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文化研究论文

摘要：曾一果的新著以媒介与城市关系为切入点，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改革以来，大众传媒对于城市的叙述和建构，为人们更好地认识当今的城市，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传媒文化研究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传媒文化研究论文 篇1：

传媒文化研究的前沿成果

20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逐渐步入信息社会，这也是一个媒介快速发展、繁荣的时代，新媒介和新技术层出不穷。在这样一个传媒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之下，过去曾有的一些经营模式和理念都面临着深刻的转型与变化。传媒不仅承担着社会责任，力求社会效益，同时也开始追求媒介利润最大化。新媒介的出现和广泛运用促进了媒介产业结构的调整。传统媒介的产业经营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因传播载体和平台的不同，特点和功能有所差异，其内容产品的制作、生产、传输等经营活动也不尽相同，经营模式与方法自然有着各自的独立性。在新媒介和新技术发展所提供的平台上，原本抑制不同媒介间竞争合作关系发展的技术间隔逐渐消失，媒介生态环境逐步发生变化，不同形态的媒介互相包容、渗透 ① 。蔡敏博士的新著《20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文化的转型》正是在这样的态势下问世的。

综观全书，精彩论述不断闪现，学术研究具有相当的深度。主要体现在：第一，研究有新颖的视野。正如蔡敏博士所说，对传媒文化的研究主要来源于大众传播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播学在中国的理论和学术地位的合法性得以确立，不再被视为非科学的、资产阶级的学问，这与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开放性有关，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的疆域不再像过去那样预设着多重禁地。在这种背景下，传播学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虽然总体上仍然是介绍国外理论为主，但也在结合中国具体现实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思想;始于20世纪80年代所谓“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研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② 。该书对传媒文化转型的研究，把以新闻为主体的大众传媒文化和网络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力图在认清传媒文化的内涵和基本特性的前提下，把传媒文化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在社会变迁和具体的历史运动中把握其发展变化。把文化研究引入中国传媒的转型研究，该书可谓是筚路蓝缕，具有一定的开拓性。第二，研究主题具有前沿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变化之迅速、牵涉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展现出一幅巨大的社会历史景观，以至于用语言来描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现实成为一个难题。虽然要作全景式的勾勒和宏大叙事十分困难，而且可能会大而不当，但蔡敏博士通过某些特定维度的把握对传媒文化变革给予考察，建构起认识20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文化转型的语境。1992年后，中国不可逆转地走上了市场化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结果，也使传媒在除政治、社会、文化功能之外成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机器，成为全球化文化的重要传播手段，这一点对于促成媒介社会的产生是十分重要的。传媒不仅传播而且还参与组织，消费者、市场、传媒三位一体，不可须臾分离。对于中国而言，传媒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消费大众”。相比较20世纪80年代，中国传媒文化告别了文化精英主导，走向了政治与市场的双重制约模式，政治意识形态与消费广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并行不悖 ③。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把传媒文化研究置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语境中，把研究的重心放到电视文化发展带来的现代与后现代，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全球化与地方化、文化的民族化等相关领域，研究主题具有相当的前沿性。第三，研究视角具有多维性、开阔性。作者首先关注到传媒技术的进步，他论述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媒介文化转型，表现为技术的“神话”，或者可以理解为关于“技术进步”的意识形态的强化。对传媒技术开发和引进的积极、开放的态度和观念对促进技术引进和技术进步提供了保证;媒介技术不断更新，新媒介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传媒生态和传播生态 ④ 。其次是研究传媒市场。“市场”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研究的又一个热门话题，“市场经济法则下越来越强烈地介入文化生产领域”，使大众文化获得了发展和创新的动力，是传媒文化转型的重要因素。传媒技术的进步促使生产力的变革，市场观念和机制的确立，反映出传媒生产关系的改革，促进了传媒文化的形态转化。最后是关注传媒理论的嬗变。对受众而言，传媒文化理念的存在是潜隐的、无意识的、被建构的。在多维视角中，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特别研究了技术/市场/理念三者之间互动，他指出，技术、市场、理念之间互相影响、互为作用，构成了传媒文化转型的动力系统，而制度变革和管理则是传媒文化转型的规范系统，它们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传媒文化转型的重要因素 ⑤ 。作者还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真理”“民主”“平等”“正义”等现代价值观，为人民服务，为现代化服务，求真务实，是现代化政治体制框架下传媒应有的选择。在加入WTO和建设社会主义三个文明的现实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文化转型不是终点，而将是在新世纪里新的发展变化的更高的起点 ⑥ 。

