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体制方向改革管理论文

始于2003年的文化体制改革，从党的十六大部署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基本完成，前后用了10年时间走完了其他领域改革数十年的历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下设6个专项小组，其中包括文化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养老保险体制方向改革管理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养老保险体制方向改革管理论文 篇1：

构筑新时代人才发展治理体系

【摘要】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是新时代我国人才强国战略实施的核心议题。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推动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我国人才体制机制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应进一步转变政府部门人才工作职能，加大人才体制机制配套改革力度，加大人才创新创业支持激励力度，构建我国人才发展制度优势。

【关键词】人才 体制机制 制度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重大改革任务。2016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要加大改革落实工作力度，把《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落到实处”。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是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才制度体系的必由之路，是新时代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核心议题，也是理论和实践界关心的热点话题。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强势启动、纵深拓展

自2016年《意见》出台以来，中央和地方以及行业部门在人才集聚、评价、使用和激励等方面打出一套在点上具有突破性、线上具有带动性、面上具有协同性的人才制度改革“组合拳”。据统计，中央和国家机关先后出台相关改革配套措施30多项，制定配套文件100余个，其中，以党中央或国务院文件印发的超过30份，在全国人才群体和企事业单位中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反响。全国30个省区市也先后出台了地方人才体制机制改革配套文件，一系列向“用人单位放权”“向人才松绑”的细化改革措施正在逐步具体化、项目化，并产生新一轮制度红利释放的激发效应，“解放思想、解放人才、解放科技生产力”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階段。

首先，政府人才管理职能改革提档加速。出台相关措施，进一步保障和落实用人主体自主权，推动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稳妥推进机构编制备案制管理，纠正人才管理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精简人才“帽子”工程;坚持区别对待，明确和健全兼职取酬、成果作价入股、出国交流、“裸官”治理等人才相关政策;开展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三评”改进工作，将项目总量减少29%。按照政社分开、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要求，加紧研究建立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减少人才人事管理中的收费事项，加快推进人才管理职能“放管服”改革。

其次，人才评价机制改革重点突破。落实两办印发的《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坚持分层分类施策，取消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门槛限制，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自主开展职称评审;出台《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健全不同领域人才评价标准、分类推进重点领域人才评价改革，开展“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集中清理;改革完善职业资格制度，更新职业大典，取消国务院部门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共434项，提出第一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工程科技人才国际互认迈出实质性步伐。改革院士增选和管理制度，分层细化院士退出机制。

再次，人才创新创业激励显著强化。建立首批国家“万人计划”科学家工作室，打造高精尖人才优势支撑平台和机制创新试验田;出台《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改革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推动股权期权分红激励，出台《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激励广大科技人才投入科研活动，进一步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激励，支持各类人才创新创业。

同时，优秀人才集聚机制更加完善健全。近年来，国家在北京、上海和广东就海外人才出入境便利化、长短期居留等开展一系列试点探索。在签证类别中增设“人才签证”，推出短期居留免办工作许可政策，推动“外国人入境就业许可”和“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两证整合，启动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便利化改革，试点外籍人才绿卡积分申请制度。2018年，组建国家移民局，形成国家移民管理工作合力。

最后，人才流动配置更加顺畅。出台《关于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促进人才顺畅有序流动的意见》和《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畅通人才跨所有制流动渠道，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显著提升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能力;全面推行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破解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人才流动瓶颈;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居住证暂行条例》，户口、迁移政策以及劳动合同、劳动人事争议制度不断健全，人力资源服务业快速发展，人力资源市场制度逐步规范。

此外，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点上突破，示范先行。围绕引进、使用和激励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在签证居留、资质互认、科技金融、股权激励、平台建设、税收支持、生活保障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性举措，为人才优先发展提供了特别支撑，同时成为产生重要区域外溢和示范效应的人才高地。

当前，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梯次推进、纵深扩展，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系列束缚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坚冰”开始消融，人才满意度、获得感不断增强。笔者调研显示，人才群体对“推进人才分类评价，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满意度达到61.5%，用人单位满意度达到72.6%;相比2011年相关满意度调查结果23.4%，数值得到大幅提升。同时，各类人才和用人单位对“知识、技术、管理、技能等要素参与分配实施情况”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情况”的满意度分别达到59%、64.8%和63.6%、70.2%，均处于较高水平。通过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我国人才工作创新正步入精细化、配套化、系统化的新轨道，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正在形成。

