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精选5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本文通过西方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困境与学术传统的解析及对比，指出知晓中西方学术传统、掌握西方学术表达方式的必要性。结合相关前沿成果、述评，呈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学科发展的现状，进一步剖析其困境并提出解困思路：具体例证讲解如何用合法的西方学术规范来表达中国问题，指出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维不失为一条解困路径。
建构“社会中国”: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与挑战
内容摘要 以“社会中国”为视角,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和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改革阶段、1980~1990年代的改革阶段、2002年以来的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国家在社会福利和服务中的角色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垄断”,到改革开放后的“国家退却”,再到“国家再临”的演变过程,从而使我国的社会政策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由二元“社会中国”到三元“社会中国”再到“福利地区”。在新世纪,面对经济改革过程中积累的种种社会问题,中国开始强化国家在公共福利和服务中的角色,出现了社会政策的急剧扩展,新的社会政策体系正在形成之中。但是,统一的“社会中国”的图景依然模糊,“省域公民社会身份”的形成或是破题之处。
关键词 社会政策 公民身份 社会中国 二元社会中国 三元社会中国
作者 岳经纶,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广州:510275)
自18世纪以来,近代西方国家分别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逐步确立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福利国家制度,相继实现了民权、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完成了公民身份的建构。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上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态日益巩固,然而,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尽管近年来政府强调社会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强调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在社会领域却一直没有形成类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这样明确的目标模式,而只是模糊地说关注民生,体面劳动,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笔者从“社会欧洲”①概念获得灵感,使用“社会中国”概念,以此为分析视角,试图梳理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所谓“社会中国”,其着眼点就是中国的社会模式,特别是中国的社会福利模式。与经济中国、政治中国这些概念一样,“社会中国”既是一个具有时间内涵的概念,也是一个具有空间内涵的概念;既指涉具体的社会福利和服务的提供,也涉及抽象的公民社会权利的建构;是中国社会福利模式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的高度抽象。基于“社会中国”的视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和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改革阶段、1980~1990年代的改革阶段、2002年以来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前的我国社会政策:
二元“社会中国”的形成
在现代社会,社会政策被普遍认为是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社会团结与和谐的基本手段。社会政策与福利国家就是同一块硬币的两个面。在计划经济时代,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我国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推行公平优先、注重分配的社会经济政策。国家在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的同时,在户籍制度的基础上,按照城乡分割的原则,在城乡建立并实施了两套截然不同的社会政策体系(表1)。这一时期,国家垄断和控制了重要的社会资源和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发展机会,在高度组织化、集权化和单一化的社会结构中[1],建立了国家主导的、城乡二元的社会政策体系,形成了二元“社会中国”。在这个二元的“社会中国”中,国家在福利中的角色具有二重性:既有制度性的一面(国家通过单位体制为城镇居民提供比较全面的福利和服务),又有补救性的一面(对单位体制之外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只提供十分有限的救济和援助)。
在城镇,国家建立了一套以终身就业为基础的、由单位直接提供各种福利和服务的社会政策体系。在这种社会政策体系下,国家以充分就业为基础,将绝大部分城镇居民安排到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主要是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就业,对干部、职工及其家属提供覆盖生、老、病、死的社会保护,具体包括医疗服务、住房、教育、养老,以及各种生活福利和困难救济。国家建立的劳动保护体系使所有工人都享有就业保障,没有失业之虞。这套体系被称为“单位福利制度”、“迷你福利国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在农村,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合作医疗制度、五保户制度等在内的集体福利制度,农民作为公社社员享有一定的集体保障。
虽然二元“社会中国”带来了社会福利待遇差距明显的城乡二元制福利体系,但是,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在社会福利提供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城乡居民的基本福利需要,如教育、医疗、就业等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在城镇或农村内部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基尼系数介乎0.2~0.3之间,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当时我国的社会生活有这样的描述:“它(中国)向每一个人提供了粮食、衣服和住房,使他们保持健康,并使绝大多数人获得了教育,千百万人并没有挨饿,道路旁边和街路上并没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识丁的乞丐,千百万人并没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以此而论,中国的成就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2]
需要指出的是,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社会政策体系基本上是为“服务于经济目标而设计的”,社会政策被视为完整的生产过程的一部分,是满足“工人”(而不是公民)需要的一种手段。企业履行了大多数社会政策的职责。充分就业政策保障了城市居民可以普遍享受社会福利和服务,尽管在水平和质量上存在着差异。但社会政策差不多是排他性的国家主义,几乎不存在市场安排,也没有什么非官办部门的捐献。除了福利分配和社会服务外,对基本消费品(食物、住房、能源、交通)的广泛补贴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社会政策的功能,或者说是一种近似的社会政策。[3]然而,即使在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也没有真正落实社会公民身份与社会权利,反而是通过户籍制度强化城乡居民身份与福利权利的差异性[4],通过单位制度和行政身份制度加剧了城镇居民内部的福利权利分割。
把社会福利和服务纳入就业制度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政策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并且推动了单位制度的形成。作为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一种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单位制度对我国城镇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单位的功能就像一个自给自足的“迷你福利国家”。社会学家华尔德对我国国营企业的权威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有组织的依赖”这个概念来描述工人与其单位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劳动者在政治上依赖工作单位的党组织和管理层以取得政治上的利益,在经济上依赖单位提供的工资收入和各种福利与服务,在个人关系上依附作为国家干部的上司。[5]由于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快速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因而不能给工人提供较高的工资报酬。因此,在国家与工人之间形成了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国家(以家长的姿态)照顾工人及其家庭(包括生老病死),工人(以主人翁姿态)以低工资为国家工业化服务。
不过,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政策体系尽管具有明显的平等化倾向,但基本上是一种以社会(职业)身份而不是以公民身份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碎片化的社会政策体系,不仅存在城乡分野,而且在城镇中,还存在身份、所有制的差异。这种二元“社会中国”的形态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相对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建设,我国的城镇社会政策体系所带来的财政支出超越了国家经济的承受力,给国家和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间接造成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因此,在经济改革之后,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政策体系核心基础的劳动就业制度及相关的福利保障制度就成为经济改革的主要对象,社会政策体系开始进入局部调整与全面变革的时期。与此同时,随着人民公社这一集体经济制度的瓦解,农村社会政策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农村社会政策体系也进入变革时期。
1980~1990年代我国社会政策的演变
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为了改变落后的国民经济状况,中国开始了以发展经济为导向的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转型。在这一转型期中,国家的施政重点转向经济发展,政府经济政策职能凸显,而社会政策则开始转向服务于经济政策,从而推动经济效率的提升和经济的增长。在减轻国家负担的考量下,随着单位体制和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加上国家有意识地弱化自己在公共福利提供上的功能和角色,旧的二元“社会中国”进一步分化。在市场体系和第三部门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由于国家不适当地从许多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全面撤退,其结果是导致公众的许多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并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
1. 第一阶段(1978~1992年):社会政策的局部调整期
这一阶段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旧社会政策的延续与新社会政策变革的酝酿阶段。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除了教育政策以外,我国社会政策体系没有出现大的调整,只是对原有劳动保险制度进行局部修补和完善。
1984年起,随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开始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摆上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扶贫政策是这一时期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重要内容。1986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计划,到1992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8000万。在城市,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和经营模式。为了解决“文革”后出现的严重城市失业问题,政府在1980年提出了“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有关实施劳动合同制的四个暂行条例,以劳动合同制为基本内容的劳动就业体制改革正式启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的统一安置、固定就业制度开始动摇。随着劳动合同制度的初步实施,我国尝试对劳动就业及相关的保险制度进行改革。这一时期,因单位福利功能的弱化,以及依托于单位的社会服务提供机制的失灵,我国开始转向以“社区”取代单位来提供社会福利服务。1987年,国家民政部正式提出开展城市社区服务。
总体来说,在80年代,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遭到根本性的变革,加上这一时期城乡民众大体上都能分享到经济改革的成果,社会问题并没有凸显(改革开放初期最主要的问题是就业问题)。虽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问题,但是大量的农民进入了乡镇企业,实现了离土不离乡的转移,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跨省流动。在这一时期,二元“社会中国”得以基本维持。
2. 第二阶段(1992~2002年):国家的全面退缩——社会政策的剧变期
这一阶段是我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全面而急剧的变革时期。为了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家试图对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社会政策体系进行全面改造,并建构起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政策体系。社会政策转型的主要表现是,国家从社会福利和服务领域中有计划地全面退出,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市场化趋势。[6]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失业问题成为我国劳动政策面临的首要问题。为了处理由国有部门释放出来的大量富余职工和城镇新增劳动力大军带来的失业问题,政府把创造就业岗位作为这一时期劳动政策的主要任务。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为了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在1993年确立了社会政策(以社会保障为代表)改革的大思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时期,我国社会政策变革的重点内容是各类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特别是养老保险制度;其中最重要的社会政策变革是形成了社会保险制度主导的社会保障改革思路,计划经济时代的非缴费制的劳动保险制度逐步被个人缴费的保险制度所取代。政府积极探索统账结合(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模式。住房改革也是这一时期我国社会政策变革的重要内容。国务院于1998年7月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全面实行以市场化供应为主的住房货币化改革,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然而,在这一阶段,由于政策设计上仍然存在着从社会身份出发而不是从需要出发的倾向,路径依赖现象严重。社会保险的各个项目,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分险种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逐步推进,制度安排分散,不但给企业有选择的参保创造了机会,增大了制度运行的监督成本,而且直接导致社会保险分险种设定费率,综合费率过高,抬高了社会保险的制度门槛,阻碍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
与80年代社会政策的局部调整不同,在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我国的社会政策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型,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移[7]。无论是劳动就业政策、教育政策、医疗政策,还是住房政策,都经历了从国家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过程。旧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瓦解,变得支离破碎,许多人失去了基本的社会福利和服务。而从二元社会结构派生出来的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没有成为社会政策的目标群体,他们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既非农民,又非工人,基本没有得到任何社会保护。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我国政府施政的基本理念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然而,实践表明,我们在坚持效率优先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兼顾公平。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失衡也是我国经济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个重大教训。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率,经济政策差不多成了国家的唯一功能。为了配合经济发展,国家从社会公共服务中全面退却,国家的社会政策功能严重削弱。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改革带有明显的市场化取向,使得社会政策沦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附庸。相应地,二元“社会中国”的格局进一步分化,呈现出三元(农民工是第三元)“社会中国”格局,“社会中国”的整体图景日益模糊。
