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管理创新论文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人们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城市人民群众的需求变得更加多样化、多层次，加上信息社会的到来，传统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由于不能充分了解居民的需求、职能超载、手段落后等，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城市社区管理创新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城市社区管理创新论文 篇1：

城市社区管理创新研究

摘 要：随着国家对社区管理的不断规划与创新，致使社区的管理工作成为创新管理的主要工作之一。因此，在社会的推动与发展下，创新其管理的模式有利于完善社区自治组织对法律保障的构建与运行。通过对城市社区实施创新性的管理，合理配置自治组织管理的权利，进而使其自治组织更积极的参与到现代化的社区管理中。

关键词：城市；社区管理；创新；自治组织；法律保障

引言

城市社区的管理与规划创新是目前社区管理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是基于构建和谐、文明的社区，在基层中成立自治组织，并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其正常成立与运行，构建科学合理的社区管理体系的需要，也是提高社区居民自治组织自主性的要求。本文以针对城市社区自治组织运作中的法律保障实施现状与问题，展开积极的研讨；在此基础上尝试通过创新管理的新思路，去解决已有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加快构建法治、自治社区管理的脚步。

一、城市社区管理中自治组织建立运行法律保障的现状及问题

在我国城市的现阶段的社区自治管理中，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与运行存在最大的特点是：由于《宪法》立法和条文解释的局限性，致使社区自治与自治权在法律上缺乏清晰的界定和表述，因此在实践中出现了较多的社区自治权纠纷，宪法层面对社区自治权的法律保障相对滞后和固定，不能满足如今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

从其他部门法来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降，与社区建设与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有：《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些法律法规为实务层面的社区建设工作提供了指引，明确了社区居委会与政府间的法律关系，使社区委员会的地位与工作性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其不仅改变了城市社区管理机构的运行机制，还拓展了社区管理者工作的职能；不仅为社区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还加快了社区管理工作的制度化。虽然以上法律法规给社区管理工作带来了有利的支撑，但是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使得其中的部分法规存在严重的滞后性，在社区居委、居民自治组织与政府的职能分配、法律地位上界定不明确。此外，居民自治组织运行的法律保障方面也存在着较多问题；从事自治组织对政府的管理职能存在严重的依赖性，因此出现了自身管理职责不明的问题，致使社区履行自身管理职责动力不足；同时，由于立法的不配套，使得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存在问题，如《选举法》的颁布与实行，对自治组织的运行构成了较大的阻碍，为居民管理、物业管理造成了诸多不便。立法滞后、立法冲突导致了社区管理法律保障的滞后，这影响到创新思想在管理模式中的融入，降低了居民自己参与的主动性。

二、完善自治组织建立运行的法律保障在社区管理中的意义

基于我国城市在社区管理工作上的现状以及问题，将通过完善社区自治组织的方式，实现法律保障机制视角下的社区管理。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完善的主要目的及意义：在社区居民中切实落实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恢复居民自主权与决策权，真正实现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自主自治。与此同时，通过创新社区管理模式、培育社区管理新环境，构建自我约束与管理、服务与教育具有创新性的社区管理及自治制度，以及达到社区民主管理的需求。此外，完善社区管理的法律保障有利于使政府与社区管理机构在职能分配、工作开展方面达到有机的结合，尤其是在居民缺少自治管理能力的社区，政府机构和党组织能够成为协助社区居民自治的有利保障，争取居民对党政政策、法律法规的有力支持。最终，使得社区居民其自治组织和自治权能够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从而将党中央、政府以及社区居民在社会中的管理关系协调好。

三、研究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思路——加快法治社区的构建步伐

（一）社区自治组织建立时的法律保障

虽然许多自治组织是在社区管理机构辅助下建立的，但其自治性应当受到法律的良好保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居民的自主选择权应当依法保障。在创新管理思维指导下应当优化居委会的管理机构，充分辅助居民自治组织的建立，以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例如：《物权法》着重强调对财产权利的平等保护。以保护公民财产合法权益为基础原则，为经济体系在社会注意市场环境下构建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进而展现物权法将宪法的私产保护进行具体化。因此，在社区自治组织的建立上，充分考虑到居民合法产权权利的保护，在组织服务上更加有效。

