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腐败的法律规制
摘 要：学术腐败现象在当今的学术界日益严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规制的缺失，没有统一的学术行为规范，知识产权法力度过小，缺少必要的行政制裁，刑事制裁涉及面过窄，几乎等同于无。要遏制学术腐败，加强法律的规制是必不可少的。本文主要从立法角度探讨加强制裁学术腐败的可行性措施，行政法方面完善学术规范，强化学术惩戒制度;民法方面加强学术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实施细则，加重法律责任;而在刑法方面引入学术犯罪概念，严厉制裁学术犯罪行为，从而寻求制约学术腐败的途径。
关键词：学术腐败 法律规制
学术，历来在人们心目中是与求真、创新、高尚、无私、刻苦、奉献等美好的品格联系在一起的，在物欲横流的商品社会中，学术界被认为是最后一方纯洁神圣的净土。但曾几何时，“学术”逐渐与“腐败”一词连在了一起，当学术与金钱、权利衍生的腐败结合的时候，最后的净土已经不复纯洁与神圣。学术腐败现象，在当今的学术界呈现出不断蔓延之势，特别是高校成为学术腐败的重灾区。
探究学术腐败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规制的薄弱，对于学术腐败行为缺乏严惩。法律规制的薄弱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立法层面，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于学术行为、学术腐败明显涉及太少，对于许多学术腐败行为没有明确的规定;二是执法层面，对于法律法规有规定的学术违法违规行为，处理力度不够，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当然，主要的还是立法问题，使规范学术行为缺乏法规依据。
一、学术腐败的法律规制现状
(一)学术行为规范缺失
学术研究的行为规范，是规定学术工作者参与学术活动具体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包括学术著作如何撰写、署名，如何准确引用他人成果，如何正确处理实验数据等等。学术行为规范是学术道德规范的进一步具体化，是学术领域的“游戏规则”。但是长期以来，知识产权观念的淡薄和学术管理的落后，我们对学术活动的行为规范不够重视，一直没有这方面的成文法规，更缺少这方面的研究和教育。这不仅给故意的学术腐败留下了可乘之机，而且还导致了许多无意识的学术失范。因为没有统一的行为规范，没有明确的行为规定，学术工作者也缺乏这方面的了解，不知道怎样才是符合规范的，在平时的学术研究中就时常会出现无意识的、非故意的学术失范行为。例如，“剽窃”是最普遍的学术失范行为，如果我们分不清什么是剽窃，什么是合理的引用，那怎么能自觉杜绝剽窃行为呢?试想一下，没有法，又如何守法呢?
当然，在不断加强学术腐败治理力度的形势下，现在已经有了可喜的进步，学术行为规范的缺失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教育部2004年8月印发了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2004年6月22日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简称《规范》)，其中包含了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学术批评规范几大部分。但是，《规范》的内容还相当的笼统，缺乏操作的依据性，需要进一步的具体化，制定与之配套的实施细则，从而加以完善。而且，这还只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规范，自然科学研究还缺乏相应的学术行为规范。
(二)知识产权法的不足，对学术腐败行为无法形成足够的威慑
虽然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已经比较完善，有《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及其相应的实施细则，但是三大知识产权法对于现有的学术腐败问题涉及很少，除了《著作权法》对署名、发表问题、剽窃有规定，《专利法》对侵夺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非职务发明创造专利申请权及其他权益有规定以外，其他学术腐败现象基本没有涉及。而且普遍处罚力度很小，违法的法律责任很轻，对学术腐败者几乎没有法律应有的强制性约束力，无法对学术腐败者形成威慑。违反知识产权的责任，也无非就是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这与学术腐败所带来的巨大的间接利益相比，是无足轻重的。
(三)学术惩戒制度缺乏
除了个别学术腐败行为可能承担民事责任之外，我们的学术机构内部、学术主管部门基本都没有专门针对学术腐败行为的惩戒规定，学术腐败行为一般不会受到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也不会剥夺行为人在学术共同体的地位和利益。许多人的学术腐败行为被揭露之后，无非就是挨挨批评、作作检查，官照样当，博导、硕导照样做，课题照样搞，研究经费照样申报，成果照样评奖。这样，学术腐败怎能得到遏制?
(四)刑事制裁力度不够，涉及面过窄
我国的知识产权法体现出这样一种价值倾向：侵犯知识产权从中营利的行为，是打击的重点，而没有直接经济收益的侵权行为，处罚畸轻。我国刑法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倾向。侵犯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最严格的是对商标侵权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刑法第三章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主要涉及的就是侵犯商标权和侵犯商业秘密的各种犯罪，而对于侵犯著作权，刑法规定必须是以营利为目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几种行为才构成犯罪：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都设定了相当的非法营利数额。也就是说，再恶劣、再严重的侵犯著作权的学术腐败行为，只要没有大额的营利，就不会构成犯罪。而学术腐败行为的经济收益基本上都是间接的、隐性的，很少以营利作为直接目的。因而，刑法基本上无法约束学术腐败。而作为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的刑事制裁对学术腐败的失效，无疑是对学术腐败现象的变相纵容，单纯以是否营利及营利的多少来划分侵犯著作权行为的罪与非罪，这可以说是刑法立法的一个缺陷。其他诸如学术贿赂、权学交易、钱学交易等行为，在刑法中也没有涉及。
法规制约的薄弱，导致了学术腐败成本低廉，收益巨大，这正是有那么多人热衷于此道的关键所在。成本思想，在经济学上，诠释的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因此我们将它来比喻学术腐败的投入与产出问题。学术腐败的投入是相当低的，操作的难度不大而且发现之后被惩处的代价不高，几乎没有风险，成本相当低廉，但是众所周知，学术腐败的产出是很高的，其间接带来的名和利非常可观，这就具有了诱惑和吸引力，如此划算之事，何乐而不为呢?正是这种利益驱动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学术腐败的行列，“队伍”不断壮大，腐败不断升级。
二、完善学术腐败的法律规制
遏制学术腐败需要他律。所谓他律，即是运用法律制度对学术行为进行规范，惩治学术腐败者。美国“研究诚实办公室”副主任罗兹说，研究诚实办公室的经验表明，调查、处理学术腐败，不能只靠科学界和科学家本身的自律，必须有完善的法律手段作后盾。①综观一些学术腐败很少的国家，无一例外的，对于学术腐败的惩罚都很严厉，一旦被发现，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根据瑞典皇家工学院的调查，该校在校生当中竟有多达22%的人承认，他们产生过想在学习和研究中弄虚作假的念头。不过，由于担心受到严厉的惩罚等原因，最后真正弄虚作假的人却少之又少。②我们也应该借鉴这种经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大对学术腐败的惩处力度，使学术腐败者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增大学术腐败成本风险，从而对学术腐败行为产生警戒，减少学术腐败的发生。
(一)强化行政立法，建立健全学术惩戒机制
我国目前关于学术腐败的行政立法上基本还是空白，对于学术腐败者给予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无法可依，已经处理的都是单位自行决定，差异很大，同样的行为处理的结果可能相差很远。因此，本文认为应该尽快弥补这一缺陷，加快统一的学术惩戒行政立法，建立健全学术惩戒机制。
首先，应该设立一个全国性的学术行为监察机构，专门接受举报、调查和处置。例如，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下设的“研究诚实办公室”，专门接受举报，并调查和处理那些在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中的不诚实行为，并随时公布违规者的姓名、单位、违规情况和处理决定。2001年，美国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教授鲁吉洛被发现以前她在哈佛大学工作期间，弄虚作假，编造心理学方面的调查结果。结果被裁定五年不许申请科研资金。虽然此前鲁吉洛已经获得终身教授职位，但她还是被迫从现任大学辞职。五年拿不到科研资金，已经基本把这个人赶出了学术圈子。③匹兹堡大学一名前博士后被发现在一篇已发表于《自然》的论文和另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捏造实验结果，窃取他人的实验成果，受到了三年不得参与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和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设立的任何委员会任职的处罚。④而且，对于学术腐败行为的调查结果，应该向社会详细公布。这样的全国机构的介入，可以避免单位基于人情关系或维护单位名声而导致的调查不真实，处理不恰当，特别是包庇、袒护等情况，是非常必要的。教育部在社会科学委员会内拟成立的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委员会，职能上有一部分具有这样的性质，但不是专门机构，需要在机构设置上进一步改进。
学术惩戒的方式，主要应从学术角度考虑。在国外，科学中弄虚作假者一旦被发现，便受到规定其几年不准从事学术活动和被逐出学术界的制裁。我们可以参照，例如，降职称，规定多少年内不允许申报晋升职称;取消博导、硕导资格，甚至取消教师资格;多少年内不能申报课题、不能申请科研经费;降职降级，甚至劝其辞职直至开除等。剥夺学术腐败者的学术科研资格，破坏学术腐败者的学术声誉，使其无法在学术界立足。
