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制度义务教育论文

摘要：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是边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有益实践极大地提升了边区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和边区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党和边区政府从陕甘宁边区乡村实际出发，在边区农村积极开展识字扫盲运动，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广泛开展文艺活动，繁荣乡村文艺;宣传科学文化知识，革除陈规陋习。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边区制度义务教育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边区制度义务教育论文 篇1：

陕甘宁边区学校体育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有影响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从1935年至1948年一直是党中央的所在地。大众的教育，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区学校体育为培养具有高度政治觉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又有强壮体魄的革命战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培养了大批人才。边区学校体育是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建立发展起来的。由于战争的急需、经济条件的限制及地理环境、民风、民俗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陕甘宁边区学校体育表现出明显的军事性、普及性和地方性特色。

一、边区学校体育概况

(一)课程设置及内容

初级小学：开设课程有：国语、算术、常识、美术、音乐、体育。体育课150时/年。

高级小学：开设课程有：国语、算术、政治、自然、卫生、地理、美术、音乐、体育。体育课180时/年。

初级小学体育课授课内容以游戏为主，高级小学增加军事常识，如操练、捉汉奸游戏等。

初级中学(1946年以前)：开设课程有：公民知识、国民等，包括军事训练在内的十一门课程，体育与劳作在课外学习。

高级中学：开设课程设有社会概况、国文等，包括军事训练共十三门课程，体育与劳作在课外进行。

师范学校把体育与军事训练同时列为正式课程，并将体育划入学生必须掌握的课程。

大专院校：

延安大学体育系(1941年一1942年夏)：学制一至二年为专修科。开设课程有：《联共党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共产党简史》、《政治经济学》等必修课程，专业课程：体育理论、教育学、解剖与卫生、田径、体操、篮球、排球、舞蹈、垫上运动、滑冰等。

(二)课外活动

课外活动是边区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它包括学校统一安排的课外活动和课余活动。课外活动一般是由学生会来组织，如儿童团、少先队、学生会、俱乐部等。由于各学校的条件不同，其活动内容也不尽相同，有球类、田径、体操、游戏、冰上运动等等，还有许多传统和自编的游戏，如打棋垒、捉鳖、抢位子、抢红旗等。一些游戏还充满了政治色彩，如捉汉奸、送信、打骑兵等。有些学校结合军事训练和娱乐开展课外活动，如鲁迅师范学校，早操跑步，课外活动以军事训练为主，课余则开展跳绳、踢毽子等活动。边区保小一个学期十九周，有十三周安排了军事训练和体育活动。

(三)竞赛活动

边区学校的竞赛活动是通过校内、校外不同形式的竞赛、运动大会和检阅来进行的。其目的在于提高大家的锻炼兴趣，检查体格、力量、精神诸方面的优缺点，争取精神上的第一和技术上的尽可能优良。

1937年，“五卅”延安市儿童大检阅，有350人参加。项目有唱歌、游戏、高小篮球赛，还专门组织了郊游(玩水、捉鱼、研究花草、爬山、唱歌、赛跑等)。

1940年，“五卅”学生运动大会，延安全县各校少则7至8名，多则全部都参加了大会，共850人。观众多达两千人。项目：团体比赛(音乐、劈刀、操法、讲演)，个人比赛(50米、100米、跳高、跳远、讲演、政治测验等)。

1946年“五四”安塞各小学联合举行运动会，项目有跳高、跳远、100米、50米、算术竞走、识字竞走，滚铁环、乒乓球等。

1946年在延安女子大学举行的“三八”运动会上，有女大、党校、陕北小学及延安自卫军500人进行了队列和丹麦操、团体操表演，还举行了跳绳和秧歌等。

除了自行举办的学生运动会，学校在边区举行的大型运动会上(尤其是一些专科和大学)也是主要参加者。如1937年"dk一”运动会上，延安市高小学生做了团体操和国术(劈刀、拳术)表演，抗大队和师范夺走了十三个项目中九个第一名，最后抗大获得了总锦标。1942年的边区“九一”运动会上，邓子利以12秒的成绩获得百米第一，边保男篮和抗大女篮分别获男女篮球冠军。这些优异成绩充分说明边区学校体育的开展情况，显示了学校体育的实力。

二、学校体育的特色

陕甘宁边区学校体育在中国近代学校体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央苏区学校体育的继续，新民主主义时期学校体育的典范。

(一)边区学校体育是为战争服务的，具有明显的军事性。

边区学校体育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服务，不仅表现在体育课堂教学中，而且表现在一切课外活动中。这是依据边区教育方针，即国防教育的要求进行的。由于学校体育在强健体魄方面的作用，能直接成为军事训练的内容和手段，所以学校体育军事化也就成为特定历史时期边区学校体育的重要特色之一。

