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社会学相关理论

人口社会学相关理论（精选8篇）

人口社会学相关理论篇1

[文章摘要]城镇化是一个系统过程，需要从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多方面进行调整，共同构建一个适合当前社会发展形势的社会结构，赋予它一个科学有效的机制，从而能够在社会资源并不充裕的情况下完成大的战略调整。

【论文关键词】土地轮转、金融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人口转移

(1)对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价值的重新认识以及如何建立农村土地资源的轮转制度

近来对于农村土地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多，多数意见认为土地所有权问题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我觉得明确土地所有权并容许土地轮转并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农村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是多数农民不知道该如何在商业化社会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的问题。一旦土地私有化，可以自由买卖，大量手头缺少现金、生活贫困的农民会立即以很低的价格出卖土地，而在出卖土地一段时期之后并不能保障自身生活条件的长久改善，这样农村问题就不能得到根本上的解决。我们说农村问题的关键在于针对中国国情对农村土地和劳动力价值的重新认识。

农村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中农村的劳动力价值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农业群体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没能得到社会的恰当评价。这牵涉到依据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而形成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问题解释能力的问题，涉及到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对相同行业在国家中地位的价值判定是否应该依据相同标准的问题，它的解决涉及到是否要依据自身情况而突破传统理论的问题。

我国农业成本的低廉不是开放的国际环境下的成本低廉，而是建立在我国社会的二元化结构基础上的农村和城市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过大造成的相对的低廉。这种低廉是与我们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相违背的，也是诸多农业问题的根源，急需改变。

参照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土地集中是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减低生产力水平的根本途径，在我国这样的农业人口大国土地的集中是需要十分慎重的，如果措施不得力就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如前所述土地所有权的确定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土地集中以及农民与土地分离之后的生活保障问题。

承认农民对于土地拥有绝对的使用权就可以作为土地论转的基础，依此以农民现实承包土地为基础在乡镇范围内进行具体的土地使用权确认，颁发法律凭证。容许农村现有资金以及城市资金注入成立大型的农业公司，从事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公司依据法律程序向自愿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征收土地，采取每年或者每月给与一定现金补助的形式把土地征用款发放给农民，在农民进城时作为基本生活保障。

农民可以按照自身意愿转让和收回土地使用权，但对于种植业这样有一定周期性的行业，随时交换土地使用权时不现实的，可以采用适当的形式如每年可以在一个特定时间段进行轮转，或者采用农业公司留取一定机动土地进行轮转的方式即可。公司在一定时期后对于已经在城镇安居的农民可以采用一次性支付的方式得到土地长期使用权，政府和农会共同对此行为进行督管。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于公司进行扶持或者补助，以及针对其主体部分对于城镇化的具体措施采取微调以配合整体战略的实施。

采取这种方式的优势是：

a. 实现了土地集中，为现代化农业的实施打下了基础，给中国农业生产力成本的真正降低创造了条件。

b. 避免了土地所有权的争论，土地仍然属于国家所有，但国家不参与对其产业利益的分配，产业利益的分配只在原有使用者和现有使用者之间进行，操作层面仅仅存在土地使用权的转换。

c. 避免了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交易可能带来的农民抛售土地后失去长期保障的现象。土地使用费阶段性发放无论是对于进入城镇的农民还是继续在农村的农民都相当于一种社会保障。当然这种保障是比较低的，仍然需要农民在进入城镇后谋求新的职业。

d. 给农业人口城镇化在农村方面的进行打下了基础，做了一定的社会保障作用，为农业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奠定了基础。

(2)教育改革问题

我们说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这是从社会角度来说的，它需要我们首先能够认清社会现实、了解社会需求。在我国现阶段需要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要求可以从直接增加就业机会和增加就业层次两方面入手。前者在某个层面可以理解为增加企业数量，后者在某个层面可以理解为构建新的就业形式。我们在对人才成长的研究中发现这些能力的产生需要以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增强为基础。针对于此要求学校教育的目的应该调整为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这在一方面让学生能够更迅速更清楚的看清所处环境的结构，运作机制，另一方面让学生能够在具体操作中达到知行统一。那么现阶段教育改革的方向就应该是，重新构建教育的评价体系，增加教育层次，增加教育和社会就业的联系程度。

现有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并不是说高学历的人太多了，更多的是大学生本身和家长没有从以往人才培养的意识下走出来并忽略了社会发展现状，从而对大学生能力的认可程度过高。本科多了读硕士，硕士多了读博士，似乎高学历成了保障，事实上这种考试和评价制度下很多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社会生存能力都不高。这就需要改变教育制度和评价体系。

a. 在社会舆论方面引导整个社会重新认识教育的目的，把大众从高等教育是为了培养人才的意识下唤回，而真正认识到教育仅仅是社会成员自身丰富并获得一定认识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一个过程。而在人才选拔上丰富各方面人才的选拔评价方法，甚至设立专门的人才评价机构。

b. 在学校和教育部门方面增加教学科目设置，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增加教育的深度，特别是把教学科目和现在的科学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前沿相结合。这就为就业层面的丰富打下了基础。同时以学校带动图书馆，带动社会形成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为接纳和承载更丰富层面的供给打下需求的基础。

人口社会学相关理论篇2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利益相关者,协同理论,成本分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滞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制约了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如何将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变为名副其实的市民,不仅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议题,而且还是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关键,以及城镇化发展中当前和长远的一项艰巨任务。其中,市民化的成本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核心难题。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强调多元参与、民主合作的公共治理模式成为全球性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在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政府、企业、个人和社会的作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问题需要政府、企业、个人与社会间建立一种资源共享、通力合作的协同分担机制,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顺利实现。

