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论文

中央银行是指在一国金融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负责制定和执行该国货币金融政策,并对该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的特殊机构[1]。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中央银行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央银行论文 篇1：

关于强化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的思考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就构建宏观审慎政策监管框架达成共识，但关于宏观审慎政策的监管主体尚无定论。中央银行在经历了金融监管职能的分离和回归后，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赋予了审慎监管的重要职责。文章从理论层面出发，重点分析中央银行履行金融监管职能的必要性以及作为宏观审慎监管主体的优势，为各国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制度框架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中央银行;宏观审慎政策;金融监管

一、 引言

从漫长的中央银行职能演变历史来看，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是在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动荡甚至出现金融危机后才建立起来的，中央银行凭借其最后贷款人身份被赋予金融监管和危机处理的重要职责。在20世纪末中央银行去监管化的浪潮中，学者们针对是否应该分离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更多的是指以银行作为主要监管对象的微观审慎监管。但此次金融危机的经历表明仅仅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性是不够的，当市场上大多数金融机构采取趋同的决策时，就会对价格、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产生显著影响(Borio，2009;2011)。危机后，英国重新赋予英格兰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定职责并进一步明确了英格兰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核心地位。英格兰银行监管职能的转变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也就此拉开了中央银行监管职能全面回归的序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央银行经历了监管职能从统一到分离再到回归的巨大转变，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方面的不可替代性。

后危机时代，宏观审慎政策正作为一项新的金融监管政策，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宏观调控框架内，成为政策讨论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在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回归的浪潮下，学界和各国政府针对中央银行是否应该被赋予宏观审慎监管职责展开了积极的探讨。本文在这种背景下重点探究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这将启发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将对各国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制度框架提供参考意见。

二、 早期关于是否应分离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的讨论

早期主张分离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的学者主要从三个角度试图论证中央银行分离金融监管职能的必要性。第一，中央银行同时作为货币政策当局和金融监管机构，两种政策会存在冲突从而影响监管效果。当经济上行时，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当局需要提高利率，防止市场流动性进一步扩张;而金融监管者则需要在发展势头良好时放松监管要求，鼓励行业的自由发展和创新。当经济衰退时，中央银行需要降低利率，释放流动性以刺激经济复苏;而金融部门在衰退时期风险集中暴露，此时需要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失衡，兩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相互抵消，监管效果难以达到预期(Goodhart & Schoenmaker，1992)。第二，作为金融监管机构的中央银行出于声誉考虑，倾向于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推迟紧缩的货币政策来维护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益，由此产生通货膨胀效应(Goodfriend & King， 1988)。这种救助机制也会诱使金融机构(尤其是那些“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放松对自身的监管而产生道德风险。第三，中央银行身兼数职将影响其作为货币政策当局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当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责更加集中时，来自政府的压力和干预也会增加，其政策的自主权将有所降低(Briault，1999)。

但支持中央银行加强金融监管职责的学者针对上述内容提出了质疑并强调了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基于制度体制悖论理论：Goodhart和Schoenmaker(1995)指出若中央银行同时负责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会产生政策冲突，那么即使将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分离给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也同样存在政策冲突的矛盾，仅仅是内部冲突的外部化。解决政策冲突的关键在于不同政策目标的明晰与界定，而不是简单的机构设立形式。陈雨露、马勇(201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央银行负责金融监管职能不但没有产生通货膨胀效应，反而更加有利于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他们认为那些主张分离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人并非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只是权力分割的诉求。此外，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机构体制的改变并不足以提高中央银行以及其他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钟伟，2003)。基于最后贷款人理论：对于存款人来说，存款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中央银行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但存款保险制度由于其复杂的赔偿支付程序并不能及时有效的保障存款人的利益。虽然中央银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会引致道德风险，但中央银行凭借其地位和声望更有利于恢复存款人的信心。基于信息优势理论：对于中央银行来说，监管职能的分离意味着中央银行将缺乏获取金融机构和宏观经济信息的有效渠道(尽管不同机构之间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但在信息的时效性方面仍有不足)，也将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最后贷款人职责的行使，反而不利于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Briault，1999;钟伟，2003)。

