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制度的演进

学校教育制度的演进（精选8篇）

学校教育制度的演进 篇1

摘要：本文在对现有关于金融制度变迁的文献进行了简单梳理的基础上，以制度变迁成本分担及风险积 累与转化为逻辑主线，对我国的金融制度变迁的发展阶段做了重新划分。在这个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对这个金融制度演进逻辑的认识，即：在经济改革边际推进的同时，金融制度不仅没有坚持边际推进的改革逻辑，反而由于国有经济对金融资源的制度性垄断，对我国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改革的深化造成了障碍，这种障碍的主要体现就是民营经济的融资困境。

关键词：金融制度,逻辑,民营经济,融资困境

一、引言

中国金融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现有文献对于金融制度变迁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对于我国金融制度演变的进程，现有文献主要是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职能变化的角度来考察的。这种观察视角的好处在于按照金融体制改革的脉络，把我国的金融制度变迁划分成几个阶段，从而把我国渐进改革下的金融制度演进纳入到政府主导的逻辑中，这是符合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事实的。然而我们知道，我国的渐进改革虽然是政府主导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但同时改革的每一次前进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因此，政府每一次改革的出台，每一次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并不总能促进中国经济体制向最优化的方向前进，有时候可能是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所以如果我们在考察中国金融制度演进的时候，如果仅仅按照政府推进的轨迹，那么必然会掩盖我国金融制度演进中的一些实质性的变化，从而无法展示金融制度变迁的真实面貌。同时，我们认为，渐进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要实现包括金融在内的经济转轨的成功。而与我国以企业改革为主的实体经济发展的路径不同，我国的金融制度演进没有很好地体现渐进和边际的原则，新的增量金融资源仍然被国有部门所垄断和占有，从而新的金融产权形式就无法像民营企业那样迅速成长并对国有部门产生压力，因而金融的低效率增长得以长期维持，这也是我国金融改革裹足不前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于改革以后中国金融制度的形成与演变，现有文献已经较好地解释了国有经济与国有金融之间的内生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积累的矛盾，特别是通过“体制内产出”和“金融补贴”两个概念深刻地刻画了我国改革以来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内在逻辑。但是我们认为，渐进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用金融部门的高成本来维持体制内产出这种低效率高风险的增长方式，而在于用从边际上成长起来的“体制外”部门来逐渐取代“体制内”部门，从而真正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补贴”不应该仅仅是对于过去发展的一种成本付出，而应该是换取中经济未来的一种手段。换言之，我们通过付出大量的“金融补贴”来支持“体制内产出”，这对于我国渐进转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必须把民营部门的成长纳入我们的分析框架，通过“体制内产出”—“金融补贴”和“体制外增长”—“融资困境”这两对概念的比较分析，才有助于认识我国改革以来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内涵。在文章中，我们还通过引进一个“税收补贴”的概念来完善对于民营部门金融困境的解释框架。

二、国家主导与自发的市场推进：金融制度的演进逻辑

(一)关于中国金融制度演进的研究综述

学校教育制度的演进 篇2

一、中央集权下的大学自治制度:从中央集权到国家———大学———学科的动态平衡

起源于中世纪大学的法国高等教育素有行会性和自治性的历史传统。中世纪的大学在世俗王权和教权矛盾的夹缝中经过长期的斗争,获得了一系列的自治权。19世纪初,拿破仑开始了中央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此后法国高等教育一直处于中央集权与大学古老的自治传统并存且不断发生矛盾与冲突之中,在国家(政府)———大学———学科的三角关系中,各自力量此消彼长,并试图在矛盾与冲突中达到某种动态平衡。

第一阶段(1789~1968年):中央集权下的国家———学科的共同治理

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关闭了当时所有的大学及其附属机构。1806年,《帝国大学法》颁布,拿破仑所要建立的帝国大学不再是中世纪自发形成的自治行会组织,而是一个所有重要决定都来自最高当局的全国性的教育管理机关。[1]帝国大学校长负责任命所有教职人员、颁发奖学金、批准学校的建立,通过他任命的“大学总督学”对教学进行监督,并且对教师进行纪律处罚,对学位文凭进行垄断。根据《帝国大学法》,国家设立神、法、医、理、文学五大学部,各学部无横向的学术、财政和人事的关联,也不属于某一综合性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下,学部负责各自的教学和科研。拿破仑时期还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学术机构———公共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各学科的教师代表组成,各自负责本学科的管理,它可以对教育部产生影响,其成员甚至可以在教育部任职。

从上可见,法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了国家(教育部)———学部(教师团体)的共同治理,在中央集权占据优势的基础上,中央政权和学科共同分享了高等教育的权力。这种格局深刻且长期地影响着法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在以后长达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中,法国几经改朝换代,政权更迭,人们在集权的压力下不断进行着寻求大学自治的种种努力。如,1896年7月,政府颁布法令,要求每个学区的学部重组为一所大学,并由大学理事会代替学区理事会对大学加以管理。但这并没有改变教育部和教师团体的强大地位,也没有削弱学部的权力,单学科的学部仍是法国大学体系中的基石。[2]国家仍然垄断着学位与文凭,统一规定教育教学人员的聘任、晋升等,学部及教师团体对本学科负责,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学基本上只是若干学部的集合。

第二阶段(1968~1988年):大学获得法律上的自治地位,但国家———学科共同治理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大学本身的力量依然很弱

1968年“五月风暴”后,法国政府着手改革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1968年的《高等教育方向法》(《富尔法》)第二章“大学机构”第三条规定:“大学是科学和文化性质的公立机构,具有法人身份和财政自治权”;[3]第三章“行政自治与参与”、第四章“教学自治与参与”、第五章“财政自治”对大学在行政、教学与财政方面的自治作了相关规定。[4]1984年的《高等教育法》(《萨瓦里法》)规定公立高等教育,包括隶属于政府各部和中学后的各类高等教育,具有法人资格,在教学、科研、行政、财政等方面享有自主权。[5]

1968年的改革赋予大学明确的法人自治地位,对于转变长期以来大学过于集中的管理体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改变了法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有“学院”、无“大学”的状况。“尽管自1968年《高等教育方向法》以来,每届政府都强调大学自治的重要性,但是大学的权力和责任依旧有限”。[6]这种自治在实际中被形容为“财权和人事权留给国家管理的自治”,[7]大学本身的地位依旧孱弱。高等教育的预算、资源分配仍然是基于学科的,没有地方将大学视为一个整体,获得教育部资源的最好方式就是提交各学科计划。[8]

第三阶段(1989年至今):契约政策推行,大学地位有了重大改变,国家———大学———学科之间动态平衡

1988年8月,法国教育部开始了以大学和国家签订合同的形式分配经费的改革,1989年5月,这一改革在所有大学推行。其目的是:第一,在国家和大学之间建立新的关系;第二,加强大学的自治;第三,提升在大学长期战略规划框架中的责任意识。[9]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大学开始认识到如何最好地应对社会的变化和用一种更整合的方式来运行”。[10]因为大学必须制订一个四年的综合发展计划,与教育部签订协议,而这种计划不是某个学科的计划,而是大学整体的计划,这需要大学内部反复磋商。这就强调了大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传统上具有强烈学科归属的教师们逐步改变了态度,他们意识到他们不仅是某一个学科的专家,而且也是大学的一员,在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学的利益而工作。

这一政策的推行,使大学的独立性与自治有了重大改变。但是人们仍然对现状不满,大学权力依然有限,“这种状况甚至在契约政策推行后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11]2007年8月通过的《大学自由和责任法》强调校长和行政委员会在大学的核心地位,校长是计划的组织者和团队的领导者,大学有更大的财政权、人力资源管理权,可以设立大学基金。[12]2008年7月,法国教育部宣布第一批准备实行自治的20所大学名单。2009年1月1日起,这些大学拥有更多的自治权,政府每年给这些大学提供25万欧元以帮助学校开展工作。这些政策力图使大学实现自治,国家则按照合同中的相关约定,通过评估等实现对大学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改革实施后,法国高校以学科为基础的院系权力削弱,国家———大学———学科之间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格局。

二、高等教育双轨制:大学与大学校从封闭并行到相互沟通合作

法国高等教育中的大学与大学校(les grandesécoles)并存,这种二元化体制形成于18世纪,这种制度既有别于英美大学模式,亦不同于德国大学模式。笔者将法国高等教育双轨制的发展过程大致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初期,双轨制形成

18世纪初,法国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中世纪大学的注重实用性和实践性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专门学校。大革命爆发后,政府关闭了当时的大学,在改造部分旧机构的基础上,创建了十多所不同于传统大学的专门学校,后称为“大学校”。拿破仑建立帝国大学制,创立了相当于单科大学的学部,同时,十分重视大学校的发展。因为满足了当时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需要,又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大学校获得了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精英地位。而当时的文理等学部,只是作为“服务机构”,主要负责组织考试、发放文凭、进行部分补充性教学,不受重视。至此,大学和大学校并行的双轨制形成。

第二阶段:19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大学与大学校封闭并行

19世纪以来,法国的大学校一直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而大学的发展则几度徘徊。1896年的《国立大学组织法》将原有分散的各学部重新组建成新的大学,恢复其法人资格并给予大学自治权,增加办学经费,科学研究开始进入大学校园,大学开始复兴,特别是“二战”后,大学成为国家科研的生力军。大学和大学校无论是招生制度、学生来源、管理体制、课程开设、学位制度和毕业生待遇等方面差别很大。如,招生实行两种不同的模式:凡具有高中毕业文凭者无需考试便可进入综合性大学就读;而进入大学校需经过2~3年的预科班,并要通过严格的审查或考试。从学生来源来看,大学中普通家庭的学生占大多数;而大学校至今仍主要是上层社会子弟的天地。据调查,在2004~2005年的68,423名大学校预科班学生中,自由职业和高级干部子弟比例最高,达51.9%,农民和工人子弟比例最低,分别为2%和5%。[13]毕业生待遇方面,大学校招生人数少,就业率极高,名牌学校的学生更是在商界、政界、科技界担任要职,且待遇优厚,明显优越于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大学与大学校逐渐沟通与合作

