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公共利益与维护著作权论文

关键词：图书馆；著作权保护；公共利益摘要：国家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图书馆著作权保护工作的通知》是指导图书馆著作权保护工作的重要文件。图书馆著作权保护具有较大的社会价值，主要表现在：图书馆本身具有较大的公益性社会价值；图书馆依照著作权规定传播作品，发挥作品的社会价值；图书馆是平衡著作权私权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阵地。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保障公共利益与维护著作权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保障公共利益与维护著作权论文 篇1：

维护著作权与保障公共利益的关系探究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是为了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的作品，著作权法维护了著作权人对其作品的专有权利及由此延伸出的带有著作权性质的权利。随着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为防止他人滥用著作权人的文学、艺术、科学等作品，侵害到著作权人的正当权益，《著作权法》在保障公共利益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保障人民民主的公共利益与著作权的维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著作权；公共利益；利益平衡

作者简介：刘新园（1983-），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

著作权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属私法范畴。其涉及对智力成果这一无形财产的占有和支配领域，具有专属性，但又由于著作权是否保护的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利益，所以著作权同时还兼具公共产品的特点。因此，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与保障社会整体利益平衡的这个大环境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拟从维护著作权与保障公共利益两者之间的关系出发，试做出粗浅的探讨。

一、著作权法与公共利益概述

公共利益即为社会上大部分人的群体利益，面向的是社会上多数人，并不是某特定的少数个体利益的叠加，公共利益将社会上的每个成员连成了一个整体，形成利益的集合。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每个人活动的轨迹有多么地偏离这个整体，其依然作为始端或者终端，在社会人际网络中发挥着自己或多或少的作用，与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社会价值发生直接关系。就著作权的维护而言，著作权法是政府为了促进社会的整体文明、鼓励作者言论自由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传播而做出的带有制约性的公共制度。

著作权法在传统上尽管被认为是私法的一部分，但著作权对于公共利益的保障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保障了著作人的个人利益，由于著作权具有私人产品、公共产品的双重特性，使得著作权人的个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有很大的关系。尽管著作权以法定的形式规定和维护了著作权人的个人权利，但为了平衡社会整体性利益，它需要在长期的著作权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渐兼顾对公共利益的保障。在著作权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基础上，可将著作权法视为一个有利于公众利益的积极的法律和社会政策。

二、利益平衡是著作权法的根基和基本原则

著作权法的制定以及出台是为了平衡各个利益集团的基本利益，利益平衡是著作权立法得以产生并顺利实施的基石和基本原则。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复制和传播的技术也在随之进步，著作权法旧有的平衡不断被新的社会环境、政策等多种因素冲击的情况下，利益平衡被打破，针对著作权法旧有弊端而对赋予著作权人的新权利加以改进并附加相应的限制，以此来保证平衡，保证了公共利益的同时又不至于造成著作权人对于权利的垄断，以此提高社会效益。著作权立法的基础，就是国家宪政原则中的利益平衡，著作权与圣神的私权理念是并存的，著作权法立法的原则与私法自治的原则和理念是相似的，立法目的就是打破主体之间的制约状态和封闭状态，促成近代国家各方经济、文化等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和在不违背私法自由原则下创建“共赢机制”。权利等于责任，从这种意义上讲，限制自己的自然权利，亦是法律上无义务即无权利的反应。这就必然要求在著作权的对价中，实现多方共赢的目标，否则，一旦只有单方面的共赢触犯到公众利益，社会公众的容忍限度会被这一暂时的让渡所打破，这也会导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表达自由等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频频发生。

三、公共利益在著作权法中的不同视角的体现

从某种程度上讲，著作权所体现出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辅相乘，两者密不可分。一方面，著作权法的创制源于对保障公共利益的考虑，著作权法维护了作者的个人利益，激励了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则与之相反，根据公共利益的定义来看，著作权法的创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公共利益的有效保障。从英美著作权的观点看，著作权创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作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被权力所赋予的公共利益，其重点在于要最大程度地保护合法作品的创作与传播。

从理论上讲，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对智力作品的创作一样都是需要足够的鼓励和肯定的，一部完善的著作权法能带动经济建设的发展，对公共利益的保障起到重要作用。公共利益介入下维护个人的著作权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个人信息采集。公共利益所涉及到文化科学和信息的流动等方面都需要著作权法来确认。为了实现著作权法在社会群体中的利益平衡，首先就要保证创作者和传播者之间平衡，只有两者维持平衡的状态，才能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在著作权法中有不同的视角可以作以下理解：

第一点，从增进民主目的的视角认识。著作权法的实施使民主的范围扩大化，同时也可在实现信息自由、教育利益和知识的扩散等方面达到促进效果。为了鼓励作者学习、促进艺术发展和科技文明的传播，国家以法定形式授予创作者控制和使用处理文章的权利。由于著作权法涉及到社会文明的各个方面，所以著作权与思想、信息、和知识的表达、传播有着密切关系，言论自由也是作为著作权中的权利之一，在民主社会中有重要的价值，在维护著作权和保障公共利益的过程中要体现言论自由的公共利益。对于著作权言论自由的权利，其目的是为了公民的公共利益。也就是说，言论自由一样是一种宪法性的权利。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在进行科学研究、文学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时，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言论自由。

