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面临的竞争分析论文

摘要：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表明，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经济效应较为明显。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效应与贸易促进效应直接推动河南省经济发展，通过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间接推动河南经济发展。因此，在建立中原经济区和推进中原崛起的伟大进程中，要通过更新观念、改善投资软硬件环境等措施来切实提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外商投资面临的竞争分析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外商投资面临的竞争分析论文 篇1：

在城市间流动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

摘 要：从“流动”这一视角切入，构建“流动—创业”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98 485个城市农民工样本，检验了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行为对创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频率每提高1%，进行“生存型”创业的概率将下降90.6%，进行“机会型”创业的概率下降13.9%，改变流动频率的衡量方式并将“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合并考虑进行重新估计后结果仍保持稳健。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城市间的流动对低技能组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省域内流动农民工群体“生存型”创业的抑制效应更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机会型”创业抑制效果不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在城市间流动频率的提高通过冲击社会资本的集聚与提高社会融合难度，对农民工的创业产生抑制效应。

关键词：农民工创业;人口流动;社会资本;社会融合

我国经历了从“乡土中国”到“迁徙中国”的转变[1]。随着国家基础设施的改善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要素自由流动范围不断扩大，农民工群体在城市间的流动行为亦日益频繁。虽然有实证经验表明，更多准备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创业[2]，但是目前针对农民工创业的相关研究仍然主要集中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就业选择以及返乡农民工的创业与绩效方面，更多关注的是城市务工型、谋生型农民工的流动与生计策略研究[3]，而未充分考虑农民工在城市的创业需求，对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创业更是缺乏关注[4]。农民工在城市的创业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流动就业的伴生行为。本文将重点关注如下问题：从理论上讲，在人口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在城市间的流动行为对农民工创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又是什么?从实践上讲，对于潜在的流动创业农民工而言，是该选择继续坚守为创业积累资本，还是保持流动寻找创业机会?

一、相关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农民工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视角展开。

一是关于农民工个体与家庭特征的研究。早期研究显示，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人力资本等个体特征对农民工的创业具有直接显著影响[5-6]。除个体特征外，农民工创业行为还受到宗族网络、社会资本、风险偏好的影响[7-9]。随着农民工返乡潮的出现，学术界开始关注农民工的务工经历对返乡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人迁移、务工经历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具有显著影响，随着务工时间的延长，农民工参与创业的概率越高[10]，但也有学者指出，务工经历会阻碍返乡农民工的创业[11]，可见就农民工务工经历与返乡创业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

二是关于农民工创业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市场与政府支持、就业机会创新性、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的嵌入、互联网应用等有利于城市农民工的创业[12-15]。不同的城市特征对农民工创业也会产生影响，但作用有所差异，城市的贸易开放抑制了农民工的自雇型创业[16]，但有证据表明，在控制外商投资水平后，农民工进入大城市具有更高的创业概率[17]，因此城市特征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还需要在一个更加统一的框架下进行研究。此外，虽然有研究表明，金融支持对农民工创业至关重要[18]，如创业贷款会对农民工产生强烈的创业激励[19]，但在现阶段农民工创业普遍面临金融资本不足的問题，信贷约束是抑制农民工创业的重要因素[20]。

综上，已有研究围绕农民工创业及影响因素展开了深度探讨，但仍存在一定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有研究集中关注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创业发生行为以及农民工的返乡创业，但对城市农民工的流动创业需求关注不足;二是现阶段人口在城市间的流动日益频繁，但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行为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行为对创业的影响更是缺乏相关的经验证据。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首先从理论层面探析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频率与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然后在实证层面上建立计量分析模型，并克服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最后解析其中的政策含义。

二、理论机制分析

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大致可归纳为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改变了农民工的环境因素(包括空间迁移与社会关系)，主要通过社会资本、社会融合两个机制对农民工创业行为产生影响。

(一)社会资本效应

在城市间流动首先表征出来的特征就是空间迁移，而空间迁移会带来环境的改变。人力资本依附于农民工个体，但是社会资本依赖于一定的空间场域与时间积累，无法随着农民工的流动而发生空间迁移。对于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而言，在城市工作时间越长，社会资本内聚特征越强。因此，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对社会资本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第一，在城市间流动发生的空间迁移极有可能会中断农民工在当地的社会积累过程，对农民工的社会资本集聚产生冲击，降低社会资本的密度和规模。第二，空间迁移后在新的城市中农民工面临创业环境的改变，更容易遭受本地社会关系网络的排斥，甚至陷入发展困境。在正式社会支持缺失的情况下，稳定的乡缘关系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创业的需求。流动频率的提高不利于形成稳定的乡缘关系网，会降低农民创业的社会资本支持，提高农民工流动创业的机会成本，抑制创业行为的发生。通过以上两个途径发挥抑制作用的可归纳为社会资本效应。