在教育部加强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四项措施中，有一项就是建立健全学术惩戒机制。教育部将出台《关于惩治学术不端行为的意见》，作为各地各校处罚学术失范的基本依据。还将推出《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知识产权规定》，从学术法制的角度，标本兼治。⑤
(二)完善知识产权立法，加强对学术成果的保护和增加侵权行为的责任
前文提到，我国的知识产权法的可操作性较差，对学术成果的保护力度不够，特别是侧重于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的保护，对于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保护不够，例如专利申请权、署名权、发表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而学术腐败范畴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基本是属于这一类，因而，得不到严厉的打击，必须完善这方面的立法。
首先，应该在立法上加强对无直接财产内容的知识产权保护，不能单纯以经济效益衡量权利的轻重。侵犯复制权，有非法营利，法律责任就重;通过抄袭剽窃，获得学位、职称，但没有非法营利，法律责任就很轻。这种立法精神在本质上是不正确的，急需纠正。
其次，提高知识产权法、特别是《著作权法》的可操作性。无论是采用修改现有《著作权法》的方式，还是采用重新制定《著作权法》的实施细则的方式，对著作权的使用限制及保护都应该规定得更具体实在。例如，在美国，像那些整页、整图、整表等大规模的征引，即使是注明资料来源，也不能任意引用，而必须先申请版权许可。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并没有对学术研究中应该怎样使用他人成果作出任何具体的规定，而这正是目前防止学术腐败必须而且可以做到的事。应该制定实施细则，包括在多大程度上和怎样使用别人成果不算抄袭，或构成抄袭，从他人著作中采用多少文字、图表、地图、图片等应获著作权持有者的同意等等。⑥这样，便于对版权的管理，打击学术腐败也有法可依。
最后，加重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法律责任。本文认为，目前侵犯著作权的民事责任偏轻，建议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应该在公众媒体上公开进行;赔偿损失应包含对著作权人的精神损失;著作权管理行政部门对于侵权人的行政处罚，除了没收非法所得，罚款应增加数额，实行严罚，使学术腐败者非但不能获利，在经济上还要遭受巨大的损失。
(三)强化刑事立法，以刑事制裁严厉打击学术犯罪
刑事制裁，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是最严厉的处罚，对学术腐败要严惩，必须动用刑事制裁。许多国家对于学术腐败都有刑事制裁。在瑞典，任何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不仅要赔偿经济上的损失，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情节严重者难逃被判刑坐牢的厄运。此外，伪造学历，使用假的学术证明等行径在瑞典也属犯罪行为，是要受到起诉的。⑦德国没有统一的中央机构对学位及各种学术头衔进行管理，而是直接由各联邦州的法律部门负责。这方面的造假行为“不仅会受到各学术部门的纪律处分，还将受到法律制裁”。在德国进行学术欺骗，或者按照德国人的说法有“科研中的错误行为”，相关司法条例不仅涉及到民法，而且还要动用刑法。1997年，两名德国医学家被揭发在论文中多处伪造数据，一时间，德国舆论哗然，媒体猛追不舍。德国研究学会为此专门成立了特别调查小组，公布了几十页的调查报告，伪造数据的情况彻底曝光。最终他们被送上了法庭，声名狼藉。⑧并且，大陆法系的版权法普遍都设有专门针对侵犯作者精神权利的刑事制裁条款。对侵犯作者的署名权、发表权的行为都会处以罚金或短期徒刑的刑事制裁。国外的刑事法律总的趋势是轻刑化，但在著作权方面“一反常态”，“重刑主义”的影响非常明显，说明外国刑法都很重视保护著作权。相对而言，我国重刑化趋势相对明显，但对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却很不力，急需修正。
根据笔者的理解，学术犯罪(academic crime)，是指学者在进行学术活动中的犯罪行为。从我国目前的刑法规定来看，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犯罪。刑法第217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主要是指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制作、出售作品从中获利的行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制作、贩卖盗版图书、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或美术作品的赝品的行为，严格地说，这只是犯罪对象是知识产权产品，而行为本身和学术无关，并不是学术犯罪。
本文认为，学术腐败中的某些行为已经具有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刑法中应该引入学术犯罪的概念，加以规定，对某些学术腐败行为处以刑事制裁。例如，剽窃他人作品达到相当数量的字数或剽窃他人的实验数据构成自己成果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构成犯罪，偷钱是犯罪，为什么偷学术成果就不是犯罪呢?
对于体育黑哨，早已经纳入了司法解决的轨道，将“黑哨”行为定义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有关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按该解释规定，受体育行政部门委托履行裁判职责的裁判，如出现“黑哨”现象将按照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罪的相关罪名处理。这一司法解释将渎职罪的主体定义为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最高刑罚为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而依此新的司法解释，受贿“黑哨”有可能要按照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处理;收受贿赂又枉法裁决的，要按滥用职权和受贿数罪并罚，最高刑罚可处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当然，如果不是受体育行政部门委托代表国家执法的裁判，则仍按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处理。⑨这对于学术贿赂等行为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基于现在的学术评审都带有行政性质，评委受行政机关委托履行评审职责时具有履行公务的性质，完全可以将学术评审中的贿赂行为界定为贿赂罪，枉法评判的界定为渎职罪。对于未受国家机关委托，不具有从事公务性质的行为主体，可以像公司、企业人员的贿赂罪一样，单独设立学术人员的贿赂罪。
而且，这一司法解释的意义还在于将纯学术机构作为受委托从事公务的组织，可以对其提起行政诉讼。因此，将学术权力中的一部分，根据其性质，确实是在行使行政权力的，可以通过明确其行政权力的性质，按照行政权力的方式进行制约。
另外，刑事立法应该明确，对国家工作人员以学位、学术成果进行贿赂，构不构成贿赂罪。目前性贿赂是否构成贿赂罪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学术贿赂与之类似。许多法律工作者也提出，许多国家都将“非物质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内容，我国也应将贿赂犯罪的内容扩充到包含非物质性利益，弥补我国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缺陷。本文认为，应该尽快对于贿赂罪的范围以立法的形式给予适当的扩大，以严厉打击贿赂犯罪。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对于学术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行为的监督，一直没有足够的重视，认为学术行政管理是一个特殊领域，让其享受了特殊待遇，因而监督不力。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党的领导与纪律监察、政府的行政监察、司法机关的依法预防与打击，都是对其他行政机关进行监督管理的方法，那么对学术行政部门又怎能例外呢?在学术行政部门内的受贿和渎职行为，应该加强查处。
这样，三管齐下，学术腐败者既要接受严厉的学术惩戒，又要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可能触犯刑律受到刑事制裁。如此高昂的代价，必然使很多打算学术腐败者望而却步，从而遏制学术腐败的蔓延之势。
注释：
① 毛磊， 张小军.专家谈美国学术打假.新华网，北京2002-2-23电.
② 吴平. 瑞典道德与法律双管齐下治理学术腐败. 新华网，斯德哥尔摩2002-2-27电.
③ 毛磊， 张小军. 专家谈美国学术打假. 新华网，北京2002-2-23电.
④ 方子舟. 美国反学术腐败的启示[J]. 当代法学， 2002， (1): 77， 转载自环球， (19).
⑤ 王黎. 教育部4项措施加强高校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 新华社，2004-11-6电.
⑥ 王笛. 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谈中国问题与西方经验.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http://economy.guoxue.com)2004-12-10.
⑦ 吴平. 瑞典道德与法律双管齐下治理学术腐败. 新华网斯德哥尔摩2002-2-27电.
⑧ 潘治. 德国以法惩处学术腐败. 新华网柏林2002-2-25电.
⑨ 高一飞. 学术领域腐败的四种变态——一个政治与法律的分析. 燕南网(http://www.yannan.cn)200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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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杨. 整饬学术规范，反对学术腐败——自然辩证法通讯“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专栏讨论综述[J]. 云梦学刊， 2003，(5).