随着高等教育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科技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大学和大学校的分离不利于资源的高效利用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近三十年,特别是融入欧洲一体化过程以来,国家层面和学校层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两者的交流与合作。如1998年5月,高等教育改革委员会的《建立欧洲高等教育模式》报告提出,大学与大学校应加强合作力度,发挥各自优势,建立“省区大学集团”,将相邻大学和大学校重新组成网络,协调课程设置、教学与科研,教师相互流动,共建等值的文凭,实现资源共享等。两百多年来的双轨制在缓慢地发生一些变化。

在相互竞争的同时,大学与大学校相互学习。如:大学引入大学校的经验,加强职业教育,重点对大学第一阶段教学进行改革。学生的培养和学位相互沟通,在大学校竞争考试失败的学生可以进入大学第二阶段学习;大学第三年可以报考大学校。许多大学校的毕业生在大学第三阶段学习,以获得博士学位。国家准许名牌大学校授予博士学位,并允许一些大学校挂靠大学培养研究生;世纪之交,许多大学校开始改进实验室建设,加强同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开始强调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三、高等教育文凭与学位制度逐步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

法国文凭与学位制度可追溯到西欧中世纪大学,经过多次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三段式的学制及相应的体系庞杂的学位与文凭制度。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欧洲高等教育的一体化进程,法国的学位与文凭制度融入LMD学制。

(一)20世纪50年代前,由业士———学士——博士到学士———博士的两级国家学位

13世纪上半叶,法国中世纪大学开始授予业士、学士、博士三种学位。19世纪初,帝国大学令将业士、学士、博士依次确定为正式的国家学位,并由帝国大学授权的公立大学授予,其中业士被确定为第一级大学学位。后来,业士被当作高中毕业会考文凭,并保留其国家文凭性质。“二战”结束前,法国大学只有学士和博士两级学位。

(二)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了繁杂的分段式教学和相应的学位文凭制度

20世纪50年代后,法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处于不断变革之中,到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繁杂的学位文凭体系。

第一,高等教育系列可分短期高等教育、长期高等教育(包括大学和大学校)、专门高等教育三大系统,学位文凭各不相同。短期高等教育包括高级技术员班(STS)、大学技术学院(IUT),学制两年,分别获得高级技师证书(BTS)和大学技术文凭(DUT)。两种文凭都可以直接就业或进入大学第二阶段学习。专门高等教育包括医务、保育、社会事务、助产士等,其授予的学位文凭有国家卫生或社会文凭(bac+3/4)、专门学校文凭(bac+5),同时取得相关行业资格。长期高等教育系统包括大学和大学校。两者又有区别。大学基本的文凭及其关系为:第一阶段:学习成功者可获大学普通学习文凭(DEUG)或大学科技学习文凭(DEUST),进入第二阶段继续学习或就业;第二阶段:第一年设Licence法国制学士(bac+3)、第二年Maitrise(bac+4)、工程师文凭(bac+4)。每种文凭都可继续学业或就业;第三阶段:学术型的深入学习文凭(DEA)、职业型的高等专业学习文凭(DESS),取得DEA后,经过3~4年的研究,可获得博士学位。长期以来,大学校不授予学位,只颁发证书,如工程师证书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学校开始授予工程师博士学位。这样,大学校的文凭实际上包括大学校预备班,工程师证书等各类证书,博士文凭在内的三级。

第二,医学类的学位文凭自成体系。设在大学中的医学类专业,学生在完成第一阶段医学或药学学习后,经过严格挑选,才能进入医药学科的学习。进入医药学科后,最短学习5年,可获国家助产士文凭;学习6年,可获国家牙医博士文凭或药学博士文凭;学习9年,可取得国家普通医师博士文凭;学习11年,可获国家专门医师博士文凭。独立设置的医务学校,学习年限3~4年,学生可获得国家文凭或校级文凭,毕业生可从事护理、理疗、视力矫正等职业。

第三,同样是博士文凭,学习年限及学术地位不同。如,上述医学类的博士文凭。又如,1973年设置的“工程师博士文凭”和“国家博士文凭”,前者学制3年,与大学博士文凭同一层次;后者是法国最高学位,是申请大学教授和国家科研中心高级研究员职位的必备条件,在取得大学第三阶段博士文凭后工作若干年才能申请。1984年的《萨瓦里法》取消第三阶段博士,改设博士学位;取消国家博士,改设“指导研究资格”。

这种学位文凭体系繁杂、学科界限划分过细,不利于通识知识和综合能力的养成,同时也不利于国际高等教育文凭的互认与交流。

(三)1999年后逐步实行LMD制度

1998年5月,《建立欧洲高等教育模式》报告中建议,未来高等教育设3个基本文凭,经过3年、5年、8年的学习,分别获学士、新硕士和博士文凭,从而取代以往的三阶段。1999年6月,欧洲29个国家的教育部长在意大利波隆那发表《博洛尼亚宣言》,决定创建可比性欧洲文凭系统,设置以两类大学课程即学士前与学士后为基础的统一学制,即LMD学制,又称“358学制”,从而启动了欧洲高等教育改革的“博洛尼亚进程”。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2005年9月,近98%的法国大学已经采用了LMD制。[14]

四、教学与科研机构从分离到相互渗透

教学与科研机构的分离主要指法国高等教育机构主要从事人才的培养,高等教育机构之外的研究机构则专门从事研究,两者各自为政;同时它也指高等教育机构内部教学与研究的分离。这种现象一直到“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有根本性改变。

(一)“二战”前教学与科研机构分离

中世纪大学成立后,教学是大学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工作。16世纪以来,法国陆续开办法兰西学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等科学文化研究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学研究的空缺。法国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形成了学部、专门学校等高等教育机构主要从事人才培养,以自然历史博物馆为代表的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研究的相互独立的格局。两类机构隶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几乎不存在行政或学术的交往,即教学机构与科研机构分工明确。19世纪中后期,受德国大学和普法战争法国战败的影响,一批有识之士对法国当时的大学教育和科研状况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改革建议。1896年,大学重组,拥有了一定的自治权,科学研究开始进入大学校园,并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研究成果。但是,科学研究还没有成为大学的一项中心任务。

(二)“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教学与科研机构的合作与相互渗透

“二战”后,法国的经济科技迅速发展,教育作为一种“有效投资”对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受到重视。科研成为高校的一项中心任务,高校成为国家科研的一支生力军。教学机构与研究机构,高校内部教学与研究相分离的现象得到根本改变,形成了有特色的高等教育机构与政府研究机构合作与渗透的法国模式。

1968年的《富尔法》规定大学的根本任务是“生产和传播知识,发展研究,培养人才”。[15]20世纪80年代,法国开始开展全国性的研究与发展计划,打破了研究机构、高校和企业研究机构之间的壁垒,采取立法、政策、经费、合同、项目等多种手段来推动和强化高校与政府科研机构的互动与合作。1999年7月的《技术创新与科研法》规定,所有公立研究机构(含高校研究部分)应与政府签订涉及整个研究活动的多年期合同。如,2002年3月,政府与国家科研中心首次签订了4年的行动合同,其中第四部分就是深化与大学的合作伙伴关系,强调要“着手建立一种吸收大学校长会议与研究机构参与的协商决策机构”,规定政府监督管理部门的一个重要职责是保证合作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使得每个参与者拥有全局视野。[16]

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高校与研究机构实现了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互动与合作。如共建研究组织,人员互动,协作攻关,联合培养人才等。[17]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共建研究组织。国家科研中心1960年前主要是组建直属实验室;1966年起与高校合作创建联合研究单位(unitéassociée);20世纪80年代以后,向企业和其他研究机构开放,创立混合研究单位(unitémixte),由研究中心与合作企业共同管理,后来发展到与高校合作,甚至跨国多方合作。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科研中心1,350个实验室中有940个是与高校合办的,90年代这种合作进一步稳定,高等教育机构约3,300个研究小组或实验室中一半是以研究混合体或联邦制研究所形式出现的。[18]21世纪初,国家科研中心与大学和工程师学校签订了200项合作协议,

有60%的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在与大学合办的协作研究单位工作。[19]

摘要：近代以来,法国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制度,并不断加以完善。主要体现在:中央集权下的大学自治制度从中央集权下的国家———学科共同治理到国家———大学———学科的动态平衡;18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大学与大学校并行的双轨制从相互封闭到沟通合作;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繁杂学位文凭制度,经过不断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步融入到欧洲的LMD学制;“二战”前高等教育教学机构与研究机构相互分离,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相互渗透与合作。

关键词：法国,中央集权与大学自治,双轨制,学位文凭制度,教学与研究机构

参考文献

[1]顾明远.法国教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70.

[2][8][12]陆华.建立“新大学”:法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逻辑[J.]复旦教育论坛,2009,(7):64,64,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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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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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庞青山.主要发达国家大学与政府研究机构的互动与合作[J.]比较教育研究,2008,(3):38.

[18]CNRS.Histoire du CNRS[EB/OL.]http/:/www2.pf8 cnrs.fr/band/8.htm,2006-04/2006-09-12.

