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形势下，作为传播学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石，学科理论的创新改革是实现传播学学科教育转型的关键环节。目前，传播学理论教育存在着“西学东用”的在地化断裂和西方经典理论力有不逮的两大困境，需要从学科思维转型和华夏传播理论建构两方面着手，探讨高校传播学理论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国际传播学深度探究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新形势下《体育传播学》教学方法创新与思考
【摘要】通过对传播学教学方法的改革使体育新闻专业学生对传播这门学科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传播学的教学改革尤其是针对体育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讲,应该针对其自身需求,完善教学;运用“三步式”教学方法,让学生充分的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是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可行方法。
【关键词】传播学;体育传播学;“三步式”教学
New situation of the sports Communication of innovation and thinking
——Sports communication in the "three steps" to teaching practice
XIAO Mi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4, Henan)
【
【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对一定的自然或社会现象的研究和探索。任何一门新学科的诞生都是随着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当一种自然或社会现象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得复杂起来,人们认识和研究这种现象的新学科就会随之产生。人类社会存在了多种多样的传播现象,关于传播的思考也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传播现象的日趋复杂和多样,人们需要对其进行深刻认识和把握的情况下产生的,传播也不例外。在对传播学以及体育传播学的诸多研究当中,大部分理论虽然是“舶来品”,但是中国新闻传播界也在逐步加大对《传播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力度,中国人民大学的郭庆光、清华大学的李彬等都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本土传播学专家。将对“新闻”的视角扩展为“传播”的角度,从更大的范围内对新闻传播这个学科进行分析研究和实践,成为当今新闻传播界的趋势,正是因为如此,《传播学》这门理论性极强的学科日益引起众多高校包括体育类高校对传播学的重视。然而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讲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如何针对教学中的难点逐一攻破,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
1 《传播学》在教学过程中的难点
1.1 教学内容理论化
与新闻学当中的众多实践性科目不同,传播学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学科。从整体学科上来看,传播学属于边缘性学科,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诸多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种学科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对传播学一种理论的讲解,经常会应用到多种理论作为辅助。这就使得传播学本身的理论化色彩更为浓烈。作为传播学分支的体育传播学也是如此。体育传播学理论是体育传播学的核心和主干。其主要任务是研究体育传播的基本概念、对象、内涵、外延及体育传播的关系;体育传播的规律;体育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体育传播过程中传者与受者的关系;体育传播的基本途径、方法、手段和类型等问题,从而为体育传播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对传播理论的学习,是传播学以及体育传播学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中心环节。
1.2 理论模式抽象化
模式在传播学这门学科中所占的分量是相当大的。传播学当中的模式除了理论性文字表述外,还包括图形和代码。运用图形对理论模式描摹和再现,这一方法可以使复杂的理论问题形象化,但是对于体育新闻专业的本科生来讲,对图形本身的理解程度还达不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理论学习的难度,代码也是如此。传播模式研究的图形表述,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化的方法。复杂性事物经过简单化的符号化处理,变成了模式图形中一个又一个关键的节点,有时还辅以字母和代码。这种不同于语言结构的代码式的简化,完成了图形模式对传播理论更高程度的抽象。体育传播学是传播学当中的具体化,他们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传播学中理论模式的抽象化同样适用于体育传播学。
1.3 效果应用滞后化
“我学习传播学究竟有什么用?”这是笔者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听到最多的一个问题。传播学的学习内容主要包括了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问题、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人类传播的符号与意义、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人类的五种传播方式、传播制度、媒介性质和用、受众、传播效果及宏观效果研究、国际传播等内容,体育传播学主要涵盖了体育传播学的研究对像和问题、体育传播的历史与现状、体育传播的过程、体育与大众媒介、体育中的受众、效果研究等内容。可以看到无论是传播学的整个学科还是具体到体育传播学主要的授课内容集中在人类传播角度,这和具体的实践性课程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等技能型授课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同,对于传播学及体育传播学的学习成效往往是在日后工作实践的潜移默化中逐渐显现出来的,而从学生角度来看,这种效果的滞后性容易带来在学习中的惰性。
2 体育传播学教学难点的解决原则
2.1 学理与实践互动
学理与实践的互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确是我们在处理教学尤其是理论性很强的学科教学中必须要坚持的原则。传播尤其是体育传播作为一个应用性的学术研究领域,务虚和务实应当并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务虚也并不“虚”,它能在一个更加形而上的层次上对问题进行深度的剖析,能够使人们置身于显示的纠缠之外去审视客观存在和现象,从而更加深入地认识作为现象和信息的实际问题,为解决问题加入思想深度。务实应该更具专业精神的对问题进行全面、深刻的把握,在真正的“实”的基础上恰切的处理问题。
2.2 抽象模式具体化
