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社区体制论文

摘要：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看，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相互作用，社会治理从来都是国家政权之下的社会治理，孤立的社会治理是不存在的。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密切相关，并不存在脱离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的城市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探讨社区体制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探讨社区体制论文 篇1：

完善我国社区矫正组织管理体制的探讨

摘要：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与推进所取得的成绩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社区矫正组织管理体制存在的刑事执法性质模糊、专业化程度较低、“双主体多层次”的体制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分配制度不利于调动社区矫正工作者的积极性等问题。建议在我国司法行政部门建立单一的、专业化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适当减少行政层次，同时建立高素质的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

关键词：社区矫正；组织管理体制；完善

社区矫正需要优化设置组织管理机构和建设专业化的工作队伍。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很好解决，许多具体的社区矫正工作项目将难于落到实处，整体运作效率难于提高，刑罚执行的多重目的难以实现。

司法部郝赤勇副部长指出：社区矫正工作法律性、专业性很强，社区服刑人员的比重占全部罪犯的比重逐年增加。这需要有一支专业化的队伍，需要有专门的指导管理机构。司法部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的成立(2010年5月)，是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体现了司法部党组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高度重视。根据这一精神，我们需要认真探讨社区矫正机构设置、队伍建设的重大问题。

一、现行组织管理体制的主要问题

在社区矫正试点期间，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者通过积极的努力，为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用社区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较低的再犯率来说明社区矫正试点的成功，理由并不充分。因为重新犯罪率需要通过比较来说明，例如用社区矫正试点阶段的重犯率与社区矫正试点之前公安机关管理社区服刑人员的重犯率进行比较。刑罚成本的降低也需要通过综合的数据来说明。如果没有一定的数据和科学的评估，用社区矫正工作的“成绩显著”来说明社区矫正组织管理体制的正确性，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另外，随着深入贯彻党中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我国对非监禁刑的适用比率会进一步提高，社区服刑人员的风险程度会有所增加。因而。对社区矫正的管理也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从现有的组织管理体制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管理机构的刑事执法性质模糊。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因此要求管理机构具有刑事执法的性质。虽然各国社区矫正管理机构的设置并非统一，但大多有从上到下的具有刑事执法性质的管理机构。美国大多数州政府下设矫正局，分管监狱与社区矫正，矫正局中的社区矫正管理部门直接管理本辖区内的社区矫正办公室(工作机构)。加拿大各省(地区)政府设立矫正局，分管监狱和社区矫正，矫正局中的社区矫正管理部门直接管理本省和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是由矫正局管理监狱和社区矫正；瑞典在国家层面设立监狱缓刑局；英国在法务部下设有监狱局和缓刑局，缓刑局直接管理全国42个地方缓刑局；日本在法务部下设有矫正局(管理监狱)和保护局(管理缓刑假释)，保护局直接管理全国8个地方更生保护委员会和50个保护观察所。都表明了监狱工作与社区矫正或社区刑罚执行工作的密切关系。在高层机构设置上把社区矫正与监狱工作放在一个部门，表明了社区矫正具有与监狱工作相同的刑罚执行的性质。各国社区矫正的基层工作机构一般都是专门的机构，并不兼管其他工作，但我国却将社区矫正放在已有七八项非刑罚执行任务的司法所之中，我们认为这样不利于体现社区矫正的执法性质。社区矫正试点之前是由公安机关管理社区服刑人员，将主体转换到司法所，势必会降低法律的强制性和刑罚的威慑功能。有人认为是否可通过立法赋予司法所的刑事执法性质，我们认为，社区矫正毕竟是司法所多项工作中的一项，因此而改变整个司法所的性质，难免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超出限度地强化执法机关也不利于民主与法治的建设。

二是不利于专业化程度的发展。工作效率的提高有待于专业化程度的提高，社区矫正管理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期待管理机构和工作人员的专职专责。发达国家的社区矫正基层工作机构有社区矫正办公室(缓刑、假释办公室)、中途住所、日报告中心等，这些机构直接承担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社区矫正办公室是监督和教育社区服刑人员的场所；中途住所是让社区服刑人员晚上在此居住、白天可在社区工作、学习，并接受监督、矫治的管理机构；日报告中心是对社区服刑人员白天监管并组织活动的场所。工作人员也是专职从事社区矫正工作。为提高工作效率，一些国家又采取了进一步细化的分工。美国有许多州将缓刑和假释的管理分开，分别设立了缓刑和假释办公室；英国设有缓刑办公室；加拿大设有假释办公室。在工作人员中也有缓刑官和假释宜之分，如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瑞典、新西兰、新加坡等；近年来，在发达国家社区矫正专业化的进程中，又出现更为细化的分工，例如在美国的缓刑宜中，又进一步划分为审前调查缓刑官、评估分类缓刑官、强化管理缓刑官、一般管理缓刑官、缓刑撤销缓刑官等。而我国在社区矫正试点之前，公安派出所没有专职负责社区服刑人员的干警，一般是由派出所民警捎带管理此项工作。社区矫正试点期间，司法所大多也不能保证一名工作人员的专职化，不仅不能保证全部时间投入，且人员变动频繁，影响工作的连续性。一些省市刑罚执行的具体工作被层层“转包”，实际承担任务的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和稳定性更令人担忧。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已有八年时间，但在发达省市的司法所建设仍然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为司法所工作力量不足，职责任务繁重，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和效果；队伍不稳定，由于管理体制的因素，在没有垂直管理的县(市、区)司法所人员流动频繁；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队伍数量少、报酬低、职责定位难；工作人员法律知识、专业水平、业务技能还有待提高。