新世纪前十年的中国社会政策扩展:
社会政策的重建期
直到进入新世纪后,社会政策缺失所导致的严重社会后果才开始得到有效回应,政府开始重新思考市场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关系。随着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民生问题日益得到高度重视,社会政策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被重新发现。伴随着一系列新社会政策的出台,我国进入了社会政策体系的重建期。
2002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试图重新解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涵义,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理念。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构“和谐社会”的新理念。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着力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管理,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标志着中国社会政策时代的来临。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是对重建中的我国社会政策体系的一次较为全面的论述。如下,笔者将从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和住房这五大社会政策范畴,来简单勾勒我国社会政策重建的轨迹。(表2)
1. 教育政策。2003年之后,中央政府开始关注教育不公平问题,制定了新的政策措施促进城乡和地区间的教育公平,更多的教育资源被投入到农村教育。至2008年,全国城乡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86年确立的义务教育制度终于在22年后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同时,为了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2003年9月,国务院要求流入地政府负责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并且要求流入地政府财政部门对接收农民工子女较多的学校给予补助,对以接收农民工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提供财政扶持。
2. 医疗政策。自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我国政府开始加强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2005年,我国基本建成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2007年,我国启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200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全面推行,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和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到进一步健全。2009年4月,国务院相继公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 ~2011年)》,新医改方案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突出了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责任,强调了基本医疗卫生的公益性。
3. 就业政策。自90年代中期开始大规模国有企业改革以来,促进下岗失业工人的再就业一直是我国的重要就业政策。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加大对就业再就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展开多种措施帮扶“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为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我国在2007年通过了《劳动合同法》,同时还制定和颁布了《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从2003年起,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开始成为劳动政策的重要内容。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重申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保证逐步取消对农民工的不公正待遇,并要求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
4. 社会保障政策。自90年代末开始,社会救助政策开始得到重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社会救助政策。2004年,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2007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年内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2008年,扩大农民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人员、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加快省级统筹步伐,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
5. 住房政策。为了解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困难,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开始重视保障型住房的供应,强调要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和住房租赁制度。2007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指出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明确规定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由省级政府担负总责,并对解决廉租住房面临的各种困难与问题的职责,如资金来源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建立住房保障体系,加大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力度,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片面追求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导致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出现,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进入21世纪后,我国社会政策似乎出现了一次新的范式转移。在经历十余年的社会政策“失踪”期后,我国政府开始“重新发现”社会政策。自2003年以来,我国政府不断推出各项社会政策,重建国家在公共福利与服务中的责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策扩展期。随着国家在社会政策领域角色的强化,新世纪我国社会政策出现了一些令人惊喜的发展:第一,中央政府加大了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领域的投入,中央政府的社会政策功能明显强化,社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集中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有助于提升社会福利的“地域正义”。第二,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正在全力推动打破城乡隔阂、职业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建构城乡一体的社会政策体系,出现了具有地域公民身份特色的福利地方化。[8]统一的地域公民身份虽然只停留在城市一级,但可以为更高层次地域公民身份的建构准备条件。第三,随着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的全面实现,全民医保制度目标的确立,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统筹的推进,以公民身份为本的社会政策体系初露端倪。第四,农民工开始被纳入社会政策体系,逐步成为社会政策的受益者。这一切都有利于打破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分割、职业分割、地域分割的碎片化社会政策体系,有助于推动统一的“社会中国”的形成。
建构统一的“社会中国”:挑战与前景
以上的讨论从历史/时间维度梳理了“社会中国”演变的过程。中国的社会政策体系还处在重构与重建之中,如何建立一个以公民身份为基础、以满足公民基本需要为目的、体现统一的“社会中国”之目标的完整的社会政策体系还需要长期而艰辛的努力。换言之,统一的“社会中国”的建构依然存在着巨大的挑战。旧的城乡差距和城乡分割的社会政策体系、地区差距与福利的地域不平等继续制约着社会政策的集中化发展。
1. 社会政策地方化与福利地区的形成
社会政策本身一直存在一个内在的冲突:一方面,为了更好地满足个人的需要,社会政策应该尽可能地方化,越接近基层的决策越能贴近个人的实际。另一方面,“地域正义”则要求一个国家之内不同地方的公民应该得到大体同等的待遇。前者要求地方化、个别化,后者要求普及化、普惠制。
在我国,传统的城乡分割一直影响着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经济改革虽然推动了我国城乡的经济发展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整合,但是,社会整合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推进。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就是城乡社会整合失效的表征。以往城乡流动、地区流动程度低,因而跨越地方政府辖区边界而异地生活的人很少。现在,几乎到处都有流动人口,在很多地方特别是沿海城市,都出现了外来人口超越本地人口的局面。而这些处于多数的异地而居的人口却多被排斥在社会福利和服务之外,使得社会福利的地域不平等和地域不公平问题日益突出。
我国社会政策不仅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异,而且存在着明显的地方化倾向,各地社会福利水平差距极大。可以说,一个城市、一个区县就有一种社会政策体制。在1990年代之前,如果说我国社会福利制度主要是一个“以全国疆域为经、城镇/农村界线为纬的二元式社会保障体系”(二元“社会中国”)的话,那么,在199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政策的地方化,我国出现了众多的“以地域为经、不同社会(职业)身份类别为纬的新形态多元式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进一步碎片化的“社会中国”。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一直承担着实施社会政策、提供社会福利与服务的主要责任,这种情况自90年代分税制实施以来尤为突出。而各级地方政府由于财政状况各不相同,提供社会福利与服务的能力各不相同,因而在全国形成了以地方行政区域为边界的众多分散的“福利地区”。而随着福利地区的出现,我国的公民身份呈现出以地域为基础的新的空间分割。如果说在二元“社会中国”之下,我国公民身份界定分割为“城镇居民/农村居民”,那么,在福利地方化的趋势下,我国公民身份界定分割为以“本地/外地”为主轴、更多元的区分。而且,在GDP的地方政府竞争中,地方政府关心的往往是如何吸引外来投资,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提升,而不是为本地居民提供福利与服务。这种情况与全球经济竞争中各国政府竞相压低劳动成本和降低环保标准的“向下竞争”类似,由于地方政府缺乏提升居民福利与服务的动力,其结果是普遍的公共福利与服务提供的不足。
2. 走向省域公民身份
福利地区化发展中的一种显著情况是:一些富裕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在沿海发达地区以及一些资源丰富的内地市县,在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的政策感召下,大力推进本地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特别是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本地居民提供不分城乡户籍区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形成了若干具有整合意义的“福利地区”。
整合性的“福利地区”的形成,就其积极意义而言,是在一定地域的范围内建立了统一的社会福利制度,这种部分户籍身份、不分职业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有利于形成“地域公民身份”。这种“地域公民身份”无疑是形成全国性的公民身份的一个重要起点和基础。从长远来看,这种地域公民身份在空间上的不断扩张无疑将有利于全国统一的“公民身份”的形成。然而,在地级市或区县一级形成的地域公民身份,其空间范围过于狭小,而且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下只会产生越来越多样化的地域政策,要把它扩大到整个中国,将经历漫长的过程。为此,一个合理选择是建构省域公民身份。所谓省域公民身份,就是以省级政府的管辖范围为空间界限,建立不分城乡、不分地区的统一的公民身份。省域公民身份建立,可以消除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社会福利与服务上的身份差异。与市县管辖范围内的地域公民身份相比,省域公民身份具有更大的空间范围,有利于推动全国性公民身份的建构。省域公民身份并不排斥外来者,省级政府将制定相关政策规定,便利外省居民合法取得本省的公民身份。
纵观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在前改革阶段,国家在社会福利提供中扮演了主导甚至垄断的角色。尽管国家注重社会公平和财富的再分配,在公共福祉的提供方面承担了相当大的责任,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而且城乡之间在福利制度安排与福利水平方面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二元社会政策体系),社会福利和社会权利意义上的统一的“社会中国”并没有形成。
在上世纪最后2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为了改变落后的国民经济状况,我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经济转型,我们的社会政策体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发展经济成为国家的主要施政目标,公共资源主要流向基本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为了配合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国家对社会政策作了很大的调整和改革,许多过去由国家承担的福利和服务职能和责任转移给了个人、家庭、社会和市场。伴随单位体制和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社会政策领域的公共财政投入的下降,以及在教育、医疗、就业和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出现社会化和市场化取向,我国原有的二元社会政策体系进一步碎片化,在整个中国几乎都找不到一项适用于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安排,“社会中国”进一步消解。
进入21世纪后,在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累积起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与社会发展和民生密切相关的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日益突出。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和解决它们的紧迫性,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并且宣布我国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些政策目标的提出,带来了我国社会政策的急剧扩张,也给统一的“社会中国”的建构带来了曙光。不过,城乡差异、地区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福利的“地域不正义”,社会政策地方化和福利地区的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权利的碎片化仍将制约着统一的“社会中国”的建构。在这种情势下,“省域公民社会身份”的形成或许是“社会中国”之建构的破题之处。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社会政策的挑战与对策”(项目批准号:08JJD 84020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中山大学“211工程”三期行政改革与政府治理研究项目,以及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重大项目培育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的社会政策体系研究”的资助。]
注 释:
① 所谓“社会欧洲”,指的是欧洲的社会模式,特别是指提供保护预防全球市场冲击的欧洲福利国家体制 (Giddens,Anthony、Patrick Diamond 、 Roger Liddle. Global Europe, Social Europe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Press,2007)。
参考文献:
[1]梁祖彬、颜可亲. 权威与仁慈:中国的社会福利. 北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29-30.
[2]沙健孙.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9).
[3]克劳斯·尼尔森.东欧福利制度比较分析. 本特·格雷夫.比较福利制度——变革时期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86.