(二)社会融合效应

已有研究表明，当农民工进入新的城市后可能会面临就业隔离与语言差异的现实困难。一方面，农民工面临新的就业隔离困境，导致农民工无法通过延长流动时间向高收入职业转变，无法完成初始创业资本的积累，收紧了农民工创业的流动性约束。与城镇人口相比，农民工进入新城市后除受到职业隔离外，其工资、福利、就业机会亦处于劣势。已有研究发现，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当进入一个新的城市时不仅受到本地居民的排斥，而且与本地农民工形成竞争关系，职业隔离与工资差异加快了农民工群体的分化，因此流动频率的增加加大了农民工在本地城市社会融入与创业的难度。农民工进入新城市后面临的另一个约束是语言差异。方言是标识身份的特殊标志，方言的运用有利于融入当地社会网络。流动频率提高增加了农民工学习不同地域方言的成本，增大了社会融合的难度，提高了农民工的创业壁垒。通过以上两个途径发挥抑制作用的可归纳为社会融合效应。

综上所述，在城市间的流动行为通过社会资本、社会融合两个机制对农民工的创业行为产生抑制效应。实际上，这两个机制是协同发生作用的，共同对农民工的创业行为产生影响。譬如，对社会资本的冲击会加大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难度，而无法融入当地社会网络则会进一步弱化社会资本积累。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在城市间的流动频率与农民工创业行为之间为负相关关系;

H2：在城市间流动频率的增加通过冲击社会资本内聚、提高社会融合难度两个机制抑制农民工创业。

需要注意的是，农民工是理性人，并不会盲目地流动。一方面，农民工既要承担流动导致环境变化所引致的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变化的后果;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行为也是综合自身条件以及市场判断所作出的选择，因而在流动与创业之间可能存在着反向因果的逻辑关系。由此，本文的研究假设是否成立尚有待剥离核心变量的内生性后作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三、数据、变量及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2017)，该调查以全国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反映了全国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流动迁移趋势和特点，数据样本覆盖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学术研究与政策参考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来源。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的处理：第一，剔除了非农业户口及其他户口形式(包括农业转居民、非农业转居民、居民、其他)的流动人口数据，只保留农村户口的样本;第二，剔除因为家属随迁、照顾自家老人小孩、投亲靠友、参军、婚姻嫁娶、拆迁搬家、学习培训、出生、异地养老、其他等非工作因素而流动的人口对象，只保留因务工/务农或者经商而流动的样本，以体现农民工经济性的迁移与流动，将本研究更聚焦于城市农民工的就业选择上，以降低样本选择偏误;第三，剔除教育水平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样本，以便将研究点聚焦到农民工群体;第四，有数据缺失的相关样本将不予保留，最终整理得到98 485个城市农民工样本;第五，对以上处理后得到样本的关键变量(流动频率)进行缩尾1%处理，降低异常值导致的有偏估计。

(二)变量界定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农民工的就业身份。农民工创业是指农民工依靠自身资本、资源、信息、技术、经验以及其他因素自己创建实业，解决就业问题，包括雇用工人开办实业以及自我雇用经营两种方式。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2017)的调查问卷中涉及受访对象的就业身份问题，共有固定雇主的雇員、无固定雇主的雇员(零工、散工)、雇主、自营劳动者、其他5个选项。全球创业观察(GEM)把创业分为“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两个层次，“生存型”创业是在没有更好的就业选择下的选择，具有技术壁垒较低、低成本、低门槛、低风险等特征，这些特征也十分符合自营劳动者，而“机会型”创业更注重对商业机会的把握，具有拥有更多的创业资金、技术壁垒较高、规模相对较大、投资回报率较高等特征，因此进行“机会型”创业后往往会成为雇主，两者在创业的起点逻辑上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参照全球创业观察的定义，将雇主(雇用工人开办实业)定义为“机会型”创业，将自营劳动者(自我雇用经营)定义为“生存型”创业，两者均属于创业，均赋值为1，其他就业身份赋值为0。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频率。流动频率指标的衡量方式为调查对象流动过的城市数量除以流动时长，其中流动过的城市数量指的是首次流动时到调查时合计流动过的城市数量(以“个”为单位)，流动时长为调查对象首次流动的日期至2017年的时长(以年为单位，若流动时长未满1年则按1年计算)。表1给出了所有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模型选择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创业与非创业两种选择，为检验流动频率对城市农民工创业概率的影响，采用Probit模型进行非线性参数估计，具体模型设计如下：

Prob(Entreprei)=Φ(α0+βfrequencyj+γXij+δMj+θrangei+?谆industryi+σregioni+εij)

其中，下标i和j分别表示第i个农民工样本、农民工样本的第j个特征变量;被解释变量Entreprei表示的是第i个农民工的就业身份，如果就业身份为创业则取值为1，为非创业则取值为0;Xij是影响农民工创业概率的个体特征向量，包括年龄、年龄2/100、性别、婚姻、受教育年限、身体状况、民族等变量;Mij是影响农民工创业概率的家庭因素向量，包括家庭规模、家庭收入的对数两个变量;Rangei是第i个农民工样本的流动范围;Industryi表示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以第二产业为对照;Regioni表示农民工流动的区域，包括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以西部地区为对照。

四、实证分析

(一)工具变量法估计

1.流动频率变量内生性检验

潜在创业意愿反过来也会影响其流动行为的偏好，农民工的流动行为与创业选择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并导致内生性问题，致使估计结果有偏，因此，在进行实证分析前，应先进行流动频率这一核心变量的内生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下页)的列(1)和列(3)。检验结果显示，在将所有控制变量考虑进来后，“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的内生性Wald检验结果的值分别为136.250、14.500，p值都为0.000，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