基于交易费用的企业制度演进分析 篇3

关键词：企业制度；交易费用；经理革命；企业制度演变

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了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市场是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资源的配置，而企业是依靠权威在其内部进行资源调节，企业的本质就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交易费用理论不仅解释了企业的本质，也为分析企业制度演进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一、企业制度的历史演变

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其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在用交易费用分析企业制度演进之前，首先对企业制度的历史演变做简要回顾。

（一）企业的产生

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生产组织形式是部落和氏族。而到了封建社会末期，随着商人资本和独立手工业者的出现，以一些在长期经营中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商人将没有生产资料的手工业者和失地农民集中起来进行生产的手工工场产生了。这种手工工场就是最早的企业，业主制企业。随后，当人们把经营发展中早已形成的合伙制植入企业之后，合伙制企业又产生了。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就是最早的企业制度。

（二）公司制的出现

公司制的出现是近四百年前的事情，但其萌芽却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自由民凑钱集资创办实业，就实行了按出资份额分配收益的原则。到了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随着英、荷等国经过国王或议会特许成立了具有垄断权、从事国外贸易的海外公司，真正的公司制度开始出现了。1600年，伊利莎白女王特许成立了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它的成立也标志着公司制度的出现。①

（三）现代公司制度的诞生

公司制的出现不是企业制度的终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理革命”的出现，现代公司制度逐渐成型。

“经理革命”发源于美国。1 9世纪中期的美国，由于市场的扩大和技术的进步以及公司立法的发展。在利润的驱使下，公司走上了大规模扩张的历程。公司一旦扩大规模就必须建立管理层级制以便管理几个经营单位并协调和监督它们的活动，同时雇佣大批管理人员充实其间，这样中层管理首先走向职业化。

二、交易费用理论与企业性质

企业制度为什么会沿着上述路径变化，这和交易费用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在弄清楚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交易费用理论。

科斯是在解释企业的性质时提出交易费用概念的，在《企业的性质》这篇论文中，科斯认为，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执行等。而这些工作往往又是有成本的，一旦成本高过一定的比例就会阻止一些能够在自由市场中进行的交易的形成。

既然市场交易存在着诸多额外的费用，那么采用一种替代市场的组织形式也许就能避开这些费用，从而增加产值。在科斯看来，这些市场交易中的额外费用就是所谓的交易成本，而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作为一种市场交易的替代组织。同时，企业的扩张并不是无边界的，只有当企业的行政成本低于其所替代的市场交易成本，企业活动的调整所获得的收益大于企业的组织成本时，人们才会用企业来取代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这种制度的出现就是为了降低高昂的交易费用。然而，企业制度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黑匣子”，从企业这种组织生产形式诞生以来，企业制度的演变就从未停止。那么，这种制度的演变和交易费用之间有没有联系？

三、交易费用对企业制度演进的影响

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早的企业制度，是个人独资企业，又称私人业主制。这种企业制度的主要特征是企业的投资主体是单一自然人。在封建制度的末期，商品经济开始萌芽，人们的生产多以家庭为组织单位，在家庭作坊中，生产资料直接与生产者相结合，其使用权和所有权没有分离。但是，这种生产资料依附于劳动者的形式，排除了生产资料规模扩大的可能。②与此同时，也势必扩大了市场的范围，增加了人们在市场上搜寻信息的费用和讨价还价的费用。而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局面，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在扩大了生产规模的同时，也让生产变的更加专业化，这种改变极大的降低了市场的交易费用。

沿着扩大生产规模这一思路，我们还可以找到合伙制企业产生的根源。合伙制企业是由两个以上的少数人联合投资，合伙人对企业债务负无限连带责任的企业。合伙制企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个人独资企业的变种，其产生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克服个人独资企业生产规模受限的特点。相比于个人独资企业，合伙制企业由两个以上的自然人联合投资，其生产规模必然会相应扩大，因此，专业化的生产就一定会形成对交易费用的节约。然而，合伙制企业的缺点也一目了然，这种由几个人共同出资、共同管理的制度极大的降低了企业的管理效率，合伙人之间对生产管理、监督和承担责任上的“搭便车”行为都增加了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

外部交易费用的降低，内部交易费用的节约，让公司制企业的发展蓬勃向上。然而，任何企业制度都不可能完全消除市场上的交易费用，也不能完全没有内部的交易费用。随着股份有限公司规模的扩大，公司经营对职业化管理团队和管理层级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因此，以职业经理人为代表的专业管理团队应运而生，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也越来越大，投资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日益严重，与此相伴的内部交易费用的增加，也开始成为阻碍企业规模扩大的因素。

为了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也加入了一些约束经理人的制度设计。例如，股票期权制度的实行，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消除经营者和所有者之间利益的差别；健全的股票市场和产品市场可以从侧面给经理人的工作绩效给予考评；而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更是可以直接给经理人的工作施加足够的压力。这些制度的设计在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同时，也降低了由于企业内部矛盾而产生的交易费用。

四、总结

企业制度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个人独资企业到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成为了科斯交易费用理论和企业性质观点的很好佐证。但是如科斯所言，企业的出现不可能消除交易费用，交易费用这一矛盾的主要因素，还将在未来企业制度的演进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徐茂魁 《现代公司制度概论》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陈明生 企业制度的历史演变 《经济体制改革》 2001年第5期

[3]卢现祥 《新制度经济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4]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5]金晓斌 企业制度演进分析：马克思与科斯的比较 《学术月刊》 1995年第12期

[6]陈明生 企业制度的历史演变 《经济体制改革》 2001年第5期

[7]陈躬林，高兴民 论企业制度的演进 《求是学刊》 2001年11月

注解

①徐茂魁 《现代公司制度概论》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页

②陈明生 企业制度的历史演变 《经济体制改革》 2001年第5期

学校教育制度的演进 篇4

内容提要：中国债券回购市场的发展曾为推动中国金融结构的有效调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债券回购市场仍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割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债券回购市场的效率。为了更好地控制开放式回购的风险，同时又鼓励开放式回购的发展，有关债券敞口头寸的比例限制应该更为原则性。

允许开放式回购交易双方根据交易对手的信用状况自行确定比例。此外，为了有效降低回购风险。除了完善回购交易、托管和清算体系外，资本市场的结构性改革也是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回购市场 回购制度 回购风险 交易机制

一、中国债券回购交易市场的形成与演进

我国的债券回购业务始于1991年。为了提高债券流动性，STAQ系统于1991年7月宣布试办债券回购交易，随后，以武汉证券交易中心为代表的各证券交易中心也纷纷推出了债券 ‘回购业务。1994年是债券市场迅猛发展的一年，回购市场的交易量急剧增大，回购交易总量在3000亿元以上。在债券回购市场的最初发展中，由城市兴办的证券交易中心，主要发挥的是在本省区范围内调剂资金供求关系的作用；资金流动的基本方向，是将分散在中心城市邻近区域的资金，集中到中心城市来使用。从资金在全国范围的流动来看，基本的格局仍然是从经济发展较为迟缓的地区流向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李扬，1996）。

然而，作为一种新的金融交易方式，债券回购市场在我国出现后不久就暴露出了诸多的问题。如交易形式和资金用途不规范，加大了金融风险；金融机构的违规经费吸纳和运用情况较为严重；一些金融机构用回购资金绕开当局的信贷规模控制扩张贷款，逃避中央银行的监管；交易双方直接进行的“地下交易”也很活跃。有鉴于此，1995年8月，中国开始对债券回购市场进行规范清理，场外交易基本被遏止，回购市场的混乱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对中国债券回购市场进行清理之后，债券回购就主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从此，我国的债券回购实现了集中交易和集中托管，全国统一的债券回购市场的形成，也形成了全国统一债券回购交易价格和债券回购利率，从而对推动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了必要的基础 性条件。

尽管形成了全国统一的交易所集中交易的债券回购市场，但商业银行也广泛地参与到了交易所的债券回购交易中，一些证券公司和机构投资者便通过债券回购从商业银行获得大量资金后，转而投资于股票市场。这是助长我国1995年至1998年间股票市场大幅上涨的资金供给方面的原因。于是，我国在1998年又对债券市场进行了一项重大的改革，将商业银行的债券交易业务从交易所分离出来，组建专门供商业银行之间进行债券回购交易的银行间市场，形成了两个相互平行的债券回购市场。最初，银行间债券市场与其名称是完全相对应的，即只有商业银行才能参与，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则被排斥到了这个市场之外。自2000年起，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也可以进入这一市场参与回购交易。自此，中国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就正式建立起了资金流通的正规渠道和机制。

与现券交易相比，以债券为抵押品的债券回购交易有着诸多方面的优势，因此，债券回购一出现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中的时候，就引起了市场参与者的广泛注意，在很短的时间内，回购交易量便迅速上升并盖过了债券的现券交易。到2003年，我国的债券回购交易额突破了17万亿元，相对于1997年13183亿元的债券回购交易量而言，增长了近13倍。随着债券回购交易量的扩张，债券回购交易量在货币市场交易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上升。1997年，债券回购交易占货币市场交易量的比重还不足40％，但到2003年这一比重就达到了70％以上的水平。

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债券回购市场具有多重功能（李扬，1996；李扬、彭兴韵，2001）。对于金融机构来说，通过回购交易，它们得以最大限度地保持资产的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统一，实现资产结构多元化和合理化；对于各类非金融机构（主要是企业），它们可以在这个市场上对自己的短期资金作最有效的安排；对于中央银行来说，回购市场则是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场所和贯彻货币政策的渠道。虽然中国债券回购市场的最初发展没有进入上述轨道，市场参加者自始的首要目的和持续的动力之一，都是为了绕过货币当局的控制、从居民手中争取日益增长的储蓄、从金融机构吸引资金、以及摆脱信贷规模的约束，但现在，回购市场正逐步恢复到其货币市场功能的本来面目，市场参与者们规避信贷规模控制、筹集长 期资金的动机正逐渐弱化，而利用这个市场进行流动性管理、取得收益与风险平衡的意图则日趋明显。中国债券回购市场的迅速发展，为中国金融结构的调整、宏观调控机制的改革和彻底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戴国强，2001；谢多，2001）。

二、债券回购市场的分割性与促进统一债券回购市场的建立

我国建立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的初衷就是要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设立一道“防火墙”，以免股票市场风险通过债券回购途径传染到银行体系，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建立之后，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并不能进入银行间回购市场，它只是商业银行之间进行流动性管理和头寸余缺调整的场所。然而，这样人为阻隔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资金流动给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2000年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获准陆续进入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相互融通资金，在我国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便有了资金流通的合法的渠道和机制。但是，交易所与银行间两个回购市场之间仍然是分割的。

首先，两个回购市场之间有着相异悬殊的回购参与者。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的直接参与者只限于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只能在交易所进行债券回购交易，同样地，商业银行也只能限于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进行交易。由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交易的主体结构的分割性，以及中国债券独特的持有者结构，使得相同期限和信用的债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具有不同的价格和收益率。这表明，分割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交易市场产生明显债券套利机会，但由于其分割的性质，却又无法通过套利行为来完全消除两个市场的收益率差异。

