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平民化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
[摘要]本文从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入手，通过对民本思想发展的分析，从大众文化、政治民主、媒介市场、观众需求、电视本体等五个方面对中国电视形成平民化趋势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得出了中国电视必须走平民化发展道路的结论。
[关键词]中国电视 历史语境 文化语境 电视平民化
中国电视的发展历程和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平民化”进程的深入，电视的平民化越来越明显和全面。当前的中国电视一方面作为政府的喉舌机关，受到上层政治力量的制约：另一方面，随着电视台性质的改变，电视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市场规律也决定着中国电视的发展走向。巧的是，政治力量和市场规律同时做出了一致的选择——平民化。同时，电视平民化的形成和中国民本思想发展的历史语境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电视平民化形成的历史语境——民本思想溯源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的“民本思想”就开始萌发，《诗经》“十五国风”部分里那众多直抒胸臆、敢爱敢恨的朴素词句正是反映了那个时代里人民日常生活中真实的生命冲动和理想追求。而后诸子百家争鸣不已，各彰其说，异彩纷呈，个性张扬可谓到了极致，从孔子到孟子，先儒的民本思想由尊重民众的利益层次上升到尊重民众意识的层次，并从中引申出原始的民主精神。到了明代，王阳明认为“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传习录拾遗》)，这是对商人日渐提高的社会伦理地位的肯定。王阳明对平民地位的肯定，尽管其本身目的在于使下层平民接受正统道德教化，但客观上却为先儒民本思想的复活及其向近代性的平民意识转换提供了方法与可能。近代性的平民意识主要体现在泰州学派的学说。最鲜明的表达，便是王艮所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他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是异端。”(《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所谓“百姓日用”，即指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以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为最高道德本体，空前地突出了其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价值，明确了平民生活作为一种本体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从而成为先儒的民本思想向近代性平民意识转换的标志。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和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淡化了封建意识，使平民意识得到了新的发展，文艺作品中涌现出大量表现平民形象、平民生活的作品。如鲁迅笔下的润土，祥林嫂，阿Q等形象和以鲁迅故乡绍兴为蓝本的乡土生活。鲁迅先生对阿Q“怒其争，哀其不幸”的态度表达了一个清醒者对当时的平民阶层的关注和呐喊。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类似西方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那么当前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而形成的对个体的充分尊重和个性张扬的社会潮流又或可称之为“中国式的新古典主义”，它成为平民意识在中国社会得以全面普及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民本思想发展这一历史基础，电视的平民化进程可能根本无法开始，或者进程将会极其缓慢。
二、电视平民化形成的文化语境
(一)电视平民化——大众文化主流地位的确立
中国电视的平民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中国的社会文化形态来看，虽然中国由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传统和西方的差异，使得中国社会的大众文化进程有异于西方社会，但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在中国自身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随着现时代科技高速发展、经济迅猛增长、政治相对松绑，以大众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形态已经形成。
中国大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80年代后的二十多年进行，电视在中国实质性的发展也在这一时期，时间虽然不长，然而这二十多年正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期，不管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科技、教育、思想意识领域都打上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历史烙印。
大众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大众控制了意识形态，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无疑也会受到观众的制约，因为电视观众正是数量上和视觉上的社会大众。作为广告产品的消费者，他们决定收视率的高低，由此也决定了电视台的广告收入。中国的电视观众有10亿之众，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观众群，也是世界市场中，最大的消费市场。他们是平均化的人群，具有数量上的支配权，而少数有特殊资格的人和特别趣味的人，是被驱逐的边缘人，电视是提供给绝大多数的平均人消费娱乐的。
借用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的观点“大众文化从根本上说具有娱乐文化性质，就是要使人们获得感性愉悦。但这种娱乐特征在不同作品中有不同表现，呈现为高低不同的价值品级。成功的大众文化作品应当不仅能使公众获得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愉悦，而且能在审美愉悦中被陶冶和提升，享受人生与世界的自由并洞悉其微妙的深层意蕴。而那种只满足于产生感官快适、刺激或沉溺的作品显然是平庸或庸俗的。同样，那种不要娱乐而只要直接的功利满足的作品，也必然是平庸或庸俗的。所以，大众文化诚然离不开直接的娱乐性，但仅有娱乐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娱乐只有当其与文化中某些更根本而深层的东西融合起来时，才富有价值”。把娱乐性和对人的关注很好的结合起来的平民化电视必将受到观众的青睐，平民化的电视是大众化的一种高级形态，能同时满足观众的两种选择，两种需求。各国的电视工作者在多年的实践中发现，观众的需求具有极其复杂的形态。观众一方面受价值观、道德意识、教育约束的会形成的一种“预期选择”，这一选择指向的是选择者理念上认为应该如何。但在实践中，大多数人却会违背自己的理念，做出一些受本性支配的“实际选择”。受众这两种选择的差异由于电视媒介在高度社会化的同时又高度家庭化而显得特别突出。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每一个较有影响的节目都能成为公众的热门话题。这种境况使得趋同性很强的现代公众很容易根据一些抽象的评判标准而不是自己的实际爱好，做出对某一个某一类节目的统一评价。在这点上“大众是平均的人”的特性显得尤为明显。但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家庭中收看电视基本上是与外界无关的个人行为，每个人尽可以放纵自己做出最本能的选择。对于观众这种“预期选择”和“实际选择”上的差异，电视工作者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平民化正是这两种选择间的一个平衡点，因此将成为中国电视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电视平民化——政治民主发展的体现
中国电视的平民化不仅是电视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政治改革的需求。平民化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坚持使用的一种话语和逻辑，近二十年来，平民化这种社会文化语境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电视来构建和强化的。在平民主义的话语中，人民群众被赋予了决定改革的关键地位。平民化联系着启蒙的诉求，后者在这里与其说是文化精英的要求，不如说是官方意识形态的需求。在央视组织编写的有“史传”性质的“跨世纪丛书”中写到：“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之
一在于，电视传播同样应当将人民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电视传播必须牢固地树立群体观点，始终不渝地洋溢着一种平民情结”，“重要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人民群众的要求要有地方提，委屈要有地方说”。这些说法给电视的发展树立了政治风向标。政府的思想导向则是树立这一风向标的基础。
首先，“三个代表”为“受众本位”奠定了理论基础。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讲到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强调“人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讲到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不断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及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而一切优秀的、先进的文化，都是56个民族的人民历5000年共同创造和传承的。江泽民同志还讲到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更是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自己的私利。所以说，“三个代表”体现了人本位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的精炼和概括。在传统领域里，就是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积极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全心全意为受众服务，始终维护受众的根本利益，这一切都体现着“受众本位”的思想。
其次，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新闻宣传工作应该坚持“三贴近”的原则。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总结经验，深化改革，在‘三贴近’上取得新进展”。温家宝同志提出，电视镜头要更多地对准群众，电视报道要更多地反映广大群众的意愿。李长春同志提出，要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入手，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刘云山同志强调唱响主旋律，落实“三贴近”。这是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中，中央领导同志对新闻宣传战线提出的新要求。
从“三贴近”入手，加强和改进新闻报道工作，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新闻宣传工作的必然要求。按照李长春同志对“三贴近”内涵所作的概括，贴近实际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贴近生活就是深入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贴近群众就是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三个“贴近”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贴近实际的本质和核心当然是密切联系群众;人民群众是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及日常生活的主体，贴近生活的本质和核心同样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抓住了密切联系群众这个关键环节，就抓住了“三贴近”的本质和核心。
电视媒体不仅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宣传工具，而且也是为大众提供信息与娱乐服务的供应商。由上层制作的电视节目又必须同时得到下层的认同、信任和接受其宣传目的才有可能实现。电视观念形态的变化和中央政府的明确意识指向相关，这包括关于贯彻关注百姓生活为第一位要求，关于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文化和公共生存文化环境的倡导，关于文化产业作为重要发展任务等等一系列政策指向。电视观念的相当程度变化和形态转化的终极背景，不能不说和上述大的政治观念跃进相关。
三、电视平民化——媒介市场化的价值取向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进入市场领域的电视必然也要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电视平民化是中国媒介市场化后的必然价值取向。
1、电视的市场化变革
电视节目的主要制作单位——电视台从政府拨款的事业单位变成了自负盈亏的媒介产业实体。电视节目从政治宣传品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商品，电视台的职能也就从完成政治宣传向创造经济价值转变。原来不管节目是否有人看，国家都会为节目买单。进入了市场领域的电视节目不再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必须遵守市场的规律。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只有当商品的使用价值被认可，它的交换价值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目前的电视基本属于免费向观众提供的模式，象征性收取的有线电视费主要用于设备的维护，绝对无法支付庞大的制作费用，电视台的赢利主要来自于广告收入。电视节目的直接消费者是观众，而电视节目的购买者是广告商，广告商购买节目，然后把广告和节目捆绑在一起呈现给观众，观众在观看节目的同时观看了广告，因此，收视率就成为决定广告价格的主要指标。随着电视台运作的市场化特别是节目制作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电视节目的好坏标准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由纯粹的政治标准向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的市场标准过渡，观众的认可程度将成为检验节目与频道质量高低的唯一标准。作为判别节目价值和市场价格的度量衡，电视观众收视率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众多频道与节目的激烈竞争，必将加快电视媒体的市场化趋势。电视台的生存与发展将取决于其在市场竞争中的位置。当前，电视的收视人群主要以平民阶层为主，根据2001年中国电视收视市场的调查统计，在收视人口中，主要以学生、无业人员以及工人和从事农牧业的人群为主，从教育程度来看，初高中文化层次的观众合计达58 2%。这些观众群体，从社会的结构划分，无疑都属于平民阶层。他们收入有限，但有较多的时间，因此，收费低廉的电视就成为他们娱乐的主要手段。电视要赢利，就必须争取到这部分观众，要争取这部分观众根本的办法就是把节目办成符合他们收看习惯和喜好的模式。以平民阶层为主的观众，认可的必然是平民化的节目——能让他们产生认同感和亲切感的节目。“平民化”与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电视台能否在竞争中生存的一个关键因素。