2.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

针对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是否办理暂/居住证为工具变量，通过工具变量法(两步法)弱化内生变量(流动频率)的内生性以得到更准确的估计结果。需要说明的是，暂住证制度起源于深圳，于1984年开始实行，后来逐步推广到其他城市。2016年暂住证制度被取消，开始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居住证制度的实施虽然在较大程度上保障了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享有相对公平的社会保障，但是同样也提高了农民工对居住地公共服务需求的黏性，限制了流动人口的自由流动，因此，从理论上分析可以发现，办理暂/居住证与流动频率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办理暂/居住证与农民工是否创业并无直接的关系，符合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为进一步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利用流动频率对工具变量进行了第一阶段的OLS回归，结果见表2中的列(1)和列(3)。结果显示，无论是“生存型”创业模型，还是“机会型”创业模型，工具变量与流动频率都呈负相关关系，与理论分析预期一致，暂/居住证的办理降低了城市农民工的流动频率，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两个模型第一阶段回归的F统计值分别达到了1004.040与702.320，远远大于经验标准值10，说明工具变量对流动频率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并且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3.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

表2汇报了流动频率影响农民工创业概率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其中列(2)是“生存型”创业模型估计结果，列(4)是“机会型”创业模型创业估计结果。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变量后，流动频率核心变量边际效应保持在1%显著性水下为负，说明在城市间的流动行为抑制了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发生。具体来看，流动频率对农民工“生存型”创业的抑制效应为90.6%，而对农民工“机会型”创业的抑制效应为13.9%，对“生存型”创业的抑制效应更强。

表2中还报告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在个体特征向量方面，在“生存型”创业模型中，年龄的一次项显著为负，年龄2/100项显著为正，说明年龄与农民工创业的概率呈“U”型关系;在“机会型”创业模型中，年龄项虽然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而年龄2/100项显著为负，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民工进行“机会型”创业的边际概率逐渐下降。已婚男性具有更高的创业概率(包括“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教育水平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整体上看，学历水平越高，农民工开展“生存型”创业概率越低，开展“机会型”创业的概率越高，但较高学历的农民工(专科学历)开展“机会型”创业的概率较低，表明初中及高中学历水平的农民工开展“机会型”创业概率最高。身体健康水平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身体健康水平对“生存型”创业影响不显著，但对“机会型”创业影响显著，身体健康水平越高的农民工群体开展“机会型”创业的概率越高。少数民族农民工“生存型”创业概率显著低于汉族农民工，但对于“机会型”创业无显著差别。在家庭特征向量方面，家庭规模越大，收入水平越高，开展“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的概率越高。跨省域流动的农民工创业概率更高。在所从事产业特征方面，从事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创业概率高于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在流动区域特征方面，流向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农民工创业概率没有显著差异，但流向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农民工创业概率显著低于流向西部地区的农民工。

(二)稳健性检验

1.核心变量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流动频率对农民工创业影响结果的稳健性，这里通过更改流动频率衡量方式(依次将流动频率为0～0.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7～0.8、0.8～0.9、1.0以上等10個限值范围分别赋值为1～10)进行回归，同时采用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如表3(下页)所示。回归结果表明，流动频率与“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之间均为显著负相关关系，流动频率变量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比较“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两个模型回归结果发现，在城市间的流动行为对农民工“生存型”创业行为的抑制效应更强，回归结果与表2中的回归结果一致。以上分析说明，在城市间的流动行为显著抑制了农民工的创业，证明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2.被解释变量稳健性检验

把“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合并在一起进行考虑以检验稳健性，结果展示在表3的列(7)中。结果显示，把两者合并在一起后，流动频率与创业行为之间仍然是负相关关系，因此，无论是“生存型”创业还是“机会型”创业，抑或把“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合并，农民工在城市间流动频率的提高都会显著抑制其创业行为的发生，证明了模型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三)异质性分析

1.流动频率与不同技能水平农民工的创业

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这里用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农民工技能水平的代理变量[21]，当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时，样本进入相对低技能组，当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为初中以上文化时，样本进入相对高技能组。表4(下页)汇报了流动频率对不同技能水平农民工创业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相对低技能组还是相对高技能组，在城市间流动频率的增加都降低了农民工的创业概率(包括“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但对相对低技能组农民工群体“生存型”创业的抑制效应更强。低技能农民工流动能力本身较弱，这说明在城市间的流动放大了以低技能为代表的弱势农民工群体的人力资本劣势，不利于资本积累与就业层次的提升。

2.流动频率与“两代农民工”的创业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社会背景、教育背景、所面临的时代变迁均存在较大差异。学者们一般将198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称为第一代农民工，将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称为新生代农民工[22]。表5(下页)报告了流动频率对“两代农民工”创业的影响。结果显示：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间流动频率的提高抑制了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型”创业行为的发生，抑制效应达到62.0%，但对“机会型”创业抑制效果不显著;另一方面，流动频率的提高同时抑制了第一代农民工“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抑制效应分别达到了124.7%与30.1%，对“生存型”创业的抑制作用更强。这一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可基于第一代农民工所处的时代背景来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政策可分为五个阶段，而1984—2002年仍然处于限制流动和有序逐步放开阶段。第一代农民工向城市流动时还受到较多限制，对城市流动带来的冲击更加敏感，因而在城市间的流动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创业抑制作用更强。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于互联网时代，普遍流动性更强，信息化的普及便利了农民工的信息获取，拓宽了社会网络的时空边界。互联网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的普及使用有利于激活“机会型”创业，弱化了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机会型”创业的冲击作用。