一、新型城镇化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指出,201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6.1%,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约1.2个百分点。城镇化的实质是农业人口的非农化、非农人口的市民化。在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我国大批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实现了农业人口的非农化,但总体上城镇化发展的质量还不高,主要表现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中国经济周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联合发布的《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报告》指出,2012年我国城镇中的农业转移人口数量约为2.4亿人,其占城镇人口的比重约1/3。一直以来,由于户籍和身份的限制,绝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还无法成为真正的市民,其在劳动就业、居住生活、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子女教育等方面与城市居民还存有差距。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发布的《农民工市民化现状报告》显示,2012年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仅有城镇居民的44%。

为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重要标志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0年和2013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提出要不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有效途径,是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当前和长期的艰巨任务,对于扩大内需、解决“三农”问题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实施以来,虽然总体上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进展情况良好,各地纷纷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但依然存在转移成本高、进展过程慢、城镇化质量不高等问题。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纲要都指出,今后一段时期要重点解决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问题。

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成本构成

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通常情况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农业转移人口等,各利益主体间存在着冲突与协作共存的关系。

(1)中央政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镇化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对全国来说,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为城镇化进程、城乡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劳动力,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人口的减少有利于推动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进程,并有效提高农业劳动力的就业率,从而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中央政府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需要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围绕城市居民的需求提供产品和服务,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行顶层设计,最终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产业发展布局,逐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向以城市经济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据测算,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会带来7万亿元的投资和消费需求。[1]

(2)地方政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改变城市面貌。农业转移人口为城市发展补充了价格低廉的充足劳动力,使城市建设的面貌焕然一新。在现有土地法律和政策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成为土地增值收益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土地财政”大大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会拉动城市在房地产、教育、医疗、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需求,带动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客观上,地方政府兼具中央政府政策的执行者以及地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身份,在分级管理体制内存在着与中央政府利益相悖的一面。在当前的财税体制以及以GDP和财政收入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下,农业转移人口流入地的城市政府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重收益轻成本的倾向,会在保护本地居民利益和福利的前提下视就业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对外来劳动力的态度,重视低成本的农业转移人口对当地财政的贡献而忽略保障其权益,有时候会形成与中央政策不完全一致甚至相背离的地方政策。

(3)企业:逐利过程中压榨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与保障。企业是社会的细胞,应该积极承担农业转移人口在社会保障、教育培训以及最低工资保障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但目前一些企业为谋求利润会尽可能压低农业转移人口的工资和保障,这会间接增加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符合地方政府的收益取向。一直以来,中国制造业被国外讨伐为“血汗工厂”,作为其中的重要劳动力,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收入相对其劳动付出与城镇居民还有差距。个别企业拖欠农业转移人口工资,或违反《劳动法》关于法定工时的规定,或不与农业转移人口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因缺乏相关保障成为“廉价劳动力”、“超时劳动力”或“高危劳动力”。2010年卫生部开展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健康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职业健康风险高的行业就业中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了约60%。

(4)个体:农业转移人口提高了个体或家庭的福利水平。按照推拉理论,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受流出地推力以及流入地拉力的双重影响。对农业转移人口来讲,其迁移和市民化的态度取决于对个人或者家庭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理性权衡。随着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农业转移人口到城市就业经商后,可以享受到比农村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医疗、子女教育以及公共福利等条件,从而改进个人或者家庭的福利。

2.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构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是为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转化为市民所需要支付的各种成本,主要包括公共成本、个人成本以及企业成本。

(1)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者,政府要承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服务成本。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后,会给当地城市的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带来压力,增加对城市医疗和教育资源的需求,因而地方政府需要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成本。同时,为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城市政府还要加大在加工制造业、商业、建筑业等行业上的投资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并承担在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上的成本,使他们拥有与市民一样的地位和权力。[2]中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3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人均市民化公共成本估算约为13万元。

(2)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企业成本。在现代社会,企业作为社会行动者也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包括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权益以及推进其市民化进程的双重责任。因此,企业要分担市民化成本,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其收入、对其开展技能培训以及为其缴纳住房公积金和养老保险。

(3)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个人成本。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有生理、安全、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等五种从低到高的需求。对应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个人成本,主要包括生理需求上的就业支出、安全需求上的劳动保障和医疗支出、社会需求上的制度成本、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上的教育和培训成本等。为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受教育权、参政权等社会权利,衍生出在社会保障、住房、职业培训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一些成本。[3]

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困境

高成本是制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重要因素。2013年农业转移人口的规模大约为1900万人,人均市民化成本约为14.3万元,总成本高达27178亿元,占到同年全国财政总收入129143亿元的21.04%。[4]为支付高额成本,仅仅依靠单一主体的力量是难以为继的,因此要构建多方参与的成本分担机制,其主体应涵盖政府、企业、社会、个人等多方力量。《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由政府主导,企业、社会和个人共同分担的机制,但目前各主体在分担市民化成本方面还存在一些困境。

1. 政府分担市民化成本的现实困境

(1)城市政府思想观念不到位,成本分担的积极性不高。受长期城乡分治的影响,部分城市管理者在思想观念上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缺乏应有的重视,担心会加重城市资源、环境的负担,会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因此,部分政府对于承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态度不够积极,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供给和均等化严重滞后。

(2)地方政府承担成本的范围过宽,缺乏足够财力支持。地方政府需要在基础设施、公共管理、住房保障、部分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方面承担市民化成本,但自分税制改革以来,政府较低的财政收入与其过宽的事权不相匹配,难以有效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顺利开展。虽然政府陆续出台惠及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就业、住房等政策,但相关的配套政策以及专项的财政支出未能及时跟上,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举步维艰。

(3)组织体系不健全,多元主体协作力量有限。各级各地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与个人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应加强协作,共同分担市民化的成本。在本位主义思想影响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流出地政府与流入地政府之间存在利益博弈,市民化成本分担的协调不够。[5]由于组织体系不健全,多元主体之间的成本分担尚未形成合力,各成本分担主体的角色以及掌握的资源匹配不够,政府因自身财力有限而独木难支,针对市民化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少、范围窄、质量低。