三、 危机后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的新内涵——宏观审慎监管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似乎也为中央银行应该承担金融监管职能提供了支持。有学者认为此次危机发生的部分原因正是在于过去几十年里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丧失，导致其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信息的掌握并不充分，未能及时发挥最后贷款人角色，造成全球性金融系统的崩盘。在经济学范畴内分析，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当局和最后贷款人，可以在短时间内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能够在危机时刻及时救市，应该在金融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发挥主导作用，承担起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职责(Alan S. Blinder，2010;BIS，2011)。危机后，各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功能，认为中央银行在危机的预防和处置、维护金融稳定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宏观审慎政策的提出更加丰富了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的内涵。中央银行在履行监管职责时，不仅需要通过微观审慎监管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安全性，更需要借助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来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与防范。各国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回归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构建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度框架中赋予中央银行重要职责，部分国家甚至将中央银行视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唯一监管主体。

无论在信息获取、职责分工，还是在政策协调以及保持独立性方面，宏观审慎监管主体都需要满足很高的要求，而作为传统监管机构的中央银行能够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满足这些要求。一方面，中央银行相比其他监管机构更有激励去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在实施宏观审慎政策过程中具有明显优势，也因此在各国实践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Nier等(2011)通过识别当前各国的监管模式发现，复杂、分割的监管结构会产生风险识别摩擦，降低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相比之下，中央银行具有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激励、风险识别的经验以及与货币政策、微观审慎政策的协调能力，应该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扮演重要角色。财政部虽然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但不能在危机预防和危机处理过程中有效保持自主性，因此并不适合作为审慎政策的监管主体。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单个监管机构很少考虑其政策决定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这些监管机构在制定政策时不可避免地对风险承担产生一个长期的偏差。而综合型的监管机构往往能从大局视角做出更加稳健的政策决定。

四、 中央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优势

1. 激励优势。倡导将中央银行作为宏观审慎监管主体或者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起主导作用的学者们认为中央银行相比其他监管机构，具有更加强烈的行使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激励。Jakob和Sander曾在2006年对28个OECD国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所有OECD国家都认为中央银行具有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稳定的职责。首先，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主体，应充分发挥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产生的协同效应。一方面货币政策维持价格稳定的目标有利于实现金融系统整体的稳定。另一方面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也将通过信贷供给规模等宏观经济变量对价格水平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产生影响。稳健的金融系统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作用精度，降低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造成的金融摩擦(Alan S. Blinder，2010;BIS，2011)。其次，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也需要通过宏观审慎监管来监测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避免向金融市场投入过多流动性造成通货膨胀，或未能及时注入流动性而加剧金融危机爆发(Nier，2009)。最后，宏观审慎监管还可以为中央银行发挥支付清算中心职能提供支持。Nier(2009)认为信用衍生品场外交易市场的不完善(尤其是缺乏中央对手方)是导致在贝尔斯登及雷曼兄弟等大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倒闭后引起全球连锁反应的原因之一。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它们需要监管当局对支付清算系统进行有力监控并要求系统使用者共同遵守相关规定，但目前这些監管作用的实现仅仅依靠中央银行的道德劝说，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提出为中央银行加强对支付清算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以及对系统使用者的监督提供了新的监管渠道。

2. 信息资源和分析优势。BIS(2011)认为，中央银行在获取信息方面具有以下三种途径：若中央银行本身就是微观审慎监管主体，则可以直接获得金融机构的相关信息;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尽职调查进一步掌握金融机构的详细资料;根据相关的信息共享条例、合作备忘录要求等，中央银行有权利从其他监管机构获得信息。当中央银行集多种监管职责于一身时，拥有多元化的信息渠道，作为宏观审慎监管主体具有明显优势。中央银行在宏观金融分析中具有成熟的经验，有利于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和监管工具的设计。将宏观审慎监管职能授权给中央银行，将进一步扩大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工具箱。宏观审慎政策既需要微观机构分析，也需要宏观经济分析，同时也依赖于其他监管政策的协调。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工具、微观审慎工具相互补充，有利于中央银行通过多种监管工具和作用渠道对金融系统整体进行宏观调控。Borio(2009)认为货币政策当局对于宏观经济与金融系统之间的关系具有很深的理解;而宏观审慎政策主体专注于系统性风险管理，两种政策相辅相成。中央银行同时作为货币政策当局、支付清算中心以及最终贷款人(部分中央银行还是微观审慎监管主体)，拥有各个方面的专家，熟悉金融机构的经营方式、不同机构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宏观经济与金融部门的相互作用，有助于分析和识别系统性风险(BIS，2011;Nier et al.，2009、2011)。

