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财务目标研究(上)
一般认为，正确的目标函数是构建公司财务理论的出发点或前提，而错误的目标设定将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性的成本。但问题在于，主流的公司财务学所选择的目标函数并不都是“正确”的。公司财务学曾因注重资金和最近融通而被烙上财富的福音，但从制度的视角考察，财富最大化的公司财务目标函数还有重新矫正的必要，并且更重要的是，要对公司财务目标的形成机理进行恰当地说明。
一、公司财务目标：主流财务学的定位与制度视角的评价
关于公司财务目标结构，学界的提法各式各样，但最典型的还是“财富最大化”的表达。尽管“涉及到公司目标应该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还是公司财富最大化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些争议，”但在主流财务学的框架内，仍可以经常看到将这两种概念等同或混用的做法。姑且不论公司财富与股东财富是否具有一致性，仅就财富最大化的定位这一点上，也很难说其符合或贴近现实世界。
(一)远离现实世界的目标函数 达莫德伦曾将财富最大化的公司目标函数设立的前提条件或所需要的假设归纳为四个方面：(1)有关股东与经理相互关系的假设：经理会根据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制定决策;(2)有关股东与债权人相互关系的假设：债权人得到完全保护;(3)有关经理与金融市场相互关系的假设：存在一个价格能有效反映信息的金融市场;(4)有关公司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假设：公司带来的副作用是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或者可以定价并向公司收取补偿费用。以这些假设为前提，人们可以合理地推导出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但这些假设本身就是远离真实世界的，以此为前提导出的目标函数根本无法逼近现实世界。达莫德伦的论述如下：“经理会把股东利益置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上吗?债权人能避免股东从他们身上牟取利益吗?我们能假设信息可以自由流入金融市场，同时金融市场对这些信息做出恰当的反应吗?社会成本是少到可以不计的程度吗?答案是：情况并不总是这样。”
比如社会成本。财富或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假定公司带来的社会副作用是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事实上，有时，社会成本是巨大的，而且无法追索。在后一种情况下，决策者明知会带来巨大社会成本，但仍然视而不见，继续执行公司财富最大化的决策，并且这种视而不见还是被财务学理论所默认和支持的。在达莫德伦所著的《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一书中，能够看到这样的矛盾或困惑：一方面，真实世界里，股东财富或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函数有可能因股东与经理的冲突、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公司与社会的冲突而带来重大的社会成本;另一方面，又因为选择其他目标函数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难以量化)而在理论建构中坚定地维护必然导致社会成本、无法使现实世界“逼真的再现”的财富最大化目标函数。
有鉴于此，达莫德伦在肯定了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后，也探讨了“可替代的目标函数”，包括中介目标函数，即注重那些与公司长期健康发展和长期价值密切联系但又比财富最大化易于衡量的变量(如市场份额最大化)，以及利润最大化目标函数、规模/收入最大化目标函数和社会福利目标函数等。
若把主流财务学的目标函数与社会结构和制度联系起来考察，则其局限性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尽管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已被财务学界所广泛认同，但在主流财务学的框架内，无论哪一本财务学的教科书都没有也不可能给出有关“为什么”的充分解释。因为，主流财务学是把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作为外生的不变量加以舍弃的，而在考察目标的形成时又需要关注整个社会系统，包括不在所谓的经济要素之列、但对公司财务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的那些因素。即使撇开心理学和政治学的考虑，对公司财务目标形成过程的解释也必须联系到制度和文化等要素，正如霍奇逊所指出的：“制度和文化极其重要：它们在影响和形成目的本身方面确实在起作用。诸如制度结构和常规、社会规范和文化这类因素不仅影响人们的重要行为，而且也影响到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追求的目标。”
主流财务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公司财务活动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却拒绝或不能够对这种目的本身的形成过程给出充分说明。在主流财务学的框架内，公司财务目标函数(股东财富或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作为既定的前提存在的，此时，财务的目标被直接假定下来，随后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
除了在理论框架内因忽视制度因素而缺少对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形成机理作充分说明外，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内在逻辑也有很多缺陷。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函数选择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和“制度相关动机”的拒绝，即拒绝在实际的财务决策中考虑伦理和制度因素，这导致了许多批评。许多人提出，公司财务是不道德的，因为不管工人将失去工作或工资被削减，公司财务仍强调“底线”和市场价格，以维护其股东财富或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假设。在主流财务学的视野里，现金流入量的现值似乎是财务决策选择的惟一标准，而按照该标准，制假、走私、贩毒等非法的或不道德的经营可能最能体现财务学目标函数的内在逻辑要求。
(二)与伦理相关的动机及其忽视 尽管利他性的客观存在是被生物学的实验和社会学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但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设定断然拒绝了这一观点。这是因为这一目标函数是以自利性的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不管学者的主观想象是如何看待公司和个人的，现实世界里的公司行为多少是融入利他因素的，而且这种因素越来越持续增长，对社会责任和相关利益的日益关注就是例证。其实，早在20世纪初，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就意识到并践行了“企业社会责任”。1908年，美国钢铁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董事伯金斯(George W.Perkins)就提出“公司越大型化则它对社会的责任就越重”的观点。20世纪以来，世界许多知名大公司都在使命结构中融入社会责任。美国科罗拉多燃料公司与钢铁公司甚至公开宣布，企业的目的就是“解决社会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围绕公司社会责任的实践发展又进化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标准化。1997年，由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简称SAI)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组织，起草了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缩写为SA8000)，建立了SA8000社会责任认证制度。199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着手修订“跨国公司准则”，以期建立一套对全社会负责的跨国公司行为基准。公司和消费者都期望制定—个类似ISO9000的标准的、全球通用的社会责任标准，同时建立一条独立的认证机制。
公司在对社会责任关注的同时，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也被纳入管理实践。70年代由200家美国最大公司组成的“企业圆桌组织”曾发表声明，将利他性纳入组织决策的因素框架。该组织认为，公司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关系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的，所以公司经理人员对支持者的利益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其中最重要的支持者包括顾客、雇员、社区、整个社会、供应商、股东等。从长期和短期效果这两个角度认真地思考和决策的影响与平衡支持者的利益，是组织决策和管理过程的—个重要构成因素，公司管理层的根本问题就
是把股东的最大化期望与其他支持者的利益期望进行平衡。美国沃克信息公司的一项国际性调查发现，北美地区有75%的管理者熟悉“利益相关者”这个术语，其中美国为52%，加拿大为78%。该公司1998年的《利益相关者意识调查报告》显示，北美地区有72%的管理者收集了顾客的反馈意见，并且认为这些意见对商业计划及其变动是有效的;78%的管理者经常使用顾客信息来预测企业未来的经营成果。相关的研究也发现，将利益相关者引入公司目标结构会增进公司的效率和价值。如哈佛大学研究人员约翰·P·科特和詹姆斯·L·赫凯特做了一项研究比较企业以利益相关者利益为重和股东利益优先的理念之间的区别。在过去的11年中，同样强调员工、客户和股东利益的大公司的销售额和就业情况分别是强调股东利益至上的公司的4倍和8倍。在对英国遵循尊重利益相关者原则公司做的研究中，克莱因沃特·本森的研究发现，32种上市股票在3年半时间内增长了90%，而所有股票只平均上涨了38%。詹姆斯·柯林斯和杰里·波里斯的研究发现，强调明确的利益相关者核心价值的“愿景化”公司的长期和短期财务绩效都远远地超过了只强调股东利益价值的公司。“愿景化的公司相信他们既能满足投资者的短期绩效，同时也能有效地满足顾客、员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要。”
对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实际上也就等于把伦理道德和公平问题纳入公司目标函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企业的职责在发生变化，“道德地位”正回归企业。相关的研究也证实，一套建立在合理的伦理准则基础上的组织价值体系也是一种资产，它可以通过组织功效、市场关系和社会地位来增加收益。实证研究的结果也一致表明，一套良好的价值体系对于取得和维持杰出的财务绩效十分重要。在理论上，传统的观点认为，经济学及其应用学科(包括财务学)研究效率，与公平无关;伦理学、法学研究公平，与效率无关。在这种观念的指导和影响下，主流的公司财务学只关注财务效率。但科学的发展逐渐意识到传统观念的局限，经济伦理学的迅速发展，使原本被割裂开来的效率与公平伦理的关系合二为一。
各种事例和证据都说明，在管理实践中，利他性是内含于公司目标结构之中的。问题是，公司财务理论在设定公司目标时为何对利他性熟视无睹?难道是财务学家不知道这个现实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实际上，主流财务学的哲学基础是实用的功利主义哲学，其经济学基础是极端化的利己主义经济学。在功利主义哲学的框架内，在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格式中，动机和目标的多元化通过一个双重过程被还原成一元：第一，认为公司或个人的福利只具有能够计算的工具价值;第二，假定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惟一地来源于他对自利的追求。
另一个原因如同达莫德伦所描述的：“如果选择多重目标，将遇到另一个问题。为均衡多重目标函数构建的理论就如一个为多个老板服务的员工，为满足多重目标，到最后连一个目标也没有实现。即使优先考虑目标函数，仍然面临像单一目标函数情形下的初始选择问题，应选择股东财富最大化还是市场份额最大化?既然采用多重目标并没有什么优势，而且构建多重目标理论要比单一目标理论难得多，那么，我们认为应取用单一目标函数。”
“公司财富最大化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冲突引起了商学院对伦理道德的关注。仅凭许多社会问题都带有主观性、难以量化这一点就可以推出永远不存在目标函数，从而也不存在充分考虑了社会因素的决策规则。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公司财务理论假定决策者将不会做出带来巨大社会成本的决策。即使其模型表明应该这样做。这种假设大部分决策者不做出给社会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带来不合理成本的行动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它确实是公司财务理论的基础。如果违背这一假设，公司财务理论将受到伦理和道德的批评，事实上这些批评更应针对违背者而不是公司财务。”