2、媒体间的竞争日益激烈
中国电视的平民化不仅是电视业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媒介竞争日益激烈的结果。随着各类媒介的不断扩张，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加，平民对信息接受的选择权力也随之大大增加了。我们知道大众传播的一大特征就是选择性接受，在信息封闭的过去，信息是一种稀缺资源，受众会不加选择地接受一切能接受到的信息。就像一个吃不饱的人，只要是能吃的食物就会咽下去。而今天，是一个信息爆炸、信息膨胀的时代。大量信息充斥在人们周围，普通受众也就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他们有自主选择，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外界信息的能力。媒介之间的竞争也就越演越烈，争取了受众就意味着能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能在媒介产业盈利的大蛋糕上取得更大的份额。电视从90年代开始体制改革后，从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逐渐向自负盈亏的广电产业集团发展，不管是否愿意，电视进入了媒介竞争的洪流。目前，电视在这场媒介大赛中的竞争主要有四个层次：第一、和其他媒体的竞争;第二、电视之间的竞争;第三、WTO之后和国际电视巨头的竞争;第四、来自DV的竞争。
日益激烈的媒介竞争是中国电视做出平民化选择的一个动因，随着平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对自身关注的加强，“平民化”成为电视的支配性范式，支配性范式虽然不可能取代所有的范式“在各种艺术中，支配性的范式也许会制服各重要的派别(如印象派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西方绘画界)，却没有在一给定的领域把自己的特点刻写大部分作品上去”，在此领域任何时候都可以看到几个互相竞争的范式为争夺支配权而斗争。虽然“平民化”这一支配性范式不可能完全取代其他范式，但作为已经取得支配性地位的范式，电视作品必须符合它的规则才易于面世并获得观众的认可。而且，电视和传统的艺术不同，具有后现代艺术“工业化生产，大量复制”的特征，一种支配性范式的地位一旦确立，其影响要比传统艺术的某种支配性范式大得多。因此，电视节目的表现形态必须进入“平民化”这一支配范式，才有在竞争中获胜的可能。
四、电视平民化——观众需求的体现：
前文提及电视要赢利，要在媒介竞争中获胜必须首先赢得观众，要研究观众的喜好，那么，观众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平等和对话。从接受美学和对话理论的角度来看，电视必须实现“平民化”，电视的“平民化”是建立在电视节目的制作者和观众之间平等的基础上的。接受美学确立了接受者的中心地位。未被阅读或观看的文本仅仅是“可能的存在”，只有在阅读或观看过程中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接受美学对电视节目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以观众为中心，把观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因此，在节目中要注意敞开性，留下空间，不做任何的评价，不断开拓，让观众参与，进行平等交流对话。理解是一种对话模式，对话是“我与他”的关系，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因此电视要消减和观众之间的距离，形成平等的对话关系，把大众传播变成人际传播。
对话之所以能进行基于这样几个条件：首先是平等，不存在任何人的特权和优势;其次是可互换性，言者和闻者的角色是不断地互换的。也就是哈马贝斯所说的“完全的对称”。对话对人的生存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巴赫金认为，在社会中存在的人，总是处于和他人的相互关系之中，不存在绝对的真理拥有者，也不存在任何垄断话语的特权者，自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便构成了我们真正的生命存在。他指出“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接受美学和对话理论确立了观众的中心地位，反映出观众的对话需求。这就要求电视传播从原来的垂直方式变为平行交流的模式，确立电视和观众“我与你”的平等对话关系。电视在选材上要以平民化的视角深入群众生活，与观众进行沟通、理解。电视语言要平民化、生活化，让观众觉得亲切，易于接受。
五、电视平民化——电视本质特性的体现
电视是一种最为普及的大众媒介，具有深厚的大众基础。电视从一诞生就是属于平民大众的。首先，电视是跨越时空，无限发行的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电视用光波进行信号的传输，其传播速度是30万公里每秒，也就是说一秒针可以绕地球七圈半，对于地球人而言，电视信号从一点到另一点的传输时间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结合卫星通讯技术，电视在地球上的传播跨越了时空的限制，从理论上讲，电视是无限发行的媒介，没有哪一种媒介有电视这样广泛的受众群体。曲高和寡，电视面对的是大多数人，必然要考虑大多数人的收看利益，少数边缘人的喜好必然是不被考虑和重视的。
其次，电视是进入门槛最低的媒介。电视用声画结合的具体直观的影像语言进行信息的传递，是一种不需要经过学习就能接受的媒介。电视是对客观现实的记录和再现，一目了然。只要是拥有正常的视觉和听觉的人就能看电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电视观众中低文化层次的群体占据了大多数。不但是进入电视的文化门槛低，接受电视的经济门槛也是很低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视机的造价越来越低廉，售价也越来越低，花很少的代价就能拥有电视机。在中国，收看电视的费用也只占收入的很低比例，可以说，几乎人人都有条件看电视。当然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精英们也可以看电视，只是他们有比看电视更多更好的选择，看电视的，目前还是那些处于平民阶层，没有什么特殊权利的普通大众。看电视是他们最好的娱乐，他们是电视的忠实观众。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是电视本体的，中国电视都必须走平民化的发展道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综合因素自然选择的结果。中国电视日益平民化的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苗栎 范钟离.电视文化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出版.
[2]陈墨.影视文化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出版.
[3]安德鲁.古德温、加里.惠内尔编著 魏礼庆、王丽丽 翻译.电视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出版.
[4]钟艺兵、黄望南编.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5]张凤铸等.影视艺术新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出版.
网站：
[6]文化研究网：www.culturestuides.com
[7]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网站
作者简介：李琳，女，浙江传媒学院影视制作系。职称：讲师，学位：浙江大学新闻学硕士。
作者：李 琳
[摘要]文章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对中医诊疗观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入手，认为儒《易》一家，医《易》同源，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之代表，几千年来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儒学在经历了经学、理学等重要时期的思想演变后，影响了中医诊疗观的变化与发展，也同时影响了中医学从业人员的结构。给中医诊疗遗留下了深刻的思想烙印。尤其是宋以后儒家分野，造成了金元时期中医诊疗观的分化，对当今中医学诊疗观念仍然有着极其巨大的影响。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还需要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西化中医”的研究是不可能发展中医的，必须进行方法论及诊疗观的变革。中医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占据一定的医疗市场，把持和定位好独特的诊疗观，真正凸显出特色优势和临床疗效。
[关键词]中华文明;儒家文化;中医诊疗观;形成;发展
[作者简介]唐乾利，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教授、主任医师，供职于广西中医学院;陈小平，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覃文玺，广西中医学院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何清湖(本文通讯作者)，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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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从巫医一体的理论体系中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也同时直接指导着中医诊疗观的建立。在统治者推崇儒家文化的年代里，随其重点的变化，中医的诊疗观或多或少的发生了演变，本文就其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作一初探，并就中医学发展思路作一些初步思考，以期抛砖引玉。
一、原始儒学时期
先秦时期是以孔孟为主的原始儒学时期。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其中对周易的整理对后世儒家学者的影响极其深远。儒家与易学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儒家是以《易经》为宗典、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思想学术派别。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成熟的标志，其成书时间与孔子的年代相差不远，作为医学理论的文字表述，其中的阴阳五行理念并非来自于儒家思想，相比之下，与阴阳家的理念更加接近，可惜阴阳家的典籍已全部失传，无从考证。这些理念直接构筑着传统中医的阴阳五行诊疗观念，故在先秦时期，儒家对中医诊疗观的影响并不非常明显。
二、经学时期
(一)汉儒经学的建立及其主要思想
汉以后，依靠秦时耆老耳传重写经书。汉武帝即位后，采纳了当时儒家董仲舒的意见，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变博士原有制度，增设弟子员，有五经博士之说，凡不尊六艺、习孔子之术者悉去之，从此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也是士子必读的经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重于在经典的字词句中探求微言大义，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
汉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著书十余万字，奠定了经学在中国2000年历史上作为主流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核心的地位。其主要哲学思想既承传了汉以前儒家的重视生命、以人为本的益生主题思想，又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农等各家学说，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董仲舒比较系统地发展和糅合了先秦儒家的“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中和”平衡思想和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这些思想不仅渗透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实践。使天人之学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功能。而且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儒学与中医阴阳观念的差别及儒医形成的基础
董仲舒整理的阴阳学说主要来自于《易经》，易经的阴阳主要以二的倍数增长，以一分为二为主体。《易经·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道明了天地阴阳变化之理，但是《易经》的阴阳与《黄帝内经》里的阴阳并不完全一样。
《黄帝内经·阴阳离合论》：“黄帝问日：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今三阴三阳不应阴阳，其故何也?岐伯对日：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可以看到，在中医诊疗体系中，阴阳的三阴三阳理论是非常独到的创造，不与其他体系雷同，这在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所用的主要辨证论治体系就是三阴三阳体系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按照《易经》阴阳分法固然合于天道，但是因为取类的不同，对三阴三阳的诊疗观还是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医的诊疗观开始出现了分歧。
由于儒家官学地位的确立，对于医疗体系乃至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医疗队伍的组成结构也造成了新的变化，给后世一种医疗群体——儒医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儒医这个群体是最终导致中医学诊疗观分裂的重要人群。汉以后的执业中医的人群结构数据表明，两汉至唐代52位著名医家中，儒者多见。