（二）社区自治组织运行时的法律保障

创新管理思想在社区管理中的应用，能够加快现今社会对社区构建的步伐。社区的自治组织通过运行居委会组织法，从而切实保障了社区管理工作的开展，使居民管理工作实现自身民主权。例如：利用《居委会组织法》有效解决管理中的纠纷与自治问题，协助政府以及社区维持好居民治安工作以及有利于居民利益的工作。居民计划生育、社区公共卫生以及教育工作等，通过提出合理性建议加强社区管理的建设，进一步维护社区居民中自治权益。由于法律法规对社区自治组织具有指导和约束作用，也是对其自治的保障，因此，务必要在社区自治组织中运行居委会组织法，进而实现自治、法治的协调与统一发展，同时为社区自治组织提供可行性管理指导。

（三）建立社区自治组织法律保障指数评价制度

社区管理模式其创新思路目的是要加快构建法治社区的步伐，通过自治组织建立适宜的指数评价制度作以反作用法律保障体系的完善。该评价指数旨在体现社区管理创新模式的趋势，不仅要有利于自治组织的发展，还能为法治社区的构建提供支撑。因此，该法律保障指数要想在社区管理中得以实施，须有顺畅合理的制度，并结合现今执行的社区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以维持法治社区管理的平衡。此评价制度的建立，促进法治社区与自治组织在创新管理模式下协调发展。将社区管理法运用在指数评价制度中，使自治组织具有保障社区居民的权利、责任，展现法律治理在自治组织管理工作中的保障作用。从发展的路径看，该制度的建立有益于社区管理的发展，其创新管理模式有利于将创新管理的思想融合在文明、和谐的社区构建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结束语

城市的社区管理最终的创新目标是实现自治、法治的新管理，而社区的自治组织是需要居民通过自主进行组建和运行的。在构建与运行社区自治组织法律保障的切实行动中，可以通过完善其法律保障体系，使其在创新性的社区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发展意义。为快速实现小康的城市生活，社区的管理也在加快构建法治社区的脚步与步伐，进而使管理得到法律的保障。（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社区建设办公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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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尹作亮.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研究[J].上饶示范学院学报，2015，2（1）：67—70.

作者：刘欣

城市社区管理创新论文 篇2：

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的事件史分析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 ，人们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城市人民群众的需求变得更加多样化、多层次，加上信息社会的到来，传统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由于不能充分了解居民的需求、职能超载、手段落后等，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提高基层组织的社会管理效能，成为各级党委、政府面临的重要而又紧迫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04年，上海市率先在全国范围内推出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创新举措。该举措是根据属地管理、地理布局、现状管理等原则，将管辖地域划分成若干网格状的单元，并对每一网格实施动态、全方位管理，同时根据网格划分，按照对等方式整合公共服务资源，对网格内的居民进行多元化、精细化、个性化服务的一种方式。自上海市首创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以来，截止2014年4月30日，我国大陆所有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中都有一定级别的地方政府实施了这一创新，即出现了一种“创新扩散”的现象。那么这种创新扩散的具体状况如何？是什么原因导致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的扩散？这两个问题极为值得我们开展研究进行回答，因为一则我们可以从中总结政策创新扩散的规律，二则我们可以为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扩散或加速扩散、从而提高我国基层整体社会治理水平提供启示。鉴于目前从地级行政单位层面研究政策创新扩散的成果很少，本文试图从地级行政单位层面探究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的具体状况与主要影响因素。

一、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具体状况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对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的具体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我们采取“网络抽样”的方法获取有关数据。在因特网上利用“baidu”搜索引擎，搜索关键词“社区网格化管理”和中国大陆地级行政单位名称（共332个）进行反复搜索，称该过程为网络抽样。[1]若有报道指出某地级行政单位实行、推行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则认为该地级行政单位采纳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以该地级行政单位出台实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规范性文件的时间、召开现场推进会的时间等为依据，确定该地级行政单位采纳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时间。其后，整理得到“采纳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地级行政区划单位”、“采纳时间”等数据，据此共获取187组有效数据。统计结果显示，截止2014年4月30日，我国已有187个地级行政单位采纳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其中最早采纳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地级行政单位是浙江省舟山市，采纳时间为2008年8月。各省（自治区）实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地级行政单位数占该省（自治区）地级行政单位总数的比例见图1。如果分区域考察，则可以发现，东部地区实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地级行政单位有53个，实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地级行政单位数占该地区地级行政单位总数的比例为54%；中部地区实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地级行政单位有68个，实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地级行政单位数占该地区地级行政单位总数的比例为65%；西部地区实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地级行政单位有66个，实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地级行政单位数占该地区地级行政单位总数的比例为51%。

