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学的变革论文

摘要:随着科技快速更新换代,处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新闻事业,逐渐进入竞争更加激烈的媒体融合发展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被交织在多元的社会文化中,新闻媒体舆论导向功能的发挥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舆论导向的概念入手,首先呈现世界各国范围内的媒体舆论导向,然后梳理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导向的思想,最后结合实际指出我国新闻媒体强调舆论引导的现实意义。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我国新闻学的变革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国新闻学的变革论文 篇1：

传媒发展大趋势对我国舆论引导的挑战

我国传媒的发展正在努力追赶世界传媒的大趋势，这是客观现实。世界传媒的发展无疑也正在带动和促进、推动我国传媒的发展。与此相应，也应该看到，世界传媒的发展同时对我国的舆论引导也形成了一种严峻的挑战，值得高度重视。

一、世界传媒发展的大趋势

对于世界传媒发展的趋势，理论界有不同的表述，有“三化说”，有“四化说”。“四化说”多的“一化”，一般指“企业化”(或者说“产业化”、“商业化”)。实事上，欧美国家早就“企业化”了，前苏联及欧洲社会主义阵营的地域现在也基本上“企业化”了。就发展趋势而言，已不必再提“企业化”或者“商业化”、“产业化”。大趋势就是三化，即全球化;数字化;多样化。在我国才应该加“一化”：产业化。从我国来看，产业化或者说企业化正方兴未艾。

全球化是学术界的共识。什么是全球化?它包括三方面：一是传播对象全球化;二是媒介组织全球化;三是媒介影响力超越国界，具有全球性。

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全球性传媒公司都正在逐渐转向跨国实体传媒组织。传媒的运作策划在国外进行，产品在国外制造、组装、传播，资源分配以效率为原则，不同的业务分包给各国的承包商，再进行产业价值链的整合，最终实现跨国经营管理。相对于以往只是产品出口的国际战略而言，跨国传媒实体组织以市场为导向，在不同的国家，更为注重公众的偏好与需求，其全球化发展的战略理念是建立在充分尊重本土文化特质和市场本土化基础上的，因此，对于区域、国家或者地方性传媒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全球化不仅在美国是媒体的发展方向，在欧洲，如北欧国家与俄罗斯都成为了媒体发展的主要趋势。就目前来看，全球化还停留在较为表浅的层面，还没有深层次或者说制度层面的深入发展。但是，就这样已经对不同区域、国家或者地方的媒体结构和地位构成了挑战，或者成为了潜在的威胁。媒介全球化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适应和赶上西方特别是美国传媒发展的全球化步伐，以应对挑战，抵消或削弱跨国传媒构成对我国不利的舆论优势。

数字化，或者说数字化发展。利用数字传播技术来传递信息，发展传媒的技术经济力量，这是世界传媒发展的又一个大趋势。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Dan Shaver在他的一份报告中将人类传播分为了三个阶段：人际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和数字内容与权力受众的时代。第三个阶段的人类传播进入了“互动模式”时代，完全改变了传统传播的“线性模式”。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阶段，这是以新技术和新途径为手段的互动交流时代。虽然我们可以在监管方面设置一些壁垒，以高门槛策略阻止某些全球化媒体，阻断它们和部分局域受众的互动，但要做到长期和彻底是困难的。特别是要阻止那些以低廉成本、小规模开发吸引客户的数字化传媒在内容提供方面的技术使用，更加困难。

网络的数字技术在不断发展，传统媒体也在加快数字步伐，转向数字化生存。台湾地区观众现在就能接触4种数字电视平台：数字开路电视，数字有线电视，以电脑作为终端网络的广播服务，以电视机作为终端的IPTV。