三是“双主体多层次”的行政管理体制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在2009年“两院两部”的《意见)中仍然保留了公安、司法行政部门共同管理社区矫正的格局。并指出：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管理。“双主体”是指政府的两个行政部门同时参与社区矫正管理，“多层次”是指在各级包括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司法局)也要设置社区矫正的管理机构。实践表明：“双主体”管理容易造成职责不清、工作扯皮、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多层次的行政管理意味着乡镇、街道司法所和派出所的专管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对上级业务部门负责，而且要对同级行政领导負责；县级司法局和公安局的社区矫正管理部门也同样不仅要对上级业务部门负责，而且要对同级行政部门领导负责。这样势必会增加有关文书、请示报告走程序的时间，影响王作的效率。而且，司法所长和县司法局分管局长并非完全熟悉社区矫正业务，有可能影响决策的正确和效率。根据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需要改变“双主体多层次”的行政管理模式。实践表明，就像我国监狱工作归监狱局单独管理一样，社区矫正

也完全可以由一个执法部门单独管理，这样责权利明确，而且在发达国家中，对社区矫正的管理一般都是单独的部门而不是多部门管理，另外，社区矫正的行政管理并不是在每个行政区划都设置相应的管理机构，如美国的许多城市和县政府都没有社区矫正的行政管理机构，而是在州矫正局以下直接设置垂直领导的工作实体，如社区矫正办公室(缓刑、假释办公室)、社区矫正中心或中途住所。其指导思想是不需要设立行政管理机构的尽可能不设立，以便提高工作效率。与此相适应，许多国家的社区矫正基层工作站的管辖范围与行政区划的范围并非完全对应。因为在许多国家除了行政区的划分外，还有司法执法管辖区的划分，如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瑞典、新西兰等。韩国目前虽然没有司法管辖区的划分，但是他们全国共有44个保护观察办公室管理着68个市、136个郡(相当于我国的县)的社区服刑人员，实际上也打破了按行政区划管理的界限。根据《意见》的要求，应确保每个司法所有专职人员从事社区矫正工作。但两元多层的行政管理体制仍然难以避免因司法所、派出所的中心工作抽调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千非专业的工作。

四是分配制度不利于调动社区矫正工作者的积极性。社区矫正是一项融监管、矫治、帮扶为一体的刑事执法活动，不仅需要工作人员以较强的专业性，而且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因此，需要给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以适当的定位和相应的劳动报酬。从发达国家的现状来看，工作人员均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主要表现为将社区矫正专职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系列，有较高的准人标准和条件，一些国家还要求具有一定的社区矫正工作经验。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社区矫正工作者一般有较好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以确保工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但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的一线工作者队伍中，虽然从事基本相同的工作，派出所与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待遇有所不同，司法所工作人员中又有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之分，为解决编制不足的问题，司法所和政府部门又通过签订合同和临时聘任的形式，招募社区矫正工作者、协管员、社会工作者等参与管理，虽然工作內容相近，但劳动报酬差距较大，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把这项工作作为寻找新的工作的跳板和平台。在监狱劳教部门借调的干警一般采取轮换的形式，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他们在原单位的提拔和晋升，不利于其工作的稳定性。

二、对现行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方案

根据以上存在的问题，为有利于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深化，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工作效率的提高，试提出我国社区矫正试行阶段的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方案。

(一)社区矫正组织管理体制的单一化

通过进一步的试点和试行，将社区矫正的组织管理体制由双部门改为单部门，即像在1983年监狱管理工作由公安部门整建制全部移交给司法行政部门一样，社区的刑罚执行工作全部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来承担。这样有利于责权分明、相互制约、提高效率，公安派出所可集中力量做好社会治安、打击犯罪的多项任务。

(二)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立专业化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

1　在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层面设立与监狱管理相结合的专门的刑罚执行机构

在国家司法部下设刑事执行总局(副部级)，刑事执行总局下设监狱管理局和社区矫正管理局。因为两项工作都属于刑事执行工作，虽然场所不一，但都承担着对罪犯实施惩罚与改造的任务。这样的设置有利于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提高效率，这也是许多国家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从目前来看，监狱管理局的任务比较繁重，但是随着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进一步落实，非监禁刑适用比例会逐步扩大，社区矫正管理局的业务范围也会进一步扩大。如果目前这样的调整有一定难度，可先在司法部下设社区矫正管理局，在条件成熟时将两局合并为刑事执行总局，统一管理。与此相对应，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设置刑事执行局(副厅局级)，下设监狱管理局和社区矫正管理局。