鉴于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时间仅6年不到，若以“年”为单位来考察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的特征，显得颇为粗糙。为了更加清晰，我们以3个月为一个周期来进行考察。首先，对上述187组数据进行再整理，设定时间t，将其以每3个月作为一个计算单位，即以2008年8月1日为起点，记“2008年8月1日至2008年10月31日”为t=1，“2008年11月1日至2009年1月31日”为t=2。依次类推，所考察的扩散终止时间为2014年4月30日，对应的t=23。然后，将“时间t”作为横坐标，相应时点的总的采纳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地级行政单位的数目作为纵坐标，绘制出创新扩散曲线。见图2。可以发现，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曲线呈现“S形”，具有创新扩散的一般特征。根据该曲线，我们可以将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创新扩散分为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2008年8月1日至2011年4月30日（1≤t≤11），采纳的发生相对不频繁；（2）第二阶段：2011年5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11

二、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影响因素的事件史分析

（一）研究假设

从行政生态理论来说，地级行政单位采纳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行为不仅受地级行政单位自身因素的影响，也应受到其所处的环境（外部因素）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我们将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资源、公众需求、地级行政单位的试点视为地级行政单位自身方面的关键影响因素，而将上级压力、邻近效应与下级政府的诱致视为影响地级行政单位创新采纳的关键外部因素。只有综合考虑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才能全面解释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的机理。综上所述，笔者提出七个方面的研究假设。

1.经济发展水平假设

H1：地级行政单位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更可能采纳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

2.财政资源假设

H2：地级行政单位的财政资源越丰富，其采纳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的可能性越大。

3.公众需求假设

H3：地级行政单位的公众需求越大，其采纳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的可能性越大。

4.“政策试点”假设

H4：地级行政单位开展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试点会增加其采纳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可能性。

5.上级压力假设

H5：上级政府对实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要求和压力会增加地级行政单位采纳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可能性。

6.邻近效应假设

H6：临近地级行政单位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的采纳会增加地级行政单位采纳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可能性。

7.下级政府的诱致假设

H7：辖区内下级政府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的实行会增加地级行政单位采纳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可能性。

（二）方法与数据

1.模型设定

对于“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与英国的学者对于本国各州、省间在政策创新时间上先后的规律的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尽管一些学者推崇质性研究，但占据主流的是定量研究。而进行定量研究的标准方法是事件史分析（Event history analysis）。穆利认为，当前研究政策创新扩散的标准方法是将政策采纳作为混合时间序列、离散的、非重复“事件”，运用事件史方法加以分析。[2]在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的集大成者——贝瑞夫妇看来，可以将一个州的政策采纳视作在一个特定时期可能发生或可能不发生的“事件”，政策创新扩散的基本研究问题是：在特定时期内，是什么因素决定了采纳事件将会发生的概率。[3]他们认为事件史分析是一个理想的方法论。[4]有学者认为，国外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的基本一致的研究范式，是通过事件史分析法来探索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与机理。[5]

根据Yamaguchi（1991）的定义，事件史分析专门研究“事件发生的方式及其相关因素” 。[6]这里的“事件”代表着一种变化或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如跨省迁徙、获得晋升等变动。“事件史”即从对研究对象的观测到事件发生或观测期结束的历史或生存（持续）时间。对事件史的理解不仅要考虑是否发生了某种事情，而且要考虑是何时发生这一现象的，不仅关注它们在一个状态持续的时间长短，而且要关注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发生的概率大小或风险；对持续时间长短和事件的发生受一些因素的影响更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7]

事件史分析具有两大优点。其一，在一般情况下，标准回归不能区分未删失和右删失观测问题，传统OLS回归的局限性就在于它不能把尚未发生某个事件的案例纳入分析的过程中，而事件史分析则利用“删失”解决了这一问题，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调查所得的信息，避免分析结果出现系统性的偏差。其二，传统OLS回归中的解释变量只能是在某一时点测得的横断面中的变量值，而对事件史这种纵观性数据而言，其中可能包含一些随着时间变化的解释变量，例如年龄、收入等，这时，传统的方法就显得无能为力。在事件史建模中，时变协变量可以容易地以各种方式归并于分析中，时变协变量在事件史分析的结果能够给出关于事件发生的风险（或持续期的结束或失效）怎样与时变协变量的变化有关的独特信息。[8]