《20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文化的转型》一书的学术意义在于：(1)开拓了传媒与文化研究的新思路;(2)有助于推动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进程;(3)提出了一些前沿命题，如传媒话语、传媒文化生产、传媒功能重构等命题，或许有些提法值得商榷，但从整体上讲，体现了蔡敏博士等中青年新闻传播学者的探索精神与开拓精神。

注释：

① 殷俊：《跨媒介经营》，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1-2

②③④⑤⑥ 蔡敏：《20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文化的转型》，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p16-17、p50-51、p67、p86、p270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传播研究所)

作者：邓若伊

传媒文化研究论文 篇2：

传媒视角下的城市文化研究

摘 要：曾一果的新著以媒介与城市关系为切入点，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改革以来，大众传媒对于城市的叙述和建构，为人们更好地认识当今的城市，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传媒视角;城市文化;城市叙事;大众媒介

城市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21世纪被看作是城市的时代，城市发展因而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成为当今时代一个重要话题。曾一果2011年12月在中國书籍出版社出版的新著《想象城市：改革开放30年来大众媒介的“城市叙事” 》，便以“想象城市”入手，探讨人们是如何通过大众传媒认识、接近和了解城市。在曾一果看来，人们对于城市的理解，不仅取决于实际的城市体验，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媒体。

这本书分为五个章节，全书的落脚点在“想象”一词上，作者试图通过大众媒介对城市的把握与建构还原客观的社会生活，大众媒介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在于城市在大众媒介中是怎样被反映与被传达的，更在于大众媒介在城市的建构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诚如作者所说：“‘想象’不仅是指思维的自由发散，更是一种对事物的认识、叙述和建构。想象并不意味着所想象的城市不真实，意识世界里的城市和现实城市一样真实，甚至意识世界的城市更真实，它经常会把现实世界未曾显现的一面展现出来，想象城市实际上包含了意识对现城市的一种重新叙述、把握和建构，“想象”城市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建构过程。”

为了弄清大众媒介对于城市的叙述和建构过程，作者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运用文化研究、文本分析与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和理论，结合新闻报纸、大众杂志和影视媒体等多种媒介文本，以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坐标轴架构全书：一方面，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从传统乡村向现代城市过渡的媒介反应;另一方面，从共时性的角度，探讨不同空间和地域环境中媒介的城市建构。

在本书的开头，作者重点阐述了中西方学者关于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研究成果。接下来便以“乡土中国”为出发点，考察在大众媒介中，尤其是在影视剧中，“乡村”与城市之间那种扯不清的复杂关系，探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媒介神话如何建构，如何瓦解以及如何再生的历史过程。在作者看来，“乡村”不仅仅是相对闭塞的地理位置，它更是一个与城市相对的文化体系;而“城市”也不仅仅是地理学上的空间，而是一个与乡村世界、乡村文化相对照的文化形态、生存处境的命名和隐喻。乡村与城市的复杂关系一直贯穿在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并被现代影视和新闻报纸等大众媒体不断地表述和再现，作者以《篱笆女人和狗》等电视媒介为个案，深入讨论了影视剧如何再现乡村与城市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一关系背后深层的文化和权力结构。

在书的第二部分，作者重点考察了在都市语境之下，大众传媒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关系。一方面，讨论了当代大陆市民剧如何建构“市民故事”，指出从早期的《渴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到《双面胶》、《金婚》，市民剧的发展一步一步地由建构满怀理想的“世俗神话”到真实可触的“世俗美学”。并针对各种大众报纸，仔细分析了这些报纸在建构现代市民公共空间方面的作用。作者还将视野拓展到了全球化语境之下的媒体报纸考察上，认为全球化固然令大众媒介的表述显得更加多样化，但在一定程度上，在这一时期，大众媒介对于“国际化都市”的疯狂追求也值得深思。所以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各种大众报纸，如何在追逐国际化都市的热潮中，重新审视和看待自己的过去，重拾、甚至主动建构“失落的传统”，作者特别以苏州的《苏州日报》、《苏州杂志》媒体为代表，探讨这些城市传媒如何反思自我，重构失落的城市传统。

在最后一章里，作者回归到了诸多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空间问题，梳理了康德、卡西尔、齐美尔和列斐伏尔等人的空间观，特别以列斐伏尔的空间再生产的理论，将北京和上海作为研究个案，探讨媒介的城市想象与不同空间、地域之间的关联，例如在讨论北京城市空间的时候，作者着重分析了大众媒体的“北京叙述”，如何围绕着老北京与新北京这一问题展开;而在讨论上海时，主要探讨媒体是如何围绕着上海的现代性问题展开文化讨论和想象。这些分析都结合新闻报纸等具体文本，分析细致，显示了较深的文本解读和文献分析能力。