2　省级以下社区矫正管理机构的设置

根据对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实践的观察和研究，在我国县(县级市、县级区)一级的司法局完全没有必要设立社区矫正科，而直接设立社区矫正工作站这样的工作实体机构(有学者认为可成立执法大队)，工作站直接承担对全县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工作，同时也承担一部分行政管理的职能。工作站不需对县司法局负责。而需要对上级社区矫正管理机构负责。乡镇、街道司法所不再承担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强调和要求每个司法所都要有专人管理社区矫正，但也存在着因乡镇、街道社区服刑人员较少而不能保证工作人员专职的问题，如有的乡镇街道只有10个或20个社区服刑人员，但在试点中一般要求每个社区矫正工作者管理50个社区服刑人员的工作量，那么，该所的专职工作人员会因工作量不足而要求承担司法所的其他任务。而如果按照工作站的形式进行管理，每个工作人员的工作量是根据管理人数而非街道、乡镇进行调配。这样能保证工作人员的专业化运作。工作站的工作人员是专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矫正官，承担对全县(县级市、区)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由于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的对象在整个刑事判决裁定中的比例还比较低，每一个乡镇、街道社区服刑人员的数量不平衡。因此，每个社区矫正官管理的服刑人员可不受乡镇、街道行政区划的限制，例如根据工作量的要求，一个社区矫正官可以管辖两三个或更多的乡镇街道的社区服刑人员。当然，一个区、县设立一个工作站还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工作站，也可根据情况因地、因人而异。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工作站可以分站的形式设立。另外，在区、县一级可酌情设立中途之家、日报告中心，作为对社区服刑人员管理的多样化形式。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以下，县(县级市、区、乡镇、街道)级以上是否设立社区矫正的行政管理机构?我们认为，鉴于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方面的差异，可不必一刀切。但应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尽可能减少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例如在北京、上海、天津市的各区(县)司法局可不必设立社区矫正科，在区(县)一级直接设立社区矫正工作站，工作站直接对市司法局社区矫正管理机关负责，但对于省、自治区而言，因为大多采取市(地级市)管县的形式，一般可在市司法局设立社区矫正的行政管理机构，管理各县(县级市)社区矫正工作站的工作。

(三)建立高素质的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

现有的司法所工作人员，主要是适应人民调解等工作而配置，与承担社区刑罚执行工作的要求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此，在社区矫正试点阶段，简单地将现有司法所工作人员中安排一人分管社区矫正工作，并不是一种最佳的选择。而且，在试点实践中，从总体而言，由于司法所工作人员的缺位或专业背景的不对称(当然并不排除少数能胜任者)，不得不抽调监狱劳教干警、招聘社会工作者和社区矫正工作者来补充这种缺位，尽管如此，仍然尚未构建一支专业化的、稳定

的社区刑罚执行工作者队伍。随着我国社区矫正范围的扩大和深入，现有的队伍结构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建议重新组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

从我国国情出发，设立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准入标准。这种标准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面对现实，从现有的社区矫正试点中的优秀工作人员中招聘，我国社区矫正从2003年试点到现在已有8年，在实践中涌现出一批热爱此项工作，有较强能力的工作人员。包括司法所、公安派出所分管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从监狱、劳教、公安系统抽调的干警，能胜任社区矫正管理工作的社会工作者和其他被招聘的人员。由于他们已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可适当降低学历要求，通过必要的考试和选拔，纳入社区矫正类公务员队伍。第二类是在今后的招聘中，可参照公安、监狱系统招聘公务员的标准，在社会上公开招聘。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要求具有本科学历。并且具有刑事执法、犯罪学、社会学、社会工作、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教育背景，同时要求具有一至两年的在该领域的实际工作经验。这些可作为我们的参考。

由于社区矫正工作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因此，社区矫正类公务员的待遇应略高于普通公务员的待遇。不仅如此，在美国，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待遇一般高于监狱监管警察和一般的公安人员，主要因为他们在社区工作的复杂性加上风险的不确定性。

在保证社区矫正执法队伍的专业化和稳定性的前提下，各地如有条件，可充分调动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矫正的积极性，也可适当招聘一定的辅助人员。但笔者认为，对社会工作者需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他们不是社区矫正官和执法人员，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是社区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在服务社区服刑人员时，主要是承担“助人自助”的职责，不必承担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工作。

(四)司法所不再承担社区矫正的管理

司法所不再承担社区矫正的管理并不是因为司法所的工作不重要，恰恰相反，用社区矫正工作站替代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管理有利于加强司法所的建设。这不妨让我们回顾一下：将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由公安机关转交司法行政机关，并不是因为公安机关不能管，恰恰相反，公安派出所管理比司法所管理具有更多的优势。例如公安派出所能更多地利用社区的资源，他们在社区有更多的影响力和法律的强制力。有人认为公安派出所任务繁重，管理社区服刑人员力不从心，而笔者认为这倒不是主要的原因：既然司法所可以增加人员，那么如果派出所也增加一名干警专管社区矫正，那么力不从心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更加重要的原因在于：将社区刑罚执行的工作主体由公安机关转入司法行政机关是为了将这一工作纳入专门的刑罚执行系列，进行专业化的管理，而司法所的管理同样存在着一个非专业化的问题，况且司法所自身有着多项的繁重任务。201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将正式实施，及时化解纠纷，防止矛盾激化的任务对司法所来说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司法所难以有足够的精力抓好执法性、专业性很强的社区矫正工作。8年的试点经验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将社区矫正转入专门的机构，有利于司法所更好地抓好本职工作。

