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经济论文

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数量经济论文(精选5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都是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工具，但是，由于在应用过程中工具成了价值、形式成了目的，于是完整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就被割裂了。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从事我向思考式的逻辑游戏，从而导致数理经济学的勃兴，但这种逻辑游戏根本上是与现实脱节的，从而属于“极高明而不道中庸”的抽象体系。

第一篇：数量经济论文

出租车业数量管制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当前，社会各界对出租车业是否有必要加强数量管制持不同态度，但是从本质上看都在于对出租车业固有特质中不同侧面的考虑和强调。文章目的旨在提供一种科学的决策思路和经济学分析方法，强调应充分权衡各方利弊，通过经验观察和实证研究，谨慎、科学地做出决策，实行最有利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

[关键词]出租车行业;数量管制;可行性分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16.02.132

近年来，各地出租车业的司机集体罢运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2008年11月3日，重庆出租车司机全城罢工，“份钱”过高、起步价低以及黑车猖獗等问题引发出租车停运事件;2011年8月1日，杭州发生大规模出租车停运事件，抗议补贴力度不足、高油价、交通拥堵、“份子钱”被盘剥过重等;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专车的兴起，出租车行业的利润被进一步挤压，罢运风波也愈演愈烈，2015年1月4日沈阳千余出租车罢工，抗议相关部门对黑出租、套牌出租整治力度不够，以及对“滴滴”“快的”等专车蚕食行业“蛋糕”表达不满，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武汉、济南等诸多城市。

以上各类事件的背后存在一个争议，即“数量管制”——严厉的出租车牌照管制导致车标成为稀缺资源，出租车司机几乎没有议价能力，一边是出租车行业取得了高额垄断利润，另一边则是底层司机艰难处境，从而导致出租车司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发生罢运等事件，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出租车行业的管制政策。

学术界对出租车业数量管制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对数量管制依据、方式和效应分析，一部分学者认为数量管制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进社会福利，因而是合理的，其他人则认为数量管制阻止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缺乏效率，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

1数量管制的经济学依据

寻求数量管制的经济学依据之前首先要对出租车行业性质进行分析。按照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点对物品进行分类，出租车提供的服务产品更接近一种私人物品，然而出租车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其服务质量和水平的高低，是城市整体形象的一部分;同时，由于出租车占用城市公共道路资源，造成交通拥挤，其产品的生产经营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此外出租车还会排放尾气会污染空气，由燃油税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调整。

显而易见，自由市场无法对具有外部性的物品资源进行有效率的配置，市场上的买者与卖者不考虑外部成本从而使市场上生产的量大于最有效率的量，下图说明了出租车业这一情形。由于自由市场在消除负外部性上的无效率，因而政府干预是必要的。

出租车业负外部性分析[1]

2数量管制的收益——成本分析

以上说明了出租车业政府干预以控制出租车数量的必要性，然而政府干预可以有很多政策，到底应该采取哪一种呢?如果要实行数量管制，那么，对其进行收益——成本权衡则成为必要，因为只有当其收益——成本权衡还不错时，数量管制才是可取的。

2.1收益分析

(1)缓解城市交通拥挤状况及减小出租车空驶率。对于交通拥挤外部性的考虑，从来都是对出租车行业数量管制的一个重要理由，交通拥挤的大城市更是如此。由于出租车占城市交通流量的比例较高，对出租车业进行数量管制从而改善城市交通的作用不容忽视。

(2)防止过度竞争，促进资本合理流动，引导消费。出租车业是一个进入门槛低的行业，不需要很高的技术，也不需要多大的资金投入。如果允许经营者自由进入这一行业，很容易造成过度供给，促使司机之间打价格战，影响出租车服务质量，最终影响到消费者的利益。政府如果对出租车行业进行数量管制，而大力发展公交、轨道等公共交通，不仅缓解了城市交通紧张的状况，而且还有利于减少污染和环保。

2.2成本分析

(1)数量管制对自由竞争的限制必然导致出租车行业的高额利润。处于弱势地位的司机在支付了高昂的风险抵押金和“份子钱”之后，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透支自己的生命。相反，没有任何经营贡献的公司却凭着特许经营权瓜分了行业大部分收入。基于数量管制的特许经营权的存在，无论是在公司化的模式下，还是在个体化的模式下，都造成了掌握经营权的公司或车主不劳而获的局面，而千辛万苦经营出租车的司机却收入甚微，这显然违背了公平和效率原则。

(2)数量管制可能导致寻租行为。管制会产生各种租金，从而引发人们对租金的竞争，寻租通过各种非法途径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在出租车业，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出租车经营权的垄断，用管制手段发放给出租车公司，有可能导致公司寻租，产生很多社会问题，社会福利达不到帕雷托最优。而要防止非法的寻租行为发生，就必然要发生监督成本。

(3)数量管制必然导致出租车业经营和管理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行业的服务质量直接取决于竞争，数量管制保护了出租车行业的高利润，出租车公司没有动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服务质量也不可能提高。因为缺乏竞争，出租车公司没有动力去改善管理，以节约成本。

3数量管制的可行性分析

数量管制的可行性集中表现在管制的数量能不能低成本地确定，使供给量最大限度地接近最适需求量。因此，如何确定数量成为决定供需均衡的关键，也是判断管制政策是否达到目标的标志之一。目前“黑车”泛滥，说明政府没有投入最合适的出租车数量造成市场供给短缺，表明管制政策没有达到有效目标。

实际上，政府往往通过经验观察得出近似的出租车需求量，具体方法有[2]：每千人拥有出租车数量的比例、等车时间、有效载客率和呼叫回应时间等。没有制定出合理的出租车管制数量，供给过少或过多，也是导致目前数量管制政策引起诸多矛盾与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加强市场研究，通过引进一些科学合理的数量评估机制，得出合理的出租车数量需求，才能达到既定的管制目标，有效缓解出租车行业矛盾。

4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出租车业提供的服务产品既有私人物品的特点，同时也具有外部效应。对私人物品特性的强调，主张取消现行的管制政策，引入市场竞争，根据市场调节供给和需求，打破行业高额的垄断利润，从而体现社会公平。而对负外部性的强调，则支持数量管制政策。收益——成本权衡观点认为现行数量管制政策的代价较高，但结合数量管制政策的可行性及经济性分析，这一政策确有可待改进之处，而且改良后的数量管制政策有助于改善当前出租车行业困境。相关建议有：

(1)加快转变出租车业的服务方式，促进从巡游揽客为主的服务方式向以电话叫客、网络约客为主的服务方式转变，这可以有效降低空驶率，缓解交通拥挤状况。

(2)构建科学合理的数量评估机制，结合使用几种经验观察方法，反复调研，制定合理的管制数量，平衡供给与需求，有效解决供给不足而导致的“黑车”泛滥的情况，同时也缓解行业其他矛盾与问题，降低数量管制政策的代价，增加收益。

(3)改革数量管制的实现方式，改以发放特许经营权的方式为资格考试的方式，强化行业服务质量管理。

(4)规范引导专车市场发展。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整合闲置运营资源，把社会车辆通过交管备案、考核等审核机制，引入到约租车体系服务中，成为公共交通的组成部分或重要补充，提供安全、优质、受欢迎的出行服务，满足民众多样化、差异性需求。参考文献：

[1][美]N.Gregory Mankiw.经济学原理[M].3版.梁小民，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2]陈明艺.出租车数量管制的合理性分析及评估机制研究[J].中国物价，2006(8).

作者：王小丹

第二篇：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耦合分析

摘要：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六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了2003-2013年间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并运用耦合模型测度了这11年间湖北省经济增长的发展度与协调度。通过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耦合分析，得出了当前湖北省经济仍处于数量增长强于质量增长阶段的结论。根据这一结论，结合适宜性跃迁理论及新常态的时代背景，提出了提高人民福利水平、不断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等促进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数量;经济增长质量;熵值法;耦合分析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此期间，得益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中央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中国经济在数量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成果。但同时，还应注意到，虽然我国经济在数量的增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许多问题，譬如经济增长效率低、经济结构不合理、城乡收入分配不平等、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人民福利水平改善缓慢、资源环境日益恶化等等。特别是2012年以来，伴随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深度调整和国内供需结构性矛盾逐渐凸显，中国经济增速开始回落到中高速，进入新常态。针对这一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开始从以往片面追求数量的增长模式，转变为保就业可持续的兼顾数量与质量的增长模式。经济结构优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提高经济质量的政策，成为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重心。

理论上来看，经济发展不仅包括数量上的增加，还有质量上的规定，是数量与质量构成的有机整体。我国经济数量增长的同时如果没有妥善地解决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会产生有增长无发展的经济局面。反之，我国经济数量增长的同时，如果能够有效地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通过提高人民福利水平、不断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强科技创新能力等措施激发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就能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数量的增加。因此，在衡量经济增长的成果时，不应将经济增长数量作为唯一的评价指标，还应考量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并综合考虑二者相互作用的机理。本文利用耦合模型有效测度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旨在为政府推进二者有机协调发展的相关决策及政策调整提供理论依据。

作为华中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省份，近年来湖北省经济数量的增长亦开始逐渐回落。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等经济质量问题在湖北省表现得同样明显，窥豹一斑，通过对湖北省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我国的总体情况，基于湖北省情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议对全国也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现有耦合分析的文献主要是对宏观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进行研究，如环境系统、人力资源、科研投入等因素与社会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黄瑞芬等，2011;逯进等，2013)。鲜有学者对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直接的作用进行耦合分析。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数量同属于经济增长系统的两个属性，离开了质量支撑的数量无法保持稳定地增长，离开经济数量支撑的质量缺乏物质基础。理想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数量和质量相互协调下的演进过程。将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系统性地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质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耦合模型恰好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

具体来看，为保证耦合过程和结果的科学性，首先须合理量化经济增长数量指数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我们选取的测度经济增长数量指数的指标为总量GDP和人均GDP。总量GDP和人均GDP是考量地区经济数量水平最常用的指标，具有简洁性与代表性。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度则较为复杂。经济增长质量本身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就是指经济效率。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是考量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的结构、稳定性、福利分配以及资源环境的具体状况。