抽象的模式在讲解中要还原为具体,这是解决问题的又一原则。教师在此过程中要认真领略理论模式本身的的解释力、预测力、组织力、启发力和可证伪力。在解释传播学的众多“复杂性理论问题”时,教师要采用全方位、多角度、跨文化的综合研究,同时把授课过程理解为“搭积木”,将手中本来抽象的几何“代码”通过语言组装成学生能够理解的具体形象,为学生构建出来一种“沙盘上的军事演习”,使传播模式的建构更加符合实际传播中的复杂情况。
2.3 理论案例实践化
首先要对传播学和体育传播学的学习效果有个客观明确的把握。我们对其效果的期待不能像吃完馒头就立即量身高一样,本身理论性学科的特点就是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慢慢渗透和运用的。但是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出发,在实践中尽量从实际的案例入手,从案例当中使学生明白理论的具体运用,比如在讲到“议程设置”时,可以引用08年奥运会媒体之前的造势以及由此带来的奥运会公众关注高潮,让学生从实际中明晰媒体在人们日常行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3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的体育新闻专业“三步式”教学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一种有关知识和学习的理论,该理论源于皮亚杰,后经布鲁纳、维果茨基等教育心理学家不断发展和完善。该理论以哲学、心理学、人类学为依据,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学生主动建构的过程,教学最重要的任务是教学生如何学习,如何从求知活动中发现规则,整理组织成属于他们自己的知识经验;“协作学习”是意义建构的关键。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教学模式的启示在于:在教学中应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学生主动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已知知识出发去发现和生成事物之间的联系,培养学生的首创精神,教师应将协作或对话过程视为教学过程的核心,组织学生形成学习共同体,通过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协作交流,帮助学生深刻认识翻译的性质、规律以及原语与目地语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也是在这种理论的启示下,笔者认为针对现在《体育传播学》的教学过程,可以从“三步走”的方式来进行教学方面的改革,具体情况如下:
3.1 第一步:引入“任务”教学
这里谈到的“任务”教学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教师根据学生实际水平设计任务,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利用信息资源主动完成任务,以实现意义建构,提高学生理论能力的相对稳定的操作性框架。在这里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3.1.1 明确学生的“中心”地位
教师要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学生充分发挥其在认识和实践中的主体作用。学生是知识建构的主体,学生的认知参与、主动思考直接影响任务的完成。离开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任何学习都是无效的。教是为学而存在、为学而服务。教师要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以学生为中心,从学生的需要和兴趣出发,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设计不同的任务,创设适当的问题情景,鼓励学生自己总结理论。
3.1.2 把握“任务”主线
“任务”教学区别于其它教学模式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强调以各种各样的任务为主线,强调采用具有明确目标的“任务”来帮助学生更主动地学习和掌握理论。所谓任务,就是一种活动,具有以意义为主,有某种交际问题需要解决,与真实世界的活动有某种联系,完成任务优先,以结果评估任务等五个特征。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可以让学生带着“任务”去观察某一段时间媒体或者社会动向并尝试总结。
3.1.3 重视问题“情景”
情景是指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学习情境对翻译知识和技巧的建构起重要作用,不同的问题情景对传播理论的理解与建构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传播学中的经典理论大都是由美国及日本学者研究而成,体育传播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在对学生进行任务布置及理论总结引导时,教师需要考虑到具体的时间和文化背景,要注意到理论本身的与时俱进,不能把当今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等同于理论创设时期的情景。
3.2 第二步:建立学习“工作室”
对于理论性学科,如果按照自上而下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教师解说多于学生表述、教师引导探究多于学生自主探究,那么,可能会形成学生学习的被动性和思维惰性。“工作室”教学就是针对传统教学中的弊端,结合体育传播学自身的实际创建出来的一种方法。在传播学当中有很多实践调研型理论,比如拉扎斯菲尔德的“既有政治倾向”指数等,都是在具体的问卷调查中得出的指数分析。“工作室”就是让学生分组,成立小的“调查机构”,这个机构便是通过数据“证实”或者“证伪”某一种经典理论,在对理论的具体证明过程当中,学生要建立一种“协作关系”,有明确的分工,数据收集、数据统计、数据分析、结论分别责任到人,教师在此过程当中以传播领域中的“程序性知识”与“情境知识”为施教核心,提供问题导向与信息处理的知识,训练学生了解情境,进而解决问题,并在仿真经验中学习自我反省。
3.3 第三步:培养“科研”意识
现在高校教学的一个重大的弊端就是“重教学,轻科研”,“科研”对于本科学生,甚至部分硕士研究生都是个在校园里经常听到、却又十分抽象的词语。很多人把大学本科教育作为基础性教育,而将科研认为是研究生以后才要去面对的问题,这其实不利于研究性大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学生对学科的钻研。在体育传播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学可以从数据收集工作开始,让学生设计、发放、收集问卷,开展小组访谈和个人深访,鼓励学生从不同的途径挖掘有价值的二手资料,完成数据分析、典型案例分析、并且概括总结,拿总结出的理论和教材上经典理论的对比,分析在理论总结过程中的优势和不足,完善自我的理论体系。这样下来一方面可以加深学生对教材中理论的理解,另一方面所做的数据可以为日后的毕业论文打下基础,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
4 结论
传播学专业尤其是体育传播学的本科教育本身具有了一定的挑战,在教学过程中的创新和实践也只是在不断前进过程中的一次摸索,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的实际问题,学生在完成“任务”及组建“工作室”中的积极性调动问题,相关的硬件设施的不完备,没有专门的实验室等等,不过我们相信通过课堂教学形式的创新、增加科研实践的比例,加强学生职业适应性和竞争力,“摸着石头过河”,及时进行经验教训总结,就可以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学习与应用互相促进、理论与实践互相整合、专业知识与能力相互融合,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相互一致。
参考文献
〔1〕王大中,杜志红,陈鹏主编.体育传播——运动、媒
介与社会〔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296-296.
