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现阶段的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物质、社会及政策问题都很大程度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而对于这些状况的对策探索是迫不及待的。现阶段应抓好经济、调整和完善户籍制度、改革和创新就与制度并且加快城市建设共同落实,让城市化进程的脚步不受粘滞。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研究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我国政府对农村人口城市化干预问题研究
摘 要:在我国,无论是政府为主导的传统农村人口城市化,还是改革开放后政府主导型逐步转变为政府引导与市场导向相结合的农村人口城市化,都存在政府失灵现象。因此,按照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规范政府干预行为,就成为农村人口城市化健康推进的关键。
关键词:政府;农村;人口城市化;干预;研究
关于城市化,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焦点,尽管学术界至今未形成对城市化概念的统一认识和解释,但对城市化是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从而农村人口减少城市总人口大量增加的过程这一点则几乎没有什么异议,从这种意义上讲,本文将城市化进程同时看作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干预行为特别是政府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对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产生着较大的影响。政府对城市人口规模、发展空间布局、建设用地规模等进行科学规划、控制、引导和管理,无疑有助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但是,如同市场失灵一样,如果政府干预不当,不但不能有效克服市场失灵,相反却阻碍和限制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导致经济关系扭曲,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就难以实现。那么,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中政府有何干预行为及带来了哪些影响?政府如何做到适度干预?这是本文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一、我国政府对农村人口城市化干预行为分析
从体制变迁和政府干预方式转变角度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政府对农村人口城市化干预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前政府主导阶段,二是改革开放后市场引导和政府调节阶段。在不同阶段,政府的干预手段和方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对农村人口城市化数量的干预
(1)改革开放前对农村人口城市化数量上的干预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缺乏市场经济推动,城市发展和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完全由政府干预。“一五”期间,我国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实施“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城市发展战略,新建6个城市,大规模扩建了20个城市,一般扩建了74个城市,由此极大地推动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相对健康发展,全国城镇人口由1949年的5 765万人增加到1957年的9 949万人,城镇人口比例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957年的15.4%,年均增长0.6个百分点,略高于世界平均速度。接着,农村人口城市化随我国经济一起进入1958—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阶段。期间全国新增城镇人口3 100万人,新设城市33座,城市化水平从1958年的16.3%跃升到1960年的19.8%,每年平均上升1.2个百分点。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在促进城市化、工业化速度加快的同时,也带来了以下问题,一是农村劳动力急骤减少,影响了农业生产,粮食总量供给不足,城市发展得不到农业发展的有力支撑。二是城市基本设施和基本建设规模过度膨胀,城乡人口比例失调。1961—1978年,由于人们对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仍认识不清,加上国际环境变化和“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反城市化”观点战胜“城市化”观点,农村人口城市化进入一个曲折发展阶段。当时,国家为了缓解饥荒将城市人口变成农村人口作为当时解决难题的政策,因此,不仅大规模压缩城市人口,且对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实行了非常严格的控制。仅1961年到1963年间,全国共精简职工2 546万人,其中1 641万人从城镇回到农村,城镇人口1961年1月至1963年6月间共减少2 600万人,出现了第一次人为的人口大规模由城市向农村反向流动的现象,致使1966—1977年的城市化水平一直徘徊在17%—18%之间。
(2)改革开放后政府对农村人口城市化数量的干预
1980年代初期我国确立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化发展方针即小城镇化战略。政府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干预方式也逐渐由计划经济时期的直接管制转向市场引导和政府调节并重,农村人口城市化也进入缓慢启动到快速推进阶段。加上政府加强城市综合治理与基础设施建设,加速相关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等,加快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推进速度。一是在政府小城镇战略的推动下,城镇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剩余劳动力逐步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城镇化水平获得稳步提高。同时大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功能不断增强,产生了较强的聚集经济效应,其经济辐射功能拉动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进程。60年前,中国只有86个城市,2010年惊人地达到了660个城市。预计2040年的中国城市人口将超过10亿人。二是政府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初显成效,制约城乡人口流动的制度性壁垒逐步被打破。如政府加大了包括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歧视性的就业制度等的改革力度,并通过实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改革,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加快了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资源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强有力地带动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2.政府对农村人口质量的干预
