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论文法律

精神病论文法律

精神病论文法律 篇1

我国法律精神与道德精神的整合

在我国的依法治国过程中,法律必须与道德协调发展,这就要求法律精神和道德精神必须取得一致.然而由于道德转型相对于精神转型的.相对滞后性,我国的道德精神与法律精神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为了推进我国的依法治国进程,必须采取措施实现法律精神与道德精神的整合.

作 者：李丙清 薛凤伟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上海,62 刊 名：兰州学刊 英文刊名：LANZHOU JOURNAL 年，卷(期)： “”(6) 分类号：B82-05 关键词：法律精神   道德精神   整合  

精神病论文法律 篇2

关键词：“被精神病”,权利保护缺失

“被精神病”是一个被媒体创造出来的词, 特指那些没有精神病却被当做精神病患者收治的现象。【1】“被精神病”现象虽然并不多, 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例, 但已经足够给我们敲响权利的警钟了。至于精神病为什么会被有心人士利用, 关键就在于法律对它的保护不够, 以至于出现了权利保护缺失的现象。

一、民法上关于行为能力的相关规定导致权利保护的缺失。

(一) 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界定本身缺乏规范。

民法上有这样的两组概念“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对于民事权利能力人人都有, 它表明如果没有其他欠缺的话一般也都会具有为了实现这种权利能力所必备的行为能力。对于民事行为能力它要求具备相应的意思表达能力, 具有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在我国《民法通则》中, 以两个因素作为它的判断标准:一个是年龄, 一个是精神状态【2】。本文谈论的仅是精神状态。我国《民法通则》第13条这样规定,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么规定貌似很简单, 可实际操作起来却有很多问题。

如何来界定一个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呢?法律对此并没有强制性规定, 只在《民法通则》第19条规定“精神病人的厉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精神病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 申请认定并不是强制性的。那现实生活中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行为能力呢?在这里便缺乏一定的规范作为向导。其实精神病的鉴定和行为能力的鉴定并不是一个完全重合的范畴, 有些精神病仅仅是一些人格方面的障碍, 没有丧失或没有完全丧失社会功能, 所以精神病的鉴定并不能当然的取代行为能力的鉴定。近现代法律突出的便是权利保护, 而权利保护中最重要的便是权利的保护源头, 因为如果源头松动, 缺乏规范, 那么后续的权利保护那就只只能是空谈。行为能力是决定一个人是否有能力从事民事活动的关键, 而民事活动几乎代表了全部私法活动, 所以在行为能力如何界定这个源头上缺乏规范不能不说是权利保护的一大缺失。

(二) 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二者界限模糊。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这个概念本身其实是极好的, 出发点是为了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一些力所能及的权利和自由, 但现实中是很难操作的。正如前文所述, 法律对于行为能力的判定并没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定,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分两种情况来谈论这个问题:

1、是当没有向法院申请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时, 这时其实也当然引入了法定监护制度, 会由“患者”的亲属或周围的人凭意志来判断该“患者”是否为精神病人, 然后由法定监护人仅凭自身意志来判断该给“患者”哪些权利, 哪些自由, 当然这些都是“自由裁量”的范畴, 缺乏一个规范。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这个规定本身目的的实现在此便依赖于该法定监护人本身是善意的, 并能充分的以“患者”为本位, 以求使“患者”的权利实现能最大化。所以当这些条件达不到时,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其实也就相当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了。

2、是当经过法院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 这时正式的引入监护制度。

和第一种情形一样,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能力范围还是要依赖监护人的“自由裁量”, 欠缺相应的规范使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规范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而变的等同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了。

二、民法上关于监护的相关规定导致权利保护的缺失。

(一) 法定监护顺位本身的缺陷。

我国《民法通则》中设置了一个监护人的法定顺位, 并说“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 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 “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 由精神病人所在单位或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法律之所以给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这么大的分量应该也是考虑到基层单位会更容易接近事情的真相, 从而得出最有利于患者的考量, 但这是种理想的假设。首先现在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人际关系淡薄, 基层组织和人们之间又能有多亲密的联系呢?再者, 又有什么激励来促使这些单位这么费心的为患者“考量”呢?至于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还要经过这些基层单位的同意才行, 但他们在基层组织的天平上又能有多大的能力来对抗患者的近亲属呢?而最多只了解当地生活的基层组织又能对患者的其他亲属、朋友有多大程度的了解呢?