3.流动频率与不同流动范围农民工的创业

本文把流动范围区分为跨省域流动与省域内流动两个子样本，并探讨流动频率对不同流动范围农民工创业的影响，结果如表6(下页)所示。不难发现，所有的边际效应系数均为负，并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具体来看，在城市间流动对跨省域流动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抑制效应分别达到56.4%和13.0%，对省域内流动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抑制效应分别为109.3%和9.0%。这表明，在城市间的流动对跨省域流动与省域内流动的农民工创业均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对省域内流动的农民工群体“生存型”创业抑制效应更强。相对于跨省域流动，农民工在省域内城市间的流动频率增加更不利于创业。

五、机制检验：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的作用

在理论机制分析部分，本文提出了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两个作用机制，其中社会资本是指农民工与其他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包括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其中社会网络是主要的衡量指标，因此本文选择社会网络的广度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社交网络指标选择问卷中的“您业余时间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这一问题，问题共有同乡(户口迁至本地)、同乡(户口仍在老家)、同乡(户口迁至本地与老家以外的其他地区)、其他本地人、其他外地人、很少与人来往等6个选项，将选择主要与其他本地人来往最多的选项的农民工样本赋值为1，表示农民工具有更高密度和更大规模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选择其他选项的农民工样本赋值为0，表示更低密度和更小规模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社会融合是指确保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的农民工群体能够获得与本地居民接纳与平等交换资源的机会。社会排斥理论提出了社会融合与社会排斥的对立性，因此本文采用社会排斥指标作为社会融合的代理变量，社会排斥指标选择问卷中“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这一问题，答案共有4个选项，分别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基本同意、完全同意，将选择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两个选项的农民工样本赋值为1，表示面临社会融入壁垒，社会融合难度较高;将选择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两个选项的农民工样本赋值为0，表示没有面临社会融合壁垒。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与能顺利融入当地社会的农民工创业概率更高。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效应抑制农民工创业的两个作用机制。

从表7模型(20)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流动频率对社会资本的边际冲击效应达到-0.115，流动频率每提高1%，流动农民工顺利融入本地社交网络的概率将下降11.5%。在城市间的迁移流动确实对流动农民工的社会资本集聚与扩张产生了冲击，频繁的流动让农民工难以融入本地的社交网络，更无法获得相应的创业支持与机会识别的际遇。模型(21)估计结果表明，流动频率每提高1%，农民工社会融合难度将上升1.8%。因此，从社会资本积累与社会融合两个角度来看，在城市间流动频率的提高均不利于农民工创业，以上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说2。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本文得到了如下研究结论：第一，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显示，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行为显著抑制了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发生，流动频率每提高1%，农民工进行“生存型”创业的概率下降90.6%，进行“机会型”创业的概率下降13.9%，并且流动行为对农民工“生存型”创业的抑制效应更强，估计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1。第二，在控制所有协变量基础上，利用改变流动频率的衡量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显示，在城市间的流动对农民工“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行为仍然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抑制效应分别为10.2%、1.6%，证明了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从不同技能水平、不同年龄、不同流动范围特征对比分析发现，在城市间的流动对低技能组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省域内流动农民工群体“生存型”创业的抑制效应更强，抑制效应差异分别达到104.2%、124.7%、109.3%，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机会型”创业抑制效果不显著。第四，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流动频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流动农民工顺利融入本地社交网络的概率下降11.5%，而遭受本地居民排斥的概率提高1.8%，说明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频率的增加通过对社会资本的集聚产生冲击与增加社会融合难度两个作用机制抑制了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发生。以上所有估计结果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检验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2。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既要继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又要重视城市流动农民工的创业需求，缓解流动对农民工创业的抑制效应。进一步优化农民工异地就业创业服务，建立城市流动农民工创业集聚市场，为流动农民工创业提供良好稳定的场所与创业平台，降低创业门槛。充分运用大数据精准识别城市流动农民工并优化相应的扶持政策，尽量满足农民工多样化的创业需求，降低其在城市创业的经济成本。开展农民工专项技能培训，除基础技能外，重点为具有潜在创业意愿的农民工提供相应的创业指导服务，提升农民工创业能力。

第二，为城市流动农民工创业提供差异化扶持政策支持。对于大部分潜在“生存型”创业农民工群体，应放宽其在城市的落户政策，让农民工获得更加公平的就业机会，这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力资本劣势对创业的约束。针对第一代农民工和省域内流动农民工，應加快互联网以及智慧产业知识的普及，提高第一代农民工融入数字型现代产业与社会的能力，拓宽其社会网络边界，提高其流动能力，增加其进行“机会型”创业的几率。

第三，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发展。一方面，建立流动人口行业协会与自治组织，推进流动农民工服务管理社区化，促进流动农民工的社区融合，以一种更为包容的政策措施让流动农民工就地创业，促进农民工利用已有的社会网络降低创业壁垒。另一方面，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引导主流媒体构建农民工正面媒介形象，减少本地居民对流动农民工的偏见，促进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合发展，激发创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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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志敏)