在日本，IP网络渗透很快，像NTT和KDDI这些主要的电信网络提供商已经制定并且向社会公告了它们将从传统服务向IP网络服务转型的计划。根据日本国内事务与通信部门的信息，到2010年，日本一半的网络用户将转移到IP网络。在这样的政策框架下，网络和平台提供商总是努力把吸引人的内容提供给网络。在今天的日本，最吸引人的内容都是为开路广播制作的。有5家商业电视网制作所有类型的通俗节目，包括新闻、体育和戏剧等。这些电视节目对IP网络提供商而言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能够吸引大量观众。

多样化，或者说多样性的发展。传媒的多样化或者说多样性基本上是由三个层面构成的。它包括供应的多样化，购买的多样化，消费的多样化。

供应多样化的集中体现是“融合新闻”。“融合新闻”又被称为“多样化新闻”，它的主要特点是以多媒体手段进行新闻传播活动。媒介以报社、电视台和网站作为基础，可以构造不同类型的“融合新闻”平台，也可以从各自独立经营转向联合运作，尤其是在新闻信息采集发布上联合行动。这样既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力、资金和设备的投入，降低成本，而且能够有效地控制传媒市场。大型媒介集团可以通过对不同媒体生产流程的设计与控制实现资源重整、资源共享，化相互竞争为合作，做大区域市场，并且在这一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 供应的多样性，也体现在媒体之外的传播资源的供给。社会组织与个体在数字化生存中，已经不仅仅作为单独的受众而存在，他们也是信息、新闻的生产者，传播资源的供给者。从我国来看，网络恶搞就是这种供应多样性的一种异化体现，一个在上海工作的31岁的普通青年胡戈，10天左右就能制造出一部在全中国引发“核裂变”的短剧《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让人亲眼目睹了新兴媒体的巨大威力。《馒头》VS《无极》的出现，决不能把它仅仅看做是“恶搞”或者著作权问题，它已经成为我国新兴媒体发展史上的一件标志性事件。这次事件从受众和媒介的关系来看，完全打破了媒介和受众的区隔。它向世人宣告，作为个体的受众已不仅是被动享受媒介提供传播内容的接受者，依靠新媒体技术，他们也是传媒资源和内容的提供者、制造者、改造者，也是传播者——特殊的传媒，专业的垄断与界限事实上被突破了。

语言的多样性在全球化和数字化发展的前提下，已经不是问题。通过语言多样化，报纸、广播电视网络都可以使用多种不同语言进行传播，使国与国之间、局域间进行更好地交流。

我国传媒的产业化标志是以传媒为主体的文化产业的兴起。近年来，我国传媒业高举文化产业的旗帜，剥离经营性资产组建企业集团，强化经营，使传媒经济得到高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先进科技的运用与开发，影响与日俱增。从指导思想和指导理论来看，市场新闻学、市场传媒学大行其道，“政治家办报”的观念相对弱化。在传媒界，经营专家、经营人才受到高度重视，在人才争夺战中左右逢源，落脚媒体多是担当驾辕马的角色。我国传媒的产业化，特别是传统传媒的产业化，使过去以政治宣传、思想教育为主要目的新闻传媒在主导意识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更多地从营利的角度，即从市场需要的角度关注新闻的营销。新闻营销使新闻传媒的视野扩大：政治、经济、文化、娱乐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媒体的全面关注。同时，也推动新闻传媒更加深入社会，更多地担负起了传播信息、报道消息、反映舆论、行使舆论监督的社会工作。但是，应该看到，媒体深入社会和承担更多的社会工作与改革开放以前在驱动力上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更多地是受市场或者说经济效益的支配。

二、我国舆论引导工作面临的挑战

从世界传媒的发展趋势来看，全球化、数字化、多样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阻遏的潮流，在这样的潮流推动下，传媒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发展，正在成为推动二十一世纪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传媒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就来自于传播力。传播力，作为一种生产力，可以生产出有利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精神财富，并带来物质财富的进一步增长，也可能生产出危害社会的精神毒素、精神产品，危害健康的舆论环境。随着传播力的不断开发，传媒的飞速发展，如何利用、引导、管理好全球化、数字化、多样化，已经和正在产业化的传媒，如何趋利避害，就成为了国家、传媒产业管理部门、意识形态工作机关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或者说面对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⒈全球化关系下的媒体如何规制与引导