〔2〕高红玲.传播学专业教育的特殊性和教学方法创新之探讨〔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6:23-28.
〔3〕曹曦颖.翻译教学改革的新走向——任务型翻译教学模式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03-063.
〔4〕曹曦颖.英语“文化导入”教学模式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33(6):61-66.
〔5〕Bruner, J.S.Toward a Theory of Instruction〔J〕. New York: Norton, 1966.
〔6〕Vygostky, L.S.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责任编辑:陈 祎)
作者：肖 珉
把握学科思维转型 搭建华夏传播理论矩阵
摘 要：在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形势下，作为传播学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石，学科理论的创新改革是实现传播学学科教育转型的关键环节。目前，传播学理论教育存在着“西学东用”的在地化断裂和西方经典理论力有不逮的两大困境，需要从学科思维转型和华夏传播理论建构两方面着手，探讨高校传播学理论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学科改革;传播学原理;新闻传播教育;教学改革
一、引言
在传播技术的加速革新推动下，整个信息传播系统、传播生态实现了颠覆性改变[1]。全球传播业的延展变迁，影响着对传播人才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要求，成为牵动传播学教育改革的核心力量。细数中国传播学教育的历史渊源，1978年传播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引入中国学术土壤已有40余年。值其发轫之初，正是大众传播的黄金年代。以2002年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四所高校开设传播学本科专业为标志[2]，中国传播学的本科教育即将迈入第19个年头。自传播学引入中国以来，针对传播学教育改革的讨论始终热度不减。学科教育概念、教学队伍组建、培养目标设置、课程分配方式、专业方向划分、人才职业规划等，均属于传播学学科教育为适应时代发展而一再呼吁的议题[3]。以世界一流大学的传播学教育为例，围绕传播学教育该如何适应新的传播实践，并就革新专业性进行了深切的探究，希冀以广博的眼光和创新的思维，为我国高校传播学教育在“融媒体”时代下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科学方案与合理建议。
尽管有许多学者关于调整培养方案和探索学科建制等方面提出的系统性思考常见诸文端，但面对新技术和媒体融合的时代冲击，传播学教育产生了桎梏于西方理论框架和理论知识繁殖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在革新知识体系的当下，中国传播学教育需要前瞻但更需要回望[4]，“传播学原理”作为一门阐述传播学基本原理与方法的重要课程，更加需要深刻剖析自身，反思理论延展维度的方向，以及明确自身在转型时代的责任与定位。学者张天培[5]在访谈喻国明时明确指出当下理论发展滞慢——从传播学、国际传播学发展角度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第三人效应”之后，在整个传播学界基本上都未曾出现广泛认可的传播理论，未能在学术领域形成一定的聚焦或达成某种新的洞见，更无法对整个传播学教育起到系统性指导作用。立于“传播学原理”课程的改革契机，需要廓清当下现有理论发展的迷思，探寻学术创新改革的途径，希冀助力中国传播学研究改变现状、走出“困境”，实现超越。
二、高校“传播学原理”课程改革的两大困境
1.“西学东用”的在地化断裂凸显
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传播学的应用性、包容性和互文性，使其日渐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6]，国内传媒领域运用西方传播学解释中国现实状况的依赖性与日俱增，然而伴随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程度加深，西方理论无法有效回应中国社会的规范与治理问题，西方传播理论面对中国国情展现出水土不服的根源性困境日益显著，主要存在于意识形态契合度与文化融合度两方面的偏差。
一方面，传播学起源于二战时期，孵化环境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语境，基本学术观点和学科体系中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色彩[7]。作为大众传播理论的代表，被引进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等理论都起源于资本团体对政策问题的追寻，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组织形态存在诸多认知和价值层面的出入。基于西方历史脉络而提出的传播学与中国国情融合的时候仍存有较大的磨合空间，其理论框架也只能相应解释部分社会问题。有如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只能在特定条件下阐释对应的社会事实，其脱离了西方定义范畴和文化语境则无法在中国本土适用，因此，随意套用西方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并用其标准对中国的社会实践进行衡量，往往会出现“拿他人帽子戴自己头”的尴尬境遇。