目前我国人才体制机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人才配置中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还发挥不足。当前，人才工作还主要是依靠政府力量和行政手段推动的，一些政策措施行政化色彩较浓，“官气”较重，市场化考虑偏少，政府管得过多、过细、过死，用人主体和人才缺乏自主权，与社会需求之间不能同频共振，一定程度上“政府热、市场冷”的现象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人才供给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市场发现、市场认可、市场评价的作用还不够明显;企业等用人主体在人才引进、培养与集聚中的主动性、能动性不强;统一、规范的人才市场体系尚在健全过程中，政府人才服务机构的体制改革和服务转型亟需提速等。

事业单位人员管理僵化问题依然存在。当前，建立与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和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相适应的人才管理制度方面进展还较为缓慢。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仍然比较僵化，“官本位”“行政化”问题依然突出，科研人员人才评价有偏差，管理束缚大，流动障碍多，激励保障不足，存在“优才难冒头，庸才难退出”的问题。事业单位在经费使用、收入分配、人员招聘、岗位聘任等方面的自主权仍然不够;行政级别、人员编制、薪酬机制等影响制约了人才引进和流动;对高校、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兼职和离岗创业，以及对创新成果的处置权、使用权、收益权等方面，缺乏明确具体的操作规程。此外，在开会、出国、交流、培训等方面用行政化的“参公管理”约束科学家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转变。

激励政策设计对人才需求的回应性不足。在人才分配制度上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大锅饭”现象，人力资本市场定价机制没有形成。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人事管理制度建设滞后，同时对各类专业人才的激励制度设计不足。受当前事业单位工资总额和绩效工资总额限制，在实践中科技人才激励出现了分配上的“天花板”效应，被迫“平均主义”，导致了一些单位内的“大锅饭”效应。我国的税负水平偏高，目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低、累进率高，港澳人才携科研设备到大陆使用，还要被收取较高的的设备进口税，不利于高层次人才引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创新创业。高层次人才协议工资、项目工资制在落实中与企事业单位现有人员薪酬分配之间产生了一定矛盾，卫生、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薪酬制度设计还不能体现行业特点及人才需求。

“聚天下英才”的政策支撑体系还不够健全。当前我国外籍人才引进门槛高、就业难、创业投资难的问题仍然突出。外籍人才在出入境、申请长期居留等方面门槛仍然较高、手续繁杂、条件冗多。其中，外籍人才申办永久居留证审批周期过长、排队时间过长是基层突出反映的问题。同时，由于现行编制管理，人事、财务和审计制度等问题，事业单位在招聘、使用海外人才方面还存在诸多不便，外籍人才在薪酬增长、养老、医疗、租房、子女入学等方面的保障问题以及办理社会管理证件方面的问题还较为突出。在一些不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行业和部门，外籍人才从业还存在准入门槛;世界顶尖高校的青年人才来华创新创业通道还不够宽敞，对高层次外籍人才的使用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一些具体改革措施落地还缺乏统筹协调。近期，各地各部门出台的人才发展改革举措量多面广，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一些部门间协调配合有欠缺，配套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其中，政策实施细则及其配套文件出台滞后反映较多，有的责任部门步子较慢，甚至推诿扯皮。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政策部门条块分割、协调不足甚至“政策打架”的问题。一些部门和用人单位抱着“宁左勿右”的思想贯彻文件，导致政策实施成效大打折扣。例如，科技人才离岗创业、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技术入股、股权激励、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改革等实施成效还有所不足。有基层反映，当前人才政策计划设计多，核查评估少;正向激励多，负向约束少;引进关注多，培养考虑少的问题值得关注。

未来人才工作推动的方向和建议

当前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深水区的改革已经破题，总体上全国上下贯彻《意见》有力、成效明显，人才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些深层次矛盾还不同程度存在，人才政策协调性配套性还有待提高，人才发展环境还需进一步优化。为此，我们要围绕构建新时代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塑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进一步做好如下工作：