学校体育军事化，不仅在边区教育和文化建设中为抗击侵略者的斗争服务，为革命阵营培养了大批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军事技能、强健体魄的革命战士，而且在完善边区学校教育功能，促进教育为国防服务，施行军事化管理方面创出新的道路。因此，为保卫祖国、抗击外来人侵，边区学校体育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教育目标是值得借鉴的。

(二)边区学校体育要求人人必须参加，而不是少数人垄断的选手体育。

边区学校体育尽管基础较差，水平还不很高，但各级学校都能按照边区教育厅的要求，自力更生，千方百计创造条件，让全体学生都能参加体育活动。所以，学校除每个学生都要上规定的体育课外，还要求每个学生参加早操练习和课外体育活动。

边区各类学校都很重视学校代表队的组建和训练，但不把他们看成是学校体育工作中的宠儿，而是要求他们每个人在班里是体育辅导员，在学校中是体育示范员，在社会上是体育宣传员。从不给他们以过高的特殊待遇。正如李富春同志在《开展体育运动》一文中指出的那样：“选手只有成为大众的体育模范，体育的倡导者，体育的普及者，才有真正的价值!”

(三)边区学校体育的内容是根据边区需要和实际决定的，基本出发点是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具有一定的地方性。

发挥创造性，体现地方性，从边区学校实际出发，这是边区学校体育的另一个特色。在体育教材安排上，课外活动开展办法上，边区学校体育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四)边区学校体育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战争环境的直接影响。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军事训练，小学应实行半军事化的组织，使学生在必要时可以直接参加抗战，在革命形势之下，边区学校体育在战争环境直接影响下，形成鲜明的军事化特色。

第二，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的限制。陕甘宁边区学校体育是在先进的政治环境下，贫瘠落后的地理、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经济落后，财政紧张。一般小学每月办公费只有6～15元，根本无法购买体育器材，条件好点的学校，其场地器材也是很有限的，如行知中学只有一个篮球，这无疑限制了学校体育活动的内容。师资奇缺，在县里很难见到大学生，中学生也很少见，大多数是高小生，有些学校只有一个教师，一身多职，复式授课，这样教学质量必定受到影响。居住分散，不易集中，战时还要不断地异地迁转，使体育课不可能有统一的形式。尽管如此困难，边区的学校体育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各学校一方面自己动手建场地，修器材，创造条件;一方面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现有器材和地理地势，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种活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当时的篮球网、排球网都是学生自己用麻绳编的;冰刀是炸弹皮做的;有战士从敌占区买回的球都是坏了就补，直到无法再补为止;还有自制的石锁和单、双杠，在中央党校每个支部各有一套。由于不受场地和季节的影响，排球是边区学校开展最为普遍的项目之一，大家都围成个圈，垫球、托球非常热烈。延河更是夏季水上活动、冬季冰上活动的天然运动场，山地丘陵则成了爬山、野营、游戏的自然场所。在边区，各学校都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地组织了多种多样的学校体育活动。边区的经济、地理条件决定了边区学校的特点。特别是在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的限制下，使边区学校体育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第三，各级领导对学校体育的重视和支持，并建立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和体育组织机构。据当时《解放日报》报道，在边区建立以前，边区几乎可以说是文化教育的荒原，小学校总共不过一百二十处，学生只有两千人，一般县每百人中很难遇到一两个识字的人。到1940年，小学校数已增加到1341所，学生人数增加到41458名。还办起了许多中学和师范学校，建立了延大、抗大、鲁艺、女大等十多所大专院校。全区教育经费开支占全区总开支的三分之一，并一律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在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边区的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学校教育和其他教育一样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发展。