作者：梁盛凯 田云 陈池波

外商投资面临的竞争分析论文 篇2：

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及其提升研究

摘要：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表明，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经济效应较为明显。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效应与贸易促进效应直接推动河南省经济发展，通过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间接推动河南经济发展。因此，在建立中原经济区和推进中原崛起的伟大进程中，要通过更新观念、改善投资软硬件环境等措施来切实提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效应;利用外资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即FDI)，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FDI的流入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普遍认为FDI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河南省作为我国一个内陆省份，经济外向度相对较低，开放型经济发展缓慢，尤其是吸引FDI的数量累积额占全国的比例较小。在建设中原经济区的伟大进程中，提升利用FDI的水平及其经济效应对推动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在深入分析河南省利用FDI现状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利用FDI的经济效应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 河南省利用FDI的经济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利用FDI的数量快速增加。1985-2010年，河南省签订FDI协议(合同)个数、协议利用FDI金额与实际利用FDI金额都呈现显著增长，尤其是1994年以来，利用外资数量呈现单边增长态势：签订协议(合同)个数由1985年的29个增加到2009年的362个，增长了11.5倍;协议利用FDI金额由6870万美元增加到578385万美元，增长了83.2倍;实际利用FDI金额由565万美元增加到624640万美元，增长了1104.6倍。河南省利用FDI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1)FDI以独资经营为主要投资方式，2010年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重达到58.7%，合资经营所占比重为30.6%，合作经营所占比重为9.7%。(2)FDI主要来源于我国香港地区，2010年来自香港的外资占全省实际利用FDI的比重分别达到52.7%，2008年高达64.6%。(3)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是利用FDI最多的产业，2005-2010年期间第二产业实际利用FDI的比重分别达到74.6%、74%、72%、73.3%、68.2%和72.4%，其中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占全省的比重分别达到48.8%、52.8%、46.5%、45.6%、51.1%和52.5%。

1.1 FDI对河南省经济发展的总体效应分析

对位于中部地区的河南省来说，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两大根本性问题是经济总量的扩张和市场主体的成长。这两个问题的背后，都回避不了一个最重要的支撑因素——资金投入，而这恰恰是中部地区最为稀缺的要素。对中部地区而言，解决投入问题，一个最现实的选择是招商引资。资本稀缺的中部地区可以通过引入国外、境外的资金，培植市场主体，实现经济总量的扩张，对河南省尤其如此。

为更好研究FDI和河南省经济增长的统计关联，以每年的FDI对GDP回归(取双对数计量模型)，建立回归方程LNGDP=c+αLNFDI+μ，选取1985-2010年的河南省GDP与实际利用FDI金额(其中GDP单位是亿美元，FDI的数据单位是万美元，数据都是以1985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得出的实际值，数据来源于河南省统计年鉴)，采用Eviews.6.0数据分析软件对时序数据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分析结果如下：LNGDP=1656.515+0.047LNFDI。方程表明，当FDI每增长1%，GDP增长0.047%。这说明引进FDI对GDP有扩张效应，引进外资的经济效果很明显。

1.2 FDI对河南省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分析

(1)资本形成效应。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南省资本形成的带动效应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FDI弥补了河南的资金缺口，增加了该地区的资本存量，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与“双缺口”理论相反的是，河南省不存在资金缺口和外汇缺口，反而存在“双溢出"现象，即省内储蓄超过省内投资并且一直存在对外贸易顺差和外汇盈余。

其次，弥补了河南省的技术缺口，提高了河南省投资质量。外资企业同省内企业相比，具有更高的资本密集性和技术密集性，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河南省投资效率。

(2)贸易促进效应。

一般来说，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贸易替代效应、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补充效应和市场扩张效应，衡量的最直接方法是考察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情况。自1992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大幅增加，特别是2003年随着进口额和出口额的跳跃性增长，进出口总额也上了一个新台阶，FDI为河南省发展外向型经济做出了贡献。

1.3 FDI对河南省经济发展的间接效应分析

(1)技术进步效应。

根据资本外溢效应的作用机制，FDI对河南省的技术进步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①内外资企业的联系效应。按照现代产业价值链理论，企业是其产品价值链中的一环，它要向其上游的企业购买原材料、中间产品、生产要素或服务。事实上，许多外商投资企业产品价值链的上游企业大多是国内企业，外资企业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必然会将其质量标准、技术标准向国内的供应商灌输。通过这种方式帮助这些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改善产品质量。例如，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黄河租赁有限公司，新乡汤川精密机械金属有限公司，平顶山中南小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和爱迪生电力系统有限公司等;②外资企业带来的竞争效应。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当地市场的竞争程度，会对国内同类企业产生显着的竞争效应。同时，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也会对外资企业带来竞争压力，反过来迫使其提高技术，从而达到一种技术的螺旋型进步趋势。这类企业主要有洛阳哈斯曼制冷有限公司，平项山双鹰联合电力有限公司，中原桑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郑州中法原(供)水有限公司等。

(2)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要素禀赋结构理论表明，生产要素供给结构的变化将影响产业结构的演进。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作为资本对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变必然产生影响。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伴随着经济增长，必然要实现产业结构的演进。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的产业结构演进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基本上平稳上升;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有小幅上升但是不稳定，具有阶段性。

