平令人忧虑。只有在解决安全问题的前提下，企业发展才能没有后顾之忧。从合规角度，欧美网络安全及数据保护立法变革给企业亦带来考验，如何进行安全合规、降低战略运营风险已成为大型企业走出国门时应考虑的问题。法规遵从并非结果，而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建立内生于企业、业务流程及产品设计相融的安全治理机制才能促进产业在“安全”中得以“发展”。

二、我国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问题检视及治理“重心”的定位

（一）我国企业信息安全义务的法律渊源

法的渊源是指由不同国家机关制定、认可和变动的，具有不同法的效力或地位的各种法的形式。我国企业信息安全义务来源于三层面：一是《网络安全法》（简称“网安法”）及其配套的下位法;二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三是相关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网安法及相关配套性制度是我国企业信息安全义务的主要法律渊源，相关国家标准与行业性标准为网安法确立的安全义务提供了更为具体的实施依据。

（二）我国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在立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检视：基于网安法“保障法”定位展开

网安法是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治理的基础性“保障法”。网安法颁布近3年来，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机构都开始专项检查和执法行动，从“执法第一案”进入执法常态化。从网安法的“保障法”定位去检视立法制度以及执法效果，仍存在一些问题。

1.企业安全义务多为静态性、具体措施性的管理性义务，而非内生于企业“治理”层面的义务

网安法明确了网络运营者的安全义务体系，其建构在实体性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并附加一些履行不能的法律责任，但仍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一，网安法对网络运营者的诸多义务性规定多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施加，并通过国家、行业标准规定非常具体的措施性要求作为义务的主要内容，然后通过行政处罚等手段强制要求管理对象合规。而传统法律理论认为，过多禁止性法律规范会造成“管理型”立法而非“治理型”立法，减损执法效果。网安法及其下位法在规则设计时偏重于以技术性措施与管理性手段防控企业安全风险，以行政处罚手段震慑企业逾越法律“红线”的规制思路，易导致企业负责人以“不出事”的“管理”式思维被动合规，影响执法效果。其二，网安法设定的企业安全保护义务多为静态性、具体措施性的义务，缺乏对内生于企业的治理层面的义务的宏观考量，不足以应对多变的网络安全风险。如网安法第10条、第21条、第34条、第42条详细规定了网络运营者在保障网络数据三性、等级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具体性规定，该规定多以“技术措施”“其他必要措施”及“补救性措施”等静态性、措施性规定为主。但网络的“静态”安全或“形式安全”无法从根本上应对网络安全风险的无界传播与溢出效应。随着技术的发展，移动设备、路由器、可穿戴设备、物联网等已逐步成为顶级攻击者的目标。美国国家安全局技术总监戴夫·霍格（Dave Hogue）称，黑客的速度非常快，只要安全漏洞公开发布，国家资助的攻击者可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将其武器化。快速化、新型化的安全威胁使企业的整体安全水平只取决于企业最“弱”的一环，而不是最“强”的地方。静态的企业安全风险管理思维已无法防御严峻的安全风险。正如有学者所言，“挂在墙上的资质证书完全无法应对真刀真枪的战略威胁”。

2.企业安全法规遵从的激励机制缺失，难以扭转企业信息安全治理的“被动”思维

在全球行政改革浪潮中，命令控制式规制受到广泛批评，激励性监管得到重视，人们发现规则如果能够与被管理者激励相容，会极大降低执法成本，提高合规动力。我国网安法建立起企业安全义务体系框架，并通过设置法律责任予以震慑并督促企业遵从，故企业法规遵从的基本动因仍基于法律的强制力。企业多具有逐利的理性人特征，多会将“安全”投入视为“成本”负担，加之安全意识普遍淡薄和违法不利后果的威慑力有限，易导致企业负责人以“不出事”的“管理”式思维被动合规。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网络安全资源有限，安全意识更为淡薄，对安全威胁的识别、防御能力低，易成为供应链安全的“短板”而降低整个供应链的安全性。对安全风险的静态与被动防御思维根本无法有效应对日益严重的安全危机。Cybereason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所言：“企业在网络安全领域的投入每年都在增加，但新型攻击的发生率以及企业遭遇黑客入侵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好转。”

3.企业信息安全文化的引导与塑造力度欠缺，不利于形成良好的治理生态

网络安全立法属于政治上层建筑，信息安全文化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二者具有正相关的交互作用。尽管网安法已颁布并进入实施正轨，国家和各级政府也积极组织举办“网络安全宣传周”等活动，以此形式宣传安全文化，但安全文化仍然难以在企业层面深入人心。企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是安全链条中的重要环节，任何缺乏安全意识的基层员工及管理层的疏漏都会引发安全风险乃至整个安全防御链条断裂，引发难以预测的安全危机。

（三）我国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重心”：法人治理

1.企业信息安全“法人治理”的内涵

法人治理在公司法学上主要指有关公司机关的权力分配与行使关系的制度体系。企业信息安全法人治理是指企业将信息安全保护义务充分融入企业机关的权力分配与权力行使关系中，以明确董高监及中基层员工的安全义务为核心，是企业内生的且能不断优化的信息安全治理结构。

2.企业信息安全“法人治理”的比较优势

其一，与技术治理及管理相比，“法人治理”可以充分发挥技术与法律二元共治，有机互补的优势。技术治理是一种运用确定性和精确性的科学知识，对网络社会中的人们的行为进行一定的管制，以期符合治理者自身利益的活动。然而，没有绝对完美的技术，安全风险总是存在。为了确保安全，技术人员也可能会过度使用验证、加密等技术而无形造成企业发展的壁垒。技术主管或安全监管部门仅是企业整体结构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仅从网络技术角度采取安全措施或是在发生安全事故时采取一定的措施，不能从全局的角度出发解决日益严峻的信息安全问题。故，我们需要蕴含价值理性和道德判断的法律的介入，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用法律的规范作用将技术与人、部门、组织有机且动态相连，将对信息的“安全”“可控”的治理目标以“责任”的形式传递、归化到企业中的个体。