有人认为，重建机构不如利用现有资源(司法所)，否則会增加刑罚成本。’笔者却认为，重建机构将有利于降低刑罚成本。道理很简单：我国开展社区矫正的目的之一是降低刑罚成本。即通过扩大缓刑和假释的形式，降低监狱监禁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降低重犯率)。在财政预算时，如果将监狱管理与社区矫正管理归入同类计算，则很容易看到社区矫正是降低还是增加了刑罚成本。例如，用每年全部监狱管理的费用的总和除以监狱犯人总数，可以算出每个犯人每年所需的花费。同样道理，将每年社区矫正经费的总数除以社区服刑人员的总数，则可以算出每个社区服刑人员每年所需的花费。如果有专门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和工作人员，比较容易计算出社区矫正的成本，有利于有针对性地提高工作效率。如果将社区矫正融人司法所的工作，则难以计算社区刑罚的成本，难以检查工作效率。

综上所述，在我国社区矫正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冷静地看到在组织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据党中央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的精神以及“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认真总结、科学论证，及时做出改进和完善的方案，推动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江苏省司法厅，建立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思考[A]，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等编。全国社区矫正理论研讨会交流材料[C]，2010，165，

[2]郭健。韩国的社区矫正及组织管理体制[J)，，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比较研究[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3]但未丽，社区矫正：立论基础与制度构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29i。

(责任编辑 连春亮)

作者：刘强

探讨社区体制论文 篇2：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反思与探索

摘要：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看，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相互作用，社会治理从来都是国家政权之下的社会治理，孤立的社会治理是不存在的。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密切相关，并不存在脱离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的城市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质是共治之下的自治，只有处理好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城市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

完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夯实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基础;

二是加强政府、市场与社区、民众之间的合作;

三是自上而下的放权与自下而上的监督相结合。

19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成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问题逐渐成为民众关注的热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了社会治理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中共十九大报告也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城市社区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是新时代背景下对国家和社会关系变迁、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所做出的理论回应。

对于城市社区治理，目前我们已经有了基本的经验，形成了几种基本的社区治理模式。同时，也发现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诸如居委会行政化、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较差、参与主体单一、基层社区权责失衡、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善、社区公共空间建构不到位、社区认同缺失等一系列问题。

基于城市社区治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困境，本文尝试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城市社区治理的理念、价值及其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为城市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提出新的思路和策略，以推动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

一、城市治理的理念和价值反思

治理概念源于西方社会，和管理概念相比，治理更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强调民众作为权利主体的重要地位、多元主体共治和民主协商。但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等与我国存在很大差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性质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传统上，西方学者一般主张，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四种理想类型，即“强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弱国家-弱社会”。由于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国家在治理实践中多主张“宪制”下的“弱国家-强社会”模式，“小政府、大社会”成为这种治国理念的简要表达。在操作层面上，西方社会治理要比“小政府、大社会”理念复杂很多，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其社会治理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新公共管理革命”为旗帜的社会治理改革极大扩大了国家、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日益表现出“强国家-强社会”模式的特点。“政府-法定机制”是西方国家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其主要特征在于：一是底線理论，即对公民的行为规范有非常严密的法律规定，不逾越法律规范的规定是公民行为的底线;二是注重监管，即在注重制定疏而不漏的法律规范的同时，注重法律实施的效果，由专门的机构负责法律实施的监管;三是注重运用经济惩罚的手段保障法定机制的实施;四是注重新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为“政府-法定机制”的实施搭建新技术平台[3]。 所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理论上的“多元主体、民主协商、广泛参与”那么简单，其背后严密的“政府-法定机制”是其实现成功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质言之，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是社会基层治理的前提，没有有效的国家、政府能力，社会治理、基层社区治理一定会归于无效，更无从谈论体制机制的创新。正如美国学者乔尔·米格代尔所指出的，“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都是有限度的，二者对抗的结果只能是零和博弈，打破这种对立的思维模式，转向历史的、过程导向的研究路径才是可取的[4]。

从历史上来看，我国的国家治理向来强调国家与社会的融合，主张国家、社会的相互嵌入，提倡“社会中的国家与国家中的社会”，并没有出现西方社会曾经存在过的“国家中心论”或“社会中心论”的非此即彼的极端对立状况。在探讨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我们需要考量中国语境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在国家、政府、社会和谐关系建构视野下去思考城市社区治理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为了自治而自治。

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和语境下，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治国理政。从三者的治理外延看，又存在交叉重叠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具有包含关系，国家治理是总体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分支范畴和子领域;另一方面，三者之间又存在着交集，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存在纵向和横向的交叉关系，三者在治理主体、所涉及的社会关系和内容方面存在诸多区别，其中社会治理所涉及的治理主体、社会关系相比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更为广泛和复杂[5]。理解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性思考城市社区治理的价值取向、发展目标和效能，避免对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问题的误读和误判，从而进行有效的体制机制创新。

从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视角来看，我国大力倡导创新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机制的目的是，在国家与社会适度分离情况下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社区治理目标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目标是完全一致的。社区治理的基本功能是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本质上是要建构政府（国家）、个人（社会）和市场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即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架构。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过度夸大城市社区治理的作用，忽视城市社区治理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间的关系。