另一方面是文化契合度不足，被烙印上“舶来品”的传播学思想基础源于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外向型西方文化，以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源头，崇尚个人、个性，乐于从物质层面考量生命。而以内向型文化著称的中国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的影响，追求集体利益，注重精神层面的超脱。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孕育了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导致了采用西方传播理论解释中国文化现象时无法弥合背后的文化差异。文化背景的缺失为传播学的传入提供的诠释环境不够完善，造成了理解“传播”的思维障碍，加重了“西学东用”的水土不服。
传播学诞生的环境与中国相距甚远，又在学统上与中华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相疏离，而中国传播学术界长期寄望于对西方理论的援用、消化、摄取，致使理论的落地性不足，容易造成如今西方理论“东西相异”的橘枳效应[8]。即努力将源自西方的传播理论知识移植到中国来，跨语境的理论旅行，带来了中国传播理论资源的快速繁殖，但去语境化的理论移植，与中国问题的连接存在根本性断裂，理论缺乏“在场”感[9]。
2.西方经典理论力有不逮的处境显露
传播学科理论的研究与发展，自20世纪以来一直处于一种困顿状态之中。许多广为流传的传播学理论均发轫于20世纪60—80年代，例如使用与满足、议程设置、涵化理论、沉默的螺旋、第三人效果等，但近年来理论研究的“內卷化”程度严重，研究者似乎没有对新的核心传播理论达成共识[10]。新理论发展停滞不前和旧理论适用性受限成为西方经典理论力有不逮的主要表现。
首先，西方传播理论早在引入中国之前便已经遭遇自身发展危机。同20世纪80年代的蓬勃态势相比，西方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理论困乏，较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现被广泛认可的理论。原因在于，美国各大高校的传播学系或研究所的学术性和理论高度呈现被动下降的状态。西方传播学原本倚重为资本抛出的现实问题服务，而当传播研究的新成就鲜见，迟迟不见回报的资本家便不再对研究机构输送补给，随即撤离了学科建设，美国的传播教育因经费短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使传播学陷入了学科的存亡危境[11]。处于自救状态的传播学，为了争取更多经费，常常打出传授“职业技能”的招牌，从人文教育转向了职业训练，就业技能的培训逐渐成为其教育目的。西方传播教育陷入危机之时，恰逢其传入中国之时，因而漂洋过海而来的传播理论本身具有一定的发展缺陷，学科本身缺乏理论积淀的本质状态，以及拘束于西方理论的狭隘圈子，造成了学科发展的自驱性危机。
其次，传统的研究方法遭遇瓶颈期，经典理论受到新型社会规则冲击。20世纪80年代原有的理论集合和系统知识有自身的价值和作用，但无法对当下媒介环境转变而引发的学科发展和突破，以及社会运作产生的新现象、新问题作出清晰的判断与解释分析，呈现出一种力不从心的状态。甚至现今传播事业的信息化与全球化趋势，也早已被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预言并得到确凿印证，然而在此以后传播理论界再没有新型的传播知识来支撑当前的全球传播现状，仍然在利用原有范式来描述当下社会现象。即使学术研究范式随着传播技术在不断演进与发展，在一大批学者的努力下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意义的成果，但现当代的传播教育还是沿用大众传播时代的理论，部分研究仍然是以新材料填充旧理论[12]，并非为实质性创新。
研究环境的围困使得西方从理论高地降落并处于空转状态，加之高校传授的传播理论知识无法解释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理论力有不逮的处境愈发显著。正如陈力丹[13]所说，如今传播学的讲授已经陷入困境：原有的大众传播理论明显过时了，但是新的网络传播却基本没有理论，只有现象的描述，而且描述本身也往往滞后，因为赶不上传播科技发展的步伐。
三、高校“传播学原理”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
传播学理论课程作为传播学教育的根基，不应该成为知识从一个人的脑袋移到另一个人脑袋里的知识搬家，而更是一种学习“在对话中探索”的方式[14]。以上问题的阐释均对“传播学原理”课程改革形成强烈号召，结合当前中国现实，具体可从重塑学科思维和构建华夏传播理论两方面对“症”下药。
1.顺应媒体融合，重塑学科思维方式
站在技术飞跃的时代口，越是需要精神的关照，越是需要灵魂的统驭[15]。传播学在跨学科意识突贯的影响下，也形成了改变现有学科思维方式的有利条件。首先，增添媒体融合思维，贴合新时代传播发展趋势。经典理论丛生的大众传播时代正在历史舞台上消退，如今万物皆媒的互联网成为传播的载体。媒体融合所带来的社会现实、传播机制、传播效果以及盈利模式等，都发生了复杂变化，理解和把握新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诸如复杂网络、认知神经科学、大数据方法等变得非常重要[16]。因此传播学注重传统教育内容的同时，应该增加非单一“技术传递”的媒体融合思维教育。但加入新元素的同时，需要避免“技术理性”教育思维对传播学人文社科本体属性的冲击和覆盖，这种偏倚“技巧”的做法极易导致对传播学教育复杂性的忽视，从而漠视传媒工作的灵魂所在[17]。因而，重视人本思想教育、练就传播思维的理念同样需要注入传播学基础理论教学的过程之中。真正的思维教育是在基础理论教育之上力求养成学生注重人文关怀的新闻传播思维，使学生拥有教育家刘道玉口中的“思想四力”——想象能力、质疑能力、批判能力和反思能力。既利于塑造其传播专业精神，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用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简而言之，传播学从来都不是一门单纯的应用性学科，对传播专业学子采取技术训练的培养模式，无法取代“脑”素养的培育，“传播学原理”课程的教育也理应回归人文本体的思维方式，这才是传播学教育发展的长远方向。