其二，“法人治理”可充分發挥企业自治的优势，以较少成本控制安全风险。企业是网络安全事件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施害者。在安全风险治理中，与政府、个人相比，企业具有天然的优势。企业是安全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或受害者，对风险和安全隐患具有更强的感知、分析和应对能力。此外，企业具有保障网络安全的软硬件设施、专业的技术人才与资源优势，更易以较少的成本控制安全风险。

其三，企业信息安全法人治理回应了企业履行保障信息安全“社会责任”的时代诉求。施托伊雷尔认为，现代多中心主义的治理方式与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体两面。它们以相似的路径重塑着国家与私人之间的关系。参与政府治理既是企业和个人享有的一项权利，也是其承担的一项社会责任。企业内部安全事件常导致社会及国家层面的较大负外部效应，作为国家网络安全保障的核心力量，企业应时刻意识到信息安全治理的社会责任往往蕴含着人权、社会稳定及国家整体安全的内容。

三、美国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立法监管、企业自治及启示

（一）立法渊源广泛，重视保障数据的“机密性”“可用性”与“完整性”

美国企业的信息安全义务的立法渊源广泛，主要包括联邦、州层面的法律法规、普通法、侵权法、合同承诺、商业标准、政府规章、国际法律法规及执法行动等。联邦及州层面的成文法律、法规是最主要的立法渊源，在立法措辞上多使用“安全（security）”与“保障（safeguards）”。企业的信息安全义务多以保护信息安全的三性为目的，在措辞上多使用“认证（authenticate）”、保护数据的“完整性（integrity）”“机密性（confidentiality）”及“数据可用性（availability of data）”等予以体现。如，联邦层面的立法包括1996年《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1999年《统一电子商务法案》、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2000年《全球及国内商务电子签名法案》、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2003年《保护网络空间的国家战略》、2015年《网络安全法》等。以上立法涉及医疗健康、电子商务、金融、企业内控等方面，涵盖企业保障信息安全“三性”的一般义务性规定。

（二）企业信息安全义务主体为所有企业，义务客体涵盖“所有数据”

美国企业信息安全治理义务主体涵盖所有行业部门的所有企业。尽管早期的个别成文法将企业的信息安全义务限定于某一行业内的企业，但随着美国网络与信息安全立法数量的增多，实际上所有企业承担了立法赋予的信息安全义务。在司法实践中，美国企业信息安全义务的法律演进始于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反公平贸易的实践，随后众多的州立法持续跟进，法院通过一系列司法判例将企业信息安全义务扩展至所有企业。2002年起，借助于一系列的执法行动及同意令，美国FTC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TC Act）关于反公平贸易的规定扩大了其执法行动的范围，认为企业即使未对信息安全状况作出虚假陈述，但怠于履行个人信息安全保障义务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2004年，加州颁布了一项立法，规定所有企业应采取合理的安全措施与实践，保护加州居民的个人信息免受未经授权的访问、破坏、使用、修改或披露。随后，其他州也纷纷效仿，加入立法行列。此外，通过典型案例的审判，法院也开始意识到所有企业都有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普通法义务，未能履行该义务即构成侵权。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美国政府意识到小企业在美国制造业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国防工业基础方面存在弱点，尤其在网络安全威胁和数据泄露方面也存在脆弱性及安全漏洞。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NIST小企业网络安全法案》（NIST Small Business Cybersecurity Act），将小企业的网络安全风险防御与治理纳入美国联邦法律。此外，美国企业信息安全义务的客体为所有的公司数据，主要包括个人数据、其他公司数据、电子记录。个人数据保护与美国源远流长的隐私保护制度密切相关，众多联邦立法及州层面的立法都有明确规定。其他公司数据包括公司财务数据、交易记录、税收记录。

（三）更具弹性的“合理安全（reasonable security）”标准是衡量企业信息安全治理成熟度的法定基线，“合理安全”以“程序导向（process-oriented）”为评判标准

美国著名密码学家Bruce Schneier经典名言，“安全是一个过程而并非结果（Security is a process，not a product）。美国人早已意识到信息技术快速更迭必然带来新的安全风险，法律的稳定性难以应对新的安全危机，企业的信息安全义务的衡量标准应更具弹性与张力。美国立法并未明文规定企业应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安全措施以确保企业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而是要求企业满足更具弹性的“合理安全（reasonable security）”标准，与之类似的还有“适当安全（appropriate security）”“合适安全（suitable security）”。“合理安全”标准并非特指具体的安全措施，而是在实践中可发展、可改进且能有效应对安全风险的动态标准。企业是否履行信息安全义务以“程序导向（process-oriented）”为主要评价标准。企业信息安全的法律标准要求公司实旋综合性的及书面性的信息安全程序，包括：（1）识别被保护的信息及其系统资产;（2）进行周期性的风险评估以识别公司所面临的资产威胁、脆弱性评估及其威胁发生后造成的损失;（3）选择并实施适当的安全控制措施以控制风险的识别;（4）监控与测试项目以确保其有效性;（5）根据项目的变化进行不断的审查与调试，包括进行常规性的独立审计并在必要时进行报告;（6）监督第三方服务提供者的协议。实际，以上的过程并非一成不变，还可被不断地审查、修订及升级。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程序导向型”的公司信息安全法律标准是基于GLBA的规定，首先应用于一些关于金融行业的企业信息安全规制中。随后，HIPAA也有类似的规定。