2 提升河南省利用FDI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

目前河南省的发展既存在动力不足，缺乏新的投资来源和技术支撑，又存在缺乏竞争意识、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的问题。在深入分析河南省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其利用外资的速度和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因此，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全面加快利用外资步伐，切实改善包括基础设施与重点工程建设、努力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造就开放型的社会文化环境、改善融资环境等内容的综合环境，努力营造公开、平等、自由竞争的良好发展环境是河南省提高利用FDI水平的关键。

2.1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造就开放型的社会文化环境

打破内陆封闭意识和传统思想束缚，扩大开放程度。要摒弃陈腐的观念，学习吸收国外尖端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增加收入与就业，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最大程度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要提高对外商和外资的认识，一切按照国际惯例办事，积极主动地吸引外商来河南省投资办企业，敢于推出骨干企业与外资合营和合作。

2.2 切实抓好基础设施与重点工程建设，加速改善投资硬环境

(1)大规模开展能源、交通、通讯、旅游等基础设施建设。

除少数城市外，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较差，为满足改革开放、扩大引进外资的需要，增加河南省投资环境吸引力，必须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交通、邮电能源等。同时还要努力改善涉外服务条件，通过独资、合资等多种形式，在主要城市建成符合国际标准的星级宾馆。

(2)加强商业和市场服务设施建设。

加强商业和市场服务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生产资料市场和金融、技术、信息、劳务、房地产、产权交易市场。要采取灵活政策，和邻省搞活边贸，严格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搞活流通，加快市场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树立社会主义大市场的观念，破除“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陈旧概念，彻底解决在商品紧俏时限制本地商品外销、产品积压时又制止外地商品流入、人为造成自我封闭状态的问题。

(3)加快郑州和洛阳的铁路、公路、航空口岸和保税区建设。

远离海岸线和缺乏直接对外联系口岸，是内陆省份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和世界经济联系最大的障碍因素。因此，利用河南省四通八达的内陆交通优势，特别是第二条欧亚大陆桥开通的有利条件，在河南省交通枢纽地区建设内陆口岸，将海岸线引伸入内地，建立和世界经济联系的直接通道是十分必要的，这将大大提高河南省和国际市场与经济的联通能力，改善河南省投资环境状况，增加吸引力。同时，加快保税区与保税仓的建设，也是进一步改善河南省投资环境的重要措施。

2.3 改善投资的金融环境

(1)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

吸引外商投资必须有相应的配套资金，解决资金问题的重点是在发挥金融部门职能作用和优势的同时，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首先要加快金融改革步伐。金融体制可仿照经济特区实行金融业务交叉，打破各专业的业务分割，另外还要创造条件引进外资银行，一方面可引进竞争机制，推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减轻河南省银行贷款资金不足的压力。开放外汇调剂市场，外汇管理部门应放宽对兑换范围的限制，不仅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参加，也允许内资企业参加，保障外资企业资金的合理流出的自由。

(2)健全外商投资的服务体系。

软环境的改善除了观念的转变、素质的提高、形象的改变以外，还要具体搞好外商投资一系列的服务体系和建设，它包括进出口海关服务体系、政策咨询服务体系、法律服务体系、项目审批的一条龙服务体系、生活物资保障服务体系、生产资料供应服务体系等。

(3)优化外资产业结构。

制定引进外资的合理产业政策，加快河南省外向型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①由加工型向基础型转变;②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③由粗加工向深加工系列化配套化方向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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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文娟，张坚.经济转型时期江苏省吸引FDI的现状与建议[J].江苏商论，2011，(10)：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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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雅莉.河南省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对策研究[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69.

作者：贾蕊

外商投资面临的竞争分析论文 篇3：

市场开放后银行业的竞争战略

SWOT矩阵理论是市场分析研究和策略学的主要分析理论之一，本文借助于该理论对市场开放后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竞争战略进行分析。

内部环境因素分析

与外资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经过一系列改革和发展，目前在营业网点和市场占有、客户基础和保障、政府的支持等方面具备优势，但同时也面临冗员过多、不良资产比例仍居高不下、金融创新和盈利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

优势及强项(Strengths)

营业网点和市场占有的优势。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和布局，与外资银行比较，我国商业银行在营业网点上具有先天优势，形成了遍布城乡的机构网点体系(表1)，这为中资银行拓展金融业务与服务空间、扩大影响力和覆盖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我国商业银行发展迅速的网上银行业务还延伸了营业网点上的物理空间，进一步奠定了网点上的优势。截至2006年上半年，全国141家商业银行中，48家开设了网上银行业务，企业和个人网银注册用户总数已经达到7100万户，网上交易总额达到93.4万亿元。与之相比，外资银行则要逊色许多。截至2006年12月底，在中国注册的外资独资和合资法人银行业机构只有14家，同时存在200家外资银行分行和79家支行，242家代表处。外资银行网点数量少，办理业务并不便捷。从市场占有方面来看，2001年外资银行刚进入中国时，其市场份额占中国银行业资产份额的1.78%。但加入WTO五年过渡期结束以后，外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的市场份额仍只有1.89%，国内银行以绝对优势领先。