应当承认，设定单一目标函数要比设定多重目标函数更易于构建理论，但如果理论的构建以此为标准来进行选择和取舍，则所构建的理论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其次，即使是单一目标函数，又能够用什么方法或者用什么标记，来说明所有的公司企业符合这个函数的条件呢?一门科学在其研究之初，姑且不谈能否知道它的目标函数，即使可以说明目标函数的存在与否，恐怕也不能如此草率地下论断：以获得财富为目的。
(三)与制度相关的动机及其漠视 当财务学家们选择单一目标函数时，却忽视了另一个对理论建构同样有意义的问题：股东财富最大化或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吗?有证据表明，公司财务目标函数在国际上是存在差别的，尤其是在大陆法系与海洋法系国家之间。
其一，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兼顾程度有差别。1995美国学者进行了一次国际的对经理们的问卷调查，该调查涉及：(1)一个公司是为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存在的;(2)股东利益应该具有第一优先权。调查结果显示，在日本，97%的意见认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是重要的，而只有3%的人认为股东利益应该放在首位。德国和法国同日本较相似，分别有83%和78%的人认为公司是为所有利益相关者而存在的。考察范围的另一头，即在美国和英国的经理们分别以76%和71%的大多数认为股东利益应该是被放在优先位置的。事实上，在德国，法律体系十分清楚地表明，公司不仅仅只有为股东谋求利益的单一责任，这是一个提供决定的体系。在大公司，员工在公司监事会(监事会最终对公司决策负责)具有同等数量的席位。在日本，经理们对股东有信托责任，但实际上，他们在为更广泛的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谋求利益，这一看法已被广泛接纳。
在利益相关者群体中，被视为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员工——的利益受到重视的程度在各国之间也有差别(见表1)。对经理们的国际调查还涉及到这样的问题：他们怎样看待红利分配和解雇员工的优先性?调查结果显示，在日本，97%的压倒性意见认为员工的工作安全最重要，德国和法国分别为59%和60%。而在美国和英国，认为红利分配更重要的比例均高达89%。
其二，公司目标追求的长期与短期价值取向上有差别。根据日本经济学家伊丹敬之的分析，日本企业的从业员主权模式所产生的“利害关系一致性”容易从长远而全面的观点进行决策。只顾眼前短期利益，只顾自己小范围利益的倾向，即使有也不会比股东主权模式严重，因为终究可能要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日、德体制比较推崇，认为这种银行和企业集团控股方式有利于鼓励企业着眼于长期发展;而英、美以股市为主的资本市场则容易导致经理人员的短期行为，为了眼前的投资回报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见表2)。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不约而同地都与制度结构联系到了一起，认为公司目标函数的差别主要是由各国文化模式差异与经济模式差异造成的。从文化方面看，一般情况是，在崇尚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中，公司管理比较重视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相应地也比较重视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共同治理作用，日本、德国等公司实行的员工董事制和银行对企业高层管
理人员派遣制就是例证;而在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背景下，公司管理比较重视维护单一利益集团如股东的利益，相应地也比较重视单一利益集团即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美国实行的“经理人资本主义”或“投资人资本主义”体制，就是单一治理主体的公司治理机制。集体主义文化注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一致性或共同性，而个人主义文化更关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从经济方面看，资本的市场结构直接影响公司的目标结构。大体上说，英国和美国的股市比较发达，企业资产结构中股市的地位举足轻重，1996年企业资产的89%来自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这是英美两国股东或投资者导向型目标结构形成的重要基础;而在日本和德国，企业资本则主要来自并受控于银行和财团，1996年分别为42%和52%，与这样的资本结构相适应便形成了债权人导向型的公司目标结构。
“由于美国是以公司外个人股东为主，这些股东主要追求的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最佳投资组合，因而短期利润往往被置于经营目标的首位。股东考察公司业绩的限制趋于短期化。如果公司经营者不充分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他们往往就要抛售公司股票。美国公司董事会中，外部董事占了相当的比重，这些董事主要反映了外部股东的意愿。所以，美国公司更多地追求股票价格的上涨和分红派息率的上升等短期财务目标。而日本的公司外部股东主要是法人股东，他们一般不干预公司的经营，公司内部经营者具有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由于日本大公司较多实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职工对公司有更强烈的归属感和依赖性，他们往往认为‘分红是费用’，既然是费用，就应当节约。公司应把重点放在研究与开发、固定资产投资等长期项目上，以便提高生产率，增强竞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美国公司的股息率一般为5～6%，而日本则为2～3%。”
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类型的企业，其目标函数实际上也会存在差别。从我国的情况看，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私营企业比较，国有企业因其产权制度上的特殊性，其目标函数的设置不可能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完全相同。正如国外经济学家所描述的：“无论在哪里都有两个共同的问题出现：一是很难建立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多个目标常常互相冲突;二是无论具有何种政治色彩，政府几乎不可能与企业保持‘一臂之遥’的距离，总是抑制不住去干预它们。”
将制度作为公司财务行为的外生变量，就必然会漠视制度结构的差异性对公司目标函数的实际影响，其结果必然会削弱单一目标函数及在此基础上导出的公司财务理论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换句话说，以美国的制度结构为背景设置的目标函数及所导出的公司财务理论，实际上是很难具有普遍适应性的。
二、公司的主体资格与公司的独立目标
尽管主流的公司财务学在形式上把“公司”作为财务行为的主体，并且有“公司价值最大化”的提法，但实质上，“公司”在主流的财务学体系中并没有取得真正的“主体”地位。集中表现在，在主流财务学的框架内，公司是没有自己独立的目标函数的。即使是那些声称公司是独立主体、因而有自己独立的、区别于股东的目标函数的财务学家，在所设计和选择的财务决策模型中，依然还是以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作为评价的价值标准的。
(一)财务学中的公司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和目标函数拉帕波特和阿特勒尔的描述显示了公司财务学的内在逻辑与股东财富一致性的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前，股东价值主要用于评价资本支出，以及用贴现现金流(DCF)模型确定收购价格，现在用股东价值的测评方法应用于规划及评估公司各项业务的整体表现。惟一不变的是基本的股东价值模型本身，毕竟，它仍然体现了市场经济中理性的参与者一项资产价值的方式——在一段时间内预计产生的现金，经过风险调整的现金流。”
“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一公司经营的主要目标构成了当代财务管理的基础性理论。所谓股东财富最大化，就是使股票持有者或公司所有者的财富最大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股东对公司进行投资，以期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前提下获取最大可能的财富增值。因此，在评价竞争和投资机遇时，股东会对投资的回报和相应的风险加以权衡。”
如果说股东的目标函数(财富最大化)就是公司的目标函数。那么在逻辑上就等于确认了公司自己没有独立的目标函数，纵然有多个理由为“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函数做辩解，或者即使用多个理由来说明公司价值最大化是如何不同于股东财富最大化，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逻辑事实：财务学中的公司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和目标函数。
(二)“股东财富”与“公司财富”的区分主流的财务学家们的思想受主流的经济学和公司法理论的影响，这可从许多国家的商法或公司法把公司视为天经地义的私法人、商事法人的一般条款中得到证实。以英国为例，该国公司法的基本模式是把公司看作股东们的一座“城市王国”。公司利益不被理解为各种经济因素的平衡和考量，而是被理解为公司现在股东和未来股东的利益，当然这需要从长远眼光对现在股东的近期利益予以平衡。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司法，都以假定公司即股东、公司利益即股东利益(含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董事会只对公司利益即股东利益负有法律义务为前提的。即公司法是把公司利益、股东利益和赚钱之间划上了等号的，这就等于认可“公司无主体资格”。
因此，财富最大化目标函数实际上是财务学家们基于“公司无主体资格假设”而设定的，而这种假设恰又是经济学(包括制度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而非法学的主流。在法学界，围绕法人的本质有三种学说，即法人拟制说、法人否认说和法人实在说。法人拟制说秉承罗马法奉行的个人人格至上的法则，认为权利义务之主体应以自然人为限，非自然人之所以成为权利业务主体，全在于法律之力将其拟制为自然人，故法人纯属一种法律上的构造，是人造人或人造实体;法人否认说认为社会生活中除自然人和财产外，绝无所谓法人之存在。法人仅为形式上的权利义务主体，而实际上的权利义务的归属者，是享有法人财产利益的多数自然人;法人实在说认为法人并非法律的虚构，亦并非没有团体意志和利益，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以上三学说中，20世纪以来以法人实在说为主流，已为法学界多数学者所接受，与法学界所不同的是，经济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是企业不具有主体资格。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看成是一种生产函数，研究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企业本身则是一个“黑箱”。制度经济学深入到“黑箱”内部，以参与企业的个人作为基本分析单元，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实际上是把企业看成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在财务理论发展史上，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詹森和麦克林提出的公司代理成本模型做出了巨大贡献，并成为公司财务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其所提出的代理成本模型，“为投资者如何分配资本、公司经理如何做出决策提供了客观科学的模式。”
但在詹森和麦克林看来：“企业不是一个个体，它是一种法律
假设，可以作为一个复杂过程的聚焦点，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相互抵触的诸多目标会被一个契约关系的框架带人均衡。在此意义上，企业行为就像市场行为，是一个复杂的均衡过程的结果。……企业视为一组个人间契约关系的连接可以使这样一种观点得以澄清，用提出诸如‘企业的目标函数是什么’或‘企业是否有社会责任’这类问题来暗示企业的人格化是种严重的错误。”
(三)公司是独立于股东的社会经济组织有关公司地位的主流观点在近一、二十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除法学家们继续坚持已经成为主流的法人实在说外，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意识到，公司不是法律上的虚构，而是实实在在的、独立于股东之外的社会经济组织，有其独立不同于它的财产持有人的目标函数。这一看法显然是对传统的公司目标函数理论提出了挑战。华尔曼指出，由于股东们的利益十分不同，这些利益只有通过以公司利益(而非股东利益)为核心的标准才能调和起来，并认为，非股东的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也包含于公司利益之中。