这种干预主要表现在城乡不平等的教育资源配置上。改革开放前,在计划体制逻辑驱使和“赶超战略”的现实压力下,有限的教育资源配置出现了重城市、轻农村的城乡二元分割现象,具体反应在城乡教育经费、师资力量、升学率、城乡辍学率、城乡教学仪器设备条件、城乡开课率等诸多方面差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按理说这种二元教育体制应有所扭转,但恰恰相反,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二元分割性被制度化地加强了。就城乡而言,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实行分级式的办学制度。即实行“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办学模式,以及相应的教学经费分别由县、镇、乡和村支付。然而,弱小的乡镇财政根本无法满足农村对教育投入的刚性需求,从而导致一部分农村适龄人口中途辍学或流失,根本没有进一步提高自身人力资本的条件和机会。据统计,2009年在校小学生12 822万人。众所周知,我国的学生80%在农村,应为10 258万人;20%在城市,应为2 564万人。而我国的教育资源80%在城市,只有20%在农村。经测算,城市平均每1%的教育资源由32.5万名小学生享用,农村平均1%的教育资源要由512.9万名小学生享用,城市平均每个小学生所享用的教育资源是农村的16倍。教育资源配置的城乡严重失衡,致使分属两种制度下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权力的实现程度截然不同,其结果必然带来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不足,造成相当部分进城务工农民不能满足现代城市产业发展的需要。因此,随着改革开放闸门打开,大量低素质农村人口涌入城镇并促进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及风险,如果政府不能实施有效而适度的干预,就有可能影响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乃至城市化的进程。
二、政府干预结果分析
1.改革开放前政府干预过度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影响
(1)导致农村人口城市化水平波动和低水平动作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前政府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多次通过行政手段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对城乡人口流动加以干预,结果致使1952—1978年间我国城市化水平一直在17%左右低水平徘徊,而同期发达国家大致在70年代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水平达到70%以上。同时,由于城市经济落后,城市化缺乏二三产业的支撑,加上旧体制下城乡人力资本积累严重不足,从而制约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并为改革开放后城市化的高成本运作、过度城市化和大城市病等问题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2)政府过度的制度供给带来的低效率阻碍了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
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无效的或过度的制度供给往往会带来低效率,阻碍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干预除了直接的指令性计划外,还包括各种配套的制度安排,如政府人为设置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福利分配制度等。这些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政府对城市化进程的有效控制,然而,在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的情况下,户籍制度不仅成为阻碍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而且其后遗症包括城乡居民在教育、就业、生活、社会保障和社区服务等方面的差异难以在短期内根除,不仅影响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也必将导致农村人口城市化成本的提高。
2.改革开放后政府干预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政府放宽了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管制,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但政府失灵现象仍然客观存在。
(1)城市化的高成本影响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处于转型期的城市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城市发展资源,必须全力以赴地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而改善城市投资环境就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总体上处在扩张阶段,随着国家逐步放松对城市规模的控制,很多城市忽视了城市之间差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论条件如何,都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目标,不少中小城市也提出要建成大城市。即使这些规划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客观需要的高成本也可想而知。同时,片面追求城市化率,必然出现急于求成和盲目无序的偏差,导致区域发展不协调和大量资源损耗;一些城市规划缺乏特色,造成“建设性破坏”和重复建设;土地的过度开发超过了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产生诸如房地产炒作,房地产价格飙升等现象。这种由政府过度干预的城市化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需求与实际相脱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进程。
(2)“大城市病”凸现影响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
在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国家对流动人口的限制有所放松,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而城市承载人口的基础设施规模增长速度由于建设周期和其他因素在短期内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而且经济体制转型以来,国有企业冗员排放和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短缺带来了城市贫困和社会矛盾,农村劳动力的流入更加剧了这一矛盾。如果政府规划和管理不善或者说干预不足,城市增长超过城市自然和生活环境的承载能力,将导致城市自然环境、生活和社会环境等的恶化,城市病问题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