对于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起源于卡马耶夫(1983)，他将经济增长质量定义为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国内该类研究中，一般将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作为衡量经济效率的指标，也有学者将经济结构、环境、科研投入作为要素投入加入到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当中(马宇等，2015)。但郑玉歆(2007)指出，只利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TFP只能衡量生产要素即期的经济效果，考虑到近年来中国实行的城市化进程中，固定资产投资较多，因此很难在即期或短时间内就获得与投资水平相匹配的产出;其次，TFP反映的是最大产出与有效投入数量之间的关系，无法衡量中国经济现实中资源禀赋利用的现状，亦无法体现劳动力质量等投入质量因素对结果的影响。叶初升、李慧(2015)认为，只使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标，既无法揭示经济结构、制度等因素相互作用机制，也无法预测其发展方向，应从提高人民可行能力的角度，围绕人民的营养、知识、闲暇、生活环境等微观方面衡量经济增长的结果。我们认为，叶初升、李慧(2015)的研究侧重于从微观视角上衡量发展的质量，但所得出的结果不具有综合性。譬如，我国现阶段具有高水平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如果政府大大降低基础设施的投资，转而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在其模型中无疑会提高经济质量的水平，但长远来看，这并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同时，微观方面的经济质量研究更容易受到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地域特征等因素的影响，这也增加了指标选取的难度。综上，无论是从经济效率还是人民可行能力的单一角度定义、研究经济增长质量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对于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钞小静、任保平(2011)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出发，采用PCA法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稳定性、福利分配及资源环境代价等多个维度测度经济增长的质量，得出1978-2007年间，我国总体层面和各省经济增长质量水平都有所提高，但各省之间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差距明显的结论。马强文、白稳(2015)使用同样的方法，得出2000年以来湖北省经济增长质量稳步提升，并根据各维度的主成分得分提出增加经济质量的相应政策主张。采用类似研究方法的还有张继海和李发毅(2014)，刘小瑜、汪淑梅(2014)等。该类研究从经济发展的各方面全面评价了经济增长的质量，相比于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更好地诠释了经济发展质量的涵义。但依然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多是选用存量指标而非增量指标，无法突出“增长的质量”的增量含义;二是将部分增长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同时纳入评价体系，容易产生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首先改进指标体系设计，尽量使用增量指标，同时只选取代表数量和质量增长结果的指标以避免出现内生性问题。

在经济质量指数的测度方法上，以往学者在度量经济增长的质量时，大多参考钞小静、任保平(2011)的研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该方法虽然在处理指标相关性和简化指标体系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着损失信息量、含义模糊的缺点。近年来，刘小瑜(2014)等一些学者开始使用熵值法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度量。熵值法源于信息论，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它根据指标的相对变化程度对系统整体的影响来决定其权重，比主观赋权法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精确度。除了被用作客观赋权之外，熵值法还能通过将各指标权与对应的权重相乘再求和得到各样本的综合得分，实现综合评价的目的。相比于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赋权更具有客观性，同时能有效避免信息的损失。因此，在对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量化过程中，本文引入信息论中熵的概念，使用R统计软件，采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求出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指数。

综上所述，基于对经济发展数量、质量指数量化的基础之上，本文引入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参考逯进、周惠民(2013)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所构建的耦合模型，并结合经济增长理论及2003-2013年湖北省的相关数据，充分研究经济增长系统中质量和数量相互作用的关系。使用无差异曲线来刻画湖北省经济增长的现状与趋势，从中提炼出适合湖北省经济增长有效耦合的方式，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三、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测度

(一)指标体系的确定与处理

1.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指标的确定

现有文献在确定经济增长的数量时，一般以收入法核算的GDP总量指标和人均GDP指标为准。由于湖北省GDP总量和人均GDP均是流量指标，因此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数量的指标。

关于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的确定则要复杂很多。根据前文对现有文献的总结，在确定相关指标时，本文参考钞小静、任保平(2011)提出的指标构成方法，将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科技创新、环境代价作为度量经济增长质量的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选取上，本文尽量使用增量指标，对于出现的存量指标则进行一阶差分处理，转化为增量指标。此外，本文三级指标全部选取体现经济质量增长结果的变量，并未选取涉及原因及过程的变量，从而尽可能避免选取的指标间出现内生性问题。本文具体指标请见表1。

经济增长效率衡量的是生产投入转化成产出的效率，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往往在要素的使用效率上更胜一筹。郑玉歆(2007)的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在衡量经济质量的可行性上存在着诸多局限，这里不再赘述。因此本文采用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单位GDP能耗进行核算。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衡量的是增长过程中波动的程度。超过周期性波动正常范围内的过度波动会影响人们的预期，进而影响未来经济的增长，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本文采用通货膨胀率、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波动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对其进行衡量。福利变化主要考量的是人民福利的改善，本文主要从交通、住房、消费上进行衡量，其中消费水平对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消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此，本文采用高校在校生占总人口的比例、技术市场交易额和产品质量优等率三个指标来衡量科技创新。生态环境方面，本文从废水、废气角度进行衡量，并加入旅游业的相关变量间接衡量生态环境质量。经济结构反映的是经济增长中要素配置和生产分布。考虑到我国的现状，本文主要从国际收支结构、产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收入结构进行衡量。

表1中公路里程、铁路里程、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三个指标作为存量指标，根据前面的分析应该进行一阶差分，转化为增量指标后进行运算。从表1可知，所有选取的指标均为正指标或者逆指标，不存在适度指标，这也为后文指标的量化提供了便利。

2.数据的来源与指标处理

本文旨在研究湖北省近年来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耦合度情况。在保证数据完整性的前提下选取了2003-2013年间湖北省的时间序列数据。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局、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部分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年鉴》。

为了避免数据口径不一致对研究造成的影响，我们首先对指标进行均值化处理。对于正指标和逆指标我们分别进行如下处理：设Xij为第i年第.j项指标的值，αj为各年.j指标中的最大值，βj为各年j指标中的最小值。针对正指标和逆指标均按照(1)式作均值化处理。经过均值化处理之后的指标既具有相同的量纲，同时也都转化成了正指标，为后文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二)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测度

1.研究方法

根据熵值法计算步骤，将经过均值化处理的2003-2013年湖北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相关指标代入，得到各指标的相关权重请见表2。

2.结果分析

根据熵值法所赋的权重，将均值化后的指标与对应权重相乘并求和可得各年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总体评分。再以2003年的评分为基准，评价近年来湖北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总体情况，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近年来湖北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都保持了平稳增长的趋势。但总的来说，经济数量增长的趋势要明显快于经济质量的增长，二者之间的差距呈不断放大的趋势。在此基础之上，针对这一结果，笔者进一步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耦合分析，研究近年来湖北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以及两者演变的深层次原因。

四、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耦合分析

(一)耦合机制的理论分析

耦合原本是物理学上的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它既包括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影响，又包括了相互破坏的恶性影响。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作为经济增长系统的两个范畴，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机制。经济质量的增长可以提高数量增长的效率，经济数量的增长可以为经济质量的改善提供物质基础。反之，经济质量若长期低水平增长甚至负增长将大大降低经济数量增长的效率与可持续性，经济数量若增长缓慢则无法为政府改善经济质量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经济增长中只有将质量和数量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保证经济持续、稳定、高质量的增长。因此，本文引入耦合概念，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之上，结合实际进一步分析近年来湖北省经济增长质量和数量的发展趋势及其相互作用的机理。

假设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综合指数分别代表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水平U1、U2。我们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如下定义。

1.经济增长发展度

本文假设增长系统的发展度函数具有严格拟凹性，且规模报酬不变。T表示增长系统的发展水平，即系统发展度指标。本文发展度函数采用Cobb-Douglas的形式：(2)

式(2)中，θ(0≤θ≤1)，1-θ分别表示数量和质量子系统的发展弹性，反映二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参考现有文献常用的方法，我们令θ=0.5，A=1。即假设经济增长数量指标与经济增长质量指标对系统发展度有着相同的影响。把式(2)绘成图2。在图2中，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数和经济增长的数量指数，T1、T2、T3分别表示不同的发展度水平，距离原点越远的曲线表示发展度的水平越高。

2.经济增长协调度

协调度是衡量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协调状况好坏的指标。协调度计算公式为：(3)

式(3)中δ是调节系数，当经济增长数量指数与质量指数存在不一致时，中括号内多项式的值小于1，δ越大，C值越小，代表经济增长系统协调度越低。为突出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协调的重要性，参考现有文献常用的方法，我们令调节系数δ=5。根据式(3)绘成图3。图3中直线C=1上的点表示经济增长系统数量指数和质量指数相等的点，是系统协调度的最高水平。而与直线C=1相对距离越远的点经济数量指数与经济质量指数相差越大，根据协调度计算公式可知协调度随二者差值绝对值的增大而不断减小，C<1。需要注意的是，协调状态好差并不能完全决定耦合状态的优劣，因为耦合既要考察系统协调度水平又要考察系统发展度水平，只有同时满足高协调度与高发展度的调节才能称为良性耦合。

3.经济增长耦合度

综合上述分析，耦合是协调和发展概念的综合。结合图2和图3，绘成图4。从图4中可以看出，若一味强调发展度而不顾及协调度，可能带来协调度的损失。图4中C点、B点处于等发展度线上，但B点的协调度明显要高于C点，即C点未发挥增长质量的优势，若此时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水平，可提高协调度，从而提高耦合水平。因此B点的耦合度优于C点。另一方面，若一味强调协调度而忽视发展度，就可能引致低耦合度带来的“低水平发展陷阱”。图4中B点和A点具有相同的协调度，但A点发展度低于B点。一旦不能实现增长数量上的扩张，该经济体将长时间处于低水平发展当中，无法实现发展的目的，因此B点耦合状态优于A点。由此可见，只有当协调度和发展度的指标同时处于一个高水平时耦合系统才处于良性耦合状态。

(--)适宜性耦合跃迁模式分析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良性的经济增长过程应当使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由低水平耦合向高水平耦合跃迁。但这种过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为此，我们提出一种理想化的耦合跃迁机制。

近年来，许多学者发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路径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技术引进等后发优势并未能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缩小。对此，陈斌开、林毅夫(2013)提出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不能一味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必须利用自身要素禀赋优势，引入与要素相适应的技术。在这里我们将经济增长的数量类比为要素，质量类比为技术，经济增长系统要想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良性耦合，必须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使经济增长的数量能够为质量提供物质基础，使经济增长的质量为数量提供支撑点，从而实现二者的良性耦合。

以图5为例，假设经济欠发达地区初始耦合点为A点，随后其开始全力发展经济建设，通过廉价劳动力、丰富自然资源等优势实现经济数量的倍增，由A点跃迁至B点。

经济数量的倍增为经济质量的提高提供了物质基础，该地区可通过改善人民福利、加强教育等措施提高经济质量，使经济体从B点移动到C点。在C点处，由于经济质量改善带来劳动力质量和科技水平的提升会促使经济的内生增长。短时间内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良性耦合，达到D点。

到达D点后，该地区人口、制度红利开始逐渐消失，粗放型增长模式开始受到制约。此时，该地区若适当放弃一定的经济增长数量，努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经济效率提高、生态环境改善，引导资源合理化配置，大幅提升经济质量，使经济体从D点跃迁至E点，将为经济数量的增长提供新的支撑点。结合我国现状，该过程亦可看作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长的一种新思路。

到达E点后，经济质量的增长所带来的红利开始体现出来，合理的产业结构、稳定的经济环境、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以及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提升开始成为新一轮经济数量高速增长的动力，经济体跃迁至F点。如此，便实现了经济数量增长与经济质量增长的良性耦合。