除上述成文法规定外，美国FTC认为企业应将“程序导向型（process-oriented）”标准作为企业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应用于所有企业，未能履行该标准的企业将被FTC裁定为未履行“合理的”信息安全义务。在一些典型案例中，“程序导向型”成为司法实践中法官认定被告是否违反“合理安全”义务的主要审查标准。

（四）优化的“法人治理结构”是企业信息安全治理的重心

美国政府认为建立自律且持续完善的企业信息安全治理结构是应对企业信息安全难题的有力手段。早在2003年8月，美国商业软件联盟（BSA）信息安全特别工作组在华盛顿召开的商业软件联盟年度CEO论坛上提交了名为“信息安全治理：从框架迈向行动”的白皮书。白皮书认为，尽管政府已经制定了众多的法律规制企业IT安全，但企业建立有效的、可持续的信息安全治理框架仍不可替代。2004年12月，美国国土安全部（DHS）在加州圣克拉拉市主办的“国家网络安全峰会”成立“法人治理工作组”并发布了“信息安全治理行动倡议（call for action）”报告。该报告将企业理想的企业信息安全治理结构以企业规模为分类标准，归纳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及公共机构几种类型（见图1-图4），为企业信息安全治理结构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指引。

（五）明晰CEO及高级管理人员信息安全责任是企业信息安全治理的关键

美国企业CEO及其高管人员的信息安全趋于明晰，如2004年美国“信息安全治理行动倡议”的报告从职能主体层面明确了大型、中型、小型及公共机构在总裁、首席安全官、首席信息官、首席风险官、部门负责人、中层主管，以及雇佣员工层面的信息安全职责，为企业信息安全治理义务的明确提供了指引（见表1）。

（六）启示

从以上内容综合分析来看，美国企业信息安全治理具有如下鲜明的特征。第一，美国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呈现出立法监管与企业自治有机结合与互补的特色。在国家立法监管层面，美国没有单一立法明确规定企业应采取什么样的具体的安全措施以确保信息安全“三性”，而是為企业设定了一个更具弹性的“合理安全”的法定基线，企业是否履行义务在司法实践中以“程序导向”为评判标准。由此可见，国家立法监管在企业信息安全治理中仅起到宏观引导与规范的作用，而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如何合规中倚重“程序正义”的指引，两者各有其作用发挥的空间。第二，企业信息安全治理的定位明确合理，即企业信息安全治理是“法人治理”问题而非技术问题或管理问题。立法鼓励不同规模的企业根据自身实际量身定做最优化的法人治理结构，从而将信息安全治理深度融入企业机关的权力分配与行使关系中，最终将信息安全融入企业的文化基因。企业自治在信息安全治理中更为核心，是有效实现信息安全“合理安全”的关键。第三，美国企业的信息安全治理义务覆盖大、中、小型企业。近年来，美国开始意识到小企业是供应链安全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将对小企业的安全风险防控提升到立法层面，这表明美国意识到网络安全风险严峻，网络安全的“短板效应”需要“整体安全”的防御思维予以消解。第四，企业信息安全法人治理的关键环节在于明晰大、中、小型企业，以及公共机构的高、中级管理人员的信息安全责任，清晰的责任分配机制有利于企业内部不同部门的协作与追责，实现企业信息安全法人治理效用的最大化。

四、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中国进路

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成熟度是衡量国家网络安全强弱与否的重要标尺。中国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应在借鉴发达国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本国国情，妥善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立法监管与企业自治的关系。在立法层面应明确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基本原则，充分发挥立法对于企业信息安全治理的指引、监督与激励作用，激励企业从被动“合规”迈向主动“治理”，将信息安全文化融入不断优化的企业治理结构中，以助力网络强国建设。

（一）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应谨慎权衡“安全”与“发展”的关系

尽管网安法标题贯以安全，但安全与发展天平却不能失衡。立法对于“安全”的过分倚重将制约发展，难以确保整体国家安全。发展是化解安全危机的前提，发展意味着我们将掌控、利用更为先进的技术、产业，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安全顶级人才去促进安全。发展思维将使我们扭转任何封闭与停滞的观念，例如辩证地将漏洞攻击与信息泄露视为安全防御能力的提升和治理手段的完善会为我们提供丰富的实践案例和经验教训。反之，网络安全立法对“发展”的过分倚重将导致社会机体对安全风险抵抗力的降低或丧失。

我国信息与数字化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低，产业低端重复、创新乏力是痼疾。谨慎权衡安全发展需要我们不忽视具体国情，充分发挥“治理”型立法的引导、激励作用。一方面，企业信息安全法人治理应立足于国家“整体安全”防御思维，即重视关键基础设施运营企业，也兼顾小型企业网络安全，以消弭安全“短板”;另一方面，企业信息安全法人治理结构应“量体裁衣”，重视规范个体责任和企业安全文化的普及。

（二）优化我国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基本路径

1.立法应明确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基本原则

（1）依法治理原则。一方面，企业信息安全治理应基于国家引导与立法规范，以相关法律原则、规则为治理依据;另一方面，企业应以法律为遵从基线，依法确立法人治理的组织架构、安全管理与技术标准、产品设计、研发流程等。依法治理原则既要求企业有法可依，亦要求企业有法必依。企业有法可依需要网络安全法制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企业遵从营造一个法制化的环境，而企业有法必依则考验企业高管对于法规遵从的智慧。