有人认为，在西方的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民众拥有自由的民主权利，他们关注社区事务，对城市社区治理的参与积极性高;而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组织（居委会）在实际运行中承担了大量地方政府——街道——指派的行政性任务和工作，民众缺少自己真正的社会自治组织，社区居民真实的社区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社区自治空间有限。

考察西方社会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可以发现，这种看法基本属于对西方社会治理和城市社区治理的误读。西方社区居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监督、自我实现的基础是政府对社区慷慨的财政支持，是国家法律、法规对社区治理事项无巨细的规定。居民参与城市社区公共事务的热情归根结底源于对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的关注，这种热情又和国家、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密不可分。比如，在美国东部城市波士顿，几乎每个社区都建有现代化的公共图书馆，社区内各个单位如学校、消防队、动物园等基本都能够实现社区资源的共享，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很强，经常通过学校的家长委员会、社区的社工机构等社会组织探讨涉及社区成员利益的“民事、民议和民决”。公立学校校车接送孩子的时间、社区孩子语言差异等问题，都会在由家长和校方组成的议事会上民主解决，而且定期再次开会，由校方就这些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向家长委员会、家长做出汇报和解释。社区自治是法治之下的社区自治。正是因为有完备的法律、法规，有良好的社会福利，社区才会有公共空间，居民才会有社区认同感。

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确存在政府治理和社区治理的越位、错位问题，但历史地来看，这种错位源于我国社会转型期特殊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当社会治理没有可资利用的资源时，城市社区获取资源的途径就只能是国家和政府。再者，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较为缓慢，致使在我国的社会治理中国家和政府主导成为必然。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本身并无不妥。在发达国家的社区治理实践中，政府的公共权力也自始至终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区治理只有在国家公共权力、政府行政权力基础上，才能得到顺利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说，社区治理的过度行政化问题是我国社会治理和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其二，过度强调城市社区治理的普遍规律，试图一劳永逸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解决所有问题。

就城市社区治理而言，是不是存在一种普遍的模式、规律性的社区治理经验，仍存争议。社区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具有社会互动关系、有共同文化维系的社会群体;二是这些群体活动的地域空间。社区的核心内涵是地域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的交融。城市社区的特点表现在人口集中，异质性强;经济和其他活动频繁;具有各种复杂的制度、信仰、语言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具有结构复杂的各种群体和组织;家庭的规模和职能缩小，血缘关系淡化，人际关系较松散等。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区为例，中国的城市社区是行政化社区，首先是行政化的大区，然后是区政府之下的街道，最终是街道下辖的若干社区。行政化的大区中既包括传统的街坊社区，又包括单位型社区、混合型社区、新兴商品房住宅社区和以“城中村”“移民村”为代表的过渡型边缘社区。这些不同类型的社区，其内部成员的互动关系各有特点。面对丰富多彩的自然社区，笼统地谈论城市社区治理的原则、模式，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实际上，我们从不同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很难找到普遍性的模式或规律。我们所能做的，是在不同类型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去发现共性，同时更要关注个性，以有针对性地解决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问题。

其三，过度重视城市社区治理的“面子”工程，热衷于“打造”城市社区治理亮点，忽视社区治理原本的价值取向。

在不同的城市社区治理中，我们总是能够发现众多“模式”。在打造这些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过程中，政府往往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亮点打造的动力源自垂直行政关系，其中的社会主体、市场主体不过是亮点打造过程中的工具。例如，某些街道运用自己的财政资金重点打造所辖社区中的一个或两个亮点，目的在于响应国家、政府的号召，参加全国城市社区治理大赛，其获得荣誉可以为基层政府官员带来较具诱惑性的升迁机会。这样一来，往往是某个社区非常有特色，可作为外来参观的样板;但所辖的其他社区则因财政资金紧张，不能满足社区居民基本的公共产品需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城市社区治理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偏差。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目前我国基层治理中存在三个困境，即价值困境、主体困境和效率困境。其中，价值困境表现为既有权力结构体系下的被动式治理问题。现有的压力型体制之下，自上而下的任务分解和考核挤压了基层政府本应履行的社会责任，基层政府不得不将大量精力和资源用来应对上级下派的各种事务和发展地方经济之中[6]。实际上，这三种困境首尾相连，互为因果。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错位，必然导致主体的缺位和治理效率的缺失。处于行政化链条中的街道、社区（居委会）之所以面朝上级政府，在于社区治理的动力来自上一级政府而非社区居民群众。尽管我国宪法规定，居委会主任通过社区居民的民主选举产生，但如果居委会缺乏对资源的控制权，居委会主任就不得不把自己的面孔转向上级政府。城市社区治理的价值取向如果出现偏离，城市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的空间就会比较狹小和有限。有学者已在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中洞察到“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卷化危机”[7]。内卷化，即一个系统、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其向外的创新空间逐渐被压缩，从而转向内部复杂化和精细化，体制机制难以创新，停滞不前，结果导致该体系活力不足，发展缓慢或没有发展。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内卷化则表现为：外部强大的行政力量影响着社会服务的供给，干扰其专业性和供给秩序，进而导致组织内部构架和人员结构受到基层政治权力的渗透和割据，基层社会服务偏离本质目标[7]。城市社区治理内卷化危机的根源是城市社区外部强大的行政环境制度，没有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社会治理创新只能是空洞的口号。