第二点，从著作权法对著作人的激励角度来看。在激励理论中，著作权法的目的是通过激励作者积极创造文学作品使其传播促进社会公众对其思想和知识的学习，其次才是对其作品价值的强调。从对著作权的激励理论分析中，可得出在定义著作权法时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激励理论主张在创造性作品中的著作权利享有时要以有限的权利来激励著作人对文学的创造。这种激励制度体现了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原则，是有利于公众对于创造性作品的学习和“公共利益”维持的。

第三点，从立法效用的理论角度谈。通过不断探究著作权法的效用经验来看，著作权立法的是为了维护作者在创作智力知识作品的专有权，体现作者个人价值，激发创作的积极性，已达到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目的。促进人民对知识文化的学习与进步，保障公共利益。在著作权效用理论的有力实施下，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两者都能得到最佳体现。著作权效用理论是对著作权中利益平衡的考虑，利益平衡既是对主体利益的最佳调整和分配，也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体现。

四、总结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在维护著作权和保障公共利益的关系探究中，发现合理使用制度在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方面有特殊的功能，能平衡两者，在在保证著作权人私有权利基础上确保公众的利益最大化，是著作权法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21世纪，随着世界互联网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传播技术有了一个质的飞越，其中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制度遇到了新的挑战，尽管如此，它在维护和保障著作权法的公共利益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合理使用制度的基本价值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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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49页）了统一各部门间的判断标准，就必须在强化行政机构与司法机构之间的协作方面加大力度，这也是国际上最为普遍的做法。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内，知识产权的冲突通常表现的更为明显[4]。因此近些年来對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间的合作沟通的探索已开始逐渐深化，例如对建立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的方案研究，建立知识产权维权司法救济或行政救济的衔接机制的思考等等，从而为更有效地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问题提供合理的出路。

2.统一执法标准

在现行的运作机制下，使得行政机构与司法机构分别使用着不同的执法标准，在长期的运转下已形成彼此互不干涉的执法体系，且两个体系存在多方面的差异，可见体系的非单一性必然导致冲突的产生。为了二者能够共享同一的执法体系，首先要规定出统一的执法标准。执法标准主要包括对法律内容的解读，事实的确认标准，有效证据的确认标准，执法流程等多方面内容[5]。执法标准的统一在冲突的消除方面意义十分重大。

（二）逐步完善知识产权立法

1.理顺行政执法主体多元的问题

我国对知识产权的受理工作是由若干划分程度较精细的部门分别负责的。这种划分方式使得各机构的职责范围十分明确，并使工作进程效率更高、更加方便。但同时，过于分散的组织结构又使得处理问题时产生过多执法主体，从而不利于协调运作[6]。这样，就在行政机构与司法机构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又另加了行政机构的内部冲突。鉴于这一情况，我国可考虑对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加以借鉴，并以我国的实际国情为基本出发点，积极推进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职责配置的改革。改革应在保留机构基本设置框架的基础上，对现有的知识产权执法力量加以整合，从而建立起联动、高效、全面的知识产权执法团队，这是当前形势下对知识产权执法力量优化的最佳出路。

2.设置合适的司法审查模式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对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知识产权上的冲突解决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第一，建立知识产权的“三审合一”的司法审查模式。这一模式目前正被许多地方法院探索或试行，在该模式运行下，人民法院与行政机构的执法标准得到了统一，法律的可预见性得以增强，这样就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因执法标准不一致而导致的机构间的冲突，从而维护了国家机构的权威。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冲突进行分析，指出了尽快解决冲突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本文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冲突的表现进行了全面概括和总结，同时，也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冲突的协调方案进行了探讨，强调了加强司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协调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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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新园

保障公共利益与维护著作权论文 篇2：

图书馆著作权保护的社会价值认知及策略

关键词：图书馆；著作权保护；公共利益

摘 要：国家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图书馆著作权保护工作的通知》是指导图书馆著作权保护工作的重要文件。图书馆著作权保护具有较大的社会价值，主要表现在：图书馆本身具有较大的公益性社会价值；图书馆依照著作权规定传播作品，发挥作品的社会价值；图书馆是平衡著作权私权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阵地。图书馆应以《通知》为契机，采取措施推进其著作权保护工作。

图书馆著作权保护问题在我国原有的《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立法过程中存在激烈的争论，最终以成文法得到初步明确；但是国家相关部门还从来没有针对图书馆著作权保护工作发布专门的行政性文件。2009年10月，国家版权局、文化部、教育部、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图书馆著作权保护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高度重视图书馆著作权问题，切实加强图书馆领域的著作权保护［1］。这在社会上引起较强烈的反饷，图书馆界对此更是倍加关注。