政府干预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城市化整体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可能会对城市化带来一定的伤害,因此,协调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使政府真正成为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中有限和有效的政府,实现农村人口城市化快速、健康发展,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政策建议
现实而合理的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应是在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以政府干预之长弥补市场调节之短,同时又以市场调节之长来克服政府干预之短,从而实现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最优组合。
1.明确政府干预重点,加强合理干预
为满足农村人口城市化发展需要,政府的干预重心一是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科学合理规划适度的、稳定发展的城市化模式,防止因片面追求城市的大而全而带来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二是加强中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不仅可以使小城镇吸引更多投资和居住人口,而且可以直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三是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解决农民的人力资本增长问题,使部分农民获得摆脱土地后到城市中生活的技术或能力,部分继续留在农村的农民通过实现农业企业化、现代化和科技化提高收入。
2.适度控制大城市规模,适当发展中小城镇,降低农村人口城市化成本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不适宜通过重点发展大城市解决农村人口城市化问题。一是大中城市曾经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改革,城市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空间日益缩小。二是由于受投资主体和资源的限制,城市规模难以在短期内通过迅速扩张而满足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需要,因而出现了人口稠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和环境污染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的“城市病”,这在客观上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成为城市的受欢迎者。因此,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不适宜通过重点发展大城市解决农村人口城市化问题。政府干预应放在通过大力发展小城镇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上。一是与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镇技术含量和资本有机构成低,从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所需就业费用和城市基础设施费用也低。二是小城镇与农村之间距离近,农村人口转移到小城镇面临的成本和就业风险相对较小。此外,发展小城镇有利于乡镇企业和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存在吸纳农村人口的较大潜力或能力。
3.加快制度创新,实现农村人口城市化渠道的畅通
通过制度创新,努力探索适应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制度体系。一是通过建立和完善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维护或保证进城农民的合法权益,解除农民城市化的后顾之忧,加快其向小城镇转移的步伐。二是深化户籍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就业市场等,彻底消除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制度性障碍。三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实现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割断农民与农村土地的联系,消除土地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羁绊等。同时,通过建立相关制度,明确政府权力,规范政府干预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法制环境,保障农村人口城市化渠道的畅通。
总之,政府干预必须是政府部门按照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依法对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施加影响的行为,将干预重点更多地侧重于如对产业、就业结构调整、劳动力转移以及户籍政策、城市经济的发展等宏观调控方面,通过宏观调控手段,运用市场机制,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结构优化转换的集聚。
参考文献
[1]姚新武,尹华.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
[2]中国城市化发展60年:从生产城市到画圈时代[N].南方周末,2010—04—09.
[3]周泽炯.试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小城镇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2004,(11).
责任编辑:伊 人
作者：宋玲妹
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发掘与对策探索
摘 要:我国现阶段的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物质、社会及政策问题都很大程度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而对于这些状况的对策探索是迫不及待的。现阶段应抓好经济、调整和完善户籍制度、改革和创新就与制度并且加快城市建设共同落实,让城市化进程的脚步不受粘滞。
关键词:城市化;就业制;户籍制
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有生气和活力的状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弥漫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而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针对现阶段的状况,对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及对策作出研究尤为必要。
一、我国现阶段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现状扫视:
总的看来,中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在同一工业化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也低于目前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为36%,比当今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还低。我国经济改革以来的一、二十年间,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就业,并因此带动了乡镇企业高速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城市化的发展,但这种替代终究是有限度的。农村人口城市化规律是不可阻挡的,限制城市化是积累矛盾,加剧矛盾,而不是解决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转移剩余农业劳动力与城市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是现代化进程中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从2O世纪8O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剩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取得史无前例的进展,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进程仍然十分缓慢,这两者之间表现出极其明显的不协调。而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现阶段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目前许多大城市的发展已经离不开这些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但农村人口向城市化转移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问题。
(一)物质因素的粘滞力放慢了城市化的脚步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限的土地资源对于迅速膨胀的人口而言是极其匮乏的。这一现象使本来有限的耕地资源更加吸纳不了农村劳动力日益增长的供给,必然造成目前我农村人口城市化问题目益突出、越来越紧迫。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仍在继续增加,这种人地矛盾将不断加重土地资源对农业劳动力的压力,促成农村人口大量剩余 这是构成农村劳动力外流的強大内在推力。而城市的人口控制政策和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清理、遣返等手段,又迫使在城市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回到农村。这两种不同方向的挤压造成农村人口城市化问题更为突出、更为尖锐。
(二)社会因素同样也桎梏了城市化进程的速度
首先是社会总需求不足。我国近几年来经济增长明显呈现社会总需求不足;其次是人口密度过大,城市基础设施不足而形成的“城市病”。
(三)政策因素也使得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迟缓
在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中,政策因素在其中有很大影响。首先是户籍政策因素,在传统体制下,我国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农民进入城镇,因而也成为阻滞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制度障碍;其次是人口政策因素,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执行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政策,使大量人口滞留农村。
三、现阶段农村人口城市化中所存在问题的对策探索
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加快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是目前实现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积极探索其对策是必不可少的。
(一)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是创造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前提条件
农民进城,是城市的“吸力”和农村的“推力”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的“吸力”和农村的“推力”只是表明了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必要性,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实现归根结底取决于城市的吸收能力。这种吸收能力主要是指城市为新接纳的农村人口提供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能力。而这两种能力的形成又主要取决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当然,进城农民也是发展城市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在城市建筑行业、工商企业、特别是在个体服务业,都有大量的进城农民。在许多城市中,进城农民已经成为城市建设与发展不可缺少的一支生力军了。
(二)就业制度的调整和完善
第兰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化水平和城市规模有着密切关系,城市化水平越高,第三产业发展比重越大.城市规模越大,第三产业发展的条件越充分。因此,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推动第兰产业的发展,是加快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和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键环节。
(三)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我国的户籍制度尽管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仍然限制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户籍制度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创新。改革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放宽大中城市对农民户口迁入的限制;二是重新设定农村居民户口迁入城镇的条件。第二步与国际接轨,将户籍管理的职能限定于维护社会治安和人口统计两个方面,取消其控制人口迁移的职能,以身份证制度替代户籍管理,淡化户口作用,逐步撤掉就学、就业、社会保障问题上户口的藩篱,彻底打破城乡二元户籍结构,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在政策上要淡化城市偏好,模糊城乡界限,取消户籍产生的城乡居民在劳动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别待遇;剥离户籍身份上的特权和不平等,将户籍制度的改革同住房、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配套进行。
参考文献:
[1]左学金.中国人口城市化和城乡统筹发展[B].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6(1).
[2]浒经勇.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3]范义平,刘炳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分析[J].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2006,(2).