(二) 监护人侵权的救济缺失。

1、“被精神病”者本身救济的缺陷。

因为一旦你“被精神病”了, 按照前文的叙述, 也就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远了。监护人便全权代理了“患者”的所有事物, 包括财产, 也包括人身, 甚至连诉讼都是由监护人代理的。“被精神病”人如果选择走法律途径申请鉴定其精神状态, 那前提也得有这个行动自由才行。

2、“被精神病”者其他亲属、朋友救济的缺陷。

“被精神病”人的其他亲属、朋友如果要救济的话一般只能从撤销或更改监护人入手, 撤销监护人需要有证据证明监护人的职责履行有严重瑕疵, 而在“被精神病”情形下监护人的过错就在于把没有病的人当精神病送去收治了, 而这个却又回到了救济目的起点上。

三、精神病院本身的制度导致了权利保护的缺失。

精神病史+精神检查=精神诊断, 其中精神病史是一个重要的考量, 而精神病史通常又是根据监护人或其他亲属的口述, 故而在监护人侵权或恶意的情况下, “被精神病”人的权利便完全得不到保障。对精神病的诊断很难有什么客观证据, 这也是问题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民通意见》第7条规定“当事人是否患有精神病,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或者参照医院的诊断、鉴定确认”。首先, 一旦被精神病院收治, 便会进行药物及其他治疗, 所以即便事后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 也仅能说明当时当事人的精神状况, 而无法证明在收治前当事人的精神状况, 因为不排除经过治疗转好的可能性。再者, 医院的诊断、鉴定本身也是一个评价标准, 所以这并不能救济诊断本身出错的情况。“谁送来, 谁接去”是精神病院的一项规定。故在住院期间, 如果医生觉得“患者”已经“康复”了, 而监护人又是基于恶意才把当事人送去“医治”的, 这时再秉着“谁送来, 谁接去”这条死规则便无疑会使情况陷入僵局, 且为什么一个已经医治“好”了的人却没有自己出院的权利呢?医院又是凭借怎样的理由来限制人身自由呢?在“被精神病”的几个案例中, 常听到精神病院说这样的话, “有病, 但一般人看不出来, 只有专业精神病医生才能看的出来”。对此我想问, 鉴定精神病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相信对权利的限制只能基于更高权利保障的需求, 而在此处, 所要衡量的便是患者自身权利和社会的安定、秩序。精神病难道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离尘世如此遥远吗?如果社会上跟“患者”亲密接触后均没有觉察出不正常, 且没有证据证明“患者”的社会危害性。那么这种强行限制人身自由, 强行剥夺权利的行为又有多少正当性呢?很多人都或多或少的有些精神方面的障碍或问题, 但多数情况下并不妨碍正常生活, 即社会功能是健全的, 对社会是无危险性的。我认为只有对那些严重的精神障碍, 导致心理活动持久的、明显的异常, 不能正常学习、工作、生活, 甚至有自杀、攻击或伤害他人的行为的这类重度的精神病患者才有如此严重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必要。

结语

由于我国的《精神卫生法》至今仍未出台, 所以出现了法律空缺。在“被精神病”情形中我们看到了权利源头保护的缺失, 这种事件虽不是多数, 但足以给我们警示。

参考文献

[1]http://baike.baidu.com/view/4505120.htm中的百科词条

精神病患者肇事，也可受法律制裁 篇3

其实，早在2002年12月，杭州市就曾发生过一起连续17人被凶手傅福权挥刀砍伤的大案，此人操起肉刀见人就砍，连他的亲生女儿也不能幸免。后经鉴定，傅福权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事实上，即使在国外，这类案件也并不罕见。1999年6月20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妇女安德烈亚·耶茨把自己4个亲生幼孩在浴缸内淹死。经鉴定，美国的安德烈亚·耶茨患有抑郁症。

这些事件无疑会让我们想到下面这些问题：精神病患者肇事后，是不是一定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如果本人不负法律责任，那应该由谁承担相关的责任呢？另外，作为患者家属、周围的人，如何看护好患者，并保护好自己呢？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社会上发生凶杀案件并不少见，大多可发现其明确的杀人动机，或出于报复，或出于情杀，或为了抢劫，或为了强奸，等等，对于这类作案动机明确、无任何精神病可疑迹象的案件，法院就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根据法律进行判决。

但对于精神病患者杀人，则法律上另有一些规定，我国《刑法》（1997）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精神病患者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这就是说，确是精神病患者，而且是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状态下造成危害结果的，属于不负刑事责任范围。

但是，到底肇事者是不是精神病患者，需要经过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而鉴定也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鉴定人及鉴定机构必须经过政府部门批准。一般地说，如果案件存在下列情况，需要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

1．肇事者案情发生前有精神病史，包括门诊或住院史。

2．作案人平日性格古怪、情绪不稳、行为冲动、头脑笨拙等。

3．作案动机不明，过程有悖常情。

4．案情发生后有精神反常表现。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一些人误以为只要是患过精神病，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不负法律责任，其实这是大错特错了。这里需要澄清一下，如果某人过去患过精神病，作案时处于精神正常状态，仍必须负法律责任，因为《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间歇性的精神病患者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负刑事责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精神病患者肇事同样可以受到法律制裁，并不是患过了精神病就可以任意胡作非为，把精神病作为犯罪的“保护伞”。