第四，颁发了一系列有关条例和法规，保障了学校体育的开展。在边区政府颁布的学校法规中不但对学校体育的课程、内容做了具体的规定，统一了教材;而且对体育教师、运动场地和设备提出了要求。在可能条件下要配备专职教师，凡有二十五名以上学生的学校都应配备运动场和娱乐场所，并规定在评定模范学校时，有无运动场是一条必须考查的项目。虽然这些规定和要求由于战时的困难没有得到完全实施，但在边区学校体育发展过程中，对促进学校体育向科学化、正规化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五，建立健全各级组织，使学校体育活动得到落实。边区各级地方和群众组织保证了学校体育活动经常地、广泛地开展。从当时的材料看，1939年以前，各级学校都有自己固定的组织专门负责，推动各种运动经常不断的进行。如当时的少先队就是以加强青年军事训练，锻炼青年体格，发扬青年抗战积极性，武装青年，动员青年，保卫边区，增强抗战力量为宗旨。、在其组织机构中设有专配体育干事。小学校的组织主要是儿童团和少先队。中等学校和社会教育机构设有俱乐部(有的学校是学生会)。如米脂中学学生会由执行委员会和下设的文娱部、卫生部、伙食部、体育部、墙报委员会组成。体育部负责组织学校的班队、校队和体育比赛，包括全校运动会。大学里设有俱乐部或救亡室。抗大的每个队都有救亡室组织，其体育委员会要组织下属的排球组、篮球组、乒乓组、田赛组、径赛组等工作。1941年“三八妇女节，延安女子大学俱乐部体育干部杨烈同志还带领女学员表演了数百人的团体操。除了学校的体育组织，在延安还成立了“延安体育会”和“延安新体育会”，在组织开展广泛的体育活动的同时，还开始着手进行新的体育理论研究与编译各种体育教材，并进行体育调查研究工作。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些工作没有继续下去，但对当时的学校体育工作仍然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陕甘宁边区的学校体育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存在和发展起来的。在十几年的边区教育和体育实践中，边区学校体育不断总结经验，使其性质和特征非常明确，组织体系日趋完善，活动内容讲求实效，活动形式灵活多样，为边区的教育和体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认真的总结边区学校体育的经验，对我们加深对边区革命史的认识，继承革命传统，探索新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学校体育的规律，开创具有新时期特色的学校体育，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交通大学体育系，710061)

作者：朱长跃　徐国营

边区制度义务教育论文 篇2：

试析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摘 要：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是边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有益实践极大地提升了边区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和边区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党和边区政府从陕甘宁边区乡村实际出发，在边区农村积极开展识字扫盲运动，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广泛开展文艺活动，繁荣乡村文艺;宣传科学文化知识，革除陈规陋习。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丰富了农民文化生活，推动了边区农村的文化建设进程。在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重温党在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历程，既能全面、深刻地总结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又能为不断推进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启示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乡村文化能够提振农村精气神，增强农民凝聚力，孕育社会好风尚。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文明新气象。”[1]405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是党对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有益探索，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乡村文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积累了丰富经验。因此，重温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历程，总结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经验，对于推动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陕甘宁边区是在党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辖区主要包括陕西北部、甘肃和宁夏的东部等地区。由于历史、社会和地理位置等原因，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十分滞后。因此，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党和边区政府通过采取诸多措施积极促进边区乡村发展，其中包括边区乡村文化建设。

(一)改善陕甘宁边区农村文化落后现状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寧边区地处西北，城市少、农村多，工业、商业不发达，以农业经济为主，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农业发展较为落后。因此，边区建设初期乡村文化状况主要表现为：乡村经济水平低下，教育十分落后，知识分子较少，文盲占据大多数，封建迷信盛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就陕甘宁边区教育文化落后的现状指出：“边区是一块教育文化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李维汉也曾指出，在陕甘宁边区“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乡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2]。穷人的孩子几乎很少读书和接受教育，文化设施十分简陋稀少，人民文化生活十分匮乏，卫生条件十分简陋，人畜的死亡率都很高。除此之外，封建迷信思想在百姓头脑中根深蒂固。边区农村落后的文化现状严重威胁到边区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二)边区政权建设巩固和发展的需要

边区大量文盲的存在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的有效治理。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已认识到“要创造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满是文盲的国度里是建立不起来的”。由于边区人民群众文化水平较低，势必影响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边区的顺利实施，不利于边区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也不利于人民群众掌握科学的知识发展工农业，从而影响人民群众参与边区建设与抗战的热情。因此，党和边区政府通过大力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文化水平，调动农民革命积极性，继而保证边区稳定。

(三)适应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实需要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唤醒民众尤其是发动广大农民对于革命成功的重要意义。农民在中国社会中占主体地位，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最广大农民的支持。在旧中国，由于绝大多数农民文化水平较低，仍有顽固的封建思想。因此，必须要用先进的思想改造他们，将他们从愚昧、落后中解放出来，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毛泽东曾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3]因此，要在农村完成这个变动，必须要以先进的思想、科学的方法，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同时，全面抗战的爆发更是促进和加快了党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步伐。只有唤醒广大农民的民族觉悟，把落后的乡村建设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中国的抗日战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大力推进乡村文化建设，成为我党工作的重要一环。