作者：闫华珺
共生模式下城市农民工身份型构研究初探
[摘要]在对现有相关农民工城市化研究进行整理归纳和质疑的基础上，提出农民工与城市主体之间求同存异、互信包容的共生模式以及新的研究对象——身份型构，弥补以往研究在同化与多元、事实与建构、主体与结构的把握上对一方的偏废;并简述身份型构作为新研究对象的维度和操作化展开，为农民工城市化研究开辟新思路。
[关键词]农民工;共生模式;身份型构
[作者简介]路玖欢，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杨彩云，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上海200237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城市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农村人口迁移入城定居、就业的总量持续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许多由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在各个方面融合困难而致的社会问题。很多学者基于一定融入模式假设基础上，对农民工城市化问题进行研究。
(一)同化论的困境
较多研究围绕着农民工的市民化展开，认为流动人口开始进入城市，其中的部分人口逐步在城市沉淀下来，在城市定居、生活和发展，成为事实上的城市移民即是社会融合过程。在具体社会实践过程中将依次经历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同质认同等三个阶段。从市民化进程上来看，包括由农民转为农民工，进而由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两步过程(也称为由形式城市化转向实质城市化)。农民工目前处于从城市边缘群体摆脱出来历史阶段。市民化是农民工在心理、价值观、精神、归属感等方面不断向城市居民看齐的嬗变过程。从这些学者的观点来看，农民工城市化即是指农民工在诸多经验事实层面与市民同化或同质过程。一些从定量研究层面较为侧重以市民城市生活形态为参照去对比农民工的现状。张文宏、雷开春通过研究农民工的文化、心理、身份、经济四个维度的融合状况探讨城市化水平;钱文荣、张忠明对比农民工和市民的生活、工作满意度、双向接纳水平来研究融合问题;王桂新、罗恩立将农民工经济能力、政治权利、公共权益、社会关系四个维度上指标直接与市民进行对比，得出相应的城市化程度结论。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城市生活各方面同质融入的横向与纵向水平。
但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民工群体已经出现了因代际、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差异所导致的其他经济社会状况差异，具体表现在家庭结构、教育水平、婚姻、居住方式、居留时间、生活满意度、经济消费水平等各方面指标，都显示出不少农民工滞留城市的意愿和能力，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各方面基本情况和物质生活水平都已达到甚至超过城市居民水平。但是另外的实证研究却显示仍有很多农民工从内心深处对自己城市身份及城市社会认同感到矛盾、迷失。殷娟、姚兆余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明确定位自身身份，模糊化倾向突出。王春光提出农民工社会认同上呈现出内卷化的特征，反映出半城市化的现状，表明农民工内心层面逃避回答“我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而且由于城市和农村社会的双重排斥力，农民工成为了“双重边缘人”。胡晓红的研究给出一定解释，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记忆同身份认同出现断裂，导致城市认同困境。这就给以往很多研究提出了质疑——城市化的实质是否只是农民工城市生活、文化、经济、心理、社会关系等向市民的无差异同化?基于同化为城市化模式的前提下，很多农民工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滞留型农民工或准市民后，为何还会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产生困境?
从西方移民研究成果来看，移民与主流社会的融合可分为“同化论”和“多元文化论”两大模式。前者认为移民在接受国一般经历定居、适应、同化三个阶段，而后者认为不同族群或社会集团享有保留差别的权利精神，允许文化多元的存在。据此将国内以往从农民工与市民从同化视角出发所做的研究成果理解为支持“同化论”的一派，那较近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并质疑农民工城市化为城市同化的时效性和正确性。由于乡土记忆、城市体验、城市期望三者因素相互作用，使得农民工身份认同形态上既保留了传统乡土特征，又有现代化城市文明的现代性。蔡禾、曹志刚也提出相似观点，在城市生态转向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的今天，农民工即使保留有一定的习俗，也不等于不认同或不融人城市。反思之前基于农民工城市化为同化所得出融合程度判断和其影响因素研究，观点显得有失偏颇。