(三)经学后遗症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学说、祥瑞灾异说后来演变成为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应该是董仲舒始料未及的。由于其理论中提供了谶纬之术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对政治措施的影响方式上，逐渐与谶纬神学合汇，尤其是王莽与刘秀在夺取政权之际公开利用，将若干谶语编为官书明白昭告;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又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定为功令的必读书，“言五经者，皆凭谶纬说”。儒生为了利禄都兼习谶纬，称“七经纬”为“内学”，而原来的经书反称为“外学”。使得谶纬的地位实际上凌驾于经书之上，从而让谶纬之术发达起来。
谶纬的兴盛对中医诊疗观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本来《黄帝内经》理论体系构建的传统中医诊疗观已经脱离了传统巫术鬼神占卜的概念，谶纬的兴起直接通过官方把这些理念重新打回到中医的诊疗观中。这在后来的很多医书记述中可以得到证明，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到孙恩邈的《千金方》里都有很多谶纬术的记载。
延至东汉末年，人们得病不是先找医生，而是找巫师，谶纬学泛滥极其严重。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记载当时的人：“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张仲景对此情况痛心疾首，撰著《伤寒杂病论》正本清源，奠定构造了正统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使中医的诊疗观在文字上规范下来，让中医学独立于谶纬学之外，并显现出不可比拟的临床效果，这是张仲景至今仍被尊为“医圣”的原因。
谶纬之学虽经魏晋以后屡被禁止，但仍然在民间流传，明清时期还有很多医书存在着这些记述。只是到了“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兴起，传
统学术退位，谶纬之学才开始真正敛藏起来。
三、理学时期
(一)儒学思想的分野
宋以后。以五经为主干的章句训经学因自身僵化而陷入绝境，熙宁变法失败后社会矛盾激化，佛学南禅宗改革运动的思想浪潮冲击，使得教条经学的专治局面开始发生振荡。疑经之风逐渐兴盛，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儒家文化随之发展成为一种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思想。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走向政治哲学化，为统治者提供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以适应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的学说，也因此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儒学这时主要分化出两支，一支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程朱理学坚持“性即理”的根本观念，主张“宇宙之间，一理而已”，以“理”为本体、以“穷理尽性”为方法。朱熹则是儒家理学集大成者，其所著的《四书集注》也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科举考试的教材。另一支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陆王心学则坚持“心即理”，主张心外无物，是以“心”为本体、以“发明本心”或“致良知”为方法。《四库全书简明录》记载：“朱子无极之辨，陆九渊攻于前，格物之说，王守仁轧之于后，诸儒各争门户，垂数百年。”
儒学的内部争端体现出明显的思辨性，引经据典皆为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不固守经文本义，这些思想上的变动对中医学的诊疗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中医诊疗观上的分裂，形成中医的学术分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小叙》：“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不仅概括儒与医各自学派分立时间，也暗指了儒之门户分于宋，与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二)儒医大量产生。改变了原有的医疗队伍结构
宋朝时候，国家对医学非常关注，不仅帝王本身熟悉医学，而且还不断下诏书指导全国的医事活动。《宋会要辑稿·崇儒》：“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甚大惠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儒医在官方的提倡下正式形成潮流，不少士大夫亲自整理收集验方、家藏方，如陆游的《集验方》、苏轼和沈括的《苏沈良方》、司马光的《医问》，高若讷的《素问误文阙义》及《伤寒类要》等书。名儒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名言对此更是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促使大批儒生加入到医学领域之中。由于儒医本身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在中医群体中占比例增大后，其学术观点直接影响到中医学界的观点，中医诊疗观的蜕变亦因此而生。
(三)金元四大家的产生标志着传统医学诊疗观的分化
金元时候。中医的诊疗观开始出现明显的分野，出现了“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震亨，他们对《黄帝内经》各执一义，先是河间学派刘完素以“火热论”病机创立了“寒凉派”：张从正师刘完素发展出“以血气流通为贵”的“攻下派”，李东垣尤其重视脾胃成“补土派”;朱震亨倡导“阳有余阴不足”建“滋阴派”。4人中至少有3人和儒家扯得上关系。张从正著书叫《儒门事亲》，李东垣曾从师于当时名儒翰林学士王若虚、冯叔献，朱震亨则是师从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学儒门理学，其书《格致余论》亦含有“格物致知”之意。他们都反对“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这些都是受宋儒疑经和部分理学思想影响而生的。由此可知，中医诊疗观的分野与宋朝儒学的门户分别有直接的相关性。
(四)理学后遗症
随着儒家理学的“穷理”深入，逐渐出现了空谈理论，不尚实际的风气，这也对中医诊疗也影响很大。到了现在，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社会大生产分工的深化，出现了只谈理论不会临床的中医理论家，也许或多或少的还是和理学的遗风有一点关系的。
心学的修习方法必须是德才兼备。智慧过人者方能成功。其发展到最后竟然成了“小人无忌惮”，尤其是把“医者意也”发挥到极致之时，其流弊更是直接导致了诊疗的随意性，没有规范。没有章法，诊断上没有精准的判定，疗效上没有确切的估计，中医至此便逐渐衰弱，使西医学乘虚而入占据了主流医学地位。
四、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长期占据官方的统治地位，对中医的诊疗观念有着极深的影响。儒学的几个重要时期的思想演变造成了中医诊疗观的变化，尤其是宋以后儒家分野，造成金元时期中医诊疗观的分野。但最终医学仍是医学，既不是哲学也不全是文化。中医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在儒家文化的变化中伴生发展的一门经验实用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唯一检验医学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就是临床疗效，不论诊疗观如何发展变化，能指导临床治愈疾病的理论才是唯一正确的理论。
中医独特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其独特的学科属性。中医学对人体本身和人体科学本身以及防病治病都具有独特和卓越的见解，是一门符合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医学科学。没有古代的中国哲学，就没有现有形态的中医学理论;没有儒家文化，就没有不断发展的中医诊疗观。可以说，中医学是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在儒家文化影响下，通过历代医家长期的医疗实践与不断的积累，反复总结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医学科学。中医既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哲学和文化的范畴。因此，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还需要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审视和研究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必须进行方法论及诊疗观的变革。
由于儒家文化占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毫无疑问儒家文化影响着中医学的发展，而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属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范畴，又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即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来建构理论体系。并建立了中医学的元气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等，并使之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中国传统自然观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万物始基的元气本体论;另一方面则是宇宙形式的天人合一论。正是这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元气本体论和天人合一论，才使中医学形成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方式和理法方药的独特体系，尤其在中医诊治方法上，也无不富有传统自然观的特质。元气论以及阴阳学说等哲学思想给予了中医发展强大的指导武器。在这种思潮下，中医学形成了一套整体的理论体系，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宇宙息息相关，人体无时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儒家文化作为神州大地普世纲统的传统文化，诚然对中医诊疗观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东西南北各地域独特的气候、人文、民俗……等等均形成各不相同的文化差异，亦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医学的发展，从而形成诸多医学流派。如马王堆文化及楚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湖湘中医文化，以“医德为先，心忧天下”、“思变求新，敢为人先”、“执中致和，道法自然”、“兼容并举，中西汇通”为其精神特质。诸如此类有明显地域特征的传统文化也一直影响着中医学的发展。
当今社会，西方思潮的涌入，现代医学成为了主流，千奇百怪的疾病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出现或被发现，中医不仅仅需要处理原有已知的疾病，还需要应对一些现代医学发现和发明且尚未找到治疗方法的疾病。因此，中医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和挑战，必须变革方法论及诊疗观。但“西化中医”的研究是不可能发展中医的。研究事物不能脱离它产生时的思维模式，中医学的发展有两个不能脱离：既不能脱离中医学自身的方法论。也不能脱离研究所处时代的新事物。而应立足本土传统，追求传承创新，沟通中外今古，这就需要不断反思与超越彻。如何在主流医学留下的空间中占据中医自己的市场，中医如何把持和定位好独特的诊疗观，让现代科学技术为中医诊疗服务，真正凸显中出特色优势和临床疗效，成为当代中医必须深入研究的课题。
[责任编辑：舒生]
作者：唐乾利 陈小平 覃文玺 何清湖
摘 要：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国传统的时间文化、空间文化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对传统建筑环境观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人与建筑、自然三者之间关系的处理上，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及观点。它们之间合理、科学的联系就有着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如下：对于中国现代建筑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对现代中国城市规划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发展与繁荣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关键词：建筑环境观;堪舆学;时空;社会意识形态
建筑环境观就是人类对其生活环境以及人与建筑周边环境及建筑本身相互关系的基本认识，它体现了人类对生活环境的态度并制约着人类在建造建筑的行为。它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知识基础之上，因此随着社会与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一、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的发展概况
中国传统的建筑环境观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历程。从上古时代就出现了相关的相地知识，这些知识是建筑环境观产生的前提。在远古时代，为了生存，古人就已学会“择地而居”，比如选择干燥、通风采光比较好的洞穴。这可以看作是一种选择有利生存环境的本能反应。先秦时期就有了相地活动，此时的盘庚、公刘、周公等人就有了实际的相地行为，但并没有系统的评价指导思想。
秦汉时期，阴阳、五行、八卦等概念及其简单理论已经出现，关于建筑环境观的堪舆术逐步开始成形。这一时期的著作《堪舆金匮》和《宫宅地形》成为传统建筑环境观的奠基之作。魏晋时期，建筑环境观念慢慢形成了理论体系，并产生了像管辂、郭璞等堪舆宗师，他们将相关的建筑环境观念运用到相宅相地的实践活动中。这一时期，郭璞所著的《葬书》成为堪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开创了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的新局面。自此以后，以堪舆学说为基石的建筑环境观开始了广泛的传播，并流行于建筑活动中。