（2）CEO参与原则。企业信息安全是企业法人治理层面的问题，应该引起CEO的高度重视与参与。一是企业CEO应参与企业信息安全的战略规划与政策制定;二是CEO应参与、监督、协调企业信息安全政策的执行;三是CEO应对企业信息安全义务的履行不能，承担相应的责任。

（3）透明度原则。企业信息安全法人治理结构应当是企业法人治理的一个子集并确保其透明化。企业对安全事故的披露也应当透明化。企业在安全事故发生后，依法以特定的方式及时将该安全事故信息、潜在的风险、采取的措施通知监管部门和利益相关者。尽管信息安全的披露在短期内会增加企业利益减损，但从长远看有益于增强相关行业和整个产业抵御安全风险的能力。

2.充分发挥立法的引导与激励作用，鼓励企业从“被动”合规迈向“主动”治理

法律的激励功能、惩戒功能同组织管理功能一并作为法律的三大基本功能，激励功能的社会认同感最强。激励法律的制定是基于人们对不同利益的需求，通过给予利益，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从而实施法律所希望的行为，不仅给行为人带来利益，也能达成立法者预期的某种效果。与美国相比，我国网络安全立法起步较晚，企业网安法合规欠账多，法规遵从需要企业投入更多的资金与人力成本，故一些企业存在畏难、抵触情绪。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发挥立法惩戒功能的同时发挥其激励功能，调动企业守法能动性，使企业从“安全是成本”转变为“安全是投资”，进而从“被动”合规迈向“主动”治理。完善网安法的激励功能，鼓励行业自律与企业自治，根据企业信息安全法人治理的成熟度给予物质性、精神性及责任豁免性奖励，具体激励方式可包括并不限于财政补贴、税收激励、政府项目優先（如资源申请优先）、精神性表彰或奖励及责任豁免。

3.立法引导和激励企业建立“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信息安全“法人治理”结构，消弭安全“短板”

企业信息安全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和优化应当成为我国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重心。立法应当鼓励所有企业根据其实际情况构建“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法人治理结构。建议延续网安法的制度设计思路，对国家网络安全保障中具有“关键性”及“战略性”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CII）运营者进行强制性法人信息安全治理，对于非CII运营者则以立法激励与企业自愿为主。强制性的制度内容包括：第一，对于大、中型CII运营者构建层级清晰、权责分明的信息安全法人治理结构，并将其作为法人治理结构的一个子集予以重视。企业董事会（或董事长）、高层主管应从战略上重视对安全风险的“感知一抵御一应对”，将防控安全风险融入企业战略规划、资金预算、业务拓展、产品研发与销售等关键环节，最终将安全融入企业文化。

企业信息安全法人治理的关键在于明确企业的董事会（或董事长）、CEO（或总裁）、高层主管（包括首席安全官、首席信息官、首席风险官及部门主管）、中层主管及普通员工的信息安全职责：（1）企业董事会（或董事长）应当从战略上充分认识信息及信息安全的重要价值，确定企业重要资产，统一部署企业综合性、全局性的信息安全计划（如企业级漏洞响应计划或综合性风险评估计划），监督企业高管定期汇报信息安全计划执行的适当性和有效性。（2）CEO（或总裁）是企业信息安全的直接负责人。应当确保知悉企业的战略计划、风险偏好及运营策略，在此基础上制定、升级企业的信息安全政策，监督企业对国家法律法规的全面遵从;对企业其他中高层主管、员工分派信息安全责任、义务及权力，明确不同层级人员因法规遵从或企业信息安全计划产生的授权行为与执行责任，监督、协调企业信息安全政策的执行;向董事会报告企业信息安全政策的执行，包括关键风险识别、风险评估结果、企业风险耐受水平及风险防控计划;选任专业资质的信息安全官执行企业信息安全政策;确保企业有充足的人力、财力及技术资源以执行安全政策。（3）企业高层主管应确保企业的安全政策与企业战略、业务的一致性，与公司内外的利益相关方沟通协调;检查企业信息安全政策的进展和执行，确保安全法规的遵从;确保企业的信息安全保护措施与企业可能承受的信息安全风险相匹配;与各部门负责人协调一致，定期向CEO（或总裁）汇报信息安全计划的执行情况;确保企业员工接受有效的信息安全培训并知悉企业的安全政策。（4）企业中层主管在风险评估和成本最小化的基础上执行企业的信息安全计划;定期测试、评估企业的信息安全控制技术、措施，确保其有效运行;确保雇员、合同相对人和用户对企业信息安全责任的履行。（5）企业员工应知悉、遵守企业的信息安全政策，及时报告政策的弱点及突发性信息安全事件的影响。

第二，对于资金有限、安全保护措施不够完善的小型CII运营者，可考虑给予一些资源支持与协调，确保其构建与自身实际相符的安全治理结构。充分重视企业总经理或中层主管信息安全责任之履行，包括总经理应当确保公司战略、运营流程与企业信息安全治理需求相融合;识别企业重要资产、评估信息系统安全风险、制定应急计划等;确保企业对于安全的资金投入;中层主管应当负责执行企业的信息安全政策，阶段性地测试评估信息安全控制项，确保有效实施;确保对企业雇员的信息安全培训

4.重视企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信息安全义务的履行，将其作为《公司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忠实与勤勉义务”的适当延伸