《想象城市：改革开放30年来大众媒介的城市叙事》从具体的历史文献和媒介文本出发，没有空泛艰涩的理论说教。作者的描述娓娓道来，将文化理论与具体的媒介文本结合在一起，生动细腻地展现了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媒介对城市的叙述和想象过程，李欧梵曾经表示：“对都市文化应该培养一种‘文化敏感’——这种‘敏感’应该是一种理性和感性、思维和形象的混合体，单靠抽象理论或印象观察都嫌不足。”作者的这本书就是对这段话的很好实践，显示了作者对都市文化的“文化敏感”。例如在探讨大众媒介“世俗神话”的话题时，作者借助于列维?斯特劳斯和罗兰?巴特的神话理论，对《渴望》、《双面胶》和《金婚》等一些电视剧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生动解析了市民剧“世俗神话”的本质。作者的这种“文化敏感”当然得益于其长期沉浸于媒介与都市文化研究这一课题上，在《国际新闻界》、《文艺研究》、《现代传播》、《新闻大学》、《文学评论》、《江苏社会科学》等众多刊物发表了众多相关文章，因而此书其实是作者对前一阶段研究的一个总结。

总之，曾一果的这本新书以媒介与城市的关系为切入点，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改革以来，大众传媒对于城市的叙述和建构，为人们更认识地认识当今城市，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当然，这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这本书中，作者涉及了新闻报纸、大众杂志和影视等媒介，对于新兴的网络媒介并没有涉及到，而网络媒介关于城市的叙述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新闻报纸、大众杂志和影视媒介而言，所包含的内容也是十分广博的，如何选定合适的研究文本，确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如何在文本的选择上更具有说服力，可能是作者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责任编辑、校对：陈东林)

作者：王莉

传媒文化研究论文 篇3：

“媒体奇观”对竞技体育之影响研究

摘 要：在信息爆炸的当今社会，媒体已经将竞技体育媒介化、奇观化。分析了体育媒体奇观的形成，指出：体育媒体奇观只是现代体育的“拟态图景”，对竞技体育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违背了竞技体育的内在规律;阻碍了竞技体育的均衡发展;助长了精英竞技体育的盛行;消解了竞技体育的精神本质;助推了竞技体育的不可承受之重。这些不仅严重地削弱了竞技体育的自主性，也直接导致对社会大众对体育精神误读和对体育责任的漠视。认为媒体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回归体育本质。

关键词：媒体奇观;竞技体育;影响;批判

Key words: media spectacle; competitive sports; impact; criticism

在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现代竞技体育已经被媒体裹胁早已不在是本来的面貌。竞技体育的传播日益呈现出媒介化、奇观化的趋势，这势必对竞技体育造成深刻的负面影响。从深层的社会学、传播学角度分析体育媒体奇观的产生、发展及负面影响，可以使我们理清竞技体育变化的当代社会环境，把握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脉搏，撇开缠绕在其表面的枷锁，沿着正确的发展轨道前行。

1 从“景观社会”到“媒体奇观”

景观(spectacle)一词，出自拉丁文“spectae”和“specere”等词语，意思都是观看、被看，台湾学者也将其译为”奇观”。(德波第一次使用”景观”一词，是在他发表在《情境主义国际》1959年第3期关于《广岛之恋》的影评文章中。据胡塞的考证，景观一词应该是源出自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一书。)该词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国际境遇主义运动的创始人盖•德堡新社会批判理论的关键词，原意为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色、景象，也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做秀。他的代表作《景观社会》宣告了资本主义的物化时代已经过渡到了社会景观时代，“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部转化为一个表象”。[1]在这个时代，“看的视觉”被提高到以前曾是触觉享有的特别卓越的地位。因为“在真实的世界变成纯粹的影像之时，纯粹的影像就变成真实的存在——为催眠行为提供直接动机的动态虚构的事物。为了向我们展示人不再能直接把握这一世界，景观的工作就是利用各种各样的媒介”。[1]德波认为，“景观”并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由大众传播技术制造的视觉欺骗，事实上，它是已经物化了的世界观。[1]