作者：郭 薇
(1.51063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科研科 2.510275 中山大学科技发展研究院基础处 广东 广州)
摘 要：本文主要从高等院校自然学科(理工医)科研立项和中期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学术造假和经费腐败问题，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系统分析，指出目前科技腐败存在的几种表现形式。通过分析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科技腐败的规制现状，进一步提出完善我省科技腐败法律规制方面的建议。探究从准则性立法和惩治性立法两方面完善科技腐败立法，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建立科学的监督体系， 引入相应的责任机制、积极推进科技申报审批网络活动，阳光化、改革科技活动的管理体制、重点掌握全面放开的行政职能。对科技活动实行全程管理、多级监督，并积极推进科技活动的网络化、阳光化，使科技腐败无所遁形。建立一个全省乃至全国统一、开放、规范的科技环境。
关键词：自然学科;学术不端;学术腐败;法律规制
学术腐败现象在如今的几年学术界日益严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规制的缺失。没有统一的学术行为规范，现有法制力度过小，缺少必要的行政制裁，刑事制裁涉及面过窄等。既有外部环境因素，如高校科研数量指标、监管薄弱;也有內部原因，人心浮躁、腐败低成本高收益等。如何应对学术腐败这一社会毒瘤，用法律来规制无疑是最基础最有效的手段。
一、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问题是困扰科学界的全球性问题
“学术不端”于1989年首次被定义成为伪造、篡改、剽窃或在研究的申请、执行或报告过程中严重偏离科学界公认的科研行为准则的行为。“学术腐败”包含：学术研究方面的消极腐败现象、学术评价中消极腐败现象以及在学术界的权钱交易、权学交易和权色交易等腐败现象。
20世纪80年代后，科研诚信问题逐渐引起各国的普遍关注。拉福莱特在其《出版物中的盗窃：科学发表物中的欺瞒、剿窃和不端行为》一书中指出，进入20 世纪后半期，社会对科学的信任已经崩溃，人们开始怀疑追求真理的科学，对其原来所拥有的高度信赖性产生怀疑。后期韩国黄禹锡、日本的小保方晴子等轰动性学术造假行为也是学术不端的冰山一角。
在中国，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问题频频见诸报端，科研诚信问题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问题如同跗骨之蛆，没有随着媒体广泛曝光而减少，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严重影响了学术界的纯净。光怪陆离、层出不穷的科研诚信问题不仅仅极大损害学术形象，而且严重败坏学术风气，阻碍学术进步，给科学和教育事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国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国家逐年增加对于科技方面的投入。据统计，2015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1.4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38.1%，目前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201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670.6亿元，比2012年增长34.4%，年均增长10.4%;其中作为知识创新主体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基础研究经费分别达到347.2亿元和295亿元，比2012年分别增长26%和49%。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研究成绩斐然，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铁基高温超导、外尔费米子、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热休克蛋白90α、CIPS干细胞等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王贻芳研究员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潘建伟团队的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研究位列2015年度国际物理学十大突破榜首。
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改善我国民生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如何保障大量投入的资金有效利用于科学研究，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的应对和处理也就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科技主管部门科技部也认识到了自然学科的科技腐败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先后出台了《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评估评审行为准则与督察办法》、《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关于严肃财经纪律、规范国家科技计划课题经费使用和加强监管的通知》等30多项政策文件，从多个方面加强制度建设，治理科技不端行为，铲除滋生自然学科的科技腐败的土壤。
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家发展自然学科的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是我国科技事业的宪法性渊源。
20世纪80年代，我国科技立法全面启动。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当代马克思主义论断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和“科技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以后，我国科技立法工作得以全面推进。
迄今为止，除了在宪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等传统法域的立法中确立大量的科技法律规范以外，还进行了科技领域内的专门立法。
2014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加强了对科研经费的监管，督促科技管理方式适应新时期快速增长、不断发展的科技发展。科技部对于在费监管中发现的违反科研经费管理规定的典型问题进行通报。
国家自然学科的基金委推行在项目相似度检查系统主动排查申请书，并于2014年申报受理专栏特别推出《 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科研诚信须知 》，起草了《国家自然学科的基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草案)》。广东省也大力实施了“科技业务管理阳光再造行动”进一步肃清了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滋生的温床。
科学技术进步法全面系统的构筑了我国科技法律制度体系，但是大多还是纲领性的、政策性的宣示，还需要由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加以衔接，需要有相应的配套立法予以完善除科技进步法外，其他法律对于自然学科的科技腐败也有一些规定。应尽快完善我国的科技立法，加大惩戒性立法规范的范围和幅度，使自然学科的科技腐败无法置身法外，让一切肮脏的自然学科的科技腐败行为在法律面前都无所遁形，同时形成威慑。
二、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产生的主要问题和表现新式
现有的科技法律制度规范的大多是科技主体的行为，如科研人员，科技工作者，科研机构等，我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主要以公办为主。因而，学术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的管理，基本上沒有自主权。我国政府以行政手段对科技事业进行规范，从课题审批到学科设置到学术机构的建设，无不在其内。
以课题审批为例，近年来，国家启动了多项大的课题项目，其审批权大都掌握在政府机关手中。如科技部掌管国家自然学科的基金项目、863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等; 在学术机构的建设上，政府更是发起了多项规范工程，如211工程、985工程等，对学术机构进行等级划分。另外，在科技成果的评奖上，在技术职称的评审上，权力基本上都集中在政府行政部门。从中央到各省地市，以行政手段对科技事业进行整体规范。
这些所有的项目评审的结果都紧密关系到学者个人和科研机构的发展，而权力又掌握在行政官员的手中，这就为学术贿赂、权学交易提供了土壤，在我国高等院校里，基本上每一个系、所为争一个重点工程、重点学科，以便得到政府部门的资金倾斜，都费尽心思。
三、建立有效的法律规制，铲除学术腐败的温床
评估制度法律化，完善科技评估制度，提升评估的准确度和公信力。
我国可以将大学学科评估的等级与拨款挂钩，每位成员的年度经费拨款数取决于科研评估的结果，而且此拨款数与个人相关联，人员流动，拨款也跟着流动;有关部门和机构向财政部门提出的款项申请基于评估;如要争取保持或增加经费，三至四年需要向财政部提交评估报告;评估结果会反馈到管理部门，必要时进行调整甚至重新设计。并将项目研究的成功率和研究者的学术信誉以及今后资格直接挂钩。
再次，实行科技项目分类评价。对于无保密要求的重大科学技术活动，逐步推行科学技术评价国际化;强调公平地对待“小人物”和“非共识”项目。
最后，建立专家评审机制。剔除评审中的“人情”因素，专家评审机制应与国际接轨。评价费用由委托方支出，不得由被评价方支出，以保障评价工作的公平、公正。中国可以设立评估学会或者协会，让评估的专家们走到一起共同促进行业发展，特别是在科技评估这一方面。
设立专门的学术打假机构。建议与教育部门的监察机构合并，扩大其职责和职权范围，履行如制定、宣传、执行有关学术规范，监督检查各种学术腐败防治情况，受理并调查学术违规举报，处理学术违规人员等行政职能，使其能很好地履行学术监察之责。此外，还可建立公示制度、申诉和听证制度以加强行政监督。
通过法律规定，在职称评定、科研立项、成果鉴定与评奖、学位授予等学术评审中，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对申报材料、评审标准、评审过程和结果进行全方位、全过程公示，增加评审透明度。同时将申诉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通过行政法规，改变现行学术评审工作中，申报者无法知晓评审的标准和过程，只能听命于评委的评审结果的局面。由评委接受申报者的质证，让落选者享有知情权;同时，也有利于评委评审的公正，减少甚至避免学术评审中的腐败现象。
积极推进科技活动的阳光网络化建设，腐败的滋生最害怕阳光，杜绝自然学科的科技腐败不妨将科技活动公示化、透明化，将科技活动的全程暴露在阳光下，这样自然学科的科技腐败也就无处藏身了。为了杜绝腐败，申报人以及课题组成员建议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对申报材料、评审标准、评审过程和结果进行全方位、全过程公示，增加评审透明度。
从科研项目管理的源头申报立项着手，进一步深化科技主管部门的行政审批制度和科技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立项全程的公开、公正和透明。实现政府对科技活动管理的自动化、系统化和网络化，科技主管部门可利用严密的系统对招投标进行集中统一管理，有利于加强行政部门对科技活动的监督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
思想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提高科技工作者的思想修养，强调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和威慑力，强化严格按照制度办事的行为模式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执法观念。并通过教育使各级科技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全体科学技术人员严格执行法律和制度，从而形成权力主体不愿腐败、不能腐败的社会氛围。加大自然学科的科技腐败的成本，让自然学科的科技腐败分子无法逃避违法违纪所带来的后果，使权力主体在自然学科的科技腐败行为面前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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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英.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的不同界说研究辨析《科技管理研究》，2011第18期222-225页.