1 对《通知》的科学解读

《通知》是新中国历史上由国家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和图书馆行政主管部门针对图书馆著作权问题发布的第一份专门文件，其意义重大而深远。原文对图书馆著作权保护有较详细的条款规定［2］，通过细读其中的条款可以发现，《通知》的关键之点表现在：阐明了图书馆保护著作权的重大意义；提出了依法管理图书馆的明确要求；强调了图书馆使用著作权的规则；要求相关行政部门履行监管职能。《通知》的目的在于“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战略部署，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效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促进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合法传播，依法进一步加强对图书馆使用和传播作品行为的管理，更好地发挥图书馆传播知识、传承文化、启迪智慧、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要的重要作用”［3］。图书馆是信息传播的重要机构，与著作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图书馆界从自身的特点出发，主张在合理使用制度下实现知识和信息传播的社会效益最大化，图书馆保护著作权就是保护图书馆自己。

2 图书馆著作权保护的社会价值认知

2.1 图书馆本身具有较大的公益性社会价值

图书馆是对广大社会公众(或称读者)提供作品信息的社会公益性机构，是与著作权制度、文化制度、经济制度等共同服务于国家总政策的制度选择。主要通过发挥其公益性职能，对社会公众提供教育、情报、研究、文化娱乐服务体现出来的。图书馆从事的社会性、公益性服务与商业性服务有着本质的区别。商业性服务追求的是经济效益，而公益性服务是无偿的、免费的，追求的是社会效益。图书馆作为社会的文献信息中心，是人们有效获取知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以开展读者教育、提高读者素质，传播文化、启迪大众智慧，开发信息资源、传递科学技术为己任，来服务于教学、科学研究。图书馆服务的最终目的是取得最大的社会效益，这也决定了它以公益性服务为其根本的服务模式。可以这样认为，现在的图书馆已经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文化设施，成为服务于社会公众文化的公益性门户机构，具有较大的公益性社会价值。

2.2 依照著作权规定传播作品，发挥作品的社会价值

图书馆采购作品的主要目的在于最广泛地传播知识和增进社会公众学习，让作品发挥其最大的社会价值，这正是著作权法所追求的文化目标和文化政策。在这方面，图书馆制度与著作权制度确实存在着默契的配合。在增进学习的目的上，著作权法试图鼓励作品最大限度的创作和传播。可以说增进学习是著作权法的公共利益目的，实现这一目的的基础就是保护作者权利，激发作者的创作激情，激励更多新作品的产生；而广泛传播作品、促进作品的利用，进而促进文化发展的任务，主要依靠图书馆这个社会公益性机构来完成。无论图书馆作为作品的使用者还是传播者，都增进了作品创作和加速作品传播，为社会公众提供可靠的学习机会，保障了公民的文化教育权。参加文化活动、享有艺术、分享科学进步所带来的福利的权利既是开展科学研究和文化艺术创作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也是促进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的基本条件。对作者权利的保护是公众实现文化自由及获得科学进步利益的前提，尊重作者的权利，将保证公众获得更为重要丰富的智力成果。图书馆日渐成为传播知识、服务公众的公益性门户机构，为了促进社会公众最广泛的学习，除了允许图书馆通过采购供公众(读者)使用作品外，还允许其依据著作权限制制度，享有著作权豁免而合理使用作品，这也符合著作权法中有关作品传播的激励机制。

2.3 图书馆是平衡著作权私权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阵地

图书馆是作品的最大收藏家、传播者；图书馆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在著作权关系中发挥的作用：一方面要保护版权作者的利益，以调动作者创作的积极性，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作品。另一方面要保证社会公众获取和利用作品，满足社会文化教育和科研事业发展的公共利益的需要［4］。在作品的传播和使用领域，公共利益也需借助图书馆这个中介机构才能实现。因此可以说，图书馆是平衡著作权私权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阵地。

著作权法中公共利益的确保离不开对公有领域的维护，因为著作权法中的公共利益需要自由的公共接近，著作权法的公有领域可以说是留存著作权法公共利益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图书馆维护作品的公有领域。由于图书馆对作品利用情况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对作品保护期限的调整有一定的影响，一直致力于帮助立法者确立作品合理的保护期，使作品从有限专有进入公有领域，从而保障了社会公众自由使用公共作品的权利。另一方面，图书馆期望立法者维护公有领域要适当。面对信息技术的挑战，图书馆、社会公众并不主张把任何东西都放到公共领域中去而不适当地追求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公共领域需要在著作权法中有一个适当的位置，图书馆及社会公众也是不愿接受盲目追求公共利益的。

3 以《通知》为契机，推进图书馆的著作权保护工作

3.1 图书馆应结合《通知》加强宣传著作权法律法规，提高著作权保护意识和技能

《通知》的第一条指出，各地要加强著作权法律法规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图书馆著作权保护意识。近年来，随着新《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我国图书馆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著作权宣传教育活动，比如：请专家学者到图书馆开设论坛、讲座，选派图书馆员参加进修、专业培训、著作权保护经验交流活动等。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图书馆从业人员的著作权意识有了明显提高:在全国受调查的49所公益性图书馆(涵盖大学图书馆、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等主要类型)中，77.19%的人认为“图书馆应当在保护著作权的前提下发展”［5］。当务之急是把著作权宣传教育活动同图书馆的业务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之更加切合实践特点，更加常态化、科学化、规范化。