患者惹事，监护人有责

精神病患者杀了人，经司法鉴定评定为无责任能力，是否一切完事呢？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首先，有杀人行为的精神病患者如果不做安置，对社会来说无疑是个不安全因素，因此一般需安排到专门医院进行治疗，这类专门医院就是公安局下属的安康医院。其次，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作为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例如《上海市监护治疗管理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条例》第七条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致使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造成他人经济损失或人身伤害的，应负责赔偿损失或承担医疗费用，情节严重的一并追究行政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

通过很多类似案件发生过程的剖析，可以发现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经常存在下列问题：

隐瞒病情有的家属或监护人已觉察到家人有不正常精神活动表现，但为了“声誉”，而不愿陪同患者去专科医院诊治，直到发生了案情，才急着反映各种精神反常现象。有的家属或监护人已明知自己的家人患上了某种精神病，但对外一律隐瞒，而偷偷地给予服药，即使已发现某些危险言行，仍不愿到专科医院进行治疗。

放任自流有的精神病患者（经常是精神发育迟滞患者）言行紊乱，经常欲外出，甚至彻夜不归，并拒绝治疗和用药。监护人发现了并不加以重视，以无法管住为由而听之任之。

擅自停药精神病的治疗有一个过程，不是病情一好转就可以停药，有的家属或监护人并不知道这个规律，怕长期服用药物会有副反应或产生“依赖性”而擅自停药。一旦旧病复发就悔之不及了。

麻痹大意从以上司法鉴定结果可以发现，精神病患者的凶杀案件中的肇事者以偏执型患者占多。这类患者以病理性猜疑（即妄想）为主要精神症状，其外观给人的印象是性格内向，与人少接近，但讲话仍有条理，工作可胜任，生活能自理，因此常被错误地认为“是文痴，不会惹事”，当发生了案情才大吃一惊。

因此，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应当了解精神病有关知识，认真负责地承担监护职责，要知道，万一精神病患者发生了肇事、肇祸行为，就要责无旁贷地承担法律责任。

看护好患者，保护好自己

精神病患者杀人，虽说防不胜防，但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循。如果有人出现下列精神现象、特点，应提高警惕：

1．有容易暴怒冲动，不能适应挫折，有偏执的性格特征。

2．有反复出现暴力行为的倾向。

3．有妄想（比如，妄想别人想陷害自己等），并有对妄想对象进行攻击或报复的言行。有妄想的患者发生攻击行为的情况在司法鉴定中十分多见。有妄想的患者对待外界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逆来顺受，即使受人“万般迫害”也感无可奈何。另一种是对妄想对象采取攻击态度，有时这种行为可表现得十分隐蔽，难以为人觉察。但从其平日表情、言谈和举止方面，可以多少看出些苗头，当然必须细心观察。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如能提高警惕，对防止险情发生是十分有益的。

4．有命令性幻听，特别是听到声音说该去杀某某人，或者声音说某人要害他，指示他自卫，或者声音命令他自杀自伤等。精神病患者对于命令性幻听一般是缺乏抵御能力的。

需要强调的是，有的人对精神病患者不尊重，引起患者情绪激越，从而招来对方的攻击。事实上，患有精神病的人对于如“神经病”之类的话特别敏感。取笑、围观精神病患者，容易激起患者的愤怒，在情不自禁的情况下就可发生意外行为。这类案件屡见不鲜，当引以为戒。

尽管精神病患者攻击人有一定规律性，但有的精神病患者的危害行为是突然发生的，没有规律可循。因此，从总体上说，防范精神病患者的危害行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才更有效。当然，这主要依靠患者家属以来实施。

早期发现不要受社会上某些偏见的影响，发现了可疑的精神病迹象，仍自我安慰。一定要尊重客观事实，做到疾病的早诊断、早治疗。

坚持治疗治疗要系统，不要听信传言而擅自停药。当家属感到难以处理，特别当发现危险预兆时，要及时送其住院治疗。

细致观察患者作为监护人要全面关心精神病患者的精神活动，当然还包括生活起居方面。但要注意尊重患者，不要管得过严，以致妨碍其基本的自由，而使其自尊心受到伤害。

人大法律人的精神家园 篇4

什么是法律人？韩大院院长在他的《人大法律人的品质与精神》一文中给出了答案，“法律人首先是作为社会个体意义上的个人，是拥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和独立尊严，追求自由的主体。学会做人是成为法律人的第一步”，“只有当你们真正做到有良知、有正义感，加之拥有成熟的法律思维时，才能成为真正的法律人”。