忠实与勤勉义务是现代治理结构下企业董事会成员对于公司的法定义务。我国公司法第148条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与勤勉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实践中，董事及高管义务有扩大趋势，这源于法律从“股东至上”到对企业社会责任及利益相关者权益保护之重视。目前，严峻的信息安全风险正威胁着我国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及个人权益，企业应勇于承担保障信息安全的社会责任，这也依赖于企业董事及高管对于信息安全义务的积极履行。企业董事及高管的信息安全义务可作为公司法层面“忠实与勤勉”义务的有机组成部分，包括：（1）基本的信息安全义务，即确保企业对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立法制度（如CII保护，网络安全审查、数据出境评估等）的全面遵从，配合、协助执法检查。（2）履行其在企业信息安全法人治理中的核心义务，包括被保护的信息与资产的识别;制定、升级企业的信息安全政策;安全风险评估;确保企业员工接受有效的信息安全培训;确保企业有充足的人力、财力及资源实现公司的安全政策。此外，还可鼓励公司章程中增加董事、高管对于保障企业信息安全的注意义务，接受公司股东与公众的监督。

5.引导和促进企业信息安全文化建设，深度融入企业法人治理中，以凸显安全文化的价值

法律对于安全风险的防控需要借助文化的力量，通过主流文化的传播使法律价值得到普遍认同，从而有效提升法律的实施效果。企业信息安全文化建设可助力于修复不同社会主体的安全认知“漏洞”，提升企业在网络安全保障中的效用。企业信息安全文化建设不可忽视两个层面：一是重视企业信息安全文化在法人治理层面的融合。企业信息安全文化不只局限于员工安全培训等常规活动，还应当在企业的总体战略、理念、形象识别、业务规划、生产过程控制及监督反馈等各个方面融合安全文化的内容，最终将安全文化融入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二是重视从企业高管到基层员工的“个体”信息安全意识的提升，将安全意识与个体责任挂钩，使“人”成为企业安全风险防御的最强大资产。安全文化的普及与人的安全意识的提升是对抗攻击的最有效的武器。

（责任编辑 胡志平）

作者：张敏 马民虎

第五篇：关于全省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报告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这次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检查，充分体现了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是对政府工作的有力支持和鞭策。下面，根据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安排，我受吕祖善省长的委托，代表省人民政府，将全省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报告如下：

一、近年来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所做的主要工作

我省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既是发展的黄金机遇期，也是各类矛盾的凸显期，各类事故易发、多发，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对此，近年来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在省委的正确领导和省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加快建设“法治浙江”、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部署，认真贯彻实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努力促进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好转。概括起来，主要做了以下六个方面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法规政策。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以对党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从加强领导、组织协调、工作机制、政策措施等方面，不断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去年以来，我们先后多次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以及各类专题会议，根据不同时期安全生产形势和特点，及时研究重大问题，部署安全生产工作。为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适时调整了省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由吕祖善省长担任主任，并将成员单位由19个增加到34个。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法规政策，省人大常委会制定或修订丁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领域安全生产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并正在审议《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草案)》。省政府制定了危险化学品、渡口、高速公路、社会消防组织、航道管理等安全生产方面的规章，先后出台了《关于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下发了加强道路交通、消防、建筑、特种设备、公路隧道、海上交通、渔船捕捞作业等领域安全监管和事故调查处理、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等20多个文件，省有关部门和各市、县(市、区)政府也制定了一批安全生产方面的具体政策措施，促进了安全生产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

(二)完善监管体系，落实安全责任。积极推进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建设，省安全生产监管局升格为正厅级建制，单设党组。各市、县(市、区)均组建了安全生产监管机构，81个市、县(市、区)建立了安全生产执法队伍，一些地方在乡镇建立了安全生产监管派出机构或监察中队。其他有关部门也结合自身特点，加强安全监管机构建设，配备相应人员。省公安部门计划在3年内组建300个乡镇交警中队，从中央给我省新增的公安编制中专门安排1000名，充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一线的力量，同时，配备7458名协勤人员，协助交警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推进多种形式的社会消防组织建设，全省已建专职消防队427支、义务消防队4170支，配备专兼职义务消防员5.2万余名。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逐步建立了政府主要领导负总责、其他领导在各自分管范围内对安全生产工作负责的领导责任体系，实行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和“一票否决”制度。强化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管理，不断完善考核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并纳入省委、省政府建设“平安浙江”工作考核。省政府与各市政府和省级有关部门、部分省属企业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各市、县(市、区)、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也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并延伸到村(居)委会等基层组织，落实安全责任。

(三)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安全意识。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等主题宣传活动以及安全生产演讲、知识讲座、知识竞赛、“咨询日”等多种形式的群众性宣传活动，印发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资料，广泛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安全知识和防范技能，提高广大群众防灾和自救互救能力。安全生产法制宣传纳入了“四五”普法的重要内容，安全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了中小学地方课程。省政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办公室等单位向全省每户家庭、驻浙部队和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免费赠送《公众防灾应急手册》1544万册，省安委会向22万多家重点生产经营企业赠送了《企业安全生产法定职责》读本，在省级主要媒体上发布了《努力确保安全生产，合力建设平安浙江》公开信。道路交通、消防等部门深入开展法律法规宣传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家庭“五进”活动。依法加强对各类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去年各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组织培训各类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22.9万名，今年又启动了全员安全培训工程，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素质。通过各方面的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安全意识和法制意识，努力营造“关注安全、关爱生命”的社会氛围。