3．2 完善合理使用制度，保留图书馆对馆藏作品数字化的权利

合理使用制度是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为了促进信息资源在社会的广泛传播与共享，满足人民群众对获取知识的需求，《通知》以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为基础，在不低于相关国际公约最低要求的前提下，对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了合理使用的适当限制。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结合网络环境的特点，将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合理延伸到网络环境，规定为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等目的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作品，可以不经权利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此外，考虑到我国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已购置了一批数字作品，对一些损毁、丢失或者存储格式已过时的作品进行了合法数字化，为了借助信息网络发挥这些数字作品的作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还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向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这些作品而不需支付报酬。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声明，“数字作品与传统作品没有本质的不同，著作权立法应实现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与限制的平衡。图书馆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应该延及到公益性图书馆局域网信息传播、公益性图书馆对学校教学所需教学资料的复制与网络传播、公益性图书馆建设信息导航系统链接网络资源与网络传播、公益性图书馆采取网络传输方式进行限量馆际互借、公益性图书馆出于合法的、非侵权目的规避技术保护措施”［6］。图书馆应该完善合理使用制度，保留对馆藏作品数字化的权利；那种主张“取消图书馆对自己收藏作品数字化的权利”的观点是不合理的，这是偏离著作权法立法目标的论调［7］。图书馆对收藏作品的数字化处理是复制权的问题，这一点在2001年著作权法和国家版权局发布的有关规章中已有明确的规定。如果不适当地限制或取消图书馆的数字化权利，实际上就说明《通知》的立法目标具有多重性，这将会偏离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目标，自然也会带来与著作权母体法的冲突问题。

3．3 图书馆要积极应对各种著作权风险

图书馆著作权风险的规避是现存制度框架下图书馆业务开展的基本保证。图书馆的著作权风险可以分为基于主体的风险、基于业务的风险和基于内容的风险，但这三者不是孤立的，而是密切联系的。图书馆所追求的公益性目标和图书馆所处理信息的巨大数量决定了图书馆在处理知识问题上的特殊性和风险性。著作权法应该特别关注怎样保障包括残疾人、低收入者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的知识和信息获得权的圆满实现，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如果所有接触和使用数字信息的行为都变成有偿的，图书馆提供信息的能力必定受到严重制约，社会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通过图书馆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通道将被阻滞［8］。而事实上，我国图书馆在著作权保护方面的工作还存在较多不完善的地方，表现为防范著作权风险的机制不健全、知识产权谈判能力的欠缺等各方面。因此，图书馆要积极应对各种著作权风险，要积极研究图书馆现存的制度空间，并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我国图书馆行业在现有基础上应加大著作权保护方面的人才和制度建设，制定合理有效的图书馆著作权风险自我规避方案，这将能够保护图书馆免遭著作权权利人的侵扰与诉讼，保护图书馆的合法利益。

3．4 建立图书馆著作权保护的自律机制

图书馆在数字资源建设和用户服务过程中，会涉及到著作权方面的许多问题。长期以来，图书馆重视做好各项业务工作，忽视了自身的权利以及可能的著作权法律风险，导致图书馆业务工作中的侵权现象时有发生。为有效避免侵权纠纷，自觉保护著作权，不仅需要法律保障，图书馆的行业自律也是至关重要的［9］。图书馆作为社会的一个公共部门，提供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能不能自律、能否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是衡量图书馆行业发展程度的标志，是政府放心及公众信任的前提。因而，图书馆为有效规避著作权风险，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著作权自律机制，主要包括：建立健全的图书馆著作权保护制度，设立具有行业指导性质的著作权管理部门以及引进、培养专门的著作权管理人才来管理本单位的著作权事务，有效地解决图书馆的知识产权问题。也包括图书馆自主知识产权资源的管理、图书馆数据库采购或贸易谈判、图书馆数字化进程中的著作权风险规避方案、图书馆主页转载与链接的著作权问题、图书馆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与调整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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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马怀云）

作者：徐华

保障公共利益与维护著作权论文 篇3：

版权领域发行权一次用尽制度的分析

权利用尽制度，是指知识产权权利人将其享有排他权利的某项知识产品以合法方式投入市场流通之后，则不能再控制该产品的进一步流通的一项制度。版权领域的权利用尽制度通常表现为“发行权的一次用尽”，建立该原则的目的在于保护市场竞争秩序，在维护著作权人利益的同时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到损害。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正日益成为人们传播作品最便捷的载体。网络发行正逐渐取代有形载体的发行。这种情况下，发行权一次用尽是否适用于网络作品成为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权利用尽制度的概述