那么，什么是人大法律人？韩大元院长同样在他的《人大法律人的品质与精神》一文中给出了解释，“人大法律人的精神，在于诚信、宽容与自信”。是的，诚信孕育凛然的正气，宽容塑造宽广的胸怀，自信铸就无畏的风采，这正是人大法律人之为人大法律人最为根本的核心所在，也是人大法学院60年风雨兼程一路走来不曾改变的永恒追求。

进入21世纪以来，人大法律人见证了人大法学院的迅速发展，见证了人大法学院在国内外法学界的崇高的地位，在我们为母校的繁荣欣喜不已的同时，我们感到肩上的担子愈发地沉重。在祖国法学事业蓬勃发展的当代，各大传统法学名校之间声望的竞争愈发激烈，同时伴随着许多新的法学高校的崛起，新生代的人大法律人如何接过前辈法律人的重担，如何在坚持人大法律人的传统追求的同时体现人大法律人相对于其他法律人的卓越性，这需要新的积极探索。

“战火铸英魂，盛世造法魂”，人大法律人应当把自己置于祖国法学事业发展的核心地位。人民大学是一所从战火中走来的名校，从创立伊始到21世纪的今天，为国家培养了不计其数的优秀人才，他们坚守在国家各个领域的重要岗位上，为国家从战时的落后走向今天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的构建者中永远不会缺少人大学子的身影。同样的，人大法学院被称为新中国法学事业的工作母机，这是一个多么荣誉的称谓！人大法律人是新中国法律事业的奠基者，也是推动者，革新者。前辈法律人们胸怀“国民表率，社会栋梁”的崇高理想，取得了新中国法学事业从无到有、从简陋到完善、从粗糙到精密的伟大转变，是新中国法学事业不可缺少的“法学之魂”。我们新生代的人大法律人应当接过前辈们的衣钵，继续把自己当做中国法学事业不可或缺的“法学之魂”，时时刻刻站在国家与人民的角度上考虑国家法学事业的发展方向，即使是身在草野抑或已经不再从事法律职业，也应当关注我国法律发展的进程，及时地、勇敢地并且毫不犹豫地为我国的法律事业出谋划策，把奉献法学事业的精神融入自己的血液中，真真正正地成为一种永远牵挂于心头的责任。

人大法律人想要履行好自己对祖国法学事业的责任，不仅要有过硬的法学思维素养、法学知识积淀、法学实践技能，更要拥有“身在朝堂，兼顾天下”的人文情怀。当我们还是人大法学院的在校学子的时候，就应当有意识地培养自身的人文情怀。我们不仅应当关注身边的师长、同学，以一种爱的理念来服务有需要的师长、同学，更应当走出校园，走进社会，主动去发现社会上不平等的现象，主动去帮助处在弱势的群体。对于缺乏这方面的主动性的同学，参与志愿服务与法律援助活动无疑是绝佳的选择。通过参与志愿服务与法律援助，我们能够直接接触到社会最真实的一面，面对面地与群众们交流，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从而了解到这个社会中法制运行的缺陷与应当改进的方向，同时我们也尽自己的力量给予了他们援助。

培养并实践人文情怀，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使我们的法学学习研究更具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只有拥有人文情怀的法律人才能称得上一名真正的合格的人大法律人！法律是公正的，法院是庄重的，法官是铁面无私的，但是，法律人不应当是冷漠的！人大法律人不应当仅仅是立法者，司法者抑或是执法者，更应当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律精神的传播者与代言人。人大法律人应当怀有一颗炽热的红心，成为一个个“法律”与“人文情怀”完美结合的生动范例，散布在祖国的各个角落，让人民对于法律的敬畏不再来源于惧怕，而源于发自内心的敬爱。

弘扬宪法精神普及法律知识演讲稿 篇5

大家好，今年的主题是“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借国旗下讲话的时机，给大家宣讲三点有关宪法的知识。

一、国家宪法日的由来

1982年12月4日，我国现行宪法正式通过并颁布实施;

20，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我国宪法实施日12月4日作为每年的全国法制宣传日;在这一天中，部分民众可进法院参观。

__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设立每年12月4日为国家宪法日。

二、什么是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人们行为的基本法律准则。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它是其他法律、法规赖以产生、存在、发展和变更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它处于一个国家独立、完整和系统的法律体系的核心，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基石。现行宪法是对1954年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继承和发展。

三、我国宪法的作用主要有哪些?