三、完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与建议

完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夯实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基础

当前，城市社区居民的异质性较强，需求各不相同。在各种社会需求中寻找最大公约数，让社区居民的行为受到最基本的规范，并在此基础上行使社区自治权利，是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比如，商住小区的居民因为物业费、水电费、停车费、电梯广告费收益等和物业公司矛盾重重，经常抱怨，如得不到及时解决，往往会转化为激烈冲突。因为无法可依，居民就很难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可参考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构建“政府-法定机制”的新技术平台，激励居民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社区自治权利。

2.加强政府、市场与社区、民众之间的合作

如前所述，社区不仅仅是物理空间，是居民的居住场所，更是社会空间和精神公共空间。异质化的社会群体能否形成内聚力，形成利益相关、休戚与共的精神共同体，是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关键。

没有社区主体积极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不可能形成公共空间和社区认同。如何整合社区资源，我们已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应创造社区居民接触机会，没有接触就没有矛盾冲突，同时也就没有对社区的情感认同。同时，应通过政府搭建社区共建共享平台，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动员社区内的单位、企业和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的治理。比如，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项目参与社区的治理，向社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社区服务。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以合同的形式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建立起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并将社会组织带入基层社区治理场域[8]。这种方式充分体现出国家与社会在社区治理中的和谐共生关系，也体现出国家治理和社区治理的中国特色。从社区居民层面，可以动员居民参与社区的志愿服务。例如，连云港市某社区在实践中摸索出社区居民志愿者积分制度，居民的志愿活动，包括为中小学生辅导作业、心理咨询、义诊等社会服务，都可根据服务时间进行积分，积分可以兑换一些生活日用品。从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层面，则可以组织企业进社区进行义卖、义诊活动，甚至可以运用互联网+技术，搭建社区微商平台，招商引资，惠及社区居民。例如，北京市的某些社区已经开始了互联网+新技术微商平台的实践，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上海市某社区的“三社联动”同样是创造公共空间、实现社区认同的成功案例。

3.自上而下的放权与自下而上的监督相结合

在基层城市社区的治理中，理想的状态是街—居（区）—居民链条中三方双向的互动和监督。一方面，基层政府应充分发挥社区治理的主导作用，向社区赋权，下放权力给社区，通过资金扶持、制度激励增加居委会或者社区的权能;另一方面，居委会应动员社区民众参与社区治理，就社区的公共事务、公共服务供给等进行民议、民决，以充分体现社区居民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有了权力，作为法定基层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就可以自己解决社区资金建设问题，解决招商引资、社区与企业合作等诸多基层事务，实现治理意义上的多元主体的合作与治理，即前文所述的“赋权增能模式”。然而自上而下的放权必须辅之以自下而上的监督，否则基层治理中的腐败现象就会难以避免。居委会（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组织目标是实现居民（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方针。政府在向社区赋权的同时，应关注权力的运行与监督，应有相关的制度能够让基层权力受到约束，避免居委会主任“一言堂”，避免基层权力在真空中运行。

四、结语

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一方面源于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呼唤，另一方面也是国家、政府主导与推动的结果。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治理已经在社区建设的实践中充分展开，并暴露出诸如社区居委会工作过度行政化、基层社区权力缺乏监督、民众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下，城市社区治理中出现问题是一种必然，就像有接触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一样，任何改革都要付出代价，关键是我们如何去分析、以何种视角去看待这些问题。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看，城市社区治理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密切相关，唯有在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的框架内，才能实现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应强化民众监督，通过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政社互嵌，更好地体现城市社区治理的价值，实现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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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辨析[J].社会学评论，2014（7）：12.

[6] 吴兴智.破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三个困境[N].学习时报，2016-02-22（05）.

[7] 易臻真.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卷化危机及其化解：以上海市J街道基层治理实践为例[J].人口与社会，2016（1）：22.

[8] 王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运作逻辑[J].云南社会科学，2020（3）：52.

作者：扈红英

探讨社区体制论文 篇3：

美国社区学院管理体制研究

摘 要 美国社区学院外部管理体制可分为州政府管理和大学管理两种模式，二者在经费筹集、人事任免、发展规划以及学院与外部的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在内部管理体制上，美国社区学院大多采用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在这一体制基础上，各社区学院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采用职能分工式或事业部式管理体制。在社区学院的运行过程中，各级政府、学院董事会及当地社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管理模式。

关键词 管理体制；美国；社区学院；权利主体

美国社区学院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数量众多、形态各异的高等教育机构类别。截至2011年4月，全美共有社区学院1167所，其中公立社区学院993所，私立社区学院143所，族群学院31所，全美社区学院学生数约为1200万，约占美国大学生总数的50%[1]。这些大小不一、性质各异、名称不同的社区学院在组织机构和管理模式上也存在很大差别，不存在统一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尽管如此，从特定维度对美国社区学院管理体制进行大致划分仍然是可能的，而这种划分有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美国社区学院的运行机制，从而为我国发展社区学院提供经验借鉴。