英国学者约翰·凯从所有权的角度对公司中股东的独立性以及公司利益的独立性进行了论证和说明。主流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和财务学家认为，公司归股东所有。对此，约翰·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利益相关者公司”一文中，对股东不能拥有公司、公司是独立于股东以外的组织等观点进行了解释和论证。
约翰·凯以“我拥有一把伞”为例，对“所有权”概念的主要特点归纳为如下方面：“首先，这里涉及到所有权问题：我可以将伞拿在手上，或放在公文包里，或放在伞架上。其次，这里涉及使用权问题一只要下雨，我就可以随便将它拿出来使用。第三，这里涉及到管理权问题：我可以告诉衣帽间的服务员将它放在哪个位置上，如果我把它借给你，我可以坚决要求你在将它叠起来之前，下抖干水(尽管你可能厌恶这样做)。第四，我有权从这把雨伞中获取收入：如果我在雨天出租我的伞，我可以得到租金。第五，我有权获得资产收入：如果我出售它，我可以将它升值;第六，我有权维护我的财产权：如果你偷走了我的伞，我可以报告警察局，通缉你;如果政府在不做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将它收归国有，我可以向欧洲人权委员会呼吁人权。第七，我有权通过拍卖或赠送等方式，将它转到他人名下。第八，在有关这些权利的问题上，并不存在时间限制。像过去一样，我现在仍是我的伞的自由拥有者，而不是承组人。第九，我有责任禁止破坏性地使用我的伞——因此我用这把伞刺你的肋这一权利受到了限制。第十，这里涉及到有关财产划分(是我的而不是你的)的特殊的法律特性：它可以被用来获取判决我败诉的满足感一如果我不能支付欠债，我的伞可以被法院没收。第十一，还有剩余控制权：一旦我将伞借给你，你就可能在借用期内享有与所有权相关的所有权利，当借用期满，所有有关伞的权利又都归还于我。”
约翰·凯进一步认为，把“拥有一把伞”的理解运用到公司方面是不行的。“‘BT股东拥有BT的股份’与‘BT股东拥有BT’这两种表达方式是有区别的。”
在有关所有权概念的十一个特点中，“仅仅有两个方面(占极少比例)毫不含糊地与BT和它的股东之间的关系相吻合;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是部分吻合;有六个方面的内容是一点也不吻合。”(参见表3)。最后，约翰·凯得出如下结论：“没有谁拥有或能够拥有BT或Marks&Spencer公司。许多个人与团体都拥有与这些公司相关的权利和义务——顾客、股东、出租人和董事等——但这些权利似乎都不可能被明确标明为所有权。只要理解了这些权利的实质，就不会对此提出疑问。我的伞和现代公司之间的差别是极其显著的。”
按照约翰·凯的观点，股东与公司是两个分别独立又不同的经济主体或社会主体，因此也应当有各自不同的目标追求。公司不是股东拥有的或所有的，而是独立于股东的社会组织。公司“是有自己个性、特点和激情的机构。它关注的是利害相关者群体——投资者、雇员、供应商、顾客和管理者等——的广泛利益，而不是仅只关注其中某一类。因此，这种公司很自然地被看成是一种社会组织，拥有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既然这样，现代公司是否可以界定为股份代理制?董事及董事会是否为股东的代理人?这些问题就值得反思。在约翰·凯看来，现代公司的管理模式应当界定为“托管制模式”而不是“股份代理制模式”。
在托管制模式中，公司董事及董事会是公司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的受托管理人，而不是股东的代理人。受托管理人的责任是：使在他控制之下的公司资产保值增值，公正地平衡资产收益的不同权益。
“受托管理人的职责是保持公司的资产。公司资产不同于公司的股票价值。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不仅在于，股票市场不可能正确评估公司资产，而且在于，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公司资产所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如雇员的技能、顾客与供应商的预期和公司在社会中的信誉等。因此，管理者作为受托管理人，其目标与公司更广泛的目标联系在一起，而不仅只涉及股东经济利益。”
公司的个性特点决定了公司有其独立的有别于股东利益的目标和利益，公司管理者应当为实现公司的利益行动，而不是为了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公司的利益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按照约翰·凯的见解：“一个PLC(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在商业活动中为了促进公司利益的发展，有权在任何情况下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采取行动。公司利益包括：给予股东、投资者一定的利益回报，以酬谢其过去的投资，并鼓励其进一步投资;开发公司雇员和供应商的技术和能力;保障公司就业、公司贸易关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感;以公平的价格向公司的顾客提供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通过高水平的商业运作，提高公司的信誉。”
关于公司与股东的关系以及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的关系，英国学者珍妮特·威廉森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公司管理体制的法律体系与实践活动是建立在一种假设基础上的，这种假设认为，董事的主要职责是对股东负责，股东是公司责任和控制权的绝对管理者。这个观点最早产生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当时，作为投资者的个人与作为被投资对象的公司之间存在着较为直接的关系。此时，人们拥有一个公司‘属于’它的股东的真实感受。
目前情况已大不相同了。大约60%的英国公司股份是由机构投资人拥有，主要是养老金基金会和保险公司。这些机构为了众多当事人的利益而将钱投放出去，通常不是在一个或两个公司，而是在上百家公司中拥有股份。……公司影响着比股东范围更大的一大批群体，反过来又受到他们的影响——每个公司的核心是利害相关者关系网，每个关系网都是建立在相互依赖基础上的。
我们需要一种推进公司管理的新方式，这种方式基于以下认识：公司不仅是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而且是将不同利害相关者群体寓于其中的组织。”
当然，将公司目标与股东目标区别出来的观点也受到一些反对者的批评。如汉克斯就认为：“由于董事会很难确定大量而分散的股东集团的最大利益，授权董事会确定人数更多且更分散的非股东集团的最大利益是站不住脚的。从特拉华法院的列伍伦判例到时代公司判例，没人说确定‘股东们’的最大利益是件容易的事;但远不如确定并用有限的、被称为股东权益的资金满足债权人、供应商、顾客、雇员、当地社区和股东们等所有互相竞争的请求权更困难些。”
不管约翰·凯对“公司利益”内涵的界定是否完整，但有关公司是一个独立于股东、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并将不同利害相关者群体寓于其中的组织，这一观点还是为本文所接受和肯定。问题是，公司为何能够成为独立于股东的社会组织，公司的目标为何应当有别于股东的目标，笔者曾在《公司财权：基础、配置与转移》一文(载《财经问题研究》2005年第12期)中，从公司所赖以存在的资本所有权结构多元化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了探讨。基本的观点是，现代公司不同于古典企业，现代公司的存在并不是单纯依赖于股东的资源和权力，而是依赖于更多的相关者的资源和权力的集合。现代公司即使是起源于股东的资源和权力，但在其后的发展中已经超越股东，而成为独立于股东和其他资源提供者的一个经营主体和社会主体。
作者：李心合
【摘要】以2010 ～ 2015年发生并购交易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研究社会责任感、区域市场环境与目标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在并购交易中， 目标公司的社会责任感越强， 公司绩效越好; 基于信息经济学理论， 区域市场环境会弱化社会责任感对目标公司绩效的积极影响。 进一步研究发现， 这一弱化效应在国有性质的目标公司中更为明显。 结论对于拓展和深化并购情景下的企业价值研究和提升企业并购决策水平都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社会责任感;区域市场环境;目标公司绩效;产权性质
一、引言
市场化改革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公平的资源流动和高效的资源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其中， 公司并购作为企业层面的资源流动和配置手段， 功不可没。 据统计， 2018年我国境内共发生并购11174起， 总金额达到24863亿元， 是2010年并购总金额的2.55倍。
并购事件数量增长之快、涉及金额之大， 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目标公司作为被并购方， 是真正的价值创造源泉， 是并购方投资目的的实体化表现， 其甄选和估值一直是并购中的核心问题。 目标公司的社会责任感是并购方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1] ， 社会责任感本身就能够创造并购价值， 甚至能够决定交易的成败。 Austin和Leonard[2] 通过案例研究发现， 并购方在考察目标公司时， 更倾向于选择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 现有文献表明， 社会责任感是并购对象的重要公司特征， 会对并购方产生积极影响。 Li等[3] 通过研究发现， 社会责任的履行增强了目标公司的合法性， 能够有效降低并购方的投资风险; 同时， 目标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还能够创造良好的声誉， 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源， 这些将对并购方和并购价值产生积极影响。
目标公司的社会责任感不仅在学术界得到重视， 在并购实践中也被纳入并购方的尽职调查。 Berchicci等[4] 指出， 通用电气设有专门的审核部门， 评估其环境管理系统。 但在并购情境下， 目标公司的社会责任感能否达到并购方预期， 不仅是并购方关注的焦点， 也涉及目标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初衷。 同时， 区域市场环境是否影响目标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创造的并购价值呢?现有并购文献尚未给出答案。 本文基于目标公司视角， 研究社会责任感、区域市场环境与目标公司绩效的关系， 尝试回答前述问题， 期望把目标公司绩效研究引向深入， 以更好地指导我国的并购实践。
二、文献综述
国外文献主要从协同效应角度分析目标公司价值创造问题。 Alexandridis等[5] 研究发现， 不同规模目标公司的经营协同存在差异， 从而影响并购绩效。 相对于规模大的目标公司， 整合规模小的目标公司复杂度更低， 不确定行为更少。 事实上， 对企业的整合过程不仅仅是对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升级， 还必然伴随着对员工结构的调整。 研究表明， 并购能够提高目标公司的生产效率， 减少劳动需求， 降低员工成本， 从而提高目标公司绩效[6] 。 Dessaint等[7] 从管理协同和劳动力视角再次证实了这一结论， 他们认为目标公司冗余工人越多， 劳动力重组潜力越大， 从而对目标公司价值的影响越大。
目标公司绩效除来自经营和管理协同以外， 还与内部资本市场产生的财务协同效应有关。 并购整合完成后， 目标公司通过内部资本市场可以有效缓解融资约束问题。 财务约束得到有效缓解后， 目标公司会对净现值大于零的项目进行投资， 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8] 。
关于目标公司绩效的国内文献主要从控制权视角展开研究。 徐向艺等[9] 基于代理理论中的控制权争夺视角， 研究发现控制权转移为目标公司带来了明显的财富效应， 提高了目标公司价值。 陈玉罡等[10] 则从两权分离视角研究了分离程度对目标公司绩效的影响， 发现目标公司被并购前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会影响公司绩效， 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小， 并购中对目标公司掏空行为所产生的抑制作用越强， 并购后目标公司绩效改善越明显。 控制权配置倾向不同也会对目标公司绩效产生异质性影响， 并购情境下侧重股东或董事会配置控制权有助于提升目标公司绩效， 而侧重经理层配置控制权会降低目标公司绩效[11] 。
也有学者从其他方面探讨目标公司绩效的影响因素。 葛结根[12] 以2006 ～ 2011年发生控制权变更的目标公司为样本， 使用因子分析法研究了支付方式对目标公司绩效的影响， 结果显示， 在有偿并购中， 现金支付及现金与资产组合支付方式有助于目标公司绩效的提高。 吕若思等[13] 发现， 为了使目标公司尽快融入新市場， 并购方会采取引进先进设备、提升技术水平和改进管理等方式， 不断提高目标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和盈利水平， 帮助其更快地提升企业价值。