全球市场的形成和新科技的迅猛发展促使各国政府、管理部门以及产业人士都在反思现存的媒介规制模式。在美国，媒介所有权的集中化与跨媒介化在推进中始终受到不少非议。在欧洲，随着媒介所有权的集中化与跨媒介化，公共广播电视如何在数字化时代继续生存下去的讨论成了大部分国家关注的热门话题。不同的社会体系正在面对同样的议题，即如何促使掌控权益集中于资本的高科技媒体能够在获取经济收益的同时，也能够考虑和满足社会公益的需求。在中国，媒介管理体制的改革、科技革新和市场扩张也对媒介规制产生了影响。中国媒介的数字化、多样化和企业化的必然走向也是全球化，如何规制全球化媒体进入中国，如何管理与引导走向全球化的中国媒体，如何保障社会公共传媒的发展空间，加强舆论引导，如何改革和创新媒体规制模式，保障其正确行使舆论监督权也已经成为了党和政府需要面对的前沿问题。

⒉数字化媒介的信息如何监管

数字化传播工具和手段，为专业媒体提供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同样也为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的传播行为提供了扩大能力的物质基础。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他抓住了媒介的本质。媒介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会使个体的人更加“神通广大”，组织会变成众神会聚的奥林匹亚神山。社会组织的传播能力会极大提高，甚至超过某些专业传媒。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说：“不可否认，新媒体的出现，将严重威胁到原有主流传播渠道的权威地位。”他说话的着眼点还是在技术上，真正威胁主流传播渠道的是掌握这些技术的人，随着数字化和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手机报纸、个人博客、网络视频、网络广播、网络电视、车载电视、楼宇电视等新兴媒体迅速崛起，传统媒体在信息、舆论传播上所具有的“议程设置”的垄断地位或者说霸主地位已经动摇。在今天，要想通过对传统媒体的控制实现信息、舆论一律，已经完全不可能。如何领导传统媒体实现变革以适应和改善新形势下的传播，如何有效监管以数字化媒介为手段进行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信息已经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摆在以直接担负思想政治宣传工作为己任的宣传部门面前急需研究和必须处理好的问题。

⒊面对全接触趋向的公民和青少年如何引导

数字化的新媒介和传统媒介的数字化带来了媒介与受众的新关系，它包括媒介如何接触公众及公众如何运用媒介进行交流两个层面。新的互动传播形式在不断涌现，如电子邮件、网上聊天、博客、视频以及其他新科技模式。这些新兴传播形式提供了更多机会使人们得以打破时空界限进行社会交往，从而建立新团体、新社群。如何引导这些全球化、数字化的团体、社群，引导受众?这些问题不仅对我们，对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要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就有一个在非物质文化领域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除了用好、管好媒体，极为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要高度重视对全民的媒介素养教育问题。从国内来看，虽然大多数受众对媒介都有一定的理性认识，但是其中为数不少的人对不同媒介及其组织传播倾向缺乏正确判断力，认识多停留在感性认识上，对信息内容的正误、优劣亦缺乏应有的分辨力。产生这种情况有历史层面的原因，有知识层面的原因。从历史层面来看，中年及以上年龄的国民思维中还是一种对大众传媒的固有模式：喉舌模式、宣传工具模式。把所有的大众传媒都仍然视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一有什么问题，往往归结于党和政府。从知识的层面来看，人们对媒介信息采集、制作、发布的运作程序以及控制方式了解不够，对媒体的机构特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媒介变化的认识以及媒介信息对现实社会再建构的事实认识不足，对媒介承受经济利益驱动及社会责任双重压力的现状也没有深入的思考。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与社会已经趋向“全接触”的受众，特别是青少年受众，面对网络，更多地处于被“俘虏”的状态，识别力、辨别力和正确使用的能力都比较欠缺。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教育界的问题，党的宣传部门和社会科学研究机关也必须承担起对公民和青少年进行科学教育的责任。