3. 协调优势。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实施需要与微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相互协调。若将宏观审慎政策监管主体分散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模式由多个监管机构共同组成，监管职责仍然是分散于各个监管主体)，则需要保证多个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即使政策的分析和制定可以由独立的监管机构负责，政策的执行也将不可避免地需要由不同监管主体相互配合，但权责界定以及协商机制往往难以建立。因此，相比将宏观审慎监管授权给多个监管机构而产生额外的协调成本和效率成本，由单个监管机构主导行使审慎监管职责更具可行性(Alan S. Blinder，2010;BIS，2011)。Andrew在英格兰银行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拥有危机记忆的机构更有可能承担维护金融稳定职责，传统的监管机构在防范和处理金融危机方面更具专业性。因此，将中央银行作为宏观审慎监管主体在目前看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中央银行拥有多种监管身份，可以有效解决在实施审慎监管政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政策协调问题，降低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之间的沟通成本和政策时滞，及时对金融系统采取监管措施，这对于危机处置来说至关重要(Nier et al.，2011;BIS，2011)。

4. 独立性优势。若多个监管机构共同承担宏观审慎监管职责，这些分散的监管主体将放弃一定的独立性以确保金融稳定总体目标的实现。在相关信息披露要求下，每个监管主体需要使用特定的目标决策函数进行政策分析，并将决策信息和过程披露给公众。当单个监管主体的自身政策决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目标发生冲突时，将会使公众更加难以分析和理解监管政策，影响监管主体的社会公信力(BIS， 2011)。中央银行拥有多种监管身份，可以设立内部协调机制，有效避免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独立性损失。此外，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当局在制定政策时免受政治影响方面具有一定的经验，在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过程中能够避免其他政治干扰。

五、 结论与建议

2008年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政策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监管体制，作为现行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补充。关于如何确定宏观审慎政策的监管主体，目前尚无定论。但伴随着危机后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的回归，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来看，中央银行在实施宏观审慎政策方面具有明显的激勵优势、信息资源和分析优势、协调成本优势和独立性优势，也因此应当被赋予重要的宏观审慎监管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加强了中国人民银行审慎监管职能，十九大也对“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提出明确要求，都标志着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的不断强化。201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新设宏观审慎管理局，重点构建宏观审慎政策监管框架，也是我国中央银行审慎监管职能的进一步完善。

将中央银行作为宏观审慎监管主体具有诸多优势，但仍存在缺陷。各国在设立审慎监管的主体时应考虑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例如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政治和法律制度背景以及历史事件等，都会影响审慎监管主体的设立。虽然中央银行拥有信息资源和分析优势，但宏观金融经济系统错综复杂，要做到准确、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分析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中央银行作为多重监管主体，可以充分发挥政策的协同优势，但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政策冲突。中央银行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以保证政策的独立性和权责分明，明确每种政策的监管目标和决策程序、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权衡以及合理的目标排序。此外，随着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不断扩大，监管权力过于集中，需要完善中央银行的信息披露和问责制度，建立有效的防火墙机制和纪律机制来约束中央银行的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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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Central Bank Governance and Financial Stability[J]. BIS Reports，2011：1-90.

[5] Charles Goodhart and Dirk Schoenmaker.Should the Functions of Monetary Policy and Banking Supervision Be Separated?[J].Oxford Economic Papers，1995，47(4)：539-560.