从长远来看，上述过程能有效地刻画出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由低水平耦合向高水平耦合的跃迁模式。总的来说，上述过程可分为两个子过程，第一个子过程是由经济数量增长推动质量增长(A至D)的欠发达阶段，该过程的特点是经济体利用自身要素禀赋优势，通过投资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带动经济数量增长，为经济质量增长提供物质基础，该过程的特点是经济数量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经济质量的增长速度。第二子过程是由经济质量推动经济数量增长(D至F)的发达阶段，由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经济体须适当调整发展路径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在图5中的D点处，经济决策者若能提高经济质量，带动经济效率的提升，为经济数量的增长提供新动力，便能实现湖北省经济数量与质量的良性耦合。整个过程的重中之重则是D点处政府决策者的选择。接下来，笔者将根据湖北省具体的数据，对湖北省的情况进一步研究。

(三)湖北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耦合分析

根据近年来湖北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综合指数，我们可以得出湖北省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发展度指标和协调度指标(请见表3)，进而作出耦合演进趋势图(请见图6)。

根据图6结合表3可以看出，2003-2006年间，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耦合情况较好，但从湖北省整体的经济状况来判断，此过程属于低水平耦合，不能保证经济数量和质量长期一致的增长趋势。从2007年开始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开始迅速增加，2008年至2012年，GDP总量实现倍增。与此同时，湖北省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在逐渐增长，但相比于经济数量的增长较为平缓。截至2014年，湖北省GDP增长率仍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但考虑到进入新常态后，全国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开始逐渐回落到中高速水平，湖北省经济数量增长很难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仍保持目前的速度。

根据前文的分析以及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湖北省经济数量和质量的耦合演进目前仍处于数量带动质量增长的阶段，并且即将遇到增长的拐点。该阶段的特征是通过廉价劳动力、丰富资源储备的要素优势推动经济数量的增长，通过经济数量的增长给经济质量增长提供物质基础。但同时，伴随着近年来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和环境的不断恶化，粗放型增长模式带来经济数量的增长难以为继。因此，不难预测出湖北省的经济即将面临拐点，此时政府决策者的选择将变得至关重要。

进入新常态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优化经济结构”，“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等观点无疑切合当前湖北省经济发展的实际。在湖北省经济发展即将遇到拐点之时，新常态模式将为湖北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提供新的机遇。根据前文分析，这一阶段，经济质量的增长将是经济决策者工作的重点。经济质量的增长不仅会带来人民福利的提高、生态环境的改善、社会经济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它所带来的经济结构转变、科技创新的提升将会更加合理地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带来经济效率的提升。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稳定性、结构、福利分配、科技创新以及生态环境等角度出发，利用熵值法测度了2003-2013年期间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引人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进行了耦合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一)研究结论

第一，2003年以来，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总体呈上涨趋势，但数量增长的幅度更大。二者所构成的耦合系统的发展度呈上升趋势但协调度呈下降趋势。

第二，目前湖北省经济增长仍处于数量带动质量增长的阶段。要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之间良性的耦合，当务之急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将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效率的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稳定的经济环境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作为经济数量增长的新动力。

根据以上两点结论，结合前面得到的2003-2013年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指标情况，笔者针对提高湖北省经济增长的耦合度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二)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人民福利水平。本文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中，衡量福利水平的相关指标权重均较高，表明一定程度上提高人民福利对于增加经济增长质量十分必要。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目前湖北省这一指标还比较低，以教育支出为例，2013年湖北省地方财政人均教育支出为1200元，这个数字与北京市(3200元)、上海市(2800元)等发达地区差距悬殊。受滞于经济总量的限制，短时间内完成福利水平的巨大提升虽然并不现实，但若能保持长期政策的支持，提高人民福利水平对于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将大有裨益。从微观来看，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匹配的福利水平有利于激发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从宏观来看，一些资本密集型的公共品的建设除满足居民福利外，还具有拉动需求的外部性。但同时应注意，人民福利的改善应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超越经济水平的限制。

第二，不断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本文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中，衡量产业结构的工业化率、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经济结构二元反差指数相关指标权重均较小，根据熵值法赋值的原理，可知相关指标近年来增长缓慢。表明当前湖北省产业结构中三次产业各自总量占经济总量比重变化及各产业内部生产率增长都十分缓慢。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湖北省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缓慢。从理论上看，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利于满足社会消费需求，提高科技产出水平，是实现湖北省经济由数量带动质量增长转变为质量带动数量增长的重要方式。因此，为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湖北省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具体而言，产业结构升级既包括三次产业间的结构优化，也包括各产业内部的结构优化。前者促进社会供给需求结构的适应，后者促进产业内部技术的提升、要素结构的协调。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将引导经济资源的高效配置，同时还将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利于从根本上提升湖北省经济增长的质量。

第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本文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中，衡量城乡收入结构的城乡可支配收入比的权重略高于平均水平，而泰尔指数指标权重略低于平均水平，表明虽然城乡收入比的改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增加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但由于湖北省各地区间经济水平差异较大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改善的实际情况并不理想。钞小静和沈坤荣(2013)的研究表明，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城乡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既不利于全社会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也会影响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其所得收入越少，其用于食物、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人力资源投资也就越少，长期来看这显然是不利于我国劳动力质量的全面提升。考虑到未来我国人口红利消失带来劳动力数量减少，提高劳动力质量将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保证。

第四，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行绿色经济、循环经济。除上述各方面因素外，在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方面指标中，除产品质量优等品率外其余指标权重均低于平均水平，但不为零。可以看出，生态环境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科技创新因产出投入比较低而很少由微观企业完成。政府应增强主体意识，充分利用湖北地区高校人才的优势，加大科研项目投入与科研人员激励，通过科技人才的规模效应建立技术的先发优势，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既源于其不可再生性，又有治理成本高的因素。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推行，也就是为未来经济增长的资源需求提供了保证。这也是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长期良性耦合的必要条件。

责任编辑 汪晓清

作者：程承坪 陈志

第三篇：现代数量经济学中的庸俗化倾向

摘要：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都是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工具，但是，由于在应用过程中工具成了价值、形式成了目的，于是完整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就被割裂了。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从事我向思考式的逻辑游戏，从而导致数理经济学的勃兴，但这种逻辑游戏根本上是与现实脱节的，从而属于“极高明而不道中庸”的抽象体系。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则片面放大经济学的客观性，从而导致计量经济学的偏盛，这种研究根本无法得出一般性理论，从而属于“道中庸而极不高明”的实用主义。特别是，在商人心态的主导下，这两种研究趋向在国内也发生了蜕变：一方面，从事数理经济学的那些人士根本无力在数理逻辑或模型构建上所有创新，而往往是机械地搬用（最多是对变量做些调整）西方学界的数理模型，从而表现为“上不入天”；另一方面，从事计量实证的那些人士根本不能对现实社会环境作正确的理解，从而那些实证分析往往是非常牵强附会的而根本无助于预测或指导实践，从而表现为“下不着地”。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看似繁荣，但其理论并无实质发展。

关键词：计量分析； 数理模型； 数量经济学； 庸俗化； 方法论

 

 

一、引 言

 

一般来说，基于逻辑实证主义来发展经济理论会遇到严重的“休谟问题”：一方面，当检验结果与理论一致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理论被证实了，因为还有更多的经验事实并没有得到检验；另一方面，当检验结果与理论发生差错时，也不能简单地以为原先的理论错了，因为经济理论所基于的多维条件在现实中根本是不可重复的[1]。事实上，这几乎已经成为了所有科学哲学家的共识，逻辑实证主义也已经遭到了方法论专家们的深刻批判，那么为什么主流经济学还是那么固执地信奉它呢？博兰指出，经济学理论家在对待前人的观点时往往像商人追求利润最大化那样各取所需，“所有对弗里德曼论文的批判都是错误的”，因为“那些依靠这些批判中的一项或多项而反对该论文的人，实际上是在各取所需”；同样，“那些把弗里德曼的论文作为适用于一切‘眼前目的’而加以接受的人，实际上它们的方法论也是在各取所需”。问题是，商人从事一切市场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它的各取所需也是基于这种目的，而经济学从事一切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增进认知，那么它的各取所需能够实现这一目的吗？显然，也正如博兰承认的，“‘商人’可能对各取所需更感兴趣，这是因为具有竞争的压力，但是，倘若我们的目的是要推进经济学理论，也就是说，倘若我们的目的是要完善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则在方法论和理论方面采取各取所需的对策，将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2]60事实上，正因为主流经济学盲目地以商人的处世态度和方式来对待理论研究，结果反而使得科学研究逐渐庸俗化，并窒息和扭曲了理论的发展；而且这种商人主义心态在当前国内经济学界尤其盛行，从而导致国内经济学的数量化趋势获得畸形的膨胀。

显然，正是在当前这种盲目而极端的逻辑实证主义支配下，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者已经开始不把那些没有数学符号的文章视为经济学专业文章；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没有实证分析的文章已经越来越难以在专业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更不要说获得那些所谓的“一流”经济学刊物的青睐了。当然，计量作为处理经济数据以分析经济现象之间关系的工具本身是无可厚非的，这里也不存在价值判断；同样，数学也是对思想严密化、精确化的一个有益工具，并有益于思想的发现和传播。但问题是，这些工具一旦被具有能动性的主体所使用，就开始潜藏了偏好和立场，并体现了其基本的利益取向和学术风气，从而使得这种计量实证根本就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客观”；同时，过分强调工具的使用，往往会导致目的和手段的颠倒，从而使学术研究偏离原初的目的而异化。显然，这些倾向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表现得尤其严重，本文就此现象作一剖析。

 

二、计量实证的庸俗化发展

 