[4]施世骏. 农村社会政策. 岳经纶、陈泽群、韩克庆. 中国社会政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2009:276.
[5]Walder, Andrew George.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6]Wong, L、Flynn, N. The Market in Chinese Social Policy. Palgrave Press,2001.
[7]莫家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范式的转变. 岳经纶、郭巍青. 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2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2.
[8]施世骏. 社会保障的地域化:中国社会公民权的空间政治转型. 台湾社会学,2009(18).
编辑 李 梅
作者：岳经纶
2017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四十周年时强调，希望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研究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重要论断，为我们做好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回答中国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起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着优良的传统，那就是不断回答中国的问题，用新的理论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引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中国近代的落后，很大程度上是与封建落后文化有关，中国封建的农耕文明抵御不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研究中国问题，回答了要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如何进行革命等重大问题，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逐步发展起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得以建立。这些科学的理论和先进的文化，引領和推动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中国的发展进步打下了制度基础。在前苏联暴露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后，又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和观点，为后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创立科学发展观，在新的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研究回答治党治国治军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等，全面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演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也逐步发展起来。回顾这一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靠的是回答中国问题，而对中国问题的科学回答，又推动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
新形势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还面临很多需要回答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如何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的新形势，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这五个方面的“面对”、“如何”和“迫切需要”，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指明了努力方向。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他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为自己的奋斗目标。90多年来，一方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人人平等、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观，始终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政治立场。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
1978年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从前苏联学过来的，经济方面是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逐步发生了改变，认为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所以纯而又纯，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落后基础上的，无法实行那样的社会主义。中国长时间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就要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允许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允许农业以家庭为单位经营，还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先进经验。
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国情和新的时代特征，赋予了许多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背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背弃社会主义，而是更好地发展了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从实践的比较中欢迎这样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也赢得了良好声誉。
反观已经垮台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教条地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前苏东地区没有发展，表面上很坚持，但是教条式的僵化的坚持，坚持的都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以前的说法，没有发展，跟现实的某些方面对不上号了。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资本主义，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工人阶级不光有相对贫困化，还有绝对贫困化，工人阶级也没有民主权利。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很宽，保障水平很高，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明显缓解。还有，社会主义也跟马克思说的不一样。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上的，是纯而又纯的理想状态。但包括前苏联、中国在内的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那样的基础，只有落后的基础，实践中又走了弯路，没有哪个国家有马克思说的那么理想。这样，过去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些说法与现实发生了较大的反差，一种理论连现实都解释不清楚，怎么指导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成功。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验时指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研究新问题，得出新结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总结中国的实践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总书记提出的这些要求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走过了有些国家用一百多年甚至更长时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经济高速发展，政治社会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这种局面不仅在中国历史上难得，在世界范围内也少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很值得总结。
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温饱问题迅速解决，城镇居民也得到了丰富的农副产品供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用市场配置资源，让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告别了短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使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在经济总量、纳税额、就业人口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对外开放带来了外国的资金、技术、先进设备、先进的管理理念，还带来了一些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例如，现行的公务员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股票、基金等，都是从其他国家学来并丰富和发展的。开放还带来了国外的资源能源，带来巨大的国际市场份额。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广泛吸纳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社会主义，没有这样的吸纳，绝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
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表现出明显优势。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党派为了国家发展、人民福祉共同协商。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即重要决策由各级党委集体做出，然后由政府、人大、政协等有关各方具体实施。这样的政党制度和领导体制，能够有效避免政治上的争拗和内耗，保持政治稳定和政策连续性，还有决策的高效性和很强的执行力。中国共产党实行党管干部的原则，干部的选拔、管理等都由党来负责，这就容易保证党的团结统一。选拔干部强调政绩和多岗位锻炼，既能积累干部的经验，又能增强他们的能力和素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能保持国家的团结统一，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使中国的民主真实普遍。
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并使之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一定可以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這样的总结，有助于党员干部和群众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有助于国外人士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多一些理解和尊重，也能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只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就一定能够大有作为，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
（选自2017年第6期《党建》杂志作者系中央党校教务部主任、教授）
作者：谢春涛
摘 要：本文通过西方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困境与学术传统的解析及对比，指出知晓中西方学术传统、掌握西方学术表达方式的必要性。结合相关前沿成果、述评，呈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学科发展的现状，进一步剖析其困境并提出解困思路：具体例证讲解如何用合法的西方学术规范来表达中国问题，指出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维不失为一条解困路径。
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困境；西方学术表达；跨学科
概言之，“西方人”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是单重的，“中国人”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是双重的。这是西方学术自身的困境，也是其原生困境。这重困境是由于西方社会科学受“科学主义”的主导，正日益成为“不思”的社会科学，即“意义的消失”或是“无意义”的社会科学，也就是尼采的“虚无主义”。
西方社会科学的单重困境是西方社会科学自身的困境，这是由其介于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科学日渐成功，其研究领域也日趋扩张。在科学的强势影响下，西方社会科学家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的意义。人文学，是为生活昭显意义的学科，一旦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人文学所提供的意义，西方社会科学就会遭遇研究困境，这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原生困境。
自1930年起，一些西方批评者或西方自身的明智思想家们开始思考西方社会科学的原生困境。其标志是胡塞尔埃德蒙德•胡塞尔，德国著名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胡塞尔认为实证主义导致欧洲的人性危机，而存在主义则从另一方面加深了这种危机。他批判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残缺不全的科学观。实证主义认为理性的方法只适用于对自然界，实证主义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时代的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做出回答的问题：探讨整个人生有无意义。存在主义确实关心人生的意义问题，但是它却用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人生的意义。存在主义反对实证主义，使用一种非理性主义来反对一种理性主义。而胡塞尔的现象学反对实证主义，使用一种完全的理性主义来反对残缺不全的理性主义。“理论本身是通过人的理性建立起来的，归根到底是人的理性确定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是人的理性确定存有者的意义。这也就是说，理性刻画了自开始有哲学以来的‘真理’——‘自在的真理’——这个词与其相关的词‘存有者’之间的规范的关系”。“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哲学的总体的分支的一切新时代的科学的危机，它是一种开始时隐藏着，然后日渐显露出来的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这表现在欧洲人的文化生活的总体意义上，表现在他们的总体的‘存在’上。”提出了“欧洲科学危机”,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引发“科学主义的潮流”，从而使得西方社会科学不再是“科学的”而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化”，成为“科学主义”。由于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西方社会科学正在成为“不思的科学”（即海德格尔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年)，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他认为“logos”是世界的本源，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存在的真理被遗忘的历史，其哲学核心思想接近于中国的老子。认为“科学不思”、“说出来的思，它只能抓住不思的人的思想”；著有《存在与时间》（1927），《真理的本质》（1943），《什么召唤思？》（1954），《同一与差异》（1957），《尼采》（1961），《面向思的事情》（1969）等等。