本文研究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我们的基本研究问题是：在特定时期内，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地级行政单位采纳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将会发生的概率。而且，如前所述，自2008年8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我国有187个地级行政单位采纳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还有145个地级行政单位未采纳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存在右删失。故我们采取事件史分析方法来进行分析。

事件史分析有多种模型，如参数模型、Cox模型和离散时间模型。[9]由于我们的时间单位是年，所以选择离散时间模型。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的基本形式设定如下：

其中，协变量X是解释变量的集合，包括本文分析的影响地级行政单位采纳网格化管理的各项因素，h（j，X）表示在协变量的影响下，特定地级行政单位采纳网格化管理的风险率，β是待估计的各个协变量的回归系数，γ（j）是随时间变化的基准风险函数，μ为误差项。

2.变量设置与测量

（1）因变量。离散时间风险模型为二项选择模型，地级行政单位每一个年度的数据作为一个观测值，如果从观测期开始到结束仍没有采纳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则为右删失，被解释变量的取值均为0，如果事件发生，则发生的那一年为最后一年记为1，其余为0。

（2）自变量

其一，经济发展水平。该变量采用人均GDP来进行衡量。

其二，财政资源。本文用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来衡量财政资源。

其三，公众需求。对于公众需求，可以通过多种指标来衡量，如城镇化率、刑事案件立案数、上访人数、纠纷发生数、市区暂居人口数、失业率、居委会服务的居民平均人数等。考虑到数据可及性，笔者仅采用市区暂居人口数与市区人口数之比、城镇登记失业率来衡量公众需求。

其四、地级行政单位试点、上级压力、邻近效应、下级政府的诱致。笔者采用设置虚拟变量的办法来考察。

以上8个自变量均为时变变量，将该具有时变变量的离散时间数据集构建成人年数据集，运用具有时变变量的离散时间风险模型进行分析，模型表示为：

3.数据收集方法

由于本研究是从我国地级行政单位层面来探讨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目前我国共有332个地级行政单位（包括地级市、自治州、盟与地区），西藏自治区部分数据难以获得，笔者删掉西藏自治区7个地级行政单位的数据，因此共有325个观测个体。由于最早采纳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地级行政单位（浙江省舟山市）的采纳时间为2008年8月，因2013年的数据目前难以获得，故样本涵盖2008年至2013年共6年，共有1769个记录数据，其中实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地级行政单位174个，未实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地级行政单位151个。

笔者采用两种方法收集资料。其一，通过查找既有统计资料获取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市区暂住人口数与市区人口数之比、城镇登记失业率四个指标的数据。具体而言，通过查询“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各地级行政单位统计公报以及政府工作报告获得。其二，通过网络抽样法获得地级行政单位试点、上级压力与下级政府诱致的数据。

（三）结果与讨论

1.结果

本文运用Stata12进行分析。经过hausman检验和模型效果的比较，最终使用随机效应模型的面板数据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表1给出了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地级行政单位试点、省级政府压力、临近效应和下级政府诱致均与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显著正相关， H2、H4、H5、H6、H7得到支持。而人均GDP的系数估计值不显著，H1没有得到支持；市区暂住人口数与市区人口数之比和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系数估计值也不显著，且市区暂住人口数与市区人口数之比的系数估计值为负，H3没有得到支持。

2.讨论

本文采用中国地级行政单位面板数据对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资源、上级压力、地级行政单位试点、下级政府诱致、临近效应较为显著的影响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而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需求对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在统计意义上影响不显著。

（1）由上文的logit模型可知，当自变量系数估计值为正时，系数估计值越大，则该自变量的变动所导致的地级行政单位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采纳的概率越大。对财政资源、上级压力、地级行政单位试点、下级政府诱致和临近效应五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它们的系数估计值均为正，且上级压力的系数估计值最大，依此可以推论上级压力所导致的地级行政单位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采纳的概率最大。由此可以认为，在上述五个影响因素中，上级压力对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起着主导作用。

（2）财政资源假设得到支持，但经济发展水平假设与公众需求假设没有得到支持，且市区暂住人口数与市区人口数之比的系数估计值为负，这表明，一方面，在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中，地级行政单位会考虑自身的财政资源状况，具有一定的理性表现。但另一方面，地级行政单位不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没有回应公众的需求，甚至与公众的需求背道而驰。综合两方面，可以发现，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与经济社会因素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关联度不高。这与严荣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即政策创新扩散与经济社会因素关联度不高，呈现出有限理性学习的特征。[10]