我们知道，真正的计量模型分析对事物之间因果机理的解释是有帮助的，因为描述经济现象之间联系的理论模型是整个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也是理论检验的必要阶段，从而有助于增强理论与检验事实之间的一致性。首先，即使仅仅限于对数据的处理的统计分析而言，它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也有如J.内维尔.凯恩斯所列举的两方面作用：一是提出以经验为根据的规律，它可能或不能随后进行演绎的产生；二是通过检查演绎推理的结果并将它们呈送试验进行检验，对演绎推理予以补充，甚至促使理论前提的修正。[3]其次，计量经济学是数学、统计技术和经济分析的综合，因而才形成之初就被赋予了一定的经济学特性；这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在理论性方面就远远超越了传统的统计学了，其目的就是为了有助于因果机理的揭示。这一点在弗里希为《计量经济学》杂志创刊号所写的发刊词中就得到了说明：用数学方法探讨经济学可以从好几个方面入手，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与计量经济学混为一谈：计量经济学与经济统计学决非一码事，也不应视为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同义语，同时，计量经济学也不同于我们所说的一般经济理论，尽管经济理论大部分具有一定的数量特征。在弗里希看来，对于真正了解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数量关系来说，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这三者都是必要的，但却并非是充分条件；相反，只有三者结合起来才构成了计量经济学。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要清楚认识到，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之间是存在根本性差异的。一方面，统计学往往是显示事物本身是什么的事实，譬如，根据统计知识可以说明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生产和消费，也可以根据统计资料来显示一种事物或行为的分布状态；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却需要根据统计提供的事实，进一步指出这些事实的来源和后果，阐明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因此，如果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蜕化为仅仅是提供事实，而不去进一步了解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那么，它显然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更不能由此提出政策建议。例如，萨伊很早就曾指出，没有一个荒谬理论或狂妄言论未曾援引事实以作说明；使政府当局往往受到迷惑的，也正是事实。事实上，欧美学术界对这两门学科的性质往往区分得非常清楚：一个是提供事实，一个是机理探讨；有人甚至认为，对那些统计学家来说，观察事物就是简单地收集大量数据，除此之外就无事可做了，因而统计学家仅仅是捆好小麦给他人去打场脱粒的人，而他们本身的思想是贫乏的。而且，与中国混淆两个学科的研究者乃至把统计学家视为理论经济学的权威不同，西方学术界对这两个领域的学者也界定得很清楚：经济学家并非就是统计学家，而统计学家也不是想当然的经济学家；譬如，R.Kalaba是动态规划的创始人Bellman的主要伙伴，一生发表过600多篇经济学论文，12本书，但没有人认为他是经济学家，很多人甚至认为他不懂经济学。[4]

同时，尽管计量经济学出现的目的是为了对经济理论进行检验和预测，并通过对理论的检验而推动假说上升为科学，但这是一个非常系统而逻辑严密的过程。波普尔曾指出，一个假说的检验包含了四种不同的途径：“第一，在这些结论中进行逻辑比较，以此来检验系统内部的逻辑一致性。第二，考察理论的逻辑形式，决定该理论是否具有一种经验理论或科学理论的特征，或者决定它是否具有其他特征，如累赘重复等。第三，与其他理论进行比较，以决定在该理论经受住我们的各种检验后，是否构成科学的发展。第四，通过从该理论推导出的各种结论的经验应用来检验这种理论”；而且，波普尔强调，“最后一种检验的目的，在于发现该理论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而不管这些实践是由纯粹的科学实验提出的，还是由实际的技术应用提出的”。[5] 133-134显然，是否可以通过对数量之间的定量分析来“发现”理论一直是一个引起争论的话题，而且西方学术界对当前检验根据的内在缺陷也比较清楚，因而没有深厚的计量经济学基础是不敢从事计量检验工作的。譬如，就20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内曼—皮尔逊假设检验而言，它就是“一个有着深刻缺陷的关于归纳推理的理论”，因为“如果没有相应的随机化技术、抽样设计技术以及控制技术，这个假设检验将迅速变成一种对假设为科学的程序所进行调控的合理化过程，这个假设为科学的程序几乎可以产生调查者渴望的任何结果”；同样，这种自我证实的检验也存在其他方面，例如，“如果有无限的自由可以改变变量和判断程序，那么，所谓的‘需求率’仅仅忽视一个指令，一个要不断尝试可选择规格直到得到关于一个价格变量的负系数为止的指令”。[6]

 

正因为自诞生起计量经济学所从事的研究就已经重在事物内在作用机理的探索上，这需要非常广博的经济学理论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因此，一般来说，没有深厚的经济学基础是不敢从事计量检验工作的。然而，随着功利主义在学术界中的膨胀，越来越多的人出于商人心态（为了尽早地获得职称、职位等利益）而开始撰写的计量分析文章；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素养，这类文章逐渐偏离了因果机理的探讨，而使计量模型日益流于形式。事实上，计量分析首先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博士生开始偏重的，因为当时的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而计量分析可以使他们更早地拿出论文；但是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偏盛以及对经济研究“客观化”的强调，原先注重因果机理探究的计量经济学却越来越机械化和形式化了。结果，有关实证分析的文章基本上开始落入了一种八股文式的研究格式：第一节作为引言，第二节冠以“模型”或相关的名称，第三节冠以“来自经验的结果”，第四节则概括了“诸项结论”，最后可能是有关的不足及未来的可能研究；而且，“如果通常被发表的实证的新古典文章确实被认为是对‘科学的知识’做出贡献的话，那么它就只能是这样的情况，即这种实证经济学的隐秘目的就是芝加哥实证主义的目的，也即从长远上证明新古典经济学为正确。具体地说，每一篇论文——它提供了说明新古典经济学对‘现实世界’问题适用性的一项证明——都必须被视为朝向新古典理论真实性最终得到归纳证明这一目标的一项更具实证性的贡献”。[2]173

而且计量分析重在对干扰因素的剖析，重在对现实与理论不一致的分析；因此，对计量经济学文章来说，一切数据的处理都是次要的，那些具体的计算过程完全可以且应该放进附录中，以供有兴趣的学者查阅本文所揭示的因果机理所依据之事实的真实性。然而，国内主流经济学刊物上所刊登的计量文章几乎通篇都是这样的数据处理文章，而最后的结论却非常简单，往往几句话给出所得结论就草草了事了；而对数据的分析却异常的简单，绝大多数文章甚至根本就没有因果机理的分析。正因如此，国内的这种文章本质上已经不是真正的计量经济学文章，而仅仅是提供一些资料的统计，这些研究也不是经济学的研究；相反，它更像是统计员的“体力”工作，因为它的主要工作在于数据收集和处理而不是理论思索。正因为当前被视为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那些学术刊物中充斥着这些形式主义的计量文章，因而广大青年学子往往不能正确地辨析这些研究的合理性；相反，出于文章发表以及职称评定的需要，他们还积极效仿这类杂志所崇尚的研究方式以及基本思维，从而也往往会把在这些刊物中发表计量文章的人视为理论权威。结果，国内经济学就形成了把经济学理论探索等同于数据处理的学术风气，从而混淆统计学的文章和计量经济学的文章，并进而混淆了统计学文章和理论经济学文章，甚至混淆了经济学和统计学这两门学科。试想：整个经济学界的理论研究被统计分析所完全取代，岂非黑白颠倒得离谱么？

可见，计量经济学本身是出于使经济理论严密化而出现的，计量实证本身是理论探究的一个重要过程，它注重的是对事物内在因果关系的揭示，从而需要契合前人所积累的各种知识。而且，理论提出之初也仅仅是一个假说，它在为人广为接受之前必须进行检验；因此，计量实证往往成为一个假说上升为理论的一个必要步骤，这也正是计量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意义所在。张五常就指出，如果有了深思熟虑的验证思考，数据来源清楚明确，用回归分析处理是锦上添花。[7]但不幸的是，由于功利主义的盛行，计量经济分析的过程和目的越来越偏离原初目的：它不再是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环节，而是用数量关系来取代了整个理论研究。事实上，当前那些从事计量研究的人，往往在没有想好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假说之前，就直接跳跃到对一个变量作相关性分析，并以此给出相关或不相关的结论；而且他们在作回归处理时，甚至对数据的出处也往往缺乏查根问底，而只是把一堆一堆的数字放进计算机来由回归软件处理。正因为数据处理时缺乏一个逻辑严密的假说基础，因而我们必然无法说明出现特定结果的原因，无法全面剖析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逻辑关系以及作用机理，从而必然无法得到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显然，这就逐渐背离了计量经济学产生的目的。尽管如此，当前却很少有人愿意并能够反思这种计量检验中所存在的种种缺陷，甚至在数据处理时连对现有检验手段的适用性也很少认真甄别；相反，他们往往非常随意地选择一些数据作计量分析，或者不断变化地使用检验方法直到得出自己需要的那种结果为止。事实上，在软件上把数据调来调去往往是举指之劳，得出来的是什么就说自己的假说是什么；正因为当前学术界热衷于这种软件文章，因而这类文章所给出的结论往往是千奇百态的。

 

三、数理建模的庸俗化发展

 

数理经济学是运用数学方法对经济学理论进行陈述和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数理模型通过将一些因素抽象掉以后更有利于看清一些相关变量的关系，从而有助增强理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因此，利用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有利于发现经济问题的实质，指明经济问题发展、变化的趋势。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数理经济学根本上是一种演绎理论：从一些所谓的假定公理出发通过运用数学方法来推演一些定理；正因如此，我们要衡量结论的正误首先必须审视它所基于的引导假定，要充分反思前提假设的合理性。而且经济学理论的“内在一致性”也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的“内在一致性”，因为经济学理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主要是指建立在“人之行为逻辑”的基础之上而非“数理逻辑”的基础之上。例如，艾克纳在《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中就强调，内在一致性检验只是一个理论的必要的条件，但并不是充分的。在艾克纳看来，任何理论的证明都必须进行三种性质的经验检验：一是相符性检验(correspondence)，即检验基于理论的结论是否与从现实世界中的经验观测相符；二是普适性检验(comprehensiveness)，即鉴定理论是否能够包容与所研究的某种现象有关的所有已知事实；第三是精炼性检验(parsimony)，即确定理论结构中任何具体要素（包括内在假定）对于说明经验观测的东西是否是必要的。

显然，目前流行的模型分析往往局限于逻辑的演绎推理，迷信于数学符号拜物教；它不但刻意逃避对这种数学推演进行经验上的严格验证，更是忽视人之行为逻辑与数理逻辑之间的差异。正因如此，基于数理逻辑得出的经济理论与经验事实开始变得越来越相脱节，并且数理模型也开始在一个“我向思考”思维下进行自我繁殖。譬如，艾克纳就指出，构成新古典经济核心理论的四个基本构件几乎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1)一组无差异曲线，这种无差异曲线是建立在各个假定的效用函数的基础之上的；(2)一组连续或者光滑的等产量曲线，这种等产量曲线是建立在各个假定的生产函数的基础之上的；(3)所有不同的厂商和行业的一组斜率为正的供给曲线；(4)生产过程中所用的全部投入的一组边际产量曲线。也就是说，构成微观经济学分析基础的无差异曲线、等产量曲线、斜率为正的供给曲线和边际产量曲线都缺乏有效的经验数据的支持，是缺乏经验基础的空洞的概念而很难经受相符性检验。而且，不仅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层面是如此，宏观层面的分析也是如此，如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就同样经不起相符性检验。正因如此，尽管那些从事数量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往往宣称其研究方法具有严密逻辑，因而是客观科学的；但正如波普尔指出的，当前盛行的自然主义方法论规则只不过是新古典经济学形成的一种约定，这种游戏规则“与纯粹的逻辑规则不同，却与弈棋规则相像，很少有人会把弈棋规则当作纯粹逻辑的一部分”。[5]139

 