到了隋唐两朝，相关的建筑环境学说有了新的发展，并出现了《相地要录》、《宅经》、《五行大义》等理论学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朝，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各种学术广泛兴起。在此期间，建筑活动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葬书》的流行以及罗盘的广泛使用;浮屠泓、杨筠松、丘延翰、曾文遄等一大批堪舆大师也进行了频繁的实践活动，丰富了堪舆学的理论体系。但是，随着堪舆学的发展，一些封建迷信思想和活动纳入其中，到了五代十国，原本的堪舆术蒙上了许多迷信色彩，这也使得后世对堪舆学的科学性和迷信成分真假莫辨。两宋时期，堪舆活动颇为盛行，出现了许多名师和著作。堪舆大师如赖文俊、傅伯通、张鬼灵、蔡元定撰写了一批堪舆文献。
明清时期，堪舆学的发展到了一个鼎盛局面。堪舆学出现了一个重要支脉——玄空学。这一学派产生了两个巨匠，一位是明末清初的蒋大鸿，当时被称为“地仙”，著有《地理辨证》。而真正将玄空堪舆学传之于世的是清朝的沈竹，他的后人及弟子根据其理论编有《沈氏玄空学》及《宅运新案》，这两部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这一时期，关于堪舆学的“理气法”与“形势法”两个学派出现了学术争论，甚至是相互对抗。明清之后，一些堪舆学家开始主张将二者合用，从而完善了堪舆学的内容和理论。此时的名作有《阳宅指南》、《相地指迷》、《水龙经》等。玄空学派于乾隆、嘉庆年间比较盛行，其内部又分成了众多分支，而各分支都自视其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玄空学”。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科学的引入，人们开始用西方的科学观来审视中国的堪舆术，堪舆学发展中的各种弊端及堪舆理论中的许多不够严谨乃至迷信的部分渐渐被暴露出来，中国传统形成的建筑环境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判。
二、影响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时间因素
时间观是关于时间的根本观点。它是哲学世界观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的历法、民俗、节日文化体现了浓厚的时间文化意识，如“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又如先入为主、长幼有序的民俗习惯和思维方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在对四季寒暑等时间的运行规律的经验总结，中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时间观念体系。这一时间规律运用于社会的各种生活当中，包括农耕、婚嫁、营造、出行、迁徙等等。一个经验丰富的农民可以依据当时当地的气候走势，预测谷种、家禽、家畜的生长趋势和产量，既然植物和动物都可以预测其命运，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命运也是可以预测的。中国传统把这种关于人的预测学称为“命理学”，并且形成了相应的预测理论。主要的著作有《滴天髓》、《穷通宝鉴》、《子平真诠》、《渊海子平》、《千里命稿》等。
在中国传统命理学认为，人所出生的时间“八字”，包含了人的各种命运的信息。八字中每一个字都有相对应的天干地支，其所代表的五行就是人的各种信息的载体，五行有其运动规律，并且按照一定的推理方法就能破译人的命运发展趋势。中国传统文化把这种关于人的发展趋势跟建筑方位相结合，人与建筑空间之间存在着一种关于时间的发展趋势和运动规律。
(二)空间因素
中国人在长期的生活历程中，产生了“天人合一”、“中庸”等思想，并且产生和发展了关于空间规律的理论，诸如阴阳学说、五行观念、八卦与方位理论等。这种传统文化观念反映在建筑上即强调人与建筑、建筑与自然环境彼此之间的和谐协调。中国传统的建筑环境观——堪舆学对传统建筑的影响甚大，甚至堪舆学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建筑的营造理论基石。堪是天，舆是地，堪舆俗称风水，又称为形法、卜宅、相宅、青乌、青囊等。根据堪舆学的相关著述及其实践，古代的堪舆学即是通过考察天文地理，主要是地质、地文、水文、气候、风向、日照、植被等生态环境及自然景观的构成，然后选择适合的地方进行规划建造使与之自然生态环境及景观有机协调。
传统建筑环境观主要体现在建筑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处理上。外部环境的有机协调主要是建筑与自然环境包括景观、地形的相融相合。内部环境的和谐主要指的是建筑的背向和建筑内部方位的合理布局。比如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天上星象被分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东西南北四宫，中心即为中宫。传统建筑环境观在建筑及建筑规划布局上也力求遵循这一原则，即是以建筑为中宫，建筑前方为朱雀，后为玄武，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并且各宫的物象也有相应的规定，比如青龙须高白虎须长。
传统的建筑文化中，往往把建筑比拟为人，并且用人体及其五脏六腑来形容建筑的形态、空间布局。正如《黄帝宅经》所载：“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是如斯，是事俨雅，乃为上吉。”任何生命与自然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也摆脱不了自然界变化对其的影响。《黄帝宅经》又载：“夫宅者，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博物明贤者未能悟斯道也”。“宅是外物，方圆由人、有可为之理。”“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则家代昌吉”“人因宅而立、宅固人得存，人宅相扶，道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这种把住宅人性化的看法，说明住宅对于人是很重要的。建筑的空间布局如果合理，符合天地客观规律，才能够产生吉祥的发展趋势。
(三)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中国从东周到宋元明清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长期处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下的王权政治。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使得建筑缺少变革的动力，因而形成相对统一的程式和规范。
《周礼》记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在传统建筑环境观中，建筑中方位的布局极其重要，甚至是统治者关心的内容。重要建筑方位的偏正与否，看作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建筑方位的确立关系到各种日常事务的运作，比如君臣、父子之别。“设官分职”国家才能有次序，达到以礼治国，人民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的目的。
中国这种传统的建筑思想、建筑形制亦深深地影响着各种建筑活动，无论是都城、村镇、聚落、宫宅、园林、寺观、陵墓，以至道路、桥梁等等。一个村落往往是以祠堂为中心而展开，一座民宅以厅堂为中心而布置，从而形成有序的、等级分明的建筑形态。
中国传统建筑有着辉煌灿烂的往昔，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建筑环境观，并且产生了许多优秀而深具韵味的作品和文化遗产。然而近代以来，在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中，它前进的脚步停滞了下来。在当今社会，面对潮水般涌入的西方形形色色的建筑思潮和主义，中国建筑文化应以更广博、更开阔的视角审视自身的发展，继承中国传统的优秀建筑文化，正确地阐释优秀的传统建筑环境观，在阐释中寻找其合理内核，在阐释中寻求创新建立我们自己的适合时代发展的建筑环境观，能与现代科学技术相契合的中国建筑体系。
三、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的意义
(一)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研究对于中国现代建筑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现代建筑体系及其建筑环境观确实有其先进的一面，但笔者看来，这种对西方建筑观的“中国建造”表明的是西方人文化属性的建筑产品。而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却是真正寻求一种适合本土的建筑文化根源。
(二)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研究对于现代中国城市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现代城市的规划设计理论几乎都是承袭了近代西方的理论体系，我们在看到西方建筑思想带来的城市化巨大成果的同时，也应看到现代的城市规划建筑环境设计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诸如现代城市模式导致千城一面，城市村镇失去了原有的有机形态，现代化居住小区出现了冷漠的邻里关系等等。因此，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研究对于现代中国城市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研究有利于发展与繁荣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八卦理论、儒家思想、道家学派、佛教文化、天文学等为经典的相关学科，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的文化观，成为一种具有约束力和渗透力的规范，比如《考工记》的营城制度、皇宫及居住建筑的规划布局等等。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历史进程中，传统城市规划和建筑营造都受到传统文化的的影响，中国传统建筑经历了一个封闭而稳定的发展过程，并且自成体系。这种建筑体系是根植于我们自己土壤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2]陈志华.外国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3]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4]王玉德.中华生活经典：宅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李少君.图解黄帝宅经[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唐]杨筠松.八宅明镜[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7][晋]郭璞.图解葬书[M].北京：华龄出版社，2010.
[8]李定信.四库全书堪舆类典籍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作者：卢金明 李俊宏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组织文化，是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在企业的影射、积淀与发展。我国的企业文化萌芽于春秋时期以儒商文化为主的商业理论，历经唐、宋、元、明、清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我国近代的民族工业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中迅速发展，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古代商业文化理论的形成
我国工商业的形成起源于夏商。当时以官办官营为主的工商会官促进了西周商业活动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不杂于商”的状况出现了重大改变，士人遵循孔子“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的训导，“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爱财而取之有道”，经商多以礼义为行动规范，在礼义的基础上求利而不贪夺。其时，管仲“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成就了万世霸业;范蠡，“经营农盐，雄霸商海”，成为世代商人效法的商圣;政客吕不韦善用“奇货可居”术，做成了天下最大的一笔买卖，他不仅自己当了宰相，还使自己的儿子嬴政坐上秦王的宝座，成为中国的始皇帝。在商业活动中，孔子之后，孟子周游列国，提倡“以德王天下”，一方面宣扬仁义，另一方面经商“以羡补不足”，他反对“重征商税”，主张“取消关市之征，开放山泽之利”，义利结合，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之后，墨子主张“交相利”、“财货让”，要求商人在给别人带来利益的同时，自己也从中获利。他不仅言商，而且积极参与商业活动，深切体会了商业经营的辛劳艰苦，并从中意识到了供求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
先秦时期士人经商，说明了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士人商业文化意识的觉醒。其时儒商盛行，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经营讲求信义，以诚信为本，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经营之道。据历史记载，子产“为相二年，市不豫价;三年，门不闭户，道不拾遗”，实现了政通人和、社会安定的繁荣景象;范蠡善经营之道，“陶朱事来，端木生涯”，“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一跃而成巨富，其积著之理成了商人世代相传的法宝;白圭在总结先秦士人经商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能知取与，是为行仁”和“智、勇、仁、强”经商四德的“治生之学”，为古代商业经营提供了有效的管理方法与考核标准，同时为中国工商企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代商业文化理论的发展
先秦以后，司马迁对秦汉儒商文化进行了总结，认为“富者，人之情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求富趋利不仅是整个社会与人生追求的目标，而且是仁义道德的基础。到唐宋时期，经济繁荣，人心思富，儒商队伍不断壮大;明清阶段，儒商思想进一步升华，商人地位逐步提高，商业经营迅猛发展，其中晋商、徽商、鲁商等几个比较大的商业集团，雄视海内，阔步天下，历时