二、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实践

党和边区政府从陕甘宁边区乡村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边区的乡村文化。这些措施的实施改善了边区农村落后的文化风貌，推进了边区农村的文化建设进程。

(一)积极开展识字扫盲运动，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全面抗战爆发前，陕甘宁边区广大乡村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十分落后，绝大多数农民不识字，文盲大量存在。针对这一状况，边区政府将识字扫盲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着力抓了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两个重要环节。[4]

首先，开展社会教育。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农村成年人。政府提倡识字运动，通过创办识字组、半日校、夜校、冬学等多种形式，对边区的成年村民进行识字教育。同时，为了确保识字运动不流于形式，边区教育厅派出社会教育工作指导团到下辖区域进行监督指导。为了推进社会教育的正规化、法制化，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组织暂行条例》《社会教育工作纲要》等条例和法规，在制度上加强保障。在社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党主张社会教育要与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防止脱节。边区政府明确要求：社会教育要与各县其他工作紧密配合，如生产运动、防奸自卫、援军、拥政、爱民、减租减息等。在这些工作中，有计划地组织活动，对群众进行教育。边区政府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推动了边区社会教育的蓬勃发展，降低了文盲的比例。据统计，1938年边区有识字组5 834个，组员39 983个;夜校208所，学生1 917人;半日校61所，学生919人。1939年，夜校、半日校和冬学发展到1 558所(组)，学员人数达到25 063人。同年冬又发展到5 232所(组)，学员53 266人。1940年进一步发展，达到5 469所(组)，学员59 953人。[5]186

其次，开展学校教育。边区广大农民思想文化落后，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广大农民在孩童时代没有接受学校教育。因此，边区政府除开展社会教育以外，还高度重视小学教育。在党和边区政府的共同努力之下，小学教育取得较为突出的成绩。为推动小学教育的发展，边区政府曾宣布施行免费的义务教育政策。《陕甘宁小学教育实施纲要》规定：“三年初级小学教育，为边区儿童必受之义务教育。”为了更好贯彻和实施这一政策，边区政府曾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小学教育的目标、要求、保障等给予了明确规定。这些法律法规主要包括《陕甘宁边区小学法》《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等。同时，边区政府为推动小学教育发展，创造性提出民办与公办相结合的办学方针，采取公办学校、民办公助、农民自助等多种办学形式。由此，小学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都得到大幅度增长。边区政府成立后，1937年秋小学学校发展到545所，学生10 396名;1938年春发展到706所，学生14 207名;1938年秋发展到773所，学生16 725名，其中有完全小学(即初级、高级合办的五年制小学)16所，模范小学78所。小学数量比边区政府成立前增加了6倍。[5]183

(二)广泛开展文艺活动，繁荣乡村文艺，丰富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

党和边区政府在进行识字扫盲运动的同时，还十分重视丰富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主要通过艺术团体文化下乡、创建文化娱乐机构、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等多种途径展开。

为了更好地激发边区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边区政府积极号召与组织边区的文艺工作者成立各种艺术团体，创作反映乡村和边区生产生活的优秀文艺作品。他们深入乡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下乡运动。为了使边区的广大农民更加容易理解与欣赏包含新思想的文艺作品，边区政府提出要多运用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表现形式，并强调要学会利用民间旧文艺的形式。1941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各抗日根据地群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各种民间的通俗的文艺形式，特别是地方性的歌谣、戏剧、图画、说书等，对于鼓动工作作用更大，应尽量利用之。”[6]于是，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在边区各地广泛成立剧团、秧歌队等，定期或不定期在乡村进行演出，边区文艺活动十分活跃。为丰富边区农民的文化生活，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许多乡村成立乡村俱乐部，并明确规定：俱乐部“在十户以上的村庄，应普遍建立，如人口太少，可联合附近(二、三里内)村庄建立”[7]。同时，强调俱乐部应因地制宜地开展文艺活动。此外，边区政府还建立起图书馆、阅览室、民教馆等文化娱乐机构。由此，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得到广泛开展。

边区政府通过繁荣乡村文艺，不仅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而且在宣传民主、破除封建迷信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提高了边区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

(三)大力宣传科学文化知识，革除陈规陋习，净化社会风气

在陕甘宁边区的广大乡村，由于经济文化落后，传统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导致边区封建迷信盛行。这种情况下，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了科普知识宣传、反封建迷信、批评教育巫婆神汉等一系列活动。