其次，两个市场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交易价格形成机制。银行间债券回购是询价交易，是场外回购交易市场，债券的结算与托管服务是分开的两个系统；交易所债券市场实行的是集合竞价电脑撮合交易，它是场内交易市场。场外交易相对于场内交易而言，要寻找交易对手相对较为困难，因此，场内交易的回购价格和回购利率的平滑性以及它的竞争性要差一些。

最后，两个市场之间的债券托管和资金清算系统是相互分离的。交易所市场拥有自己的 债券托管结算系统，银行间市场则由中央债券登记结算公司负责债券的托管与结算。两个市场间只能进行单向转托管，即只允许交易所市场的债券转托管到银行间市场，反向转托管则不允许。这就限制了债券在市场间的流动，影响了债券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形成了银行间债券回购与交易所债券回购之间债券与资金的单向流动格局由于投资者不能进行跨市场套利交易，使得价格差异无法消除。这样，在银行间与交易所债券回购市场之间便形成了不同的风险收益评价机制，也形成了互相分离的债券托管和清算体系。

为了改变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的分割特性，2003年以来财政部就加大了跨市场债券的发行力度。这一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两个市场之间共同的收益风险评价机制的形成。托管和结算都是债券市场交易的技术手段，也是债券市场的基础设施。建立一个统一的、高效的债券托管与资金清算体系，对于增强债券的流动性，减少市场风险，提高市场效益都有着重要意义。2004年我国开始探索建立债券的跨市场转托管制度，这为交易所与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的统一协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与技术基础。债券跨市场转托管业务包括：债券从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转托管到记账式债券柜台交易市场或证券交易所市场；以及债券从交易所转托管到银行间市场或柜台市场，或从一个交易所转托管到另一个交易所。债券跨市场转托管有利于推动交易所回购与银行间回购市场之间的协调发展，减少债券回购市场的分割性，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债券回购利率。这样，债券回购利率将更加充分地反映我国全社会的资金供求状况。

三、债券回购交易机制的改革：封闭式回购转开放式回购

中国债券回购市场发展的最初几年里，只能采用质押式回购模式。在封闭式回购下，如果回购交易到期后资金融入方无法按期还本付息，则资金融出方可以通过出售质押债券得到补偿。但是，在封闭式回购交易到期之前，资金融出方仅拥有该债券的质权，无权随意处置被质押的债券，被质押债券处于冻结状态，不能流通和再次融资。1998年以来，我国回购交易量的急剧扩张，占用了大量的现券资源，减少了可供交易的债券量。虽然近两年来我国债券发行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远远赶不上回购交易成倍增长对现券的需要。另外，在封闭式回购下（包括现券交易也是如此），单一的现货交易使得做多成市为交易者的惟一选择，市场参与者只能在市场行情看涨中获得盈利，却没有办法在利率下跌走势的正确预期 中获得相应的风险回报（周荣芳，2002）。在市场利率逐步走低，现券价格不断上升的过程中，现券交易量不断放大，流动性随之得到改善。一旦价格走势出现逆转，由于缺乏做空机制，所有持券的参与者都将遭受损失。此时交易量就会立刻下降，市场流动性不足。

然而，开放式回购可以较好地克服这些问题。相对于封闭式回购而言，开放式回购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在交易期内，交易双方对资金和债券均拥有完全的处置权，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自由处置，这样，逆回购方在回购期间就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获取盈利机会，在预期债券市场价格会下跌时，逆回购方就可以在回购期间将债券卖出，然后在回购到期前以降低的价格回购相应的债券，偿还给正回购方，并同时得到正回购方偿还的资金。

从理论上说，开放式回购的以上特性，对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将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推出开放式回购有利于债券市场的进一步活跃。开放式回购将大量由于封闭式回购质押的债券释放出来，扩大了可流通债券的数量，有助于提高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其次，这种新的交易方式也将引入新的盈利模式。由于开放式回购将在一定程度上引入做空机制，先高卖、再低买，其间的价差收入就构成了卖空交易的盈利。开放式回购的这一特性将改变我国债券回购市场只有债券上涨才能赚钱的单边盈利模式。再次，有利于形成有效的价格发现机制。通过开放式回购交易引入合规的卖空交易，使开放式回购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远期交易的价格发现功能。

虽说从理论讲开放式回购有利于提高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和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市场波动的双向盈利模式，无论是市场的下跌还是市场的上涨，市场参与者都应该有基于自身对市场行情判断的开放式回购交易。然而，在我国债券开放式回购推出的半年多来，开放式回购的交易量并不大，金融机构似乎对于开放式回购仍然表现在非常谨慎。

粗略地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以下几个方面：（1）2003年以来受宏观调控和金融环境变化，尤其是央行货币政策极大地扰乱了市场预期，市场利率波动性较大，受制于较为低靡的市场外部环境，市场风险愈发凸现出来。由于买断式回购的最长期限只能达到9l天，这样，在买断式回购中，逆回购方要在回购期间卖出债券，然后再买回相应债券保证返售阶段的履约，就面临着非常大的市场风险。（2）在债券回购现行的财务制度安排下，利 率和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时，市场成员做空的内在动力并不十分充足。在债券市场价格不断下跌中，债券持有者并不愿意出售持有的债券，这是因为一旦出售债券就会转化为现实的损失，如果将债券持有到债券到期日，至少并不会形成账面上的亏损。这正是造成我国今年以来债券回购交易量大幅萎缩和开放式回购量非常小的一个重要原因。（3）开放式回购本身还具有许多的风险。虽然开放式回购有利于活跃债券回购市场，但开放式回购无疑也会加大市场风险，如市场空头投机风险。开放式回购为资金融出方引人了一种卖空机制，一旦市场价格出现了与预期相反的变动，就会给已出售了质押债券的逆回购方带来相应的损失。最后，目前开放式回购正式推出的时间并不长，市场参与者基本上处于试探的阶段，这也影响了开放式回购在短期内的增长。

我国推出开放式回购半年以来，虽然交易量还很小，但对于开放式回购的潜在风险还是应该引起高度的注意。开放式回购在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做空手段的同时，也增加了交易的市场。

风险，因此，适当限制做空行为是必要的（娄蕾，2003）。我国《银行间债券买断式回购业务管理规定》对买断式回购业务的风险控制措施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比例限制。即买断式回购中任何一家市场参与者待返售债券总余额应小于其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托管的自营债券总量的200％。同时为了限制买断式回购损失某一债券的市场价格，还规定了任何一家市场参与者单只券种的待返售债券余额应小于该只债券流通量的20％的比例限制。（2）保证金限制。这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而是由交易双方自行协调确定，只是回购期间保证券应在交易双方中的提供方托管账户冻结。

目前开放式回购统一的比例控制是一种简便易行的办法，但对于所有不同信用级别的市场参与者设定相同的敞口头寸比例限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也会产生逆向选择效应。最后的结果，可能更多的是那些风险更高的参与者最积极地进行开放式回购交易，而风险较低者较少地进行开放式回购交易。这显然与设定敞口比例限制的初衷是相违背的。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目前的敞口头寸的比例限制应该是更为原则性的，应当允许开放式回购交易双方根据交易对手的信用状况协调确定，按照市场参与机构的资产规模核定相应的回购限额，可以在控制交易对手违约风险的同时，较好地把握自身敞口头寸的总体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有助于减少市场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四、交易所回购交易风险的暴露与债券回购市场的进一步改革

交易所债券回购中的金融风险及其根源

2003年，富友证券债券回购事件的曝光，无疑是对交易所债市和股市影响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富友证券被托管时，有高达39亿元的债券回购余额被上交所冻结。这39亿元回购余额所需债券现券，都是富友证券以代客理财的名义等融入债券，再由其通过债券回购融入资金，并进股票投机。“富友事件”暴露出了一直被掩盖着的券商融资的“灰色地带”。在富友证券之后，其它一些证券公司也纷纷暴出债券回购的“黑幕”，从此，中国交易所回购市场便又经历了一次大的“清理整顿”。

对证券公司在回购交易中暴露出的问题，应该从制度上去寻找深层原因。券商频频违规交易所债券回购交易，最直接的制度与技术根源在于交易所债券的二级托管体制。1994年，交易所创立了债券回购标准化的“套做”与“放大”业务，并提供宽松的“席位联合制”监管，一直延续至今。交易所成员在清算时，都是以券商为单位，这意味着一家会员不论在交易所有多少席位（每个席位有一个子账户），在清算时，这些账户都将归入统一的法人账号（主账户）进行清算；只要是在券商席位上托管的债券，都被自动统一折算成可用于回购的标准券。如果主账户不存在欠库行为，一般不会追究子账户是否欠库。这种交易和清算模式被称为“席位联合制”。

在席位联合制下形成了我国交易所债券的二级托管与结算模式，即债券登记公司只办理证券公司之间的结算，证券公司客户的债券明细则由券商自行管理。在“席位联合制”和二级托管体制下，登记结算公司只知道联通债券主席位的债券回购总量，并不清楚各席位债券的具体分布状况，这使得证券公司能任意调用下属营业部的资金和客户的债券进行统一的回购交易，将客户持有的债券申报融资回购，而融人资金划人同一席位下的另一资金账户投资股票。

除了以上探讨的交易所债券回购风险集中爆发的技术性原因之外，我们恐怕还应当深入到体制上去挖掘证券公司在债券回购上违规的根源。这其中，笔者想强调两点。

首先，债券回购问题的集中爆发，反映了我国证券公司的融资渠道过于狭窄。虽然我国早在2000年就允许证券公司等资本市场机构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回购市场融人短期资金。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资本市场中介机构在帮助其它实体部门融入长期资本做出积极的努力，并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的情况下，自身的长期资金和资本的需求却难以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得到满足。2003年券商发行中长期债券终于登上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舞台，但严格管制的额度管理，所谓的证券公司发债只是缓解了少数券商的长期资金压力，对于资本市场众多券商的巨大资本需求缺口仍然是杯水车薪。