一、美国社区学院外部管理体制

从外部管理体制上看，可依据社区学院管理主体将其分为州政府管理的社区学院和大学管理的社区学院，二者在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上存在很大差异。在州政府管理的社区学院外部管理体制中，社区学院受由州政府任命的社区学院管理委员会、董事会或其他机构管理。1965年由布洛克尔等开展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统一管理社区学院的各州中，有6个州的社区学院由州教育厅管理，20个州的社区学院由州教育委员会管理，另有6个州的社区学院由州初级学院委员会统一领导[2]。

社区学院管理委员会、董事会或其他州管理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对经费、人事（主要是社区学院的院长或副院长等高层管理人事）等重大事项进行集中决策和管理。但由于管理体制的差异，不同的州政府在社区学院管理中发挥的实际作用也不尽相同，如有的州社区学院管理委员会在经费预算、人事任免、发展规划等方面对社区学院有着很强的规约作用，也有部分州的管理委员会对所辖区域内社区学院仅扮演咨询和顾问的角色，对社区学院的影响并不大。州管社区学院的管理体制有其独特的优势，对政府而言，该模式有利于在辖区内制定统一的教育政策和规划，能有效地对各社区学院施加影响；对社区学院而言，该模式能确保与州政府的直接沟通与联系，便于获得各种资源，以促进自身的发展。但州管社区学院存在的缺陷也不容忽视。首先，州政府统一管理社区学院可能导致区域内社区学院的趋同化，从而与社区学院灵活的办学特点和差异化的办学目标相冲突。其次，州政府通过相关机构直接管理社区学院，不利于社区学院根据所在区域的实际需求确定办学方向和目标，有悖于社区学院服务地方、讲求实用等基本原则。

在管理体制上，大学管理的社区学院与州管社区学院存在显著差异。大学管理社区学院的管理体制是在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上将社区学院纳入大学的体系中，社区学院成为大学的组成部分。在此体制下，大学校长在大学董事会（University Boards of Regents）的授权下，通过分管社区学院工作的副校长或其他行政人员对社区学院进行直接领导。社区学院院长对大学领导层而不是社区学院董事会负责[3]。

大学管理体制将社区学院有机地融入整个大学体制之中，有利于社区学院与大学之间建立亲密的合作关系，尤其有利于社区学院开展转学教育；大学与社区学院的融合有利于在两种机构间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显然更有利于社区学院的发展。但同时，该管理体制也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如融入大学的社区学院将面临丧失自身优势和特色的危险。

二、美国社区学院内部管理体制

从内部管理体制看，尽管美国各州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基本都采用同一种模式，即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其实质为“二级管理模式”，即董事会负责重大决策，院长负责将其付诸实践。具体而言，由社区选举产生的或由政府任命的社区学院董事会或相关机构享有最高权力，对关乎社区学院发展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如院长遴选、发展规划、经费筹措等。董事会授权社区学院院长代为管理各项日常事务，如教师聘任、教学安排、学生工作、社区服务等。由于不同社区学院的规模、文化传统等具体情况各有不同，其内部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也不完全相同。尤其是规模因素，对社区学院采用何种管理方式影响很大。规模较小的社区学院采用相对简单的职能分工制，院长设立文理教育主任、技术教育主任、职业教育主任和继续教育主任等岗位，分别管理文理教育、技术教育、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而规模较大的社区学院则往往采用类似大学的管理体制[4]。

美国社区学院管理体制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复杂性，这是由美国社区学院庞大的规模决定的。其二，外部相关力量在社区学院的管理实践中具有重大影响。最后，地方政府在社区学院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也体现出美国社区学院的“地方性”。

三、美国社区学院的权利主体

造成美国社区学院管理体制千差万别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协调与划分，因此，进一步探讨社区学院管理体制必然要涉及到其内部的权利主体。各权利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社区学院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具体来说，构成社区学院内、外部环境的关键性主体说明包括如下方面：

（一）政府

在美国现有政治体制下，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在不同事务管理方面享有不同的权限，因而管理的方式及所起的影响和作用也各不相同。

根据美国宪法的相关条款，教育属各州自行管理的事务，因而联邦政府一般不直接参与管理各州教育事务，但联邦政府对各州教育也并非毫无影响。联邦政府对社区学院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立法、资助等形式实现的。“很显然，联邦政府的作用对社区学院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具体而言，联邦政府对社区学院的影响主要通过四种方式实现，即科研经费、税收政策、学生资助以及授权。”[5] 例如，二战结束之际，为解决大批退伍军人的安置问题，美国政府于1944年颁布《军人权利法案》，对进入各级学校进修的军人进行资助，鼓励包括社区学院在内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接纳退伍军人。这一法案的颁布实施大大促进了美国社区学院的发展。为促进职业教育发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1963年，联邦政府颁布《职业教育法案》，动用联邦资金对开展职业教育的机构进行资助，此时已将职业教育作为自身主要职能的社区学院也因此获得了大量联邦资金的支持。此后，联邦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涉及社区学院的法令，对社区学院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此外，联邦政府颁发的其他方面的法令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区学院产生了影响，如美国人文科学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就曾发起了几项涉及社区学院的研究项目，对社区学院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与四年制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相比，社区学院获得外界资助的途径相当有限，而联邦政府的资助是其中较为稳定的一种来源和途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相对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而言，社区学院对联邦政府的依赖性更大。