⒋产业化条件下如何提高媒体及从业人员素质和舆论监督水平

舆论是社会的良心，看一个社会健康与否，有没有健康的舆论是重要标志。我国传媒的产业化必然影响新闻传媒作为舆论公器的价值观。有好的一面影响：更加关注社会与民生，更加重视自身的舆论公器价值，更重视和更努力从事舆论监督工作。也有不好的一面：媒体及从业者的私利成为了影响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重要负面因素。低俗新闻、有偿新闻，假新闻和新闻腐败现象的大量生发与此不无关系。以假新闻为例，就具有明显的“产业化”或者说“商业化”特征。假新闻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不是没有，在大跃进年代、文革时期，假新闻甚嚣尘上，多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而造假。在今天，假新闻泛滥则更多地是源于从业者和媒体谋取私利的动机。要防止假新闻、有偿新闻、抑制新闻腐败，如何提高媒体及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舆论监督水平，如何监察媒体正确地行使舆论监督权，就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必须面对的问题。

参考文献：

①徐耀魁：世界传媒发展趋势(来我院讲学)

04xwycb的博客：http://04xwycb.bokee.com/1637033.html

②刘婧一： 传媒产业的全球化与多样性 ——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焦点议题综述

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9489/49492/4437376.html

③ 蔡雯： 媒介融合前景下的新闻传播变革——试论“融合新闻”及其挑战

中华传媒网：http://www.mediaresearch.cn/user/erjiview.php?list=1&&TxtID=1961

④阮志孝：地方新闻舆论监督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代传播2007，4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阮志孝

我国新闻学的变革论文 篇2：

我国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思想解析

摘要:随着科技快速更新换代,处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新闻事业,逐渐进入竞争更加激烈的媒体融合发展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被交织在多元的社会文化中,新闻媒体舆论导向功能的发挥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舆论导向的概念入手,首先呈现世界各国范围内的媒体舆论导向,然后梳理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导向的思想,最后结合实际指出我国新闻媒体强调舆论引导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闻媒体 舆论导向 功能研究

随着科技快速更新换代,处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新闻事业,逐渐进入竞争更加激烈的媒体融合发展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被交织在多元的社会文化中,新闻媒体是否能够正确引导舆论成为当今各国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世界各国媒体舆论导向功能的体现

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大众媒体,阶级性是其属性之一。纵观国际社会大众媒体的发展历史,世界各国政府对大众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都予以高度的重视。在20世纪70年代西欧国家允许广播电视私有化之前,几乎所有国家的广播电视媒体都是在政府的掌控之下进行公有或国有经营,履行着国家喉舌的职责,传播着可以推进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新闻事件,引导公众的舆论向国家官方意志靠拢。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西欧国家的广播电视私有化步伐的加快,广播电视媒体公私并存经营的结构改革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展开。即使如此,把官方新闻作为最重大新闻、把官方意志当做公众意志的媒体舆论导向性并没有动摇过。

美国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从威尔逊的“克瑞尔委员会”到罗斯福推行“新政”,再到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电视辩论会,以及后来的尼克松“水门事件”、克林顿“白水门事件”、小布什的“劳拉演讲”,再到奥巴马对网络媒体的运用,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显而易见。

1990年全国报业协会对刊登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2850篇新闻所作的调查发现,78%的新闻都是主要基于一些政府官员的话语。这两大报刊的新闻又被其他各报转载,各大电视网的新闻走向基本上也跟着这两家大报走,影响逐级放大。在电视业发达的美国,“C-SPAN”电视台就是专业的“政治电视台”,它敢于大胆揭示美国政治的各个侧面,不仅向本国人民,也向全世界传递着信号与讯息。①