[6] Claudio Borio.Implementing the Macroprudential Approach to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J].Chapters in：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Regulation of Finance，2009.

[7] Claudio Borio.Rediscovering the Macroeconomic Roots of Financial Stability Policy： Journey[J]. Challenges and a Way Forward. BIS Working Paper，2011，(35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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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rlend Nier， Luis Ignacio Jácome， Jacek Osinski and Pamela Madrid.Institutional Models for Macroprudential Policy[J].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s 11/18.

[11] Marvin Goodfriend and Robert G.King.Financial Deregulation， Monetary Policy and Central Banking[J]. Working Paper of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Richmond，1988.

作者：邵梦竹

中央银行论文 篇2：

基于国际比较的中央银行社交媒体应用路径研究

摘 要： 对中央银行社交媒体应用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简要归纳出各国中央银行应用社交媒体进行公众沟通的动机，并从使用数量、演进方式、沟通内容和管理策略等方面剖析各国央行应用社交媒体的趋势，对我国央行提出了根据目标群体特点应用不同社交媒体、实行个性化管理、建立和完善社交媒体“矩阵”等建议。

关键词： 中央银行 社交媒体 公众沟通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央银行透明度不断提高，互联网出现后中央银行网站成为中央银行沟通的重要渠道，社交媒体出现并向政府治理渗透后又引发中央银行沟通方式的另一波变革，各国中央银行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央银行应用社交媒体进行公众沟通的起源可追溯到21世纪初。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最早在2007年11月在其官方YouTube频道上传对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访谈，加拿大央行于2008年6月第一个在推特上建立官方账号。我国中央银行也开始应用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社交媒体，但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相比，社交媒体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还存在许多不足。分析并借鉴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应用社交媒体的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中央银行公众沟通的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央银行沟通的学术文献大量增多。对于以控制通胀为目标的中央银行来说，沟通在使政策有效、可信和透明方面至关重要。Blinder(1996，2008)指出，沟通通过增加中央银行政策的可预测性来影响预期和经济主体的行为。与金融稳定相关的中央银行沟通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迅速增多。Born(2011)等人研究表明与金融稳定相关的中央银行沟通是有效的，金融稳定报告以及有关金融状况的新闻公告在降低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Blinder(2009，2017)认为，关于中央银行沟通的学术研究在金融危机前主要集中于沟通对金融市场的影响。Kumar(2015)等人指出，公众对中央银行传达的信息既缺乏专业知识也缺乏兴趣。Binder(2017)将中央银行与公众沟通的原因分为维护问责制和塑造预期。Binder(2017)观察到，普遍较低的经济知识水平阻碍了公众对中央银行的理解。Haldane和McMahon(2018)认为，中央银行没有让广泛公众接触到其传达的信息。

(二)政府机构和中央银行应用社交媒体的相关研究

随着世界各地政府机构越来越多地采用社交媒体进行信息交流和交换，学术界日益重视相关领域研究。Grimes(2010，2012)等人认为，政府机构使用社交媒体有利于提高公开性和透明度;Mergel(2012)提出，政府机构应用社交媒体存在单向推出信息、双向拉回信息和网状发散信息等三个阶段的递进策略。Mickoleit(2014)认为不同类型的政府机构应基于沟通对象的背景和需求采取不同的社交媒体应用策略。同时，我国学者也开展了政府机构社交媒体应用 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的应用情况、问题及解决对策等。在中央银行应用社交媒体方面，Luik和Wesselbaum(2016)研究发现美联储通过推特发布的公告对产出和通胀率都有积极影响，可能导致中央银行沟通发生巨大变化。Bjelobaba、Savic和Stefanovic(2017)认为中央银行应谨慎采纳社交媒体创新。总体而言，涉及中央银行这一特殊类型机构社交媒体应用的系统研究还很少。