在盖•德堡“景观”理论的基础上，美国著名传媒文化研究者道格拉斯•凯尔纳通过对当代美国社会文化的透视分析而提出了“媒体奇观”(media spectacle)的概念：是指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传媒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2]。这个定义将德波的景观理论纳入到了大众媒体的范畴之内，强调了媒体的构建作用，他认为，在当今这个阶段，资本和技术结合在了一起，为信息娱乐工业和奇观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媒体奇观下的社会，其结构性转变实质上既是社会生活原有的、未被侵蚀的领域被迫接受商业化的过程，又是对休闲、欲望和日常生活领域进行官僚主义式的控制逐渐扩展的过程。它“把公众的注意力从日常生活的压力中转移开来，使他们痴迷于这些经过夸张和渲染的刑事案件和以体育比赛、政坛丑闻、天灾人祸为主题的有线电视专业频道及脱口秀节目之中”。[3]

“媒体奇观”是对“景观社会”的继承和延伸，但又有不同：其一，相对于盖•德堡“景观社会”的整体、宏观的研究，凯尔纳侧重于对具体的媒体热点事件的分析，其二，德波虽然试图对已渐渐进入媒介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进行本质的探讨和分析，但是却过分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景观和人进行了断裂的单向思考;而凯尔纳则考虑到了景观自身在进行“更新”时会产生的矛盾甚至逆转，并着重分析了媒体奇观中的矛盾和逆转现象。总之，无论是盖•德堡的“景观社会”还是凯尔纳的“媒体奇观”，其理论实质为：景(奇)观已经成为现今人们“主导性的生活模式”并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如今，社会飞速发展，已经进入到信息社会，奇观文化更加遍地开花;在消费力量的推动下，借助媒体技术的突飞猛进，媒体打造了各种各样的奇观，充斥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也在对景(奇)观的顺从中也无意识地肯定着现实的统治。所以，奇观文化的扩散不仅是消费的主导作用，更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殖民化过程：“景观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合法性的永久在场”。[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传播越来越体现为一种价值交换行为，追求奇观效应，从而最大限度的吸引受众，获取经济利益成为媒体的首选。竞技体育由于其对抗性、悬念性又不乏娱乐，包含了大众文化所需的重要元素，自然成为媒体制造“奇观”的首选。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自发性、大众性的竞技体育在商业大潮的冲击、媒体的裹胁下就背负了越来越多的负荷，呈现的早已不在是本来的面貌。竞技体育的传播日益呈现出媒介化、奇观化的趋势。

2 媒体奇观下的拟态体育世界

2.1 体育媒体奇观的形成 竞技体育既是媒介传播的重要一部分，同时又往往和商业广告、豪华场面、政治事件纠缠一起。现代竞技体育已经无法离开媒体，从某种程度上也被媒介所裹挟操控。凯尔纳将“体育文化奇观”定义为：是指媒体运用高科技的“魔法”将体育运动转化为最高级别的媒体豪华场面的铺陈。它反映了传媒文化在何种程度上将体育运动转化为出售产品、名人价值、价值观和媒体消费社会机制的一个奇观。[4]作者在文中阐释和质疑了当代社会中体育、娱乐、广告和商业化日渐合流的趋势。

以奥运会为例，奥运会是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赛事，其影响早已超越体育层面而在国际和各相关国家内部对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重大作用。在这幅波澜壮阔的体育媒体奇观中，四年一届的现代奥运会具有典型的特征，媒体将竞技体育的视觉化、仪式化、政治化与商业化推向了极致，它既包含了豪华场面、体育比赛，也不乏政治事件。从视觉化方面看，文艺表演逐渐发展成为开幕式中工作量最大、准备时间最长、花费最多的部分;体育场馆在建设中就充分考虑文艺演出的需要;开幕式时间从白天转到夜晚也是为了具有更强的视觉效果并便于直播和观看;点火仪式也越来越追求神秘和新奇。仪式则使奥运会具有了神圣性：首届奥运会开幕式之前，贵宾首先到教堂参加了纪念希腊独立的礼拜;斯德哥尔摩的开幕式上进行了简短的祈祷和朗颂赞美诗，观众跟着齐声应和，整个体育场充满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现代奥运会虽然减少了宗教感，但开幕式、闭幕式都有其固定的程序，每届奥运会都要在主会场点燃圣火，场面壮观庄严;包括奏《奥林匹克圣歌》，运动员宣誓等一系列规定程序，使其具有了超越体育之外的形而上的特征。