首先，应进一步转变政府部门人才工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人才的决定性作用，建立适应新时代人才发展要求的治理框架和运行机制。推动人才管理部门进一步简政、放权、松绑，消除对用人主体的过度干预，把人才评价、选用、调配、奖励权放给用人主体。全面落实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的用人自主权，健全完善人才市场体系，畅通人才流动渠道。发挥好政府在人才宏观管理、政策法规制定、公共服务、监督保障等方面的作用，在放管结合中提供优质服务。

其次，要进一步加大人才体制机制配套改革力度。进一步破除阻碍人才发展的思想束缚和体制机制羁绊，突出抓好人才管理体制、人才评价、引进、使用和激励机制改革，加快推进人才工作法治化建设。细化各项改革任务部署，强化部门间统筹协调，提升政策可操作性和协同性，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将行业、领域人才队伍建设列入相关职能部门“三定”方案，强化对改革任务落实的督导、追踪机制，委派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政策评估，科学利用评估结果。

再次，需进一步深化高校院所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改变参照党政机关管理高校院所事业单位的方式方法，加快构建与现代科研院所、现代大学制度和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相适应的人事人才管理制度，形成符合创新规律和事业发展规律的法人治理结构。改变高校、科研院所行政權力主导学术资源分配的状况，大力扭转人才管理中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建立事业单位“优才能冒尖、庸才要退出”的人才制度体系，完善外国人才使用和激励制度，进一步激发事业单位人才发展活力。

最后，进一步加大人才创新创业支持激励力度。大力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科技人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显著提高科技人才待遇。扩大科学家经费使用自主权，建立知识产权快速确权、维权机制。推进科技人才离岗创业、成果转化收益分配、股权激励、兼职兼薪、税收优惠等政策落地。建立更加公平、公正、透明的国家科研项目和科技奖励评审机制，严惩学术腐败，大力推进新型科研机构建设。优化政府科技奖项，仅保留少数权威奖项。完善海外高层次人才(及其家人)签证、永居、移民、税收、社会保障等政策和制度体系。研究制定外国人才工作许可、出入境、居留、创新创业、外汇结汇、社会保障细化配套政策。

(作者为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研究室主任)

【参考文献】

①孙锐、黄梅：《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背景下我国政府人才工作路径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6期。

②孙锐：《为人才发展注入源头活水》，《瞭望》，2019年第23期。

③孙锐：《构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支撑体系——十八大以来我国海外人才引进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人民论坛》，2018第16期。

作者：孙锐

养老保险体制方向改革管理论文 篇2：

文化体制改革任重道远

始于2003年的文化体制改革，从党的十六大部署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基本完成，前后用了10年时间走完了其他领域改革数十年的历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下设6个专项小组，其中包括文化体制改革专项小组。2014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3月24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对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了动员部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奇葆指出，现在，对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我们具备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和充分的理论准备，条件十分有利，总体氛围很好。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和重点任务已经明确，关键是要抓好落实。

文化体制改革再次出发，只要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完全有条件加速推进，为其他专项改革树立标杆。作为文化体制改革过去10年的亲历者，我们要为加速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贡献绵薄之力。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就是想通过系统梳理文化体制改革过去10年的基本脉络，总结提炼对文化体制改革的规律性认识，为更加自觉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借鉴。

文化体制改革不是口号，更不是标签，必须要有标准，做到“可核查、不可逆”。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既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是文化体制改革中难度最大的部分。借鉴其他领域改革的经验教训，就专门为转制确定了具体标准：一是要摘掉事业的帽子，包括注销事业法人、核销事业编制;二是要像真正的企业，包括完成工商登记注册、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参加企业社会保险。

文化体制改革10年，全国注销事业法人近7000个、核销事业编制人员近30万。在文化体制改革初期，确实曾有人对改革“动真格”产生某种怀疑，甚至有人预测这次改革会“雷声大雨点小”。看到这两个数字，大家都认同一个观点：文化体制改革是真改，绝不是花拳绣腿。个别地方为解决社会保障衔接，采取“留壳”(保留事业法人)或“造壳”(设立新的事业单位)等手段，发现后很快被制止。