[5]蒋寅.治理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思路与对策《社会科学论坛》，2009.09(上).
作者：刘安琪 邬华东
【对策】
按学术成果在哪一级期刊上发表来量化评价,是严重地依赖了学术期刊“完美性”的表现,是对自我评价能力不足的反映,它将间接参考标准置换成了直接标准。
澳大利亚一个地方遇鼠患,当地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居民灭鼠,政府按上交的鼠尾予以奖励。政策颁布后,居民踊跃,政府有时一天就收到近万鼠尾。但令政府痛苦的是,鼠患不仅没减,老鼠还越来越多。原来居民偷偷养起老鼠,只割尾,导致老鼠更加泛滥成灾。这是传统法理学上都要讲到的“恶法”案例。
不好的学术评价机制,尤如澳大利亚当地“按尾奖赏”制一样,是学术“恶法”,不仅促进不了学术创新和发展,反而催生大量“假”、“大”、“空”,贻害国民。
学术评价机制的功能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学术评价机制的功能。
学术评价机制,顾名思义就是评估学术科研实绩并评价学术能力的一系列制度。它具有功利性,评价的结果,有可能与被评价者的经济收入及职称或个人荣誉等有直接的关系。它还具有考核功能,评价结果是对被评价人的学术能力的量化和分档,并因此形成科研学术人才中梯形或金字塔形人才结构。它还有筛选功能,通过评价机制,发现需要的人才。最后就是它的引导功能,学术评价机制会对未来学术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学术评价机制的功利性是天然生成的,目前还没有办法出台一个完全没有功利目的的学术评价体系。学术评价机制的功利性,根源在于人本身的功利性,适当和理性的功利主义,并不妨碍学术的秩序,反而会促进学术的繁荣。
但是,学术评价功利性,也注定了评价机制会触发多头利益人的博弈,如果未解决好利益冲突问题,那么利益人就有强烈的动机和刺激,有可能会操持或修改评价规则,使其本人或与其有利益关联的人或单位获得最大的利益。所以,规则的功利性,注定了评价者必须要遵守利益回避规则。而其考核性和筛选性,也要求评价机构要具备中立、权威、公正及专业性。
当前,学术机关或教学科研单位的学术评价权,基本上都由单位行政机关所持有,缺少有效的监督,由于规则制定者和评价者都是一个人,这难免让评价机制变味。
学术评价机制的信息对称推定
学术评价的有效性推定的基础,在于信息的对称性。简单地说,就是要在学术参考体系中,实现双方的信息对称。
例如,评价规则规定发表在核心期刊的文章得分比发表在一般期刊上的文章高,发表在权威期刊的要比发表在一般核心上的高,那么,评价者就必须先保证其所认定的核心期刊就是按照核心期刊所应具有的行为先行对学术质量作了独立的评价。假如核心期刊没有严格按应遵守的操行办事,那么另一方就陷入信息不对称而误判了学术质量和学术创新。
另一方面,所有的评价都只是间接性评价。有关学者认为,在间接评价过程中,被评价者发送信号,评价者接受信号是间接评价得以有效进行的前提。只有选择了合适的信号,才能确保间接评价实现正向选择的目标,学术评价机制才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
当前中国通行的按学术成果在哪一级期刊上发表来量化评价,是严重地依赖了学术期刊的“完美性”的表现。是对自我评价能力不足的反映,也是把间接参考的标准,置换为直接标准,导致以在核心期刊上发文章来论英雄的局面。受利益刺激,期刊会以“版面费”为借口,出售发表机会牟利。当“版面费”与印刷质量、印制成本脱钩、“审稿费”与正常审稿成本脱钩之时,也就是学术腐败已经到了惨不忍睹之时。
以“量”为本位评价机制的弊端
按发表文章的数量和发表刊物的级别,是个易操作、易控制的评价体系。它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直接减少了评价中有可能产生的个人恩怨和争议。以数量和级别说话,能最大程度达到一种形式上的公正。
不过,我们剖析学术评价机制的终极目的,它显然不是以繁荣和促进科研活动为终极目标,而是在于通过科研学术活动,鼓励创新,最终在社会获得效益,提升一国之竞争力。
所以,以“量”为本位的评价机制,过度地照顾了被评价者的利益,而忽略了学术评价的终极目标,以量为纲,错误地给科研工作者发出一个不良信息,可以以一篇发表的文章,分成两篇来发,可以以发一次就可以达到效果的,稍作处理后,重复发表相似结论的文章。在“量”的指引下,居于学术权威链上端的学者,会过度利用职务或权威的机会,多发表自己或自己关系人的论文。这样的结果,从根本上毁掉了一个国家的学术良心
所以,以量为基础的评价机制,把学术量化指标和管理犹如学术“GDP”一样管理,以牺牲环境、健康和可持续性为代价繁荣GDP ,我们宁可不要。
“代表作制度”的操作性
按学术成果的质量,不论其发表刊物的级别,也不论其发表与否,来评价其学术水平,这种机制也叫做“代表作制度”。
推行代表作制度,必须要有配套的软环境。其一,学术队伍群体基本“健康”,构成基本合理,任何一个人的成果评价,总可以组合出一个多元意见的专家组来审定。其二,评价功利性要有适度的节制,每一次学术评价,都没有太多的利益跟随,其三,评价过程必须严守程序,分权细致,相互制衡,民主评议。
软环境是我们推行以质为本位的学术评价机制的最大障碍。在不求发表级别,也不求发表数量就能获得相对应的巨大利益之时,监管跟不上,处罚不到位,腐败就更可能滋长,更容易打击学术队伍的科研热情。
所以,鉴于当前中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反腐环境,也考虑到中国国民自律程度低等因素,笔者虽看好以质为本位的评价体系,但不赞成全面推行。
为了达到一种现实的平衡,可以推行一种“混合制”,在不放弃“量”时,也考虑“质”,用“代表作”制度来补正量化评价的不足。
学术评价要尊重学术研究规律
学术活动首先是人的活动,所以就有了人生理规律一样的特性。任何人都有个学术创新高潮期,也有个学术活动低潮期,也有一个相当长的积淀期和酝酿期。
同样,学术成果发表后,对其质量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有的可能很快就把握好其质量,有的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被人们慢慢接受为重大的学术贡献。
所以,学术评价也要适度照顾被评价者的学术历史,而分别调整评价年限。如对曾作出过公认的贡献的人,其评价时间可以合理地回溯相当长的时间,使其有充分时间为下一波科研创新的到来作准备。而对于研究新手和无重大创意潜力的科研人员,则缩短评价期限,使评价机制能发挥优胜劣汰的功能。
关注学术腐败的学者关增建在其《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一文中,曾举了个很好的例子:1982年国际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威尔逊教授,在获奖之前曾面临被校方解聘的危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原来,威尔逊在该校任教期间,选择了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以至于连续四年未发表一篇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鉴于这种情况,在校董事会上,校方提议将他解雇。对此,绝大多数人都表示同意。就在这时,196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贝蒂教授发表了不同意见。贝蒂认为,威尔逊学识渊博,思维敏捷,他之所以几年没出成果,是因为他选的研究课题难度很大,需要长时间的钻研。而该课题一旦突破,就是震惊世界的成果。在贝蒂的反对下,校方只好将威尔逊留任。事实证明,贝蒂的提议很有见地,第二年,威尔逊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发表了后来获诺贝尔奖的优秀论文。
但这样的机制,在操作上有可能陷入“双重标准”的新不公平。如何让“双重标准”有合理性呢?就是要保证评议中的程序的公开性、评议的民主性。在大环境的限制下,笔者虽然觉得这样的制度利大于弊,但也不敢贸然鼓励学术单位执行,因为笔者的一个担忧是,这样的双重标准,更有利于“学霸”或“科研老板”的形成。
教育部有关人员早在2005年就承认:“目前的评价分配制度与学术成果的数量关系过于紧密,学术成果的数量往往直接与个人职务晋升、岗位聘任、工资奖金直接挂钩,与单位的绩效考核、领导政绩挂钩,与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经费分配挂钩。”看来,学术评价如何回到科学性并为其终目标服务,我们还得不断摸索。■
作者：和静钧
一 要筑起学术腐败的防火墙，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使学术腐败治理有法可依，采取法律手段严惩学术腐败行为，这是防止高校学术腐败的关键所在。
和官场腐败要付出巨大代价不同的是，在中国，学术腐败者一般不会被追究太多责任，绝大多数甚至能蒙混过关。比如，2006年3月26日，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被别人举报“学术造假”，最后以四川大学作出“纯属学术观点不同”而结束;炒得沸沸扬扬的清华大学海归教授刘辉大面积造假，骗取校方职务和待遇，最终也只是刘辉被解聘，并未被追究其他责任。
我认为，这种对学术腐败的“零作为”主要在于目前中国对学术腐败行为的惩处还仅限于道德层面。剥夺因学术腐败带来的荣誉和待遇，这是惩处学术腐败的最基本的要求，而这种惩处对那些早些将道德置之脑后的学术腐败者显然已经没有作用了，更何况很多学术腐败行为根本不会被揭发。因此，到目前为止，由于造假而被撤职的学术人士所闻颇多，但因此而锒铛入狱的，还没有一个人。大不了就是一无所有，由零开始!这种对学术腐败的“零作为”让许多造假学者形成了有恃无恐的普遍心态。
而与此同时，由于我国还缺乏比较合理的、有效的、科学的打击和惩处学术腐败机制，学术腐败的既得利益和预期收益，比遭受查处带来的损失要大得多。按照经济学原理，超过30%的利润，投资者就敢铤而走险，遑论学术腐败的高额利润了。造假者付出的是低成本，获得的却是巨大的名和利，这是近些年来学术腐败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由此可见，光靠道德约束是远远不够的，依靠学界自律已经无法遏制学术腐败蔓延的趋势，中国目前已经严重缺乏诚信度，再用诚信来纠正学界的各种不诚实和不道德的行为已经是一句空话。要遏制目前比较严重的学术腐败，必须加大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出台相关的法律，完善惩治学术腐败的法律体系，采取法律手段严惩学术腐败行为。对于学术腐败者，在追回其造假所得的前提下，还应当根据其行为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对其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情节严重的甚至要移送司法部门。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近邻韩国，在“克隆之父”黄禹锡造假事件后，不但首尔大学撤销了其教授职务，韩国检察机关也对黄禹锡及其科研小组进行调查，认定他欺诈挪用“政府科研资金”，对其提起诉讼。相比之下，我国法律在打击学术造假方面明显滞后，无法追究学术造假者的刑事责任。