我们以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观之。首先，以传播视角来看，这是属于媒体的奥运会。在整个奥运期间，3万多名中外记者出现在体育场，超过运动员人数的3倍。中央电视台以3 500人的强大阵容，全面覆盖了所有28个大项、302个小项、2 200场赛事，并采用先进的高清数字技术，先后通过10个频道，实现了对全球45亿观众的传播。[5]地方台也都拿出了全副热情针对奥运会调整自己的节目制作与播出。以天津卫视为例，奥运期间，天津卫视实行全新的整体包装，大量利用奥运元素，以红色为主色调，传达奥运激情，每天要进行八小时的直播节目，还精心制作了大量关于奥运的小栏目。正如《媒介事件》中所言，电视的威力不仅在于它构架日常生活流动的方式，而且在于其随后干扰这种流动的能力，也就是取消其他节目，让奥运会节目成为“神圣时间”，置一切社会活动于静止状态。比如在奥运会没结束之前就已经发生的比较重大矿难、奶粉中毒等事件都被媒体忽略了。这样盛大的安排使奥运会不仅仅是一个大的媒介事件，更是一场“奇观”。尤其盛大的是对奥运会开幕式的直播，有8亿4千万中国电视观众收看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据CMS媒介研究所9日发布的数据，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收视观众规模占到全国电视总人口的68.8%，创下了自国内有收视率调查以来的新记录，在李宁环绕鸟巢飞奔点火的这一刻，收视份额攀上90%。另据AGB尼尔森的统计显示，超过9成中国家庭收看了奥运会开幕式电视直播，其中天津观众收看比例为97%，达到全国最高。[6]这一届奥运会开幕式的直播在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也创下了较高的收视记录。全世界那么多人在同一时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同一节目，这本身已经是一项奇观。这一奇观的产生从国内看与其霸权式的播出方式也不无关系，当晚全国大部分电视台都停止了原有的正常节目的播出，拿遥控器换来换去见到的大都是相同的画面，除了中央电视台多个频道对奥运开幕式进行转播之外，三十多家省级卫视和为数不少的地面频道也同步转播奥运会开幕式盛况，使奥运会开幕式实况电视信号覆盖在全国范围内近乎达到极限。这种霸权也体现在奥运会之前的狂轰滥炸式的宣传，无所不在的奥运开幕式的宣传在观众心理产生暗示，这是必须要看的电视节目。尤其是把奥运会的举办上升到展示国人形象、提升民族精神和凝聚力这样的高度后，人们的心理期待又大大提高了。而对古老东方文化的神秘感和对现代中国的好奇也使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同时，这也是网络视频的一次盛宴，据万瑞调查，整个奥运过程中，有23.3%的网民必看网上视频直播。[7]“媒体奇观”总是充满种种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或威慑，人与人群在自觉于不自觉中不仅被深深卷入的同时，加速着的它的疾驰与扩张。在“媒体奇观”的巨大涡流中，一切限制似乎都有可能被打破，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人类的感知、体验。[8]就是在这样的多方合力下，体育媒体奇观在一定时间内“霸占”了人们的视野，甚至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

2.2 媒体奇观下竞技体育的拟态图景 在眼球经济时代，商界的法则也正在越来越广阔的范围内的成为通用法则，媒体也始终以它自身的逻辑性力求改变现实的体育，通过对具有“奇观”特征与属性的体育原型进行的现代化的阐释与演绎，然后经过议程设置、制造话题等手段使之更具仪式性、戏剧性、观赏性和悬念性。所以，体育的部分形象及信息等内容在“奇观”化过程中，已经转化为具体的媒体文本，而具有媒体文本意义的体育，解读的是媒体认为重要的体育事件、价值议题，表达的是媒体看待与解释体育世界的具体的方式，是对体育不同程度的再造。面对媒体化的体育， 大众只是一种“身临其境”似的虚拟化参与，是“被邀请来参加一种仪式、一种象征性的文化表演”的看客。所以，人们眼中的体育，已经是被媒介化、奇观化、虚拟化的体育。体育的本质是指：“有目的地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身体健康发展的文化活动”[9]，这是认识体育的根本点，媒介化的体育传播大大改变了体育的本质，使体育面临了诸多问题——竞技体育的推崇与大众体育的冷落、“大”项目的如日中天与“小”运动的无人问津、现代竞技的广泛发展与传统体育的危机等等。作为视觉文化的媒体奇观将体育本质的核心内容消解为一种视觉欣赏、感观效应，体育的本质掩埋在其中被模糊和淡化了。

以2008奥运会报道为例，媒体的报道并没有呈现奥运体育盛会的全部面貌。整体的报道明显偏重于有中国运动员参加的并且是中国体育强项如举重、跳水、乒乓球和羽毛球的比赛转播，专题制作也大都是针对获取冠军的中国运动员，央视几大频道持续地对预设目标赛事进行滚动重复性的报道，而预设的目标赛事又集中在中国强势项目，在频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重复一些项目必然忽略其他的内容，最终造成受众的信息缺失及接受片面性。这既是“成王败寇”传统思想的折射，也是对竞技体育“更快、更高、更强”的片面解读。不仅违背了大众体育“重在参与”的本质精神，而且造成传播信息的缺失、传播通道的狭窄、传播内容的片面及传播资源的浪费。我们看到的只是媒体制造的媒介体育美丽的“拟态图景”，而非现实的体育。