特别是，数理经济学发展起来的原初目的是希望通过数理的逻辑发现人类直觉或思辨所不能揭示的东西；例如，数理经济学先驱古诺就是依靠对策思维发现了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厂商确定价格和数量的行为。但不幸的是，当前绝大多数数理经济学研究者都缺乏直接进行数理思维的能力，而仅仅指是把一些业已知道的常识性东西进行复杂化和符号化；因此，当前的数理经济学往往不是强调思想的发现而是注重模型本身，以致数理模型已成为掩盖其贫乏空洞思想的面具。同时，国内那些数理经济学研究者大都是照搬西方学者已经提出的一些数理模型，从而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模型创新；更为甚者，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假设前提和思维方式缺乏实质理解的情况下，他们却想当然地进行一些画蛇添足的修改以期本土化应用，反而扭曲或肢解了主流经济学中数理模型的真实含义。其实，数理模型的建立往往是比较繁琐的，它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要有良好的知识素养，从而形成良好的直觉；二是要较高的数学功底，能够把这种直觉表现出来并加以严密化论证。正因为数理模型与一个启发性的思想或故事是分不开的，因而模型的假设前提和模型选择都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尽管数理模型的构建是一项非常费力的工作，但这种工作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一者，一个模型所具有的实际价值和内含缺陷往往很容易被认识，一个简单的假设都会引起人们对整个模型的意义否定；二者，即使一个数理模型有效地表达和精致化了人类传承下来的思想，但思想的首创之功仍属于那些思想提出者。

然而，尽管数理经济学的要求如此之高，并且仅仅是完整经济学理论研究路线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受当前经济学“科学化”思潮的影响，众多的经济学者却集中于这一小部分，从而严重扭曲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目前国内流行的研究倾向基本上抛弃了理论研究前两个更为重要的层次：方法论层次和理论素养层次；即使在思想表达层次上，也主要是以将简单思想复杂化、模糊化从而显得高深莫测为宗旨。结果，就完全扭曲了数理经济学发展的根本目标，成为“为数理而数理”的一种形式追求。[1]究其原因在于，目前一大批从事数学建模的学者往往都是理工科出身，例如，那些海归学者们大多也都是理工科出身的，只是到了国外学了一些建模技巧以后而摇身一变为主流经济学的；事实上，这些人往往连经济学理论中的基本术语都比较欠缺，也就不要说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和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际历程了，更不要说对人类社会有自己真正的独特见解了。正因如此，尽管这些“数理经济学家”依靠几个貌似复杂的数学模型而名噪当前，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真正懂得经济运行的“理”；他们所建立的模型往往也是机械的，是为了“建模而建模”或者为了唬人而建模，而基本上无法揭示出事物内在的作用机理，无法从模型构建和推理中获得新的洞见。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数量经济学最初获得迅速发展的基本原因是为了现实的应用，它是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期间不断膨胀的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产物；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重新取代计划经济成为主导，数理经济学几乎已经退出了政策应用的领域而逐渐成为象牙塔里的一种符号游戏。不幸的是，国内那些数理经济学者似乎本身没有看到这种转变，也不愿看到这种转变，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甘愿清贫的那种经院主义精神，而是努力要将他们基于模型的纯粹逻辑研究与社会政策挂上钩以获得其他的物质利益。而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国内，这类学者竟然往往可以承接了大量的应用性课题，有的甚至充当了各类机构的经济顾问；在一个极端抽象的概念上而撇开具体的社会现实所展开的建模游戏，并且缺乏其他学科的基本常识，竟然就妄想并敢于为实际经济的运行出谋划策。显然，这就显得异常荒唐了，要知道，作为应用政策经济学的研究，并不在于模型的漂亮，而在于对具体问题的了解程度，而这些数理模型的构建者对现实问题又了解多少呢？在华盛顿特区的政界里有50多年经济学研究经历的赫伯特.斯坦因指出，“经济学家对经济并不知道多少，而其他人（包括制定经济政策的政治家）就知道得更少了”。[8]

可见，真正的数理经济学研究需要非常高的数学要求，它得出的理论要有现实意义更需要非常广博的经济学素养和其他社会科学知识，因而真正能够从事数理建模研究的学者并不多；正因如此，当前国内从事数量经济学研究的人主要偏好于计量方面，热衷于基于某局部数据而进行所谓的实证研究。究其原因在于，实证研究只要在数据方面有专攻就行了，其他人不可能对之数据或者研究方法论重新作一考证；而且，如果其他人真正希望进行批判的话，为了有的放矢地重写一篇文章，也必然会让原先的那错误百出的文章发表。我们知道，自然科学中只有那些已经为大多数经验事实证明的假说才会引发后人进行检验或严密化的兴趣，在经济学中也理应如此；正因如此，国内绝大多数实证文章是无人问津的，试想：一个在半年乃至几个月内就可能过时或被实践证明错误的文章还值得费力用论文来证明它的优劣吗？事实上，国内这一群计量“研究者”也很少是在做真正的实证研究，更不要说理论研究：一者，他们的实证检验往往是在舍弃理论研究前两个层次的基础下进行的；二者，他们出于发表的目的往往会想当然地找几个数据套在固定的计量模型。正是由于这些实证分析主要是出于发文章、报课题、评职称以及获得奖励等功利目的，因而这些学者往往会不断地转移着实证研究的课题，形成一篇一篇评定职称极为有效的“前沿”文章，却根本无暇也无能对特定理论作全面而系统的实证分析，也似乎不屑写什么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巨著。

 

四、经济学庸俗数量化的原因及其批判

 

尽管现代经济学者经历了比古典经济学者更长时期的人类历史发展，历史提供的素材对他们而言也更为充分；但是，由于片面强调数量化的发展道路，经济学的思想却似乎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增量，经济学家对社会的认知也似乎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提高。相反，随着大量标准化的应用计量软件的开发，主流经济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已经逐渐蜕化成了一种常规性的机械劳动；由于这种劳动日益减少了个人主观思维的应用，从而必然也就会逐渐钝化研究者的智力。一个简单的原因在于，人类的理想思维首先来源于对经验事实的直觉，但计算机的大量使用却逐渐使使用者丧失了对经验的直觉；萨缪尔森就指出，“据我观察，计算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只黑匣子，研究者把原始材料输入进去，得出不同的概括性尺度和模拟结果。由于不能到匣子里头去看看，和糟糕的旧时光相比，调研者对数据缺乏直觉上的亲近感”。[9]当然，笔者不否认统计软件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数据进行计量处理的效率，而且统计软件的开发、成熟的过程本身就凝结了人类的大量理性智慧；但是这种软件开发锻炼了开发者的智慧，却限制了使用者的智慧，正如那些使用越来越先进的机器进行生产的蓝领工人一样，我们不能说那些会操作先进机器的人比那些手工匠更具智慧。其实，任何特定现象的研究本来应该是具有个性的，这包括如何更恰当地特定因素的影响，以及如何更恰当地选择、增补数据等；但是现代的统计软件已经使得研究批量化了，从而使得传统的智慧型的科研工作者变成了一般的劳力型的资料统计员。更何况，任何理论的开发本身都有其恰当的使用条件和使用目的，但是目前这些方面很多都被使用者忽视了，使用者常常被告知只要懂得如何用，而不需知道为何用。

但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种学科的研究方式，一些调查竟然认为，自然科学家的智商普遍比社会科学家的智商要高，而经济学家又提高了整体社会科学家的智商水平，而当前中国经济学界一些人也常常以此而自喜，难道偏执地坚持某种经济学的教条也是理性高的表现么！其实，根据孔德的观点，历史的顺序与逻辑的顺序紧密地相互对应着，天文学作为自然科学中最普遍和单纯的学科，首先得到发展，每一学科的出现要靠前一学科的发展；因此，他根据它的普遍性和独立性的程度（普遍性和抽象性的递减律、复杂性增加的程度、实用重要性的程度），把一切科学知识排成一个等级体系：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其中，数学是所有学科中最抽象、最简单、距离直接的实用最远，数学家无法利用其他科学所获致的成果，故独立性最高；而社会学最具体、最复杂，与实用关系最直接，且须利用所有其他科学的一切成果，因而解决任何一个社会现象都需要依据更全面的人类理性。正因如此，麦克洛斯基指出，“智商测验从诞生时起就是个冒着科学之名自欺欺人的丑闻和无耻的骗局”，[10]特别是，当前的说辞竟然把是否拥有处理最不复杂现象的数学工具的能力看成是理性甚至智商水平的标志，而那些拥有广博知识、试图从更全面角度分析问题的学者却被认为是智力上的欠缺者，岂不荒唐！显然，这种观点之所以会盛行，不仅与现实社会中的政治、人文环境有关，更与当前主流经济学乃至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研究人员构成以及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有关。

 

一方面，在经济学领域，那些从事数理模型构建的技术经济学家往往是那些根本无能力从事数学、物理学等学科理论研究的人，他们在数学、物理学领域甚至都发不出什么有意义的文章，更不要说有所创见了；但是，一旦转到经济学界，就可以不断地发表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文章了，于是，也就开始被尊奉为杰出理论经济学家，被视为是具有高度抽象推理能力的人。君不见，在国内，那些在数学或物理学界根本发不了文章，职称也难以晋升的人，转眼间成为经济学界的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即使经济学领域那些所有“百优博士学位论文”也几乎被这些人尽占；相反，那些从事社会科学综合型研究的，尽管他们的见解更全面，分析更透彻，但往往给人条理不清的印象。同样，一些经济学专业出身的人在受到这些数理经济学“家”的打压下，也开始转移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如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法学等；而且，由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比其他学科更为清晰和有条理，从而他们的研究往往被认为更具创见，从而也越来越受到青睐。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除了理论研究确实需要各学科的交叉和契合以及数学工具确实是一个基础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科学”的内涵本身就存在认知上的缺陷。由于科学首先源于自然科学，于是就用自然科学的简洁、普遍以及“客观”性来衡量其他学科的“科学化”程度；结果，就导致其他社会科学盲目地仿效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而主流经济学则担当起了传道的先锋角色。然而，正如克洛尔和豪伊特指出的，“当代经济理论虽然没有给经济生活提供一幅‘真实可靠’的肖像，但是它却提供出一幅精致优美的画图。而且，沿着这幅画图指引的方向，一个注重学就式的研究训练而忽视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纲领展开了”，不过，尽管“这种‘研究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把它作为发展方向则有些过分了”，特别是，“目前经济学中的这种状况已经过头了。因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像巴甫洛夫的狗那样）养成了条件反射的习惯，不精确地回答纯粹学术上猜谜游戏式问题误认为是‘有意义的’和‘令人感兴趣的’内容”。[11]其实，经济学毕竟是一门经验科学，人们希望经济理论可以用来指导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纯粹的智力游戏，但显然，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却一直热衷于这种智力游戏，这显然就使得经济学的研究本末倒置了!