一是在组织国家政权方面的作用。根据宪法规定，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由人民代表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和国家审判机关以及其他重要的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

二是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的作用。我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上述规定为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了最基本的宪法依据。

三是在维护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方面的作用。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外，宪法序言肯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

四是在实行法治方面的作用。我国宪法充分肯定了宪法作为根本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核心要素，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等。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初步形成，根据宪法，我国已经制定的国家法律法规共有1109部。这些法律法规，为遵守它的人撑起了保护伞，给缺乏法治精神的人装上了警示器。

精神病论文法律 篇6

1、对于纯精神利益损害的赔偿和精神痛苦的慰抚金赔偿算定，适用概算规则

法官将案件情况分为加害人过错程度的轻重、受害人被侵害的精神利益损害后果及所受精神痛苦程度、双方的经济负担能力及经济状况和受害人资历这四种因素，基中前三种是着重考虑的因素。在计算时，首先按照当地精神损害赔偿金的一般限额、分成低、中、高三个档次，按前三种着重考虑的因素确定适用哪一个档次;然后再按照其他因素在这一档次的幅度中，上下浮动，最后确定具体赔偿数额。

2、现行立法对精神损害赔偿金算定已有明确规定的，应当比照该规定算定赔偿数额

一般而言，造成死亡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会高些;造成残疾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会低些。我国并没有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作出规定，更没有上下限。不过目前我国极个别地区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了上限规定，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规定：精神损失费的赔偿数额一般不得超过5万元，确有特殊情况的，赔偿数额也不得超过10万元。

3、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计算标准在我国还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

精神病人的相关法律问题探讨 篇7

关键词：精神病人,监护人,责任承担,保护赔偿

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社会福利、人权保障等观念的提出和深入,使精神病人这一弱势群体越来越清晰地走进了人们的视线。他们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与他们接触发生关系如何处理,他们的生活如何继续等等问题,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法律是社会的基本规则,也是最具权威、最有效力的规则,用法律来明确这一切,将容易明了许多。本文意图清晰阐述几个主要问题、解人们之困惑。

1 精神病人的法律人格定位

1.1 什么是精神病人

精神病是由于丘脑、大脑功能紊乱及病变而发生的感觉、记忆、思维、感情、行为等方面表现异常的病。精神病人指患有严重的心理障碍,患者的认识、情感、意志、动作行为等心理活动均可出现持久的明显的异常;不能正常地学习、工作、生活;动作行为难以被一般人理解,显得古怪、与众不同;在病态心理的支配下,有自杀或攻击、伤害他人的动作行为;有程度不等的自制力缺陷,精神病患者往往对自己的精神症状丧失判断力,认为自己的心理与行为是正常的,拒绝治疗。在法律上如何认定精神病人按《民通意见》第7条规定。

1.2 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及刑事责任能力

1.2.1 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综合《民法通则》第十三条,《民通意见》第4条、第5条、第6条可知,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纯获利益的行为有效,处分零花钱的行为有效,其余皆无效;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纯获利益的行为有效,与其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行为有效,合同行为效力待定,单方民事行为如遗嘱无效;间歇性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确能证明是在发病期间实施的,除纯获利益的行为外,应当认定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7条第1款)。

另外,《民法通则》第十九条及《民通意见》第8条的规定,明确了在法律程序上认定精神病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特别程序中的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办理。

1.2.2 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

《刑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了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比较特别的是,若精神病人同时为未成年人时,还需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这样,根据刑法适用的从轻原则,可以总结为:

(1)未成年的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犯罪,不负刑事责任。

(2)未成年的精神病人在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犯罪: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之外的犯罪行为的,不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应当负刑事责任,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3)未成年的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那么就直接按照未成年人犯罪处理。

2 精神病人的监护人

由上可知,精神病人因为行为能力的限制,需要法定代理人。除《民法通则》第十四条及第十七条,《民通意见》第13条规定,为患有精神病的未成年人设定监护人,适用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的规定。

3 精神病院与住院精神病人

3.1 精神病院与住院精神病人的关系

精神病人与正常人相比即为精神健康状况有问题,正因如此,如入住精神病院,则精神病院这一精神病的专业治疗医院所担负的责任也与一般医院相比有所不同。

对此,社会上部分观点认为,精神病院对于住院精神病人诊疗、护理、照顾饮食起居,似乎尽到了一个监护人的责任,故而认为住院期间精神病院与精神病人乃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对于这点,由上可知,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在《民法通则》第十七条中已有明确规定,精神病院绝非精神病人的监护人,精神病院与住院精神病人之间乃为一般的医院与病人的诊疗护理关系。

3.2 精神病院与住院精神病人的权利义务责任承担

一般医院以向人提供医疗护理服务为主要目的,对住院病人提供合格与合理的诊疗、护理和基本生活服务。精神病院一方面虽然也为一般意义上的医疗保健机构,另一方面却因精神病人的特殊性,导致其与一般医院相区别的权利义务责任,这也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作为首先具有医患双方属性的精神病院与住院精神病人,其当然也承担一般医方的权利、义务、责任与一般病人的权利、义务、责任。除此之外,精神病院因其治疗对象情绪浮动、具暴力性等,在包括看护的时间长度及效率强度等方面,其应尽职责应比一般医院为重,否则,如其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则可能导致相应的责任承担。