自2000年起的连续4年中，证券公司自同业拆借市场上融入的资金远远高于通过正回购融人的资金。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证券公司本身是资金的短缺者，要通过回购从银行获得资金，要求证券与基金管理公司必须事先持有大量的债券，这本身需要大量的投资资金。由于证券公司本身就是资金短缺者，它持有的债券量又非常有限，通过自有债券回购难于满足其巨额的资金需求，于是，“铤而走险”挪用客户托管的债券用于回购交易就成了最为便利的融资渠道了。

其次，债券回购风险的集中爆发只不过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如果证券公司通过债券回购融资只是为了进行流动性管理，不是将债券回购融入的资金用于股票投资（投机），那么，债券市场价格的波动只会给资金融出方带来利率风险。如果逆回购方将融人的债券一直持有到到期日，那么，逆回购方的损失仍然会是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然而，目前暴露出来的情况似乎不是这样简单，证券公司正是通过频繁的债券回购操作将短期资金用于了长期的股票投资，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就传染到了债券回购市场。如果股票价格持续不断地下跌，证券公司就只好通过频繁的债券回购操作进行“蓬齐融资”，使得遭受股票市场风险冲击的单个证券公司的债券回购交易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由于证券公司自有债券余额相当有限，为了达到拆东墙补西墙的“蓬齐融资”的目的，挪用客户托管的债券或进行所谓的三方监管式的委托理财便一发不可收拾。因此，如果深入到体制上说，交易所债券违规操作只不过是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结构性缺陷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在债券回购领域的集中表现罢了。分析至此，我们认为，单纯从道义上指责证券公司无益于从总体上改善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管理环境；同时，也可以更明确地说，要尽可能地降低债券回购给金融市场带来的社会风险，尽快地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制度。

已有的努力及进一步的改革

针对交易所债券回购交易与托管技术和制度框架下的巨大风险，中国于2003年便开始对债券回购进行清查。2004年10月1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又联合公布了《标准券折算率管理办法》，旨在堵住证券公司“违规”挪用客户债券用于回购的渠道。《标准券折算率管理办法》对企业债券和债券规定了不同的折算比率，这体现了不同信用级别的债券的市场风险。此项改革的核心在于，回购交易过程中对拟用回购现券实施转移和占有进行及时监控。它的实施将完善交易所债券市场回购制度，对于防范市场风险、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笔者认为，标准券折扣比率的确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修订。折扣比率过低，一旦出现债券市场风险暴露，正回购方违约有利可图时，它仍有违约的动机，从而将债券市场价格下跌的风险转嫁给了逆回购方，这就违背了标准券折算的初衷。另外，如果折扣比率过高，这固然有利于逆回购方的风险控制，但对于正回购方而言，同面值的债券所能融入的资金又被大打折扣，这又阻碍了债券回购市场为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管理的正常功能的充分发挥。

此外，标准券折算管理主要是为了控制证券公司债券回购中的风险，然而，目前对所有的券商都实行统一的折算率管理办法，似乎又与风险控制的初衷有所违背。由于不同的证券公司有着不同的信用基础和潜在违约风险，因此，理应对不同信用基础和潜在违约风险的证券公司的规定不同的标准券折算比率。信用高、潜在违约风险低的证券公司在债券回购交易中的标准券折算比率就应当低一些，而对信用不高和违约风险较高的证券公司的标准券折算比率就应当高一些，从而为它们的高风险支付相应的风险成本。我们认为，在进一步完善我债券回购标准券折算制度的时候，可以借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资本资产风险加权法和对风险评估的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等好的风险管理制度安排。为此，对证券公司等资本市场 机构的良好的信用评级就非常必要了。

其次，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交易所债券回购市场特殊的托管体系和结算模式为证券公司挪用客户托管在证券公司的债券提供了可乘之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改变交易所债券回购市场交易的托管体系也是题中应有之议。事实上，自1998年我国建立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以及在2000年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获准进入银行间回购市场融资以来，在债券回购市场上并没有暴露出像交易所市场那样大的风险，主要原因就在于银行间回购市场实行了一级托管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二级托管中证券公司挪用客户证券进行回购交易的道德风险。我国的实践已证明，债券回购中的一级托管优于二级托管，我们应当借鉴银行间债券的托管方法，将交易所二级托管体系改为一级托管，从技术和制度上切断证券公司挪用客户债券的渠道。

第三，改变风险监控模式。回购信用风险集中体现为债券贬值风险，由于债券价格不断变化，为尽早发现风险、降低风险损失，有必要进行动态及时监控，按市价逐日计算质押债券的市值和市值质押折扣率。如果市值质押折扣率低于规定的最低质押折扣率，则通知正回购方在一个交易日内补缴债券或者资金，以便使质押折扣率维持在规定折扣率之上。

第四，拓宽证券公司的融资渠道。应当说，近两年来，当局为了拓宽证券公司的融资渠道做出了许多积极的努力，先是在2003年证监会允许证券公司发行中长期债券来融资，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又通过了《证券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和完善了《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等。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将这些已经做出的努力落到实处。

最后，债券回购市场，或者说包括回购市场在内的整个社会的信用与融资体系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的彻底改革和完善。我国资本市场从发展的一开始就留下了难以解决的顽症，股权分置与上市公司低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过去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将是我国资本市场中最大的系统性风险。虽然证券公司有了许多合法的正规融资渠道，由于股票市场的制度性风险依然较大，证券公司发行债券从一开始就遇到了许多的问题，要么是难以达到证券公司预期的发行规模，要么是证券公司必须以付其自身难以承受的利率，为债券投资者提供风险补偿。最后的结果是，证券公司发债一直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因此，尽管 证券公司和一些机构投资者操纵股票市场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性，但我们更应该正视不合理的制度设计所造成的灾难性不稳定的后果。证券公司逐利性的内在驱动与股票市场先天性的不合理的制度外在环境，共同决定了我国交易所债券回购市场的巨大风险。国有股减持的大讨论业已历时数年，但政府至今仍然没有拿出一个让市场各方满意的解决方案，这正是投资者对中国股票市场丧失信心和股票市场风险传递到债券回购市场的根源所在。至于国有股减持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完善的具体分析，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不便在此赘述。

参考文献：

学校教育制度的演进 篇5

[论文摘要」学科教学知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教师教育理论，研究舒尔曼“学科教学知识”的内涵与要旨、从静态和动态层面分析学科教学知识的后续演进，以及对推进我国教师专业化进程和教师教育改革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学科教学知识 PCK 教师专业化 教师教育

教师应当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教学效能直是现代教师教育研究不断探索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学科教学知识(PCK)概念的提出无疑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了崭新的局面。

一、舒尔曼“学科教学知识”的内涵与要旨

从师范教育中的课程设置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前比较强调教师的普通知识和专业知识;70年代之后，开始注重教师的教育学科知识，尤其是一般教学知识。8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又特别强调学科教学知识(PCK)对提高教学成效和促进学生理解的重要作用。在21世纪的今天，为了促进有效教学，培养高素养的师资，对PCK的研究是有意义的。

20世纪80年代，舒尔曼(Lee.S6ulman)率先提出了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的概念，简称PCK。他认为传统的教师知识结构只重视专业学科知识和一般的教学法知识，忽略了教师作为一门像医生，律师那样的专业所必须具备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在复杂的教学工作中使用的，并且有别于单纯的学科知识和一般教学法知识的知识，舒尔曼称之为“迷失的范式”(missingparadigm)。

PCK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1986年舒尔曼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会刊《教育研究者》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在次年发表于《哈佛教育评论》的另一篇论文中，舒尔曼再次强调及重申了PCK的概念。指出，“教师对学科知识的认识和理解，这种认识和理解与教师提供给学生的教学之间的关系研究，可能是现有教育研究中所缺的”。从他的这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舒尔曼强调的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应用的具体的一系列与学科知识、教育知识不同的教学知识，即学科教学知识(PCK)。舒尔曼认为，教师除了必须拥有所教学科的具体知识外，还应该具有将自己拥有的学科知识转化成易于学生理解的表征形式的知识。

1986年，在斯坦福大学，舒尔曼和他的同事启动了一个名为“教师知识发展”的研究计划，并于1987年提出了包括PCK在内的构成教学的知识基础的七类知识:1.学科内容知识;2.一般教学法知识，指超出学科内容之外的关于课堂组织和管理的主要原则和策略;3.课程知识，指掌握适用于教师作为“职业工具”的材料和程序;4.学科教学知识，指学科内容知识与教育专业知识的混合物;5.关于学生及其特性的知识;6.教育情境知识，包括班级或小组的运转、学区的管理和经费分配、社区和文化的特征等;7.教育目标与价值的知识。在主要由这七种知识构成的教师知识理论框架中，舒尔曼尤其强调PCK作为教学的知识基础的重要性。这种学科教学知识或教学内容知识是教师特有的、影响教师专业成长的关键因素，体现了学科内容与教育学科的整合，是最能区分学科专家与教师不同的知识领域。

二、“学科教学知识”的后续演绎

(一)基于静态层面的发展

后来的研究者对PCK有了更多不同的阐释。泰米尔(Tamir)定义PCK应该包含“了解学生的概念与学习困难、课程知识、教学知识和评价的知识;格罗斯曼(Grossman)则定义PCK由四部分组成:“关于学科教学目的知识、学生对某一主题理解和误解的知识、课程和教材的知识、特定主题教学策略和呈现知识”;马克斯(Marks,1990)提出教师应该“了解学生、能利用多媒体教学、具有学科知识和在教学中能安排学生活动和注重教学的行为表现”;格丽塔(Greta)认为，PCK是“由教育学知识、学科知识、教师知识和关于学习的知识、课程知识、专业知识以及教学评价知识构成”。

格罗斯曼(Grossman)认为学科教学知识包含四个要素:1.教师对于任教某特定科目目的的信念;;2.了解学生在不同学科中某些主题的先前知识;;3.课程的知识，包括:水平课程(与各相关科目课程的联系)与垂直课程(了解学生所学过与将学的事物);4.教师必须熟悉对于教学某些概念或主题时，最有效的教学与表征方式，并能在适当时机运用。她认为学科教学知识应加人对课程知识的重视。