客户基础和保障优势。国内商业银行长时间的延续经营，已经培育了特定的客户群体和一定的忠诚度，基本上能够满足居民的金融需求，可以较为方便地提供除人民币存贷款和汇兑业务外的信用卡、基金代销、证券业务、保险代理和日常生活相关的各种费用缴纳服务，拥有相对稳定的客户基础。可以预料，中国持续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还将为国内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可靠的客户资源。而外资银行因为网点稀少和通过设置服务门槛对客户事实上的歧视，以及业务审批效率的低下，短期内无法拥有像中资行那样相对完整的产品线的现实，将使它们在竞争中显出下风。

品牌提升和国际竞争能力逐步增强的优势。我国一些大型银行在经历一系列的剥离不良资产、注资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等大动作后，经营利润大幅好转，发展和竞争能力得以提高，在国际银行界的形象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消费者认同度逐渐增加。根据国际上著名的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发布的《2006年中国银行体系展望》的报告，在对中国银行业财务实力、监管、外部经济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和展望后，提升了我国银行业的总体评价级别，这显示了中资银行总体状况和竞争能力的改善。

政府支持的优势。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新兴的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都不同程度的在各方面得到各级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可以预料，尽管我国已经履行承诺开放银行业市场，但出于审慎监管和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等考量，各级政府仍会在适当时候出手支持商业银行的运营，并可能在对外资银行在业务范围和监管要求等方面进行一定的限制，这客观上为国内商业银行的快速成长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氛围。

劣势及弱项(Weaknesses)

冗员严重，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低。历史原因导致我国商业银行从业人员较多，管理层次多，机构臃肿，尽管顺应于重组和上市进行了一些机构的撤并，但与国际先进活跃银行相比，国内银行在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上仍差距不小，适应领先银行发展的人力资源激励、考核、培训和退出机制并未完全建立。这在外资银行全面抢滩国内市场，基于缩短时间、降低成本和文化融合等考虑实行人才本地化战略，正在增加对人才争夺的背景下，中资银行面临挑战。

不良资产问题依然困扰国内银行，案件多发的局面难以得到有效遏制。截至2006年12月份，我国境内商业银行(含外资银行)不良贷款总额为12549.2亿元，不良贷款率为7.1%。其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0534.9亿元，不良率9.2%，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68.1亿元，不良率2.8%，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654.7亿元，不良率4.8%，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53.6亿元，不良率5.9%。而外资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仅为37.9亿元，不良贷款率0.8%，我国商业银行处置和防范不良资产的任务仍较重。同时，我国商业银行还深受各类案件的影响，2006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发生各类案件1085件，其中百万元以上大案273件，防范风险和加强内部控制的任务严峻。

收入结构不合理，赢利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我国，利差构成中资商业银行的重要收入和盈利来源，利息收入占资产的比重为2.2%，这与世界前五大银行2.1%相比差距不大;但在非利息产品收入占资产比重这一指标上，中资银行为0.45%，外资银行是1.7%，差距明显。同时，国际大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普遍超过50%，有的银行甚至达到80%，而我国非利息收入占比最高的银行也不到30%，还有相当多的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在10%左右徘徊。近十年来，全球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正由传统的利息收入为主向由非利息收入为主的方向转变，这显示未来银行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将围绕中间业务展开，非利息收入比重的增加是银行提升赢利水平、增加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内地银行赢利能力与国际大银行相比仍不够突出(表2)，这在银行业市场开放，外资银行业务范围和经营地域放开后是中资银行一道难解题。

金融创新不足，风险管理能力低下。受制于分业经营和监管等限制，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层次目前较低，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技术含量不高，吸纳型和模仿型创新较居多，自主式创新较少。而外资银行在金融创新方面则表现逼人，尤其在金融衍生品业务、代客理财、设立基金公司、资产证券化、银行保险业务等方面优势明显。在重要的风险管理方面，我国目前既没有发达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供商业银行对冲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也缺乏成熟的资产证券化市场为商业银行通过贷款证券化、贷款出售转移信用风险提供平台，商业银行多是被动承担风险，利用自身盈利或资本进行风险补偿，在风险管理文化和风险管理技术与工具方面存在较大差距，风险管理水平受到极大限制。

外部环境因素分析

人口红利等引致的经济持续平稳的增长，以及不断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和市场开放后各类正向激励效应，为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带来了无限契机。但与此同时，竞争加剧引起的客户流失，业务受到冲击和过度监管等，将可能阻碍中资商业银行的经营和发展。

机会(Opportunities)

宏观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中资银行的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特殊人口红利现象的存在，使1978～2006年间GDP平均增长9.7%，过去四年经济尤其以超过10%速度增长。可以预料，伴以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加速增长，在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的同时，经济的辐射和各种溢出效应将为我国商业银行带来良好的氛围和支撑。

庞大的市场空间创造的金融服务需求。我国目前银行业市场规模已达5万亿美元，并且每年约有14%～18%的存款增长，15%左右的贷款增长，这使我国银行市场成为全世界银行业市场的战略市场，蕴涵着无穷的展业空间。此外，随着资本市场发展的进一步深入，全球性流动性过剩衍生出对银行金融服务的需求，以及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劳动人口的增长，外国市场对中资银行的对等开放，这些因素会使中资商业银行业面临巨大利好。