传统形式下版权权利用尽的适用条件

第一，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必须经过著作权人的同意而发行。这是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在传统作品上适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的规定，发行权是指“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至于提供作品及其复制品的权利人，既可以是作品的著作权人，也可以是权利的继受人，而相关权利人对于作品发行行为的意思表示是发行行为是否侵权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未经权利人同意而擅自通过出售赠予方式首次发行其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的行为，侵犯了权利人的发行权。若经过权利人同意发行作品原件或复制件，则会产生发行权用尽的法律后果，权利人将无法继续控制该原件或者复制件的进一步流通。但若是在权利人授权的复制件之外，受让人利用其合法取得的作品原件或复制件再次复制的，是非法复制，侵犯作者的复制权，对非法复制的复制件向公众提供的，仍然侵犯作者的发行权。

第二，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必须是通过出售或者赠予等移转所有权的方式进行流通的。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发行行为的核心是销售或赠予。销售，即受让人以支付合理价格为条件合法正当的获得该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所有权。赠予，即受赠人无偿从赠予人处获得该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所有权。可见，无论是通过销售还是赠予的方式进行发行，该作品原件或复制件所有权的转移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同时，这也是区分发行与出租的一个重要方法。出租、出借虽然也分别通过有偿、无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但是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的占有人只是暂时地占有该原件或者复制件，而发行的受讓人是永久地占有，即取得该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所有权。

第三，权利用尽不适用于著作人身权。著作人身权，也即著作权中作者的精神权利，是作者对其作品所享有的各种与人身密切相关且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是作者通过创作表现个人风格的作品而依法享有获得名誉、声望和维护作品完整性的权利。主要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该权利由作者终身享有，不可转让、不被剥夺、不受限制。学界目前也有关于“发表权一次用尽”的说法，在笔者看来，发表权是指作者“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发表权只能由作者本人行使。作者一旦将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众，就行使了发表权，该作品所包含的智力成果也已经被公开，那就不会涉及再次发表的问题。换言之，发表权实质上是一种只能行使一次的权利，所以谈不上一次用尽的问题。版权的权利用尽制度建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著作权的滥用，从而影响到文化、知识的传播。当一件作品投入流通之后，著作权人依然享有署名权等著作人身权，并不会影响受让人对作品的处分，也就不能阻碍该作品的进一步流通，从而也不会影响知识、文化的传播。所以，版权的权利用尽原则不适用于作者的精神权利。

权利用尽制度建立的目的以及意义。著作权法的设立是为了给著作权人一定的独占性权利，使权利人可以通过其作品来获得一定利益，从而激发其创作热情，促进知识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但是，著作权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垄断性的权利，它产生的本意是为了给作者创造利益，如果过于垄断，使得权利人能够进一步控制其作品，则会违背著作权法的初衷，阻碍知识、文化的发展、传播。为平衡著作权人与公共利益，防止权利的滥用，权利用尽制度应运而生。

第一，权利用尽制度的建立有效地平衡了著作权人的著作权与作品原件或复制件所有人的所有权之间的利益冲突。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占有的动产或者不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当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经著作权人同意被合法转让之后，受让人即合法取得该作品原件或复制件排他性的所有权，若此时法律允许著作权人对已经转让的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也即其所获得的作品载体，享有排他、独占的控制权，且能够进一步控制他人已经合法取得所有权的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阻止受让人处分该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就会违背物权法中对所有权人利益的保护，两种权利就此产生冲突。权利用尽制度的出现，正好对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受让人的所有权和著作权人的著作权进行协调，有效地平衡了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权利用尽制度的产生也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冲突的合理选择。首先，著作权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让著作权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智力劳动成果得到应有的回报。而在著作权人将自己的智力成果首次投入流通之后，无论是否有偿，只要移转了所有权，著作权人的利益就已经实现，同时也达到了著作权设立的目的。若此时再允许著作权人对已经转让出去的作品进一步控制，则会造成著作权的滥用，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其次，著作权是为了保护私人利益而设立，而保护受让人的所有权从物权法角度来看，也是为了社会文化领域的发展，是为了公共利益考虑的。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产生冲突之时，私人利益应适当让渡于公共利益。

第二，权利用尽制度的建立有利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防止权利人垄断市场。作为知识产权的著作权，本身就具有垄断属性，它是一种排他、独占的权利，任何人未经著作权人同意，且无法律上的依据，使用他人作品或行使著作权人专有权，都将构成著作权侵权行为。根据法律规定，著作权人享有对其作品独占的、排他的控制能力。这使得著作权人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同时也使著作权本身带有影响市场竞争秩序的垄断特征。著作权本身是一种私人权利，赋予作者具有垄断性的著作权不但可以为著作权人谋取利益，还可以促进知识产品的生产和文化的传播利用。所以，当著作权的私权性质被法律肯定的时候，它内在的垄断性就会扩张。

权利用尽制度在此时应运而生，并以抵制著作权过分扩张，形成垄断，妨碍市场秩序为目的。它以首次销售作为分界点，首次销售之前的处分行为归著作权人独有，首次销售之后的市场流通则脱离了著作权人的控制，转而交由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所有人享有。作者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独占性权利是为了给作者自身谋求利益，当首次销售后，利益得到实现，法律就转而保护市场流通性和竞争秩序。权利用尽制度在不损害权利人的创新意识的同时，也起到防止权利人垄断市场行为出现的作用，有效地维护了市场竞争秩序。