被誉为“阿拉伯的BBC”的半岛电视台于1996年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成立总部并正式投入运营。半岛24小时英文新闻频道,作为阿拉伯世界的喉舌,该频道以“我们制定自己的新闻议程”为口号,力争实现阿拉伯国家与世界的“零距离”,从而正确引导关于阿拉伯的舆论,报道事实、以正视听。“我们发出的是阿拉伯世界的声音。”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伊扎特如是说,“半岛要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西方争夺话语权。”②

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导向的理论框架

我国早期萌芽的“喉舌论”。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看,“喉舌论”可以算是我国舆论引导理论框架的奠基理论之一。尽管在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历史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喉舌观有着各自的诞生背景和相异的内涵,却都体现了其在舆论引导上的重要意义。因此,追溯我国早期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应从我国国人办报发轫期的代表人物王韬说起。作为我国近代国人办报的先驱,王韬以《循环时报》为传播舆论的“喉舌”开文人论政的先河,积极思考报纸的社会功能。王韬提出“去塞求通”,强调报刊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这一新闻思想对后来我国舆论导向功能说作了铺垫。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开明的文人志士主张变革提倡变法维新,维新派以机关报为其传播变法思想的主要阵地。如《时务报》、《知新报》等大量刊载宣传变法和提倡变革维新的政论,制造社会舆论。严复早先提出的“通中外之故”以及谭嗣同所讲的“能上下之情”已具备了“喉舌论”的基本雏形。最早正式提出“耳目喉舌”之说的是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他写道:“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建立同盟会,创办其“喉舌”机关报——《民报》,随即与以只变法不革命的保皇维新派报刊《新民丛报》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论战。两派都力图引导当时的社会舆论支持自己的党派,最终以维新派的失败告终,成为我国新闻史上最早利用“喉舌”进行舆论导向的典型事件。

在国人办报救国的同时,受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和职业办报理念的影响,有些报人提出了促进公众舆论、脱离封建统治阶级立场的“耳目喉舌”说。徐宝璜在《新闻学》中提出,报纸是国民的喉舌,代表国民提出建议和要求。关于新闻与舆论的关系,徐宝璜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著论立说,代为发表之。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③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媒体的舆论观。如果说早期的“喉舌”说大都立场鲜明地维护着封建统治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么承接其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舆论导向思想的形成,则深受西方无产阶级运动和马克思列宁新闻思想的影响,显得更为客观和理性。随着对早期“喉舌论”的创新发展,我国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思想一直与党报的“喉舌论”紧密相联,它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报党刊一起成长,在为党和国家服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系统理论。

1849年2月,马克思在驳斥反动势力对《新莱茵报》的控告时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④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报刊理论影响下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喉舌论”,明确指出:党的报纸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耳目喉舌”。它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中国化。

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史中,“喉舌论”是规定报刊性质的重要原则。1929年,创办于上海的《党的生活》在出版启事中说:“《党的生活》与其他刊物的区别,不仅在于它要讨论党内的问题,而更在于它是一般党员的喉舌。”⑤之后,“喉舌论”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党的喉舌,到提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其含义乃与时俱进迭有所增。⑥1930年的《红旗日报》发刊词说:“本报是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同时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必然要成为全国广大工农群众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喉舌。”⑦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在“致读者”的社论中说:“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的共同的喉舌。”在1948年4月2日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这是在特殊的革命时期所提出的报纸“喉舌论”。

“喉舌论”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激励、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其间制定的一系列办报举措有其合理性,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形成了党内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对我国现有的新闻体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⑧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在革命战争时期,正确引导舆论、凝聚社会各届革命力量,最终获取革命胜利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的新闻媒体舆论导向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办报实践和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党报从组织喉舌逐步转向了社会喉舌,党报更贴近群众,注重加强自身在全球的竞争力。1958年9月,毛泽东同志与吴冷西的谈话中讲道“报纸一个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邓小平同志也曾多次强调“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大众媒体经营模式也在逐渐变化,“喉舌”理论不断地自我修正完善。同时,国家为了进一步拓展大众媒体的社会功能,开始重点强调媒体“喉舌”的舆论导向功能。