市场开放后的竞争给我国商业银行带来正向激励效应。随着银行业市场的开放，相对于长期受到政府的隐性保护、缺乏发展经验的中资银行而言，外资银行在业务品种、管理经验、信息技术和营销手段上的先进理念和运作模式，将为我国银行业提供学习和借鉴的最好范本。同时，中外资银行在信贷市场的剧烈竞争将有助于从两方面提升国内银行的筛选水平。一方面可以提高中资银行对于项目和贷款对象的筛选水平，降低筛选成本，促进发展;另一方面竞争过程也有助于对中资银行进行筛选，并甄别出好的银行，从总体上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经营和发展水平。

威胁(Threats)

客户流失的隐忧。按照“二八”定律的思路，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于优质客户。外资银行在信誉和服务质量上更有优势，且与分业经营的中国银行业不同，外资银行多能提供更为全面和完备的全能银行服务，能够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金融需求，也更能吸引优质客户。银行业市场开发后，外资银行可能凭借其各方面的领先资源而强化“摘樱桃”行为，与中资银行展开对大型跨国公司、集团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国内外向型企业、高科技企业和富裕个人等中高端市场的争夺，中资银行可能面临已有客户群体流失的威胁。

业务冲击加大。可以预料，外资银行将利用其熟悉现代银行经营的特点，依赖于其高科技含量的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为支撑，在中国市场将国外成熟的金融工具本土化，不仅会在批发业务(如大客户贷款)和零售业务(如个人消费贷款)领域与国内银行直接面对面展开市场的拼抢，而且还将在投资理财业务、财富管理、私人银行、金融衍生业务等分市场对中资银行施加更大压力。

过度和不适当的监管。银行业市场开放以后，出于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型和审慎考虑，监管部门会加大对整个银行业的监管力度，但可能的监管过度和监管不当产生的负外部效应，可能加大中资银行的运作成本，并对未来的多样化经营和金融创新等造成现实障碍。

基于如上分析，采用SWOT矩阵形式，我们可以对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因素一目了然(见表3)。

竞争战略

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由5家大型国有银行，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114家城市商业银行和各类农村合作商业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未经改造的农村信用社等)组成。由于各自的历史背景、资产规模和资产质量、机构网点，以及人员素质、科技水平、竞争能力等都不相同，在银行业市场已经开放带来的新格局下，绝不能采取相同的展业和发展战略，单纯围绕国内市场开展低水平的同质竞争。而应根据各类银行的具体实际，在大方向的指导下，分析自己的业务竞争能力，明确各自的市场定位，厘定银行的发展策略和文化，并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制度，采取差异化的发展战略，有所为有所不为，最终形成与外资银行和国外银行竞争的强大合力。

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重点采取“进攻推进型”战略。5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体系的第一梯队，也是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宏观性战略资源，背靠中央政府的支持。目前，工行、中行、建行和交通银行已经成功股改上市，农业银行股改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这几家商业银行在竞争战略上应该在发展和稳定国内市场份额的前提下，参与国际竞争，实施“走出去”战略和全球化布局，大力拓展国外市场，在高层次上和国际先进活跃银行展开竞争。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重点采取“增长领先型”战略。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创业阶段采取“大企业、大城市、沿海、沿江”的市场定位战略，运用“拼规模、上速度、抢大户”的做法，积累了一批数量可观的大中型优质公司业务客户，从而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在银行业市场全面开放的背景下，股份制商业银行应该充分发挥其机制灵活、历史包袱轻、市场意识强、机构布局相对合理、创新能力强等方面的先天优势，服务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应从组织再造、经营策略、市场营销、风险管理、银行文化等入手进行银行建设，加强金融业务创新和科技投入，开发和稳定优质行业、优质企业、主流市场、主流客户等高价值目标客户群体，培育品牌，成为国内市场上与外资银行竞争的中坚力量。

城市商业银行群体重点推行“防御突破型”战略。城市商业银行是中国银行业的重要组成和特殊群体，基本上都由原来各地的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成，其区域性与地方性特征十分明显。同时，城市商业银行是一级法人，独立性较强，决策性的工作在行内就可以完成，免去了大银行繁复的报批程序，具有决策链短、业务创新灵活、能够快速适应市场的优势。但应该看到，目前城市商业银行在业务开发和创新、人员素质、资产规模和质量等方面不及大型国有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并没有与外资银行竞争的经验和实力。因而，城市商业银行应在充分发挥服务于城市中小客户群体和社区这个基础不动摇的同时，抓住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巨大发展机遇，扩大业务范围和经营地域空间，提升经营管理绩效和市场竞争能力，为推进我国城市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统筹与协调做出贡献。

以农信社为代表的各类农村合作商业银行机构，重点推行“扭转发展型”战略。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正在渐次深入，各农村合作银行机构的定位应主要是服务于“三农”的金融组织，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应看到，以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面临着管理体制不顺，未真正体现合作制，产权不清、法律地位不明确的困境。同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差、客户群体有限、盈利能力不强，经营中亏损严重，资产质量差，竞争力十分低下。农信社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积极跟上当前农村金融政策释放出较好信号的机遇和步伐，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策，甩脱历史包袱，轻装上阵，立足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各类农户和中小企业，不断探索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逐步向现代的农村商业银行转型，为新农村建设添砖加瓦。

基于上面的分析，表4归纳了我国各类商业银行竞争战略的SWOT矩阵。在银行业市场开放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应认清自我，审时度势，明确发展方向，找准市场定位，为经济发展中金融扮演重要的角色提供论据。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作者：王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