2. 企业分担市民化成本的现实困境

(1)企业缺乏承担市民化成本的积极性。作为农业转移人口劳动创造的直接受益者,企业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力量,要积极参与分担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其利润最大化的组织利益时有相悖之处。部分企业缺乏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重要性的认识,为节约成本主观上不愿承担其市民化的成本,再加上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综合素质低与相关监管的缺乏,客观上降低了企业分担市民化成本的积极性。

(2)企业承担的市民化成本极其有限。基于传统观念,企业往往在生产成本之内购买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力,而忽视其福利和权利需求的满足,对其市民化成本内容以及额度的分担严重不到位。在一些农业转移人口集中的行业企业,有的管理者甚至随意延长劳动时间,故意压低或者拖欠他们的工资,在劳动合同签订、工伤治疗、保险缴纳方面减少对其社会保障的支出,不重视对他们的技能培训,时常侵犯农业转移人口的利益和权益。

3. 农业转移人口分担市民化成本的现实困境

(1)自身缺乏市民化的资本,市民化难度较大。农业转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偏低,这种人力资本的劣势导致其只能进入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从事脏、累、差的体力活,最终拉开与城市居民收入与地位的差距。从技能培训和随迁子女的教育成本方面,政府是按照户籍地来增拨财政补贴,这在无形中限制了农业转移人口参加培训的热情以及城市政府接受其随迁子女就读的积极性。从社会资本来看,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交往常限于以地缘、业缘、亲缘为核心的关系网,与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还有距离。从文化资本来看,农业转移人口由“农村人”向“城市人”的思维、观念转变还需要时间。从心理上来看,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心理较敏感、脆弱,承受力差。

(2)市民化的个人成本偏高,市民化过程受阻。根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最大成本障碍是住房成本,其次是子女的抚养费、教育成本以及社会医疗成本。从城市较高的住房和生活成本来看,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承受力不足以支付较高的商品房价格,保障性住房又不易获得,其在城镇“安居乐业”的梦想还很难实现。[6]从机会成本来看,随着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土地对于农民的保障作用越发突出,一些被征用的土地收益可观,但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以后,放弃土地即可能增加了其机会成本。

4. 社会组织承担市民化成本的现实困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主体参与社会公共管理事务的作用。社会组织是农业转移人口提高素质、维护其权益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总体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依然存在,由于缺乏人力、财力和政策保障,其功能发挥较弱。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专业性社会组织少,社会资本缺乏,现有的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作用仅局限在改善职业培训和就业环境上,因此社会组织分担市民化成本的能力不够,无法提供切实的公共服务。

四、协同理论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

1. 协同理论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分担

作为现代治理理论的一部分,协同治理将协同学和治理理论相结合,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系统之间的协调性以及自组织的合作性。在现代社会,政府、个人、家庭以及任一社会组织和行为体都可以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多元主体之间通过协商与合作共同实现善治。[7]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城市市民、社会组织、农业转移人口等主体的积极参与来共同分担所需的各种成本,发挥“共治”合力以切实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8]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要建立健全包括政府、企业、个人、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各方主体共同分担的成本机制也是新型城镇化试点中福建晋江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典型经验。[9]

2. 协同理论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建构

(1)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中的政府主导责任。第一,地方政府要转变观念和管理模式,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中找准定位,为其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改变以往视农业转移人口为城市“候鸟”的观念,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的指导下,以“居民管理模式”积极承担其市民化的公共成本,使他们更快地融入城市生活。第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协同治理,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相关政策和制度,为其市民化提供制度保障。中央政府要真正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等,地方政府应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加强协同治理,保证相关制度的具体实施。彻底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取消身份和福利待遇的割裂,将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与常住地人口身份挂钩。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体制,注重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待遇。加快统筹全国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国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城市的医疗服务、养老保险、生活救济、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能够惠及农业转移人口。加大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减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住房成本。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相结合,完善土地流转制度,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在土地承包、宅基地使用以及集体收益分配中的权益,减轻其市民化成本的负担。第三,增加财政投入,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资金保障。由中央专项拨款,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纳入地方财政的整体预算和决算体系,成立由中央和地方财政、企业出资、社会组织捐款构成的农业转移人口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完善财政金融政策,创新转移支付制度和专项资金补助制度,为地方政府提供足额的财政支持以承担市民化成本,鼓励金融机构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低息贷款或无息贷款。第四,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社会氛围。通过网络、报刊、电视等媒体在全社会宣传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消除城市居民对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偏见和歧视,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农业转移人口的舆论氛围,并向农业转移人口宣传城市文化,引导和教育其摈弃陋习,自觉融入城市生活。第五,动员社会力量,构建多元主体分担机制。重视企业、个人、社会组织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中的作用,结合各主体的价值追求积极为他们提供资金和人才等条件,努力构建多元主体分担机制。加强引导和广泛宣传企业的社会责任,强化就业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通过相应的激励考核机制给予企业一定的优惠和补贴,鼓励他们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并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以督促企业有效分担市民化成本。为农业转移人口搭建多元协同信息平台,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向第三产业转移以实现稳定就业,提高其综合素质和能力,并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信息监测和联动体系,适时收集和掌握有关状况。第六,规范各级各地政府分担市民化成本的责任,构建政府间的协调分担机制。中央政府制定国家政策,明确各级各类政府的具体职责,不断促进政府间的协作,并加强监管和激励考核。完善农业转移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利益补偿机制,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补助的手段激励地方政府分担责任。地方政府应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并不断拓宽融资渠道,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支付市民化的公共成本。