2.打好基本功，构建华夏传播理论矩阵
华夏传播研究是传播学本土化的重要研究领域[18]。这一提法最早出现于传播学引进中国伊始。20世纪90年代时曾有部分学者以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为组织机构，开展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华夏传播论》等，而后成果则难以聚合，多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于期刊之上。但是，华夏理论脉络建构进度缓慢，纵览现有传播学界的学术版图，已少有综述性文章顾及这一领域。另外，西方经典理论的补给不足：一是理论研究有所停搁，二是实践应用有所收窄。当代传播学者以“华夏传播”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补给不足，中国传播理论矩阵的搭建仍任重道远。以史鉴今，理论矩阵的建构需扎根中国当代社会实践，提炼独特的传播理念、传播技艺，合力著写理论界的“一咏三叹”。其一，做好对西方理论经验的精炼与本土文化融合。我国当前的传播学研究更多的是在介绍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并力图建立属于我国的传播学理论体系。但正因这一独立的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教育改革还在发展之中，交流与对话才是学术的基础，与经典理论的对话与交锋才是新理论生成的路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既是对经典理论的一种检验，同时也是在不断探索尝试中，找寻属于中國传播实践的一种有效辅助手段。力求文化融合式的“本土化”，利用中国古典思想文化精粹，对西方理论完成化用，实现传播学理论的中国化。其二，开拓中国理论教学课堂，给予华夏理论足够的重视。在“首届新闻传播史论课程群教学改革研讨会”之“传播学原理”课程研讨分论坛中，专家学者们对此纷纷作出阐述。学者刘海龙通过回溯学科历史，强调理论演进要从问题意识中凸显，并将知识“客观化”和“语境化”，以有助于问题困境的解决。学者史安斌表示，应把握当下“西方缺位”的机遇，从人文主义和去西方化两条路径去实现传播理论的重构。学者廖圣清则认为，传统理论可以帮助中国理解“传播”一词的含义与本质，从而构建更明晰的本土化传播原理。学者邵国松指出，西方传播学存在量化主导和选题微观两大问题，而中国人文思维和西方的科学方法思维要做到互相弥补、互相平衡。学者沈国麟称当下的传播学授课以西方理论为主，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分析不够充足，导致学生会过分偏倚西方理论与价值，忽视自身文化与社会的本土性与独特性。本文作者徐明华表示在传播学理论的变革中，既需要不断夯实本土传播的基础与开拓发展，也应当积极吸取其他学派的知识养分。专家学者们普遍注意到，当下“传播学原理”课程的教学工作既需要对西方经典理论进行学习与吸纳，但同时更需要注重中国本土理论的传授和研究思维的培养，对学生施以更多优质的本土理论养料，努力扩大学科目所能及的人类世界。
四、结语
学者喻国明在接受采访时讲到，当今的实践要求培养出来的所有专业人才，都应既具有理论的把握能力、洞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同时又要有大量学以致用的具体技能和方法[19]。智媒时代背景下，传播活动被置于一个更加广阔、深邃的社会空间，传播学的核心概念、理论逻辑和话语体系被不断地解构、重构;西方理论的弊端和限定日益膨胀，与中华文化源流和具体现实的不兼容问题逐渐浮现，本土化理论较为离散难成体系，历经中国土壤培育四十年之久的传播学，依旧没有完成学术意义层次的中国化。而今社会对传播人才的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传播学教育面临巨大压力，高校如何全面创新自身学科“底子”教育和更新教学培养理论，进行专业再造、课程迭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密切接轨，实现专业办学的可持续发展，已然成为亟待探讨的重要命题。
社会对传媒专业人才的需求日新月异，新闻传播学早已突破了原有的专业、学科限制，走向学科融合的道路[20]。这一点符合新闻传播学科鲜明的社会科学特征，但传播教育如果把传媒职业技能放在第一位，永远也追不上媒介技术的迭代速度，技能契合带来的人才市场优势只是暂时的，新闻传播学科思维的优势才是长久的。我们要培养的应该是会运用新闻传播学科思维审视问题的人，是有传播思维、传播素养、有温度的人才。传播教育只有把握“思维”的根本，培育新闻传播思维方式，发掘学科深度，提升专业优势，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总之，我们必须秉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并持之以恒，在全新的格局下，不断地改革与创新传播学教育的工作，全面地提高传播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以满足传媒业界与社会对新闻传播学科教育的期待[21]。只有积极地同各方学术资源深入交流，以更加灵活和开放的姿态，兼容并包，立足于自身办学定位，勇于变革，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专业人才，为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盛世维，张昆.建构学术共同体 服务新闻传播教育[J].教育传媒研究，2019(6)：39-42.