3 媒介奇观对竞技体育的负面影响

3.1 阻碍了竞技体育的均衡发展 信息时代，人们看到的体育主要是媒介体育。所以，适合于媒体传播的体育项目必然容易对大众产生影响，从而赢得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另外一些不适合媒体传播的项目会因为媒体的“冷遇”，逐渐被大众所忘却，因为缺乏群众基础而走向边缘化。所以，很多体育运动不得不主动或被动的对自身加以改造从而符合媒体传播的逻辑以获取更大的发展的空间;媒体也更倾向于包装那些易被奇观化的大型体育赛事，从而在最大范围内争取受众，获取经济价值。媒体已经把体育转变为其组织架构和文本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成功地把重要体育赛事及其所吸引的相距遥远的受众转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商品，并且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开发，实现了他们的价值。[10]所以，媒体对竞技体育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各个项目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也造成了不同体育组织之间和体育产业的贫富差距。

众所周知，只有多元的、开放的、本真的东西才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体育项目的丰富多彩，体育文化的多元厚重是全世界人们的共同追求和福祉。但媒体对体育有选择的奇观化传播使竞技体育视觉化、拟态化、娱乐化，其表演性和商业性都从附属进入前台;而视觉效果差、受众群体少的其它竞技体育项目因缺乏激烈的冲突对抗、缺乏吸引眼球的偶像亮点，缺乏意外的戏剧性比赛结果，逐渐被边缘化。很多竞技体育项目既得不到资金的支持，也得不到大众的认可，从事的人越来越少，甚至面临生存危机。这种偏差只会加剧各种体育项目之间的不对等扩散，从而造成了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体育的均衡发展。

3.2 违背了竞技体育的内在规律 当前，在商业法则、推崇消费、快乐至上的大众文化背景下，现代体育传播必须遵循大众文生产的逻辑，大众文化的通俗化、碎片化、瞬间化、娱乐化、奇观化等也深刻影响了竞技体育的传播。不可否认，媒体促进了现代体育事业的巨大发展，但商业化的媒体首先维护的是自身利益，它对体育的选择首先是体育项目的商业价值。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已掌握了对体育的控制权，造成许多项目在比赛制度、形式，甚至规则加以变革，以增加一些项目的观赏性来满足电视的播出要求，这无疑违背了竞技体育的内在规律。

比如，商业广告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竞技体育传播分类加长，使其传播过程人为的片段化;再如，为了符合商业要求许多竞赛规则、体育赛制被迫改变：国际足联将20 min的半场休息改为15 min;国际排联把3局2胜改为5局3胜，把先获得发球权再得分改为每球得分制;国际乒联将原来的 5局3胜改为7局4胜，把每局21分制改为11分制;国际田联也在百米项目上取消了原来的有一次抢跑机会;高尔夫球比赛从普通的比赛改变为金牌赛、一杆赛等，所有这些规则的改变无不是主动或被动的适应电视转播的需要。不仅是规则的改变，不少体育竞赛时间与赛程也被人为地提前、推迟或改变：1988年汉城奥运会，一半项目的决赛安排在上午11时至下午2时不适宜比赛的时段举行;全国第十届运动会原订赛程是先跑女子1万米，两天之后才是马拉松比赛，最后改成马拉松赛36 h后就是女子1万米决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整个赛程由原有的两个周末增加到三个周末。这一切都是其背后的商业化需求在作祟，这种媒体借助体育获取业利益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体育运动本身的内在规律及其价值取向。

3.3 助长了精英体育的盛行 媒体有一个特殊功能，即能把目标人物、团体或社会运动“移植”到传播对象的心目中，使其在一定时间内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这在传播学上称为大众传媒的“授予地位”功能。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媒体的这个功能被市场和商业因素所左右，媒体对竞技体育的选择，更多地集中在在精英体育上，总是将资源和精力给了重大赛事与体育明星，强调的是取胜，推崇的是一种向往强者、弘扬超越的文化，而不是那些与体育参与有关的其它因素。结果，观众获得的是”倾斜”的版本———与传媒介人士认为观众想看到的东西相匹配的版本、与购买广告时间的商家的利益相一致的版本。[11]目前的电视转播的体育大部分是精英体育赛事，镜头经常光顾的也是体育明星，极力把他们渲染成为克服各种艰难走向成功的英雄，定格在获得金牌时的胜利时刻，接受人们的拥戴。有时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故意夸大竞技体育的浩大场面、杜撰赛事的重要性，有时甚至对明星以及他们的私生活进行恶意炒作，以产生轰动效应。