(二)基于动态层面的修正和完善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认识个体与外在情景交互作用而建构出的产物。科克伦(Cochran)认为，PCK应该由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改为pedagogicalcontentknowing，即学科教学认识，因为“知识是静态的，认识是动态的，学科教学认识是教师对教学法、学科内容、学习特征和学习情境等四个构成因素的综合理解，总是处于连续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学科教学认识的发展，教师能够依据他们的理解为学科中的特定内容创造教学策略，帮助学生在既定的情境中构建最有效的理解”。他们指出了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主体能动性，强调教师对学生的深人了解和对社会诸方面环境因素的了解。 科克伦(Cochran)、德路特(Deruiter)和金(King)认为PCK是教师在学校背景下，为了特定的学生的教学，联结教学法知识和学科内容的方式。PCK包含四个成分:学科知识，学生的知识(能力、学习策略、年龄和发展水平、态度、动机、前知识)，背景的知识(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和自然环境)，教学法知识。他们用维恩图表示这四部分是怎样重叠在一起的，但是维恩图只是简单的说明了PCK的组成，未能说明各成分之间的依存关系，也不能提供足够的.信息阐释如何发展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威尔.R.W(Veal,R.W)还建构了PCK的金字塔模型，该模型的塔底是学科知识，塔的中间部分是由课程、学科性质、社会文化等构成的学科知识，说明扎实的学科知识是PCK的基础，第二个重要成分是关于学生的知识，它是联系其他成分的纽带。

教师学科教学知识的获得是动态的过程，它带有明显的个人、学科和情境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教师个人在自己所任学科和所在班级的特定范围内，不断将诸方面知识综合，创新的探究过程。托宾(Tobin)、蒂宾斯(Tippins)和吉拉德(Gal-lard)在动态学科教学知识的基础上也进一步做了深人研究，发展了学科教学知识理论，提出学科教学知识和其他几方面是相互融合作用的，没有明显的界限，也没有能直接传授给教师的较好方式，主要还是靠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自己积累获得。

三、学科教学知识对推进教师专业化进程以及对教师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适度提高教师行业门槛

PCK理论告诉我们，在教师的职前教育上要注意其专业教育与学科教育的融合，以学科教学知识为核心理念来培养教师。虽然学科教学知识是一种实践性知识，但不能因其实践性就否认职前教育的作用。由于学科知识和特定年龄学生学习特征的相对稳定性，职前教师完全可能通过适当的方法获得学科教学知识。如果给师范生增加一年或者更长的实习期，使得“准教师”在实际的教学情境中不断持续提高自己的学科知识，无疑会提高我国教师的整体素质，加快教师的专业发展。

《二)更多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参与师资培养

当前，我国的教师职前培训和任职以后的在职培训往往采用集体讲座和以老带新的方式。集体讲座只能传授一些理论知识，无法把一些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需要用到的教学知识传授给教师，所以在集体培训中，可请专家教师讲授一些实际课堂中怎么教的知识，而不是采用从理论到理论的培训方式。而以老带新虽然兼顾到了学科教学知识的传递，但在这种实际的师徒教学过程中，往往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来衡量效果。因此，保证指导教师的指导水平上下功夫。学校还可通过建立教师专业社群、教师博客等以社会性方式或网络方式传播学科教学知识。

(三)注重教师的自主性和反思性，增强创新意识

光网络技术的演进 篇6

关键词:同步数字系列SDH、基于SDH的数字交叉连接设备S-DXC、密集波分复用DWDM、光分插复用器OADM、光交叉连接器OXC、波长路由器Wavelength Router、波长转换Wavelength Conversion、掺铒光纤放大器EDFA、拉曼放大器RFA、光信噪比OSNR、光传送网OTN、数字包封Digital Wrapper、多协议标记交换MPLS、多协议波长交换MPLmS、基于SDH的链路接入协议LAPS、简化数据链路协议SDL、连续级联Contiguous Concatenation、虚级联Virtual Concatenation、电时分复用ETDM、光时分复用OTDM、光孤子O-Soliton

一、多姿多彩的光网络世界

作为电信网的基础设施,光传输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光纤线路上来看,传送的都是光信号,但从尾纤进入到具体的设备或系统后,有些系统需要进行光电转换处理,有些则是直接进行光信号处理。对于大型系统来说,全光的处理难以实现(至少控制或管理信号不可能),所以目前的光传输系统可以分为“以电信号处理为主”的系统和以“以光信号处理为主”的系统。

目前,比较成熟的光传输技术主要是“以电信号处理为主”的SDH和S-DXC系统,代表电时分复用ETDM制式;同时还有“以光信号处理为主”的密集波分复用系统,代表着DWDM制式。受网络业务的驱使,SDH继续向高比特率发展,而DWDM继续向超密集波长数演进。

现在的电信业务主要由SDH和S-DXC来承载,而DWDM主要用来组建点对点(Point-to-point)的透明传输通道,这种方式存在着调度迟缓、效率不高的缺点。如果“以光信号任意处理为主”的OADM、OXC或波长路由器(Wavelength Router,简称WR)等技术成熟的话,一个崭新的“光传送网”OTN会逐渐搭建起来,届时,大部分电信业务会交付给OTN来承载。立足于未来,我们迫切地把光传输家族改称光网络家族。

中兴通讯最近提出一种分类方法,就是把光网络产品分为单波长解决方案SWS(Single Wavelength Solution)、多波长解决方案MWS(Multiple Wavelength Solution)和自由波长解决方案FWS(Free Wavelength Solution)。SWS的代表还是SDH和S-DXC,MWS的代表就是基于点对点组网的DWDM,而FWS的代表就是逐步商用化的“以光信号任意处理为主”的OADM、OXC和WR。

不可忽视的是,属于SWS系列的光时分复用OTDM技术、光孤子O-Soliton技术甚至光码分复用OCDM技术,同样有希望成为光网络家族的成员,只是这些技术还没有走出实验室。有 ：采用OTDM实现的4×40 Gb/s系统将会先于ETDM的 160 Gb/s率先投入商用。

二、单波长解决方案(SWS)

1.SDH技术的演进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SDH 2.5Gb/s及以下系统相对成熟;10Gb/s系统正在规模商用、方兴未艾;40Gb/s系统曙光在前,已正式进入ITU-T建议;160Gb/s系统看来也并非“天方夜谭”。

(1)微电子技术的突破

绝大多数SDH厂商都同时致力于微电子技术的研究和实用,支路映射、低阶复用、开销处理等技术较为成熟,但交叉连接、高阶复用等技术面临考验,相应的ASIC推出相对缓慢,而这也正是产品竞争的焦点所在。目前,商用的SDH 10Gb/s ADM在VC-4级别的交叉能力达768×768,下一步就会突破1024×1024。对于S-DXC系统来说,通过Clos技术可以顺利地扩展交叉矩阵,再利用强大的网管系统控制就能实现超强、灵活的的交叉连接功能。对于40Gb/s系统来说,磷化铟InP材料和高电子活动度晶体管HEMT的发展将使之走出实验室,进而让ETDM技术再一次发扬光大,并让“电子瓶颈”之说暂时变成“危言耸听”。

(2)光信噪比OSNR问题

对于2.5Gb/s速率以上的SDH系统,目前比较流行的办法是采用前向纠错FEC,能在接收端光信噪比OSNR较低的情况下依然获得较佳的误码性能指标。新版G.707建议中利用 SDH的段开销 SOH中空余字节P1、Q1以BCH-3码方式增加了FEC选项,应用到高速SDH系统上预期可获得 2dB的误码性能改善。如希望得到更多的改善,则可使用带外FEC,这种措施来源于海缆系统。现在不少公司开发的SDH系统都采用了带外FEC,有些甚至宣称在10Gb/s系统上能改善8dB。但到目前为止ITU-T尚未确定何种纠错码适用于陆上系统的带外FEC,各厂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ASIC和系统设计,在互通方面存在着极 对 40Gbit/s系统还可以考虑利用拉曼技术来提高 OSNR,即在 EDFA输入端之前加入l450nm波长的拉曼泵,对靠近EDFA输入端的上游区段光纤上的光信号进行放大,在 1550nm窗口有望获得 23dB的拉曼峰值增益。

(3)色散补偿问题

10 Gb/s以上ETDM系统走向实用还需解决色散补偿问题,G.655光纤相对G.652光纤所需的色散补偿量可以较少,采用色散补偿光纤DCF是比较成熟的补偿方法,但引入的损耗需放大器额外的增益来补偿。对40Gb/s系统而言,不仅要补偿色散,还要补偿色散斜率。针对这一应用,与常规光纤相比具有负色散及相反斜率的反色散光纤应运而生。光纤光栅补偿是一种有潜力的应用,但目前急需解决的是温度稳定性和宽波长范围问题。

在单模光纤中传播的光波,实际上包含两个电磁场方向,是互相垂直的偏振模。由于光纤制造过程产生的纤芯的椭圆度、非对称机械热应力以及外部弯曲或扭曲影响,这两个偏振模以不同的速度传播,群延时不同,导致光信号失真或脉冲展宽,即传输的速率和距离受到限制,这就是所谓的偏振模色散PMD。对信号来讲,因为PMD值很小,对速率为2.5Gb/s的光信号,影响不大,但对10Gb/s速率及以上的光信号影响较大。对于光纤来说,由于G.653和G.655光纤的剖面设计比较复杂,折射率差大,易受外界因素影响,其PMD比G.652光纤要略差。总体说来,因PMD产生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需要自适应补偿,现在也有厂家宣称研制出相应的PMD补偿器。

(4)网络保护问题

a.常规保护方式

SDH经典的保护倒换已得到普遍认同。类型包括二纤环/四纤环、单向环/双向环、通道环/复用段环,还有子网连接保护SNCP的多种组合。对一般复用段环网来说,保护倒换时间可以控制在50ms以内,但对几千公里超长距离、上下业务节点数较多的环网来说,一些先进的SDH系统通过快速电开关桥接、快速时隙交换Fast-TSI以及高效APS协议/算法处理等,可以保证最终倒换恢复时间低于100ms。