[2]柳成荫.转型时代中国传播学教育的责任、定位与走向——“传播变革与中国传播学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J].新闻大学，2013(4)：141-144.
[3]陈昌凤.技术创新与专业坚守：新闻传播教育何去何从?[J].全球传媒学刊，2017，4(4)：1-10.
[4]刘迎新.新闻传播学学术思想教育与反思——评《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想象与教育反思》[J].中国教育学刊，2016(6)：149.
[5][16][19]张天培.互联网，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基本逻辑——喻国明访谈录[J].新闻战线，2016(13)：85-88.
[6][8]范红霞.传播学的危机与理论突围[J].当代传播，2011(3)：1.
[7]音坤.我国传播学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教育与职业，2007(36)：104-106.
[9]张涛甫.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贫困[J].新闻记者，2014(9)：48-53.
[10][14]禹卫华，张国良.传播学转型：趋势、理论与方法——与国际传播学会(ICA)三任主席的学术对话[J].新闻记者，2014(2)：30-34.
[11]陶鶴山.传播学的危机与重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2)：31-37+95.
[12]徐明华，冯亚凡.社会计算视域下传播学研究的嬗变与反思[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12)：48-52，57.
[13]陈力丹.新闻传播学面临传播科技的急速变化[J].新闻记者，2012，(4)：43-45.
[15]张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两大困境[J].新闻界，2012(12)：19-21.
[17]欧阳明.对我国内地新闻传播学专业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9)：118-121.
[18]谢清果.2011-2016：华夏传播研究的使命、进展及其展望[J].国际新闻界，2017，39(1)：101-117.
[20]黄桂萍，李良荣.从毕业生就业看新闻教育的理念与模式[J].新闻战线，2013(9)：83.
[21]张昆，张晶晶.“四全学工”：新闻院系学生工作的创新路径[J].新闻与写作，2020(5)：67-73.
[责任编辑：周晓燕]
作者：徐明华 余檬檬
论北京大学国际文化节的功能
摘 要：北京大学国际文化节创办于2004年，经过14年的发展、完善与创新，成功地搭建了一个留学生与中国学生、校内与校外多重参与、多向交流的平台，是校本国际化的典范。文章在总结北京大学国际文化节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究如何通过这一平台利用功能性要素，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培养学生多元智力，提高跨文化传播水平，创造中外文化和谐共生的氛围，并进一步探索如何在全球文明的视野下将大学精神和多元文化相结合，建设开放、多元、国际化的校园环境，使北京大学成为连接中外、沟通世界的国际化舞台，以此迎接新时期的新挑战。
关键词：北京大学;国际文化节;跨文化传播
一、立足北大，搭建跨文化平台
——国际文化节概述
2004年，由北京大学时任副校长郝平发起，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主办了首届国际文化节，其初衷是依托北大的留学生资源，搭建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一方面致力于促进北大为数众多的留学生融入校园文化，以解决留学生群体在课堂之外如何与校园主流文化展开互动的问题;另一方面致力于拓展中国学生的国际视野，实现全方位、宽领域、高层次的人才培养目标。由此，国际文化节也选择了象征五湖四海、世界友谊的五色鸟作为节日的吉祥物，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北大就像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也像一个汇聚了多元文化要素的地球村。
纵观14年来国际文化节的发展，它在多个方面不断实现突破和自我超越，始终关注着在教育和跨文化传播两个领域的不断深入。
第一， 时间和范围上的扩展。从2004年只有短短一天时间的文化庆典，到后来一个月的活动串联发布，再到为期半年的系列活动延伸，国际文化节日益成为北大校园内有着持续影响力和正面效应的品牌活动，将跨文化交往逐步渗透到校园日常生活中来。第二，校内外多个机构的联动。随着节日举办经验的不断丰富，北大每年都尝试与校内外多元背景的机构、组织联动，引入全新的形式和内容到文化节的狂欢中来，并且逐步形成主题展览、文艺舞台、美食广场、大使论坛、留学生运动会、留学生汉语演讲比赛、摄影大赛、留学生十佳歌手大赛等经典品牌活动，加深跨文化交流层次。第三，多元主体参与。由初创时留学生作为参与文化节的主体，转变到中外学生共同参与、共襄盛举的双向交流，国际文化节真正成为一个多元并存、兼收并蓄、平等对话的舞台。在国际文化节开放包容的理念倡导之下，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和中国学生一起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推广北大形象。也正是借由国际文化节的平台，成长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且有能力参与国际事务的跨文化传播使者。他们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其中的佼佼者正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第四，面向受众的拓展。国际文化节从北大校园起步，逐渐成为面向社会的、更具有公众性、多方参与的节日，因而不僅在校内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更得到了政府部门、企业、各国驻华大使馆、国际艺术团体、社会各界的热烈支持和积极响应。