(二)“多元论”的局限
同化论遭遇困境，但是笔者认为用“多元文化论”作为农民工城市化研究的前提模式假定同样存在局限，理由有如下几点：
1 城市文化是动态多样发展的，而“多元论”则静态描绘多元文化并存的场景。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一线城市的确是全球化、多样化文化的密集汇聚之地，因此各方面的差异广泛存在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农民工城市化是长期动态调整过程，多元文化必然会在城市空间中交汇与融合。同时农民工也在不断进行着城市认同过程——通过辨识、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城市文化加以吸收与内化，推动城市文化的多样化发展。
2 “多元论”过分侧重文化，忽略了物质方面的因素。以“多元论”为城市融人模式假设的观点考虑到了城市空间中存在着不同生活习性和观念差异。但是农民工城市化所需的物质基础也左右了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单纯在文化上探讨融合问题，忽略了农民工整体的社会经济实力和权利现状对其现实生活的影响。
3 “多元论”不符合中国城市化的基调。作为西方移民融合研究的另一流派观点，“多元论”是基于西方社会形态基础上提出的观点。由于中国城市化建设时间并不长，还不能说异质性很强的多元异源文化在城市空间中并行。
4 把农民工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简单化约为文化问题是不可取的。文化是经济社会形态演变的反馈形式，但由于文化含义过于抽象，表面上什么问题都能用文化来解释，但实际操作中很难对文化有具体界定。
二、共生模式的提出
农民工的城市化不可能是简单的同化或多元模式。以同化论为基础的研究强调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中心主义”，忽略了农民工群体在生活、文化等各方面客观上的差异性发展需求和在生活实践过程中的主体性。“多元论”则存在更多的问题。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农民工城市化模式。
在移民研究中，一个群体如何进入另外一个群体的空间，一般存在着同化融合模式、并存模式、依附与联结模式、嵌入模式、边缘化模式、断裂模式。同化模式以沃思(Winth)的“城市性”观点为代表，认为城市性是塑造具有城市特色生活模式的一套特性，由差异个体逐步转化为符合城市现代性的个体的模式。并存模式实质是指差异文化在同一空间中并存运行，类同于多元文化论。依附与联结模式是一种以牺牲边缘群体社会利益为代价的单向转化模式。嵌入模式指被界定为边缘群
体的社会成员为了从边缘进入主流社会群体而采取的被动城市化方式。边缘化模式指迁入者难以被城市主流群体接纳，而以贫民窟为主要存在形式。断裂模式以孙立平提出的“断裂社会”为背景，描述一种城市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区域、行政制度、社会关系等的割裂场景。这些模式描绘了新移民融入城市的途径和社会后果。但是结合农民工现状来看，也各有片面之处，主要体现在：注重移民整体性，忽略了多元差异性;较多模式停留于静态的场景勾勒，忽略了城市化融入是一种历时过程;侧重融入者外在结构因素和物质基础，忽略了主体在城市生活中的日常实践和心理过程。
也有学者提出了新的城市化模式见解。这里笔者在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采纳周明宝对于共生模式的洞见——共生(Conviviality)是对话性的共生，实质是多元化共存，既非被同化，亦非仿同。指多元文化求同存异的社会状态，其基础是宽容和信任。共生概念最早出现在生物学领域，随后被广泛运用于各学科。从社会学出发，日本学者山口定提出了竞争性共生的五点主张：宽容性的竞争、以异质共存为基础、独立性紧张、被公正与平等地抑制、制度保障。从五点主张中可以看出山口定对于共生的模式、特征、存在前提的认识，他的观点中反映出共生环境中的个体之间保持合理适度的竞争是必要的。井上达夫则站在相反的立场上提出包容式共生，即一种向异质者开放的共生社会系统，不强迫对异质者的吸收与吞噬;他反感日本社会中对于传统观念和秩序的刻板，坚持对于弱者和新生事物采取宽容接纳的态度。而尾关周二则在整合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共生是竞争与宽容精神有机协调的社会状态，由于人本来就是在同质性与异质性的交织中生存，因此真正的共生既要保持“共生的共同”，又要保持“共同的共生”。