二、各国中央银行应用社交媒体的动机

(一)中央银行需要与金融市场和普通公众进行更加深入的信息传递

自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中央银行更加密切地参与金融市场，所发挥的影响力比以往更大。鉴于银行纾困等行动可能给社会带来巨大成本压力，中央银行的行为将直接影响到政府公共支出。与影响力增长相对应的是，中央银行也面临着与公众沟通的挑战。英国语言监督机构曾批评英国央行的政策声明“生硬而毫无价值”。英国央行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发表政策声明、央行官员演讲或分析文本等传统沟通手段并不能使更广泛的公众接触到中央银行传递的信息。如果中央银行的信息未能传达给目标群体，将可能导致公众对中央银行政策的满意度降低。此外，金融教育和金融包容性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银行的沟通责任，如果中央银行负有向公众警告某些金融风险的责任，就必须以合适的渠道传递给目标群体，必须调整公众沟通策略以适应非专业的更广泛公众需求。

(二)社交媒体的发展为中央银行信息公开和共享提供了新的机会

在以往的信息传播路径中，传统的新闻媒体等中间机构的信息传递作用极为重要，如果新闻媒体没有发现中央银行值得报道的信息或认为中央银行的信息难以理解，将限制中央银行通过新闻媒体向公众传递信息。社交媒体出现后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和公众获取信息资讯的方式，社交媒体具有以下特点：用户群体年轻化、多元化，很难通过传统媒体接触到;用户能通过社交媒体寻找、分享和討论新闻时事;用户能在社交媒体上发起公共讨论话题。皮尤研究中心(2018)调查发现，68%的美国成年人会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28%的美国成年人会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路透社新闻学研究所《数字新闻报道》(2019)称，社交媒体是最受欧洲年轻人欢迎的新闻来源。社交媒体本身已经成为公众获取信息资讯的来源之一，这不仅意味着中央银行能够直接向公众沟通而不一定需要传统新闻媒体等中间机构的传递，而且社交媒体对传统媒体信息的转发也有助于将中央银行传递的信息扩大到特定目标群体。

三、各国中央银行应用社交媒体的趋势

(一)使用社交媒体的中央银行数量快速增长

从国际来看，推特是最重要的社交媒体之一，同时也是各国中央银行使用最多的社交媒体。截至2018年末，有113家中央银行活跃在推特上，分别来自101个司法管辖区，占全球中央银行总数的61%。与2008年末相比，使用推特的中央银行数量增长了23倍。从关注度看，在推特上关注度最高的中央银行是印尼央行(近70万)，其次是墨西哥央行(66万)和美联储(55万)。从地区看，欧洲46家中央银行中有34家、美洲32家中央银行中有25家使用推特。

(二)在应用社交媒体的方式上不断演进

1早期将社交媒体用于简单的信息资讯发布。各国中央银行早期在其推特上主要是发布官方网站链接，将社交媒体流量引向官方网站的新闻稿或出版物等，推文通常只有标题而没有专门创建或编辑的内容。

2中期主要通过社交媒体与公众进行双向交流并发展出特定风格。2015年以后，大多数中央银行开始以更积极的策略应用社交媒体，包括与公众对话、回答问题、引导公众讨论。如欧央行和英国央行经常在推特上组织“向央行提问”的活动，邀请推特用户在活动期间提问，央行官员会在推特上回答问题;在印尼央行发布的推文中，既有汇率和通胀的最新动态，也包括鼓励公众参与的有奖活动。

3目前在不断探索“跨界”创建可在线共享的视听内容。如牙买加央行2018年在推特发布以雷鬼音乐为特色的视频，用于解释其新制定的中期通胀目标货币框架。英国央行、爱尔兰央行、欧央行、芬兰央行创建了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共享的信息图和出版物图表。

(三)通过社交媒体传达的信息有共同点也有差异性

从共同点看，除南非央行以外的其他中央银行很少在推特上发布与通胀或价格相关的信息，除芬兰央行以外的其他中央银行现任行长也很少出现在社交媒体上，而所有中央银行都对发布与钞票相关的信息非常积极，如英国央行为新发行钞票在推特上提到过95次“新钞票”和60次“新英镑”，瑞士央行转发次数最多的推文是展示其新纸币。