体育首先是通过参与获得健康、友谊和精神激励，最重要的是通过运动发现自我价值，并让实现这种价值的过程感染周围的人们。然而现代的竞技体育的传播已日益被精英体育赛事与体育明星所主导，这二者又日益被利益趋动的商业因素所操控，已经商品化和偶像化，失去了体育的本真与内涵。体育比赛在视觉上越来越精彩的同时，也在现实中越来越脱离大众，大众无法成为体育的主体，更多的是花钱买票看体育表演而已。大众与体育的日益疏离，遂使体育最重要的功能丧失殆尽，伴随各种大赛金牌累年上升、人们在为遥远的世界杯而振臂欢呼的背后，却是学生视力下降，公众体质下滑的现实。人们关注的是刘翔、贝科汉姆式人物天文数字般的收入与无限的辉煌，却不见很多运动员的训练的艰难与生活的窘境。现代社会中文化的主要形态为大众文化而不是精英文化，大众体育才是推动体育发展的根本力量，长期以来，媒体将注意力集中在精英体育上，助长了精英体育的盛行，而关涉国民身心健康的大众性体育及民族传统体育由于缺少媒体的关注却总是被忽略。

3.4 消解了竞技体育的精神本质 在娱乐化、商业化的大背景下，媒体对体育的奇观化报道也深刻影响着竞技体育的精神本质。纵观当下的媒体，更多的是对强势项目渲染，对胜利者的大肆吹捧，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宣传着 “胜者王侯败者寇”的理念。为了寻找具有轰动效果的体育选题，媒体日益沉湎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以狭隘的视角来解读体育，原本很正常的体育赛事，经过媒体的策划和制作，变成了人类社会的你死我活的战争，经常听到一些体育评论员在解说中频频说到“一雪前耻”、“报仇雪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之类的话语，话里画外充斥着某些暴力色彩，好像体育比赛不是快乐的积累，而是仇恨的延续。在传播竞技体育的过程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与体育赛事本身无关的信息的传播，甚至是炒作，而与体育有关的更重要的人文信息、体育精神与本质等内容由于视听效果差、制作难度大往往被置于边缘性地位。体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在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中难以获得的勇敢、顽强、自强不息和不断超越精神，受众对体育新闻的需求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需要。但媒体对冠军的广泛推崇、对“更快、更高、更强”精神的片面宣扬，使人们曲解了竞技体育的精神本质。可以说媒介对竞技体育的这种报道，已经完全背离了“友谊团结、公平竞争、重在参与”等真正体育精神的内涵与宗旨。一方面为数众多的运动员为了头顶上笼罩的熠熠生辉的光环在运动生涯中历尽艰辛地拼搏，但总是背负着太多的压力去比赛，结果却常常是不尽如人意，有的会因没有取得出类拔萃的成绩而在退役后面临生存压力;另一方面像刘翔这样的幸运儿，在带上金牌拥抱鲜花的同时，开始面对滚滚而来的荣誉与财富。金钱、荣誉的诱惑已经取代“理想价值的实现”而成为促使运动员取得好成绩的唯一动力，而背弃的却正是竞技体育的精神本质。

体育本是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的文化活动，在运动中超越自我，在运动中感受快乐，借以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可见，社会生活中只有以人的身心发展为中心，以增进人的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与社会文明发展、提升社会的现代化水平相统一为宗旨，体育才有可能符合现实中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任何将体育片面或单纯理解为娱乐、运动、对抗、游戏或者是脱离人的身心发展的其他教育和活动等做法，都是违背体育本质的。把人们的体育参与热情融入到对视觉的满足中，这种片面精神意义的获取是对竞技体育的本质精神的一种反叛。