对于跨环业务保护,G.842中典型的双节点互联DNI方式值得推荐。但是,如果跨环的业务量太大,DNI也力不从心,这时需要DXC来实现业务的转接和保护。DNI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错连阻错、拖延时间Hold-off Time以及等待恢复时间WTR能通过网管设置等。

b. 逻辑子网保护

传统意义上的子网是以“物理拓扑”为基础来分割网络,可以称作“物理子网”,而逻辑子网则是以“逻辑拓扑”为基础来分割网络、以电路层的业务和功能特征为依据来对通道层和段层进行水平分割后形成的子网。SDH逻辑子网由若干较低等级的SDH逻辑子网、通道、段开销和链路组成。单个通道或段开销可以组成最小的SDH逻辑子网。SDH逻辑子网的分割遵循以下原则：

● 以电路层的业务功能特征作为分割依据,以保证电路层的业务完整性;

● 逻辑子网的网络结构应尽量简单,同时必须符合网络拓扑的基本类型;

● 段开销、高阶通道和低阶通道都是逻辑子网分割的基本元件,推荐以高阶通道作为分割的基本元件,以减少逻辑子网包含的元件数;

● 从网络管理和保护角度出发,把相同业务功能的基本元件应该尽量分配在同一个逻辑子网内,以避免网络分割过于零碎。

采用逻辑子网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实现保护功能,比如,那些包含段开销的逻辑子网可以利用成熟的APS协议对业务实行共享保护,而那些不包含段开销的逻辑子网可以实行通道保护,同时,不同逻辑子网之间还可以进一步提供子网连接保护SNCP。

(5)同步定时问题

按照一些新兴网络运营商的要求,SDH网络不但是同步网的使用者,而且可能是同步网的承载者。在SDH网络中,被承载的定时信号不能和其它业务信号等同处理,因为SDH的指针调整机制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的抖动(Jitter),也就是会带来传输损伤,从而影响定时精度。所以定时信号需要透明地、不受损伤地从源站点到达目的站点。

目前多数SDH厂商利用SSM机制,通过软件设置S1字节的不同状态来表示定时优先级和定时可用性,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定时路由的优化和可重构性,以及防止定时环路(两站点互相抽取定时)这种最坏的情况。

二、更加前沿的单波长技术

OTDM与ETDM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是电信号的时分复用,前者是光信号的时分复用。OTDM的关键技术包括高精度光源、光定时提取、光复用(比如利用高速光开关)技术、光解复用(利用非线性,比如四波混频FWM来实现)技术等,会崭露头角。

在光纤的反常色散区,由于光纤色散和非线性效应的相互作用,一定峰值功率和形状的光脉冲在传输过程中可以保持形状和宽度不变,如果光纤没有损耗,则可以传送无限远,此类光脉冲称为光孤子。光孤子几乎不受偏振模色散PMD的影响,实用会稍晚一些,但目前光孤子和OTDM的关键实现都用到了非线性技术,线路编码均采用RZ方式,商用化的一大要点还需解决和线性领域NRZ编码方式转换的问题。不管怎样,这两种技术给单波长系列和整个光网络家族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

三、多波长解决方案(MWS):DWDM技术的演进

因为ETDM技术的发展受限,DWDM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32×10Gb/s系统已开始大批量装备网络。除了提高基本速率外,DWDM系统扩容的主要办法是增加复用波长数,包括两种途径：更窄的波长间隔和开发更多的频带。

1.更窄的波长间隔

目前从商用化的角度看来,波长间隔如果从100GHz压缩为 50GHz,在掺铒光纤放大器 EDFA的增益带宽 35nm内可安排的波长数则可从40增至80。如果波长间隔达10GHz,在80nm谱宽内甚至可以实现了上千波长数,但波长间隔太窄将导致对光源波长稳定性及滤波器带宽提出相当严格的要求。

2.开发更多的频带空间

除了常规的C带,目前工作于 L带的 EDFA已可商用。关于 S带的研究也已经开始,鉴于拉曼放大器的成熟性及高成本,S波段目前尚不能商用。另外目前的G.655光纤如果工作在 S带,则零色散波长要向短波长方向移动,否则这三带将是负色散,这样一来,C带和 L带对应的色散将加大,需要增加色散补偿量。

3.超长传输距离

目前DWDM选用几种典型的EDFA来实现不同的光跨距Span,利用多个Span组合可实现多种光复用段距离,但光复用段距离还受限于色散容限(可以通过不同的光源调制技术来解决,比如电吸收EA调制、LiNbO3调制、Ⅲ-Ⅴ族调制等),同时不同波长通道的增益需要均衡,还有就是必须抑制非线性。最后,可利用多个光复用段级联可以实现超长光传输段距离,这里,3R功能(信号的再生、再整形、再定时)就显得非常重要。

EDFA的可用带宽约为 84nm,而受激拉曼放大器具有更宽的带宽,其原理是在常规光纤中直接利用光泵浦,利用非线性将信号光放大。采用拉曼放大器的一个优点是：因为放大是沿光纤分布而不是集中作用,因而发送的光功率可以比较小,以降低四波混频FWM的干扰，

多种业务接入

DWDM可以通过自适应的OTU(Self-adaptive Optical Transponder Unit)灵活接入多种速率的业务,从100Mb/s的快速以太网FE、千兆以太网GE、FDDI、ESCON、FICON、HPPI、光纤通道(Fiber Channel)到2.5Gb/s SDH再到10Gb/s SDH等,尤其在城域网的应用中,这种多业务接入的需求就十分突出。

2.自由波长解决方案(FWS)：OTN的核心技术

2.1概述

如果OADM、OXC(波长路由器)规模商用化,那么光自愈环甚至具有可生存性的光传送网络OTN就可以顺利搭建,逐步取代目前由SDH、S-DXC搭建的电层物理网络,而让SDH退居为客户层信号。

2.2 OADM和OXC技术

OADM可用于链型网络的中间或环型网络上,对OADM而言,固定上下波长是最低要求,而动态、可重构上下波长也成为对OADM的必备功能要求。

如果要组建格型网络或网状网络,OXC必不可少。对OXC而言,具备波长转换(Wavelength Conversion)功能(目前还实现不了全光转换)、链路模块性、稳定可靠的光交换矩阵和较高的性价比等是其重要特征。OXC的核心是光开关,近来,微电子机械开关MEMS技术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正成为实用化大型OXC的主要开关技术之一。

2.3波长路由器技术

波长路由器和OXC没有本质的区别,一般说来,当OXC能够实现动态波长选路功能时就可称为波长路由器。或者说,在进行波长选路时,波长路由器是动态的,而OXC是静态或半固定的。动态波长路由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在不使用全光波长变换模块时,如何实现自适应波长和路由的动态分配问题,解决途径是确定优化判据、波长和路由的分配算法,也包括针对故障恢复路由的、性价比较高的自愈算法;核心问题之二是在有全光波长变换模块时,如何利用此类模块降低波长堵塞概率,相应的算法研究包括系统性能和OTN拓扑结构、网络尺寸的内在关系。除此之外,要真正实现自适应的路由和波长分配,必须考虑在业务流量限制下的选路问题,理想的情况是：OTN节点实时监测光信道上的业务流量,根据使用情况按照相应算法增加、减少光信道数量和提高、降低光信道数据速率。

2.4同频串扰问题

在点对点DWDM网络中,不同波长间的异频串扰问题普遍存在,需要波长选择器件(比如光解复用器)优良的隔离度指标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在光网络OTN中,当不同输入链路中同一波长(频率)的信号被送入同一OXC,根据需要通过相应的光开关完成光交叉连接,由于器件性能的不完善,单个信道的信号经过交叉连接后会包含其它信道的串扰。当这些信道重新经过光复用器重新组合到一起时,异频串扰就会转化为同频串扰,它可以是不同链路中相同波长间的串扰或同一信号与自身的串扰。当光通道经过多个OXC时,由于每个OXC中波长选择器件的作用(比如隔离度),异频串扰不会随着节点数的增加而积累,而同频串扰和信号在同一个波长信道内,不受波长选择器件的影响,将随着节点数的增加而下断积累。因此同频串扰问题需大力重视。

2.5 OTN的监控技术

对于OTN来说,需要分别在电通道层、电复用段层、电再生段层、光通道层、光复用段层与光传输段层等进行监控,以便实时检测各层性能,也有利于协调各层的保护倒换措施。(编程入门网)

对于光通道层OCH,现在比较看好的监控信道采用数字包封(Digital Wrapper,简称DW)方式传送,即以电时分复用ETDM方式在光通道信号净负荷基础上增加足够的开销比特,构成一个“数字包封帧”,该帧的开销可提供网管消息通道、勤务通信通道、保护倒换通道,还可以提供带外 FEC能力。其特点如下：

●任何电层客户信号比如SDH、GE、IP、FDDI、PDH、ATM等要映射到光通道OCH中,建议都先经过数字包封这一关;

●客户层信号在OCH净负荷中是浮动的,并且不受OCH容器格式限制,而仅仅是在3R(再整形、再生、再定时)带宽内的固定比特率信号;

●不需要指针指示客户层信号在包封帧结构中的具体位置;

●提供10Gb/s或以上信号的带外前向纠错编码FEC功能,对光信噪比OSNR的良好改善;

●能够迅速接纳和处理新出现的客户层信号,比如即将商用化的10Gb/s以太网信号;

2.5 OTN的保护技术

DWDM/OTN可以依赖SDH层实现保护,也可以自身实现光通道保护或二纤单向光复用段保护、和二纤双向光复用段保护甚至光子网连接保护OSNCP。与SDH不同的是,依靠光开关而不是电开关来实现倒换桥接,目前,机械光开关的响应时间在毫秒级,而LiNbO3光开关的响应时间在微秒级,再加上光复用段保护OMSP的APS(可利用数字包封DW帧结构中类似于K1、K2的字节)处理时间,可以推算自愈保护恢复时间在毫秒量级。