(2)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中的其他主体参与责任。第一,企业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在企业管理中注重农业转移人口的权益保护。按照《劳动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和行业标准要求,落实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注重维护农业转移人口正常的劳动合同、工资福利、劳动保障等基本权利。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加大职工技能培训投入以提高其市民化的能力。为农业转移人口缴纳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社会保险费用,在能力范围内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住房补贴改善其居住条件。重视农业转移人口的组织化建设,通过工会制度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维权能力,并努力营造关爱农业转移人口的良好企业氛围。第三,农业转移人口要提高自身适应力和综合素质,主动适应信息社会、就业岗位对其职业技能的要求,积极承担城镇社会保险、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相关费用,尽可能减轻政府的压力。要在工作和生活中注重提升自己的文明素养和道德水平,多参与城市社交活动,增加与市民的互动,努力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实现由“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第四,社会组织要发挥优势,不断完善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服务的机制。建立专门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在技能培训和入职培训、心理疏导、法律法规、社会保障等方面提供专业知识和服务,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素质和能力。社会组织还可以作为第三方监督政府和市场所提供的服务,从而提高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服务的水平。

参考文献

[1]王琛.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解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03).

[2]康涌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及收益解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6).

[3]张北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S1).

[4]余小英.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及政府角色研究[J].劳动经济,2015,(03).

[5]杨世箐,陈怡男.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的现实困境及对策分析[J].湖南社会科学,2015,(05).

[6]王晓红,王吉恒.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困境及对策分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5,(05).

[7]李菲,孙宾.协同治理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探析[J].商业时代,2014,(22).

[8]谌新民,周文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及政策涵义[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5).

人口社会学相关理论篇3

关键词：老龄；体育；政策；新观点；理念

中图分类号：G8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4）06-0034-05

Inst.of PE，Hanjiang University，Wuhan 430056，Hubei，China2013年02月27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蓝皮书指出，截至2012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94亿，占总人口的14.3%。中国将迎来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这一客观数据也暗示着满足老龄人口需求将成为未来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尤其是关乎老年人身体健康的政策将得到进一步完善。随着中国老龄人口的急剧增多，来自多方面的经济压力导致了社会和家庭负担的增大。政府给予的经济支持是远不够的，个人和家庭也分别承担着来自于老人们的医疗、康复和护理等多方面的经济压力。仅从这一方面来看，鼓励老年人口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有助于增强他们体质，从而减少他们在健康方面的花费。锻炼带给老年人的不仅仅是强健的体魄，更能够给平常单调孤独的老龄生活增加一些乐趣。另一方面，提倡老龄群体参与体育活动能够减少本身已经患病的老人因为疾病带来的痛苦，缓解他们的病情，从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整个家庭给家中老人治疗疾病的开销。不得不提到的是，1970年以来中国的计划生育的政策也对当今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绝大部分家中唯一的孩子在成年后需要承担照顾两个老人的责任，换句话说，当独生子女结婚后夫妇双方最多需赡养四位老人。这对于刚刚成家的年轻夫妇来说他们要承担的不仅仅是自身生活开销的花费，老龄人口的医疗和看护也会大大增加他们的生活压力。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关心老龄人口身体健康其实也是有助于减少轻青年一代未来生活的负担。

在当今中国，关于体育政策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大多数体育相关的学术研究集中在体育产业和体育教育这一块。这是因为在中国，人们对于体育的关注点更多地投向了它的商业价值，并且大多数体育活动参与者是以娱乐消遣或者保持良好体型为目的的年轻人以及从事体育事业的运动员。本研究的目的是对改革开放后，中国老年人的相关体育政策进行分析研究，尤其是对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由此带来的改变以及政策制定者、利益群体、政策执行者、公众和大众媒体相互间的关系和影响，提出这些改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发展对策。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第30卷第6期2014年12月何姿颖对我国老龄人口相关体育政策的研究No.6 20141国外相关研究的启示

许多国家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老年人体育活动的话题，这些观念对于我们中国发展老年人体育运动事业也是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举例来说，加拿大的Harvey （1988）非常赞同澳大利亚学者James （2008）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詹姆斯认为运动本身是解决社会矛盾和创造资本积累的工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就从发展体育娱乐事业中受益不少，这包括强健了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完善了社区的体育文化建设；强化了各民族间的融合、交流；减少了犯罪率；提高了公民身体素质；进一步发展了科教文化事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还有其他学者给我们呈现了不一样的视角。英国拉夫堡大学Houlihan（2009）认为全球化会影响国家体育相关的政策，他认为：“全球化的渗透对于国家政策的影响不容忽视。”James （2008）也指出，“在过去的10年中，澳大利亚政府一直致力于不断调整国家在体育娱乐方面的相关政策，以便于适应新的国际局势和全球化趋势带来的挑战”。这对于我们的启示是，在完善我国的体育政策和福利制度的进程中，全球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因而应考虑以更加开明的态度来接受挑战——即通过从多国在发展体育运动的同时，作出了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相应的改变得到的结果中，吸取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在老龄人体育活动中的相关举措。

Milio 米卢（1981）指出“健康的生活方式既是人们的‘自由选择，又可被看成人们对于‘机会的选择，政策始终对这种‘机会有着影响”。米卢强调的是，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加体育活动，换句话说，也就是人们是否愿意让体育活动带给他们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而这种“自由”通常是受到相关政策的影响的，政策是否鼓励和支持人们参与体育锻炼也决定了人们获得体育活动机会的大小。若是政策给体育运动提供了更多的支持空间，那么人们参与体育锻炼的机会也会大大增加。因而再次说明了，政策的完善是有利于发展老年人的体育活动事业。

尽管中国经济已经实现巨大地腾飞，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它的整个体育相关的系统仍然存在着缺陷，多年前政府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和运作遗留下来的影响仍然存在，缺乏自主发展的能力和市场经济的调节，缺乏“自我造血”的功能。

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来解决老龄化产生的问题，不单单要改善老龄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也要通过较完善的政策规范社会发展，营造真正的和谐社会。