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教育部已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俄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对包括高校在内的学术界学术道德建设、学风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而在我国的《著作权法》、《专利权法》等法律中，虽对学术腐败已有相关规定，但是还远远不够完善。此外我们可以适当在刑法中增加相关罪名，惩治情节严重的学术腐败行为。
二 要加强高校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强化道德教育，尤其要重视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科学道德教育，营造大学校园奋发向上的学风和从严治学的教风。应注重建立起健康的学术信用制度，加强研究者的道德自律，从伦理上进行矫治，要通过强化学术研究者的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引导和教化其发扬本心、扩充善性，以规范和调整其在从事学术研究时的内心秩序。
德治与法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虽然就目前来看，道德的约束力很小，但
是我们还是要相信道德潜移默化的力量。也学德治不如法治那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德同样会成为人们心中的一把戒尺，头上的一盏明灯，而它照亮的不仅仅是学术，是教育，更是人心与人性。
三 为了净化学术环境，促进学术进步和科技发展，就必须彻底杜绝和遏止高校学术腐败，但仅仅靠严惩学术腐败显然难以做到，根本措施还在于改革当前的高校学术评价制度和职称晋升制度，改革成果评价和奖励体制，要坚决打破论文至上和SCI崇拜，提倡学术成果的非功利性。正如一位学者说的那样：“治理腐败不能仅仅是挑出一个个烂苹果，而更应该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
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曾经指出，导致大陆教育、科研质量不高的原因，就是有些高校和主管部门喜欢“亩产万斤”，不考虑教育、科研的使命。 放眼当前高校，考核教师基本是重论文、论文发表数量和SCI(即美国《科学引文索引》)，论文与票子、房子、位子等自身利益挂钩，在无形的压力下，浮躁心态逐渐蔓延，有的教师不是认真搞研究，而是热衷“搞关系”，拉项目，充当“学术包工头”。有的教师一年发表十多篇“核心刊物”论文，至于这些论文水平如何，有没有原创性，则根本没人关心。年底得表彰者，也往往是这些学者。这种机制如果不改变，所谓的学术腐败治理终究还是一句空话。
我们应建立起更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大胆进行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完整、严格、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彻底清理滋生造假的土壤。改变目前以论文数量为主的考核导向，不再以论文发表数量和期刊级别作为主要标准，改为以教学水平评价、论文质量和能够直接创作经济效益的科研成果为主要标准，发表的论文数量和级别作为次要的参考指标，其中发表在收取版面费的论文不应参加评价，而发表在不收费学术网站上的论文予以参与评价。教学水平评价应根据教学成果、学生就业状况和学生打分来评价，而论文质量评价应由所在高校所有教授和聘请外省高校著名教授现场打分评价。同是参与职称晋升和论文质量评价的高校教师论文必须在网络上向公众和社会公开，请全社会监督其论文是否存在抄袭和造假问题，只有全社会参与监督，才能真正发现论文是否存在抄袭和造假问题。
四 应建立起健康的学术批评环境。就当前来看，批评者的缺席和沉默造成了学术腐败的流行。因此，遏制学术腐败，就要善待学术批评。学术批评的健康开展与发展，客观上，需要一个民主的学术环境、宽松的舆论氛围;主观上来说，尤其需要学术至上、求真求实、与人为善的科学态度。
此外，我们还要建立有效的保护揭发者的措施。揭露学术腐败最合适的人选，往往是具体研究项目小组的成员，他们最了解内情，但要“挺身而出”，需要很大的勇气。美国研究诚实办公室提供了以下数字：25%的学术腐败揭露者称，他们事后在升职、加薪等方面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损失。而即使有人能够正直勇敢地站出来揭露其同行或上级的不端行为，也肯定会面临报复，而且是群体性的围攻。而机构和团体，这时大多选择沉默，因为他们也是学术腐败的既得利益者。
五 建立并完善个人学术信用制度，引导信用意识的提高。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建立了公民身份证管理制度，可以在此基础上将学术信用的有关信息纳入其中，并由学术监督机构统一管理。这样就可以将缺乏学术信用的个人信息通过相应的途径公布于众，由有关部门定期对他的综合学术信用给予评估并公示。这样一来，各种学术单位可以通过“诚信档案”来检查个人的学术信用情况。如果一
个人由于缺乏诚信而进入“诚信档案”的“黑名单”，那么必将使他以后的学术生涯受到影响。同时，学术监督机构可以依据所公示的个人信用据情节的轻重做出惩罚。
六 要建立一套科学的、独立的、完整的评判的体系。当前很多学术腐败行为之所以最后不了了之，除了社会太过“宽容”之外，没有一套完整的评判“学术是否腐败”的体系是很重要的原因。就剽窃来说，其界定十分的模糊。我国目前对于什么事剽窃，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标准。而一些国家则有明确规定，比如有的国家规定，在一篇文章中出现了六个与其他文章相同的句子就算作剽窃。在论文写作中，当然会引用一些数据和资料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但是引用多少、如何引用就算剽窃，这在我国还没有一个标准。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对学术腐败设定科学明确的标准，比如说什么叫剽窃，具体的标准时什么，该如何处罚等，并通过法律法规予以明确下来。
其次，打击学术腐败，应走出“自己人监督自己人、自己人查处自己人”的模式。我们可以建立一些全国性的学术道德监督机构，如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学术规范(或学风建设)委员会等，完善科学不端行为监察制度，制定公正合理的学术评审程序。同时，可以在这些全国性的学术管理机构内部或外部组建一个由各学科人品正直、处事公正的权威学者组成的学术鉴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要发挥学术质量的鉴定和学术纠纷的仲裁作用。这些机构和组织必须在保证民主、独立的基础上发挥作用，而不能听命于领导或行政部门。只有彻底地消除高校体制内的行政腐败,才能真正清除学术腐败。在这方面，教育部已于2006年成立了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而整体的学风建设委员会也正在酝酿之中。
此外，还可以对所有的学术刊物和出版机构实行匿名审稿制度，并且对论文和著作中的注释、引文、引述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同时要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舆论监督的作用。建立社会公众的监督、评价渠道，借助公众的力量来评判、打击学术腐败。
七 要借鉴国外学术腐败防治经验，形成“投诉畅通，申诉有门”的一整套学术反腐程序，鼓励多渠道举报投诉相关学术腐败行为。而一旦发生了关于学术造假的争论后，立即成立一个临时性的学术评价小组，评价小组的专家从社会的专家库中抽取，评价小组最后作出的结论一定要向全社会公开，可以接受任何专家包括国外专家的质询。对学术造假行为调查、取证，一经查实，便将其公诸于世。这就保证了学术腐败行为无所遁形，想包庇也包庇不得。 资料：美国怎么对付学术腐败
学术腐败，在美国的提法是“不正当科学行为”。根据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等权威部门的定义，不正当科学行为指的是“在提议、开展和评议科研项目，或报道科研成果的过程中，出现的捏造、篡改或剽窃”。
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专门有一个“研究诚实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成立于1992年，专门调查和处置那些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中的不诚实行为，并随时公布违规者的姓名、单位、违规情节和处置决定。
研究诚实办公室的揭露、调查等工作，主要由了解内情的科学界承担，对于在调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包括如何获取物证、传唤人证等，也准备了一整套非常细致的对策。
这里有一个的例子。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博士后研究员被发现在一篇发表于《自然》的论文和另一篇还未发表的论文中，捏造实验结果，把实验室其他人做的别的实验结果篡改后当作自己的实验结果。这名研究员同意与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签署一项“自愿排除协议”，在3年内，不得参与任何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也不能在美国公共卫生部设立的任何委员会任职。