如果说美国联邦政府对社区学院的影响是通过全国性的法令、经费资助等有限的几种方式加以间接实施的话，那么，州政府对社区学院的管理与影响则显得既广泛又直接。在教育政策上，美国实行的是地方管理体制，即由各州自行管理本州各项教育事务。因此，州政府的教育政策对于社区学院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各州兴起了制定包括发展社区学院在内的教育规划热潮，全美有一半以上的州制定了相关文件法令，以建立全州范围的社区学院系统，以至60年代中期出现了平均每年新增社区学院50所的发展高峰。州政府对社区学院的管理主要通过州教育委员会、教育厅或高等教育委员会来实现。这些机构在教育经费预算、分配、教师薪水级别乃至社区学院的筹建与革废等方面行使权力。高等教育系统庞大、社区学院数量较多的州通常在州教育委员会之下设立社区学院教育委员会，专门就本州社区学院的发展事宜进行决策和咨询。此外，社区对辖区内社区学院的发展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社区学院的基本特征，区域性、实用性决定了社区学院必须与所在社区保持密切联系。首先，学院的决策机构——董事会的成员大多从本社区选举产生。其次，为使专业设置与课程结构更加贴近社区实际需要，由社区政府代表和其他各界人士组成的社区学院顾问委员会在学院和社区之间起着桥梁中介作用。最后，社区政府在物资、人员等方面给予了社区学院大力支持。

当然，由于政府职能的划分，联邦政府、州政府及社区政府在社区学院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随着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联邦政府逐渐加大了对教育的调控力度，三级政府在社区学院发展中的责任和义务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社区学院的经费来源构成中得到反映，见表1。

（二）董事会

设立董事会是美国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通例，社区学院自然也不例外。美国社区学院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经州教育委员会或其他机构批准设立社区学院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一般由本社区民众选举产生，其身份较为广泛，有学院院长或其他职员、政府官员、律师、商界人士、牧师、医生等。董事会承担着与外界联系的重任，因此其成员的广泛性对于社区学院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社区学院董事会成员一般10人左右，如果成员数量较多，通常在董事会内设立若干专业委员会，专门处理相关事务。

从社区学院的外部关系上看，董事会实际上扮演了沟通社区学院与政府、社区、校友、企业等之间关系的角色，同时承担着向外界寻求包括经费在内的各种资源的重任。首先，董事会要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董事会是连接社区学院与当地政府的桥梁。政府对社区学院的管理是通过间接方式实现的，即运用法律、经费等手段，而董事会的主要责任就是在已有的法律框架内，通过制定社区学院发展规划和各种规章制度，敦促院长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其次，董事会应处理好与所在社区的关系。社区是社区学院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二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董事会应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与社区的联系，一方面，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董事会工作会议，邀请社区代表参加，认真听取社区代表对学院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尽可能多地吸纳社区代表进入董事会。

从社区学院内部看，董事会是社区学院的最高权力机关和决策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确定学院的性质、任务及发展规划；任免学院院长，并对院长的工作进行评价；筹集办学经费；沟通学院与外部的关系，为学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等。美国社区学院一般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即董事会通过制定规划、人事任免、经费拨付、工作评价等方式对学院进行宏观决策和管理，院长受董事会委托对学院具体的经常性活动进行管理。

（三）社区

美国学者唐·倍根（Don Bagin）等在论述学校与社区关系时认为，在民主社会，学校作为一个公众资助机构，必然要与社区之间发展合理的、建设性的关系。这是由学校的公众性及其运作的法定框架决定的，而民众的观点在教育政策与惯例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7]。作为区域性高等教育机构，社区学院的基本特点是社区性，即立足社区，依靠社区，为社区服务，因此，社区对于社区学院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社区对社区学院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社区居民的教育需求影响甚至决定了社区学院的专业设置与课程结构，董事会中的社区居民代表直接行使社区学院重大事项的决策权，等等。社区与社区学院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前者对于后者作用方式的多样性。“社区应该参与学校培养和教育学生的任务，参与与社区紧密相关的各种重大决策和改革，参与学校的发展规划，把学校发展和社区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参与协助学校解决各种问题。”[8] 社区通过人员参与、物资供应、选择入学、雇佣毕业生等方式对社区学院施加影响，从而引导后者真正成为立足社区、服务社区的高等教育机构。

美国社区学院的各个主要权利主体在社区学院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政府部门主要在政策与经费两方面为社区学院的发展提供支持和服务。董事会则充分运用成员身份多样化的优势，广泛联系，为社区学院的发展争取良好的环境和充足的资源，并对学院的重大事项作出决策。社区对学校的影响则是弥散性的，通过各种方式对其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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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唐·倍根，等，著.学校与社区关系[M].周海涛，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3：13.

[8]厉以贤.社区教育原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144-145.

Study on the Administration System of Community College in the USA

XU Kui-hong, ZHANG Rong-juan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China)

Key words administration system; USA; community college; property subject

收稿日期：2012-04-25

作者简介：徐魁鸿（1976- ），男，江西铅山人，河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理论与

实践；张荣娟（1978- ），女，江西修水人，河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教育心理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学重点课题《高等教育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研究》（AIA080001），主持人：潘懋元。

作者：徐魁鸿 张荣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