总之，秉持着“珍惜：文化自信;理解：多元共生;包容：和而不同”精神的国际文化节，在历年发展过程中，不断建构并完善“文化搭台、多方参与”的活动体系，呈现出一系列的独特之处。它既尊重文化伦理间的差异性、历史性，同时又积极建构文化伦理的多样性互动关系，主要体现为5个方面：第一，活动形式多元丰富，包罗万象，注重全方位培育学生的能力和素质;第二，建立起良好的品牌效应，传播范围和空间得到拓展;第三，艺术性高，审美性强，以美育熏陶和感染学生;第四，形成系列活动，持续产生深远影响;第五，活动内容具有深度与思想性，借助国际文化节的平台成功地使更多的人关注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在完善学生人格的同时，激励当代青年担负责任。
二、国际化、全方位、多层次
——国际文化节的教育功能
国际文化节的教育功能，首先体现为促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简·奈特(Jane Knight)对国际化的定义被英国高校的国际化政策文件所广泛引用。她将国际化定义为“将国际的、跨文化的或全球性的要素融入高等教育的目的、高等教育的功能和提供高等教育的过程”。[1]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积极响应
国际文化节10周年时，北京大学校领导写下题为《为五湖四海共观瞻——文化节与北大梦》的寄语，谈及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背景时指出：大学的国际化发展是时代的主流，而大学作为培育人才的研究性机构，越来越成为跨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的主要平台，成为高层次人才跨国流动的主要渠道，成为人类社会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和知识领域拓展的主要动力源泉[2]。国际文化节正是北京大学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目标的重要举措之一。
正是因为国际文化节具有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定位，这个平台不断地在更大的范围发挥作用。“兼容并包”是北京大学一百多年发展史中一直坚持并引以为豪的精神。国际文化节的举办，不仅展现了北大“为五洲四海共观瞻”的国际化抱负，反映了北大国际化建设的成果，同时也历史性地映照出中国融入世界的每一步进程。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部长助理王晓安曾指出，国际文化节“作为一个小窗口，其盛大的规模、平等自信的姿态，都提示我们：中国正行进至历史的关口，她既是北京大学对于兼容并包传统的自觉发扬，也体现了对今日中国在世界中位置的成熟思考”。[3]
同时，国际文化节的国际化功能也体现在对蓬勃发展的来华留学事业的呼应上。该节日的初衷是帮助留学生更好地融入北大生活，虽然已经超越了单向为留学生服务的目的，但仍然在推进留学生交流事业方面有着无可取代的重要性。留学生是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使者，有助于进一步密切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在党中央部署下，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今天的国际文化节依托并服务于国家教育对外开放和整体发展战略，优化北京大学全球布局，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4]，正是通过这些形式丰富的活动，优化来华留学环境，多方面地促进留学生走出校园、了解中国、感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从而培育知华、友华、亲华力量。
(二)校本国际化的成功典范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分为出国学习、在地国际化、校本国际化。有学者对北京大学的具体调查进行研究并指出，出国学习对于学生国际化相关素质的发展确实更有效，但其成本高、受益群体小，而学生在校内对丰富的国际化资源的利用率却非常低，因而应该强调充分利用校本资源，通过“校本国际化”促进所有学生国际化素质的发展[5]。国际文化节便是校本国际化的成功典范。利用北大的优势资源，综合学生多元文化背景，国际文化节以展会展台、讲座论坛、公益实践、文化艺术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在北大校园内搭建了微型联合国和迷你地球村，广泛调动了中国学生参与校园跨文化交流和全球问题研讨的热情。在文化节当天的主展台之外，持续时间长达几个月的系列活动也使学生能在日常校园生活中保持与国际化资源、多元文化的接触，真正实现了“校本国际化”。
(三)学生多元智力培养的重要渠道
传统的智力理论认为，人类的认知是一元的、个体的、单一的、可量化的，而美国教育家、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1983年出版的《智力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论(Multiple Intelligences)，主张从多个范畴发掘大脑资源，以促进个体潜力的充分发挥。除了传统学校教育对学生语言与数理逻辑智能的培养之外，国际文化节通过使学生尽可能参与形式丰富的活动，提升他们在空间、运动、音乐、人际、内省、自然智能等其他领域的技能，达到培养全方位、高素质人才的目标。例如，在音乐智力方面，留学生十佳歌手大赛为留学生提供了展示音乐才能的机会;文化节每年都邀请东西方有代表性的音乐家到北大表演，以陶冶学生的艺术情操。在运动智力方面，留学生运动会、五人制篮球比赛、彩色跑(Color Run)、瑜伽日促进学生调动身体语言和身体素质。此外，中外学生以志愿者、组织者、参与者等多重身份加入文化节筹备和举办的过程中来，本身就是对其人际、内省等智力和综合素质的锻炼。
三、 兼容并包、多元并存
——国际文化节的跨文化传播功能
跨文化传播指的是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与信息传播活动，也涉及各种文化要素在全球社会中迁移、扩散、变动的过程，及其对不同群体、文化、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影响。跨文化传播主要涉及兩个层次的传播：第一，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在日常交往互动中的融合、矛盾、冲突与解决方式等;第二，人类文化交往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指基于文化系统的差异，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往与互动的过程与影响，以及由跨越文化的传播过程所决定的文化融合、发展与变迁[6]。在跨文化传播学的视野下，文化具有稳定性、共享性、流动性的特征，只有关注各种文化要素在全球社会中流动、共享、渗透、迁移的过程，才能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传播的功能。