二、三百年而不衰，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时，经商者恪守“凡人存心存世，务在中和，不可因势凌人，因财压人，因能侮人，因仇害人”和“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以及“财之道生，利缘义取”等经营信条，诚信忠厚，童叟无欺，提倡中庸，讲求礼义，信奉“生财有大道，义而资益巨”，主张“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礼接人，以义应事”，并“察天时之顺逆，格物理之精微”，掌握市场供求关系，顺应商品发展规律，在复杂的社会与人际关系中学会了“仁中取利，义内求财”经商之道，以至“基业日隆，家道渐裕”，不少人成为近代中国“富可敌国的儒商资本家”。清末民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兴起，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管理，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其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新一代儒商，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外来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形成了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中国工商企业文化，如有“中国商父”之称的盛宣怀，引领洋务运动，缔造商业帝国，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时代巨音之称的“学贾”郑观应，“弃举业而习商贾”，“齐价竞争，任人为贤”，强化管理，培育人才，撰写《盛世危言》，提出了著名的“商战论”，奠定了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基础;有民族工业先行者之称的“状元资本家”张謇，创办实业、兴办教育，造福于一方，影响于全国，开创了我国民族工商业资本集团的先河。在管理思想和经营理念方面，有“棉纱大王”之称的著名近代实业家穆藕初先生认为“凡百事业之成败，全视人才之优劣”，把重视人才、网罗和使用人才作为兴业之本;著名的四川民生实业公司的创始人卢作孚先生把“超个人成功”、“超赚钱主义”当作他经营事业的目的。为此，他给民生公司制定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民生精神”;天津东亚毛纺公司设计“抵羊牌”(抵制洋货之意)商标，制作“你愿人家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的厂训，并制订《东亚铭》等企业精神来训练和强化员工的敬业爱厂意识;另外，像大成纺织公司的“忠信笃诚”，荣氏纺织工业集团的“和衷共济，力求进取”，上海冠生园的“三本主义”(本心、本领、本钱)以及久大盐业集团公司的企业信念“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事业上积极发展事业，精神上以能服务于社会为莫大光荣，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等，这些理念都充分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意识。
纵观这一时期的商业理论发展，儒家以义制利、诚信为上的价值观，以和为贵、协调群体的和谐观，修身内省、反求诸己的自律观，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道德观和道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自然观、兵家(孙武、孙膑)以退为进、以进制动、刚柔相济的战略战术以及墨家、法家、轻重、货殖各家思想的综合，求同存异，兼容并蓄，使得近代工商企业文化异常丰富。这些文化理念，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民族自强、实业报国的企业宗旨;重商厚商、敬业乐业的经营思想;勤劳刻苦、奋发进取的高尚品格;精细计算、俭约朴实的经营作风;诚实不欺、信义为上的商业品德;执乎其中、和谐为贵的经营理念;出奇制胜、善于竞争的经营策略和精究本行、心志专一的敬业精神，以及山西票号创建的股份制、两权分离制度以及灵活运用的资金管理制度等，这些都是古人经商美德的继承与经验总结，也是优秀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源。以古为鉴，古为今用，这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
华商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世界各地的华人企业家，他们漂洋过海，背井离乡，身居异国他乡，以血缘、地缘、亲缘、业缘和相同的民族文化为纽带，组成了凝聚力很强的群体。他们在承受殖民统治、种族压迫等严酷的生存与竞争环境下，凭着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斗志和勤奋节俭、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创业，以其精良的管理和杰出的经营业绩令世人所瞩目。如船王包玉刚，审时应变，白手起家，成为世界船运史上的商业巨头;香港著名企业家郑裕通，守信用、重诺言，做事勤奋，处事谨慎，以其巨大的经营业绩载入了香港经济史册;名震东南亚的糖业大王郭鹤年，勤勉刻苦，锐意进取，成为马来西亚的头号经济强人;霍英东诚信不欺、一诺千金，成为香港最有名的实业家;李嘉诚宏图大展，资产雄厚，位居香港十大富豪之首;王宽诚、邵逸夫、孙忠利、董浩云等人义以天下，实业报国，为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立操仁义的项松茂、富达持节的林绍良、爱国华人陈嘉根、著名华商李延年等，他们发展实业，报效祖国，奋发有为，利益天下，业绩垂青史，精神励后人，成为中华民族的精英。他们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身体力行儒商勤俭敬业、诚而有信的创业精神和惜时勤作、精明应变、刻苦自励、开拓进取的价值观念，经营实业，实现自我，使华人企业形成了一个跨国界、跨文化、跨行业、跨地区的经济特区，在世界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非常重视人才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用优秀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来引导激励员工，把文化的手段引入到了企业经营管理中，善于运用精神理念来团结和凝聚企业力量，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在华人企业创立、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商企业文化。
当代企业文化理论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培养了像“大庆”、“鞍钢”、“石圪节煤矿”和石油工人王进喜、北京百货大楼张秉贵与太钢工人李双良等先进典型，创造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大庆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石圪节精神”等，在工商企业管理方面，形成了鲜明的政治意识、民主意识、主人翁意识、艰苦创业意识和科学管理意识，引起了世界企业管理界的广泛关注。
中国企业和学术界明确提出和开展企业文化研究，始于八十年代中期。1982年国内学术界首次介绍《Z理论》和《日本的管理艺术》两本世界企业文化名著(见1982年《世界经济》第10期，作者杨斌)，随后国内引进和翻译了大量的企业文化文章与理论著作;1986年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讨论会上，理论家们首次对企业文化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987年9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企业文化研讨会;1988年11月，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成立，创刊编辑《企业文化》杂志和《中国企业文化大辞典》等企业文化著作，举办企业文化讲学班和研讨会，交流企业文化经验，培训企业文化骨干，为中国企业文化建设铺路搭桥，散播火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1989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后，以企业文化建设为目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活动在我国迅速发展，并作为精神文明建设中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载体在中央文件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不断出现;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要“搞好企业文化建设”;1993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十四
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提出：“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培育优良的职业道德，树立敬业爱厂、遵法守信、开拓创新的精神”。至此，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正式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各级政府的支持，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认真做好的一项基础工作;1994年，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挂牌成立，坚持为经济服务，为企业服务的方向，组织开展全国性的企业文化活动、企业文化建设成果评审与成功经验推广，举办企业文化讲座和企业文化管理师培训，使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使之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一起，共同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为我国企业文化建设进一步明确了地位。
进入新世纪，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企业文化建设的“第三次热潮”。党的十六大把“以人为本”作为新世纪的重要理念，为企业文化建设开创了历史新纪元。在此期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国资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等企业文化研究与管理机构和全国36个地区性企业文化社团组织与16个行业主管部委，为企业文化建设推波助澜，使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更积极、更主动、更理性、更成熟。与此同时，劳动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与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成立中国企业文化管理师认证委员会，在北京、上海、青岛、天津、广州、西安等地设立常年培训点，开展了大规模的企业文化管理师培训，并于2004年3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首届CCO企业文化高峰论坛暨企业文化万里行启动仪式”，会上总结表彰了近年来企业文化建设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优秀成果，并由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总顾问、全国政协副主席布赫、周铁农、万国权等领导为全国44名首批“注册高级企业文化管理师CCO”颁发了资格证书;2005年，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又颁发了《2006-2020年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发展规划纲要》，对促进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和推进作用。
人类因梦想而伟大，企业因文化而繁荣。21世纪是世界各国经济技术快速发展和激烈竞争的时代，也是“文化制胜”的时代。第九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布赫总顾问指出“国家的强盛源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依托于民族产业的壮大，而民族产业的壮大依赖于企业发展动力的强劲和方向的明确，中国的优秀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中国未来的首席文化官就是帮助企业明晰发展方向的人”。
企业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企业党建、精神文明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相辅相成，共同支撑企业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目前，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水平虽然呈现出高低不平的状况，但党和国家领导重视，各种管理和运营机制形成，理论研究日趋成熟，培训体系逐步完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而且涌现出了像海尔、联想、华为、蒙牛、TCL、同仁堂等一大批企业文化建设的先进单位与成功案例，各个行业和产业正在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总体要求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可以预言，通过企业文化的全面推进与发展，合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将很快就会到来。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已经由简单的产品竞争向企业转型与再造、企业文化建设战略转移。企业文化建设成为企业管理的新潮流，成为现代企业发展先进文化，并把先进文化转化为先进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本课题根据员工文化心理结构形成过程，对服从、认同、内化三个阶段的企业文化宣贯途径、方式、方法作初步探讨，使中国电信企业文化建设在掌握规律的基础上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本文提出，在服从阶段，大张旗鼓的、有声有色的、甚至带有一定硬性约束的宣传贯彻是必要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也必不可少，相应地可以重点采用教育输入、舆论导向、礼仪创立、规范强化等方式方法;在认同阶段，则要通过行为激励、领导垂范、典型示范、活动感染、事件启迪等方法，使员工的态度和行为得以形成和变化，实质上则是员工形成良好的心态和文化心理结构;对内化阶段的努力方向也提出了一些原则的思路。
一、文化心理结构形成的三个发展阶段
这里的文化心理结构类似于一个人的品德结构，是对文化理念、规范遵从的经验结构，通过个体(员工)对文化理念和行为规范的学习和实践，完成认知、情感、行为的整合而构建的一种心态。这种心理结构一旦形成，便较为稳定，成为人格的一部分，影响人的整个行为。对企业而言，就是通过沟通、宣传、劝导或教育，有意识地向员工传递经过设计的信息，实现社会文化和企业文化的有效传递。企业通过长期的不断的宣传、培训、教育，使员工接受先进的文化理念，自觉地遵守企业行为准则，并在贯彻理念、执行规范的行为结果中不断积累情感体验，从而形成和发展文化心理结构。对员工而言，通过接受先进文化，执行规范准则，并从行为结果的反馈中强化个体对规范必要性的认识，从而使文化心理机构得以形成和发展。这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来实现，经历由简单到复杂、由片面到全面、由表层到深层的一系列的阶段变化。