收稿日期：2008-09-10
作者简介： 汪丁丁（1953-），男，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dingdingwang @ pku．edu．cn
的“科学不思”）。“不思”即不思考、不反思；而“应当思考”是人的价值，是人日常生活的意义。所以，“不思的科学”意味着“意义的消失”（meaningless），也就是尼采所说的“虚无主义（Nihilism“Nihilism is a philosophical position which argues that the world, and especially human existence, is without objective meaning, purpose, comprehensible truth, or essential value． Nihilists generally believe all of the following: There is no reasonable proof of the existence of a higher ruler or creator, a "true morality" is unknown, and secular ethics are impossible; therefore, life has no truth, and no action is known to be preferable to any other．”
虚无主义最早是由屠格涅夫提出的，由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首先引入哲学领域。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是19世纪欧洲最主要的问题，是人们意识到“上帝死了”所导致的，并强调人们应通过重新赋予生活意义来克服它。海德格尔认为,虚无主义是“这样的存在什么都不剩”，并认为其前提是将存在缩减至纯粹价值。）”。
在《权力意志》《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最早的版本是1901年出版的由Heinrich Kselitz、Ernst Horneffer和August Horneffer以及Elisabeth Frster-Nietzsche一起编辑整合的尼采从1883年到1888年笔记的遗稿选本，但这个版本备受争议。随后Walter Kaufmann的英译本将尼采的主题四分为"European Nihilism"，"Critique of the Highest Values Hitherto"，"Principles of a New Evaluation"和"Discipline and Breeding"。目前学界公认的版本是1967年由意大利学者Giorgio Colli和Mazzino Montinari编辑出版的十五卷本考订研究版《尼采集》第十二卷和第十三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的中译本《权力意志》只节选了尼采的《八十年代手稿》。一书中，尼采展示了这样一个主题——西方的命运从“追求知识（知识是一种权力）”演变成为“直接追求权力的意志”。
权力意志的第一层面纱是追求知识，第二层面纱是“the will for truth”，即求真（truth：真理、真实、真相）的意志。揭开第一层面纱，知识被知晓、分类为神学知识、哲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至自然科学时代即科学主义时代揭开第二层面纱之后，尼采认为，知识无法确保其根基的真确性，知识失去了赖以依存的根基。因为，只有你相信知识是真确的，知识才是真确的；反之，知识就不是真确的；知识的真确与否最终取决于你的信仰。于是，尼采说，西方求真意志的后续是“nihilism”，即，知识→真→虚无主义。（详见管理学院讲稿）。这是1900年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1930年，胡塞尔提出“欧洲科学危机”，标志西方明智思想家们开始思考西方社会科学原生困境。
上述这100多年的思想演变过程，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原生困境的展现。而“中国人”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是双重的。
第一重困境。
“五四运动”以来，我们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规范或西方人用于表达其自身意义的方式，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科学主义主导下的价值危机，或信仰的危机，或不思的危机，或意义的消失。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第一重困境，是由西方传来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原生困境。
第二重困境。
在目前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家只能以西方学术规范来表达其在中国的生活中所感受到的重要性，这是很困难的，
西方学术规范无法真正地表达我们中国人在自身更深层次上的感受。即便是受过正规西方学术训练的“海归”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国人所感受到的最重要的意义很难用西方的学术规范表达出来，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第二重困境，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困境。
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开放与改革不仅引入“西方危机”，并且延续了“中国危机”，导致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双重困境。
一、西方学术传统
西方人表达其全部可表达的学术传统之最根本出发点是两大逻辑定律，即同一律（A=A）和矛盾律（A≠）,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困境在于难以用西方学术规范来表达所感受到的中国问题的重要性，那么什么是“西方学术的表达方式”？这需要了解西方学术传统。
首先，我从笛卡尔、培根到洛克的顺序来解释西方学术传统。
笛卡尔曾用“知识之树”参见笛卡尔（Rene Descartes）,《哲学原理》（1644）。来描述西方学术传统。“知识之树”的构成如图1所示。
请注意，早年笛卡尔的“知识之树”是从天空向地面倒置而生的：柏拉图土壤置顶于天，由其孕育而出的自然科学和道德哲学越发地接近地面，表明其越发地可验证。到了培根和洛克的时代，西方学术传统的“知识之树”被除去柏拉图土壤，并开始由地面向天空生长，成为以“经验主义”为根基的学术传统。
图1 笛卡尔“知识之树”图解
“知识之树”的体系17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哲学，从探讨本体论问题转向研究知识经验是如何产生的认识论问题。英国产生了培根、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法国产生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笛卡尔勒奈•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年），法国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鼻祖。笛卡尔提出了惟理论的原则，认为人的知识不是来源于感觉经验，而是来源于理性；认为理性的演绎法是惟一的正确方法；他主张用理性来审查一切，提出“普遍怀疑”。在认识论上，笛卡尔认为人的知识不是来源于感觉经验，而是来源于理性，并主张天赋观念。 此外，笛卡尔还从物理学的机械原理出发提出反射论思想，等等。、培根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培根是近代哲学史上首位提出经验论原则的哲学家。他强调感觉经验和归纳逻辑在认识过程中的应用，开创了以经验为手段研究感性自然的经验哲学时代。罗素尊称他为“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马克思称他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新工具论》（1620）、《学术的进展》（1605）是其重要的哲学著作。《新工具论》同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是相对的，在此书中，培根开创性提出了经验认识原则和经验认识方法。、洛克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英国哲学家，不列颠经验主义的开创者，也是全面阐述宪政民主思想和提倡人的“自然权利”的第一人。洛克开创的经验主义被后来的乔治•贝克莱以及大卫•休谟等人继续发展，成为欧洲的两大主流哲学思想。洛克认为人类所有的思想和观念都来自或反映了人类的感观经验。他不赞同笛卡尔等人的天赋观念说，而是认为人的心灵开始时就像一张白纸，而向它提供精神内容的是感觉(sensation)（外部感受）和反思(reflection)（内省），并强调感觉和反思这两种经验是知识的惟一来源。，见图2所示。
笛卡尔把柏拉图思想置顶于天是因为西方两千多年的思想深受柏拉图“洞穴隐喻”的影响。这里需要解释什么是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如图3所示。
“洞穴隐喻”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将世界分为“形式的”智慧世界和我们所感觉到的社会，后者是从有智慧的形式或理想里复制的不完美版本。真正的形式是完美且无法改变只能使用智慧来理解才能实现的。图解：太阳代表柏拉图的真理，洞穴中，双手背缚的希腊人只能面壁而立，其身后是篱笆墙和行走中的看守卫兵。“双手背缚、不能走动”代表希腊人被前人留下的意识形态偏见所束缚。行走中的看守卫兵以及篱笆墙后洞穴内的一些物品（这些实体都是面壁的希腊人所无法看见的）在洞穴外太阳的照射下于洞穴的内壁上留下影子（影子代表一种映射参见我在东财管理学院的讲稿。，objective→subjective）。柏拉图认为，希腊人所建造的世界观或者包罗万象的大理论，无非是其看着面前洞穴内壁上的影子而构造的，是虚幻的、不真实的。所以柏拉图认为，希腊人应该打破前人留下的意识形态偏见的束缚，松绑，走出洞穴，面对太阳，自己寻找真理。这一从“对着影子的人”到“对着太阳的人”的转变过程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整个两千多年西方的命运走到虚无主义”。
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传统后为“经验主义”所代替，这里需要解释什么是“经验主义”？
关于人类的经验，我们借用罗素的经典“三分类”来阐释：
第一类，直接经验（direct experience）——自己体验到的感受，是可重复的经验。
第二类，间接经验——是他人的感受，或被他人告知的感受，是诸如“洞穴隐喻”般的感受。
我们无法验证这类经验的真伪。例如，有人说他看见了上帝，但你无法证明他的这一经验的真伪。因为这是感受者的惟一体验，是其他人无法进入的特有体验。这种逻辑上的不可验证性也是语言哲学研究的困境，因为会发生不可验证的危机，所以，语言哲学的早期形态是“唯我主义”，即“只有我是真实的，我之外的所有一切都是不真实的”。
第三类，内省经验——可表达但不一定可重复的感受，是接近我们东方人感受的经验。
在这三类经验中，最满足“可重复”这一条件的是“直接经验”。举例来说，我们每天都活着，这是一个关于自我身份感（identity）确认的大问题。那么如何证明“昨天的我就是今天的我”？要知道，佛家有言“分段生死”；昨“死”今“生”，今天“生”的你居然能够回忆起已“死”的昨天的你的直接经验，并且据此认为这就是“今天的你”的直接经验，如何证明？(哈佛的哲学家诺切克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这就要求经验是“可重复”的。
根据培根对“科学”的定义，“不可重复的经验不是科学”；当经验是可重复的，就可以进入到科学研究的领域了，即“可重复的经验”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当表达“可重复的经验”时，科学方法呈现“因果律”此处我使用“律”而不是“关系”来表述因果关联；“律”之义取自叔本华的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因果律是四大先验定律之一，是“没有原因的结果”，是康德哲学中无需检验的真理，是无需用生命亲躬来证明的真理。。即，“可重复的经验”（repeatable experience）∈科学{因果律}。
那么，什么是科学？科学的宗旨就是呈现因果律。如何呈现因果律？如何证明可重复的经验是有因果律的？或者证明其是不满足因果律的？这就需要两重检验。
第一重检验，休谟检验（Hume Test）：区分幻觉和真实（illusion Vs． reality）的检验。
休谟认为“illusion”是幻觉，是不可重复的现象。如梦境（梦里人会飞，但梦醒之后呢？当然，现在斯坦福大学也有科学家研究“会飞的梦”，称之为“意识清醒的梦”。“意识清醒的梦”不再是“illusion”而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科学研究。所以，当同一个梦可被重复的时候，这个梦不再是“illusion”，而是一种病态或是一种健康状态的提升；当梦是不可重复的时候，就是休谟定义的幻觉）。“reality”是重复的、可感受的经验或现象。可重复的就是真实的。例如诺奖得主纳什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可以重复地感受到被联邦调查局迫害，那么对于他而言这些可重复的感受就是真实的。
休谟检验旨在区分幻觉和真实，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洞穴隐喻”。“洞穴隐喻”之于西方思想传统如同中国的《老子》、《论语》、《庄子》等之于中国思想传统。
通过休谟检验后，进入第二重检验。
第二重检验，科学检验过程——因果律“可表达的过程”。
有些经验是可重复的，却是不能表达的，因为这类经验是只有感受者才能感受得到的因果律。按照西方对知识的分类，东方的知识不能被称为“知识”。例如五千多年以来，但凡习佛之人都有感受，而这种感受在不同人身上是可以重复的。因为它假设不同的人是“一”，所以是“一”在感受现实，但它基本上不能被表达，这意味着它不能进入西方社会科学的学术领域，这也是为什么东方的知识不能进入西方知识分类的原因。
但是，最重要的经验往往是不可重复的（如《黑天鹅》Nassim Nicholas Taleb，The Black Swan：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bable。（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M］．万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5。一书），所以因果研究开始追求“可控制性”，即实验。
《黑天鹅》一书的作者塔勒布认为，“人类历史，乃至整个宇宙的历史，都是由不可重复的事件推动着的”。我把这句话翻译成为我们的语言，“最重要的意义参见汪丁丁．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导论［J］．财经问题研究，2008，（10）。（importance felt）或经验往往是不可重复的，往往无法通过‘Hume Test’及‘可表达的检验’”。《黑天鹅》一书在英语世界里的影响非常大，此书提出了一个最重要命题——“历史是跃变的而不是渐变的或演变的”。换言之，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突发的，是事先不可能被想象得到的，是不可知的（这是奈特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否则历史静止参见汪丁丁．读懂《黑天鹅》需要了解的……演化理论是读懂塔勒布这部作品的必要条件［N］．东方早报，2008-07-13．A04版。“塔勒布试图让读者相信，世界历史原本就是由一系列突变事件驱动的。你可以将信将疑，不过，你难以摆脱这一看法所包含的历史直觉。历史，假如总是连续的，就必定能够被历史人物们准确预测，于是一切将要发生的事件都在计划之内，一切可能的计划，在社会博弈过程中迟早可以达到均衡。我们知道，均衡意味着“不动点”的存在性，后者意味着历史的终结。”
《财经》2008年5月荐书，“此书作者曾经是证券交易员，在“9•11”和次贷危机之前先知先觉地做空美国股市，大笔获利，一举成名。如今作为大学教授，他把自己的经验与学术相结合，成就了这本覆盖金融、商业、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书。……在他看来，“黑天鹅”，即那些不可预测的发生概率很低的事件，对包括金融市场发展在内的人类进程异常重要。这种思考让人想起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科学观。”。
那么，科学是如何追求可重复性的？又是如何将不可重复的“illusion”转变为可重复的“reality”从而把它纳入科学的？回溯《皇家学会通信》《皇家学会通信》（Royal Society Newsletter），《科学》（Science）杂志的前身。，我们可探得端倪。