第三，权利用尽制度的出现是为了防止著作权人权利滥用权利滥用是指权利人超出权利应有的范围行使权利的行为，而防止权利滥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权利限制。权利限制是指权利的内容和行使方式都要受到法律的限制，从而保证权利人在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不会危害到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在著作权方面，著作权利的滥用主要表现在著作权人通过法律授予的独占性权利，在作品原件或复制件被首次销售之后，依然期望能够进一步干涉该作品的流动方向，控制该作品的销售方式甚至是使用方式，以此来谋取自身最大限度的利益。这种行为不仅会对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合法受让人的权利造成损害，也会给公共利益带来不小的危害。

权利用尽制度的出现无疑是对著作权的一种合理限制，一方面保护了著作权人的利益，促进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其他民法主体的特定利益。它否定了著作权主体滥用权利的行为，协调了著作权人与其他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明确地限定了著作权的范围。所以，法律在著作权领域建立发行权用尽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著作权的滥用。

数字网络时代权利用尽制度的适用性分析

权利用尽制度在版权方面主要表现为发行权的一次用尽，我国著作权法对发行权的定义表述为“以出售或者赠予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在传统观点中，受著作权法中发行权一次用尽制度限制的必须是附于一定有形载体之上的作品。所以，网络作品和数字作品这种无固定载体的作品，只能受网络传播权的保护，而不适用发行权的一次用尽。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型的作品越来越多，这些作品褪去有形载体的外壳之后，更便于人们查阅和浏览。在这种情况下，发行权一次用尽是否仍然只能局限于具有有形载体的作品之上，需要重新审视。

第一，网络环境下传播行为与发行行为的区分。目前我国主流观点不承认“网络发行”，只认可“网络传播”，他们认为，发行权以“有形载体转让”为核心条件，而通过网络传播作品，虽然也能使公众获得作品的复制件，但是这种行为不应当构成“发行”，而应当受信息网络传播权来调整。也就是说，网络环境下，没有“发行”行为，只有“传播行为”，所以，网络环境下的“发行权用尽”也就无从谈起。但是，2012年7月，欧盟法院在Oracle International Corp.v.Usedsoft GmbH一案中认为，经著作权人授权，用户可以从互联网下载安装软件，同时也获得了软件的永久使用权。所以，在用户一次性支付完合理价格之后，这种行为就构成了“发行”，应当适用发行权用尽。欧盟法院的这一判决大胆地提出了网络环境下应当适用发行权用尽原则，而不是只局限于网络传播行为，那么，网络发行与网络传播究竟应该如何区分呢？

网络传播和网络发行都是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至于是否有偿，也是由著作权人自己决定。然而，信息网络传播权调整的毕竟是一种传播行为，虽然可以使公众在任何时间或者地点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接收網络传播信号，欣赏作品内容，但是受众不一定能够保存作品的内容或者备份。这样看来，网络传播行为向公众提供的，并不完全是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许多情况下仅仅是一种无形的服务。对于网络发行来说，著作权人以销售或者赠予的方式将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此时合法取得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所有权，并可以永久保存和无限期欣赏，因此，发行的核心就在于转移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所有权。

总之，区分网络发行和网络传播的关键点就在于著作权人是否有转移作品原件或复制件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若无此种意思表示，则该行为是网络传播行为，不适用权利用尽；若著作权人有转移作品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则该行为构成网络发行，受到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的限制。

既然区分网络发行和网络传播的关键在于权利人是否有转移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所有权的意思表示。那么没有经过权利人的许可，擅自通过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的行为，必然侵犯作者的著作权，但是，行为人侵犯的究竟是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还是发行权？

何怀文教授认为，区分这两种侵权行为的关键依然是著作权人的意思表示。如果权利人的意图在于转让作品载体，从而使受让人永久地保留该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那么这种行为便是发行；如果行为人的意图仅在于传播作品，供公众暂时欣赏，并不希望其保留作品的复制件，则这种行为构成传播。

所以，如果侵权行为人将著作权人的作品置于网络上，公众可以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地点欣赏该作品，但是不能下载，则这种行为是网络传播行为；如果公众不仅可以随时随地欣赏，还可以无条件地下载该作品，甚至不能欣赏只能下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作品复制件的复制品将会由网络用户保留，侵权人的行为仍然是网络传播，因为此时侵权人并没有指定作品复制件转移的具体对象，所以这种下载行为是网络用户自主的行为，而不是侵权人的行为；但是，如果公众需要满足某种条件或者支付一定的费用方能下载，这个时候侵权人就针对该作品的复制件确定了具体的转移对象，若该网络用户可以永久地享有该作品，则这种行为就构成“网络发行”。所以，确定一个人在网络上上传作品的行为是否侵犯著作权，不仅要看侵权人是否合法占有该作品，还应当分析侵权人的具体行为来确定该行为是否侵权，侵犯的是信息网络传播权还是发行权。