心理学研究表明，服从、认同、内化是人们形成态度或者改变旧态度、建立新态度的全过程，也是形成企业文化心理结构的全过程。
服从作为文化理念和社会规范的一种接受水平，一般是指行为主体对别人或团体提出的某种价值理念和行为要求的依据或必要性缺乏认识、甚至有抵触情绪时，既不违背，也不反抗，仍然遵照执行的一种遵从现象。也就是说，行为、观念受外界的影响而被迫发生，被动地听从上级的指令和遵守有关的规章制度，是因某种权威的命令、现实的压力等外部作用而表现出来的被动性行为。
认同指自愿地接受他人的观点、信念、行为或新的信息，从而产生对理念规范的自觉遵从现象。认同即认可、同化、接纳，不是受外界压力被动产生，而是从学习和模仿中不知不觉地把别人的行为特性并入自身的个性特征中，逐渐改变原来的行为习惯，建立新的心理模式，虽然是自愿的，但主体对认同对象可能并未真正了解和接受，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因而是不巩固的。
内化是员工个人品德和文化心理结构形成的高级阶段。内化也就是信奉，将别人或社会的价值观、准则接受为自己的东西，成为主体自身的行为取向标准，其行为是由规范的价值信念所驱动的。也就是是在认同的基础上通过内在品格的变化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发展，真正从内心深处相信并接受一种新思想、新观念，并把它纳入自己的价值观之中，从而彻底
转变自己原有的态度，只有内化和信奉才是理念与理念接受者完全融合的理想状态。
服从、认同和内化这三个阶段构成了个体(员工)的心理成长历程，其中认同和内化阶段起到了核心作用。
二、中国电信企业文化宣贯工作与员工文化心理结构形成的关系
简言之，企业文化建设包括培育企业精神，讲求经营之道，塑造企业形象等重要内容。其中，培育企业精神(这里主要指企业文化宣贯)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也就是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培育能集中表现本企业经营风貌，激励员工奋发向上，规范企业行为的群体意识，通过宣传、教育、示范、奖惩和礼仪形式等来培育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倡导某种理念、价值观、精神和风尚，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职业道德、敬业精神、行为准则等。
中国电信企业文化宣贯实际上是指将中国电信先进的文化理念和行为准则，通过一定的宣传教育手段传达给广大电信员工，电信员工通过吸收加工和主动构建，接受先进理念和行为规范，并将外在的行为要求转化为内在的心理结构或经验结构，从而主动建构行为调节机制的内化过程。
下面分阶段探讨一些具体的宣贯途径和方法。
(一)服从阶段的企业文化建设
电信企业有严格管理的传统，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相当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近年来，预算管理、绩效管理也取得了初步成果，精确管理已经提到重要议事日程。这对于全程全网的大型电信企业来说，自然是十分必要的。
这是因为，企业制度和业务流程等可以很好地约束、管理和规范员工的生产和经营服务行为，更好地推动企业经营目标和公司愿景的实现，最终实现企业的兴盛和发达。制度是一定范围内和特定时间里每个人都要遵守的，它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和时效性。业务流程是为特定客户或市场提供特定产品或服务而实施的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程序。公司流程的规范性、合理性、有效性标志着一个企业的成熟度。流程文化意味着有流程坚决按流程办;流程不合理先按流程做，然后再推动流程优化或再造;没有流程则按公司企业文化的要求做，然后再建设新的流程。从企业文化的角度看，电信企业进行的业务流程重组与价值观的共享、接受密切相关，例如面向客户(内部客户、外部客户)这一导向与中国电信"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和服务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一套"刚性"的企业制度以及规范、流程，一旦取得员工的认同，就可以使企业管理者的意愿得以有效地贯彻执行。制度不以文化接受方的意愿和喜好为转移，强制要求企业员工接受某种特定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不然，将被排斥在企业文化共同体之外。在这一阶段，为了树立制度的权威，获得企业公平、有序的工作环境，建立尊重规则的"纪律文化"，执行和服从的重要性是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的，甚至允许自上而下强制要求、自下而上被动服从的存在。
对企业文化建设和变革而言，在初始阶段，大张旗鼓的、有声有色的、甚至带有一定硬性约束的宣传贯彻是必要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也必不可少。在这一阶段，可以重点采用以下方式方法：
1、教育输入法。当企业文化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企业内外环境迫切需要推行新的价值体系时，企业文化的倡导者应通过各种形式，如会议、讲座、报告、办报刊、黑板报、墙报、宣传栏、广播、发放宣传材料、利用现代传播技术和互联网络等向员工输入企业新的
价值观，使员工尽快了解、理解企业的意图，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在企业价值观上达成共识。
2、舆论导向法。企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新旧文化的冲突和摩擦非常激烈，企业员工所信奉的价值观不一致。这时企业应有目的地组织各种系统的宣传活动，包括内部宣传和对外宣传，让员工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行为是正确的，什么行为是错误的，从而为员工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行为导向。
3、礼仪创立法。企业文化礼仪是指企业在长期的文化活动中所形成的交往行为模式、交往规范性礼节和固定的仪式。它规定了在特定文化场合企业成员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语言规范、着装规范。企业文化礼仪根据不同的文化活动内容具体规定了活动的规格、规模、场合、程序和气氛。企业文化礼仪不是企业文化活动中的静态构成，而是在实践中不断补充、丰富和创新的。具有优良传统的企业，其文化礼仪也是丰富多彩的，主要有工作惯例礼仪、服务性礼仪等等类型。
4、规范强化法。利用企业行为准则和群体规范的强制力、约束力，或采用一定的行政手段，迫使员工了解企业发出的信息，遵守一些基本的规范要求，并逐步形成习惯。
近年来，许多电信企业在中国电信企业文化宣贯过程中，创造了许多值得总结推广的经验。例如，湖北电信按照企业文化建设三年发展规范的要求，通过开展员工座谈、企业文化笔谈、专门培训、巡回宣讲、知识竞赛、拍摄"企业文化从我做起"电视专题片、出版企业文化建设丛书等方式，大力宣传中国电信文化理念，统筹安排，扎实推进，取得较好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纪律文化"是一个组织执行力的基础，是一个现代企业必须经过工作模式。它表达的是对制度和质量的尊重，强调贯彻执行，遵守流程，遵守规则，严格考评，偏重于惩罚，缺乏正向的激励，是一种层次比较低的管理文化。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是非分明的奖励和惩罚制度是有利于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的，也是十分公平合理的。但从人性的角度进一步剖析，我们就会发现冷冰冰的制度其实是对人性的背叛，过于严格、精细的制度有可能极大地限制员工的行为，损害员工的灵活性。员工在一种被动执行上级指令的状态下，会觉得工作比较刻板乏味，从而丧失工作热情与积极性，更不用说发挥出创造性来了。迷信制度就是迷信金钱对于人的控制力，就是认为人是"经济动物"，这与人本管理是背道而驰的。
(二)认同阶段的企业文化建设
电信企业员工的素质比较高，比较顺从听话，组织纪律性较强。这是一个优势，但也是一个劣势。因此必须在宣传贯彻的基础上，解决好员工的思想认识的问题，使员工从"口服"到"心服"，从服从到认同，从被动执行到主动执行。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电信企业文化理念体系的推出，电信企业加大了企业文化宣贯力度。总之是通过普遍教育的开展和灵活多种的形式，切实提高广大员工的认知认同率。严格说来，认知、认同是两个内涵不一致的概念，认知指人类认识事物、获得知识的活动;认同则指个人与他人有共同的想法和内心的默契。认知也就是知道了某种提法，可能在行动上表示遵从，也就是被动执行，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接受;认同则不光是接受理解了别人的想法，而且为他人的感情、经验所同化。
在我们进行的企业文化调研和问卷调查活动中，发现员工对中国电信企业文化理念的认知、知同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其实只是认知率(知晓率)高而已，许多员工还说不上真正认同，更谈不上内化和信奉。例如，几乎人人都知道"用户至上，用心服务"的服务理念，但是不是人人都认同这样理念，认为用户确实是至高无上的，并且在服务工作中真正做到了"用心服务"呢?此外，一些单位企业文化宣贯还停留在平面直白的标语口号式宣传、自上而下
的单向灌输、热热闹闹的活动安排上，针对员工的思想状况进行平等的、有效的沟通交流做得还不够，更谈不上形成新型文化心理结构、培育卓越员工队伍了。
在先进的企业文化落地生根、员工接纳企业行为准则的过程中，企业文化的认同过程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
认同过程的从表面上看是员工态度的形成和变化，实质上则是员工良好心态的形成和变化。改变人的态度很难，建立良好的文化心理结构更是难上加难，但对于文化变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解决这一难题主要的两种途径：外部说服和自我说服。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方法：
1、行为激励法。当员工的某些需要长期无法实现时，员工个体或某些群体意识和行为就会出现惰性，以致于对企业倡导的价值体系持淡漠或反感态度。这时就应采用物质激励、目标激励、反馈激励、强化激励、成就激励、参与激励、信息激励、情感激励等激励方法，满足员工物质上或精神上的需要，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使员工看到并体验到企业倡导的价值观并不是空洞无物、脱离实际的，促使员工调整自己的心理和行为。员工在工作中会发现，公司里真正受重视的是什么。如果公司的价值观由来已久，经受了时间的考验，那么它们通常是真正有价值的，是会代代相传的，也是会为员工所认同接受的。
2、领导垂范法。企业领导人作为企业文化的发起者和新文化的积极倡导者，他们的言行和形象对文化的发展影响极大。各级领导和管理人员要利用各种方式和载体宣传企业的观点和主张，做到思想重视，工作支持，身先士卒，身体力行，用自己正确的价值观、良好的工作作风、崭新的精神面貌实践和倡导公司的企业精神。要求员工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员工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用良好的形象为员工做出表率。企业领导人只有使自身的品德、情感、能力、作风、行为更充分展示所倡导的文化的特点，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才能带出一种好的作风和好的精神面貌。
3、典型示范法。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英雄人物，他们具有本企业文化所包含的那些最典型的思想、观念、品质、作风和性格风貌，他们是企业群体中出类拔萃的榜样，是代表本企业文化的典型人物。他们大多数是普通员工，不可能借助权力地位对其他员工施加特殊的影响。他们之所以获得与众不同的影响力，完全是靠他们积极参与企业文化的创建和忠诚于企业价值观的实践，靠他们在长期实践中展示出的富有价值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以及待人处世的优良品格，靠他们在企业生存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卓越贡献。由于他们与员工的工作性质较类似，感情距离也较近，因此开展向身边人学习活动容易引起广大员工的从众心理，产生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榜样学习是一种观察学习，通过观察榜样所表现的行为及其结果，来形成态度完善人格，建立良好心态。不仅可以缩短学习进程，避免直接尝试的错误，而且可以体现自身的特点，掌握更多的整合行为模式。电信企业有一大批国家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还有集团公司级的优秀人才，一些省、市分公司也开展了文明创建、劳动竞赛、技术比武等活动，其用意无非是通过塑造英雄、表彰先进、树立典型，使广大员工见贤思齐奋发进取，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良性竞争氛围。值得注意的是，对先进人物的奖励，不应该只是一种报酬，而更应该是对一种精神价值的肯定，一种文化的象征;不应当只是对先进人物过去成绩的肯定，而更应该包含对他们未来的期望和激励;不能只着眼于先进本人，更应该着眼于产生更多的学习者和仿效者。
4、活动感染法。感染实质上是指情绪的传递交流，然后在相同的情绪控制下发生大致相同的行为。可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政治、文化、娱乐活动，如英模报告会、革命传统报告会、读书会、经验交流会、运动会、文艺晚会、智力竞赛、技术比赛、合理化建议以及各种主题营销和服务活动等，突出体现企业价值观的主题，创造良好的活动气氛，使员工在潜移默化地受到企业优秀文化的感染，思想得到升华，士气得到提高，尤其是使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心理状况等渐渐得到调整，并向着企业倡导的文化方向发展。
5、事件启迪法。即积极利用企业发展或对外交往中的重大事件，如重大技术发明事件，生产、经营、管理成功事例或责任事故，质量评比获奖或消费者投诉事件，新闻报道中的表彰或批评事件，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等，大力渲染，强调某一事件的积极意义或给企业带来的重大损失，借以给员工带来心理震撼和震动，使员工产生强烈的印象，无形之中受到教育和启发，从而接受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总之，在企业中发生的反映企业成长轨迹、企业重大转折、企业管理等方面的许多事件，对创新企业的价值观和员工的价值取向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其实上述方法在各个不同阶段都是可以使用的，在使用过程中不是孤立的，根据建设企业文化特点和难度，可以以一种方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也可以把几种方法结合在一起使用，使之相互渗透互为补充，综合发挥作用。例如，为了用湖北电信先进典型人物和事件激励广大员工立足岗位，学习先进，奋发进取，湖北电信开展了2005年年度人物、十大杰出青年和十件大事评选活动。经单位推荐、网上投票、公示、省公司确认等程序，评出了湖北电信2005年管理楷模、营销状元、服务标兵、技术精英和"十大杰出青年"、"湖北电信2005年十件大事"。此项活动得到了广大员工的积极参与。在员工投票期间，省公司网站和省公司内部办公网分别有6459人和6356人参与了投票，产生较好反响。