国际文化节的举行在日常生活和人类文化交往两个层次发挥着跨文化传播的功能，在遵循跨文化传播规律的基础上，举办者不断提升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5种能力——解释能力、目标能力、角色能力、自我能力、信息能力，提供对他者文化的语境式理解以及文化间的可能性联系，在文化勾连中建立动态的互动机制，以实现讲好中国故事、推广北大形象的核心目标。
(一)听取多方声音，确定节日主题
2004-2017年，与时俱进的北大国际文化节在历届主题选择上既关注全球发展、紧扣时代脉搏，又积极倾听北大学子的心声、紧密结合当代中国人才培养战略目标，在继承和保留前届文化节精华的基础上，每年的主题又有所创新，涵盖多个学科领域，旨在加深中国与全球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展现尊重、平等、包容的大国风范，树立大国形象。例如，首届国际文化节以“秉承北大优良传统、促进中外文化交融，凝聚学子爱校情怀、架构校友联络平台，活跃北大国际交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宗旨，开启了以文艺演出、展台展示等新颖的活动形式展现北大留学生风采的先例，得到了教育部、国家外专局、国家汉办、国家留学基金委、北京市教委等部门的高度肯定。2008年恰逢奥运会在北京举行，第七届和第八届国际文化节均紧密围绕奥运会与中国的关系，并加以延伸，举办“我眼中的奥运”主题论坛，校内外嘉宾共聚一堂热议奥运，以此展现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碰撞，真正实现了文化的跨越性传播。之后几届文化节，更是从“公益”“科技”“创新”等全球性议题出发，通过国际文化节的众多活动，倡导中国青年人拓宽视野，提升学生对世界性问题的关注度和责任感，倾听多元声音，真切落实行动。2017年，第十四届国际文化节更是以“四海一家”为主题，其中以“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为主题的“一带一路”青年论坛，邀请沿线国家大使、国际组织官员、相关专家学者、学生代表等，围绕主题进行发言与探讨，为各国青年之间交流互鉴、融通合作建立渠道，呈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背景下所担当的大国责任及所作出的贡献。
(二)注重跨文化传播效应，提高形象识别性
第一，在五色鸟吉祥物的基础上，北大每年的国际文化均根据当年主题设计全新的标识，从海报、游园地图到多个媒体平台的宣传，均采用统一的视觉形象元素进行包装，增强文化节的品牌价值。
第二， 每届国际文化节，组织方都在积极开拓新的宣传渠道，传递北大开放包容的精神理念。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文化节从最初进行校内北京大学校内网络电视(IPTV)直播，到在搜狐推出网络图文直播开幕式表演和展览活动，再到之后的多个直播平台进行现场直播。《光明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日报》等多家媒体也对此进行深度报道。2009年，国际文化节首次接受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CCTV-4)的专访，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影响力扩展至海内外。第十三届及第十四届国际文化节还吸引网易、优酷、视友网等主流视频网站进行直播，直播直击文化节的精彩活动，参与人数近200万人次，同时也有来自数十家各类媒体争相报道。从第六届国际文化节开始，每年文化节举办期间，北京市海淀区海淀桥下都会树立醒目的巨幅宣传板，吸引许多市民驻足观看。此外，在节日结束之际，每年的国际文化节都会制作精美的纪念册和回顾宣传片，为文化节留下珍贵的图文、影像资料。
第三，国际文化节同微软亚洲研究院、国际大学生iCAN创新创业大赛、德韬讲坛·对话全球创新大师、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等众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校外机构有过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将北大兼容并包、平等多元的品格精神向外传递，从而进一步推广北大的国际形象。
十四届北大国际文化节的成功实践证明，无论是在理念构想上，还是在具体执行上，国际文化节都充分激发了中外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他们在增进对他者文化的理解、提升全球意识的同时，也加强了自身的文化自信，为文明的平等对话、共同繁荣贡献出自己的智慧与热情。与此同时，国际文化节的举办者十分注重促进高校国际化的教育功能和跨文化传播的功能效益，引领北大国际文化节走出校园，走向国际，为全社会乃至国家搭建文化沟通与交流的国际化平台。
参考文献：
[1]Knight J. Internationalization Remodelled：Definition，Approaches，and Rationales[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4(8)：5-31.
[2]北京大学.十年记忆：你看中国，我看世界[G]. 北京：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 2013.
[3]北京大学.与奥运同行，和世界一家：北京大学第四届国际文化节[G]. 北京：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 2007.
[4]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规划(2016-2020)[R]. 北京：北京大学， 2017.
[5]文东茅，陆骄，王友航.出国学习还是校本国际化?——大学生国际化素质培养的战略选择[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1)：17-26.
[6]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15.
编辑 徐玲玲 校对 吕伊雯
作者：罗玲 王柯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