第二，当前网络环境下适用权利用尽制度的屏障。首先网络环境下无法明确规制发行行为之后的复制行为。发行行为的核心在于转移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所有权。对于传统的有形载体来说，作者将其作品以出售或者赠予的方式转让给他人，就无法再继续控制该作品后续的流通。此时，无论该作品此后再经过几次转手，针对的都是原本的那一个载体，比如书籍、录影带等，作者转让作品复制件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整个过程中，著作权人虽然无法干涉该作品再次被出售、被赠予，但是可以干涉该作品被复制。换句话说，作品的发行权适用一次用尽，但复制权并不会用尽。该作品在后续流通中若是未经著作权人同意而被复制，则会侵犯作者的复制权。那么，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无论如何流通，始终都是最初经著作权人同意而转让的那一件，有利于保障著作权人的利益。

但是在网络环境中，这种行为行不通。因为网络环境下的作品没有固定的载体，作者将自己的作品上传于互联网，附条件或者有偿地供人下载，构成网络发行行为，发行权一次用尽，作者将无法干涉该作品之后的被销售或者被赠予。但是，受让人在再次转售或者转赠该作品复制件之时，下一个受让人获得的作品究竟是第一个受让人从原作者处得来的还是第一个受让人将其得来的作品复制后生成的无法确定。此外，受让人将该作品转售之后手中是否还保留有作品的复制件也无从查证。试想一下，若是受让人未经作者同意擅自复制原作品并保留该作品的复制件，则其可以无限度地出售作者的作品并以此获利，而不会被原作者诉为侵权。这样一来，受让人所有获得的财产利益均归自己所有，那么著作权人原本应得的利益就无法保障。

如果网络发行权不适用一次用尽制度，那么就意味着作者可以无限制的干涉自己的作品被销售，被欣赏，甚至被保存，这样又会严重阻碍社会文化知识的传播，危害到社会经济秩序。所以，如何确定网络作品被发行后的后续流通都只针对开始的作品本身，是网络环境下适用发行权用尽制度必须要解决的难题之一。

其次，網络环境下的二手作品不会因为多次转手而被损耗。传统环境下，有形载体的质量会随着时间和使用次数的增加而被损耗，但是网络作品却完全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出现。首先，网络作品通常情况下没有固定载体，所以它们一般都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这样，无论网络作品经转几手，其品质都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始终与第一手作品的品质一模一样。所以，网络作品因为不会发生损耗，可以经过无数次转手。原本发行权一次用尽的建立是为了在保障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限制著作权人权利的滥用，所以在作品被发行之后，其他不会明显影响著作权人利益的行为法律都不会对其进行特别规制。但在二手作品与一手作品的品质无差别的情况下，人们肯定更乐意以更便宜的价格购买质量与一手作品几乎一样的二手作品。所以，网络作品可以无限转手这一问题，必将会严重影响著作权人的利益。反过来说，若是对网络发行权不加以规制，就势必会导致著作权人权利的滥用，也会对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害。

所以，当前解决网络二手物品的损耗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可以设计一种技术，使得网络环境下的二手物品相比一手作品来说，质量上会出现某些虚拟的损耗。转手次数越多，损耗就越大，直至最后无法再次使用或欣赏。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保障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同时也可以平衡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了。

最后，权利人用授权协议来取代销售行为。根据发行权的定义，发行行为的核心在于出售或者赠予以转移所有权，只有作品在经著作权人同意之后首次销售，才能受到发行权一次用尽的限制，后续的流通才可以不侵犯著作权。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作品在流通过程中发行和复制的界限越来越不明确，使得著作权人原本应当获得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这种情况下，著作权人会急需加强对作品的控制，以维护自己所应当获得的合法利益。因此，越来越多的著作权人转而用授权许可协议来代替销售合同，并明确表明著作权人和许可使用者之间是一种授权许可使用关系。著作权人的意思表示仅仅是通过收取一定的费用许可使用者使用、欣赏该作品，并无转移作品所有权的意思表示，所以，这种行为就不构成发行，发行权用尽原则的适用就无从谈起。这样，著作权人的发行权并未用尽，当使用者将其获得使用权的作品再次转售之时，就会侵犯著作权人的发行权。著作权人的相关利益也因此得到保障，不会被损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该行为并不是网络发行行为，所以，发行权的一次用尽便毫无用武之地。

互联网新时代权利用尽制度的突破与立法

第一，网络时代权利用尽原则适用性的突破。由网络时代发行权一次用尽的适用性分析可知，在网络空间建立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困难重重。有矛必有盾，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互联网时代适用发行权用尽原则的突破。