舆论导向的首次提出是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说道:“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正确引导舆论,是党的宣传思想战线非常重要的工作。”“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舆论导向失误,后果严重。”同年,他在视察《人民日报》时再次强调舆论导向的重要性,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明确地确定了大众媒体舆论导向的重要地位。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把坚持正确导向放在新闻宣传工作的首位,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更加自觉主动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

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观在新时代的新概括、新发展,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闻媒体舆论导向思想体系,揭示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新闻媒体舆论导向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我国强调媒体舆论引导功能的现实意义

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至关重要。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在其发表的《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系列论文中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他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除了包括经济、科学、军事实力等“硬实力”外,还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为主的文化吸引力、价值理念、生活模式等“软实力”。该概念在提出后迅速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关注。目前世界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软实力”的建设,而新闻媒体则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工具。

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在我国举办,在这两次举世瞩目的国际活动中,我国新闻媒体积极发挥舆论引导功能,通过报道宣传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引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心怀强烈民族自豪感投入到志愿事业中,为活动的顺利开展出财出力,提升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形象。

由此可见,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在促进国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对于国家“软实力”的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宣传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显得非常重要。⑨

结语

如今,新闻媒体已成为影响社会舆论方向的重要载体。我们党和政府要提高引导舆论的本领,就必须牢牢把握新闻媒体的正确导向,宣传党的思想理论、纲领路线、大政方针,传播主流的价值观念,正确地影响社会舆论、凝聚群众思想,使之统一到建设和谐社会中来。[本文为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跨文化传播时代中国新闻报道观念的合法性建构”(批准文号:09XJC860004)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 释:

①李良荣:《当代西方大众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第190页。

②《半岛电视台:用西方听得懂的语言说话》,参见新华网。

③余家宏、宁树藩等编注:《新闻文存》,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1987年版,第28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5页。

⑤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⑥胡兴荣:《中国现代新闻自由主义与喉舌论的演变》,参见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22100/40528/40529/2986095.html

⑦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

⑧翁海勤:《“耳目喉舌”说的历史沿革》,载《新闻记者》,2007(3),参见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9489/78505/544

7744.html

⑨邵泽华主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施宇

作者：史雅娟

我国新闻学的变革论文 篇3：

浅析社会转型下媒介价值取向的变迁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社会转型的新时期。本文聚焦于社会转型之下，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裂变对我国大众媒介价值取向产生的影响。从而探究两者的双向互动，以期我国大众媒介可以更好的服务于社会的发展。本文中将其分为传者本位的精英视角时期、受者本位的平民视角时期，以及新媒体介入后我国媒介价值取向的重构的新时期。

关键词：社会转型;阶层结构;价值取向;互动影响

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认为，大众传媒对于现实社会的反应并不是纯客观的镜子式的反应，而是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所提示的“拟态环境”。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大众媒介无时无刻都是作为一面镜子，映射着我们人类社会的变迁。本文聚焦于社会转型对于大众传媒价值取向影响研究，通过探求传媒价值取向的纵向动态发展与变迁，以及新媒体环境下媒介价值观的重构问题，分析研究媒介传播价值取向与社会转型之间所具有的互动价值意义，以期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

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我国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社会转型包括体制的变革与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1]。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社会阶层结构。在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对多数，是最大的社会阶层，而官僚、地主、商贩、手工业者等阶层占人口比例很小，因此我国传统社会阶层结构相对简单，呈现出金字塔的结构形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计划经济体制阶段。这一时期里，虽然国家对旧的社会阶层结构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只剩下“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但是其中农民阶级仍然占绝对多数(1978年为82%)[2]，依旧保留着传统社会的阶层特征。随着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我国的阶层结构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我国中间阶层开始出现并不断壮大[2]。我国现阶段的阶层结构正在向着橄榄型发展，即社会大部分成员处在中等和中上层地位，只有少数人处于高层与最低阶层。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使我国受众的需求变得多元化，并且消费时代受众对大众媒介的心理期待升值，这些情况对我国媒介形成了无形的压力。由于我国媒介体制的特殊性，媒体在反映大众价值取向需求的同时又肩负着“党的喉舌”的属性，那么我国媒体在社会转型的情况下，如何做到满足受众多元化需求的同时正确引导社会观念、塑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变得十分重要。