文化体制改革涉及职工的切身利益，在操作上特别需要精细化，切不可概念化，更不能“拍脑袋”。文化体制改革10年，没有发生一起严重的群体性事件，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尤其是操作上的精细化。文化体制改革不允许走减员增效之路，倡导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消化富余人员;不允许一个人下岗，鼓励通过转岗实现再就业;不允许买断工龄，倡导妥善接续社保关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要有资金做后盾，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允许在经评估以后的净资产当中提留一部分，二是在国有产权转让收入中提取一部分，三是上述两个来源不足时再由财政补齐。

退休待遇差是文化体制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2009年，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启动前，中宣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和原新闻出版总署与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保局商谈将养老保险移交北京市，最后出台了专门的政策文件。但在改革启动时，部分出版社社长仍担忧退休待遇差的问题没办法解决。要打消这一顾虑，最好的办法就是算细账。测算了一家出版社5年内退休的16个人，其结果大大出乎预料，颠覆了许多人的传统观念：其中15个人按企业领取的养老金，要比按事业单位领取的退休金高。

北京市企业养老金水平是全国最高的，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妥善解决了退休待遇差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全国各地都能效仿。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政策上做出制度安排：首先在5年过渡期里加发补贴，事业比企业高出的部分，按“97531”。“97531”是指5年过渡期的第一年办理退休手续的，补贴待遇差的90%;第二年办理退休手续的，补贴待遇差的70%，依此类推;其次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把过去暗补的部分明补，合理的部分计入缴费工资基数，从源头上解决退休待遇差;最后是建立企业年金，个人缴一部分、单位补一部分，进行市场化运作。如果上述办法仍然不能解决退休待遇差，最后采取单位补差，用当期管理费用支付。

改革就像“接力赛”，应当保持连续性。文化体制改革10年，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路。大胆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应当是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不能“摇摆”，更不能走“回头路”。比如新闻单位改革，改革的路径已经很明确，即党报、党刊要将其印刷、广告、发行等经营性部分剥离出来转制为企业，将所属的非时政类报刊社整体转制为企业;电台、电视台要推动制播分离改革，先把广播剧、电视剧等制作机构转制为企业，推动非新闻类节目制作逐步实现社会化;重点新闻网站和非时政类报刊社都要整体转制为企业。这些改革任务，有的已经完成，有的正在推动，有的刚刚破题。新闻单位改革既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重要内容，不存在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按既定方向何时完成改革的问题。

改革需要战略、需要规划，以确定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也需要战术、需要策略，以确定改革的推进方式方法。在改革的推进方式上，自上而下、以行政推动为主，这是过去10年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随着国有文化单位的分类改革基本完成，特别是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如何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加快公司制改造，是改革全面深化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国有文化企业要深化改革，核心是产权改革，这就决定在改革推进方式上，要从过去以行政推动为主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要发挥推动作用。国有文化企业要进行产权改革，难点在于出资人制度与主管主办制度相衔接，基本途径是推动政资分离、政企分开和管办分开，使国有文化企业从原来的行政附属物，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这就决定在改革推进方式上，要从过去的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即国有文化企业深化改革，不仅呼唤出资人到位、尽职，而且倒逼主管主办部门彻底转变职能，从原来的“管脚下”转变为“管天下”。

(作者为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作者：高书生

养老保险体制方向改革管理论文 篇3：

供给侧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供给侧改革是全面改革的一部分，是全面改革中的“精准改革”。供给侧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简称，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制度性矛盾而推进的改革。供给侧改革一定是改制度(广义制度包括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标准等)，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属于供给管理，“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属于与供给侧改革有关的供给政策。不能将去产能等当成了供给侧改革本身，而要重点对造成产能过剩的制度进行改革。供给侧改革改什么、如何改，是一个亟待探讨的课题。

供给侧改革分为三类

供给侧改革并非是淘汰落后产能、淘汰僵尸企业、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对称那样简单，而是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深层次制度矛盾而推进的全方位改革。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相当于从“政府调控侧”转向“全面改革侧”。

供给侧改革的内容，可分为针对主体的改革、针对要素的改革和针对结构的改革三类。

首先，针对主体的改革。即针对民众、企业和政府等各种主体的权利进行优化配置，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此要重点推进创业就业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垄断行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等。