第一卷《皇家学会通信》发表的都是诸如磨镜片的进展、三只脚的牛等奇闻异事之类的文章，但这恰恰体现了当时的科学研究状态。这类文章看似与科学无关实际则表现了人类改变“illusion”为“reality”的本能冲动。须知，在伽利略望远镜问世之前，你看到的只能是不可重复的现象（你可能看到了土星的卫星，但是你无法重复），只有磨镜片的技术以及光学进步到了伽利略望远镜的精确程度，才能使全人类都能看到你所看到的现象（才能使大众看到土星的卫星），才能使不可重复的现象进入到可重复阶段，才使科学研究得以可能。这里包含了一种尼采的表达——“控制”（controllability），即科学要求用控制（技术是控制的手段，几乎所有工程师的思维方式都是控制一切）把真实从虚幻中分离出来。（《黑天鹅》是对这种思想的反讽）。
经历了将真实从虚幻中分离出来的两千多年的追求，科学开始致力于经验的可控，可控制的经验就是“实验”。所以，西方科学实验的本质是可重复、可控制。据此可知，我们的社会不是实验，因为它不满足“可重复、可控制”这两个根本条件。
我将借助弗农•史密斯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实验经济学之父。他致力于通过实验室实验来测试或检验根据经济学理论而做出预测的未知或不确定性领域。1962年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竞争性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1965年又在该刊发表“实验性拍卖市场与瓦尔拉斯假定”，从而开创了实验经济学。他引入“风洞测试法”并设计了“导出价值法”等实验方法，为经济学实验确定了标准，从而确立了实验经济学的基础。其主要成就有证明可选择性的市场制度的重要性，设计了“双向拍卖”的实验机制，验证了竞争均衡价格理论的正确性，设计出检验数种拍卖形式等价特征的实验方法等等。的三个圆圈为大家解读“实验”问题：
假设集合Ω是一切逻辑可能的世界状态，在Ω之内，有三个圆圈，分别是代表真实世界体验的集合N（nature），代表理论模型能够预测的事件集合M（model），代表实验结果可控的世界的集合E（experiment）。三个圆圈E、M、N共可以构筑七种可能，如图4所示。 （美）弗农•史密斯．实验经济学论文集（上下卷）［M］．李建标等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3。本文图4的三个圆圈出自上卷。
“1”代表纯粹体验的部分，“2”代表纯粹实验的部分，“3”代表纯粹理论模型的部分。三个圆圈N、M、E的两两交集形成（4+7）代表实验和体验相交的部分，即可实验的体验；（5+7）代表体验和理论相交的部分，是可用理论模型解释的体验；（6+7）代表实验和理论相交的部分，是可用实验验证的理论。三个圆圈的交集“7”代表可实验的理论并且同现实体验有直接相关性的部分，是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最佳状态。“7”是一种艺术，只有极少数的天才才能找到“7”，才能在“7”的范围内工作。（这张图不完整，稍后我会补充）
圆圈作为一个集合（set）是由许多元素（element）组成的，“set”是“a set of elements”；但“element”不能是“set”本身，即圆圈“set”本身不再是它所包含的元素之一，否则将出现罗素的逻辑悖论。我们需要研究这三个圆圈“set”内的“element”是什么？
什么是体验的世界？罗素三分类的经验中“可重复的经验”在圆圈N（1+4+5+7）里面（但是，这个定义仍不完整）。N内的元素是一个个用于整理、表达经验的概念，不同于模型M（3+5+6+7）。凡是可重复、可表达的经验必须是“可名（名学的名）”的，即“名可名之物”。所有诸如疼、幸福等“可名”的体验都在N中。
M是可表达的（即能用模型解释的）集合。模型未必是数学模型，如“洞穴隐喻”就是一种理论模型。所以，M是模型化了的世界，是一组互相之间有逻辑关系的概念（牛顿、爱因斯坦的定义），是从你所感受到的有重要性的体验中抽出的一部分。例如，重复体验到“头上有云就会下雨”。为什么云一飘到头上就会下雨？可以做出很多种假设。如果是农民，会从自身体验出发得出“有云所以有雨”这样一个云和雨之间因果关系的假设。当然这个假设也可以是反向的，如从哲学家的角度可以构建“因为有雨所以有云”的假设，但这种假设对农业无用，是不相关的，所以农民不相信这个假设，因此，最终取决于你是否相信。你若相信“有云就会有雨”，就可以进入理论模型集合M，但这个假设是否是与现实体验相关的，需要你自己做出判断。若体验N既是可重复的，又是可控的，就进入了图4的（4+7）部分，即进入可重复且可控制的实验集合E（2+4+6+7）。
这是弗农•史密斯三个圆圈N、M、E的意义。需要补充的是，因为地球的生命是有限的，地球上生命体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所以生命体的体验也是有限的，那么，所有生命体的体验是一个有限的集合。图4中，三个圆圈之外的虚线范围之内的部分是对西方人而言所有逻辑可能的体验，虚线范围之外的是对西方人而言逻辑不可能的体验（这是受西方局限性影响，当然东方也有东方的局限性）。逻辑可能是西方知识传统中可能的体验，是满足两大逻辑定律（同一律、矛盾律）的可能的体验。这是一点很重要的补充，惟有如此我才能将诸位引回到东方的讲解。
科学的目标是什么？
理想境界中，科学目标有两个 参见(美)弗农•史密斯的《实验经济学论文集》上卷。（如图5所示）：
科学目标一：MN 理论解释力（5+7）
凡是可表达的经验，就可以构建一套理论，用以预测那个可表达的经验。例如，云和雨，是两个“可名之物”，二者同时出现这一体验对我而言是可以表达的，那么我可以构建一套理论，当二者中的一个现象先出现的时候，另一个现象一定出现，即构建一套二者间的蕴含关系理论。
科学目标二： EN可控制 实验检验理论模型的效率（6+7）
这是理想世界中的科学目标。现实世界中M与N和E与M这两组关系之间往往是偏离的，即不是重合的或者不是严格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现实世界中最常见的是图4中的7种关系。
如何度量偏离以上两个理想的科学目标的程度？
图4中（3+6）部分是理论模型与现实世界不相关的程度的度量，即将没有体验过的或不存在的现象建模（如大概70%的经济学模型都是不相关的模型）。
图4中（2+6）部分是实验与现实无关的度量，即可以被控制但与现实无关的度量。
图4中（2+4）部分是实验与理论不相关的度量。你可以构建一个很漂亮的理论模型，但根据你的理论模型做实验所得的实验结果与你的理论无关。大量的脑科学实验相当程度上否定了经济学的理论模型。经济学家们努力了50年建构出的理论大厦有（2+4）这么多的部分因为经由实验证实与其效用无关而被推翻了。
方法论的补充说明——物理学家可以有E，经济学家也试图有E，其他社会科学家则从体验到的N辨识想象中的E。社会科学面临的困难在于许多体验是无法观测的，是罗素经验三分类之内省经验。内省经验也可以对应于我刚刚解释的七个部分来构建其想象中的研究方法。
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述
我总结了过去一年半的《中国社会科学》，总体而言，我国近30年来的经济研究获得了显著发展。在我所阅读的文献资料中较好的经济学文章中有70%是“计量学”的；其余30%的经济学文章属于弗农•史密斯三个圆圈中的（5+7）部分，而（5+7）部分中好的文章主要使用计量学方法而不是分析方法，即，运用统计计量（呈统计相关性）而非分析计量（呈逻辑因果关系）。
（一）如何用计量方法表达中国经济中被感受到的重要性
在天则会议关于改革30年的评价问题的探讨中，我选取了两位经济学家的发言稿，他们都采用了统计相关性：一位是张维迎，其最重要的一组方案是把中国按省的经济发展指标作散点图，在基尼系数（纵轴）和国有部门占地方的比重（横轴）的相关性分析中得到“高国有部门比重对应高基尼系数”这一统计相关关系。张维迎从经济学家角度，由这一统计相关性得出“国有部门所占比例过大→收入分配不公”的结论；当然，从哲学家的角度，也可反之推论，即“收入分配不公→需要扩大国有部门比重来管理”（这种推论有悖于经济学思维，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样的因果律如同“有雨就有云”的推论一样荒唐）。另一位经济学家是樊纲，他把1995年至2005年间全国GDP的历年增长作为因变量，运用回归分析后发现“公共管理的行政开支”的影响达到-1．7，是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根据《中国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行政开支是8 000亿元左右，而同期的军费开支只有3 000亿元左右），从而得出“行政开支庞大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减缓”的因果律。
应当注意，张维迎和樊纲的研究只是提供了统计相关性，但两位经济学家发言的结论“国有部门所占比例过大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和“行政开支庞大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减缓” 表达了一种因果相关性。这种因果相关性的结论是不能为他们所提供的统计数据所支持的，只是二人作为经济学家所引入的假设，所以，他们应明确指出其结论只是一种假设。
受经济学思维影响，依照经济学理论传统经济学家会承认不荒唐的假设。当看到上述两组统计相关性时，经济学家就会认可并把其模型映射到N，即经济学家会相信因果律的链条是从“国有部门所占比例过大”映射到“收入分配不公”或者是从“行政开支庞大”映射到“国民经济发展减缓”，类似于相信“有云所以有雨”而不是“有雨所以有云”。你需要运用哲学思辨才能明了，统计相关关系和逻辑相关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两套关系，这样你就可以理解M和N之间是存在映射的。
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应用的“计量学”（metrics）是统计的还是分析的？前者只是呈现“相关的”因素（可以是现象各层次），后者只呈现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二者截然不同。
常见的情形：同一统计相关关系可以有许多套逻辑关系。统计相关关系表达为{A-B}，表示A和B之间有统计相关性（即事件A和B同时出现并可以被体验到），其条件概率为P{A∩B}＞0，是A和B同时出现的数学表达。逻辑关系表达为{A→B}或{B→A}，前者的条件概率是P(B/A)＞0，后者的条件概率是P(A/B)＞0。当某个因素是“可控”时，可让A消失，观察B是否仍然发生；或者让B消失，观察A是否发生，从而断言（以某一程度的确信度）“A→B”或“B→A”。这就达到了可检验的要求，就是“科学实验”。一切研究的“科学性”都源于此类实验（真实的或想象的）。例如，“有政府开支的扩大所以有了基尼系数的上升”这个模型，你若相信这个映射，并赋予它条件概率，这个理论模型就是可检验的，再通过某种技术把它变成可控的就进入可实验集合E。
所以，经济学家或是任何一位试图用计量学来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学家，需要做的无非是，在体验的世界N中，用{A-B}表示A和B之间有统计相关性，并把{A-B}变换成{A→B}或{B→A}使之成为可检验的，完成理论论证的过程进入M；之后，通过实验的技术手段使之成为可控的将之推入E。这个过程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就是我为大家呈现的一切西方学术传统，如图6所示：
从图6所呈现的西方学术传统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并没有提出道德性判断参见韦伯两篇著名的演讲录《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的两种区分。，即，西方学术传统是道德中性的。图6中虚线内部代表所有进入西方学术传统的人物或事件，是“amoral”无道德判断的；虚线外部代表有道德判断的部分。中国的学术传统是有道德判断的传统，如《春秋》。这是中西学术传统的本质差别——中国学术传统本质是描述的（descriptive）和道德地评价的（morally evaluate）；而西方学术传统本质在于它是建构的（constructive，不仅有描述还要求控制）和想象地实验的，见图7所示。想象的实验，如果是物理学家，可以构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如果不是物理学家，就需要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参见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想象力是评判社会学家的标准）。社会学家要运用想象来构造实验，这也是科斯的伟大之处（科斯擅长运用想象作思想实验）。
（二）中国社会科学文章述评
我所阅读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近期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西方经济学主要是计量学在中国的应用；第二类是1917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如程恩富、孟捷等人的文章；第三类是经济学之外的诸学科（如社会学等等）用其特有的语言所表达的中国的问题的文章，如李忠杰的文章。
第一类文章是西方经济学主要“计量学”在中国经济的应用，是我国经济研究中较好的一类文章，作者致力于用统计的关系把其在中国经济现象中所感受到的重要性表达出来，其所表达的重要性主要是研究Agnes Heller美好生活三维度之发展维度的“发展”问题。当然也有许多不问“假设”只顾计算的糟糕文章。
第二类文章是受1917年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影响的，反映了中国人的痛苦（指被corner，无路可走，感到“无地彷徨”）。例如，中国是否需要市场经济？对于市场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家们是既爱又恨，于是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中“长”出大量的文章，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批判，这类文章反映了一些中国社会科学家在Agnes Heller美好生活三维度之“正义”维度上所感受到的中国情境内的无法消解的痛苦。
我们结合《中国社会科学》的几篇文章来具体分析。程恩富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J］．中国社会科学，2007，（1）．一文中表达了他所感受到的“中国人所感受到的痛苦”——“四大理论假设”。第一个假设，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即企业家不创造价值，如果企业家劳动那么他创造价值，否则就不创造价值。第二个假设，利己与利他经济人假设。既有利己经济人，也有利他经济人。第三个假设，资源与需要双重约束假设。不能无限发展，因为受到资源的约束；同时，资源也受到需要的约束。第四个假设，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同向变动假设（对于这个假设，我有疑问，既然公平和效率是冲突的又如何能同向变动呢？）。此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并引发了争论，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方兴起方兴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理论假设——对程恩富教授‘四大理论假设’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08，（2）．和许兴亚许兴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如何看待“经济人假设”——与程恩富同志商榷［J］．中国社会科学，2008（2）．针对程恩富的观点提出异议。从这一方向中涌现出的较好的作品还有孟捷孟捷．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7，（1）．的“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篇分析见地很好的文章。
第三类是经济学之外诸学科（如社会学等等）用其特有的语言所表达的中国的问题的文章。如李忠杰李忠杰．论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平衡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2007，（1）．的“论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平衡机制”，就是一篇运用了法学、工程学、系统学等学科的语言来表达的很有见解的文章。
（三）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概述
1．经济学（此不赘述）
2．社会学
社会学家拥护一切经济学家所反对的问题，如“中国意识”问题什么是中国意识？参见林毓生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国意识危机》。。社会学家的研究最富有“中国意识”，但受限于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总给人以“支离感”。