虽然众多研究表明， 并购方能够促进目标公司价值的提升， 但目标公司作为并购标的的实体化表现， 应是提升自身绩效的本质内因。 综观以上国内外文献， 已有研究主要从并购双方、目标公司股权、交易特征等方面探索目标公司绩效的影响因素， 尚没有文献涉及并购情境下社会责任感与目标公司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问题。 向平、孔杰[1] 在研究并购风险管理问题时， 建议并购方在进行并购时应关注目标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在并购实践中， 许多公司也将目标公司社会责任评估纳入尽职调查中。 但是， 目标公司本身的社会责任感与并购价值是否存在关系呢? 这一关系是否受到区域市场环境的影响呢? 在不同产权性质的目标公司中， 这些关系是否存在差异? 尚没有文献解答以上这些问题。
与前述文献研究不同， 本文着重研究社会责任感和区域市场环境对目标公司绩效的影响。 在借鉴现有文献研究结论的基础上，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基于目标公司社会责任感视角， 丰富了目标公司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研究发现， 社会责任的履行， 有利于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 从而提升目标公司价值。 第二， 丰富了区域市场环境有效甄别社会责任履行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 本文将区域市场环境变量嵌入社会责任感与目标公司绩效关系研究中， 基于宏观市场环境影响企业微观行为的视角， 发现区域市场环境会弱化社会责任感对目标公司绩效的积极影响， 这对促进宏观市场环境的完善和正确识别社会责任履行的经济后果具有一定的贡献。 第三， 本文探讨了社会责任感、区域市场环境与目标公司绩效的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目标公司中的差异， 通过研究发现， 这种关系在不同性质的目标公司中存在明显差异， 这为分类治理并购中的目标公司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社会责任感与目标公司绩效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社会制度的完善， 人们不仅期望企业实现既定的经济利益， 也关注其在实现利益过程中是否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是否积极履行了社会责任。 事实上， 两者并不矛盾。 Carroll[14] 认为， 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商业逐利过程中对利益相关者履行应该负有的法律和道德义务。 Clarkson[15] 进一步认为， 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影响利益相关者来产生经济效应。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 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其建立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 满足多元化的利益诉求， 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 这里的利益相关者常常指政府、债权人、股东、供应商以及消费者等。
政府作为社会事务的管理者， 不仅掌握着大量资源， 更是经济政策的制定者， 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如依法纳税、促进就业等， 更容易获得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分配， 增强公司的竞争优势。 债权人为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公司按照合同约定， 定期向债权人还本付息， 就会赢得债权人的信任， 提高融资额度和效率， 防止出现资金链断裂等问题。 供应商作为公司重要资源的提供者， 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减少交易成本， 保持生产经营正常运行。 消费者是公司实现价值的重要载体， 公司研发新技术， 提高产品质量，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将收获更多的顾客资源， 降低营销和广告费用。 廉春慧等[16] 调查表明， 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是利益相关者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它对购买意愿、求职倾向和投资意向等都有直接影响。 总之， 企业的生存离不开众多利益相关者的投入和参与， 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维护与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 这些网络的建立和利用实质上弱化了物质资本在企业价值提升中的作用， 突出了非物质因素(如社会责任感)在企业价值提升中的贡献比重。 综上所述， 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取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 更容易建立和维护好社会关系网络， 并从融洽的网络关系中获取经济利益， 提升公司绩效。
并购行为发生后， 目标公司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仅不会被破坏， 还会得到进一步的调整、更新和完善。 现有研究表明， 企业是一种粘性组织， 它拥有某些共有或不可分割的要素， 从而使得组织中的个人与这些要素相结合会产生更高收益或失去这些要素会遭受更大损失[17] 。 如果把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看成整体上由不同主体构成的一个大企业组织， 那么， 主体间基于责任感、信任和认同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整个企业组织的重要组成要素， 也具有很强的粘性特征。 胡振吉[18] 认为， 频繁的交易使公司间的文化和价值观趋同， 从而在社会关系网络成员间形成一种隐性的契约， 契约的制定、执行和维护保证了各成员单位生产过程的正常运转。 毫无疑问， 文化和价值观的趋同使得公司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网络变得稳固， 不会因公司并购事件而被轻易破坏。 并购实施后， 如果目标公司需要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 通常需要与新合作方进行了解和磨合。 在这一过程中， 目标公司所履行的社会责任也可以发挥作用， 它能够向新利益相关者传递目标公司值得信赖的信号， 减少谈判分歧， 降低交易费用， 在短时间内达成新契约。
综合以上分析， 本文预期在并购交易中， 目标公司的社会责任感越强， 越有利于形成益于公司发展的社会关系网络， 这种富有粘性的非物質要素会赋予企业更大的发展潜力， 为目标公司绩效增长提供充分的条件。 由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在并购交易中， 目标公司的社会责任感越强， 公司绩效越好。
(二)区域市场环境对社会责任感与目标公司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Vroom等[19] 提出的期望理论不仅适用于个人， 也适用于一个组织。 根据Vroom的思想， 目标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行为不仅取决于效价和期望值， 还受到环境等工具性因素的影响。 毫无疑问， 对企业影响最大的就是区域市场环境， 它是综合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樊纲等[20] 认为， 市场环境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以及法律制度环境等方面。 因此， 市场环境不仅包括与政府的关系， 还包括各种信息搜集、传递和鉴别以及法律制度建设等方面。 市场对各种信息的传递与鉴别能力， 以及相对应的对虚假信息惩罚机制的完善程度是一个区域市场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 按照信息经济学理论， 对信息的传递、鉴别和利用就体现了信息的资源配置作用。 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在市场中的有效性， 同时受制于市场环境。 一般来说，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市场环境越好。 与之伴随的是， 信息流动越快， 信息鉴别力越强， 市场惩罚机制越完善。 基于并购情境下目标公司社会责任履行视角， 市场环境和政府政策都会鼓励目标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这不仅对社会是一种贡献， 减轻了政府的压力， 同时也能够向市场主体和社会关系网络传达正面信息， 有利于维护和提升公司的良好形象。 但是， 如果并购交易中的目标公司履行了伪社会责任或者披着履行社会责任的外衣实施有损市场竞争力和公共利益的行为， 那么理论上， 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相比政府来说将会更快地介入， 发挥市场环境的反向调节作用。
赵红丹[21] 认为， 伪社会责任现象是指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和其理念或承诺不一致。 本文认为， 伪社会责任是指企业的初心不在于履行社会责任， 而是假装表现出企业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行为。 在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 企业伪社会责任事件频出。 这些公司作为并购中的目标公司， 尤其是国有性质的公司， 被政府和社会寄予厚望， 理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22] ， 但是， 肖红军等[23] 研究发现， 我国存在大量的伪社会责任行为， 并从企业履行伪社会责任动机和言行分离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认为我国企业的伪社会责任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动机不纯， 目的主要包括扩大宣传、向政府官员进行寻租等， 而并非真实履行社会责任; 二是公司言行不一致， 公司在公众面前承诺会对社会负责， 但私下并没有履行承诺甚至违背诺言做出相反的举动。
伪社会责任的履行不是短时间完成的， 而是一个极为隐蔽的过程。 市场一旦甄别到伪社会责任行为， 这一行为过程将会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 企业最终将会受到市场机制的惩罚， 从而产生反向调节效应。 Janney等[24] 研究认为， 伪社会责任能够引发严重的信任危机。 信任危机一旦产生， 一般难以快速消除， 无疑会对企业在市场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造成严重的破坏， 引发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利益冲突， 打破既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市场平衡， 失去依靠社会关系网络形成的经营优势， 继续获得盈利的途径消失。 伪社会责任行为暴露在公众面前以后， 如果挽回不力， 还可能带来持续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 在并購情境下， 市场高效的惩罚机制不仅会对并购方造成影响， 更会为目标公司这个行为主体本身带来直接的负面经济后果。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H2：区域市场环境会弱化社会责任感对目标公司绩效的积极影响。
在不同性质的目标公司中， 区域市场环境对社会责任感与目标公司绩效关系的弱化作用预期存在明显的差异。
一方面， 综观我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不断深化， 作为改革的重要抓手——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发展阶段。 从最初的“国有股减持”到全民讨论的“全流通”， 从“股权分置改革”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点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等， 这些举措都对国有企业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不容否认的是， 国有企业的公有制主体“老大”经济地位并没有被真正撼动， 我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不仅要求在宏观上坚持公有制主体的“老大”地位， 而且要求在企业层面坚持公有资本的绝对控股地位或支配地位。 这既是历史的选择， 也是党和国家的鲜明政策， 更是各种市场参与主体的厚望。 但基于社会责任属性， 在并购交易中， 不论目标公司性质是国有还是民营， 都应积极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 在责任履行地位上应该“平等”， 这也符合我们所倡导的“社会责任， 人人有责”的理念。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 经济上这种“老大”地位的存在必然会冲击市场对责任履行平等地位的认知和期望， 形成不对等的责任履行预期， 即国有性质的目标公司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能者”不但要多劳， 而且要干好。