3.5 助推了竞技体育的不可承受之重 在多元文化时代，社会的注意力日趋分散，而竞技体育是集中和调度社会注意力的重要文化方式，在媒体的助推下，如今竞技体育变成了社会一种缩影和折射，对社会产生着强烈的反作用。当比赛与祖国、民族的荣誉、利益联系一起的时候，其胜负的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多年来，媒体一直把获得金牌视作竞技体育的最高境界，把体育当作强国符号，竞技体育的进步，尤其是奥运金牌的获得，盛大赛事的举行，也被认为是民族复兴的标志。不可否认，在特定时期金牌对激发民族意识、宣传爱国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种价值取向所隐含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也不可忽视。体育是属于大众的运动，是老百姓的健康生活方式，不幸的是，这个属性被漠视了，精英体育一度成为主导，这种导向助推了竞技体育的不可承受之重，引导竞技体育走向极端，这其实是扭曲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和本质。事实上，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已经明确了发展方向：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媒体对体育的报道也应该把重视竞技体育转变成重视全民健身，淡化金牌，宣传国人重视体质和健康，提倡大体育和大健康的概念，让体育理念真正回归。体育就其社会教育体系而言，独具竞技性、群聚性、国际性和礼仪性的特点，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体现了人类不断地挑战自我，超越自我，追求自身的至善至美，这些才是媒体所要弘扬的价值观。

4 体育“奇观”与媒体责任

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竞技体育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的精神发展，以此造就全面发展的人。 在1968年奥运会上坦桑尼亚的运动员阿赫瓦里，在马拉松比赛跑到5公里时因碰撞摔倒，膝盖受伤，肩部脱臼，但他未退出，他还是坚持跑完全程。受他的精神感染，观众们重新回到阿兹特克体育场，灯光重新为他亮起，现场观众集体肃立，送给拖着流血伤腿的阿赫瓦里经久不息、雷鸣般的掌声。牙买加田径运动员奥蒂被称为“永远的伴娘”，从未获得过金牌，但她坚持不懈，40多岁仍然奔跑在竞技场上，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奥运会提倡的重在参与、永不放弃、永不气馁、永不低头的体育精神，体育赛场上的崇高风尚不仅仅能让胜者得到荣誉，也应该使输者得到大家的尊重。我们每个人从体育比赛中汲取的也不仅仅是一个比赛过程所带来的震撼，而是能让我们心灵得到充盈之感的人类美好品质，这才能让奥林匹克精神更生动并且永远流传。因此，只有媒体工作者自身对体育的本质宗旨有了正确的认识，才可以在镜头、解说采访中传达正面的信息，引导受众回到体育的本体中来。竞技比赛是一个过程，胜负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只属于更快、更高、更强者，观众则是在这个过程中，欣赏运动员健与力的美、技术与战术的高妙，得到精神的享受。媒体工作者，有义务在提高自身的体育知识、专业技能的同时，修炼内功、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用优秀运动员们在赛场上表现出来的高尚的体育精神、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来影响广大的观众。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在媒体这个放大镜、望远镜、显微镜的聚焦之下，竞技体育的魅力、气场被数倍放大，使受众深深地沉溺于体育的媒体奇观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显然淡化了自己“把关人”的意识，忽略了作为“社会公器”的功能，片面强调大众传播效果，没有做到主动、积极地引导受众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比赛胜负观、体育文化观等，逐渐造成大众与现实体育联系的中断以及对媒体的过度依赖，从而导致他们的“身份遗失”。所以，媒体不可忘记在信息传播中应该担负起维护稳定、倡导文明、维护正义的角色;媒体的自律不仅是被动的遵守，更应该是主动的承担。

5 结 语

当代社会是一个媒体更加繁荣、传播技术更加成熟、传播媒介高度饱和的全球化了的所谓“由娱乐、信息和消费组成的新的符号世界”，媒体奇观正是在新闻的不断聚焦与传播，使传媒文化由原来的独立多元的文化形态很快升级为一种集体的合力下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以一种势在必得的姿态意欲取得更广泛、更深入、更惊人、更超乎想象的社会震荡效应，它制造的“景观”变得更华丽、精致，也更为主动和强势。不可否认，媒体奇观下的竞技体育传播扩大了体育信息传播的范围、普及了相关的体育知识，改变和丰富了大众认知体育的方式，但奇观化的媒介体育毕竟不是真实的体育新闻，更不是体育，它只是现代体育的拟态图景。奇观文化下的媒体对体育的非常态介入，不仅严重地削弱了竞技体育的自主性，也直接导致对社会大众对体育精神误读和对体育责任的漠视。因此，媒体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应该把竞技体育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淡化对金牌的政治解读，注重和加强体育本质及体育文化的传播，调整大众传媒对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重塑民众的体育价值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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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格拉斯•凯尔纳著,史安斌译.媒体奇观[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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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杰•科克利著，管兵等译.体育社会学———论题与争议[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481-483.

投稿日期：2009-12-0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媒体奇观”对竞技体育之影响研究(批准号：09YJCZH112)。

作者简介：董青，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社会学、体育人文学。

作者：董青 洪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