(四)狠抓源头管理，加强基础工作。认真组织开展重大危险源调查和申报登记工作，逐步建立重大危险源数据库，加强监控管理。到目前为止，全省已完成2890个重大危险源的登记工作，并实行分级动态管理，落实了各项管理措施。认真贯彻实施《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严格危险化学品、矿山、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高危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督促企业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内部安全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完善安全设施，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到今年6月底止，全省高危行业已发放安全生产许可证4.7万余家。逐步退出煤矿、烟花爆竹生产领域，目前全省还剩3对煤矿矿井，37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实施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企业的搬迁工作，全省有67家列入搬迁计划，目前已完成搬迁的有8家。许多地方对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实行分类管理。在各类企业中积极推广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在各类矿山企业中推广中深孔爆破等先进开采技术。推动企业加大安全技术改造力度，加快科技进步，提高自身安全保障能力。积极组织开展创建“平安畅通县(市、区)”活动，以“降事故、保安全、保畅通”为目标，进一步落实预防道路交通事故“五整顿”、“三加强”措施，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基础工作。进一步加强重大节庆活动、春运及黄金周等节假日的安全生产工作。

(五)深化专项整治，查处各类事故。全省先后开展了营运客车、中小学生接送车辆、公路超限超载、“三合一”企业、“多合一”建筑、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矿山、建筑施工、特种设备、渡口渡船、船舶修造、海上交通和渔船捕捞作业等行业和领域的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组织有关执法人员和专家，全面监督检查，着力解决安全生产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去年全省关闭地下非煤矿山85家、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13家，取缔了一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加大对事故隐患的排查整改力度，全省排查事故隐患10.6万个，已完成整

改10.5万个;其中重大事故隐患1584个，已完成整改1495个。对重大事故隐患实行挂牌督办制度，去年省里挂牌督办的27家工矿企业重大事故隐患、26家重大火灾隐患和100处道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已基本完成整改。今年省里又公布了28家工矿企业重大事故隐患、21家重大火灾隐患和100处道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目前正在积极整改中。各地还加强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各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处罚违法违规单位2280次，罚款2839万元，责令停产整顿的生产经营单位1598家。公安部门查处交通违法行为1596万起，治安拘留1.2万人，吊扣驾驶证2.1万本;监督抽查了5.4万多家单位的消防安全情况，处罚违法单位4467家，罚款1553万元，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和停产停业1821家。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严肃查处各类事故，不仅对事故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理，还严肃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去年以来受到行政处分的共210人，其中，行政机关领导干部43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70人。在追究事故责任的同时，重视分析事故原因，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防范，防止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六)制订应急预案，组织开展演练。我省在全国较早地开展了应急体系建设，去年省政府制订了《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成立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办公室。在安全生产方面，已制订了特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化学事故、矿山事故、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重大火灾事故等20多个事故应急预案。各市和省级有关部门也制定了相应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和矿山、危险化学品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也正在加紧组建之中。同时，各地、各有关部门积极组织开展应急预案的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去年以来，我省一些地方发生重特大事故以及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后，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妥善进行处置，有效地防止了事态的扩大。

通过近年来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我省安全生产形势趋于稳定好转。去年，全省共发生各类安全生产事故5.4万起、事故死亡8247人、事故直接经济损失3.96亿元，同比分别下降17.5%、11.6%和28.6%，连续两年实现了三个“零增长”的目标。今年1月至6月，全省安全生产事故三项指标同比又分别下降17.1%、3.1%和19.9%。特别是事故死亡人数，2004年同比减少520人，2005年同比又减少1085人，今年上半年同比再减少115人。

二、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安全生产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这些成绩仅仅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安全生产工作基础还不稳固。全省安全生产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事故总量居高不下，去年全省平均每天发生事故146起，事故死亡22人，直接经济损失105万元;今年1月至6月，安全生产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同比虽然仍呈下降趋势，但降幅趋缓，实现“零增长”的压力越来越大。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去年全省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重大事故90起、死亡391人，今年1月至6月又发生60起、死亡231人，同比增加20起、66人，上升幅度较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个领域的事故隐患还大量存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机动车驾驶人超速、酒后驾驶、疲劳驾驶、无证驾驶、乱闯红灯、骑乘摩托车不带安全头盔以及车辆超载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问题较为突出。少数道路运输企业对承包车辆安全管理不到位，以包代管，客运站场安检仪配备不足，行车记录仪的使用和管理欠规范。道路安全设施不完善的问题比较突出，一些临水、临涯等高落差地段以及部分公路隧道等的安全设施严重缺失，一些公路开口过多，高速公路紧急停车道、岔道等方面存在较多安全隐患，一些新建道路安全设施没有建设到位就开始通车。许多农村道路安全设施不全，养护管理不到位，交通安全管理不落实，近年来农村道路事故死亡人数占全省道路交通死亡总人数的比重一直高居35%左右，等等。危险化学品安全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一些危险化学品企业被居民区包围，周边安全间距不足的情况越来越突出，企业内部生产区和居住区布局不合理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新建化工园区没有严格执行安全设施“三同时”审查制度，安全设施不全。化工产业低、小、散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一些企业设备老化，技术落后，诱发事故的因素增多。非法生产经营危险化学品的现象依然存在。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问题严重，运输车辆“大吨小标”、超载混载现象较为突出，监控措施没有很好落实，翻车、泄漏等事故有增多的趋势。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装备也得不到有效保障。消防、建筑安全等方面。一些地方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消防站、消防车通道等设施欠账较多。一些地方“三合一”企业屡禁不止，不少“多合一”建筑、高层建筑、商场、市场、娱乐场所、生产车间等场所消防设施配备不足，运行不正常，防火措施不严。一些建筑施工企业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安全防护不到位，安全技能不适应。一些中小企业安全管理基础薄弱，历史欠账较多，生产安全设施、设备落后。此外，在水上交通、渔船捕捞作业、特种设备、旅游、教育等领域也存在较多的安全隐患。