另一方面， 我国企业并购中的目标公司一般是通过国有性质的集团公司持有股权， 进而与政府保持血缘关系， 政府作为社会事务的承担者， 也必然会把一部分社会责任转嫁给国有企业， 而作为民营企业则没有这种社会责任的转嫁和承担压力。 本文认为， 来自政府转嫁压力的不同同样会形成两类公司不对等的责任履行预期。 另外，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 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问题， 而不是占领道义上的“至高点”， 这种生存的窘困现状无形当中也使得市场降低了对民营目标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 同样形成了不对等的责任履行预期。 因此， 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文化背景， 市场对两类不同产权属性的目标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会有不同的预期， 并非“一视同仁”。 有文献认为， 相对于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应该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22] 。 综合以上分析， 市场对国有目标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预期显著高于民营目标公司。 如果两类目标公司履行的是伪社会责任， 则必然会形成不同的期望落差。 从心理学上讲， 人类“期望越大， 失望越大”的心理效应使得人类高级意识系统具有自我调节和防范能力。 市场同样充满着理性， 理论上预期落差不同决定了市场对两类公司的反向调节效应也是不同的。 由于市场对国有目标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预期显著高于民营目标公司， 因此， 其弱化效应在国有目标公司中更为明显。
基于以上讨论， 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H3：相对于民营企业， 区域市场环境对社会责任感与目标公司绩效关系的弱化效果在国有企业中更明显。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取2010 ～ 2015年发生并购交易的目标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具体筛选标准如下：①若同一家公司在一年内发生多次并购交易， 则只取第一次并购数据; ②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公司; ③剔除ST类公司; ④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
并购事件来自国泰安(CSMAR)并购重组数据库， 其他相关的财务指标取自色诺芬(CCER)和万得(WIND)数据库; 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自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KS)指标; 区域市场环境用市场化指数来衡量， 来自王小鲁、樊纲等[25] 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二)模型构建
结合前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 本文构建式(1)和式(2)两个回归模型， 模型中的所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均作滞后一期处理。
(三)变量定义与计算
1. 因变量：目标公司绩效。 衡量目标公司绩效的方法主要有单一指标法和指标体系法两种。 与单一指标法相比， 指标体系法更具综合性， 因而本文通过指标体系提取因子， 用目标公司因子得分变化来衡量公司绩效。 选择指标时， 借鉴徐向艺等[9] 、马金城和柳志光[11] 等学者的研究， 最终选取以下五个指标：总资产周转率、净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净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本文使用KMO与Bartlett方法对因子分析可行性进行检验后， 按照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旋转， 得到两个公共因子， 并购前后累计因子贡献率分别达到85%和84.8%， 因子分析效果比较理想。 以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为权数， 得到目标公司被并购前一年的综合得分Ft-1=(0.5117f1+0.3386f2)/0.8502、并购后一年的综合得分Ft+1=(0.5080f1+0.3396f2)/0.8476， 然后用Pt=Ft+1-Ft-1来表示目标公司绩效。
2. 自变量：社会责任感和区域市场环境。 目前， 和讯网和润灵环球网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评分的权威网站， 其数据被许多主流研究所采用。 由于和讯网是从2010年才开始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评分的， 缺乏2009年度的数据信息， 为了尽可能扩大样本容量， 本文采用润灵环球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级得分衡量目标公司的社会责任感。 关于区域市场环境， 本文使用目标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来计量。 在学术界， 通常借鉴王小鲁、樊纲等[25] 编写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衡量市场化程度的方法。 该方法综合性较强， 本文使用其中的数据表示目标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
3. 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目标公司绩效的影响，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 选取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管理者薪酬(Pay)、账面市值比(Bv)、独立董事比例(Indep)、公司年龄(Age)、股权集中度(Oc)、两职合一(Dual)、产权性质(State)、行业(Industry)、年份(Year)等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的变量名称和计算方法见表1。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根据上述样本选择标准， 从国泰安(CSMAR)并购重组数据库中搜集并購交易中的目标公司， 得到714家样本公司的观察值， 如表2所示。
表2报告了目标公司年度分布情况， 结合并购样本增长率变化趋势图， 发现：①在选取样本的每一个年份， 国有目标公司数明显多于民营样本数， 平均是2.74倍的关系， 这与我国的特殊经济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②从数量走势来看， 国有、民营企业样本和总样本数呈现比较相似的年度分布特征， 发生并购的目标公司数量都表现出比较稳定的上升趋势， 均在2015年达到峰值。 这种趋势充分说明， 在2013年年底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在2014年出台企业并购的配套政策措施之后， 企业并购重组速度明显加快， 市场高度活跃， 在通过兼并重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③在上升趋势中， 虽然平均增长速度都在40%左右， 但是， 国有和民营目标公司数量增长率走势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由图可见， 民营目标公司增长率走势呈现瘦窄的“V”字形， 而国有目标公司则呈现较宽的“W”字形， 这些差异说明， 在增长放缓时， 民营目标公司慢于国有样本， 具有“观察国有”的学习特征， 而在增长加速时， 民营目标公司明显快于国有样本， 表现出“民营先飞”的抢先优势。
表3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Panel A来看， 国有目标公司在全样本中占比达到73.9%， 占了绝对比重。 目标公司绩效的均值为0.000， 中位数为0.051， 说明少数公司绩较差， 同时， 超过半数的目标公司在并购交易中创造了显著绩效。 社会责任感均值为37.004， 中位数为33.373， 呈现明显的右偏分布， 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总体上良好， 少数企业社会责任感很强， 分值比较高。 区域市场环境均值和中位数虽然比较接近， 但是数据并没有呈现明显的分布规律。 从Panel B和Panel C的分组样本来看， 国有目标公司的绩效无论均值还是中位数均为正值， 而民营目标公司只有中位数为正， 说明在并购重组中， 国有目标公司绩效提升明显， 显著优于民营目标公司， 在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仍然担当着“挑大梁”的角色， 这符合我国对公有制企业的经济定位。 进一步地， 经济上这种“老大”地位的存在可能形成市场不对等的责任履行预期， 从社会责任感变量的统计结果来看， 国有目标公司的社会责任感均值和中位数都明显高于民营目标公司， 可以说， 这既是我国经济制度的要求， 也是市场预期使然。
使用皮尔森相关系数对变量间相关性问题进行分析。 从主要变量来看， 社会责任感与目标公司绩效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时， 社会责任评分越高， 目标公司绩效越好， 符合H1的理论预期。 从控制变量来看， 管理者薪酬(Pay)、账面市值比(Bv)也会对目标公司绩效产生显著影响。 除了账面市值比与资产负债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31， 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6， 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2， 这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变量的选取较为合理。
(二)回归结果分析
1. 社会责任感对目标公司绩效的影响。 为了检验社会责任感对目标公司绩效的影响， 对模型(1)进行回归， 估计结果见表4。 由表4可见， 社会责任感(CSR)在各个样本回归中均显著为正， 这说明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具有明显的经济效应， 企业社会责任感越强， 越有利于形成益于公司发展的社会关系网络， 这种富有粘性的社会关系网络显然使企业获得了竞争优势， 赋予了企业更大的发展潜力， 提升了目标公司绩效。 同时， 无论目标公司性质是国有还是民营， 社会责任的履行对其绩效均有显著的贡献。 由此可见， 企业的发展除强调物质资本的作用以外， 也不应该忽略非物质因素的贡献， 如社会责任的履行等。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社会制度的完善， 人们不仅期望企业在经济上实现价值， 同时也关注企业在价值创造过程中通过社会责任履行所带给社会的贡献。 而且， 对经济价值和社会贡献的追求并不矛盾， 这两者都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总之， 上述估计结果支持H1。
2. 区域市场环境对社会责任感与目标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 为了检验区域市场环境对社会责任感与目标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 本文对模型(2)进行回归， 估计结果见表5。 从全样本来看， 社会责任感(CSR)的系数显著为正， 同时， 区域市场环境与社会责任感的交乘项(MK×CSR)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回归结果显示， 虽然社会责任感可以对目标公司绩效产生正面影响， 但是， 区域市场环境对这一正向关系产生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 从理论上分析， 区域市场环境越好， 市场化程度越高， 该区域的市场对各种信息的传递和鉴别能力越强， 相应的对虚假信息的惩罚机制也越完善。 按照信息经济学理论， 相关的惩罚机制实际上就是市场对信息有效利用的方式， 上述估计结果体现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分析也说明：一方面， 虽然我国并购交易中的目标公司社会责任履行良好， 但是， 还有很多目标公司在履行伪社会责任或者披着履行社会责任的外衣开展有损市场竞争力和公共利益的行为， 而其初心和行动并不是真正履行社会责任， 这种伪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带来严重破坏， 企业显然会失去社会关系网络优势。 另一方面， 作为监管部门， 无论政府是否做出相应的惩罚， 市场已经实现了有效介入， 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总之， 区域市场环境弱化了社会责任感对目标公司绩效的积极影响， 支持H2。