其次，针对要素的改革。包括针对要素投入的改革和针对要素升级的改革。针对要素投入的改革包括土地制度改革、资源产权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环境制度改革等。针对要素升级的改革包括科技制度改革、教育人才制度改革、信息管理制度改革等。

再次，针对结构的改革。即针对解决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收入结构不合理问题而推进的改革，包括价格制度改革、投资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差别福利制度改革、干部考核制度改革等。

供给侧改革“八减八增”

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正确方向应是“八减八增”。

一是减少政府管制，增加市场活力。即通过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审批制度改革等，减少行政审批和行政管理，保障企业和个人的自主权，激发市场活力，增加有效供给。

二是减少行政垄断，增加公平竞争。即通过政府改革、垄断行业改革、价格改革等，限制和减少垄断，打击特权，维护公平，促进竞争，实现市场出清，化解产能过剩等。

三是减少税费负担，增加企业效益。即通过预算制度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等，减少税收，清除不合理收费，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盈利水平，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四是减少政府机构，增加社会组织。即通过政府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等，精简政府机构，精简政府人员，放宽社会组织设立条件，扩大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力量。

五是减少货币超发，增加直接融资。即通过货币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等，控制货币发行和通货膨胀，稳定社会预期，大力发展各种层次的资本市场，增加投资渠道，鼓励创业和创新。

六是减少政府招商，增加企业招商。即通过投融资制度改革、政府职能改革、园区管理体制改革等，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主要是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发挥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在招商引资中的主导作用。

七是减少资源消耗，增加智力资本。即通过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环境保护制度改革、生态制度改革、科教人才制度改革等，降低资源能源消耗，优化资源能源结构，控制环境污染，提高智力资本比重，减轻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依赖。

八是减少短期政策，增加长期法治。通过宏观调控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等，减少宏观政策调控的频率，保持宏观政策的相对稳定，使社会更多地转向通过法治手段解决各类矛盾和冲突。

当前要重点推进的六项供给侧改革

按照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16年是中国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攻坚之年，要将推进结构性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要重点推进如下供给侧改革。

第一，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非国企相比，国企更易形成产能过剩和高库存，更易通过高负债寻求高速发展。故解决产业结构等结构性问题须大力推进国企改革，要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等。

第二，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绝大部分经济结构性问题都与财税体制有关，如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就与财税制度的支持有关。故要抓住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强地方发展能力、减轻企业负担等关键性问题，加快推进财税制度改革。

第三，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很多经济结构性问题也与金融体制有关，如杠杆率高就与金融体制密切相关。故要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加快推进银行体系改革，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等。

第四，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所以淘汰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很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职工下岗难，职工下岗难又与养老保险制度不完善有直接关系。故要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提高统筹层次。

第五，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经济结构调整阵痛过程中能否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离不开医药卫生体制的保障。故要在保基本、强基层的基础上，着力建立新的体制机制，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第六，加快推进涉外领域改革。产业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配置要从全球市场综合考虑。为此，要抓好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推进外贸优进优出、积极利用外资、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加快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工作。要改善利用外资环境，高度重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高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要抓好“一带一路”建设落实，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

通过供给侧改革促进“十三五”全面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代。供给侧改革是当前迫切需要推进的改革，通过供给侧改革可以促进全面改革。“十三五”时期的全面改革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已进行过多次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在机构和人员精简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政府职能转变等实质性方面没有取得明显成效。政府依然是“大政府”和“强政府”，公共服务薄弱，审批职能过多，政府行为缺乏有效监督，权力“设租”和“寻租”现象还比较普遍。今后应优先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精简机构和人员，理顺各部门的责权利关系，适当减少地方政府管理层次，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减少行政性管制，取消一切不合理的审批等。

二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决定着社会各阶层的权利安排，是深化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的基础保障，是一项绕不过去的改革。由于过去主要推行了“经济改革优先”战略，因而导致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保障民权、限制公权、取消特权，建设现代社会，保障居民的产权、自由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建设现代法治，用“善法”来平等约束各个主体，树立宪法的权威，建立独立公正的执法和司法体系，切实解决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不公等问题。