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一方面要树立科学求实态度，倡导理性和制度精神，推进企业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进程。另一方面，随着员工对企业价值观的接受和认同，制度的硬性约束作用逐渐淡化，员工的软性自我约束逐渐增强。当员工将企业价值观内化于心灵之中，员工就能够实施科学管理下的自我管理与提升，自觉遵守正式规章和非正式惯例，积极主动工作，自动自发执行，全力以赴达成目标，以高度的自觉、自律和自强实现"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他们不是被动地完成任务，消极地接受指令，而是勤于思考，勇于行动，甘于奉献和乐于创造，把义务化为乐趣，把职责做到精彩。
(三)内化阶段的企业文化建设
内化是人对外部事物通过认同转化为内部思维模式的过程，也就是个人接受群体或社会的规范并使之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的过程。显然，较之认同，内化是更高层次的理解接受，它已经将外在的内容化为已有，成为道德理念和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并自觉地指导自己的行动。它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人生态度，成为企业中每一个人的潜意识、本能和习惯，甚至是一种信仰，使员工不这么做就觉得不舒服，或者在企业中无法立足。这也就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文化管理，它打破了命令式的、硬性的管理方式，不是威逼、利诱而是利用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信仰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之自觉自愿、竭尽全力地提高业绩水平，推动企业发展。对员工而言，制度的外在硬性约束就基本消失，而代之以内在的自我控制的自觉行为和创造性行为，工作也不再是生活的必需或外在的负担，而是自己挚爱的事业，是自我实现的舞台，员工不仅充分享受到工作的乐趣，而且享受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之美。应该说，这是一种理想状态，需要一流的流程和员工的高素质作支撑，许多企业包括电信企业暂时还达不到这种境界。
在这个阶段，在社会教化的基础上,要继续通过观察学习、知识加工、角色扮演、主观认同、自我奖赏等方式，做好个体内化的各项工作，重点朝以下几个方向努力：
1、以人为本，建立企业和员工之间的信任关系和伙伴合作关系。
把员工当作"经济人"，过多地运用命令和控制进行管理，已不再适应新时代需要。员工是有主观能动性、有情感需要的"社会人"，管理应建立应在尊重人性、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基础上，除必要的命令、管控、考核、惩罚外，还必须溶入激励、成功、民主、和谐、轻松
等管理风格。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要实施人本管理和柔性管理，学会尊重、关心员工，提高员工的归属感和公司凝聚力，这从人性上说是一种需要，从经济角度上讲，则更加有利于企业获得稳定的利润和长久的生存空间。现代企业中快乐员工越来越少，其根本原因就是企业对员工缺乏应有的关爱和尊重。许多员工很努力工作，却总是得不到主管们的认同，享受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照和温暖，自然难以建立良好的劳资关系，企业绩效也就难以稳中有升。
在今天，信任可以说是企业上下级之间联合的基础，而这种基础是实现高绩效目标的最大保障，是企业效率和效益的来源。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工作契约，与传统的契约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承认员工来自不同的背景，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和技能，有助于员工获得自尊和自信。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员工的主人翁精神，并确保个人目标与公司的战略方向保持一致。这种新型关系的建立，其实质是将过去以"我"为中心的公司文化，转变成一种以"我们"为中心的文化，通过适当分权、信息共享、民主讨论、集体决策使员工体会到自己在企业中的价值，使员工从"旁观者"变成"团队成员"，从"参与者"变成"奉献者"，这样一来，员工工作热情就会持续高涨，内部冲突就会不断减少，企业创造业绩的速率也就会大为提高。不仅如此，信任也是未来管理文化的核心，它代表了先进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2、企业制度和绩效管理要更加人性化。
真正民主的文化是一个尊重个人的文化，具有主动和协作精神。而建立基于绩效的薪酬制度体系，可以使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连接，形成利益共同体。员工对这一点理解得越透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就越高，企业孜孜以求的高绩效也就会应运而生。
电信企业作为竞争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应更多考虑到客户、员工和股东的利益，逐步回归到人性的尊重和个性的全面发展这个根本出发点上来。企业应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环境中，营造积极的民主的氛围，以真诚、善意的态度对待员工和客户，实现员工价值、客户价值和社会价值。
3、容忍员工的独特个性，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
传统的工作设计方式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工作固定化，某位员工只负责某项工作，并使这项工作达到一个固定的标准，这样固然有利于对员工进行管理，也方便于绩效考核和执行奖惩，但从长期来看却有很多弊端。因为固定化的工作设计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于是过不了多久原本很科学的工作流程就成了阻碍效率提高的"瓶颈"了。工业经济时代的步调一致、绝对服从、集体观念等传统文化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个性、创造性。尽管几乎所有企业的老总都希望企业能够高效地运作，但是同时执行的手段和措施，常常又多趋于严格控制和管理，似乎大多数员工都是消极被动的员工，稍不留意就会犯错误，致使员工在工作中谨小慎微，以免触犯公司制度，受到惩罚。这种控制系统与创新精神往往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其作用的基础是谁不遵守程序，谁就有麻烦;谁不讲规则，谁就会受到惩处。这样，员工们就会避免冒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就难以发挥积极性、创造性了。
在追求个性、崇尚自由的现代社会，如果企业不能根据员工的才能给其分配擅长的工作，并且不能容忍员工的独特个性，非要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规范员工，就很难获得员工的工作热情，只能得到较低的工作绩效。因此在不违犯总的原则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地灵活机动，如合理的人员流动和岗位交流，不仅使优秀员工不至于在同一工作中江郎才尽，也可因为不同背景的人员加入而使工作获得新的变化和发展。
4、团队合作是创造性团队建设的重要途径。
工作团队不是按照传统的计划、命令和控制原则来运作，而是按照满足客户需要并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的原则来运作。企业的主要决策通常不是以层层上报、协调和审批的方式由经营管理者或经营者授权做出，而是由团队成员根据满足客户需要、实现价值增值的原则随时随地做出。团队组织消除了跨部门沟通、分工过细、决策缓慢和灵活性差等金字塔组织的缺点，塑造了一种自主、创新、灵活和相互紧密合作的工作气氛，适应了企业创造性劳动日益增多的需要，目前已变成许多大公司(特别是高科技企业)首选的企业内部组织形式。中国电信进行的流程重组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作的尝试。
尽管电信企业由于全程全网的特点和曾经的半军事化管理，具有一定的集体主义精神，但由于没有经过工业文明的训练与市场经济的洗礼，电信员工的团队协同能力仍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现代企业制度里，合作精神并不是单纯依靠个人的觉悟完成的，更多的是基于流程、制度和结构的合作，因此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可以通过团队的组织形式来进行拓展训练、沟通、讲课、培训等，通过员工心态的调整，以加强企业文化的深层次影响，营造一种团队合作、平等交流、相互切磋、自由争鸣、共同提高的民主讨论氛围。通过采用六西格玛等工具，促进人们更加关注质量，协同作战，分享最佳想法。
5、创建学习型文化，培育高绩效员工
从根本上说，文化是人们通过系统、有序的学习而成长发展并代代相传的方式。而学习是一个获得和积累经验的过程。随着经验的不断获得与积累，心理结构也就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由于人类的许多动机、态度和行为是由文化所决定的，一个建立在涉及人类各层次需求、抱负的基本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文化模式，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工具，它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作用。
企业文化有很多类型和表现，学习型文化是其中之一。学习型组织必须依靠大家的自觉行动，发自内心地愿意学习，而不是感觉是被迫学习。要让大家从观念上认识到学习型组织对于企业和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才能自觉融入到学习的浪潮中。行为心理学认为，当一个人形成一种信念或心态后，并把它付诸行动，就更能加强并助长这种信念。塑造学习型的文化，要提倡学以致用，在工作中互相学习，在实践中共同提高。
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要把优秀的理念让员工认同并内化为自觉的行动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决不是靠几次宣讲、培训或开展几次活动就能产生效果的。而且，中国电信企业文化理念本身也有一个不断完善和更新的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宣贯作为工作重点常抓不懈，而且要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并不落俗套，力求创新，使宣贯工作超越表面文章和热闹活动的层次，在深度上下功夫，让员工"触及灵魂"，情绪上受到感染，思想上有所启发，思维方式上不断创新，并在工作实践中得到固化和强化，最终使先进的文化化为员工自觉意识，成为员工的行为习惯和行动指南，使中国电信不仅成为知识含量高的企业，而且成为文化品位高的品牌。
阐述中国文化基本格局的形成情况 诸侯强国的相对稳定，其制度也各具特征，人们的思想、风俗习惯等也因制度的不同而成为封国文化的重要成分。这也使文化的地域性更加明显。《诗经·国风》就是按照15个诸侯国汇集诗歌的。其生动地展现了各个文化区域的风土人情，是将文化按封国分类的滥觞。西汉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风俗的异同和中心城市的有无为依据，将整个中国划分为山西(崤山以西的关中地区)、山东(崤山以东至沿海地区)、江南(长江以南至沿海地区)、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北)和碣石(今河北省昌黎县北)以北4大经济区，以及18个小区。东汉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中，以风俗的异同以及星区的分野将整个中国划分为秦地、魏地、周地、韩地、赵地、燕地、齐地、鲁地、宋地、卫地、楚地、吴地、粤地等13个风俗区。
进入封建社会，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地方行政区划代替了封国，随之以地方行政区划为地域特征的区域文化代替了相对独立的封国文化。地方行政区划的治所所在地城市成为该地区的文化中心。文化中心从物质、精神方面直接影响着该地区的文化发展方向。这一时期的区域文化，一般也是通过宗教信仰、学术倾向、人文理念、风俗习惯、语言等展现出来。而区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的现象，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完善，从而形成自己的新文化形态。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湖湘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闽南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三秦文化、徽文化、关东文化、云贵文化、青藏文化、游牧文化、西域文化等典型的区域形态
简述从秦汉到明清两千年王朝文化的历程
关键词：
传统商业道德形成原因
摘要：
中国商业历史悠久，传统商业道德的形成较早。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是促成中国商业道德形成的重要因素;传统商业道德的形成是古代商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古代商人本身的道德自律也是中国传统商业道德形成的不可忽视的方面。
中国商业历史悠久，传统商业道德随之而生，并在商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充实完善，形成了一整套公认的传统商业道德，影响和制约着古代商人的经营理念和实践活动，对现代商人的经商活动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分析中国传统商业道德形成的原因，对于新时期继承古代商业道德的优秀特质，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优秀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道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
中国传统商业道德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道德受儒家思想影响最大。在儒家经典的道德设计中，“义”、“信”、“和”的观念渗透到传统商业道德中，对传统商业道德的构架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许多学者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作过充分的肯定，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作过高度的概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逐利的合理性不容置疑，但这种逐利绝对不是一味地追求利益而漠视一切。“义”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无论是其创始人孔子还是承其衣钵的孟子、荀子均对之推崇备至，分别作出了“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以及“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荀子·荣辱》)的阐述，这种传统的义利观也深深地影响着商人，历史上“义商”的出现即为明证。素有“商人鼻祖”之称的越大夫范兹“富好行其德”，“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史记·货殖列传》)此乃先义后利之典范。历史上商人之“义”有时还升华为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及爱国主义精神，春秋时期弦高稿师救国;汉代卜式多次捐金抗匈奴;明清晋商、徽商以及近代大批商人，在国家遭外敌人侵、保家卫国中义举不断，将中国传统商业道德推向了至高的境界，为后世商人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些行为无不受传统义利观的影响。