（3）作为笔者新加入的变量，下级政府诱致在五个系数估计值显著的影响因素中，所导致的地级行政单位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的采纳机会的影响居于第三位。这证明下级政府诱致对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是具有相对较强的影响力的。因此，在研究我国政策创新扩散时，对于这一影响因素应给予适当的重视。

综合上述结果和讨论，可以发现，我国地级行政单位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具有这样一个特征，即创新扩散过程是一个上级压力主导下的有限理性学习过程。其一，上级压力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上级的压力具有现实而强大的力量。可以说，我国地级行政单位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色彩。其二，地级行政单位具有三种学习途径： “试点”学习、向下级学习和向邻近地级行政单位学习。从三种途径的系数估计值来看，“试点”学习的系数估计值最大，其次为向下级学习，再次为向邻近地级行政单位学习。这说明“政策试点”这种学习途径的影响力最大，影响力居第二位的为向下级学习，影响力居第三位的为向邻近地级行政单位学习。“试点”学习影响力最大，其可能原因在于：一是在试点前要进行科学选点，选择的有代表性的试点更能反映全局。二是相对严格的实验程序（如检查、评估、汇报）更能对政策进行更好地把握。“向下级学习”影响力居第二位，其可能的原因是，由于辖区内下级政府的异质性，下级政府的自主创新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下级政府的创新经验是否能够推广需要更多的考量。但由于是下级政府的自主行为，不需要上级政府的计划和实施，会降低地级行政单位的学习成本。影响力居第三位的为向邻近地级行政单位学习。由于是同一级别的政府，层次、地位的相似性导致向邻近地级行政单位学习有动力也有价值。但这种学习不在本行政区域内，调查、交流受到一定的限制，难以获得创新的全面信息。虽然三种途径影响力大小有别，但还是在一定程度说明了地级行政单位的学习途径并非单一的。其三，尽管学习途径多元化，但这种学习是有限理性的。可能的原因有：一是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政策问题和政策生态（如公众需求）不断变迁，决策者难以完全掌握各种信息；二是当地政府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公众参与渠道，致使公众难以通畅地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因而难以掌握公众需要方面的信息。三是由于政绩饥渴，行政理性让位于官僚理性。如对上不对下、不顾当地实际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四、结论

本文从我国地级行政单位层面，运用定量方法对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进行了研究。截止2014年4月30日，我国已有187个地级行政单位采纳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曲线呈现“S形”，具有创新扩散的一般特征。财政资源、上级压力、地级行政单位试点、下级政府诱致和临近效应对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有较显著的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需求对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在统计学意义上影响不显著，综合来看，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具有“上级压力主导下的有限理性学习”特点。

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其一，鉴于上级压力的主导作用，尚未实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省级政府应适时出台实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举措。这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创新扩散具有重要意义。其二、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制定的基本经验，“政策试点”的显著的积极效应在本文中再一次得到证明。各级政府继续坚持运用这一重要经验对于我国政策创新扩散是不无裨益的。其三，基于下级政府的诱致作用，地级行政单位一方面要采取激励措施促进下级政府的创新，另一方面要进行更多的调查与跟踪，及时地将下级政府的创新进行总结、提炼和推广。这也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创新扩散。其四，鉴于邻近效应，各地级行政单位应加强与周边地级行政单位的互动交流，建立创新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政策创新信息及时有效的传播。这也将对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的进一步扩散产生积极作用。最后，基于地方行政单位在采纳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中的有限理性行为，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立多元的、有效的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充分了解当地公众的实际需求，在清楚政策问题、了解政策生态以及掌握二者张力关系的基础上去采纳创新。理性的增进，有利于提升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的合意结果。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政策工具创新及其扩散研究”（09XJC81000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扩散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14BSH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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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严荣.转型背景下政策创新的扩散与有限理性学习[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8（5）：35—43.