由此反观，农民工群体的意识中已经淡化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归属感，更多的是对于城市现代性生活的向往。但是作为农民或农民的后代，他们身上依旧有无法抹去的乡土气息，他们的语言、习俗、生活方式、观念等方面的传统不是想抛弃就能抛弃的。这类群体的城市化不同于城市居民自生自发地践行城市化的模式，而是在有很强原文化残留背景下，生硬地嵌入城市社会。实质上农民工的城市化过程即是建立在原农村生活习性基础上，追求城市现代性的过程。既有农民工历时性的乡土情结，又有城市生活习得并内化的具有现代化气息的社会文化规范，同时在物质生活上达到一种具有特色风格的现代性。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差异性创新过程形成了市民与农民工之间的相互认同、相互借鉴、共同演化的共生社会发生机制。
三、新研究对象
共生模式假定下，城市化不再是农民工单向与市民同化，而是在城市环境中不断形塑一种“新市民形象”的过程。分析共生模式下的城市化社会问题既要遵循农民工的社会事实，又要结合自我和他人意义上建构出的产物，同时还要克服分析中主体实践与客观结构的鸿沟。
(一)以往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评述
以往研究主要以农民工的社会事实出发，从各方面指标对比反映其城市融入程度和影响融入的结构、阶层、网络等因素。但是正如潘泽泉所指出的，结构与网络分析范式的问题在于强调客观上的先赋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将农民工置于既定结构或网络中，忽视其多元化的生存方式和个体行动逻辑及策略对于农民工城市化的重要影响。针对这些问题，有部分学者也试图突破传统结构、网络主义对于分析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的局限，构建新的研究对象，在方法论上进行创新。
1 从城市空间视角人手，分析行动主体的创造性生活实践过程。潘泽泉将城市空间中农民工视作一方主体，观察、体验和理解其主体性生成以及制约和促进这种生成的因素和机理，从新的方法论立场上审视农民工问题。这种方法论的特征在于注重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社会行动、言语上的分析，试图从解读其行动逻辑和策略的角度研究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的障碍。
2 对农民工话语本身及其城市符号体系建构进行分析。赵哗琴以话语分析为研究方法，对农民工城市符号体系及身份建构现状和机理进行研究，研究从对于农民工话语和符号结构体系的解读，反映了城市社会主体对农民工的认识上存在的歪曲及其背后的深刻根源。
3 以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通过探讨城市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社会认同状况，试图克服主体和结构之间的矛盾。陈映芳以农民工公民权的被剥夺视角出发，分析了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可见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所造成的歧视仍旧根深蒂固，使得农民工在外在城市化和自我认同上出现失调。邓大松、胡宏伟的研究数据表明：只有19.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市民;58.1%的农民工认为自己还是农民;另有22.6%的群体则认为自己是边缘人。可见有不少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出现选择困境。郭星华等认为农民工社会认同包含对自我和自我与城市社会的两个维度上的看法，认同的发展不是单向线性的，而是具有二重性特征——对城市与农村的认同上呈现模糊和两可。
应该承认，上述研究弥补了以往对农民工主体实践性、建构性的忽视。但是深究其中研究对象和方法论背后的理论根基，这些研究也有不尽人意之处。这方面的研究方法论根源于一些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包括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是站在结构、网络范式的对立面批判原来的方法论。因此，不难发现话语分析、符号体系建构等视角，凡是针对空间中主体性生成的分析大都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强调偶然性、现实创造性，因而在这样的方法论指导下的研究显得过于碎片化，很多研究只能停留在小范围群体，结论和意义无法推广开，同时缺乏整体性。
而认同研究尽管也被视为一次整合结构网络范式和后现代理论范式的尝试，但经过归纳后发现，很多认同研究已经有意无意间脱离了社会认同理论。分析的焦点只是停留在分析农民工是具有亲城市倾向还是亲农村倾向及其影响因素上，并没有展现自身心理和外界对于身份认同形成的作用过程一自我是如何认识差异，再寻同类化，以及身份形态在各个维度上是如何展开的。进一步来看，认同研究所得出的农民工城市社会认同存在困境的结论仍然是基于同化论视角。
(二)身份型构(IdeInity Configuration)的确立