传统道德规范之一的“信”是协调和处理传统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一也”(《论语·为政》);“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孟子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普通人尚且如此，从商业行为中获利的商人更要讲诚信，荀子说：“商贾敦息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荀子·王霸》)在传统商业道德中，“诚信”无疑被看作是商家的立足之本，是能否经商成功的关键要素，这与以契约法律为前提的西方商业文化相比是个较为突出的特点。在中国有一大批儒商凭借“诚信经商、童史无欺”的经营理念而久负盛名。有“江南药王”美誉的百年老字号胡庆余堂的“戒欺”匾，朝着里面，告诫属下“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文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亦可。”该店由于药品货真价实，质量上乘，所以生意兴隆，名闻遐迩，深得消费者欢迎。
古人非常重视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成为传统文化中人际关系的至高境界。孔子讲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讲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以及荀子讲的“得天时、地利、人和，则百事不废”(《荀子·王霸》)都是“和”思想的体现。在这样传统道德环境影响之下产生的商业道德更加视“和”为根本的经商法则，广为流传的生意经如“以和为贵”、“买卖不成仁义在”、“和气生财”等都是对这一思想的传承、发扬和具体体现。对商人来说，“和气”是一种修为，也是经商的一种手段，一定要贯彻在生意的全过程中。商业中的“和”要求商人在与顾客的
商品交易的过程中秉承顾客至上的理念，以其周到热情的服务，货真价实的商品，主动创造出温暖和谐的氛围，使顾客获得宾至如归的亲切感。清代杭州盐商周世道在向其子传授生意经时说：“居家以孝友为本，处世以和平为先。”(《抱经堂文集》卷29)这其中包括了从商要和气为先，因为和气才能生财。
二、古代商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早期商业产生于先秦时期，商代移民重商的观点已得到公认，以至于把这一行业用“商代”之“商”来命名。到春秋战国时期“商人”已经成为“士农工商”四个主要社会阶层之一。商业产生之后，为了规范买卖行为，协调买卖双方利益关系，引导商人的经营活动，确保商业健康发展，用来约束商业行为的道德规范由此而生。由于早期“工商食官”的特定现象，商业行为由官方统一管理，据《周礼》记载，周代已经设立了司市、质人、窿人、青师、贾师、司蔬、司稽、青、肆长、泉府、司门、司关等一整套职掌专门管理市场和贸易。
“司市”一职为市官之长，其职责已涉及到市场管理以及对商人行为限制监督的许多方面，掌管听断市场的争讼、指导经营、(掌管有关的)政令、刑罚、度量单位和禁令等。其中，质人“同其度量”，即统一市场上度量标准，青师“平其货贿”，使各肆货物的价格公平，“凡同货贿，以玺节出人之。”官方对市面上流通买卖之商品质量数量严格把关，发给玺节，表明商品允许流通，引导商人的商业行为向健康方向发展。“以贾民禁伪除诈。”禁绝伪劣商品，打击欺诈从商行为;遇有严重情况，以刑罚禁之，“以刑罚禁暴而去盗”是也(均出自《周礼·地官·司市》)。此后，历代无一不设此类官职。“司市”等此类官职代表官方介人商业活动中，担负起组织、监督、管理商业行为之责，维护了正常的商业秩序，有力地促进了商业规范的形成，对商业道德的形成起到了引导作用，为商业道德产生、发展并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力的外在保障，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传统商业道德。
三、古代商人的道德自律。
传统商业道德的形成固然离不开商业的发展以及社会道德大环境的影响，而商业道德的主体一商人的作用不可不提及，商人的道德自律也是传统商业道德形成发展的内在因素。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商人体认到：获得买家的认可，才能维持长线效益，这是立足商界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这一点要求卖家秉承优秀商业道德，诚实守信、公平交易，从而得到买家的支持和认可，进而形成商人所期望的商业行为的良性循环。如，明清时期各行业为增强商业竞争力，维护共同的利益，商会、行会自发组织起来，并制定了全面可行的行规、行约。这些规定多为道德层面的约定，对商人群体具有超强的约制力，要求商人谨遵不悖。违规者将受到来自行会乃至社会、家庭的道德舆论的强烈鄙视和谴责，他们在祟尚道德的中囚社会是难以容身的。这些行规是传统商业道德的重要补充，同时也起到了促进传统商业道德完善的作用0
商业人同时又是道德人，这一点在中国休现尤为突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商人们，在商业经营活动中自觉履行商业道德，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明清时期著名的商帮晋商，为时刻提醒商人诚信公平，防止缺斤少两现象出现，赋予量具秤以道德色彩，秤的准星不用黑色而用金色或白色，代表不赚黑心之钱，光明磊落;十六个准星中一两的位置代表福星，二两的位置代表禄星，三两的位置代表的是寿星，警示商人买卖要公平，如短一两则损福，短二两则伤禄，短三两则折寿。其余十三个准星分别代表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预示着商人经商要品行端正。商人诚信经商、讲究商业道德之决心由此可见一斑，同时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商业文化。
当前，已经进人经济全球化时代，但中国传统商业道德仍然折射出耀眼的光辉，我们考察传统商业道德的形成，必将对新时期现代商业道德的建设大有裨益。我们应该继承古人优秀传统商业道德，在此基础上不断充实之，完善之，从而，远离不道德的经商行为，杜绝商业失范事件的发生，形成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更完美、更健康、更文明的现代商业道德。
每当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又怕生命也许等不及，我的笔写出我无穷的想法，我的人做出那些我深藏内心很久的事例和抱负，我就会想到咖啡馆。就想到去咖啡馆坐一坐，让心安静下来，酝酿智慧。
刚一落座，就发现没有音乐，我把服务员叫来说：你们没有音乐吗?服务员叫同事开音乐。邻桌的正在上网的商务女子看了我一眼，我不知道她恨我还是感谢我，但至少我感谢我自己，我不知道在我来这之前这里有多长时间没有音乐，但我知道起码在我离开之前，咖啡馆的音乐不会停掉。
但我错了。两支曲子过后，另一支曲子声音突然稍大了一点，前面正在大声谈话的一男一女，扭头看服务台，男子对服务员说声音小点。音乐马上就基本没声了，我开始等待，等待音乐的声音恰到好处，但五分钟过去了，声音还是似有若无，我忍不住，又叫了服务员，让她们把音乐的声音开得稍大一点，起码让我们听到你播放的是什么曲子，音乐又来了。
看着书我就在想，这还是著名的连锁咖啡馆呢，音乐播放的如此被动而生硬，难道音乐不是咖啡馆的灵魂吗?难道音乐不能成为咖啡馆的核心竞争力和独特卖点吗?“世界最美音乐咖啡馆”不打动人心?
音乐不中用，也就罢了，一会身后桌子的小孩哭了，一会旁边的一个先生大声喊电话：你能听到吗?你到哪里了?一会右面的打扑克牌的一帮中年人嚷起来了，一会服务员打闹起来了，一会音乐又没声了。
哇，这就是中国的咖啡馆，连让我静静地看看书的空间和氛围都没有，不禁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咖啡馆是艺术家的天堂。但我想，这个咖啡馆显然不是。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形成“咖啡馆文化”?发条紧绷的一天或一个星期过后，找一个时间去咖啡馆坐一坐，享受一下一个人的时光，想想你内心深处最在乎最念想的一些东西，知道这一坐，就是一个机会，让自己真正平静下来思考一下，然后以全新的面貌来看待这个世界，而不是固步自封，用累死人的方式做事做自己。
这是咖啡馆的文化之一。共同塑造出静谧、优美、温煦、时尚、生动、新鲜的咖啡馆气质和氛围，这是咖啡馆文化之二。
中国有多少人喜欢咖啡馆，我不清楚，有多少人明白咖啡馆文化，我也不清楚。但，“常去咖啡馆坐坐”推广计划和咖啡馆文化手册发放这两件事，但做无妨，我想。
孔子创立儒学的地域文化背景
地处泰山之阳、黄淮平原东部的邹鲁地区原属东夷，农耕文化和礼乐传统发达较早。大汶口文化与海岱龙山文化的考古成果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一点。商部族源出东夷，商王朝在盘庚迁殷以前，曾在这一带建都四十余年。西周建立后，周公父子受封建鲁，这里又成为周王朝控制东方的头号重镇与姬姓贵族推行“周礼”的示范性大国。鲁国初封时，因为周公的关系，在各大诸侯国中有着特别优越的地位，曾被赐以整套的祝宗卜史、文物典册、官司彝器，后来又被特许祭祀周公可用“天子礼乐”。鲁国宗法贵族也以恪守周公“遗训”为职责和荣耀，所以直到春秋时期，鲁国仍以完整保存“周礼”著称。
向来史家都称春秋社会的**导致“礼坏乐崩”。实际上，如果着眼于孔子学术的主要特点，则春秋时期无疑是西周礼制的“复述”期(包括改造和突破)，郑重其事的礼学和后世儒家所推崇的理想“周礼”形态都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发育和成熟起来的。广义的“周礼”涵盖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但从较狭的意义上理解，它主要还是姬姓宗法贵族的礼制，并不能完全包括各地诸侯国独具特点的传统礼制和民间礼俗。《左传》襄公十年记晋人称道“诸侯宋、鲁，于是观礼”，是说宋存“殷礼”，鲁存“周礼”，各具典型。而与鲁国为近邻的小邦邾国、大邦齐国等，保存“夷礼”特多，仍与鲁国宗法贵族的独“秉周礼”大异。其实，即使在鲁国及鲁都城内部，“周礼”与“夷礼”、“殷礼”并存的局面也从未消失。鲁城内有“周社”、“毫社”，后者即是为土著的殷遗民专门设置的行礼场所。前些年在曲阜鲁故城内发掘出两组墓葬，葬式、葬俗和随葬风格都迥然不同。其中甲组墓属于土著墓，从西周初年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突出特征是盛行殉狗，随葬陶器组合规整，且流行簋、豆等圈足器，制作也较精致;乙组墓属于周人墓，有的下及战国早期，而绝不见殉狗，随葬陶器则制作较粗陋，组合亦凌乱，且完全不见簋、豆等圈足器。两组墓差别如此之大，可使人们获得对“周礼”的新认识。看来古籍所乐道的伯禽受封之鲁而“变其俗，革其礼”，即使确有其事，那实行的程度也相当有限。
“周礼”与民间礼俗的差异既包含了阶级对立的内容，也包含了国、野之别。所谓“礼坏乐崩”，主要是指周王室东迁后上层贵族社会礼制的混乱与多变，对民间礼俗未必有多大影响。据我们所考察，孔子早年习礼所接受的还是“殷礼”遗制。他是殷王室后裔，但自幼生活在鲁地，接触最多的还是东夷风俗。他“十有五而志于学”，由于家境贫困，曾做过仓吏、牧吏之类卑微差事，实际是通过“宦学事师”的途径求学的。起初他还不可能学习贵族礼制，《论语·八佾》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被时人讥笑为“邹人之子”不“知礼”，说明他那时对“周礼”还知之不多。《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朝鲁时，讲了一大篇“少昊氏鸟名官”的古史传说，孔子闻所未闻。他真正了解和研究东夷古史大约自此始，时年27岁。与当年郯子所说少昊兴起时的“凤鸟适至”恰成对照，他在36岁时“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说明他已开始自觉搜访古代文化遗产了。他对东夷文化始终不能忘怀，晚年还萌生过“欲居九夷”的念头(《子罕》)，又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话(《公冶长》)。
孔子自称“三十而立”。到鲁昭公二十四年，即他34岁时，鲁大夫孟僖子去世，临终立下遗嘱，令其二子(即南宫敬叔和孟懿子)师事“圣人之后”的“达者孔丘”学礼(见《左传》)。这表明孔子此时已经以办私学成名，他的贵族后裔身份也得到鲁国贵族的承认。《史记·孔子世家》说他稍后由南宫敬叔陪同，到东周王都洛阳“问礼”，并会见了做史官的老子。孔子真正得以系统地接触周官典籍，并全面检讨“周礼”，恐怕就始于此时。后来随着所办私学的
扩大，他一面整理和传授《诗》、《书》、《礼》、《乐》等典籍，一面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学说体系，最终以一位古典王官文化继承者、传播者和集大成者的成就，成为鲁国的“国老”和儒学的开山。
孔子的学术以礼学为主干，在总体上表现为“述古”的形式，但基本精神还是“维新”的。他强调“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三代之礼皆相因而损益，“其或继周者”仍会有变化(《论语·为政》)。这观点可说是古礼学上的一大发明，也是他会通“殷礼”入“周礼”的纲领。他还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八佾》)这等于承认各国礼制自有其传承统系。所以，孔子所标榜的“周礼”实际只是他认为在春秋之世合理而适用的理想礼制形态，而决非是周公时代的礼制原形;否则，他也不会被称为“圣之时者”。
一、宏观背景分析
有关春秋时代的社会性质问题，学术界存有较大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又是同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即中国到底是于何时脱离奴隶社会而进入封建社会相联系的。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上限，学术界主要有种四种意见，即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其中影响最大的在“文革”前是西周封建说，“文革”后则是战国封建说。但是，很显然，不论人们对中国古史分期的看法如何，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发生重大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阶段乃是确定无疑的。
二、中观背景分析
对春秋之际社会状况所作的上述分析是我们了解孔子思想得以形成的宏观背景，但是，接下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同样的时代或同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会产生不同的思想家呢?面对春秋时代所提出的社会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诸子之学”的不同观点呢?或者更进一步问：即使是同为“礼学”，为什么在鲁国产生的礼学即孔子之学会别具一格呢?毫无疑问，这是由春秋之际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也是由孔子所处的社会环境即鲁国的政治文化历史特点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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