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一方面，说明我省安全生产基础薄弱的状况尚未从根本上得到改观。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到位的地方，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认识不够到位。有的地方政府和部门领导对安全生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充分，安全生产措施只停留在口头上、会议上、文件上，贯彻实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严格不起来、落实不下去。有的部门和单位领导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视不够，支持和配合力度不大，安全生产工作合力尚未真正形成。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意识淡薄，不能摆正安全生产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有的甚至把安全与发展对立起来。更有一些企业主利欲熏心，对员工生命和安全生产极度不负责任。不少企业员工安全意识不强，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没有经过必要的安全知识培训，安全技能缺乏，他们往往既是事故肇事者，又是事故直接伤害者。

(二)责任落实不够到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尚未得到有效落实，重形式、轻内容，重考核、轻监管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不少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形同虚设，一些企业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不足，对员工的安全培训教育不够重视;对安全设施的投入不足，安全防范措施不落实;对安全的管理不严，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的“三违”现象时有发生。

(三)安全监管不够到位。一些地方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满足于一般性的号召和要求，满足于一阵式的安全大检查，依法监管的机制尚未真正形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以罚代管、以罚代刑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领域安全监管职责

不清，存在失管漏管现象。有的执法人员素质不适应安全监管行政性、执法性和专业技术性的要求;有的执法人员作风不实，对发现的问题不能及时跟踪解决，甚至存在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此外，安全监管任务繁重与监管力量不足的矛盾也较为突出。

(四)工作措施不够到位。大量的监管对象分散于乡镇(街道)，而乡镇(街道)安全管理力量薄弱，又没有安全生产执法权，对辖区生产经营单位违法违规行为缺乏处置手段，而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重视不够，办法不多，安全生产工作措施难以落实到位。许多企业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没有按照“三同时”要求进行安全设施投入。政府有关安全监管方面的支出与实际需要也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在公共安全设施建设、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一些重大事故隐患整治、重大危险源监控、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等方面投入不足的矛盾较为突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缺乏广度和深度，公共媒体对安全生产的宣传有待进一步加强，广大群众的安全意识、安全常识、自防自救能力和全社会安全生产的氛围也需要进一步增强。

对这些问题，我们将予以高度重视，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努力加以解决。

三、进一步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主要措施

高度重视和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平安浙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内容。下一步，我们将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安全发展的理念，进一步贯彻实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积极探索依法监管的长效机制，抓好安全生产“基层组织、基本制度、基础培训”，努力促进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好转，为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建设“法治浙江”营造良好的环境。重点抓好以下五方面工作：

(一)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主体的职责。

一是健全企业内部安全管理机制。督促各类生产经营单位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正确处理安全生产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坚持抓生产必须抓安全，把安全生产工作纳入本单位发展规划和生产经营考核之中，从管理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安全责任、安全投入、安全管理等方面，建立、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和措施。督促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总责，并明确和落实各分管负责人以及部及部门、班组和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

二是引导企业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按行业制订安全生产质量工作标准，明确基本条件，积极组织开展试点，以点带面，不断提高企业安全质量标准化水平。力争通过2年左右的努力，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安全质量标准化普及率达到80%以上;危险化学品、建筑、电力、机械制造等行业的规模以上企业安全质量标准化达标率达到50%以上。

三是加大企业安全生产投入。督促各类生产经营单位保障必要的安全投入，足额安排用于安全技术应用和改造、安全设备维护更新、员工劳动保护用品配备和安全教育培训等方面的资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快研究制订高危行业企业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等政策措施，促进企业加快安全技术改造，改善安全生产条件。

四是落实安全生产设施“三同时”制度。对新建、改建或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督促生产经营单位依法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确保落实到位。对矿山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等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未经“三同时”审查的项目，不得投入生产和使用。

(二)进一步落实政府安全生产监管主体的职责。

一是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体系。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把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责任纳入目标管理。完善安全生产考核指标体系，加大考核力度，强化量化考核，健全奖惩机制，充分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手段，确保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

二是健全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加强安全生产执法队伍建设，今年年底前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基本建立安全生产执法队伍。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健全安全监管机构、配备必要的专职安全生产监管人员。结合农村综合改革，加强乡镇的安全管理职能，积极探索联合执法制度。按照《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浙政发[2004]21号)的有关要求，加快在乡镇(街道)设立安全生产监管派出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监管员。选择一批行政村，开展“多员合一”的农村公共安全协管员试点工作，积累经验后适时总结推广。

三是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持不懈地抓好营运客车、农机、学生接送车辆、城乡公共交通、公路隧道、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建筑施工、人员密集场所和“多合一”建筑、特种设备、矿山、水上交通运输和渔船捕捞作业、冲压作业等行业和领域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进一步加大对道路交通事故危险点(段)、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和工矿企业重大事故隐患等的整改力度。对隐患整改不力或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依法采取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依法予以关闭、取缔等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四是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加强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坚持从严从严再从严的原则，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颁布实施为契机，对重大违法案件，将一查到底，加大惩处力度，决不姑息，以做效尤。突出工作重点，进一步落实预防道路交通事故“五整顿”、“三加强”工作措施，深入开展“平安畅通县(市、区)”创建活动。积极探索切实有效的办法，着力解决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问题。进一步加强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等各环节的安全监管，落实各项防范措施。认真查处各类事故，按照“四不放过”原则，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保障能力。

一是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的监控管理。继续深化重大危险源的普查工作，摸清底数，分类登记建档，进行安全评估、评价，并加强动态监控管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建立健全重大危险源数据库和重大事故应急救援辅助决策系统，开发重大危险源监管地理信息、自动辨识、自动评价分级、动态监管和重大事故模拟分析等功能。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形成省、市、县三级监控管理网络，确保对重大危险源的有效监控，防止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二是推进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坚持“属地为主、优化整合，总体规划、分步实施，条块结合、合理布局”的原则，在建立省、市两级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的同时，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加快矿山、危险化学品等事故应急处置专业队伍建设。进一步完善重点行业和领域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加强对