边区政府积极向广大农民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边区政府“印制各种通俗的社会科学小册子，向边区人民宣传社会科学的常识”[8]，出版了《王大娘养胖娃》《解剖学》《配偶禁忌》等科普读物。同时，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等科学教育机构举办科普讲座，向民众进行科学知识普及。例如，1941年11月21日，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举办了一次关于日食的科普讲座，并发表了科普文章《日蚀在科学上的意义》。

在边区农村，由于卫生知识的匮乏和传统习惯的影响，乡村百姓缺乏医学科学的思想观念。为此，边区政府对农民进行了广泛的卫生教育。同时，边区政府主张要灵活地运用各种方式方法对广大人民进行卫生教育宣传。此外，边区政府还在乡村建立起卫生防疫委员会，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

边区政府积极开展反封建迷信运动。在边区许多乡村“巫医利用迷信，欺诈群众，伤财害命”。封建迷信对陕甘宁边区乡村农民造成了严重的生命财产威胁。为了使当地老百姓认清封建迷信的害人之处，边区政府曾先后多次采取各种方法对封建迷信活动进行打击。1943年和1944年，边区政府开展了反巫神运动和巫神坦白运动。政府一方面对这些巫神进行改造和教育，另一方面鼓励群众同巫神进行斗争。同时，边区政府在各地开展了学习崔岳瑞活动，鼓励边区的卫生工作者向崔岳瑞学习，积极利用医药科学知识揭露巫神。

边区政府积极革除各种陈规陋习，开启民智。例如，关于妇女解放方面，突出表现为废除缠足陋习，提倡婚姻自由，保障妇女权益。1939年8月，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规定：“凡边区妇女年龄在18岁以下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一律禁止纏足。”为推动条例的执行，边区政府又颁布一系列条例和指令，强调指出：“妇女缠足，障碍社会进步，危及未来人种健康，实抗战建国中最大障碍之一……不再有缠足之罪行。”[9]为此，边区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不缠足运动。边区政府还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保障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改变妇女在婚姻中不平等地位。同时，妇女在政治上也翻了身。广大妇女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鼓励下，开始积极参政议政。乡村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是边区农村文化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三、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对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启示

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作为边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提高了边区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推动了民众的新觉醒，而且极大地促进了边区政权的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总结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于当前乡村文化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所在

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在短时间内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党的高度重视与正确领导。党从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边区乡村文化发展的政策、条例和法令，实施了多种教育措施，成立了多种形式的乡村文化基层组织。此外，边区政府在财政上给予乡村文化建设大力支持。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因此，当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必须给予乡村文化振兴以高度重视，通过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制定一系列保护和促进乡村文化建设的条例与法令，创造乡村文化振兴发展的良好环境。同时，村“两委”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必须充分发挥村“两委”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乡村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仅要带领村民让口袋富起来，更要做好让村民“脑袋富起来”的工作。因此，乡村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树立文化兴村意识，注重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升村民道德文化素养。乡村广大党员干部作为带头人，要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村民树立良好榜样，“引导农民爱党爱国、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1]409。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10]

(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

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成果。它的成功既离不开大批文化界人士和知识青年的支持，更离不开陕甘宁边区广大乡村民众的积极参与。[11]因此，新时代背景下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同样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共同努力。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参与乡村文化建设，鼓励他们深入乡村，创作出更多反映乡村生活的优秀文艺作品。他指出，要推动文化下乡，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贴近农民，推出具有浓郁乡村特色、充满正能量、深受农民欢迎的文艺作品[1]405。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根农村基层，服务农民群众，积极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为乡村人民送去欢乐和文明，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同时，党和政府要积极“开展文化结对帮扶，制定政策，引导企业家、文化工作者、科普工作者、退休人员、文化志愿者等投身乡村文化建设，形成一股新的农村文化建设力量”[1]406。

(三)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根本立足点

党和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实施的各种文化措施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可与支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党和边区政府在边区农村工作中采取了正确的方式、方法，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优秀农村乡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村民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使乡村文化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1]406。因此，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必须结合时代发展要求，对优秀传统乡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继承和创新，实现优秀乡村乡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形成适应新时代乡村特点的新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要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必须深入挖掘各种乡村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坚持“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12]。

(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然要求

党和边区政府从人民生产、生活的实际出发，考虑广大农民的生产特点和生活习惯，将文化建设与农民的生产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因地制宜，灵活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村文化建设。这不仅提高了边区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而且极大促进了边区农村的生产发展。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13]然而“现在，农村一些地方不良风气盛行，天价彩礼让人‘娶不起’，名目繁多的人情礼让人‘还不起’……要在传统礼俗和陈规陋习之间划出一条线，告诉群众什么是提倡的，什么是反对的”[1]407。这就要求党和政府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进程中，必须抓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革除陈规陋习，抵制封建迷信，推动移风易俗，改善农村精神风貌，为广大农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提供丰润的道德滋养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2]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566.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

[4] 梁星亮，杨洪.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47.