另一方面，目前那些从事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也大都是在统计学领域无所作为的人。如北大计量经济学教授朱家祥就指出，一般而言，计量经济学家的统计功底不如统计学家，但是比他们多懂了些经济学；同时，计量经济学家的经济功底又不如经济学家，但却比他们多懂了些统计学。正因如此，朱家祥教授风趣地说，当他遇见统计学家时，赶紧称自己是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家面前，也忙着标榜自己是学统计的。[12]实际上，那些功底深厚的统计学家转而研究计量经济学时基本上都集中在理论计量学方面，因为只有在这个领域，他们才可以专注于方法上的研究而发现研究的意义，相反却不用关心那些自己心里根本无底的经济涵义，因为后者本身就是他们的弱项；而且，正因为经济现象要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以致当前计量经济学的应用一般也要落后方法上的创新达30年～50年；因此，尽管今天理论计量的研究成果很可能是未来经济学实证的资产，但由于数据的选择、变量的确定以及方法的选择等都存在很强的主观性，因而这些逻辑严密的方法具体的应用价值也存在很大的疑问。正因如此，一个人的统计学功底如果不高，他也不想成为理论计量学家；那么，他首先应该把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打扎实，这样才可更好地从事应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而不是盲目地学习和应用那些计量工具。一般地，一个经济学人在进行计量分析之前首先应该谦卑地去寻求一个“好”的模型，而这种模型包括4个基本特征：（1）符合经济学的合理性，（2）符合统计学的合理性，（3）能帮助我们了解经济问题，（4）要与现有的数据信息一致。显然，一个计量经济学家不但要接受统计学的洗礼，更要有扎实的经济学训练；即使如此，真正能同时满足合理性与有用性的模型也是不多的，因而计量经济学分析本身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然而，在当前国内经济学界，那些数学或统计学出身而从事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鲜有集中在方法论领域的，相反，却热衷于所谓的实证分析，热衷于承接各种课题。问题是，他们又提出了任何值得推敲的理论了吗？他们在课题中提出的政策建议又有多少是可行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经济学界追求数理的风气主要与功利主义的学风密切相关，因为知识素养不足而又试图能够发表文章以有利于评奖、职称、课题等青年学子所能采取的最佳捷径就是构建复杂的数理模型；它不但不需要系统的学术认知，也是相对于那些老教授的优势所在。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学风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之学风的缩影或放大，因为自边际革命以来，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就日益撇开了对事物本质的探讨，而仅仅关注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整个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风气也越来越功利，以至对经济学之学科性质也越来越无知。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家抛弃了真正符合经济学特性的那种内部标准检验而过分注重实证分析，从而使得经济学理论无法得到真正的检验；或者，简单地把人类行为逻辑等同于数理逻辑而过分地注重于逻辑体系的完美性，从而扭曲了人的知性思维而无法发现背后的规律。结果，主流经济学形成了局限在新古典经济学者特定分析框架下的脱离实际的自我繁殖，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种我向思考的学科。显然，正如阿莱指出的，“不幸的是，数学的滥用已经不只是当代文献的弊端，这种弊端过于经常地产生出大批伪理论，这些理论靠的是机械地运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技术，毫无真知灼见。所有这些理论都具有同样的特征：精心建立线性相关的模型，而实际上它们只是伪模型，伴之以未经理顺的根本未曾证明其合理性的经济计量学的全套数学—统计学方法。计量经济学对于天真而幼稚的人来说，是科学理论，但它们通常只有空壳：盲目而鲁莽地使用线性相关方法和有关的检验，尽管这些检验通常并不适用于所研究的案例；过于经常地将模型用于一个国家的短期研究，其中解释形变量的数量以及任意参数的数量都是些不可能有实际意义的东西”。[13]不过，经济学数理化和计量化所潜在的理论危机在西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识，从而经济学也正在朝多元化和交叉性的方向发展；但国内那些“主流”经济学家还在炒作那些充满缺陷的剩饭，而根本上没有注意最新的经济学发展，或者把这些最新发展视为非主流的而加以排斥。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众多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注意到经济学过分注重技术分析方面，并对经济史和经验研究在经济学中的相对衰落感到不安和惊愕；例如，历史学家格尔申克隆就指出，社会科学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渴望，要寻找一种通用的方法，一种对所有时期都适用的法则，但是这种简单无知的态度必须被超越。显然，就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而言，如果对社会现象的内在机理缺乏真正理解而片面追求所谓科学化的数学模型，那么，就不但不会促进理论的真正进步，反而窒息了理论的实质发展；实际上，这已经在当前经济学理论上得到了反映，不久我们将会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五、结 语

 

尽管数理模型的分析以及计量实证的检验都是理论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但是我们在发展经济理论时却不能喧宾夺主，而是要充分认识到这两者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中的局限；究其原因在于，经济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其理论本身的可证实性以及可证伪性都比较差。事实上，我们往往难以从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中直接得出理论，相反，经济学理论大都依赖于对那些熟视无睹的历史材料的知性抽象；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数理推理和计量检验仅仅是对已经抽象出的理论进行补充和严密化而已。这对现实现象进行分析时是如此，对历史事实进行描述和分析更是如此；米塞斯就写道：当历史学家解释并重写过去时，“这要求它要运用一些在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之前必须已经具有的思想。在他的研究过程中，即使处理一些材料使他得出了新思想，在逻辑上概念总是先于对个别的、独特的和非重复性事件的理解。除非在致力于研究历史来源之前有一个确定的战争与和平的概念，否则就不可能谈论战争与和平。除非具有把原因与后果之间的一定联系看作是普遍的可使用范围来对待的理论，否则就不能谈论个别情况下的原因与结果”。[14]尽管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者却热衷于在数据的基础上对理论乃至社会政策进行“建构”性设计。试问，难道这些学人就不能稍微放一放这种“研究”而读一读哈耶克的著作，并由此作稍微的联想和反思：自己的这种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不正潜在着深刻的“理性自负”么？

 

显然，这又回到了笔者所提倡的有关理论研究的四层次框架，基于这种框架的理论研究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素养，理论发展也是在“为往圣继绝学”的基础上“演化”进行的。[1]事实上，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抛弃了古典经济学实际使用的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从而将经济学理论研究割裂了：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从事“我向思考”式的逻辑游戏，从而导致数理经济学的勃兴，但这种逻辑游戏根本上是与现实脱节的，从而属于“极高明而不道中庸”的抽象体系；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则片面放大经济学的客观性，从而导致计量经济学的偏盛，这种研究根本无法得出一般性理论，从而属于“道中庸而极不高明”的实用主义。而且，这两种研究趋向在国内也发生了蜕变：一方面，从事数理经济学的那些人士根本无力在数理逻辑或模型构建上有所创新，而往往是机械地搬用（最多是对变量做些调整）西方学界的数理模型，从而表现为“上不入天”；另一方面，从事计量实证的那些人士根本不能对现实社会环境作正确的理解，从而那些实证分析往往是非常牵强附会的而根本无助于预测或指导实践，从而表现为“下不着地”。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要进行所谓的“上天着地”的研究，这种“上天着地”往往被扭曲为搬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来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解释，如利用供求规律或“谁受益谁付费”的激励理论来倡导提高高校学费就是此类；但显然，这与从本质到现象研究思维及其蕴含的研究四层次所主张的“上天着地”思路完全相反，因为这一思维强调的是能够从现象中发现其背后的本质和一般规律，从而提高我们的认识层次，在此过程中，不是简单地利用某一单一理论对现实进行解释，而是从多视角地全面分析，并由此总结出更为一般性的理论体系。

因此，判断一个人对经济现象以及社会现象的认知深度主要看他的知识广度而不是所建模型的复杂程度，而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进行比较的主要体现在：谁读得书最多；一般地，那些博览群书者往往被视为权威，人文性越强的学科就越是如此。当然，与历史等人文学科稍有不同的是，经济学的理论认知还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因此，有了知识的广度还需要能够把这些知识契合起来而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涉及到方法论的训练。然而，当前主流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风气完全背离了这一特点，那些对人类社会科学领域所积累的知识一无所知而热衷于一些模型构建者往往被称为经济学大家；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随着越来越多理工科出身的人逐渐主导了经济学，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知识素养就已经急速下降了。试问：尽管当前国内经济学子热衷于设计出一个个数理模型，以致经济学的文章充斥各类杂志而看似获得了畸形繁荣，但这些几乎根本不顾经济学特质的抽象模型果真能够获得“发现”吗？或者，它所表达的思想果真又什么价值吗？那些计量结论有什么坚实的理论根基（无论是逻辑上还是经验验证上）吗？正是这种研究取向导致整体性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已经被严重分割了，以致我们作了再多的问题研究，还是对社会现象困惑不解。笔者相信，将来人们再回过头来反思我们当前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现状之时，必然会对这种荒唐闹剧苦笑不已，甚至会奇怪：那时的理论探索者怎么都陷入了如此的非理性状态，就像社会上的大跃进一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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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克洛尔，豪伊特.经济学的基础[C]//多迪默，卡尔特里耶.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22-48.

[12]朱家祥.计量经济分析的陷井[EB/OL].[2007-01-08]http://3pro.blog.sohu.com/28853853.html.

[13]阿莱.我对研究工作的热情[C]//曾伯格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3-56.

[14]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1.

（责任编辑 吴晓妹）

 

作者：朱富强

第四篇：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效应

摘要 文章测算了中国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指数，并选取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的质与量出发，运用系统GMM模型来对绿色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①样本期内，狭义绿色税收强度虽然不断下降，但广义绿色税收强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总体来看，中国税收制度的绿化程度依旧处于较低水平。②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均存在经济增长数量的抑制效应，环境分权会弱化此不利影响，但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质量分别会产生促进和抑制作用，而环境分权则进一步加强两极分化。③分地区看，绿色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效应都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但是质量效应的区域差异更强。其中，从数量来看，中西部地区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都存在经济增长数量的抑制效应，且环境分权会促使政府努力降低绿色税收政策强度;東部地区的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数量分别产生了消极和积极的影响。从质量来看，东部地区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倒逼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而中西部地区的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环境分权强化了东部地区的积极效应，弱化了中西部地区的消极效应。④节能减排政策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后，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效应开始显现，且对经济增长数量的抑制作用得到了加强。⑤深化和完善中国税收制度改革以适应绿色发展的现实需要，其具体路径是加快实现二元税制向三元税制过渡，并构建多层次完善的绿色税收体系。文末，针对性提出了加强地区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实施地区差异化绿色税收政策、推进节能减排与政绩考核挂钩等因应之策。

关键词 绿色税收政策;经济增长;环境分权;税改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是与此相伴的资源过度耗费和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却日益突出。由于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污染的负外部性和经济主体机会主义的存在，使得仅靠市场难以有效降低污染，需要环境规制来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而在环境规制中，绿色税收政策是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对完善现行税收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在保证税收基本功能的基础上，还需实现其绿色发展的功能。因而，现行税收制度的绿化程度如何及绿色税收制度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何种影响?这是目前研究完善中国税收制度改革、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厘清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1 文献综述