近年一直坚持在一家网站上揭露学术腐败的方舟子认为，美国政府对科学不正当行为的处理相当规范，有三点经验值得借鉴：
一、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科学道德监督机构，专门接受举报并进行调查、处置。由于人事关系以及为了维护本单位的名声，由单位自己做的调查未必可靠，处置未必合理，因此全国性机构的介入很有必要。
二、详细公布调查结果。媒体偶尔提到某个学术腐败的例子，往往遮遮掩掩，语焉不详，连事主的名字都不敢提。既然违规者有胆剽窃、造假，又何必给他们留面子?公布其姓名和情节，不仅是一种惩戒，更重要的是让其他研究人员知道此人的情况，对他以前以后的成果都多留个心眼。
三、加以适当的处罚。美国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绝大部分都由美国政府资助，如果研究者被处置，若干年内不得参与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此人的学术生命基本上就结束了。不能让事主不受任何正式惩罚，继续拿着国家的资金搞研究、当博导。
八 可以借助科技手段来对付学术腐败。如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简称“AMLC”)，它以《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全文比对数据库，实现了对抄袭与剽窃、伪造、篡改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快速检测，可供用户检测论文，并支持用户自建比对库。这对于剽窃等学术不断行为时一个很大的威慑
九 学术腐败的危害不仅仅限于学术，更是对整个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发展、对整个社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2008年，时任教育部长周济曾严厉地指出：“对学术不端行为要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要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零容忍’，做到不护短，不手软、不姑息。”对于政府监管部门来说，一定要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学术腐败采取“零容忍”，要对学术腐败行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其实，学术腐败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单个的行为，特别是造成严重后果的学术腐败行为其背后必然是一大帮人在策划。因此，惩处学术腐败时，相关部门一定要下得了决心，一查到底，不仅要严肃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更要严肃追究有关单位领导所应负的责任，对相应的责任人给予相应的处分。同时，对于监管部门和主管机构来说，要做的不仅仅是亡羊补牢，更要加强引导，进行正确的目标导向，做好舆论的宣传，制定明确严格的奖惩措施，推动学术的规范和进步。
虽然前面罗列一些治理学术腐败的措施，但是，从现有的国情民意体制来说，还很难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路漫漫其修远兮，任重而道远。“毕其功于一役”，大概是不现实的。治理高校学术腐败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各方通力协作，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学术腐败现象，还高校一片纯净的天空。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秘书腐败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秘书利用领导干部“身边人”的身份进行腐败，已逐步成为一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腐败新形态，是现阶段中国官僚腐败的一个重要内容,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引起了全社会强烈反响。正视和解决秘书腐败问题，是我国全面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秘书腐败的原因
(一)秘书工作存在的特性
秘书是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被认为是领导的重要助手或最具影响力的参谋，是“人微言重、官小权大”的特殊公职人员，在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助手和事务工作的角色，领导的话和决策、意见等都是通过秘书传达下去。官场上言传：“欲见领导，先求秘书”;“欲打通领导关节，先打通秘书关节”，足见其地位、作用非同小可。而相对于领导与秘书来说，前者是一种显性权力，后者是一种隐性权力，秘书运作权力时的“隐蔽性”很容易成为他人寻求利益时追逐的对象。同时，秘书作为长期生活在权力运行范围内的重要人员，耳闻目睹权力所产生的效用，而自身又不具备“真实权力”，也更易激发对权力使用的渴望。
(二)秘书与领导官员存在的特殊关系
秘书与领导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秘书腐败与领导干部腐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秘书作为一个无职无权的工作岗位，所依仗的只能是拥有实际权力的领导，而领导自身对权力的使用和对待秘书的态度则是秘书腐败产生的根本。就已公开的案例看，秘书腐败的前提大多是分享和递延了领导的权力，有腐败高官，身边人往往就有腐败秘书。同时，部分领导出于对权力的重要性未有足够认识和对秘书的过度信任，将权力放交给秘书，由秘书代为行使部分、甚至重要权力，也是导致秘书腐败的诱因。秘书写稿子，首长念稿子，秘书决定方针政策，首长处理日常事务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一些官员不仅稿子由秘书负责，连一些日常事务也托付给秘书处理。
(三)秘书自身的学习和思想修养存在不足
秘书腐败的发生，内在原因是严重扭曲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助长了消极腐朽思想，不能自律。部分人缺少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没有积极进行思想理论的学习，被官场上的阿谀奉承、不择手段的追逐名利等陋习所迷惑，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产生了动摇，灵魂受到了腐蚀，形成了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物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些经济准备的错误思想。在政治上投机钻营，经济上贪婪无度，为自己留“后路”、做准备，最终坠入了腐败的深渊。
(四)秘书选拔制度存在缺陷
我国尚无完备的秘书选拔制度，目前对秘书选拔的法律依据主要是1997年8月劳动部颁发的《秘书职业技能》以及《国家职业教育技能鉴定规范(秘书)》及1998年6月颁发的《秘
书职业资格鉴定试点工作方案》等行政法规。而此类规定并没有对秘书的工作性质、任职资格等作出具体的规定，使得秘书的任职资格和工作性质不明确;又加上社会对秘书专业认识不足，导致了秘书的选拔极不规范。虽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有不准“指令提拔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的规定，但实际中由于是给领导选配秘书，因而容易由该领导说了算，一般都不经民主推荐、民主评议、全面考察等严密的程序，在选用时个人好恶占了上风。
(五)秘书监督机制存在盲区
现行的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对直接监督秘书的内容甚少，而秘书与领导干部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得领导干部秘书又有规避监督的“避风港”，形成下级监督机关不会查，同级监督机关不敢查的尴尬局面。特别是由于秘书选拔任免的权力直接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因此对秘书的监督主要就是上下级的行政监控。对于进退一致、利益与共的官员和秘书来说，这样的监督无疑是形同虚设。同时，这种监督失控会被官员所利用，因为与秘书相比，他们处于相对复杂的监督下，一些难办的事交给秘书去处理会“安全”得多。
(六)秘书权力集团的形成
在目前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下，秘书容易被提升，领导喜欢提拔自己的秘书。所以，现在不少领导班子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个“圈”那个“圈”、这条“线”那条“线”、这个“帮”那个“帮”的权势分布状况。有的领导迁调之时，就会把自己的秘书进行提拔，在原地留下自己的影响延伸自己的权
力;有的甚至还要带上自己的秘书一起去履新职，美其名曰好开展工作。因此，多数情况下，一个集团性腐败案件的背后都会有一个秘书部落。
同时，秘书部落的形成又在一定程度上促生了部分腐败现象的产生。比如，个别事务需要几个单位部门的领导共同决定，如果单独找某一个单位的领导会无法形成决议，而秘书之间的联手运作往往能够办成这样的“难事”、“大事”。
(七)社会环境存在的影响
社会不正之风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形成了一个对干部秘书极具腐蚀性的环境。特别是部分错误的言传和社会秘书观念的不健康，致使许多人得到提拔重用后不感谢党组织，只是感激某个人。而有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提拔的也确是“自已的人”。这样一来，很容易把党组织分成宗派，丧失了党在领导干部中的威信和凝聚力，从而滋生了跑官、买官、卖官等不良现象，为秘书腐败的蔓延提供了环境。
二、秘书腐败的表现形式