(四)对不同社交媒体采取差异化管理策略

除推特是各国中央银行最普遍使用的社交媒体外，部分中央银行也使用脸书、YouTube等社交媒体与公众互动，还有部分中央银行在特定的社交媒体上设置多个账号。不同社交媒体为用户提供的功能各异、不同中央银行的沟通偏好和内容类型各异，中央银行会同时使用多个社交媒体(账号)，由此催生出中央银行对不同社交媒体的差异化管理策略。一是将推特作为主要信息发布渠道。推特的使用特点在于用户可进行简短内容在线发布并更新其他用户发布的内容。针对这一特点，使用推特的中央银行目的在于建立或巩固公众信心、维护权威并成为关注者的可靠信息来源、在政策举措和重要问题上获取公众支持。但由于推特上每次发布的推文字数有限，中央银行使用推特更多是“单向推出信息”而不是“双向拉回信息”。二是通过脸书、YouTube、Instagram等吸引特定目标群体。脸书作为公众使用最广泛的社交媒体，特点是用户能以照片、视频等各种形式发布信息并创建发起讨论话题;YouTube、Instagram主要是提供海量视频信息。因此，使用上述社交媒体的中央银行将重点放在高质量信息上，不断发布有趣和有教育意义的内容便于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快速阅读或浏览。如萨尔瓦多等中美洲央行使用推特发布与经济增长、贸易和家庭汇款有关的权威信息，使用脸书面向学生群体发布有关经济和金融知识小型教育项目，并提供线上作业练习;美联储在脸书开通多个账号用于普及个人理财管理、识别防范金融欺诈和纸币安全特性等金融知识。

四、各国中央银行社交媒体应用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近几年来，我国人民银行也开始应用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社交媒体，但存在许多不足，如社交媒体的应用形式相对单一、发布内容较为片面、与公众在社交媒体上缺少互动等。要进一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增强对公众的影响力，人民银行应重视和完善社交媒体的应用。各国中央银行应用社交媒体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国提供有益启示。

(一)根据不同目标群体特点应用不同社交媒体

各国中央银行根据目标群体的特性使用不同社交媒体，例如面向年轻一代应用Instagram等基于短视频内容的社交媒体，以此来更好地与不同目标群体建立长期的沟通联系和信任关系。为了与公众进行更恰当、更长期的互动，人民银行也可考虑根据不同目标群体的特性来应用不同的社交媒体。

(二)对不同社交媒体实行个性化管理

从各国中央银行应用社交媒体方式的演进路径看，基本是按Mergel提出的信息单向推出、双向拉回和网状发散三个阶段递进发展，每个阶段的方式都与中央银行沟通目的、社交媒体发展特点、目标群体特点和公众参与度密切相关。人民银行在制定社交媒体管理策略时，应充分了解不同社交媒体和目标群体的特点，制定个性化的管理方式，达成不同的公众沟通目的。

(三)建立和完善社交媒体“矩阵”

目前各国中央银行应用社交媒体种类多样，同时在官方网站和各类社交媒体账号上还相互设置快速链接引导流量。目前人民银行应用的社交媒体以微博、微信为主，内容主要是单向地发布政策信息。建议借鉴其他中央银行经验，使用不同的社交媒体工具，实现多个社交媒体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共享，形成多元化的社交媒體“矩阵”。如将政务微信、微博与短视频社交媒体进行整合，相互链接其他社交媒体，对发布内容按不同形式处理，提升传播效率。

参考文献：

[1]陈强，曾润喜政府视角与公众视角：中国政务新媒体研究的议题与路向[J].情报杂志，2017，36(04)：141-145

[2]牟鹏飞媒体中的货币政策：前沿综述[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3)：152-160

[3]尚珊珊政府社交媒体使用文献评述[J].情报杂志，2016，35(01)：151-160

[4]吴潇雨浅析中央银行与公众交流沟通策略[J].金融经济，2012(16)：88-90

[5]Mergel I，Bretschneider S IA three-stage adoption process for social media use in government[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13(3)，390-400

(陈晓丽，中国人民银行湘潭市中心支行)