2我国目前的老龄化状况及趋势

逐渐增加的老龄人群给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一定压力。全国人口普查指出，“中国已经进入老龄人口快速发展阶段，2012年底中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94亿，预计在2020将达到2.43亿，2025年这一数据将可能突破3亿。”将使得局面更加令人堪忧。卫生部指出：“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慢性疾病问题、医疗保健以及老年生活质量等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挑战。”因而中国面临着需要合理的政策来促进和调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2.1政府的组织机构

中国的政府机构的三大部门：第一部门（公共部门）、第二部门（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志愿者部门）协同工作来保证老龄体育事业的有序进行。

公共部门通常是政府实体机构，国家体育总局是典型的公共部门。在体育政策的问题上，国家体育总局代表中央政府尤其是国务院，负责体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等各项具体事务，它也是负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机构国家，老年相关的体育活动由它的分支机构进行具体的负责和落实。

私营部门通常指的是一些私有企业和公司。在我国，对老龄体育活动这方面的投资一般是由政府负责的，很少有私人投资者涉足。

第三部门又被称作“非营利性机构或志愿者部门”，它目前发展迅速，被认为是介于政府和市场经济件间的一个独立部门。Lester M. Salamon （1997）解释道，“第三部门有四大特征：广泛性，自愿性，非营利性，有效性。第三部门还被称作是公民社会组织（CSOS），它是公民社会的具体体现，如果非营利性机构不存在也就谈不上是公民社会”。在中国，影响最大的非营利性组织机构是成立于1952年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ACSF），它监管包括老龄体育在内的大众体育活动并且是具有一定法律效应的实体机构。

2.2与老年人相关的体育政策

为了清楚看到政策是如何影响到老年人的体育活动参与情况，我们收集了一些官方资料来对此进行说明。这帮助我们了解在过去的15年中，政府为促进老龄体育事业的发展所做的努力，它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1995）；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99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2000）；《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2006）；始于1995年的全民健身运动，每五年修订一次，最近一次的更新是在2011年，下次更新在201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2006-2010）、（2011-2015）。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在老龄体育事业的发展中还是做了不少努力。各类有关促进老龄人体育事业的政策法规都明确了未来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2.3老年人相关体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的老龄人体育事业得到了一定发展。最初，体育活动的目的是强生健体从而保家卫国。沈毅（2003）指出：“体育教育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强国的重要工具。”这个观点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在1949年10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提出“为人民的健康、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和人民的国防而发展体育”。由此可见，体育运动在那时是带有强烈的军事主义色彩的。

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1952年6月10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为新中国体育工作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十二个大字。这在后来成为了发展中国体育事业的指导方针，也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参与和指导体育工作。这样的明确声明和指示不仅仅是政治意愿的表述，并且也加强了人们对于体育的意识，这为后来相关政策的起草和实施的具体工作落实提供了引导作用。

在1958到1960年，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时期，我们称之为“大跃进”。“这段特殊时期被看作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和平均主义来管理各个机构部门，结果是导致了整个社会和经济的混乱并引发了社会危机”。尽管“大跃进”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和重工业来改善贫穷和落后的局面，但实际上最终结果是不尽人意的。尽管它带来的消极影响甚至波及到了体育方面，并且许多预期的目标和计划没能完成，但大众体育却相反在这样的激进的运动中得到了发展。但不得不提到的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举国体制”开始强调体育在国家利益中的重要作用，全国举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展竞技体育事业，从而努力改善国际形象和提高国际地位，与此同时，包括老年人体育在内的大众体育尽管得到了一定发展，但并未发展得很充分。

在1966到1976文革的十年中，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生产和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人们的价值观遭到了严重扭曲。在这种极端的社会意识形态下，竞技体育被当成是资产阶级腐朽的产物的具体体现。与此相反的是，大众体育被看成是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受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支持。但实际上，大众体育因为受到了经济衰退和社会混乱的大环境影响也并未因此得到很大的发展。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府的政策方针从“阶级斗争”转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老年人体育运动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逐渐过分地强调竞技体育的发展又使得包括老年体育在内的大众体育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个时期国家体育政策被称作“举国体制”，它极大地强调了竞技体育的发展在短时期内提高国家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而这样的政策也大大减少了人们对于大众体育的关注和发展。

1978年是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的一年，改革开放的春天带来了包括老龄公民在内的大众体育事业的大发展，尽管此时“举国体制”的影响仍然深远，但是中央政府和非营利机构已经开始致力于大力提倡发展全民体育而不单单强调竞技体育的发展。

1980年后，我国建立起了典型的官僚层级式政府机构，统一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任务，政府的管理在方方面面，基本上负责所有的体育活动，（Hong， 2008）中指出“在这个时期，我国政府用于体育事业的投入80%都在竞技体育”。由此可见，政府在竞技和大众体育方面的投入相当不平衡。伴随着“举国体制”的是我国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也大大改变了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格局，包括老龄体育在内的大众体育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从20世纪的历史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政策变动会深深影响到老龄体育事业的发展。

2.4政府在老年人体育方面的改革

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带来了体育领域的相关变革。首先，政府由控制和管理体育的各个方面逐步开始向“引导型政府”转型，即开始下放部分管理权力到各级其他部门。Houlihan （1991）指出的“政府的体育职能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提供体育服务，还应该包括提供政策支持以及在体育投资方面起到引导作用”。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也应该像中央政府一样，在处理体育事务方面也有着一定的权威。实际上，Houlihan （1991）又指出，“实际上，许多重要的体育设施场地和活动都是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才得以顺利地修缮并举办下来的”。

政策对于老龄人体育参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私营企业对“银色市场”的投资为老龄人参与体育以及各类相关的休闲活动提供了更多便利的条件和机会。举个例子，今后的老龄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他们有更多的经济富余用于提高生活质量，旅行社可在淡季的时候专门推出针对老龄人的旅游线路，同时，这也能带动旅游业的发展。如推出“红色旅游线路”，“历史遗产线路”，这些带有时代特色的旅游方式会受到很多老龄人的喜爱。