绿色税收政策是环境规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以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推进绿色生产和消费为目的，建立开征以保护环境的生态税收(包括废气税、水污染税、固体/液体废物税、噪音税等)的“绿色”税制，实行对环境改善的税收优惠政策等，使绿化后的税收制度对改善环境做出应有的贡献，其在环境规制工具里面具有标准明确、成本低和执行规范等一系列显著的优势。但是，目前围绕绿色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较为鲜见，而研究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很多，但这些研究得出的观点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学者们根据不同的假设、方法和数据，对环境规制能否通过促使企业创新来实现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研究，主要形成了如下三种观点：

(1)环境规制有利于经济增长。Porter[1]认为，适度的环境规制可以加速企业的技术创新，并通过“创新补偿”和“先动优势”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原毅军和刘柳[2]在将环境规制分为费用型和投资型的基础上，发现投资型环境规制可以显著的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共赢。张同斌[3]认为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能够激发污染型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使得经济增长中的环境规制效应由“短期损失”向“长期收益”转化，有利于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2)环境规制不利于经济增长。环境规制虽然能有效约束微观经济主体的污染行为，却会带来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是导致制造业技术无效率的最主要原因，从而不利于经济绩效的改善[4-5]。此外，有学者认为若存在双赢的可能，逐利的企业为何还等环境规制来引导[6]?黄清煌和高明[7]则进一步使用中国的面板数据，发现环境规制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抑制效应。

(3)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方向及程度主要取决于“创新补偿”和“遵循成本”效应的影响力度谁更大[8]，且环境规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主要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强度水平[3]。由此可见，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目前学界还莫衷一是，这可能需要我们对环境规制进行进一步的分解，分别来考察其内不同成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期解决这一难题。

此外，“波特假说”也肯定了政府在处理环保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作用。具体到中国，由于政治和财政激励并存、分权治理结构的存在，地方政府有动机通过弱化环境规制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形成“逐底竞争”的事实[9]，且环境分权造成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鲜明的地区异质性[10]。这表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应局限于“创新补偿”和“遵循成本”的权衡，同样需要考虑环境分权体制下的规制竞争因素。

综上可见，现有文献针对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观点纷呈，各执一词，但研究似多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且多单从经济增长数量的视角展开，而以“质”作为维度且研究环境规制内在不同成分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尝试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推进：第一，把绿色税收政策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分别探讨其经济增长效应。第二，把经济增长效应区分为经济增长的数量效应和经济增长的质量效应，以此考察绿色税收政策分别对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产生的影响方向和程度?第三，对环境分权下绿色税收政策竞争的考虑。环境分权是否影响绿色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效应?又是否存在阶段性特征和地区异质性?

2 中國绿色税收政策强度测算

2.1 中国绿色税收政策强度的估算方法

为了更好地实现研究目的，本文将绿色税收政策划分为“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狭义绿色税收政策是指那些以保护环境为开征目的，且环保功能最强的税种。而在中国，由于具备这一特征的环境保护税尚未开征，因此可以将具有环境保护税功能且也是内部化外部负效应的排污费作为狭义绿色税收政策的替代指标。故而，狭义的绿色税收政策指标=排污费/(总税收+排污费)，中国现阶段的费转税改革也支持本文这一替代性度量方式。广义绿色税收政策是指本身具有环保功能，但开征目的不是为了保护环境的相关税种。本文采用邓晓兰等[11]的研究结论，广义的绿色税收政策指标=(具有绿化性质的7个税种收入+排污费)/(总税收+排污费)，公式中7个绿色税种指的是资源税、耕地占用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2.2 估算结果分析

根据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计算方法得到的估算结果如下表1所示。

表1 2001—2015年中国绿色税收政策强度指数

Tab.1 China’s green tax policy strength index

from 2001 to 2015

由表1可知，中国狭义绿色税收强度总体上呈现出一

种不断下降地趋势，这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并没有设立专门的环保税。尽管降低乃至消除环境污染是征收排污费的目标，但是与税收相比，排污收费存在着随意性大、标准低和成本较高等系列问题，这导致排污费与税收的增速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中国的广义绿色税收强度在2001—2008年间一直稳定在8%左右，但在2009年突增至11.73%，这是因为2009年燃油税费改革带来的石油加工和炼焦行业消费税的收入突增。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已具备了相当强度，但由于现行税制中相关绿色税种的开征并不是以生态保护为其目标，故而在节能环保方面的调节作用有限。总体上看，从真正能反映一国税制绿化程度的狭义绿色税收强度指标来看，中国税收制度的绿化程度依旧处于较低水平。

3 模型构建、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3.1 计量模型设计

本文通过构建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与绿色税收政策的动态面板模型，来研究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lnENit=α0+α1lnGTIit+α2lnENit-1+α3lnLit+

α4lnKit+α5lnOPENit+εit (1)

lnEQit=β0+β1lnGTIit+β2lnEQit-1+β3lnFDIit+

β4lnCIIit+β5lnISit +ηit (2)

模型(1)沿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思路，用于研究绿色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数量之间的关系。模型(2)参考Barla和Perelman[12]的研究思路，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后得到，用于考察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其中，α0和β0为截距项;αi和βi为回归系数;εit和ηit为误差项。

上述模型未考虑到环境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绿色税收政策竞争对政策目标的实现产生的影响。故而，本文进一步考察当地方政府面临中央政府生态保护的压力和地区经济发展的诉求时，其行为是否对绿色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效应产生了影响及影响程度如何。为此，引入环境分权(环境分权是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以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为核心的环境事权划分)与绿色税收政策的交叉项进行考察。

lnENit=β0+α1lnGTIit+α2lnENit-1+α12(lnEDit×lnGTIit)+α3lnLit+α4lnKit+α5lnOPENit+ηit (3)

lnEQit=β0+β1lnGTIit+β2lnEQit-1+

β12(lnEDit×lnGTIit)+β3lnFDIit+β4lnCIIit+β5lnISit +εit (4)

其中，α12和β12分别表示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影响随环境分权的变化而变化的水平，ED表示环境分权。

3.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3.2.1 被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及其内在统一性，故而，本文将经济增长细分为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指标。其中，经济增长数量(EN)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度量。经济增长质量(EQ)采用林春[13]的研究思路，运用DEA-Malmquist方法，在考虑环境因素的基础上，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标。

3.2.2 解释变量

绿色税收政策(GTI)：将绿色税收政策分解为狭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GTI1)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GTI2)两个维度进行解析。具体估算方法及结果见本文第二部分。

3.2.3 控制变量

劳动(L)：使用各地区年末就业数量来进行表征。资本(K)：用永续盘存法来估算资本存量数据，计算公式为：Kit=Iit+(1-σit)Ki，t-1。外贸依存度(OPEN)：用地区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各地区外商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创新(CII)：使用中国创新指数来进行度量，具体采用王军和李萍[14]的估算结果。产业结构调整(IS)：用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环境分权(ED)：使用不同区域内，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系统内的人员数量进行度量，具体计算公式为：

ED=[(NAEPPit/popit)/(NEPPt/popt)]×

[1-(GDPit/GDPt)]

其中，NAEPP和NEPP分别代表地区和全国环保从业人员数量，POP代表人口规模。

此外，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2001—2016年中国及各省区的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科学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相关数据库，所有价值变量均以2001年为基期进行调整。由于数据可得性差，本研究不涉及香港、澳门、台湾及西藏等省区。

4 实证结果分析

考虑本文的短面板数据特征以及解释变量中滞后项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来进行模型估算。

4.1 绿色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本文将环境分权下地方政府绿色税收政策决策引入到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中去，以此提高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由表2的方程(1)和(3)可以看出，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弹性系数显著为负，即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每增加1%时，经济增长数量将分别下降0.450%和0.346%。究其原因如下：一方面，环境保护与治理支出必然会挤占企业的其它投资水平，在其他资源禀赋不变时，绿色税收政策会带来企业成本的上升和效率的降低，从而不利于中国经济数量的增长。另一方

表2 绿色税收政策经济增长效应的估计结果

Tab.2 Esti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green tax policy

注：***、**和*分别表示结果通过了1%、5%和10%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括号中结果为t值;AR(1)、AR(2)与Sargan检验的结果为P值，下同。

面，在现行的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和“环境分权”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去通过变相降低绿色税收政策强度来吸引外资进驻，从而增加本地区而降低其他地区的产出。故而，严格的绿色税收政策反而成为地区经济数量增长的制约因素，这明显与绿色发展理念不相符合，如果放任不管，必然会带来地方政府绿色税收政策的“逐底竞争”，绿色税收政策将难以成为处理污染负外部性的有效工具。方程(2)和(4)中交叉项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环境分权减弱了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数量的抑制作用，并印证了“逐底竞争”的存在，这虽然保护了地方经济的短期数量增长，但是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由表2的方程(5)和(6)可知，狭义绿色税收政策和交叉项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弹性系数均显著为正，即狭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每提升1%时，经济增长质量会提升0.241%，这符合“波特假说”，即绿色税收政策可以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和创新，并通过“创新补偿”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从而实现环境效能改善与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双赢。此外，环境分权有利于增强狭义绿色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这是因为随着环境问题逐步明确为地方政府的考核要求，通过污染排放指标层层分解的行政包干制，可以激励绿色税收政策强度的“竞相向上”，促使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此来实现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方程(7)可知，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中国的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已经够强，会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也佐证了中国宏观税负过重的问题。方程(8)中交叉项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系数为0.12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环境分权强化了广义绿色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质量负向效应，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往往把税收作为其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方式，其对税收的重视程度往往会超越长期的经济增长质量。

在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效应都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劳动和资本与经济增长数量显著正相关，说明劳动和资本仍然是区域经济数量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对外贸易之所以可以促进区域经济数量的增长，是因为对外贸易具有的国际分工和市场规模拓展功能。大量的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对经济数量的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本文亦有效的印证了这一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这是因为FDI对东道国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这也佐证了中国现阶段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4.2 按地区和时间分组的进一步估计

4.2.1 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估计结果

考虑到中国各地区在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条件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需要分为东部(东部地区为：京、冀、浙、沪、粤、闽、苏、琼、鲁、辽、津)、中部(中部地区为：皖、赣、晋、鄂、黑、豫、湘、吉)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为：桂、川、蒙、渝、黔、陕、宁、新、甘、滇、青)来进一步考察绿色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的地区异质性问题，结果如下所示。

由表3可知，从狭义视角来看，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弹性系数均呈现负向，且在东中西部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这说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数量的增长更容易受到绿色税收政策的抑制，这与经济的发展阶段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交叉项的系数也均显著为负，说明环境分权会抑制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数量产生的负面作用，进一步印证了地方政府之间“逐底竞争”的存在。从环境分权的调节力度来看，中