从学术评述的角度看，很有“中国意识”的文章，如赵旭东的“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是探讨知识或思想、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及其与社会群体、文化制度、历史情境、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或相互间的作用关系的一门社会学学科，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知识或思想存在的基础、知识或思想存在的形态和存在的关系等等。1924年，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M．舍勒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一书中首先提出“知识社会学”（这里的“知识”一词的含义包括思想、意识形态、法学观念、伦理观念、哲学、艺术、科学和技术等观念）。舍勒的《知识社会学问题》和《知识形式与社会》被视作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之作。知识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学本身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学转向研究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联系的结果。张东荪是将知识社会学引入中国的先锋，也是中国“知识社会学”的创建者。其《思想言语与文化》（《社会学界》第10期，1938年6月）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知识社会学”。反思”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08，（3）．一文，表达了对梁漱溟等学院派在30年代用出家的精神走入中国乡村作农村建设举动 “晏阳初模式”是晏阳初基于平民教育的原则进行四大教育、四大建设，进行乡村系统改造，领导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平民教育推动乡村建设的科学化。梁漱溟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来解答中国社会发展这一难题。他认为伦理关系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认为文化失调是中国积贫积弱之病根，以此为基础对乡村组织建设提出了“合作社理论”、“政、教、富、卫合一论”等乡村建设理论，其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即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卢作孚以实业模式推动了北碚地区的乡村建设。三者引领了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的批评与作者本人的无奈。赵旭东指出，梁漱溟等学院派学者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乡村的落后，他们认为是中国乡村出了问题所以要改造乡村的落后状态。而以“知识社会学的反思”进行研究，是因为赵旭东认为梁漱溟等人的这种行为是一种学院派的无奈，是应当批判的（当然梁漱溟等人的这种以出家的精神作农村建设的行为是高尚的，其人格是伟大的）。即赵旭东认为，中国的落后不在于农村的落后，而是在于知识分子没有反思至足够深的程度。当然他并非赞同乡村应保持落后的状态，对于这个问题，他也很无奈，很彷徨；但是此文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反映出很强烈“中国意识”的一篇典型文章。
此外，请注意，由于受制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即便是中国社会学家也是西学的，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最乡土味的书”，但此书仍然是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框架。
但是西方社会学的整体状况是支离破碎的，“支离感”（fragmentation）反映了西方人类生存的基本状况，即意义的破碎。社会学不似经济学帝国主义有统一的原理，它是大致分为五六个不同的学派，每一派都坚信自己这一派反映了西方人生存的基本状况或最重要的意义，并据以相互批判。社会学研究的是人的“群性”，韦伯所谓的“社会”是“集体行动及意义”，其中，“行为”是可实证研究的，但“意义”只可“神入”或“同情”地理解，这是韦伯社会学的复杂性。韦伯说，上帝死后，西方人的社会就陷入了“诸神之争”。 所以，“支离感”是西方“群性”的现状：意义的破碎导致群体文化认同的支离破碎以及社会内的冲突，价值观冲突使社会学研究日益远离“科学”。
应当注意，中国意识反映了中国人的意义，西方意识反映了西方人的意义。当中国社会科学家特别富于中国意识时，实际上他们也特别远离了西方社会科学，这也使得他们越发无法实证，这是一个困境难题。
3．法学
中国的法学几乎完全是在本土政治土壤内生而成的，所以它不能被称为“法理学”，而只是“法条学”。
什么是法理学呢？想要理解一门学科，关键是抓住其基本问题。
“法理学”（Jurisprudence）的基本问题——群体共享的“正义感”参见1976年Glasgow出版的Adam Smith六卷本之卷四的讲解。如何外化为“规范” （当群体有共享的“正义感”时它未必是法律，必须是外化为规范时才能成为正当的法律）？其根本议题（issue）是当群体共享的“正义感”外化为行为“规范”时，可能会压抑群体内不同个体的创造性。
奈特（Frank Knight）在1946年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
这是西方法理学（中国没有法理学）的基本问题，即，在不压抑自由、不压抑每一个人的创造力的前提下，正义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化为社会行为规范？或者正义感在多大程度上不可以转化为社会行为规范？这是法官主要处理的问题。
所谓黑格尔的“法权”是“法律的权利”（文化大革命批判的就是这个法权）。德文是“Recht”，英文“Right”。“ Recht”和“Right”在印度欧罗巴语系中共有同一个词根“Ritam”。“Ritam”被吠陀学派（the Vedas，古印度最深奥的一批哲学家）用来表达对宇宙本质的洞悉吠陀学者致力于认知宇宙的终极真理——“Ritam”，然后便可以从心所欲而天然有道德。这一认知终极真理的过程被置于道德行为之后，后来演化为两大派系，一派“穷理”，一派“体认”。有观点认为“体认”一派传到中国成为“禅宗”。，认为只有当你洞悉宇宙的本质时你才获得行动的权利 汪丁丁．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初论（上篇）［M］．《公共论丛》第二辑，北京：三联书店，1996。“按照《不列颠百科全书》新版本的解释，Ritam在吠陀学派思想体系中相当于老子和孔子所理解的“道”。人必须通过对宇宙的道或Ritam的“格物”式的理解，方能领悟人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和意义，方能把握住“德”——正确的人际关系。这是我们能够从现存文献中找到的人类最早的“格物、明德”的道德哲学。对于吠陀学者来说，如果你理解了“Ritam”，你就有了权利去行你要行的事，你就有了孔子“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所以，理解世界比改造世界更为重要。这是“Right”一词的古印度词根的解释。
后来，Right一词由古印度词根“Ritam”衍生而出到现代成为“权利”，是从词源学的历史角度让整个学术界公认“任何权利必须先正确（这是周其仁的一个重要观点）”。故，所谓“right”（法权），必须“right”，即应具有韦伯的“确当性”（legitimacy）。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发表文章的共同领域是产权领域，这三类学者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接近产权问题。“产权”是一种法权，它应该是确当的才可成为较少被压抑的，但这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是一个问题。
经济学家——Pro-market，如盛洪 盛洪．一个跨时代的谎言［J］．读书，2002（2）．提倡鼓励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认为“只要允许我们自由交易……这个世界就美好了”。
社会学家——如孙立平认为所谓的产权不过是拥有政治特权的“全能集团”，不是阶级，而是集团；不是特权，而是全能。
法学家——法学权威（authority）是逐层传递的。例如消费者权利，当发生医患纠纷时，患者究竟有没有把医疗服务当作消费品的权利？卫生部立场上的法学家认为医疗服务不能作为医疗消费品。这种观点完全是从宪法条文中推出来的法条学的体现。现在有一派年轻的法学家试图通过“法学阐释主义”把宪法条文阐释成为他们想要的方式，这也是一种改良。这是法学发展的现状。（有法学家认为法学的不发达受制于其研究学者的能力，这是弗农•史密斯的三个圆圈中的一个错误的model，也可以说是一个“有雨才有云”的理论，但这就是这位法学家看问题的方式。）
4．政治学
在中国几乎是“政治思想研究”而不能成为“政治科学”。
政治学类似于法条学，目前只是一门政治思想研究的学科而不能成为政治科学。政治学家对于政治学不发达现状之原因的看法不同于法学家，即认为不发达的现状不是因为受制于其研究学者的能力或智商（政治学家的智商普遍很高，如崔之元 崔之元，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研究员。1963年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应用数学系。199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在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崔之元参与了许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著作的早期翻译，1984年崔之元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比较历史研究的一个尝试——顾准著<希腊城邦制度>述评》是当时国内为顾准作评价介绍的第一篇重要文章。），而是这一学科长期遭受迫害导致的结果，这也与我们《财经》编辑部曾经做过的对中国社会学家现状调查分析的结论相一致。
5．教育学
教育学我之所以有资格谈教育学，是因为我早在2001年就对教育学状况有深刻的感受。参见汪丁丁．探索面向21世纪的教育哲学与教育经济学［J］．高等教育研究，2001，（1）．在中国发展的很早，但一直都呈很弱势地发展。当然有内因影响——中国有更强大的教育传统、如儒家传统。而西方的教育学类似于医学，是直接面对人的学科，这一点是不同于经济学的。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增加人的收入、研究人的财富的行为，是间接面对人的学科。从事中国教育的学者对中西教育的本质差异有着很痛彻的感受。中国资深的老一辈教育家们对中国教育学的现状是无奈的，因为要用西方的范式来表达中国教育家最痛彻的感受，是很难的。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在他过去的十几年中接受的都是中国教育传统、是中国文化产物的中国孩子而不是西方传统熏陶下的西方孩子，现在你用西学的方法来教育他，势必是会失败的。所以，中国教育的失败是双重的。首先是“五四”以来西方新学制度造成的失败，这是原生的失败；其次是中国教育学从传统到现代化转型的失败。中国教育学的弱势是因为其所面临的双重困境太尖锐，中国教育学者们既不喜用西方的表达，又不得不用西方的表达，这让他们无所适从。
中国的教育学研究中只有教育史的研究可以得到“211项目”。例如郝大海郝大海．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7，（6）．的“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此文研究对象的时间窗口为1949年到2003年，是长时间的历史研究；并采用了最具合法性的计量方法来表达中国的城市教育在各阶层之间的分布与变迁，指出教育分层最小化政策失败及分层趋势转强，扩大了社会两极化。
需要说明的是，教育分层是西方的理论。在西方，贵族有贵族的教育，贫民有贫民的教育；黑人有黑人的教育，白人有白人的教育；社区都是由“Tiebout Theorem”（梯伯特定理）定义而来的。用Netlogo仿真演示谢林模型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与罗伯特•奥曼(Robert J．Aumann)同获200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为什么有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可以和平地解决冲突，而另一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却不断地被冲突困扰呢？感谢奥曼和谢林的研究，为这一自古以来困扰我们的问题带来启迪。”早在1994年，谢林就成为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为约翰•豪尔绍尼(John Harsanyi)、约翰•纳什(John Nash)和莱因哈德•泽尔藤(Reinhard Selten)三人分享）的热门候选人。谢林将宏观的集聚行为解释为一个多人囚徒困境的非合作博弈均衡解(MPD)，被理论界视作谢林模型，用于城市、区域和种族隔离等问题的研究。著有《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冲突战略》，《武器与影响》等等。在《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一书中谢林展示了个体动机和个体行为（即微观动机）所带来的总体结果（或宏观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个体行为所导致的宏观结果以及宏观结果中所蕴涵的个体动机或行为，并探讨了是否可能从观察到的宏观行为中推论出隐含的微观动机，即谢林模型。的运转原理，我们可以观测到社区是如何在用脚投票之后自动分成黑人社区和白人社区的。黑人社区的学校是黑人学校，白人社区的学校是白人学校，双方的价值观、行为等等是显著不同的。这是教育分层理论，是教育学的显学。
三、结 语
近年来在国内大学兴起“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其中，“社会仿真”与“实验室社会科学”或许最有潜力。目前最严重的阻碍来自社会科学内部，即急功近利的市场化倾向与科研管理的官场化倾向，构成“最坏的组合”，可能使国内学术停滞或后退两代人。
（责任编辑：杨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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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丁丁
[摘要]从准确确定中国问题，到科学回答中国问题，再到正确解决中国问题，这一系列的演变构成了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路径和鲜明特色。从各个学科、领域、层面、方法回答和解决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机制。我们要立足中国立场解读中国问题，运用中国智慧解答中国问题，坚持中国价值解决中国问题。
[关键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民族复兴 问题导向 中国立场
[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哲学社会科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由大向强的关键阶段。哲学社会科学也要与之相适应。构建引领民族复兴的思想理论，推动中华民族理论思维、人文精神、学术内涵、思想品格的大发展大提升。问题是时代的口号、科学的航标，一个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总是和该民族面临的迫切问题、重大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问题的时代性、根本性决定了该民族思想理论的高度、深度和广度;运用这一思想理论解决民族的乃至世界的实践课题的效果。又是对哲学社会科学水准、功能和价值的检验和证明。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以中国问题为中心。
中国问题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线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向西方学习、寻找真理，由此也产生了“言必称希腊”的学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解决中国革命现实问题的探索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开辟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新的方向，这就是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理论创新。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不良学风，这就是教哲学的不引导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军事学的不引导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同志强调，确立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方针，废止静止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文化领域交流的扩大加深，西方思想走进来，国人求学走出去，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对我国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学术规范、研究方法的影响，与百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即使是积极成果、有益滋养，也不能替代甚至取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陸。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