此外，有些专门吸引老年人的体育产品，如宽松和舒适的运动服装、体育和休闲设备、太阳帽，和防滑的运动鞋等等，这都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机构帮助鼓励更多的老年人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如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老年体育协会。目前在中国，有大约12个这样的组织机构。我们认为，非营利机构所做的工作是带领全社会进步成为真正的公民社会。也有人提出看法说“中国老年体育协会虽然是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但在本质上来说，她还是由国家体育总局这个政府机构管理的”。Houlihan （1991）对此做出了解释：“政府，最好在体育方面进行适度干预和管理。目前存在的政府和非营利机构并存的状态，我们希望它最终能够发展成为政府管理得越来越少，而基本上由非营利机构自主管理并能够健康发展下去这样的一个状态。”

最后，全球化也会影响到政府政策的制定，这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私营企业在“银色市场”的投资。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全球化的冲击也给老年体育事业带来了影响。

2.5中国体育政策的矛盾

中国的体育政策也并不总是有利于老年体育事业发展的，甚至部分政策还会阻碍它的发展。

第一个要说明的矛盾是政策制定者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冲突。中国的体育政策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而缺乏功力性。根据 Li （2005）说到的，“体育政策的影响同其他政策相比是比较间接的，它的功利性通常都是比较隐蔽的”。尽管完善中国的体育政策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的投入，但实际上，尽管有一天这些政策相对比较完善了，对老年人体育活动的影响也并不大。举例来说，政府大力提倡的“全民健身运动”效果并不显著。然后一些政策制定者似乎可以从这样的政策制定中受益，如获得选举权、连任或者职位的晋升等，尽管这些活动实际上对于人们生活的改善并不大，尤其是对老年人的体育活动现状，但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立功”的好方式，因为这样的活动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结果在短时期内不太容易“被测量”，可有利于政策制定者未来仕途的发展。

第二个矛盾可被看成是中国传统“面子文化”和社会实际发展需求间的“互斥”关系。中国人的“面子文化”自古以来一直存在，并很大程度地影响着他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和行为举止。从本质上来说，“面子文化”关注的是在处理事情的过程和态度上“爱面子”，以确保留给他人一种“不错的”印象。由于政府在体育方面的大量资金也是用于发展竞技体育，这使得包括老年人体育在内的大众体育收到了较少的关注和重视。因而我们认为，“面子文化”和实际体育发展的需求是存在着相互矛盾的状况的：过于强调竞技体育而忽略了大众体育实际上也是对老年体育的忽略，如果政府在进行资源配置的时候把更多的福利分配给老年人，那么他们可以享受更好的健康和更高的生活品质，当然，参加体育运动的机会也会相应地增大。

中国体育政策的第三个矛盾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之间的矛盾。之前提到说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体育政策大为改变。此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需要政府尽可能降低监管的力度并鼓励加强私营企业、社区服务、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在发展老龄体育事业方面的合作。尽管政府不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紧紧控制和管理着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但实际上在体育政策方面的管理还是抓得比较紧的。Fukuyama （1992）也说过，“目前中国一个很显著的矛盾存在于经济方面管制的放宽和国家高度的干预”。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努力放宽体育政策方面的管制工作了，但这个矛盾始终存在。

2.6加强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支持

信息传递是20世纪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进步。如果在未来政府能够提供更好的政策来支持互联网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老年人有机会去接触和了解体育活动。根据熊（2008）年的观点“现代信息技术在政府管理中的应用可以促进政府工作效率化和有效化，增强决策、监管能力和监控系统，并且可以减少政府多余的支出，改善和优化政府结构和模型，在政府和人民关系的纽带”。确切点说，中国老年健康服务方面的网络系统完善将提供老人更好的医疗服务，如传递更准确地药物使用信息，个人健康和疾患诊断信息的录入，医疗保险金的花费明细表等等。这不仅提供了更完善的医疗保障，也能成为老年体育活动信息传递的平台。如中国老年协会就有自己的独立网站，发布全国各地最新的活动信息和活动结果。这种便捷的信息服务提高了老年人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和积极性。信息时代的日新月异营造了发展老龄体育事业的良好大环境，同时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的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3结语

基于以上的分析，体育活动的参与不仅仅有利于老年人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同时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通过多方面研究分析发现，国家的政策会直接影响到老年人体育事业的发展。

在研究相关政策的时候，我们对政府组织结构、政府的议程设置以及政策的发展历程等多方面、多视野来进行分析探讨，从而较为充分地理解了当今我国老龄体育事业发展的现状。随着时间的推移，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陆续落实了一系列有利于老年体育发展的策略，但在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矛盾。其一是政策制定者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冲突，中国的体育政策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而缺乏功力性；其二是中国传统“面子文化”和社会实际发展需求间的“互斥”关系，过于强调竞技体育而忽略了大众体育实际上也是对老年体育的忽略；其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府高度干预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政府通过一些举措不断努力完善老龄人相关的政策保障体系，但仍须不断完善并且把相关政策落到实处，才能真正促进中国的老年人口大量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

在未来，随着中国老龄人相关体育政策和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将会有更多更深入的相关研究。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来临，我们应该在各方面都做好充足的准备来迎接它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参考文献：

[1]Liang，Zhugui.Research on the Sports Lifestyle of Urban Community Residents of Hunan Province[J]. Huna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2008，2（2）：12-18.

[2]Shen Yi.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and senile sports in China[J].Shandong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3，25（4）：69-80.

[3]沈毅.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与老年体育[J].山东体育科技，2003（4）.

[4]Wheaton，B.Introducing the consump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lifestyle sports[J]. Sport in Society： Cultures， Commerce， Media， Politics，2010，13（7-8）：1057-1081.