[5] 梁星亮，楊洪，姚文琦.陕甘宁边区史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

[6] 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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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377.

[9] 陕西省妇女联合会.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续集)[M].1985：74.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09.

[11] 王斐.试析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文化建设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03).

[1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24-125.

[13] 习近平在江苏徐州市考察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紧扣新时代要求推动改革发展[N].人民日报，2017-12-14.

【责任编辑：刘中雁】

【作者简介】 马林冲 (1992—)，男，山西浮山人，新疆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农村问题; 苗志娟(1983—)，女，河南郑州人，新疆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疆南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16CDJ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马林冲　苗志娟

边区制度义务教育论文 篇3：

教育花开红艳艳

2.教育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

陇东革命根据地从1934年苏维埃政权建立到全国解放的15年中，一直处在战争环境中，新的教育制度虽然逐步建立，但还不够完善，建立起来的主要有学校教育制度、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和社会教育管理制度。

——学校教育制度。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苏维埃教育建设的任务是：厉行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培养大批领导革命斗争的各级干部。苏维埃教育的总方针是：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劳动群众，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1938年，毛泽东提出了抗战教育方针：在一切为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并据此制定了各项教育政策。

陇东革命根据地根据党在各个时期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确立了各类学校面向工农兵的原则，加速培养劳动人民的子女和工农兵干部，成为根本的办学目标和指导思想。像列宁小学这种新型的学校应运而生，各种各样的干部学校，农村冬学、夜校、识字组也很快发展起来。工农兵群众成为学校的主人，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班，学文化、学政治、学军事、学科学，革命干部和新型知识分子不断成长，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培养了大批人才。

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小学教育的培育目标是：在国防教育中，使儿童的身体、头脑和个性得到健全发展;激发儿童的民族觉悟，并养成革命精神;指导儿童求得日常生活和抗战建国所必须的知识技能;在集体生活中养成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在自幼学习中发挥独立性和创造性。在修业年限上，1937年规定完全小学为五年，前三年读完初小课程，后两年读完高小课程。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城镇完全小学改为六年，前四年为初级小学阶段，后两年为高级小学阶段，吸收7-12周岁儿童入学。课程设置和课本按边区政府统一规定执行，各县可根据情况编写补充教材。在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公办、民办小学都以国语、算术、常识(或自然)为主要课程。1944年以后，国语中关于生产劳动的课占40%，自然课中增加了政治常识，算术课以珠算为主。公办学校一律使用边区政府统编的教材。

——教育行政管理制度。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各级政府普遍建立了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制度，凡属教育方面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专署、县政府政务会议和各级文化委员会讨论决定，在学校由校务委员会或董事会决定。同时，建立了教育巡视督学制度，加强对小学、冬学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视察督导。1941年以后，陇东专署和各县第三科，陆续设立督学，使教育巡视督导工作走向正规化。同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规定，一个县学校在20所以下者设督学1人，20所至50所者设督学2人，50所以上者，设督学3人。督学人选由各县遴选考核，报请边区教育厅委任。由于陇东各县学校较少，人才缺乏，大部分县只配督学1人，个别县2人。按规定各督学都要深入学校进行视察和督导工作，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开展示范教学，帮助解决教师提出的疑难问题，召开教师、学校行政人员座谈会，交流教学经验和行政管理经验，推动学校的教学改革及领导工作。各督学必须把视察的情况及时报告上级教育部门和有关行政领导，以便上级领导机关在制定政策和拟订计划时参考。此外，各级教育部门还制定了对干部和教师的奖惩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对教师的培训制度和对干部的考核管理制度等，使教育行政管理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社会教育管理制度。苏维埃政权时期，陇东革命根据地还没有专门管理社会教育的行政机构，一般由各级文化委员会负责管理。1937年各县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后，改由县政府第三科统管。同年3月，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要求各县成立了社会教育指导委员会，设一名专职社会教育指导委员(简称指导员)，管理社会教育工作。从1937年开办冬学后，每年秋季各级政府都要成立冬学委员会，具体负责冬学的管理工作，有的地方还成立过识字促进会。各县民教馆成立后，兼管部分社会教育工作。