对此,《民通意见》第160条意味着:精神病人受到伤害的,如是自伤,有过错的精神病院应给予“适当”赔偿;精神病人受到伤害的,如是第三人造成,第三人应赔偿,有过错的精神病院应给予“适当”赔偿;精神病人致人伤害的,精神病人仍然承担赔偿责任,有过错的精神病院应给予“适当”赔偿;精神病院承担的是过错责任。

4 精神病人致害的责任承担

目前,社会上大量存在的精神病人致害案例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对于精神病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承担,已在刑事责任能力中阐述,此处不赘述,这里主要讨论一下关于精神病人违法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

同时,新出台的《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这意味着:(1)精神病人无独立财产的,由监护人全部承担;但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适当减轻其责任。(2)精神病人有独立财产的,应先从其财产中支付,余额由监护人承担;但单位担任监护人时,单位不承担。

5 精神病人受害的保护赔偿

在精神病人受到违法犯罪行为侵害时,如何维护他的权利、保护他的利益、取得应得赔偿也是关注的重点。这里分以下两种情况讨论。

5.1 受到违法行为侵害时

由《民法通则》第十八条及《民通意见》第10条可见,这时应当由监护人代精神病人自身来进行维权索赔。

5.2 受到犯罪行为侵害时

论法律评价的三种精神 篇8

[关键词]法律评价；法治精神；人文精神；时代精神

[中图分类号]D 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5）04-0068-06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国家体现为一种精神， “国家是地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世界上有意识地使自身成为实在”。法律评价是国家权威评价活动，是司法机关通过“有意识地”行使司法权，在个案中实现康德“人是目的”，以及马克思“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最高价值等理念，从而使国家成为“地上的精神”和“实在”。这种“有意识”是通过法律评价中的法治精神、人文精神和时代精神体现出来的。这三种精神是国家精神在法律评价中的具体表达。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评价的三种精神是如何得以体现，各自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需要进行说明。

一、法治精神：法律评价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精神之魂

从精神层面而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要在法律评价中能够体现法治精神，在司法实践中帮助人们树立起自觉维护法治尊严的思想意识。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法治精神集中体现良法善治的法治价值。法治价值在法律评价中集中体现在维护权利和限制权力方面。在成熟的法治国家，法治的合法性源于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等法治价值，其目的就是使法律成为公民自我保护的工具。这就要求用法治而非人治的方法治理国家，才能限制权力对权利的侵犯。所以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在对法治中国建设进行阐述时，强调治国要用法治而非人治，执政党也要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领导社会民众管理国家，“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在这里法治国家是一种治国方略，因法律这种“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而在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事务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法治国家在这里更是一种国家类型，即在法治国家“法的统治”是处于国家的统治地位，而不只是国家用法来进行统治，更不能说法只是国家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法治国家既是治国方略又是国家类型，说明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是保护权利。而司法权的本质就是保护权利。在现代法治国家里，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是法治国家必须要达到的基本的法治要求和政治要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法律评价职权就是这项权力的基本体现。

可见法治精神就是与人治精神相对而言的一种社会精神体现。在法治国家实行法的统治时，所映现出来的权利、民主、自由、公正、安全等一系列的观念及其精神特质就是法治精神的体现。而人治精神是指国家权力在运行时所映现出来的专制、独裁、任意等一系列的观念及其精神特质。与人治社会相比，现代法治社会下的法治精神强调政治权力的运作必须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更强调“当权者凭借个人意志滥用权力的各种可能性得到制度性机制安排的强有力的抵制与消解。”

法治精神主要体现在司法过程中。当社会民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尤其是受到当权者的侵害时，司法机关行使法律评价职权就成为化解社会矛盾和平息社会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尊重和保障人权，制止行政权的滥用和维护社会的正义秩序，成为法治中国建设中体现法治精神的核心内容。在法律评价活动中，司法机关如果不能依照法定程序作出权威性裁判，不仅法治精神无法得到体现，更重要的是个体的合法权益将很难得到保障。虽然目前的司法实践比以前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司法腐败、司法权的不独立，以及政法委和行政权的不当干涉等问题依然存在。这就极有可能导致本应当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社会问题，延伸到政治领域成了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这表明，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人治情结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蔓延。那么，如何在以司法为本位的社会治理中彰显法治精神，就成为法治中国建设急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是法治国家应当具备的国家精神，甚至可以说，是法律评价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精神之魂。这是因为法治精神体现在法律评价活动中，就是在与民主、权利、自由、平等、秩序、文明等法治价值相结合的过程中而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特质。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和基本的社会关系只有纳入法治的轨道，在处理各类社会问题时彰显法治精神，社会民众的基本权利和正当利益才能受到法律的保障。在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里，这些法治价值通常体现和落实在公民基本权利和正当利益实现的过程中。而社会民众通常是在对自身基本权利和正当利益的理解过程中，感受着这个社会的民主、自由、平等、秩序与文明等法治价值。