(一)滥用职权，政令不通
某些秘书人员，凭借领导的威望与影响，滥用职权，不及时传达领导的正确指示，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贯彻中央政策措施上做表面文章，甚至以领导名义来操纵政府的部分工作事务，破坏了政府的正常工作秩序。一是表面做秀。对领导和上级的政策规定，表面上大张旗鼓地宣传，真正贯彻到位的少。忽视百姓利益问题，对真正事关百姓和社会的实际情况漠不关心，毫无反应。二是反馈做假。向领导汇报情况“报喜不报忧”，对
政策落实情况讲经验谈做法头头是道，对问题和缺点则闪烁其辞避重就轻。三是随意操作。凭个人好恶、得失、恩怨做事，以友情代替原则，用亲情代替党性，拿原则和标准做交易。如帮助亲朋好友、熟人处理违规事务，或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一些企业或者部门进行关照，而那些企业或者部门则向官员的亲戚、家属提供商业交易的机会。干扰选人用人工作，干预部门的合理工作程序等。
(二)利用职权，大肆贪污
据调查显示，秘书腐败行为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索取财物、贪污公款的行为，部分人员更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通过各种手段谋取巨额的非法利益。如原哈尔滨市政府秘书长朱胜文，原本是一个做事认真，积极进步的优秀秘书人员，在任上干出了不少政绩，因而被提拔为市委常委、副市长。但他掌握大权后，放松了对思想道德的修养，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了聚敛钱财的手段。朱胜文生一场病，就收受现金30万元，过一个春节就收现金十几万。据不完全统计，短短的几年里，其通过各种手段就收受贿赂180多万元，港币、美元、英镑、日元折合人民币20多万元。
(三)投其所好，带坏风气
部分秘书人员一心只想拉近与领导的关系，忘记了自身职责所在，不用心学习专业知识，却苦心揣摩领导的喜好，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说假话，办假事，阿谀奉承，讨领导的欢心，从而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王宝森的秘书闫振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闫振利原是北京市财政局的干部，曾因偷盗摩托车被
拘留、记过，时任财政局长的王宝森对他并无好感。但闫振利善于钻营，他“积极报名支援西藏建设”，每次回京休假总要带上土特产去看望王宝森，并帮王宝森家安装浴盆、买电视机，还揽下了许多家务事。王宝森当上副市长，当闫振利从西藏回北京后，王宝森就辞去原秘书，点名要闫振利当秘书。此类行为不仅是秘书自身的堕落，也会对领导干部的精神思想造成一定影响，其他干部也容易“向领导身边的人看齐”，导致少数领导干部在这种最靠近的“糖衣炮弹”的侵蚀下走向腐化的深渊。
(四)追名逐利，损坏国家利益
在市场经济下，部分秘书人员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恶性膨胀。一心追逐个人的享受和安逸，用尽一切手段来满足个人私欲。他们或大肆进行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借领导名义，以工作为由，到酒店、饭馆吃喝，前往旅游区和国外旅游，把洗浴、桑拿、按摩和个人家庭等一些不合理的、不能入账的消费通过变通票据全由单位作帐报销。或通过插手一些项目、工程、企业的活动，或充当顾问、股东或后台，通过向人透露权力机构的内幕，以为其谋划、打通关节、获取有关方面的支持等方式，大肆谋取个人私利。
三、防止秘书腐败现象的对策建议
(一)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杜绝腐败存在的根源 “树德务滋，除恶务尽”。提高素质是反腐倡廉系统工程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也是搞好秘书反腐败斗争的第一要素。因此，必须加强秘书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秘书自身素
质，使其能够在工作岗位上以相关精神来约束自己，牢固树立清正廉洁、大公无私、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要领导垂范。领导同志的言行对秘书人员起着潜移默化的示范和身教作用。作为领导，一定要以身作则，给秘书以表率，鼓励秘书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要正确处理好与秘书的关系，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决不姑息秘书腐败行为。二要正视身份。作为秘书，要正确处理好与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领导与秘书是上下级关系，也是平等的同志关系。在党内，他们是同志;在群众面前，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三要注重修养。要始终忠诚党的事业，爱岗敬业，淡泊名利，耐得艰辛，甘当无名英雄。要坚持严格按领导意图办事的原则，坚决反对先斩后奏之大忌。四要提高政策法律水平。秘书人员须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较高的法律正常水平，当领导意图与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发生冲突时，作为秘书一定要正确处理矛盾，使领导意图和领导行为在法制的轨道上正确运行。五要强化作风。要具有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和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兢兢业业地做好每项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准确地反映情况，决不能看领导脸色行事，违心表态;要实时保持谦虚谨慎，“自知而不自见，自爱而不自贵”，密切联系群众，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六要加强自律。认真执行廉洁从政各项准则和规定，以他律促自律，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荣辱观、价值观，决不能利用接触面广和在领导同志身边工作的有利条件，为一己之利去编织个人的关系网，搞投机钻营等违纪违法行为。
(二)要创新体制，努力构建秘书“不能腐败”的制度体系 防治秘书腐败必须从源头抓起，从有空隙的体制、机制、制度改起，把反对秘书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
一要严格选人用人机制。坚持公开考试、机构推荐、择优录用、正式录用的任用程序，达到秘书职位与个人综合素质相符合，坚决反对领导干部自己挑选秘书或先挑选再“戴帽考察”的现象。在选拔任用高级领导干部秘书时，应同选拔其他相同级别的干部一样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选配领导干部秘书或从秘书岗位调任实职时，完全应当一视同仁地按党员干部标准，按规定的程序选人用人。要制定秘书工作考核制度，对其工作成绩和实际表现进行定期考核，对表现优秀的秘书人员矛以奖励，对不合格的秘书人员进行清退，以此形成优胜劣汰的晋、退机制，给秘书以较大的自我发展空间。
二要健全监督管理机制。要建立健全对秘书的组织考核、民主评议和测评制度，推行秘书交流、岗位轮换、任职回避等制度，规范民主决策程序，健全监督机制;要强化领导对秘书的“授权”制约，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在授予秘书相关权力的同时应说明授权的范围、大小及交办事项的具体要求，授权后要加强对秘书工作过程的指导与控制，防止秘书滥用权力;要加强权力监督部门对秘书权力的监督作用。如通过纪委、司法部门对秘书的权力加以监督，使其心有所惧，从而达到制约秘书权力，防范秘书腐败的效果;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采取有力措施，鼓励群众对秘书腐败行为进行举报，把党内监 8
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做到对权力的上下和左右制约，以遏止腐败现象的蔓延。
(三)通过秘书立法来遏制腐败
首先要通过秘书立法来明确秘书的地位，赋予秘书相应的权力，使其在行使权力时有所依。在起辅助参谋作用时，避免成为领导的“附属品”，同时因有法可依，也可约束秘书的权力，使其不致滥用职权。这样既有利于秘书开展工作，也有利于领导对秘书的管理。
其次，要确立秘书任职资格制度。秘书任职资格是指从事秘书工作应具备的身份和条件。我国可在这方面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秘书考核制度和经验，建立起统一的秘书资格考试制度，即由国家指定相应的机构负责，制定统一的考核标准，通过定期考核，确保秘书人才的高素质和高能力，为秘书职业化奠定基础。
第三，通过秘书立法，以法规的形式制定秘书人员相应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如制定秘书的晋升条件，将秘书划分为相应等级。秘书人员在工作一定时期后，依据一定的条件可晋升为上一等级的秘书，其工资福利待遇与该等级挂钩，这样就可有效提高秘书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使其在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也为自己争取到相应的待遇。
(四)“严”字当头，加大查处力度
反对秘书腐败要坚持严打方针，坚决克服失之于宽和简单化的问题，放大在腐败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的打击面，不给秘书腐败者以漏网机会。各级纪检部门应当注意研
究和掌握现阶段下秘书腐败案件的特点和规律，拓宽揭露秘书腐败问题的视野和渠道，注意剖析重大典型案件发案的原因和作案手段，提出改进措施，改进办案方法，用最严历的查处，打击迎风而上的腐败分子，从而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出现。人民法院要坚持从重从快原则，根据具体犯罪情节，对犯罪分子在法定刑幅内从重掌握，并对犯罪分子的赃款赃物全面追缴，依法适用罚金、没收财产等附加刑罚，决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