首先，通过技术措施，使复制件被转手后，原持有人之复制件将被自动删除或不可使用。针对网络作品在传输过程中的非法复制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措施，使得作品复制件的合法持有人将该作品转售或者转赠之后，其原本所持有的作品复制件也将被删除或者不可使用。这样就可以完美阻止作品的传播者保留原有的作品复制件，从而使得该作品在整个传输过程中所针对的始终都只是唯一的一份复制件。这么一来，网络作品在传输过程中关于非法复制和所有权转移的相关问题就得到了完美的解决，既保障了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又限制了著作权人权利的滥用，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随着网络科学技术的发展，此类技术已经出现。例如，苹果公司在其音乐播放器iTunes上安装了一种叫作“Fair-Play”的技术，该项技术使得用户一旦向其他人传输相关音乐文件之后，发送方的电脑或者手机中将不再保留之前所下载音乐的备份。只要网络发行过程中的非法复制问题能得到有效解决，那么我们就离网络环境下发行权用尽原则的适用又近了一步。

其次，采用技术措施，使转手复制件产生虚拟磨损。对于网络作品无论经几次转手也不会造成质量损耗的问题，依然可以用技术解决。既然网络二手市场的存在会给著作权人的利益带来很大的冲击，使得我国大多数学者不肯承认网络环境下可以适用发行权用尽原则。我们可以采用技术措施，使得在网络作品的转手过程中为该作品添加虚拟的磨损，又或者限制转手次数的技术措施，这样的话，二手网络作品就不会被无限制地转手，也就不会给著作权人的利益带来太大的冲击。这种技术同样已经在近些年开始兴起。例如IBM公司在2011年提交的一项专利申请就可以通过系统来设置外部温度、老化速度、作品载体的种类等参数使得网络作品会像传统的有形载体的书籍、照片、录影带之类的逐渐老化。如果二手网络作品转手之后的质量也会明显下降，那么网络环境下适用发行权用尽制度就不是问题了。

最后，通过立法严格确定网络环境下发行、传播与复制的界限。越来越多著作权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用授权协议来取代销售合同，使得发行权用尽在网络作品传播过程中再无用武之地问题，不能单靠技术发展来解决。著作权人之所以越来越倾向于适用授权协议，根本的原因在于，网络环境下作品的传播、发行与复制界限越来越模糊，使得著作权人越来越急于加强自己对作品的控制。这种情况下，发行权穷竭原则就不是限制著作权人权利滥用了，反而会严重危害到著作权人本应获得的利益。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立法严格确定网络环境下发行、传播与复制的界限。同时，为了防止著作权人以此为契机滥用权利，也应当允许被授权具有永久使用权的权利人在作品达到一定的使用期限之后可以转售或者转赠。这样的话，著作权人的基本利益就会得到保障，同时也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网络环境下发行权的一次用尽的实用性就会进一步提升。

第二，关于网络环境下适用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的建议。目前，我国虽明确规定了发行权的定义，但是对于网络环境下发行权用尽原则的适用与否并无明确规定。发行权一次用尽在网络环境下的适用还存在诸多难题，需要完善立法始能解决。

首先，扩大发行权用尽制度适用的客体。当前我国主流观点不承认发行权用尽原则同样适用于网络作品的关键在于，多数学者认为，发行权用尽只适用于附于有形载体之上的作品，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发行的核心在于以出售或赠予的方式转移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所有权。然而关于发行权的核心构成要件究竟是有形载体还是移转所有权，我国法律并无明确的规定。如果科学技术也能让网络作品具备传统作品才能有的某种特征，那么就应当允许网络作品成为发行权适用的客体。此外，如果“转发并删除技术”的出现能够使得在作品的整个流通过程中始终只有原始的那一份作品，那么相应的，网络作品就应当适用发行权的一次用尽制度。

其次，明确网络环境下的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界限。网络环境下发行行为与传播行为的区分也是决定网络环境下是否可以适用权利用尽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网络作品的流通不是发行行为，而是传播行为，而信息网络传播权不适用权利用尽。但是在现今的情况下，这种理由已经明显不能成立，网络发行与网络传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网络传播绝对不可能同时涵盖了网络发行。虽然目前许多学者已经明确了网络发行行为与网络传播行为的界限，但是我国法律上仍然没有具体规定。所以，通过法律明确网络环境下传播行为与发行行为的界限，就能明确网络作品在哪些情况下适用发行权用尽，哪些情况下不适用，这就为网络环境下发行权用尽的适用解决了一个基本上的问题。

最后，加强网络环境下作品流通的监管。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若是要在网络环境下适用，不单单要通过技术措施和立法完善，还需要加强网络环境下作品流通的监管，通过出台相关实施条例，明确网络环境下作品流通的监管主体，执法主体，监管程序和相关的赔偿规定。国家需要制定详细的监管程序，严格规范网络环境下作品的传播和发行行为，严厉打击网络环境下的非法传播和非法复制的行为。同时国家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还应当出台相應的法规来明确执法主体，以及出现管辖权冲突之时的解决方法等，为网络环境下发行权用尽的制度的适用尽可能的扫清障碍。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深入到千家万户，且因其信息传播方便快捷，网络正在成为人们获取知识欣赏作品的主流平台。这就对传统形式下的发行权一次用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转发并删除技术和虚拟磨损技术的应用，使发行权用尽制度在网络领域有了适用空间。但在互联网环境中权利用尽制度的完全适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詹启智 刘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