二、我国媒介价值取向的变迁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新闻媒介改革与发展，我国媒介价值取向的变化过程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的轨迹：从恪守单一的政治传播价值观，到逐渐引入并注重经济传播价值观，并开始提倡文化多元化;从单一的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逐渐向以受者为中心的模式转变，发展到主客体并重的混合式传播模式，即“喉舌”论与满足受众需求合二为一[3]。

(一)传者本位的精英视角

1978年的改革开放对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我国的大众媒介也深受其影响，在价值取向上集中体现为“拨乱反正”。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人们摒弃新闻媒介阶级斗争工具的性质，肯定了其作为党、政府、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的性质。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逐渐迈开脚步，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在全球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也引入了西方成熟信息社会理论，传播学也被引入到传统新闻学的研究领域中。在此多方作用之下，国内新闻媒体开始在注重传播政治价值观的同时，加入了对经济价值观的传播——应运而生的经济信息类栏目，进入其他栏目纯信息的新闻，以及广告信息在数量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从专业认知上看，这一时期的新闻媒介价值观倾向于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在这一价值取向指导下的我国新闻媒介的主要特点为：以单一的喉舌功能为指向，节目题材狭窄，报道内容僵化，传播的话语权也掌握在少数社会精英的手中，表现出居高临下的传播状态。

(二)受者本位的平民视角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党中央再一次阐明了中国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与此同时进行了自建国以来一次重大的新闻改革——在经济上对新闻单位“断奶”。这一变革改变了我国大众媒介获取经济资源的方式，进而推进了其在新闻信息选择和传播模式上的转变与创新。各省市地方电视台开始各显神通与中央电视台展开竞争。而广大受众逐渐成为各媒介单位之间角逐的裁判，在此影响下，我国大众媒介的价值取向开始从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移。

在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对于新闻事业的归属性问题进行了重新的审视，达成了“新闻事业就它生产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来说，属于上层建筑;但就它为社会提供经济活动和满足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信息、知识和娱乐需求来说，属于第三产业”的共识。这一共识的形成加速了大众媒介向以受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的转移，初步确立了以受者为中心的传播价值取向。在以十五大为起点的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不仅冲破了政治思想领域上的束缚，加速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同时也将文化的战略发展地位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借此东风，我国大众媒介开始冲出国门，走向世界，在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同时，为全世界观众提供服务。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新闻媒介价值取向在以受者为中心的同时，出现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

平民化视角的出现是这一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改变。我国媒介工作者的指导思想开始以反应百姓生活为主，制作的栏目、电视剧、纪录片都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如：栏目《为您服务》，电视剧《渴望》、《我爱我家》等，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与欢迎。