(五)大力推行秘书工作职业化
秘书工作职业化是指从组织上、制度上将秘书这一专业工作形成分级分类的管理体系，明确秘书职责范围、有完善的专业教育和培训制度，有规范的考核评定标准和有效的选拔用人机制等。秘书职业化是实现秘书工作走向规范化的必然趋势，是治理秘书腐败的有效措施，因此，我国应尽快研究和实现秘书职业化的相应制度。
(六)建立秘书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当前我国秘书队伍的构成情况复杂，大量非秘书专业毕业生充当秘书的现象普遍，这就造成了秘书人员普遍素质偏低，因而加强职业教育培训和考核就显得非常必要。建立秘书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必须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规范秘书学专业及学科建设，培养高层次的秘书人才。要提升秘书专业教育层次，有计划地增加本科专业或研究生教育，满足新时期社会对秘书人才的高要求;二是根据国家社会和劳动保障部颁发的《秘书职业技能标准》及《国家职业教育技能鉴定规范
(秘书)》的要求，对现有或正准备进入秘书行业的人员进行全国秘书职业资格考试，经考试合格方能持证上岗。
一是随着巡视和举报发现问题的增加，以及查办案件力度的加大，一些过去隐藏的腐败问题集中暴露，一挖一窝子，一提一大串，形成了反腐败高压态势与腐败高发态势并存的局面;
二是煤焦、交通、工程建设、国土资源、国有企业等“肥水地带”仍是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同时，招生考试、科研经费、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等所谓的“清水衙门”腐败问题也逐渐显现;
三是腐败案件主体多样，几乎覆盖了从省级干部到普通党员所有层级，“老虎”不少，“苍蝇”“蚊子”也不少;
四是政商勾结、上下串通，买官卖官、权钱交易呈现网状牵连。还有“四风隐身”“习惯性腐败”等等问题不一而足。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腐败之所以滋生蔓延，必有其土壤和温床。
山西目前的腐败情势，客观上是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造成的长期资源依赖型产业结构，提供了各种各样权力寻租的可能。加之一些制度上的漏洞和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造成了政治生态上的枝枝蔓蔓、拉拉扯扯，模糊暧昧。其实，山西污痕政治生态的形成，更重要的主观原因，还是一些领导干部的“总开关”出了问题，丢掉了信仰，忘记了宗旨，淡漠了人民。是一些党员干部极端个人主义和极度的私欲膨胀，酿成了如此沉痛和深刻的教训。
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
总书记曾郑重告诫全党，“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然而，在这个考场上，我们眼下的成绩并不理想。原因在于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责任意识淡薄、公仆意识丧失，对权力缺乏敬畏之心，把权力当成自己谋私的手段，忘记了党的教诲、组织的培养、人民的嘱托。眼前惨痛的教训说明，正是这种一点一滴的“不自觉”，最终管涌堤毁，身败名裂，家破人散;正是这种日积月累的“不检点”，致使干部队伍蒙羞，群众利益遭害;正是个别“害群之马”的寡廉鲜耻，让山西的形象受损，发展受挫。
重症需要猛药，反腐需要重拳。
首先，必须保持对腐败行为的高压态势。全省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把思想和行动完全统一到中央对山西问题的认识上来，统一到省委对于反腐败斗争的安排部
署上来，认真学习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深入总结反思腐败案件多发高发的原因，深刻剖析党风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其次，要有刮骨疗毒、浴火重生的政治勇气。直面身边的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坚决有力地惩治腐败。不躲闪，不回避，不退让。要勇于责任担当，认真履行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充分发挥巡视工作的“尖兵”和“利剑”作用，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把党风廉政建设进行到底，不见晴日绝不言退，不达目的决不收兵。
同时，要切实匡正选人用人之风。如何用好人、怎样用“好人”，是考验各级党委选人用人的重大命题，也是事业勃兴的关键所在。“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齐趋”，让吃苦者吃香，让有为者有位，不仅关系到干部的个人前途，更关系到政治生态的清正廉明。各级党委要把“严”字落实到干部工作的全过程，对干部从严考核、从严选用、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既要解决“乱作为”的问题，又要解决“不作为”问题，做到干净干事、为官有为。
更为重要的，是要严密打造制度的铁笼。从根本上解决山西政治生态的问题，必须依靠制度的力量。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在不折不扣执行中央关于反腐倡廉各项规定的同时，结合本地区、本系统、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实际，出台一批针对性强、操作性强、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查找漏洞，建章立制，真正使领导干部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艰难孕育良机，鼎新方能革故。
当下，山西正处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办好山西事情，解决好山西问题，必须彻底改变山西的政治生态。重塑山西干部队伍的新形象，重塑山西改革发展的新形象，惟有勠力同心才能共克时艰。当此之时，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廉”字打底、“干”字当头，直面矛盾、迎难而上，才能把压力转化为动力，把负效应转化为正能量，才能在这场严肃的政治“考试”中，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改革发展的潮流浩浩荡荡，金秋的三晋大地粮丰仓满。在筑梦中国、富民强省的征途上，我们只有登高望远才能审时度势，只有勇猛精进才能闯过激流险滩，只有正视问题不回避、惩治腐败不手软、反对“四风”不反弹，才能迎来弊绝风清、政通景明的新局面
加强制度建设，实施科学、规范的管理，从源头上根治学术不端行为，是“十一五”期间，我国科技工作的重要内容。
加强科技项目全程管理
首先，建立统一的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构建网上科技计划管理“一站式”服务体系，实现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网上运作
和管理。实行网上申报管理，立项决策和评审咨询相互分离，实行网上评审等制度，并加大竞争性项目的招投标力度，从源头上抓制止腐败的产生。
针对重复立项、多头“交账”的现象，建立能够覆盖相关部门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信息数据库，建立相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提高科技计划决策与管理的科学性与权威性。此外，出台《科学技术评价办法》(试行)。提出针对不同性质的科研活动建立不同的评价导向。在科技计划管理上，把创造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作为国家科技计划评审的主要依据，更加注重项目的创新性、取得专利的水平。
完善评审专家机制
针对原有的评审专家机制存在的专家评议制和信誉制度不够完善，在一些评价活动中存在重人情拉关系、本位主义等现象，“十一五”科技规划提出要进一步完善专家评审机制。
“十一五”期间，将建立统一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咨询、评审和验收专家库，扩大战略专家和一线专家参与的比例。通过专家库随机抽取制、定期轮换制、涉嫌回避制和专家信誉制等措施，进一步完善专家参与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机制，避免人情项目和专家小圈子对评审、评价活动的直接干预。
建立诚信制度
科技部已会同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科技计划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信用管理数据库，进一步增强项目参与专家、评审专家的责任意识。在国家科技计划的立项、预算、验收等各关键环节中，对各相关机构、主要承担单位和责任人，以及咨询、评审专家等进行信用记录和信用评价，并将其信用状况作为选聘和决策的重要依据。
此外，按照“标本兼治”的原则，在加强科研诚信教育的同时，依据《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对科研不端行为进行查处。
严格经费监管
第一，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科技经费监管的制度化和长效性。制定十余项制度办法，实现了一个计划(专项)一个经费管理办法，提高经费管理的制度化水平。规范科技经费执行中存在的共性、突出问题，建立了科学有效的过程管理监督机制。
此外，要推行问效问责制度，强化项目责任制，加强监督。对按照层级目标确定的各责任主体进行跟踪考核，以绩效评估为基础，对计划项目目标完成不力或管理不善者追究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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