并且对于社会民众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当其权利受到侵害，通过法律评价活动就能使被扭曲的社会关系得以恢复，法治精神就体现在这一过程中；而对于权力机关而言“法无授权则禁止”，这尤其是对以集体为本位的国家而言的。法治精神在中国之所以难以顺利形成，固然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个体权利观念的淡薄和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是不可忽视的主要原因。近年来中国社会的许多典型司法案例证明，法治精神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源于社会民众为争取自身合法权益而不懈斗争的合力。为了使自身权利得以维护而在法律评价活动中不懈斗争的维权者，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法治精神。法治精神也只有通过在社会的维权斗争中得到普遍性的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种治国方略和国家类型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法治精神在法检公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活动中，还表现为一种独立的法律人格。这种独立的法律人格是相对于集权主义的政治统治而言的。萨托利认为，“极权主义是指把整个社会冈禁在国家机器之中，是指对人的非政治生活的无孔不入的政治统治。”法治中国建设就是要改变这种“非政治生活的无孔不入的政治统治”，并用法对社会的治理取而代之。法律因其是明确的、普遍的、稳定的、可事先预见的强制性规范，具有对社会管理的优势。法律评价活动就把具有优势的静态的法，动态地实现在社会各项事务的管理过程中。通过法律评价活动把法律从政治统治工具转变为约束政府权力的利器。

而这一转变意味着司法机关是作为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而存在的国家机器。并且作为法律的代言人，司法机关是作为具有最终裁判权的权力机关而存在的。这种最终裁判权尤其是相对于行政权而言的。所以柏拉图才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法律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在这里法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法治社会允许人们对法律是否合理进行评价。评价法律的目的是通过修改法律，更好地保障社会民众的权益，但绝不允许因评价法律就拒绝服从法律。现存的法律未经修改以前，任何人都有服从的义务。这是法治精神的又一体现。

综上所述，一个法律制度完备的国家未必就是法治国家，只有当国家权力的实际运作内含着法治精神时，才是真正的法治国家。司法机关的法律评价活动是保障国家各项事务正常运作的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道防线。要在法律评价活动中体现法治精神，法院和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就要严格依法行使职权。在法律评价活动中通过彰显法律的权威，在全社会树立法治的信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全社会破除办理任何事情都要讲政治的惯性思维，最后达到能用法治解决的问题，就不能强行用政治解决，这是法治国家中法治精神的重要体现；只有这样法律评价活动中的法治精神才能得以彰显，才能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和国家类型真正落到实处，法律评价也才能回归到法治精神，从而真正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二、人文精神：法律评价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精神基石

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重要目标提出。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提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尊重自然的社会。”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

其表明，第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手段。第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永恒主题，法治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最为重要的途径。第三，诚信友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促进社会诚信友爱，需要法治作为支撑。第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在这里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都应当得到尊重，法治是根本保障。第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安定有序的社会，古今中外的社会建设规律无不证明，法治是安定有序社会的根本保证。第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基础之上，法治是保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途径。

从根本上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为了实现社会民众的切身利益。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决定社会和谐与否的最终因素。只有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和最终标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改革开放以来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受到承认到当今社会加大对个人合法利益的保护力度来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建立在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现实基础之上的。然而，个人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也会导致贫富差距和利益多元，当今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利益严重分化的社会，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解决社会多元利益冲突问题，这就要求有“一种可以主导和控制利益对立关系的力量来推动、维系和保障和谐。这就是法律，且只能是法律。”

这里的法律实际上是指司法机关的法律评价活动。通过法律评价首先可以达成人们之间行为的统一。为了保障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一致性，司法机关以法律评价的形式通过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为个体的行为设置了边界。不管人们在思想上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只要人们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就满足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人们行为之间的和谐的基本要求。更进一步而言，引导人们在思想上认同法律规范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更高要求。这就需要不同的利益主体都能够参与社会行为规范的制定与实施进程。人大代表参与立法活动、举办各类政策措施的听证会、通过法律评价活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等诸多途径都是人们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具体体现。这些参与都要以法律为依据，并在权益受损时最终通过专门的法律评价活动来维权。所以，“法律是一个以多元利益并存为基础的社会调整机制，是市场机制下国家权力调节经济社会的重要形式。只有运用法律手段（主要是法律评价，笔者注），才能够充分保护市场主体追逐自身利益的权利，才能够平衡社会矛盾，也才能够激励市场主体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进而从根本上消灭社会不和谐的根源一贫困。”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其反映在国家层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国家精神在法律领域的集中体现。