重点企业应急救援预案编制工作的指导，组织开展应急救援预案的宣传和演练，提高处置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能力。

三是加快安全生产科技进步。制订和完善有利于安全生产的政策措施，推动安全，丰产技术支撑体系建设，以主要工业领域的共性、关键性安全技术为重点，加大对安全科技研究的支持力度，积极推广应用安全技术。鼓励和支持企业实施安全技术改造，提高预防事故和控制安全风险的能力。在各类矿山企业中进‘步推广应用中深孔爆破技术等先进安全的开采技术，提高矿山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四)进一步增强全民的安全生产意识。

一是大力开展安全生产培训。加强对从业人员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安全生产基本知识培训，加强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培训、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作业培训，提高各类人员的安全素质。加强对驾驶员培训机构的监督管理，严格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考核制度，确保驾驶员培训质量。认真组织实施“全员安全培训”工程，力争今年完成培训1000万人次，用2年左右时间完成对全省各类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知识轮训。将安全生产培训工作纳入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的内容，制订方案和计划，明确目标和任务，层层落实责任，精心组织实施。注重培训质量，建立健全培训记录等制度，增强培训效果。

二是广泛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纳入“五五”普法教育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广泛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公众安全防范知识以及先进经验，增强全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积极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等宣传活动，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不断丰富内容，提高质量，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是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定期向社会公布安全生产情况，每月公布安全生产事故信息，适时公布重特大事故典型案例、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情况等信息，强化社会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在全社会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良好氛围。

(五)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长效管理措施。

一是完善安全生产法制和政策措施。认真贯彻实施《安全生产法》和即将出台的《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研究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和配套措施。认真研究安全生产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制定安全生产工作的政策措施。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的意见》(国发[2006]15号)，研究制定我省具体实施意见。进一步加强工矿企业、道路交通、消防、建筑、烟花爆竹、安全设施“三同时”审查等行业和领域安全生产法制建设，促进安全生产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二是编制实施安全生产“十一五”规划。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总体要求，编制安全生产“十一五”规划，明确安全生产工作的目标任务、重点和措施，认真组织实施，提升安全生产水平，促进安全生产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是推进危险化学品等行业产业布局调整。组织专家对人口密集区的危险化学品企业进行安全评估，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关闭或搬迁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对已列入搬迁或关闭计划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和储存企业，加快工作进度，力争按期完成。实施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的稳步退出，除对生产规模较大、工艺设备先进、管理规范、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予以保留外，对其他烟花爆竹企业在3年内逐步予以关闭。加快矿山企业的结构调整。对“三合一”企业，通过建设标准厂房、实行生产和生活功能分离、改善消防设施等办法，从根本上消除消防安全隐患。

四是完善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提高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加强领导，定期分析安全生产形势，研究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进一步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共同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进一步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等组织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作用。努力构建“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企业全面负责、群众参与监督、全社会广泛支持”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促进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好转。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多年来，省人大常委会十分关心、支持安全生产工作。对这次全省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省人大常委会专门下发通知，作出部署。4月初，省人大常委会又组织召开全省电视电话会议进行动员，俞国行、叶荣宝副主任分别作了重要讲话。6月份，省人大常委会组织7个检查组，由7位副主任分别带队赴各地进行实地检查。这充分表明了省人大常委会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切之情。这次全省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既是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和鞭策，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来说，也是一次自我检查、发现问题、寻找差距、改进工作、狠抓落实的良好机会。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的部署和要求，省政府非常重视，立即作出具体部署，提出要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思想统一，态度积极，行动迅速，认真开展自查自纠，积极配合做好执法检查工作。6月22日，省政府专门召开全省安全生产执法检查自查工作座谈会，针对执法检查和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和安全隐患，研究整改措施，提出整改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叶荣宝副主任和财经委谌青山副主任委员到会指导并提出了要求。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这次会议的审议意见，进一步查摆问题、分析原因，狠抓各项整改措施的落实，切实提高整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是明确整改责任。对执法检查和自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和存在的问题，实行分类、分级管理。对性质严重、可能造成重大危害、整改难度大的重大隐患，由省里挂牌督办;要求各市、县(市、区)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挂牌督办一批重大事故隐患，并落实责任主体和督办单位，督促责任主体逐一制订整改方案，落实责任人的责任，明确整改期限，认真抓好整改。年底前，对省里挂牌督办的重大事故隐患的整改情况进行一次检查验收。二是落实整改措施。以铁的手腕、铁的纪律，铁石心肠抓好整改工作。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生产经营企业，责令其限期整改或停业整顿;对在规定期限内因情况特殊确实不能完成整改的，经整改督办单位组织有关执法人员和专家检查确认后，经批准可适当延长整改期限，并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加强监控，严防事故的发生;对限期整改或停业整顿后仍达不到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企业，坚决依法予以关闭。因隐患整改不力，或在整改期内防范措施不到位，导致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不仅要追究事故单位及责任人的责任，也要追究当地政府及整改督办单位的责任。三是强化综合治理。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教育等各种手段，从体制、机制、投入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多管齐下抓整改。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整合各相关部门的优势，加强协调配合，齐心协力抓整改。同时，认真总结，积极探索安全生产管理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关整改情况，我们将及时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感谢省人大常委会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希望进一步加强监督和指导。我们将虚心听取各位委员的批评意见，进一步改进和做好工作，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为“平安浙江”、“法治浙江”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金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