在社会教育的目标方面，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社会教育的目标是：消除文盲，提高大众政治文化水平;提高大众民族觉悟，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战争;提高大众民主思想，使民众获得民主的能力和习惯;增加大众日常生活和抗战的知识;培养社会教育干部，以发展社会教育。为达到社会教育目标所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各种方式，如识字组、夜校、民众教育馆、阅览室、俱乐部、演剧等，广泛推行社会教育。使群众一边学习文字，一边学习初步的政治和科学知识，并利用民众的空闲时间进行教育工作等。

社会教育的对象方面，在苏维埃政权时期，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工农劳动群众。抗日战争开始后，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把社会教育对象扩大到各阶层抗日群众，凡年满13岁以上至45岁以下的男女文盲、半文盲，都要参加扫盲和文化学习。其根本任务是普及群众教育，提高广大成年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增进知识技能。

社会教育的内容方面，根据1937年12月陇东专署的通知，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有：识字教育，这是社会教育的中心内容，主要课程有《抗日三字经》《实用四言常识》《新五言杂字》等;政治教育，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增强民族意识，内容有统一战线、时事政治、边区建设、群众工作等;军事教育，主要讲授战争的基本知识和战斗的基本技能;文娱活动，组织唱歌、耍社火、演剧及其他文化活动。教材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统编，免费供应给参加学习的学员。1940年以后，由于经济困难，课本只发给教师。

社会教育的组织形式方面，主要有冬学、夜校、识字组、俱乐部、民教馆等，其中民教馆是向群众进行文化教育活动的常设机构，馆内设总务、教务、宣传等股，均配备专职干事。1940年11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民教馆组织规程》规定，民教馆的任务是“消灭文盲……组织群众开展文化娱乐工作”。

3.教育经费的筹措和管理。

陇东革命根据地教育经费的筹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办法。1938年以前，实行免费教育。小学免收学费;识字组、夜校、冬学等，供应书籍，不收学费，费用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按期拨付。1939年以后，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经济十分困难，为此陕甘宁边区教育厅规定，各县要建立教育基金，争取经费自给，各县开始自筹经费，筹措渠道主要是各县此前已确立的教产及教育基金，对买卖婚姻、缠足者的罚款，学校生产收入，在自愿原则下群众募捐的学款。1940年开始，采取分级筹措、分级管理的原则，实行教育经费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地方政府和群众共同承担的办法，各县小学经费(包括学校办公费、学生的津贴粮食)，以区为单位筹措解决，各县完全小学、民教馆的经费和学生的课本费，均由边区政府发给，各县教育基金及教产，作为各县的辅助教育经费。

1941年起，为适应战争环境，使教育在地方上生根，边区政府确定教育经费以县为单位自筹解决，边区政府只承担陇东中学的教育经费。各县筹措教育经费的办法主要是向群众募捐、学校发展生产增加收益、地方税款中拨付或附加教育金等，民办学校的经费由群众自己负担，地方政府予以酌情补助，实行“民办公助”方针，私学经费由群众自筹解决。

经费开支分两类，即教育事业费和教育基本建设费。教育事业费主要用于教员和学校行政干部的津贴，学校、民教馆的设备购置，办公费用及学校的维修费用，完全小学贫寒学生生活、书籍补助费等。教育基本建设费主要用于完全小学和陇东中学的校舍建筑、课桌凳的购置及其他相应的基本建设。在经费使用上，贯彻量力而为的原则，有钱就办，无钱缓办或不办，一切从俭。

教育经费的管理，在1940年以前，各县教育经费由财政科统一管理，县教育部门编造预算申请使用。1940年以后，建立县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实行对教育经费的统一管理。县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由县长、财政科长、教育科长、县参议会常驻会议员、群众代表、学校教师代表、地方上热心教育的知名人士组成，其主要任务是管理全县教育经费的收入与支配，经营保管全县教育资产，协助政府筹集每年所需的教育经费，核查县教育经费的开支。县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设主任1人，由主管县长兼任，副主任1人，由委员中产生，负责召集会议、处理日常事务，同时设专职会计1人，负责保管财物、账簿及收缴附加教育金等。县政府第三科也建立了会计制度，设会计1人，承科长之命兼管科内一切账项及预、决算等财会工作，其经费开支受县教育经费管委会的审核及监督。县教育经费管委会将教育经费收支情况审核后，报送边区政府教育厅备案。

4.教师的任用、培训和生活待遇。

陇东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基础薄弱，知识分子缺乏，在发展小学教育的初期，教师数量严重不足，为了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各县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办法发展教师队伍：一是吸收当地知识分子任教。据新正县1940年的统计，全县有教师62人，其中当地知识分子教师占全县小学教师总数的73%，成为全县教师的骨干力量。对当地旧职教师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树立为人民教育服务的思想。二是吸收外未知识分子任教。据庆阳县1940年的统计，全县有小学教师99人，其中有6人是延安派来的知识青年。三是陇东中学举办师范班培养小学教师。1940年陇东中学建立后开设师范班，到1946年共为陇东各县培养了221名小学教师。