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交锋，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深入人心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回应当代中国的重大问题上阔步前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13多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进，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跃升，攻克极具艰巨性复杂性的难题。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社会历史实践的丰厚沃土。必将滋养孕育出繁荣茁壮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社会大变革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就使得中国问题最为丰富复杂，具有独特的典型性。这种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全方位多层次的，由此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创新发展也是全面立体的。这种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实践创新的内容、方式、途径、效果等，都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材料。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重要贡献。从准确确定中国问题，到科学回答中国问题，再到正确解决中国问题，构成了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路径和鲜明特色。
围绕实现民族复兴来发展当代中国思想理论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历史的凝练，理论是实践的产物。新形势下治国理政最为重大的问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自立自强于世界之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长治久安，中国人民能否获得核心价值，中国共产党能否履行历史使命。从各个学科、领域、层面、方法回答和解决这一时代课题，就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机制。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科学证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构成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目标。中国梦可望又可及、可知又可行。要通过系统扎实的研究，充分论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何以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何以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何以可能的问题。从而将全党全民族的理想信念建立在科学的现实的基础上。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提供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在每一发展阶段都会产生发展的新问题、新要求。当前，我国发展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机遇期、深化改革完善制度攻坚期，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认真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比如，新发展理念如何融入经济体制、发展方式、经济新常态、发展全局中，国家治理怎样实现现代化，怎样实现民主政治与权力监督的统一。如何促进社會发育成长、有序运行，如何保证人口、资源、环境，生产、生活、消费的协调可持续，怎样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
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提供理论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拓了新形势下治国理政新境界，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理论精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不能置身民族复兴伟大事业大潮之外，要系统研究治国理政的新体系，主要包括为什么要确立“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总目标，怎样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总道路，怎样构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个总方略，怎样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个总要求，怎样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怎样保证国防安全、国家安全、国际安全这一总安全，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个总方法。
为解决重大问题、化解深层矛盾、防控各类风险提供有效方案。经过几代人的接续奋斗，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具有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强大能力和充分信心。同时，现代化的进程机遇和挑战并存、动力和风险共生、愿景和陷阱同在，成功和失败都有可能。社会运行速度越快，失衡的风险越大社会联系程度越紧，风险的震荡越大社会复杂性质越强，风险的诱因越多。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一个基本方略就是把决胜全面小康这一奋斗目标与着力防控风险这一底线布局紧密结合起来，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从根本上遏制各种风险隐患，用维护总体国家安全来保证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统筹推进、协调发展。要研究解决如何在全面掌握风险成因中防控风险，在有效化解风险震荡中防控风险，在及时中止风险演化中防控风险。
为13亿多中国人民提供精神家园。从实践效果看。科学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都是要改变世界，但科学技术是直接改变自然界，是通过改变自然界而改变社会进而改变人的;而哲学社会科学则是直接改变人的思想观念。是通过改变人的思想观念而改变社会进而改变自然界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用先进的理想引领人民，坚定人们的崇高信仰，培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公民的道德养成，陶冶提升国人的心灵境界。
为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提供思想成果。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列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对内形成强大的说服力、感召力，对外形成有力的吸引力向心力，任重道远。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立足中国立场、运用中国智慧、坚持中国价值
中国问题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之基。以中国问题为中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能够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立足中国立场解读中国问题。立场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立场不同，结论也就不同。因此，以中国问题为中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要坚守中国立场。中国立场体现在治国理政，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立场。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就是要在研究方向、研究成果、研究评价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导向。做到研究方向往人民需求聚焦，在学科设置、课题分布、资源配置等方面，要把与国家发展命脉密切相关、关乎国计民生大事的学科作为主干学科。把关系经济社会发展、人民主体地位的课题作为重大课题，把研究资源在统筹兼顾、合理分配的前提下向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久拖不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倾斜。中国立场体现在国际关系。就是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运用中国智慧解答中国问题。中国智慧包括5000年中华文明孕育出来的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生，修身齐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资源;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融会贯通，在近一个世纪的丰富深刻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思想智慧。新形势下的治国理政，要求中高速发展与中高端水平相匹配，强化改革动力与保持社会稳定相协调，破除沉疴积弊与重塑政治生态相结合，纠风反腐提振党心与保障民生凝聚民心相一致，加强党的领导权威与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相统一，大国治理与大国外交相配合，实现奋斗目标与着力防控风险相统筹。解答这些难题，不能生搬硬套他国模式、机械抄用某个准则，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必须运用博采众长、创新发展的中国智慧。唯有如此，才能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坚持中国价值解决中国问题。价值准则是实践方案的底蕴，解决中国问题必须坚持中国价值。中国价值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这就明确了无论是什么领域和层面的中国问题的解决，都要有利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社会，培育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公民。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都要把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研究的基本准则和价值的基本取向。
(作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教授，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治理道路研究》负责人)
作者：颜晓峰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于2008年11月12日在广州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林雄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江海燕，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田丰，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前主席颜泽贤，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和《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江苏社会科学》、《广东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的代表共100多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武寅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此次论坛的召开及《学术研究》创刊50周年表示祝贺。武寅指出，在深入总结30年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重要时刻，在努力创造中华民族更大成就的历史新起点上，召开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为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开了新的思路，为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搭建了新的平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林雄在讲话中指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加强学术研究与关注当下的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在广东举办“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必将对活跃广东的学术气氛、推动广东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成就与前瞻”。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深刻地改变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面貌，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所创造的伟大成功经验。同样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源泉。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肩负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举办这次论坛的目的，就是通过回顾和总结3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探讨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和前沿问题，促进学科融合与创新，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与会学者深刻认识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必须在吸取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代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根植于中国经验，提出中国问题，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只有这样，中国社会科学才能无愧于伟大时代，并对世界学术做出自己的贡献。论坛对以下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