作者单位：杨代福，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董利红，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张 波

作者：杨代福 董利红

城市社区管理创新论文 篇3：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城市社区参与的实现理路

摘 要：社区治理是社会管理的基础和突破口。在国家宏观的社会变革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必须从政府主导向社区参与转型。社区参与对整合社会资源，形成治理合力，加快城市社区建设具有重要效能。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城市社区建设；社区参与

社区是城市社会管理实践的一个微观场域。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社区治理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民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明确了社会管理不只限于政府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与这一社会变革相适应，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亟须向社区参与导向转型。社区参与，指“社区居民、社会组织自愿参加社区活动和社区事务的管理、决策和运作的过程”[1]，是整合社会资源，形成治理合力，加快城市社区建设的内源性动力。

一、城市社区参与的实践功能

（一）拓展居民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培育社会信任

城市社区是以地域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然而，现代社会的深入转型使社区关系网络呈现出人际关系疏远、淡漠和社区自组织发展不足等特点。社区参与可以拓展社区成员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增进彼此了解，培养社会信任。

其一，在社区参与的过程中，原本处于原子化状态的个人相互联结形成各种社会关系，人们容易产生互动和情感认同，形成较强的责任意识，提高社区自治能力，从而有效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合理分配公共资源，协调邻里人际关系，扩展居民的公共生活空间，并促进社区自组织发展。而且，这种网络内部成员的信任关系可以通过中间人扩展至整个社区，乃至整个社会。

其二，居民在参与各种社区志愿活动中，能够提升自己和受助者双方的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久而久之，小范围之间的救助行为会进一步向整个社区和全社会扩散。这种公共道德精神是形成社会信任不可或缺的道德源泉和人格基础。

其三，通过社区参与，社区居民与居委会进行良好的沟通和互动，表达和实现合理利益诉求。这种互惠合作的搭档关系，能够促进公众对居委会的信任。

（二）实现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合理生产和分配，提升民生福祉

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有赖于政府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而社区组织和居民的参与对于实施的合理性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民生福祉。一是社区居民是公共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可以及时、准确地向相关供应者反映自身需求，有效衔接需求—供应链；二是社区居民通过志愿参与的服务覆盖了社区安全、卫生、教育、环保、慈善等各个方面，是公共产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三是社区组织能够整合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资源，将分散化的参与意愿与资源有效整合，提升资源利用率；四是社区组织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有效弥补政府与市场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双重失灵。

（三）完善基层民主，实现多元利益诉求

社区参与是公众表述自身需求、满足多元化利益的机制和平台。现代社会民众的需求日益多元，包括物质生活质量、精神文化和自我实现等方面。在社区参与的框架下，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协商，人们只需付出很低代价就能解决问题、摆脱困境、满足自身需求，必定大大增强制度化维权和参与的意识。一旦民众的利益诉求得到满足，就会进而增强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甚至衍生出更广阔、更抽象的社会公平感和安全感，更乐意参与公共事务。因此，不但社区内务和利益冲突可以在社区层次加以解决，国家和社会管理事务也可以在此付诸讨论，由此扩大基层民主，实现社会有序稳定。

二、中国城市社区参与存在不足

社区参与总体上推进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进程，但参与的现状并不如政策设计时预期的那样乐观，也并未实现学界理论研究所期待的目标。

（一） 参与主体分布不平衡，总体参与率也较低

调查显示，当前社区活动的参与群体主要为离退休人员、中小学生和低保居民。而占社区成员主体的中青年，因忙于工作生活，鲜少主动参与社区活动[2]，导致居民总体社区参与率偏低。

（二）参与领域不平衡，参与层次较低

在当前政府行政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参与局限于非政治性参与，如环保卫生、文体娱乐等目标层级较低的活动，很少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即使参与居民代表选举和民主决策活动，也大多流于形式，权力集中于居委会和少数几个社区积极分子手里，社区参与呈现表层化、形式化、工具化。”[3]

（三）被动式参与为主，参与渠道单一

事实上，“中国的社区建设主要由街道和居委会等权利精英来宣传和推动，社区事务也主要是由社区管理机构来解决。”[4]社区居民自主参与的意识不强，相当大一部分是在社区管理机构的行政指令下才会参与社会事务，显然不利于社区参与的发展。此外，居民很少以个人、正式组织成员等身份参与到社区发展中，大多通过参加志愿者组织来参与各种社区活动。