进一步而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通过法治维护人的合法权益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充满着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不是人在自身发展的某个阶段形成和发展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就有了人文精神。只要人还存在下去……那么人文精神也就会存在下去。”人文精神在人类历史上曾以各种具体形态表现出来。古希腊的智者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最早对人文精神表述的话语，其以人为中心，用人的眼光来看待万物。所以，从人文精神的本质来看，“人文精神就其核心的内容是人类基于实践活动之上的对生活整体性意义的寻求，在人的活动中始终渗透着人的价值取向和主观性的品格，在与外界对象的关系中始终将对象理解为‘为我关系的性质。”

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对社会民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这些关注从国家精神层面在不同的表述内容中都涉及人文精神。中国的孟子就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古希腊的政治家伯利克里更直接地认为“人是第一重要的”。近代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曾使人文精神大行其道，为资产阶级的蓬勃发展扫清了观念上的障碍。在这里，人文精神就体现为人具有最高价值。所以承认人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人有为自由而奋斗的权利等价值表述正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实质。直到现在我们探讨人文精神，其核心思想亦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是对人文精神的更高概括，因为其是把人文精神建立在人类能意识到自身并回归到自身的一种反思性学说。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人文精神作为人类对自身生命的理解过程，恰恰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过程。所以人文精神就是对人类生活现实的反思精神。这种反思体现着人类对现实的终极关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人文精神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注，不仅是从国家的精神层面而言，更是从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和发展而言。个体的解放、生存和发展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根本保障。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肯定不能是普遍贫穷的社会。邓小平就曾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保障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特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不可能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精神文明极度匮乏的社会。虽然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将作为个体的人逐渐从不尊重个体人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是整个社会却又被道德滑坡和精神迷茫深深困扰着。邓晓芒将其称之为“人文精神的失落”。由此可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同时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的发展，这才是当今社会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是从法治层面对当今社会人文精神的一种回应。法治的出发点、最高目标和最终目的都立足于实现人的权利和利益。这不仅包括从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普法等层面实现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权益，更包括当人的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通过法律评价活动使之得以恢复。于是作为个体的人对法律评价的理解就内化在法律评价对其权力和权益的实现当中。法律评价只有成为维护个体权益的最高力量和最终保障，个体对法律评价的理解才能内化于日常的行为和思考当中。法律评价也才能通过实现作为个体的人的权益而体现出人文精神。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法律评价要回归到人文精神中建设和谐社会，人文精神是法律评价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精神基石。

三、时代精神：法律评价实现反思超越的精神自觉

黑格尔认为，“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反思意味着一种批判。对此黑格尔直截了当地指出：“批判即需要一种普遍意义的反思。”在这里批判主要表现在主体把握没有满足主体需要的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因而主要地赋予客体及其属性以否定性的意义。也就是说，在批判活动中，主体不仅要在揭示主客体之间的否定价值关系中经历着从感性到理性的历程，而且要把所赋予的否定意义本身作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由此就要超越否定意义本身而对其前提进行分析，从而就能揭示作为否定意义前提中的否定性环节。这是作为反思性的批判不同于一般评价的更为深刻的根据。

在哲学意义上，作为反思性的批判是由康德首先提出来的。对于批判，康德说：“我所理解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是就一切可以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追求的知识来说的，因而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进行裁决，对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但这一切都是出自原则。他的批判思想很明确：任何自身一致的形式系统都是不完备的，必须超越系统对其前提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从而进行分析。这样批判总是与辩证法中的否定环节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就曾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作为反思性的批判与辩证的否定相联系，因而批判就在于必须揭示事物内在的否定环节，从而促使事物的发展。

思想总是在不断反思和批判所处时代的精神状况。这种反思即意味着批判，要求直面问题本身，从而才能准确把握时代精神并推动历史前进。首先，当代中国社会彰显出来的主体精神、平等精神、权利精神、民主精神、自由精神等时代精神是“个体自我的主体性”的不断张扬。归根结底，这些时代精神都是国家精神的集中体现。在法治国家，国家精神就聚焦为法治精神。法治不是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工具，而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并且“现代法治的精神，在于对权利的合理确认和对权利的充分保障。”法治以自由、平等和权利等价值为本位，使得人民与法律之间形成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与统一协调的关系，从而使人的主体性在法治国家得以保障。其次时代精神能够反映法治中国建设的历史趋势。近代中国之所以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近代中国没有跟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潮流。在有志之士反思中国落后的同时，近代中国社会开始向现代化转型。其实质是融人体现时代精神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主流中。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通过扬弃旧原则而带来历史新的冲动的“一个新的原则，一个新的民族精神。”通过译介西方法学著作、深入研究西方法律思想等多种途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看到了西方的法治文明和改革中国传统法制的路径，为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寻找到了适合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当今中国正在迎接法治时代的到来。法治时代通过实现社会民众的权益，来体现与法治中国建设和现代化国家相一致的时代精神。这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深刻认识和反思时代精神，在我国当前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性阶段，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和达成的一个基本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