三是文化体制改革。这里的文化不是狭义的文化产业，而是广义的思想意识。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中，经过多次思想解放，我们已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的来说，文化体制改革仍然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如何依照宪法保障国民的自由权利，贯彻“双百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为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塑造宽容不同思想的文化氛围，加强社会信用建设，强化舆论监督。同时，建立健全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机制，加大投入力度，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完善文化传播体制。

四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这里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不同于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福利保障等社会领域的改革，而是指如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自我管理体制，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和行业组织等方面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在浙江等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行业协会、商会等民间社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我们设立了一批行业协会，同时还成立了很多学会、研究会等社团组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团体和行业组织等社会组织建设还十分薄弱，大部分还是政府的“附庸”，没有独立发挥作用。今后应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设立更多的社会组织，允许各种社会群体成立自己的维权组织，更好地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以形成与政府管理体制相得益彰的社会管理体制。

五是福利保障等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包括科技、教育、就业、医疗、卫生、养老、住房、低保、收入分配、救助、应急等多个领域，是一个大家族，属于民生领域的改革，与老百姓的一系列切身利益紧密相连，为社会所广泛关注。这方面的改革过去已做了许多工作，但远未到位，改革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这方面的改革大多属于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因此必须与政府改革协调推进，如果政府没有转到主要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上来，这方面的改革就难以到位。同时，这方面的改革大多需要巨大的投入，因此还需要与财税和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相配套。社会领域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六是土地制度改革。土地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也是其他行业的重要经营要素(各行业都需要有依托于土地之上的厂房、办公用楼和住房等)，土地还是国民和政府的重要财富形式(财产性收入之一)。土地制度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位势。我们过去在土地制度改革上已做了一些工作，如给了农民土地经营权等，但土地制度改革还未真正破题，主要表现在农民还未获得稳定的土地使用权等。由于土地制度改革未到位，导致“三农”问题、城镇化扭曲、地方政府“趋利化”、房地产发展不正常等问题。因此，今后应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关键是要保障农民长久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七是城乡分割体制改革。城乡分割体制改革包括改革城乡分割或城乡不平等的户籍制度、产权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福利保障制度、财税和投资制度等。城乡分割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当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优先保证城市的工业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通过允许农民进城打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等，在城乡分割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与建设全国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比，城乡分割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今后要从保障广大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出发，加快推进城乡分割体制改革，努力建设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产权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福利保障制度、财税和投资制度等。

八是垄断行业改革。除了自然垄断行业有一定的合理性外，行政垄断行业和市场垄断行业都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相冲突，必须进行改革。到目前为止，金融、电信、电力、石油、石化、邮政、铁路、民航、烟草、黄金、水务、煤气等行业仍然处于高度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之中，造成了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之间的严重不公平竞争，不利于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同时，中国还存在地方封锁、地方保护等地方垄断现象。因此，今后应加快垄断行业改革，要以敢于碰硬的大无畏改革精神，向这些垄断行业开刀，铲除垄断特权，改出一个公平竞争的行业秩序来。

九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由于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中国积累了庞大的国有资产，这些国有资产是全体国民的财产，而不仅仅是国有企业的财产，更不仅仅是国有企业经营者和国有企业主管部门的财产。如何保护和管理国有资产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在过去的改革中，我们已建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但还有一些重大问题没有解决，如全国人大作为全体国民的代表机构应对国有资产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问题就没有解决，国有企业作为承担一定公共利益、享有国家政策保护的特殊组织应给国民更多投资回报的问题也有待解决。因此，今后应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解决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保护、监管和回报等问题。

十是金融财税投资体制改革。这些改革主要涉及政府的宏观调控管理，对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维护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秩序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这些领域的改革可以说一直在进行，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导致这些领域的改革都远未到位，如各金融领域的综合监管体制、公共财政管理体制、预算监管体制、投资监管体制等就远未到位。由此导致了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不科学、金融风险较大、政府聚集财力过多、各级政府财力分配不合理、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缺位”严重、投资效率低、“寻租”腐败严重等问题。因此，今后应加快金融财税投资体制改革，建立现代金融监管体制，建设公共财政体系和科学合理的投资体制。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副所长)

作者：李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