1934年到1940年，陇东革命根据地虽然通过各种办法选用教师，使教师队伍从数量上基本满足了教学的需要，但队伍质量仍然较差。据1940年庆阳、合水、镇原三县的统计，三县共有小学教师196人，其中高小程度的占二分之一，“老先生”占三分之一，中等学校(包括师范、高中、初中)毕业或肄业的仅占六分之一。1941年以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分配一些师范和中学毕业生来陇东各县任教，使小学教师的文化水平有了一定提高，但师范毕业或相当于中等学校文化程度的教师，仅占小学教师的27.5%。为此，陇东革命根据地采取各种办法培养教师。一是自学辅导。陇东各县小学的教师人数都比较少，学校的教学任务一般都比较繁重，不可能抽出更多的教师出外培训，因此，教师在职学习就成为培养教师的主要方式。1941年，陇东分区专署规定，每个小学教师每天最少要坚持学习两小时，要以自学和辅导相结合的办法，组织教师学习。专署还规定，给每个学校订一份《群众日报》和《陇东报》;完小及文化程度较高的教师，还要增订一份《解放日报》。二是短期培训。1941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规定，各专署、县都要利用假期举办教师学习班，轮训小学教师。陇东各县在暑假期间都先后举办小学教师讲习班。一般一年举办一次，请边区教育厅督学、程度较高的教师和专署、县主要负责人讲课，效果良好。三是保送学习。1941年，陇东中学开办小学教师培训班，学习期限三个月，最长时达到半年，学员都是各县选送的优秀小学教师。各县每年还选送一些从事教育工作两年以上、成绩优良、工作积极的小学教师，到延安和边区其他师范学校深造，学完后回原地工作。

陇东中学的教师主要靠边区政府教育厅分配，约占全体教师的80%以上;其次是在当地聘请兼职教师或代课教师，也有长期任教的;此外就是聘请分区领导兼课。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在兼任陇东中学校长时，经常到校讲政治课、作时事报告，很受学生欢迎。陇东中学对教师的培养主要依靠在职学习。1941年，陇东地委规定，每天要有两小时作为教师学政治、学业务的时间，一般放在下午课余或晚上时间，不影响教学任务。另外，从1942年起，学校每年派一两名教师去延安学习。到1946年，先后有8人去延安有关学校进修。

陇东革命根据地教师的生活待遇，在1939年以前完全实行供给制。1940年以后，对一部分教师实行薪金制。实行供给制的标准，完全小学教师伙食费每人每天5角至6角，制服每人每年发棉、单、衬衣各1套，粮食除本人口粮外，根据家庭情况酌增1-2人的口粮;津贴费校长每月5元，教员每月4元，杂务人员除每月2元津贴外，每年另发棉、夹鞋各1双，毛巾两条，或以市价折合发钱。中心小学教师伙食费每人每天3角至5角，制服每人每年发棉、单、衬衣各1套;粮食除本人口粮外，根据家庭情况酌增1人口粮;津贴费校长每月4元，教员每月3元(实物供应同完全小学)。各地冬学、夜校教师的待遇，由当地群众筹措解决。教员在学员家中轮流吃饭，另每月给粮1斗半至2斗(每斗为25公斤)，也有发薪金的，标准比小学教员要低些。民办小学教师的待遇，基本上是两种形式：一种是包学制，即教员薪金按学生人数多少来定，一般是十几个学生，一年2石(约500公斤)麦子，教师吃饭由学生家庭轮流承担，2石麦子由学生家庭平均负担，每个学生每年需交1斗至2斗麦子作为学费。另一种是按学生人数计算，庆阳县恫川区一个民办学校，每个学生每年向教师交2斗麦子。

在陇东革命根据地，教师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很受人们的尊重。教师的生活待遇也受到各级政府的关怀和照顾，比一般干部稍为优裕，如遇物价上涨，政府适时地提高薪金或津贴标准;家庭有困难的政府帮助解决或给予钱粮补助;家在农村的由当地政府组织群众代耕;个人生活发生困难时政府给予解决;春节时还给每个教师发2元过年费。这些补助尽管范围不大、数额较少，但在当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教师的关怀和体贴，是对教师劳动的肯定和鼓励，使他们能安心愉快地搞好教学。

编辑：陈富祥

作者：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