[5]Xiong Bijun.Three main models of foreign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and its theoretical basis， benefits comparison[J].The contemporary social security，1999（5）：3-16.

[6]Xu Tao.The influences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to residents' consumption demand in China[J]. Shijiazhuang Vocational College Teaching and Research，2007，4（2）：27-35.

[7]Yang Guang， Yong fuliangyi.The influences of physical activities on elderly medical treatment expenses[J]. Sports and Science，2009（6）：79-95.

[8]Yang Qingsong.Review of Chinese sports policy researches[J]. Journal of Wuha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2011，45（1）：19-23.

[9]Zhao Junwei.The exploration of Chinas aging policy and old-aged security policy[J]. Academic Research，2011，8（3）：336-339.

流动人口管理相关知识考试题篇4

3.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由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共同负责，以人民政府为主，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予以。

4.为流动人口提供人口和计划生育、等服务。

5.为流动人口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

和生殖健康服务。

6.为流出育龄妇女《婚育证明》。

7.依法查验和登记流入的《》，对不按规定办理《婚育证明》的，应当责令改正。

8.为现居住地流入育龄夫妻办理《生育保健服务证》。9.依法查处流动人口和计划生育规定的行为，征收。10.向流动人口进行法律政策宣传教育和访视指导，提供避孕节育、优生优育和生殖健康。

11.流动人口应当实行计划生育，接受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人民政府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12.流动育龄妇女在离开户籍所在地前，应当凭本人居民身份证到户籍所在地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享受下列计划生育服务和奖励、优待：

（一）免费获得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优生优育、等知识的宣传、咨询服务；

（二）免费获得，免费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生殖健康服务；

（三）或者在现居住地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按照《甘肃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规定。

（四）实行计划生育的，在生产经营方面获得支持、优惠，在等方面享受。

人口社会学相关理论篇5

一、名词解释（8×5＝40 分）名词解释（8×5＝ 1.《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2.初级社会群体 3.差序格局 4.精英循环理论（帕雷托）5.制度化 6.社会控制 7.贫困文化（刘易斯）8.“AGIL”模式（帕森斯）

二、简答（5 题×10 分＝50 分）简答（1 试比较韦伯与迪尔凯姆在社会学研究对象方面的观点。2 简述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假设和观点。3 简述角色扮演中可能发生的问题。4 什么是霍桑实验？它对组织管理有什么启示？ 5 什么是越轨？如何界定越轨行为？

人口社会学相关理论篇6

乡直各单位：

采集全乡干部职工信息按以下文件准确填报。本次信息数据采集时间紧、任务重，望各单位高度重视，于2012年1月10日前以电子表格（Excel）上报。联系人：赵永明

电话:******

电子邮箱：48841748@qq.com

附：

1、市发文件

2、外纳乡全员人口信息登记表

外纳乡人民政府二○一二年一月五日

陇南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采集干部职工全员人口信息数据库

当代社会学理论双语教学探析篇7

开展当代社会学理论双语教学的方式

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 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双语课安排在大学三年级, 经过一、二年级的外语学习, 学生的外语接受程度已得到较大的提高, 加上两年的专业课学习, 学生掌握了一定的当代社会学基本理论, 所以采用英文原版教材, 教师讲课交替使用中英文, 以英语为主, 辅以汉语的双语教学就水到渠成了。

考虑到西方社会学重理论, 为引起学生的兴趣, 降低学生畏难心理, 笔者采用了以下几种做法:

(1) 上课前让学生预习, 找出生词, 并阅读一些中文版的有关当代社会学理论的书, 使学生对即将学习的有关理论有个大概的理解, 以免产生畏难心理。

(2) 上课的时候, 留出一部分时间, 对要讲授的内容, 让学生对一段话一段话进行阅读, 然后让一些学生翻译出每一段话的内容, 如果遇到学生不理解的句子, 师生共同解决。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除了讲解原文内容外, 还结合实际情况, 深入地探讨课程中理论性较强的内容。

(3) 期末的考核, 可以选择当前社会学理论较为前沿的话题, 以外语形式命题, 要求学生翻译成汉语。这样做不仅使学生获得专业知识, 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 而且符合课程的教学要求, 便于检验教学效果。

开展当代社会学理论双语教学的要求

1. 对教师提出的要求。

双语教学强调用外语对专业知识进行讲授, 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过程中, 可以学习外语, 所以, 双语教学对教师的要求很高, 一般来说, 教师应该具备以下的要求: (1) 较强的外语口语能力。教师要有较好的外语口语能力和表达能力, 能流畅的把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 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有较高的外语口语水平, 能用外语正确表述专业知识、解释专业词汇, 并使学生理解所讲的内容, 还要有更高的专业外语水平, 能够充分理解和运用原版教材。

(2) 较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双语教学中课堂外语的应用要口语化, 表达形式要简洁, 同时, 在教学过程中, 要讲究方法, 可以使用中英文对要讲授的内容做个简要介绍, 然后对一些关键的词汇进行讲解, 必要时, 一方面可以用图表的形式作为辅助手段, 另一方面, 要求学生在听课过程中, 做到眼、耳、口的互动。

此外, 还可以使用多媒体的教学形式, 特别是CAI技术的使用, 这种教学形式的使用, 在提高学生应用英语表达专业术语能力的同时, 还可以缓解双语教学时间紧张的问题。

2.对教材提出的要求。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双语教学一般使用英文原版教材, 和国内的教材相比, 西方国家关于当代社会学理论的教材具有知识新, 内容丰富, 图表多的优势, 体现了广而博的原则, “案例教学”和“多媒体教学”是一个明显的特点。但在选择教材时, 要遵照教育部的有关文件, 引进优秀的、先进的教材, 同时, 难易度要符合学生外语水平。