追根究底，社区参与不足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几点：一是社区建设中的行政化趋向和现行社区管理体制抑制了居民社区参与的热情。政府是社区建设与服务的主要推动者、提供者，社区居民在一味被动的接受服务过程中，极易将社区事务视为行政事务而袖手旁观。而在现有的社区管理体制下，居委会实际成为“国家行政链条的末梢”，承担了繁重的行政事务而未尽其能，难以满足居民的个性化和多元化需求，直接挫伤其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二是社区居民与社区的利益关联薄弱，缺乏对社区的归属感。利益是人们行为的根本动力。居民与社区利益的关联越是紧密，参与的意愿就越强烈，反之，就越低。在旧有单位体制的影响下，多数居民“单位意识”很强，而缺乏“社区意识”，认为“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源主要在社区外的组织中获得，社区只是其休息之地而非主要活动场所”[5]；社区成员的需求不能有效从社区服务中得到满足，则难以建立对社区较强的归属感和依赖感。相应地，居民的参与度就较低。三是社区参与机制不健全，社区工作方法单一。虽然很多社区管理机构对居民的社区参予以了重视，但参与机制还不完善，影响了居民参与：居委会的工作方式较为封闭，透明性和民主氛围不足；缺乏社区参与的操作性、规范性和程序性，使社区参与渠道不畅；社区工作者缺乏专业性，工作内容与方法陈旧、单一，使得后者普遍产生疏离感，难以融入到社区生活和社区事务中。

三、城市社区参与的实现理路

基于前述分析，要在城市社区建设中扩大公众的有序参与，有效发挥社区参与的功能，应注重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一）增强社区成员的社区意识，充分调动社区参与的积极性

强烈的社区意识是实现社区参与的思想基础。培育居民的社区意识，社区管理者要重视满足社区居民的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重点解决好群众的实际需求和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培养起“社区即家”的归属感；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使人们真正了解社区建设状况和活动内容，充分意识到社区参与是实现其利益需求的有效途径，促使居民理解和关爱社区，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活动；组织开展多种参与技能训练，增强居民制度化参与社区事务的素质和能力，充分发挥社区精英参与的示范与带动作用。

（二）培育和完善社区组织，扩展社区参与的渠道

一是应积极培育和发展多样化的社区非营利组织，扩展社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搭建社区居民多元利益诉求的参与平台，有效弥补居委会在“居民自我组织与服务、整合社会信息与资源、调解社会纠纷、综合治理社区环境、维护公共设施等群众自治组织功能方面的欠缺”。因此，政府应在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准入门槛、税收、管理费等方面提供良好的资源与政策支持，为其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服务。同时强化对社区非营利组织运行的规范化、程序化的监管，确保其服务质量和效能，使其成为居民参与的良好载体。二是建立和完善社区参与机制和渠道，促进居民参与持续发展。完善相关法规制度，保障居民参与的各种权利；建立社区参与的激励机制，比如，确定参与者可以优先享有社区服务的权利等，激发居民广泛、持续参与的热情。

（三）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增强居委会的自治职能

一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基层政府要明确与居委会的关系，转变自身职能，对居委会进行宏观的指导、调控和监督，合理整合和配置社区资源，确保其有效利用；向居委会合理赠权，使其能够为本社区“量体裁衣”，自主制定有关社区服务、管理、运行等规章，强化社区居委会的自治职能，为居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二是增进社区民主。优化居委会的自组织功能，增强居民的参与意愿和政治参与度；注重社区事务的民主决策与民主管理，通过议事会、听证会、论坛等多种渠道扩大社区参与，同时，加强监督问责和回应机制建设，推进社区参与的良性发展。三是加强社区人才队伍建设。对现有社区工作者进行全覆盖培训，提升其专业素质，并有计划引进一批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使社区服务走向专业化，吸引居民参与社区事务。

值得注意的是，社区参与模式并不意味着将政府排除在社区治理之外，相反，更应该重视发挥政府的效能，尤其是在提供基本保障和培育社会力量方面，政府依然无法被市场和社会所取代。在这一前提下，充分发挥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功能，达到社区“善治”，实现社会和谐，这应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朱淋.城市社区参与研究述评[J].法制与社会，2010，（1）：177-178.

[2] 张亮.上海社区建设面临困境：居民参与不足[J].社会，2002，（1）：4-6.

[3] 章永兰，颜燕.现阶段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表层化的原因及矫治对策[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105-107.

[4] 张莉.社区参与：社会稳定的基础[D].长春：吉林大学，2011.

[5] 黄广智.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的社会学分析框架[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3，（4）：68-70.

[责任编辑 高惠琦]

作者：许冰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