作者：陈晓丽

中央银行论文 篇3：

风险管理视角下中央银行制度的国际比较

摘 要：中央银行制度就是商品经济和货币信用关系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所产生的必然产物。从世界角度来看，中央银行的产生和中央银行制度的确立已经有了三百多年的历史了，自中央银行制度产生以来，其对币值的稳定，信息以及经济的调节还有金融监管与服务的金融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目前，金融已然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内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也逐渐增强，中央银行制度所产生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它是社会发展以来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一。本文基于风险管理的视角对国际上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制度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风险管理;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制度;欧洲中央银行;美联储

一、前言

在中央银行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中央银行制度存在明显差异，同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中央银行制度的差异反映着各个国家经济以及政治和文化的差异。中央銀行制度是国家经济框架的重要组成，影响着国家的经济稳定和一国的发展。中央银行的类型包括单一制中央银行制度，复合中央银行制度，跨国中央银行制度和准中央银行制度，不同的中央银行制度作用也有很大差异，这里主要讲述不同国家中央银行制度之间的比较。

当一国通过法律对一家银行或者新建立的银行给予了特殊的权利，并且国家要求其余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服从这家银行的规定，此时便产生了中央银行制度，我们把拥有特定授权并且承担着特定的责任的银行就叫做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产生于17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呼吁重新建立国际货币体系，这时是中央银行和中央银行制度的初步形成。瑞典银行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了中央银行职能的银行，这原本是个人创立的商业银行，它在1661年在欧洲开始发行银行券，两年后，政府将这家银行改为国家银行，认为这是中央银行先驱，但是它虽然成为了国家的银行，可它的大部分早期业务却还是商业性质的，瑞典直到1897年才将货币发行权收回给国家银行独自占有，而英格兰银行早在1694年便真正成立了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是现代中央银行的先例，然而早期的中央银行都是由商业银行逐渐演变过来的，之所以可以逐渐演变为中央银行是因为它们具有较强的资本实力以及较好的银行信誉而且和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一定的阶段之后他们才脱离了商业银行的职能，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早期中央银行在金融业的管理与控制上是不完全的，对货币信用的调节也存在很大的局限，仅仅随着经济的法规来完善和授权，它的控制能力才渐渐形成。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应增加对风险的预防意识，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采用合理且科学的分析办法对风险进行识别，并对基层央行实施风险防范。

二、风险管理视角下中央银行制度的国际比较

1.中国中央银行制度

我国的中央银行20世纪才开始出现，并且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与发展。中央银行拥有发行钞票，代理国库和金融管理的特殊权利，同时也经营一般商业银行的存贷款的业务。其主要职能是：(1)发行纸币，为财政筹集经费，支持战争的开支需要。(2)代理国库券，收缴战争财产，补充财政支出。(3)开展一般的银行业务，为以后的金融业发展打下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发行的银行和政府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央银行，它成立以来，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银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1948年到1978年的“大一统”银行时期，此时中国人民银行既是中央银行又是商业银行，是垄断的独家银行，行使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第二个时期是1979年到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从之前的双重职能转为单一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双重职能逐渐分离。第三时期是1984年以来的制度规范化与法制化的时期。此时中央银行进一步加强了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1995年国家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就是我国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逐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的道路，它是中央银行制度建立的重要时期。中国在1983年之前一直实行的是复合中央银行制度，在1995年法律规定中央银行实行单一制中央银行制度。与同样是单一银行制度的日本与法国相比，我国分支机构数量少，更适用于我国的国家性质，有利于权利的统一。