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以此形成当代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与中国表述，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任务。近代以来，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和不平等的国际格局，一代代中国学人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为中国学术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做出了不懈努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因此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但也不能不看到，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和当代中国现实所提出的要求之间还有距离，一些根植于西方经验、在别国行之有效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学术往往如方枘圆凿甚至南辕北辙；僵化的学术体制所制造的苍白的学术泡沫，也日益严重地遮蔽着中国问题的本质。这一切都提醒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尽快树立学术责任感和紧迫意识，致力于立足中国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形成中国学术话语的自主性，促进中国的学术自觉和文化自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核心命题。汪信砚(武汉大学)在发言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范式论意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走向世界，要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自己的贡献，就必须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这样的学术话语体系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础上形成。赵敦华(北京大学)在提交的论文中着重论述了建设中国哲学现代形态问题。他认为建设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必须立足现实，实事求是，力戒各种形式的“土教条”和“洋教条”。中国哲学现代形态集“中西马”于一身，这是近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造就的事实，也是我们今后要继续推进的研究方向。朱立元(复旦大学)认为，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文艺理论最重要突破之一就是“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确立，这是立足于当时的现实，重新思考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取得的重大进展。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消费主义思潮和大众文化的弥漫，人性问题以另一种方式在文艺和审美中再度迷失，因而对这一命题重新解读和再度阐发，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时代发展。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推进过程，也揭示了经典理论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邹诗鹏(复旦大学)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年度总报告2008'’为题，介绍了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向。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无疑是目前国内外学界都在积极探讨的课题，它是目前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模式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要尊重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不能一概以西方话语分析和命名中国模式，但总的来说，国外很多研究缺乏对中国经验的解读能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及其世界意义的解读与阐释，还得依靠中国的思想家与理论家。此外，王雨辰(中南财经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刘森林(中山大学) “从‘劳动’到‘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核心范式的转变”、李恒瑞(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改革开放实践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开放观”、李佑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现代化范式问题”等发言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当代发展进行了阐述。
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应用学科领域，总结中国经验，建立中国表述，形成具有自主性和创新性的当代中国学术体系，更具有现实紧迫性。颜鹏飞(武汉大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之处，阐述了构建中国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是无法用西方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型来进行诠释的。中国学术界尤其经济学界要从西方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就必须不断总结新的经验，提炼新的课题，提出新的理论，进行具有中国形态的“术语革命”，在时代性、现实性和实践性中实现学术自主性和原创性。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也同样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和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经验不是既定的理论所能完全解释的。当前，各种理论争相解释中国经验，中国已经成为政治学理论的实验场，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规模，决定了中国经验不仅是理论的实验场，还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王新生(南开大学)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
度，论述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正义问题，认为当前的转型是一种从受理想性原则支配的社会类型向受利益支配的社会类型的社会转型，只有从这一特殊境遇出发，才能为考察当今中国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找到合理的路径。这就是在建构市民社会中公共领域的基础上形成协商性共识。周林彬(中山大学)从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外国化”与“本国化”角度，谈到我国法律经济学加强“本国化”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缺乏自主性是我国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中国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从国外研究转向国内研究，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法律经济学问题。一般说来，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不具有国别性，“本国化”思路主要是指关注具有国别差异的中国法律制度、法治实践以及影响中国法治实践和法律实效的各种历史、文化、政治因素，而恰恰是这些因素的纳入，才是现代法律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关键，也是我国法律经济学理论走向成熟的关键。
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与会不同领域学者的共识。对“中国现实”的强调。并不是出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是出于一种盲目的排外主义。恰恰相反，敢于直面现实，勇于担当责任，是当代中国学术找回自信和自觉的表现，也是当代中国学术走向理性和成熟的标志。
(二)促进学科融合与学术创新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如何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的创新，是本次论坛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正如颜泽贤在讲话中指出的那样，3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学科体系不断创新，但学科分化造成的学科壁垒，也严重地制约了学术的健康发展。本次论坛邀请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进行交流讨论，可以说是一次促进学科融合与学术创新的尝试。
学科体制壁垒对学术发展造成的危害，学者们深有感触。赵敦华认为，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在学科体制上“三足鼎立”，虽然曾经推动过哲学史文本研究及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但如果被强化到以邻为壑的地步，各个领域的哲学研究都难以深入，综合性的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就很难发展。事实上，三者都是用现代汉语研究和表达的中国学术，不可能是互不理解、没有交流的独立话语体系，因此，打破“中西马”的学科壁垒刻不容缓。蔡立辉(中山大学)也谈到当代中国行政学学科归属的困境，认为学科归属的混乱是当代中国行政学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蒋述卓(暨南大学)则从30年来文艺学的发展，谈到学科融合的重要性，文艺学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与活力，是和它博采众长、融会创新分不开的。其实，某些新兴学科的诞生，既是现实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科融合的产物。刘士林(上海师范大学)认为，近年来大都市与城市群飞速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的学术领域，都市文化学就是其中之一。目前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体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侧重于都市的经济社会基础；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侧重于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两者基本上是相互割裂的。新形势下的都市研究需要打破各种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的障碍，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于是都市文化学应运而生。
(三)其他重要理论问题
在总结30年社会科学发展历程、探索社会科学当代前沿这一共同话题下，与会者还就关系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前景和趋势的其他重要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1、环境保护与环境史。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有关环境问题诸学科也获得了蓬勃发展，环境史就是其中之一。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19世纪是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开始，而其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不断地侵害生态环境的倾向，过度的消费也加剧了环境的恶化。梅雪芹(北京师范大学)就中国环境史的兴起和学术渊源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国外环境史学术资源以及包括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内的本土学术资源对当前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但也应当看到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的重要变化，只有注意到这种连续性和转折性。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脉络。2、后现代主义及相关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就是我国哲学、文学等社会科学领域风靡一时的话题，这一话题既引领了中国学术的突飞猛进，又招致了无穷无尽的争议和非议，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转向：出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发言，对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作为流行话语，“后现代”已不再时髦，但作为曾经影响世界几十年的学术思潮。后现代主义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近年我国史学界兴起的后现代史学热，就证明了这一点，何平(首都师范大学)“超越现代——论历史知识的后现代转型”的发言，探讨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当代史学的深刻影响。3、文学“向内转”及其他问题。针对当前文学“向外转”即转向文化研究或思想史的倾向，赵宪章(南京大学)提出了一种“向内转”的可能。与“超越形式直奔主题”的路径相反，他主张“通过形式阐发意义”的形式美学方法，并以词典体小说和戏仿文体为例进行了说明，强调返回到文学本身、深入到文学内部，才是文学研究的正途。朱寿桐(澳门大学)指出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的学术研究”的不同，认为将两者区别开来，无论对文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对文学的学科体系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4、社会转型与公共管理。当前我国正经历一场深刻而持久的社会转型，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为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和机遇，彭向刚(吉林大学)“公共管理若干前沿问题”、陈瑞莲(中山大学)“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与前瞻”、袁祖社(陕西师范大学)“现代社会共享性本位价值信念的生产”等对此展开了论述。5，心灵哲学与认知研究。科学哲学研究虽不是当代中国社科学术的热点，但蒉益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心灵哲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费多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认知研究的解释学向度”的论文则显示，在这一领域，我国的研究实际上可直追世界学术前沿。本次论坛所讨论的其他重要问题还有“30年文化研究的省思”(李宗桂，中山大学)、“实践美学的价值与发展”(朱志荣，华东师范大学)、“先锋文学的发展与作家主体的重塑”(洪治纲，暨南大学)、“期待短文”(栾栋，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政治史研究的认识误区与方向”(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环境变动下的华人华侨研究”(纪宗安，暨南大学)、“国际汉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杨煦生，中国人民大学)，以及转型经济学(周冰，浙江财经学院)、拜占庭研究(陈志强，南开大学)、陈霸先研究(李凭，华南师范大学)等。
从这些讨论可以看出，30年中国社会科学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离不开对中国现实的关注，离不开学科的融合与创新，这也是今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
责任编辑：郭秀文
作者：王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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