为了不重复以往研究中出现的问题，笔者尝试对偏重主体和结构的方法论进行整合。同时还要在分析对象上选择一个能够结合社会事实与社会建构的分析单位。据此提出在共生模式下的新的研究对象——身份型构(Identity Configuration)。身份(Identity)作为一个既能被现实观察的社会事实，也是整体社会系统中社会成员在权利和义务配置上的标识。连接着事实层面与建构层面。张静认为可以从制度结构和自我身份选择两个视角进行研究。前者重视身份的社会秩序结构分析，后
者侧重主观上身份选择期望。选择以身份作为新的研究对象原型，原因在于身份既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客观存在，同时还是社会各方面建构出来符号。这样的设置既反映出个体主体性行动过程中社会各方面建构出来的意义分布，同时，对农民工身份客观的分析过程也是对背后结构性因素的解读(造成身份定位、认同现状的社会结构、网络性因素)。型构(Configuration)指在研究上达成方法论上的客观整体结构性与主体生成实践性的有机融合。既具有作为特定结构、网络因素下的必然性，也有因个体差异存在的偶然性。具体操作研究中，可以从农民工在文化、地域、社会关系、社会地位、职业等维度上的身份的客观事实与主体间性建构两个层面出发，作为一种既是自我和他人共同参与评价权利和义务的形态标识和描述，也是特定社会结构、制度(如文化积淀、社会关系、生活环境、户籍)下的产物。
四、共生模式下的身份型构
(一)维度及操作化思路
身份型构通过考察农民工城市生活中经济、社会、心理、文化、职业、网络等方面客观事实与结合自我评价与城市市民印象，共同型构出农民工的城市身份。通过对以往城市社会认同和社会融合研究中提及的各项维度的归纳：笔者尝试提出如下五个维度：
1 地域身份型构。地域身份是指城市中各类主体间对于城市移民地域归属的观点，显示出农民工对城市地域秩序观和文化观的吸纳程度。一定程度上说，农民工对自我身份地域归属的态度反映其城市融入的意愿，操作上从农民工与市民对于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对城市或城市人态度、未来规划等方面考虑。
2 地位身份型构。主要考察农民工在城市经济社会地位中的主观感知和外界评价。用于衡量由于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导致下的农民工实际公民权、文化话语权、保障权等社会权利状况。同时在个体视角与整体结构上、在事实与建构中反映农民工阶层身份形态。具体可采纳多方互评社会地位、公民权利对比、阶层向上流动意愿等为指标。
3 职业身份型构。职业身份反映着农民工经济收入、职业地位、职业社会关系、就业能力等方面经济社会能力程度。从农民工和市民双方对职业社会声望、职业社会价值、薪酬、工作环境、职业社会关系与工作满意度情况等角度评价测量。
4 文化身份型构。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文化形态呈现多元化发展，包括在消费、娱乐休闲、生活习惯、个人偏好观念等都发生变化。形成了既有城市现代性特征，又包含乡土残留的新文化特征。测量可考虑城市市民和农民工之间对融入地相关习俗、语言、价值观念等方面接纳与内化程度进行交互评价。
5 交往身份型构。主要以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社会关系状况为评价对象，通过相互间对社会互动的言语、策略形塑出农民工城市社会互动的全貌，分析网络关系对农民工城市情结培育的作用。哈贝马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往状况反映出多元主体下的城市秩序、文化规范的形态。交往身份型构注重在城市空间环境下，描绘农民工社会交往实践中的主体性建构和外在符号体系，并探究这些产物对于农民工与市民间共生情境创建的结构性意义。
笔者提出的五个维度是基于已有研究的整合和社会学理论背景之上的构想，贯彻了共生模式下农民工城市社会中的身份特点，共生模式强调农民工拥有在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独立人格、行动逻辑，这恰好是身份型构的功能特征;并在研究对象上达成事实和建构的整合，在范式上形成主体和结构视角的互补。因此，身份型构的设置成为了农民工问题研究对象和范式上的高度整合的节点，同时身份型构又将共生模式假设中求同存异、相互包容的理念很好地贯彻到研究过程中。
(二)理论着眼和留待解决的问题
共生模式的提出和身份型构的构建是针对已有研究中已经暴露出的各方面问题而提出的。总的构思是源于相关社会学理论对研究方法论和研究对象的指引，再进行理论体系上的确立，通过整理现有研究的优点和缺憾，寻求能够克服以往研究之间方法、视角、概念间的鸿沟的中间道路，为农民工城市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维方向。
当然，本文所提出的共生模式的准确性和时效长短还有待后续研究的检验;而基于研究对象和范式整合基础上的身份型构概念也可能在具体操作化过程中遇到细节上的问题。但是，提出一个新研究背景假定和基于此之上的研究对象的作用就在于给农民工城市化研究开辟出新的思路，从不同视角出发看待农民工转型，有益于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深入探索。
[责任编辑：清泉]
作者：路玖欢 杨彩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