为了检验区域市场环境的影响在不同性质的目标公司中是否存在差异， 将总样本分为国有企业样本和民营企业样本两组， 再次利用模型(2)进行回归， 结果见表5。 从国有企业样本一栏可以看出， 加入控制变量之后， 区域市场环境与社会责任感的交乘项(MK×CSR)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区域市场环境对于社会责任感对目标公司绩效的正面影响产生了明显的弱化作用。 而在民营企业样本中， 在控制相关因素的影响后， 交乘项系数不再显著， 区域市场环境对于社会责任感对目标公司绩效的正面影响并没有明显的弱化作用。 上述估计结果说明， 经济能力和社会责任转嫁压力使得市场对两类目标公司在社会责任方面存在不对等的履行预期， 并非“一视同仁”， 即国有性质的目标公司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能者”不但要多劳， 而且要干好。 如果两类公司的社会责任感都比较低， 或者被暴露出因社会责任履行不当导致事故发生， 从预期的差异能够看出， 市场对于民营目标公司会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而国有目标公司则享受不到此等“优待”。 对国有目标公司来说， 如果社会责任履行不好或者履行伪社会责任， 则必然导致公司诚信丧失， 形成较大的市场期望落差， 进而会对公司的社会关系网络造成更严重的破坏， 最终导致公司绩效的严重下滑。 因此， 上述估计结果说明， 相对于民营企业， 区域市场环境对社会责任感与目标公司绩效关系的弱化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明显， 很好地支持了H3。
综上所述， 统计检验结果是直观和合理的， 本文的三个研究假设均得到了验证。
六、稳健性检验
为了避免上述变量可能引起的估计偏差， 本文从以下两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在并购交易中， 目标公司绩效可能受到环境和政策等时变性因素的影响， 因此， 为了减少目标公司绩效的非正常波动， 使用并购前两年综合得分的平均值(Ft-2+Ft-1)/2计算并购前绩效综合得分， 进而计算Pt=Ft+1-(Ft-2+Ft-1)/2来衡量目标公司绩效。 根据回归结果， 本文的三个假设依然成立。
理论上， 净资产收益率ROE是企业所有者所要求的报酬率， 代表了企业的资本成本。 资产回报率ROA才是基于企业投资视角的盈利水平核心指标， 所有有利因素最终都会反映到ROA上。 因此， 本文使用△ROA来衡量目标公司绩效， 以检验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估计结果显示， 前文研究结论均无实质性改变。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沪深两市2010 ～ 2015年发生并购的714家上市公司为观察样本， 基于目标公司视角， 系统探讨了社会责任对目标公司绩效的影响。 研究结论表明：在并购交易中， 目标公司的社会责任感越强， 公司绩效越好; 基于信息经济学理论， 本文发现区域市场环境会弱化社会责任感对目标公司绩效的积极影响; 进一步， 对不同产权性质的目标公司来说， 这一弱化效应在国有性质的目标公司中更为明显。 本文的研究對于拓展和深化并购情景下的企业价值研究和提升企业并购决策水平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结论， 可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1. 倡导以履行社会责任为导向的企业并购， 提升企业并购对社会的贡献度。 提升企业并购对社会的贡献度需要并购双方的共同努力。 从并购方来说， 企业并购不仅能改变目标公司的经营战略和管理方式， 也能对公司员工、当地政府和企业、消费者等产生影响。 因此， 并购企业应当将社会责任履行和经营战略目标紧密结合起来， 在实现经营业务和战略的整合的同时， 还应强化通过并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 比如， 对目标公司的社会责任感赋予更大的权重， 营造良好的社会责任感氛围。 对目标公司来说， 摒弃企业社会责任不利于提高并购中的资源定价， 应转变盈利和责任相对立的错误理念。 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 应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两者并不矛盾，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将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
2. 建立专门的社会责任报告准则， 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容和形式， 为并购价值评估提供可靠依据。 企业社会责任涉及的内容极其宽泛， 如果没有统一的报告准则， 会造成披露内容和形式的混乱， 降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可比性和利用价值。 社会责任报告准则应对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战略规划、信息披露内容和形式、利益相关方沟通、公益项目参与情况以及企业形象和影响力等内容做出全面规范。 为此， 应建立专门的社会责任报告准则， 帮助利益相关者对目标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做出准确评价。
3. 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 应大力优化区域市场环境， 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落实， 实现可持续发展。 现阶段， 企业履行伪社会责任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会扰乱利益相关者的判断， 危害社会公德。 为了更好地帮助企业履行好社会责任， 政府部门应加强宣传和引导， 从监管层面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做出明确的要求。 同时， 应大力优化区域市场环境， 增强市场对伪社会责任行为的鉴别力， 完善信息流通机制， 借助市场的力量， 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落实， 加大社会责任的激励作用， 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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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世攀 申建云
摘要：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是近年提出的一种新的理论。随着这一理论的发展，公司的体制同样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本文从公司营利性目标出发，阐述了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然后论述了公司财务管理目标的变化。最后基于以上的分析，提出了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新认识。
关键词：公司社会责任财务管理目标公司治理结构
一、公司社会责任理论
随着公司制度的出现与发展，人类生产力与财富随之迅速成倍提高和增加，并且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在公司制度的影响下不断变化，这符合了人们把公司作为营利工具的观念。公司营利的巨大功能是其魅力根本所在。然而公司制度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其为社会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虐待雇员、劣质产品、坑害债权人及公司犯罪行为等社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原因在于公司经营者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公司在获取利润的同时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惟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种社会利益包括雇员(职工)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其中，与公司存在和运营密切相关的股东之外的利害关系人即:债权人、职工、消费者、供应商等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对象。可见，公司社会责任并不仅仅意味着公司的利他主义行为或慈善行为。公司社会责任是对公司绝对营利性的一种修正。
公司是以营利为其生存的目的，并且公司是各种自利的人的集合。所以在营利过程中务必处理好公司社会成员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只有这样公司才能具有生命力，才能发展，并且在发展中求得生存，最终实现其营利的目的。也就是说，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源于这个基本命题生成并展开的，或者说公司的社会责任源于公司营利过程中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摩擦的调整，为了保障公司活动过程中其他利益关系人的权益，必须给予公司经营活动一定的限制，使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以致公司与利益关系人权益之均衡。
那么公司应怎样承担社会责任呢，由谁来决定公司是否承担社会责任?这涉及到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谁是真正的决策者以及这个决策者价值取向的问题。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公司制度中最重要的构架。现代公司制度区别于系统企业的根本点在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而需要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机制，用以对企业进行管理和控制。现代企业中的公司治理结构正是这样一种协调股东和债权人、职工之间关系的一种机制，它涉及到激励与约束等多方面的内容。治理结构的发展趋势是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以激励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以更好地实现公司的目标。但公司的目标，也就是进行财务决策时的目标，是追求股东财富的最大化?还是追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还是其他目标?在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遵循不同的逻辑，将形成不同的公司治理
模式。
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对财务管理目标的影响
(一)股东价值最大化
股东价值最大化是指通过财务上的合理经营，为股东带来最多的财富。这种观点认为，公司归股东所有，企业的所有者即股东和经营者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经营者应最大限度地谋求股东利益。在资本市场上，股东的财富是由股票的价格决定的，所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也可以理解为最大限度地提高股票价格。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考虑了资金时间价值和风险因素，因为股票价格是企业现在和未来价值的体现。同时股东价值最大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克服企业追求短期利润的行为，因为股票价格的高低不仅受当前利润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企业未来的发展潜力。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容易量化，因为股票价格很容易从股票市场上取得，便于进行考核和评价。但是，股东价值最大化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它只强调股东利益，而忽视其他利害关系人(如债权人、管理者、职工等)的利益，从而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而且股票价格中有一些管理当局不可控制的因素，如外部环境的限制、经济活动的一般水平以及股票市场状况等。将不可控因素导入财务管理目标是不合理的。
(二)企业价值最大化
由于股东价值最大化存在上述缺点，有人提出了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应为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是指通过财务上的合理经营，在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的基础上，使企业的总价值达到最大。所谓企业价值是指企业全部资产的市场价值，它可以通过资产评估来确定其大小，也可以采用折现的方法来表示。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目前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最好的目标，其优点在于:充分考虑了取得报酬的时间和风险，符合财务管理的实质。同时，能够克服企业追求短期利润的行为，因为企业的价值更多的受企业未来发展潜力的影响。