西部地区显著的大于东部地区，这是因为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现代化治理水平与东部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从广义视角来看，在东部地区，绿色税收政策和交叉项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63和0.154，且均在1%的置信区间上显著，这说明东部地区广义绿色税收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数量的增加，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税收政策的执行和税收强度的设定都较为合意。而中西部地区绿色税收政策和交叉项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弹性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环境分权弱化了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数量的不利影响。这说明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广义绿色税收负担过重，在“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税制发挥的作用亟待提升，在新一輪税制改革中应当对中西部地区实施适度减税战略。

由表4可知，从东部地区来看，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532和0.625，且都在1%置信区间上显著。这与实际情况相符，相对健全的绿色税收政策和高层次的产业发展促进绿色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交叉项对经济质量的弹性系数都为正，这说明环境分权有利于强化绿色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从中部地区来看，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弹性系数均显著为负。在“中部崛起”战略的政策倾斜下，逐步严格的绿色税收政策对中部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受制于外部环境和自身资源禀赋，效果还不明显。

西部地区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弹性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通过“政策红利”对其区域内的软环境进行了较大的改善，逐步实现绿色税收政策诱导企业向高质量的发展模式转型。此外，中西部地区交叉项的系数分别为0.285和-0.303，这表明环境分权在一定程度上分别强化和削弱了中部和西部地区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质量的抑制效应。

4.2.2 按时间分组的子样本估计

为了考察绿色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效应在2006年政府施行节能减排政策前后是否具有明显的差异，本文以2006年为断点把样本期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比较分析(见表5)。

由表5可知，从经济增长数量的视角出发，绿色税收政策对其影响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交叉项的系数表明，环境分权虽然依旧抑制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数量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其抑制作用却在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实施后得到了显著的下降。究其原因，这一政策的实施会促使地方政府由“唯GDP”向“绿色GDP”的地方发展模式转变，这会增强地方政府落实环境政策的激励，增加“逐底竞争”的成本，实现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经济增长质量的视角出发，绿色税收政策在2006年之前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但是在2006年强制实施节能减排政策后开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交叉项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表明，在2006年之前，環境分权恶化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抑制效应，但是在2006年后转变为促进绿色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质量驱动效应。

5 结论、启示与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样本期内，狭义绿色税收强度不断下降，广义绿色税收强度得到了显著的提

表3 分地区的绿色税收政策经济增长数量效应的估计结果

Tab.3 Results of the quantitative eff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green tax policy in different regions

升，但是总体来看，中国税收制度的绿化程度依旧处于较低水平。②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存在经济增长数量的抑制效应，而环境分权会弱化这种不利影响，但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质量分别会产生促进和抑制作用，而环境分权则进一步加强两极分化。③分地区绿色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效应都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但是质量效应的区域差异更强。④伴随节能减排政策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质量的促进效应开始呈现，且对经济增长数量的抑制作用得到了强化。此外，环境分权对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调节作用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⑤中国迫切需要实现由二元税制向三元税制过渡，并构建多层次完善的绿色税收体系，以此来实现中国的绿色发展。

进一步看，上述结论给予我们深化和完善中国税收制度改革方向的深刻启示。理论上，政府的目标应该是长周期内实现经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然而在现实经济中，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现有经济建设中心导向的政绩考核制度安排，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更为偏重短期内的区域经济增长、就业和财政收入等问题。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环境税在实现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同时，短期内也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劳动力的就业数量。因此，为了实现长短期利益的双赢，存在政府何时开征环境税的问题。而前人的研究表明，我国开征环境税的时机早已到来，急需设定动态递增的环境税，发挥其鞍点路径上的外部经济效应[15]，以此来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深化和完善中国税收制度改革，其具体路向是政府应以绿色发展理念来梳理现行的税收制度，适度提高中国税

表4 分地区的绿色税收政策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的估计结果

Tab.4 Results of the quality eff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green tax policy in different regions

收制度的绿化水平，激发所得税和流转税的绿色发展功能，进而实现由二元税制(所得税和流转税)向三元税制(所得税、流转税和环境税)的转变。第一，清费立税，建立环境保护税种。中国现阶段构建专门的环保税种的条件业已成熟，政府应适度扩大环保税的征收范围，并适度提高狭义绿色税收政策指标的强度。中国目前已经在进行这一改革，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需要不断地进行动态优化。第二，统筹兼顾，构建多层次完善的绿色税收体系，尤其是要完善现行税制中具有绿色发展性质的相关税种。开征独立的环保税对实现中国税收制度的绿化还有着很大的差距，因为即便开征了专门的环保税，也难以大幅提高中国税制的绿化程度，故而政府应有选择的提高广义绿色税收政策的强度水平。具体来看，一是要对资源税征税范围和税率水平进行必要的拓宽和提升，并对资源

表5 分阶段的绿色税收政策经济增长效应的估计结果

Tab.5 The resul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s of the green tax policy in different periods

税中从价计征的适用范围进行逐步扩大;二是要完善消费税，将煤炭尽快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并在征询民意的基础上，将倾倒垃圾、排放废弃物等损害环保的消费行为纳入征税范围，且计税模式应由价内税调整为价外税，以此来激发其绿色功能;三是要改革车辆购置税，根据车辆的污染程度来确定不同的车辆购置税率，并按照污染程度分档征收。

综上研究及其结论和启示，本文提出如下针对性的策略建议：①差别推进地区绿色税收政策强度，激发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地方政府不应过分担心绿色税收政策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制约，尤其是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应避免选择“逐底竞争”策略，从长期来看，应以驱动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为目标，实施“竞相向上”策略。此外，绿色税收政策强度的提升需要建立在企业的承载能力之内，并根据区域内产业发展的水平进行动态优化，确保绿色税收政策的有效性。②努力协调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地区差异，在不同的区域设定不同的绿色税收政策强度。作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其绿色税收政策可以适度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大力发展绿色、节能和環保技术，并建立环保技术交易机制，进一步激发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的积极影响。而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需要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来构建产业甄别机制，着力引入节能环保的高新技术行业，避免污染水平高和效率较低产业的引入。③以绿色发展为导向构建政绩考核新机制，减弱地方政府执行绿色税收政策的扭曲。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应从过去单纯追求经济数量增长向追求经济数量和质量协同增长转变;从“唯GDP”的短期政绩考核向“绿色GDP”的中长期政绩考核转变。此外，在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下，将节能环保和绿色发展作为政绩考核的构成要件，并着力落实生态环境污染终身问责制。

(编辑：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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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y and quality effects of green tax policy on economic growth：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tax system reform

WANG Jun LI 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Sichuan 611130， China)

Key words green tax policy; economic growth; environmental decentralization; tax reform

作者：王军 李萍

第五篇：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

【摘 要】通过对教育经济效益与彼得斯的远程教育与工业化的教育形式这一理论之间关系的论述，分析该工业化过程中的学生数量在远程教育与传统函授教育过程中带来的经济效益，得出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的多少在相当条件下能够带来大于传统函授教育中学生数量多少带来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远程教育 学生数量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同取得的符合社会需要的劳动成果的对比关系。而教育的经济效益，如果继续沿用经济学的概念，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教育领域中劳动耗费与劳动产出的比较。在此，仅就一个微观教育单位里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 教育经济效益与彼得斯的远程教育与工业化的教育形式的理论之间的关系

1.教育经济效益

教育可以造就经济的发展，同时，又需要经济不断地予以投入，以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来发展教育。而此间，教育经济效益的形成过程是通过培养人的过程来体现的，要尽可能做到花费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培养出尽可能多的、高质量的、多规格的、适合多种社会分工需要的人才。这就要求教育活动本身不仅要符合教育规律，而且要符合经济规律。它所遵循的原则应是最小成本组合原则，即必须使教育过程中的生产要素组合优化，使教育单位的规模适度和布局合理。

2.彼得斯的远程教育与工业化的教育形式的理论

奥托·彼得斯是远程教育与工业化教育形式的理论的先驱。他认为：要对有关远程教学系统进行教学分析，效果最好的模型是把远程教学过程与工业化生产过程相类比。该理论是针对目标学生的需求，将工业管理精密分工的理念套用在远程教育上，以最少的成本满足最多学生的需要，使远程教育达到具经济性的效果。如远程学习课程的开发如同生产过程开始之前的准备工作一样;教—学过程的有效性特点依赖于严密的计划和适当的组织;教师的功能被分成几个子功能，由专业人员来执行，如同装配线上的生产过程一样;只有在学生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远程教育是经济的：相当于规模生产等等。

3.两者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学校规模适度”和“只有在学生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远程教育是经济的”这两者之间似乎有某种潜在的联系，也就是说，彼得斯的理论中的认识可以用来验证其是否符合教育经济效益规律。

二 远程教育与传统函授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的比较

1.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

以原电大远程学习专科升本科学生为例，其缴纳和支出费用情况如下：

各项缴纳费用：1名学生共计2500元/年;50名学生共计12500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250000元/年。

各项支出费用：1名学生共计9952元/年;50名学生共计8150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154600元/年。

由此可见，当对1名学生进行远程教育时，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是处于亏损于其收入近4倍的不利情况;而当对50名学生进行远程教育时，不仅摆脱了亏损，而且有了近乎1名学生总收入近18倍的经济效益;到了对100名学生进行远程教育时，其经济效益达到了超过1名学生总收入38倍多、50名学生总余额2倍多的较好经济效益。

2.传统函授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

同样以原电大专科升本科函授学生为例，其缴纳和支出费用情况如下：

各项缴纳费用：1名学生共计1250元/年;50名学生共计6250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125000元/年。

各项支出费用：1名学生共计8762元/年;50名学生共计2425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40100元/年。

由此也明显可见，当对1名学生进行函授教育时，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是处于亏损于其收入6倍多的不利情况;而当对50名学生进行函授教育时，不仅摆脱了亏损，而且有了近乎1名学生总收入30倍多的经济效益;到了对100名学生进行函授教育时，其经济效益达到了近1名学生总收入68倍多、50名学生总余额2倍多的较好经济效益。

3.比较结论

远程教育中经济效益明显高于传统函授教育。彼得斯认为：只有在学生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远程教育是经济的。这是符合教育经济效益规律中的“学校规模适度”原则的。但我们知道，在以上的学生数量分析中，限额是100人，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那么面授组织的效果就会较差，在远程教育中采取的其他方式，如电话通讯、网络互动等，在面授教育中就不存在了，而这正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

远程教育可以通过现代化多媒体的很多互动方式来弥补函授教育中由于面授组班教学的局限性，从而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当然，远程的概念不单是地理上的距离，也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功能上的分离和过程上的分离。当学习教材标准化模式生产时，人们所看重的不会是课程、学习者的个别化，这是其弊所在。希望随着人们价值观的改变，远程教育也能作出顺应的调整，更加以人为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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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薇〕

作者：赵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