开展当代社会.学理论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1.当代社会学理论教学存在的问题。 (1) 学生的外语水平参差不齐。尽管学生经过了2年的大学英语学习, 还有的学生通过了英语四、六级考试, 但由于自身情况不同, 仍有一部分学生还不具备听懂专业英语的水平, 久而久之, 这部分学生就会失去学习的兴趣。这些问题的出现, 对双语教学提出了挑战。

(2) 难以找到适合的教材。双语教学要求使用英文原版教材, 目前国内已有部分出版社出版了一些当代社会学理论双语教学使用的教材, 原版教材尽管有上述一些特点, 但是, 一方面原版教材价格较高, 对西部院校的部分学生来说, 负担较大;另一方面, 原版教材有些内容不符合我国社会意识形态。

(3) 双语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双语教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外语教学, 社会学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之一, 实践中, 不仅要求教师具有扎实的社会学专业基础知识, 而且要精通专业外语知识, 要很好地开展双语教学难度大。所以, 在有的学校就出现了“为了保住自己的讲台, 许多年轻老师早早开始提高外语水平, 不少人还利用假期去上新东方, 老师不仅是专业老师还必须是外语老师, 这对教师的压力非常大”。[1]

2. 开展好当代社会学理论双语教学的对策。

(1) 加强教师的专业学习, 提高专业外语水平。双语教学对专业教师提出了挑战, 学校开设双语教学前, 安排专业老师强化外语的学习, 可以通过考核的方式, 让符合条件的教师承担双语课的教学工作, 有条件的, 还可以通过教育部门, 安排一些教师外出进修。

(2) 根据专业要求, 编订当代社会学理论双语课教材。根据《高等教育法》第34条规定“高等学校根据教学需要, 自主制定教学计划, 选编教材, 组织实施教学活动”针对这些特点, 当代社会学理论双语课可以根据大纲要求, 编制内容具有前沿性, 同时难易度也符合学生外语能力的教材。这样做, 既符合双语教学要求, 又可以兼顾学生的学习, 从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年的实践, 学校在进行当代社会学理论双语教学中, 尽管在教材、师资、学生外语能力上存在一定的问题, 但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 设置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双语课程是可行的。随着教学的深入, 将会培养出既能较快掌握当代社会学前沿理论, 又能掌握专业外语的人才。

参考文献

人口危机:马尔萨斯理论的反面篇8

世界人口已经接近70亿，媒体在报道这个消息时都表示出了极度的惊恐。“我们不得不向人们提出警告，”《国家地理杂志》严肃地指出，“必须非常、非常小心地处理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持续的人口增长，特别是贫困国家的人口增长，对世界经济和环境都造成压力。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现在的问题不是人太多，而是新增人口太少。而且，新增人口稀少，不再只是发达国家存在的现象。包括伊朗、巴西、中国在内的几个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出生率都低于美国。

短期来看，这是一个好消息。一些国家可以充分利用巨大的劳动力规模以及青少年人口减少的条件一一也就是“人口红利”——来驱动国家的经济。但是，从未来二、三十年来看，这些经--济体将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问题：人口的老龄化和劳动力的减少。

这个景象在日本和欧洲大陆(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东欧大部分国家、斯坎迪纳维亚半岛以及德国)已经出现。研究数据显示，这些国家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20％甚至以上——在美国，这个比例仅为15％——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翻一番。

在这些国家中，上升的债务负担和不断减少的劳动力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降低了经济转型的机率。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欧洲运行最为良好的经济体中，还发生在日本——个高速运行了数十年，最后因劳动力匮乏而被迫收缩的经济体。

到2030年，人口问题将扼杀这些经济体的活力。举例来说，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葡萄牙将出现每两个劳动人口养一个退休人口的现象。美国的情况会略好些，约每三个劳动人口养一个退休人口。根据斯坦福大学长寿研究中心的研究，这种情况会持续到2050年。

但是，人口问题影响最大的，不是在欧洲和日本，而是在亚洲。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泰国，甚至印度尼西亚都会步日本的后尘。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并不富裕，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完善，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个严峻的挑战。在中国，低生育率主要是源于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伊朗、墨西哥和巴西等国出现生育率偏低的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剧的社会压力以及妇女的独立性增强都可以可能是导致这种局面产生的原因。

当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仍然在增长，但是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寿命的延长，而非出生率的提高。但是人们往往据此作出错误的推断，尽管人口减速很可能比现在预期的还要快。

人口有可能继续增长的地区是非洲。非洲的一些国家，如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到2050年，人口可能翻一倍或两倍。但是，非洲的城市化和发展，也可能最终会导致生育水平的下降，这个现象我们在巴西和亚洲已经看到了。

人口下降与另一个现象紧密联系，那就是丁克家族的增加，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这对社会将带来长远的影响，毕竟，如果有两个子女，每个子女再生育两个子女，未来就会有四个后代，而如果一个都不生，就没有后代，而且是永远没有。

另一个人口现象就是不婚、不育族的增加，这里的不婚族指的是，并非出于生理问题和其它硬性原因而选择不结婚的人士。在意大利、日本和中国台湾，适婚、适孕年龄的女性选择不结婚或不生育的比例越来越高。在日本，三分之一的30岁女性都是未婚的，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亚洲的其它发展中国家。

不生育的现象之所以如此广泛地存在，与城市化进程、高房价、职场激烈的竞争以及女性的职业前景提升有关。世俗社会所信奉的自我价值实现，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我们可能会看到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人口革命。随着大部分的人口选择不婚或不生育，将来的老龄化会成为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有可能会退化分解。地球可能变得不那么拥挤，但是，这是不是又有些可悲呢?

上世纪60年代，马尔萨斯提出了著名的人口理论，但是，我们所论证的事实很可能与他的描述不同。随着出生儿和劳动力的减少，老龄人口的增加，“人口爆炸”很可能是一种内向爆炸(即人口剧减)，而不是外向爆炸(人口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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