(三)社会利益价值最大化
企业价值最大化相对于股东价值最大化有一定的优点，但是也同样存在着一定的缺陷:①没有考虑除股东和债权人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②忽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因为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必然要影响到其价值的增加。③忽视对人力资源、无形资产等方面的开发与投入，因为这些资源难以计量，无法反映出企业价值的增加。
因此，笔者通过以上的分析提出，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应定位在：社会利益价值最大化。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范围主要是股东、经理、职工和债权人，他们向公司投入了物质资本、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债务资本。所以公司的财务管理目标应综合考虑他们的利益，应定位在社会利益价值最大化。
根据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公司并非只是股东所有，而是由不同利益主体如股东、债权人、职工通过契约形成的一个联结体，并按照契约形成不同利益主体所拥有的不同权力，所有这些不同利益主体都对公司投入了专用性资产。因此，公司在进行决策时，其管理者的工作重心应从股东转向更广泛的不同利益主体。在公司社会责任理论下，公司财务管理目标也必然从股东价值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转向社会利益价值最大化。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影响公司的财务管理目标。随着对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理解的加深，财务管理目标已经从股东价值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转向社会利益价值最大化。
三、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新认识
公司确定财务管理目标后，就必须采取一些手段，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机制。公司治理结构就是这样一种机制，为公司的财务管理目标服务。同时，公司治理结构构建的完善，有利于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
在公司财务管理目标确定为股东价值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时，其公司治理结构也是围绕这个目标确立的。这时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是传统的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由股东组成的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由董事会聘任经理人员，由经理人员进行企业的战略设计并经营企业，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随着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和对公司理解的变化，公司财务管理目标确定为社会利益价值最大化时，公司治理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股东至上的模式向不同利益主体直接参与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转变。在这种模式中，公司并非只是股东所有的，而是由不同利益主体如股东、债权人、职工通过契约形成的一个联结体，并按照契约形成不同利益主体所拥有的不同权力，所有这些不同利益主体都对公司投入了专用性资产。因此，他们都应该参与公司决策，为实现公司财务管理目标而努力。
因此，笔者认为从公司治理结构对财务管理目标的作用和影响来讲，公司治理结构可以被看作是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系统中的核心子系统，又存在和运行于公司治理结构框架中。财务管理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公司治理结构。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增强经济活力，提高经济绩效的基本手段。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公司社会责任通过影响公司财务管理目标，进而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与否也影响财务管理目标和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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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啜 华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三个条例》、《两个纲要》、“两个规定”，贯彻落实中纪委七次全会精神和xx集团公司下发的“42条”规定，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入开展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创建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促进各基层支部领导班子的廉政建设，根据霍州煤电集团公司《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的要求，为确保公司XX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落到实处，杜绝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特制定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
一、目标责任：
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党政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履行下列职责：
1、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中纪委和两级集团公司党委及矿党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求，贯彻落实十六届六中全会和中纪委
六、七次全会精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纳入到本单位安全生产之中，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同奖惩，做到任务分解明确，责任落实到人，有工作机构，有工作部署，有工作措施，有检查考核办法，有责任追究制度。
2、要加强企业廉政文化建设，大力营造廉政文化氛围，推进廉政文化进机关、进队组、进小区、进家庭。在廉政文化建设上，积极组织参与焦煤“一十百千”活动，创新自身文化内涵，建设好本单位的廉政文化阵地，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工作格局，营造企业良好的廉政文化氛围。
3、要学习、遵守、贯彻、维护《党章》，学习《两个纲要》和其它党风廉政建设法律法规知识，进行党性、党风、党纪和廉政教育。各基层党支部每月要组织党员进行一次以党风廉政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学习。对管人、管钱、管物、管工程等部门的党员干部和各基层党支部的党员、班组长以上管理人员，每季进行一次党风廉政法规专题教育。
4、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对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考核，并提出表彰奖励和责任追究的建议。
5、领导和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纠正部门行业不正之风、开展领导干部警示教育活动等项工作，配合纪检部门履行职责，有效地开展工作。
6、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严格按照规定和程序办事，并结合本单位工作特点，针对管理中容易诱发腐败行为的薄弱环节，及时完善管理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7、认真贯彻落实xx集团公司“42条”规定精神，狠刹工资分配中的“四乱一不公”之风;狠刹请客送礼，公款吃喝，乱发实物之风;狠刹大操大办借机敛财之风;狠刹领导干部参与赌博之风。着重抓好私设“小金库”、“帐外帐”等问题的专项治理工作。
8、按照上级要求，结合党风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认真开好党员民主生活会，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9、认真处理好职工群众来信来访和举报工作，并及时上报纪检监察部门，本着积极慎重的态度，妥善解决好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10、党政领导要以身作则，带头搞好廉洁自律，教育并管好自己的家庭成员和身边工作人员，防止发生违法违纪和不廉洁行为。
二、考核奖惩和追究和处罚
以上目标责任分解，做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的主要内容，并纳入纪检部门月度进行考核，实行月度督促检查，季度讲评分析，总结表彰。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规定的责任，区分不同性质和情况，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限期整改、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形式，按照《xx集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追究实施细则》和霍煤集团公司《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的实施办法》以及辛置煤矿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责任追究和经济处罚。该责任书从签定之日起到下签定之日前有效。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三个条例》、《两个纲要》、“两个规定”，贯彻落实中纪委七次全会精神和xx集团公司下发的“42条”规定，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入开展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创建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促进各基层支部领导班子的廉政建设，根据霍州煤电集团公司《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的要求，为确保公司～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工作落到实处，杜绝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特制定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
一、目标责任：
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党政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履行下列职责：
1、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xx、中纪委和两级集团公司党委及矿党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求，贯彻落实十六届六中全会和中纪委
六、七次全会精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工作纳入到本单位安全生产之中，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同奖惩，做到任务分解明确，责任落实到人，有工作机构，有工作部署，有工作措施，有检查考核办法，有责任追究制度。
2、要加强企业廉政文化建设，大力营造廉政文化氛围，推进廉 政文化进机关、进队组、进小区、进家庭。在廉政文化建设上，积极组织参与焦煤“一十百千”活动，创新自身文化内涵，建设好本单位的廉政文化阵地，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工作格局，营造企业良好的廉政文化氛围。
3、要学习、遵守、贯彻、维护《党章》，学习《两个纲要》和其它党风廉政建设法律法规知识，进行党性、党风、党纪和廉政教育。各基层党支部每月要组织党员进行一次以党风廉政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学习。对管人、管钱、管物、管工程等部门的党员干部和各基层党支部的党员、班组长以上管理人员，每季进行一次党风廉政法规专题教育。