2.美国中央银行制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期间的1944年7月，“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在美国布雷顿森林中举行，通过此次金融会议，美国货币美元得到了国际基准货币的地位。当时，金融学家凯恩斯作为英国会议代表，他带着自己制订的“凯恩斯计划”出席了此次会议，他对于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表示反对。凯恩斯所主张的是全世界的国家设立一种超越国家的中央银行体系，从该中央银行发行作为国际结算的货币——班克尔的货币。如果引用了这个制度，美国应该也可以承受外汇所带来的危机。但美国对于凯恩斯的主张，提出了应对措施“白色计划”，建立了基金而不是中央银行，同时提出了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交换成黄金的“金本位制保障”制度，成功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国发行的美元作为国际基准货币。受联邦制的影响，美国实行单一制二元中央银行制度，它与美国的国家体制相适应，符合美国政治要求和经济发展。美国于2007年爆发次债危机，商业银行开始大幅度亏损，严重的甚至出现倒闭，次债危机转化为金融危机，这使得美国经济发展变缓，世界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而美国中央银行制度非常特别，任何部门以及机构都没有权利干涉它的运作，美联储对资金以及财务有独立权，货币政策也是独立制定，对于金融风险管理具有很大的权威。同年夏天，美联储积极应对这次金融危机，下调货币贴现率，放松货币政策，以此降低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我国进行金融监管理时间较短，还不成熟，实行困难大，独立性不稳定，美国在金融危机中快速制定出的政策，是归功于美联储独立性强，不受到政府牵连。

3.欧洲中央银行制度

欧洲的中央银行最开始是欧洲货币局，因为欧盟的成立，欧洲的中央银行在1998年正式在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成立。由于欧洲各国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遭受到重创，世界地位遭遇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日本和美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货币市场以促进各国经济发展。单一货币制度能够很好地解决由于欧盟内部的不同国家因为货币利率、汇率的变动而引起的内部金融秩序混乱的问题，同时将各个国家不同价格的资源、商品以及服务整合起来，逐步的缩小差别，形成物价和利率水平的总体下降，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社会消费额增加，企业的投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最终将促进欧盟总体经济的发展。

欧洲央行成立伊始便有争议，特别是近几年来欧债危机以及欧元区经济持续低迷，欧洲央行不可避免地成为众多批评者的指责的对象。一些批评者质疑欧洲央行的货币一体化，因为，欧元区各国的经济基础、主导产业和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统一，而货币一体化仅仅是欧元区各国让渡了一部分主权和经济权利而形成的，并没有形成一种包含财政政策、税收体系等在内的整体经济系统作为货币支撑，是导致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欧洲中央银行并不是以失业率以及汇率来调控政策，而是以利率机制来控制通胀率，这使得政策在欧元区内得不到平衡。欧洲中央银行需要实行平衡的目标组合，以照顾到成员国的利益。

4.新加坡中央银行制度

新加坡没有中央银行，它的金融发展是在政府的支持和规划下得以进展，最早时期，新加坡的银行体系完全是外国银行支配的，新加坡独立之后，政府大力扶持本地银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与新加坡货币局两个法定机构共同承担着新加坡中央银行的职能。金融管理局的职能是维持经济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制定金融与货币相关政策，对金融进行风险管理。货币局通过所有的外部资产来保证新加坡货币的发行。新加坡是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下，仍然可以维持金融体系的健全和稳定，这和它中央银行制度的运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研究结论和政治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从风险管理视角出发，从中央银行制度，监管职能，独立性等方面对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其他国家不同制度的中央银行进行对比，各国中央银行差别的形成是各国国情不同所致，我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职能较弱，资产结构不够完备，独立性不足，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是不稳定的，间歇的，受到制约，经济繁荣时期独立性明显，经济萧条时期独立性减弱。中央银行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主要来自于各个国家的社会起源各不相同，同时政治以及经济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发达国家的资产主要由国内有价证券构成，而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资产的主要部分由外汇资产构成。一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在不同的时期也存在着差异，所以中央银行的业务在不断变动。

2.政治建议

对于我国中央银行体制的改革，为了提高中央银行业务的内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监管与服务成本，应坚持金融调控，金融服务与金融监管的统一。为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执行，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要进一步强化，加强对金融业务的监管以及法规的实行，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商业银行应严格贯彻落实央行制定的金融监管规定，遵守职业道德，维护金融秩序。在出台货币政策时，我国央行并没有独立的发言权，中国人民银行应该更加的开放、灵活。在风险管理方面，建立新型的监管模式，为央行的监管塑造良好的环境。总而言之，我国需要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避免地方政府的干预，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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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思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