(三)新媒体赋权后我国媒介价值取向的新变化

随着web2.0系列平台的发布，以交友、聚合、互动为特征的SNS网站的出现以及以手机为终端的移动网络的迅速普及，实现了互联网对我国弱势群体的“赋权”[4]。在2012年刚开始上网的新网民中，农村网民比例达51.8%[5]。在互联网上掌握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形成了自己的草根文化，网络用语层出不穷，网络舆论以势不可挡的趋势替代了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成为社会舆论的助推器。在此背景下，我国媒介价值取向在受众本位和多元化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1.娱乐化取向泛滥。我国媒体逐步走上了“娱乐至死”的道路——杜甫的画像被网友肆意恶搞;清代宫廷剧中，雍正的恋爱史不知道被演绎出了多少个版本;一首《忐忑》让苦练民族唱法十几年而默默无闻的龚琳娜一炮而红;以孙悟空、唐僧为主人公的电影、动漫让人眼花缭乱，而他们在《西游记》中的经典艺术形象已面目全非。自诞生以来一直以倡导主旋律为主的中央电视台也走上娱乐化之路。春节期间，穿越剧走进了央视的黄金时段，选秀节目也不厌其烦的在央视反复播出。究其原因，无外乎是我国媒体在经济上“断奶”后开始走向市场后，为迎合受众需求从而赢得更多的收视率、点击率并赚取更多的私利，而逐渐偏离了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导致的后果就是媒介公信力的下降。

2.人本观念缺失。一篇题为《妻子遭联防队员毒打强奸 丈夫躲隔壁“忍辱”一小时》的报道于2011年11月8日登上了《南方都市报》的头版，并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与讨论。然而，记者们为满足受众的猎奇与窥私心理，没有把镜头对准施暴者，而是纷纷把聚光灯投向了“懦弱丈夫”与被凌辱的妻子身上。这样的报道价值取向导致大部分受众也都忽视了对施暴人的谴责和对事件根源的探究与反思，把注意力放在了谴责“懦弱丈夫”上。类似的事件还有在河南“性奴”案，以及网友对俄罗斯别斯兰人质危机的死亡人数有奖竞猜等事件中。在这些事件中，我国媒介价值取向上人本观念的缺失被生动地反应了出来。

3.负面新闻占据报道主体。面对竞争对手，我国媒体通常将焦点聚集在了异常性、冲突性、刺激性的视觉与听觉内容上。如冰冻灾害、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大地震、“毒”奶粉事件、高速公路高架桥坍塌、煤矿爆炸事故、飞车抢劫等负面新闻在第一时间被全国各路新闻媒体呈现在了受众的面前，但是关于这些事件背后的深刻反思与发生原因却很少有报道涉及。就是因为媒体如此不全面的、带有强调感官刺激的情绪化报道反复、滚动地播出，影响了受众对于社会治安、食品安全、生活环境安全等的看法，促使了“媒介恐慌”的产生[6]。在媒介引发的恐慌事件中，最后其实人们发现，事件导致的死亡人数与影响范围其实远没有媒体宣传报道的那么多、那么广。

三、媒介价值取向与社会转型的双向互动意义

当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阶层结构、观念、经济体制等各方面的转变影响着媒介价值取向的变迁的同时，媒介价值取向的变迁也在影响与推动着社会转型的进程。可以说它们两者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

就我国目前来看， 这种互动作用总体而言是积极的、正面的。社会的变革发展、阶层结构的变迁活跃、丰富了大众传媒;大众传媒的进步、繁荣与发展也积极地反作用于社会， 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推波助澜。例如，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网络设施在我国的完善与健全;反之，互联网的普及使网络论坛成为一个培养公民意识的重要场所。互联网为普通公民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与修改提供了渠道，推动了我国公民社会的形成。然而，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媒介价值取向的变迁对社会转型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有着消极的影响。培养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受众的世界观。以泛娱乐化为主导的媒介价值取向的影响下，我国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受众的认知容易产生偏差，无法分辨媒介中的图像与现实世界，从而产生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偏差，思考能力被弱化，缺乏社会责任感等等。

总而言之，在大众媒介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责任的今天，我们只有在深刻的认识社会转型与大众媒介价值取向的双向互动影响的前提下，才能使大众传播媒介发挥最佳的传播价值效果与社会作用。

参考文献：

[1]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J].社会学研究，2005(1).

[2]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 李良荣.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发展[J].新闻大学，1999(1).

[4] 丁未.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9(10).

[5] 参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3.

[6] 邵培仁.媒介恐慌论与媒介恐怖论的兴起、演变及理性抉择[J].现代传播，2007(4).

作者：王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