4、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对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考核，并提出表彰奖励和责任追究的建议。
5、领导和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纠正部门行业不正之风、开展领导干部警示教育活动等项工作，配合纪检部门履行职责，有效地开展工作。
6、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严格按照规定和程序办事，并结合本单位工作特点，针对管理中容易诱发～行为的薄弱环节，及时完善管理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
7、认真贯彻落实xx集团公司“42条”规定精神，狠刹工资分配中的“四乱一不公”之风;狠刹请客送礼，公款吃喝，乱发实物之风;狠刹大操大办借机敛财之风;狠刹领导干部参与赌博之风。着重抓好私设“小金库”、“帐外帐”等问题的专项治理工作。
8、按照上级要求，结合党风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认真开好党员民主生活会，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9、认真处理好职工群众来信来访和举报工作，并及时上报纪检监察部门，本着积极慎重的态度，妥善解决好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10、党政领导要以身作则，带头搞好廉洁自律，教育并管好自己的家庭成员和身边工作人员，防止发生违法违纪和不廉洁行为。
二、考核奖惩和追究和处罚
以上目标责任分解，做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的主要内容，并纳入纪检部门月度进行考核，实行月度督促检查，季度讲评分析，总结表彰。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规定的责任，区分不同性质和情况，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限期整改、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形式，按照《xx集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追究实施细则》和霍煤集团公司《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的实施办法》以及辛置煤矿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责任追究和经济处罚。该责任书从签定之日起到下签定之日前有效。
报告书
2013年12月
今年以来，公司深入贯彻****党委、纪委总体部署，围绕全面加快推进工程项目建设，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突出群众满意，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形式主义，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新成效。
一、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形成齐抓共管局面
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事关全局的大事来抓。公司把反腐倡廉工作公司落实情况作为经营业绩考核中的一项，与公司整体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公司市党政主要领导自觉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班子其他成员坚持以身作则、守土有责，积极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进行责任分解，公司纪委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内容逐项分解，明确了责任，使责任分解直接明确到分管领导、机关部室、基层单位、控股子公司，实行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形成全局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合力。
二、坚决贯彻落实“八项规定”，认真解决“四风”存在问题
中央八项规定、集团公司党组二十条要求和公司十九项规定相继出台后，公司党委立即组织深入学习，要求班子成员务必以高度的自觉、坚决的态度，迅速贯彻落实，凝聚起勤政简朴、清廉节俭的正能量。要求党员干部把“八项规定”条文变成内心戒律，变为工作习惯和行为自觉，不折不扣贯彻执行。按照从严从紧、细化量化、务实管用的原则，制定了具体实施细则，从具体事项、日常小节抓起，从公务接待、文风会风等抓起，逐项对照整改，力求改在实处、转在深处、走在前头。在公司内部持续开展“勤俭节约，节能降耗”活动。严控预算开支，严格财务程序，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取消了一些公务接待，降低对外接待用餐标准。严格控制接待审批，严格限制在酒店接待，杜绝菜品奢侈、浪费现象，修订了公务接待管理办法，严控办公用品和印刷品，严格执行出差审批制度，严控出差次数和人数，公司“三公”经费支出同比去年减少了20%;严格工程招投标管理及资金支付流程，严格控制各类不必要的开支，厉行勤俭节约。完善了文件印制发放的管理制度，推行无纸化办公，全面改进文风会风，精简了会议、文件的数量，提升了会议、文件的质量。
三、加大教育预防力度，深化拓展源头治腐
开展“认知岗位风险、保持清正廉洁”岗位廉洁教育。坚持教育为本，着力岗位职责、岗位风险、党纪法规、优良作风教育，做到警钟长鸣、入心入脑、触及灵魂。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党内法规，明确党的纪律规定;认真学习集团公司《领导人员廉洁自律规定》、“5条禁令、20个不准”以及《公司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细则》、《公司处职人员职务消费管理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司处职人员公务用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通知》等廉洁从业制度，明确行为规范;认真学习《刑法》，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和《集团公司管理人员违纪违规行为处分规定》，明确违纪违规需要承担的责任，进一步增强敬畏法律、敬畏纪律、敬畏制度的意识，自觉遵纪守法，廉洁从业。认真学习《关于坚决清除腐败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通知》的文件精神;认真研读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和《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等理论书籍;组织班子成员观看了《国企反腐警示录》、《失德之害》廉洁从业教育专题片和电视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通过系统学习增强了班子成员党纪观念，提高辨别能力、政治定力和实践能力。
大力推进党务公开、厂务公开工作，利用网络制作专题网页，严格按照规定扎实推进。风清气正好扬帆，凝心聚力促发展。党风廉政建设的加强，凝聚了党心民心，有力保障了公司发展廉洁高效。
2012年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物资供应公司目标责任书
为进一步做好物资供应工作，创新工作思路，提高工作实效，拓展物供渠道，建立一个科学管理，目标确定，责任明确，合理储备，配送及时的物供体系，确保运修分离工作的稳步推进，经集团公司研究制订本《责任书》。 本责任书签定后，物资供应公司要进一步层层落实责任，细化分解任务，确保2012年各项工作的完成。
一、年度工作目标
1、按照车辆维修需要办理物资采购业务，做到材料采购及时、质量可靠、价格合理。(5分)
2、实时准确掌握物供信息，充分利用代储代销组织物资，合理库存，库存量不得高于2011年底账面值。(10分)
3、做好物资入库的质量检验和库存登记工作，做到手续齐备、入库及时、当日上架、存放有序、帐物相符。(10分)
4、按照会计制度设置帐簿，搞好成本核算，费用管理，提高资金利用率。(5分)
5、每月按时做好对账、结算工作，按规定时间出具报表。(10分)
6、做好材料出入库、盘点、调拨、配送等工作。(5分)
7、每月待料率不得超过维修量的3%，待料时间：本市不得超过2天，外地最多不得超过7天。(15分)【节假日及星期六‘星期日’顺延。】
8、加强燃料质量、数量的监管工作，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对燃料的质量和数量进行抽查，要有计划、有记录、有责任人。(5分)
9、在集团公司纪委监督下做好旧料的处理工作。(5分)
10、无责任等级及以上交通事故;无重伤工伤事故;无千元以上机械设备事故。无千元以上失窃案件和火灾事故。(10分)
11、各项费用支出不超出定额。(5分)
12、完成年度人口目标任务，无早婚、无早孕。(5分)
13、全面完成综合治理工作任务。(2分)
14、全年无责任性投诉。(3分)
15、完成集团公司安排的其它工作。(5分)
16、否定指标：无计划外生育，无工伤死亡事故，无责任交通死亡事故。
二、考核办法
考核工作在集团公司的领导下进行，工会负责具体日常工作;采取日常工作实绩和评分相结合，检查原始记录和检查实际工作相结合，每月自查、集团公司抽查和年终考核办法，考核结果由集团公司审定并通报全司。
三、奖惩规定
1、主要负责人是抓好各项工作的直接责任人，本责任书年终考核分为65分(含65分)不得参加评先评优。
2、实行百分制考核，满分为100分。每1分等同于人民币100元。全面完成本《责任书》各项年度工作目标，奖励责任人
元。
3、本《责任书》各项指标及全年奖额的大部分(
元)分解到月按月考核兑现(预支)。
4、未按要求完成各项目标的，自当月起从兑现奖预支额中扣除该项指标全年兑现奖额，当月扣不齐的，次月接着扣，直至扣齐(含扣回以前月份所发奖额)为止。
5、第16项指标中的任一项未达到要求的，取消全年奖励(已预支的全额扣回)。
四、若生产经营条件发生重大改变(如人员、业务项目等)将酌情调整本《责任书》相关指标，并按调整后指标考核兑现。
五、本《责任书》有效期为壹年(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
六、若集团公司下达新的目标内容，经分解后，作为本《责任书》补充条款一并执行。
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签字)：
物资供应公司(签字)：
二○一二年
月
日
文章标题：公司生产部长目标责任书
公司生产部长目标责任书
根据公司第二届第二次股东大会精神，加强各项工作目标及措施的实现与落实，加强成本核算，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程序。公司特与生产部长签订如下目标责任书。
一、经济目标[找文章到☆好范文 wenmi114.com(http:///)一
站在手，写作无忧!]
1．产值：确保万元；
力争万元。
2．库存成品不超过100万元，材料库存不超过80万元，自制半成品不超过30万元；
3．影响发交次数不大于三次，引起顾客投诉的延误发交次数为零；
4．收集并开发成功年销售额1万元以上的新产品不少于两个。
二、管理目标
1．建立健全生产部门的考核制度、分配制度；
2．服从董事会、总经理的管理，服从监事会的监督；
三、安全目标
1．杜绝一切中大型安全事故；
2．违章操作事故为零。
四、成本目标
1．生产工人工时费控制在占产品成本的以下；
2．能源消耗控制在每百元产值消耗元以下；
3．工具消耗控制在每百元产值消耗元以下；
4．设备维修费用控制在每百元产值消耗元以下；
5．设备完好率保证在95以上。
五、精神文明目标
1．办公室窗明几净、地面无污渍、无垃圾；
3．厂容厂貌、现场定置管理等达到标准；
4．设备管理达到标准；
5．无打架斗殴现象；
6．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
六、其它目标
1．及时公布生产情况，按时组织生产例会；
2．物资进出库票证齐全，无差错；
3．库存产品做好防锈蚀、防霉变、防潮、防变质；
4．设备、工装夹具、工位器具维修及时，不影响生产；
七、目标责任书评分标准
1．经济指标（25分）
2．管理指标（20分）
3．安全管理指标（15分）
4．主要成本指标（25分）
5．精神文明建设（5分）
6．其它目标（10分）
《公司生产部长目标责任书》来源于，欢迎阅读公司生产部长目标责任书。
一、 强化执行力建设，保障公司政令落实;
按物联集团、高新公司制度要求，统一思想、认识在工作中做到“奖勤罚懒”,严格考勤制度、努力工作。
二、强化依法治企工作，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每月组织全体职工学习法律、法规和公司各项制度。在经营活动中，严格按照国有企业相关法律、法规及《合同法》、《劳动法》、《公司法》等执行。
二、 做好信息管理工作：
设立信息员，专人管理、专人负责，及时传达上级公司各项工作要求，及时上报、回复工作落实情况。
四、 及时上报企业重大经营，投资项目等工作进度情况;
1 、消防及供水改造，监督施工、验收、第三方审核等。
2、综合楼路边门面修建申请、施工单位议标、监督施工、工程变更等。
五、完成公司下达的年度节能降耗指标：
工业园供水管网年久失修“跑、滴、漏”严重，每月水亏损800余吨，经改造后，杜绝以上现象，节能降耗。
六、及时准确上报企业财务统计、绩效考核等相关报表资料：
统计员每月与财务部、经管部核对数据，按进度及时准确上报企业财务月报表、季报、年报。
七、按要求完成公司布置的各项工作：
完成全年经营指标、安全管理目标，完成高新公司安排的物业公司协助“梯子岩”项目各项工作，完成工业园消防、供水、管道防冻等工作，完成集团、高新公司要求对各进驻企业进行安全隐患检查及整改工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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