虽然SDH环与DWDM/OTN光环有很多类似之处,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组环时必须保证任一正常路径与其对应的保护路径都能满足光功率预算(Power Budget)及色散管理的要求,必要时还需 PMD补偿及非线性控制(Non-linearity Control)。另外,如要实现光复用段共享环,没有波长转换功能是很难完成的,因为选路时的波长冲突难以避免。

3.光网络系统如何有效地适应IP业务

3.1 SDH的缺陷

对于固定比特率业务,比如传统话音业务,SDH可以轻易将之适配到对应的固定容量通道中,但对于可变比特率VBR业务和任意速率(如非2Mb/s的整数倍)的新业务,SDH系统则显得不够灵活,所以SDH需要对自身进行改造。

3.2 IP Over SDH剖析

IP Over SDH的方式和要点包括:

(1) 将IP数据包通过点到点协议PPP转换成HDLC帧结构映射到SDH的虚容器VC中,这种方式简称 POS,比较成熟,适于多协议环境,但 PPP并不是专为SDH运载而设计的,POS效率还不理想;

(2)将IP数据包转换成LAPS帧结构映射到SDH虚容器VC中,这是中国人自己提出的IP over SDH提案,已被正式批准作为国际电联标准,其标准号为X.85/Y.1321 IP over SDH。LAPS在HDLC净荷中省去填充字节 PAD,因而对于短数据包,LAPS比 PPP效率要高。另外LAPS将扰码作为强制要求而不象 PPP那样是可选功能。

(3)因为基于HDLC的数据链路层实现很难把速率扩展到2.5Gb/s以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将IP数据包通过简化数据链路协议SDL的方式映射到SDH虚容器VC中,目前看来,效率很高;

IP Over SDH相对IP Over ATM而言,省掉了大量开销,具备较高的传送效率,但其缺点是流量和拥塞控制能力较弱,能保证业务分级CoS,但不能完全保证QoS;适合纯IP数据业务传送,但不适合话音、图像和多业务平台。现阶段,G比特和T比特路由器的硬件、软件性能已大幅度提升,吞吐量Throughput大,转发延时指标过硬,并行CPU处理技术保证了较短的响应时间和较高的处理效率。如果MPLS大规模应用的话,更是让高速路由器如虎添翼,QoS最终不是问题。

3.3 SDH的级联技术

前面提到,SDH从诞生的一开始,应该是最适合TDM业务传送,比如PDH等,然而对IP/Ethernet和ATM业务则显得力不从心。目前解决的措施是在芯片和系统级提供连续级联(Contiguous Concatenation)或虚级联(Virtual Concatenation)功能。以千兆以太网GE为例,“Ethernet Over SDH”过程描述如下：

GE接口将N个VC-4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VC-4-N,在VC-4-N所支持的净负荷C-4-N中建立一个LAPS(或SDL)链路在SDH网中传送,此为VC-4级联,能在单个VC-4-N内携带N个VC-4净负荷。当N个VC-4连续排列时为连续级联,通常以VC-4-N中第一个VC-4的POH作为级联后整体的的POH.,其缺点是N个VC-4必须地址相邻,带宽分配不灵活。

虚级联方式无需VC-4相邻,仅需通道终端设备提供级联功能即可,这种方式需要通道业务起始端和终止端各增加一套处理设备,接收端需引入一个缓存器以增加额外时延。

3.4 IP over DWDM剖析

IP Over DWDM取消了ATM和SDH两层,映射结构更简单、效率更高,通常采用的方式可以是SDH、PPP/HDLC,也可以是SDL,还可以是GE。分别对应的形式包括：IP→SDH→光通道→(OCH)、IP→GE MAC→GE PHY-光通道(OCH)、IP→PPP→HDLC→光通道(OCH)以及IP→SDL→光通道(OCH)。

采用SDH帧格式的优点前面已有论述,但SDH在传送数据业务时有很多不必要的开销,造成带宽浪费,而且将IP包装入SDH帧,需要增加拆装设备SAR,既浪费资源又浪费成本。

采用千兆比以太网GE帧格式应该是一种经济有效的方法。首先,以太网帧格式与IP数据包是一致的,各种层次的网络使用统一的以太网帧格式可以实现无缝连接。但以太网帧毕竟不是针对长距离而设计的,其 MAC层协议在长距离应用尚待考验,况且以太网帧较少考虑维护管理功能,网络的生存性、健壮性有待商榷。

从长远的目光看,IP Over DWDM应该采用一种新的帧结构,既面向数据业务进行优化,提供较高的传输效率,又有足够的开销用于网络的性能监测和维护管理,以确保网络的安全性和健壮性。目前正在酝酿的10Gb/s以太网标准,其目标就是试图解决这一问题。除了上述适配协议外, ITU-T正在研究开发新的 IP over DWDM适配层标准。

3.5 融合传送节点和智能光网络技术

前面提到,SDH的ETDM属性使其对于可变速率业务不太灵活,所以SDH必须在VC级额外增加级联功能,或是在设备内部把颗粒细化,比如,从目前的最低VC11、VC12级别细化到ATM Cell级或IP Packet级,这样,为了适应IP或ATM业务的“畅通无阻”,一定程度上要求SDH设备内部提供信元交换和IP包交换、包转发的能力。这样,SDH就不是单纯意义上的SDH了,而成了“带宽优化器”或者“融合节点”。

不远的将来融合传送节点技术展望：在大容量高端设备上将TDM、DWDM甚至IP(结合MPLS)核心路由交换等制式融合,让DWDM提供透明的、大容量的光传输通道,而让真正的业务汇接、保护和疏通主要集中在TDM制式为主的电层,比如在SDH和S-DXC层,让IP业务层和传输层在设备级融合的目的,主要是方便吞吐量管理、业务调度、统一网管、减少机房面积和减低整体成本。这种融合节点也许会为目前以电为主的网络向光网络OTN平滑演进提供一种解决措施。

未来较高境界的融合传送节点技术,即智能光网络技术,展望如下：通过新型的MPLmS技术实现IP与DWDM/OTN两个层面的融合,让电层的IP高速路由器和光层的OXC、WR等实现物理设备级的融合,实现灵活的带宽分配、优化、管理以及自动波长路由功能。基本要求包括：有合适的帧格式将IP包直接映射到波长;有合适的信令、协议使路由器等可以按需控制光层波长,获取所需带宽等。

四、结束语

英国议会制度的起源与演进 篇7

英国议会由上院 (贵族院) 、下院 (贫民院) 和国王共同组成, 行使国家的最高立法权。上院由王室后裔、世袭贵族、新封贵族、上诉法院法官、教会大主教和主教组成, 共669名议员, 没有任期限制。下院议员由普选产生, 共659名议员, 任期5年。国王虽然被看成是“一切权力的源泉”和“国家的化身”, 但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却处于“临朝而不理政”的地位, 仅具有国家的象征意义。议会主权是英国宪法的特点, 议会曾经拥有几乎是无限的立法权, 法国人瑞洛姆曾有一句名言来说明英国议会的万能:“在法律上它什么都可以做, 除了把女人变成男人外。”

一、议会的萌芽与产生

宪政史学家罗·巴特认为:英国“议会根源的最深处藏于盎格鲁———萨克逊人进入英格兰之初即有的协商习惯”。盎格鲁———萨克逊部落的原始民主制对国王的权力有一定的约束:国王处理大事须先征得民众的意见和同意, 国王必须服从习俗。公元5世纪中叶, 盎格鲁———萨克逊人乘乱入侵不列颠, 随之产生了由少数有影响的权贵要人组成的“贤人会议”, 由于参加会议的成员都是有身份和地位的社会贤哲, 故称为“贤人会议”。“贤人会议”有五大职能:一是选举、废黜国王;二是审判大案;三是表达民情;四是协商国务;五是协商立法。据历史学家考证, 整个盎格鲁———萨克逊时期, 国王在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征得贤人会议的同意, 没有一位国王是在未先征得贤人会议的意见和同意时就独自决断一件大事的。这种贤人会议反映了盎格鲁———萨克逊部落民主传统的顽强生命力。

1066年, 诺曼王朝时期出现了新型的封君封臣关系, 原先的“贤人会议”逐渐演变成为封臣的大集会, 除了主教与修道院长外, 其余都是威廉的封臣, 故名“大议会”。此时的英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渗透原始民主传统的宪政观念, 其特征体现在“国王未征求意见和得到同意不得行动”这条公认的准则, 遇有重大事件, 国王一定要召集民众大会议决。英国的议会正是在这一躯壳中孕育出来的。

1215年, 为反抗国王过分的税收, 英国贵族发动起义, 迫使国王约翰签署了一份文件, 这就是著名的《大宪章》。此后, 英国的宪政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258年, 在牛津召开了被称为“国会”的议会, 首次提出政府主要大臣要对委员会而非国王负责, 以及定期召开议会的原则。1265年1月到3月, 西蒙挟持国王召开了由贵族和市民参加的等级会议, 使社会地位比较低下、成分复杂的市民开始步入议会,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蒙会议”, 被称为英国国会的开端, 也是下院制度的重要起点。1295年11月13日, 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为了征得各阶级的同意以征收税款, 特地召集新的议会开会, 400名出席者分别从各郡、市产生, 代表社会上的三个重要阶层:教士、贵族和平民。这届议会被称为“模范会议”, “模范会议”将召集郡、市代表参会的做法确定了下来, 成为一种制度, 并为以后的各届议会所遵循。从此, 贵族集体商讨国是的大议会转变为具有代议性质的议会。人们称1295年的模范会议为“第一个代议性议会”。它的召开被认为是英国议会产生的历史性标志。

二、议会的发展与演进

伴随着议会与王权的斗争, 议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327年, 爱德华二世压制议会的做法引起大贵族的不满, 大贵族趁国王外出之机召开议会, 公布国王罪状, 全体议员一致同意废黜爱德华二世, 最终迫使其主动退位。这次事件是英国议会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实际上就是一件弹劾案, 但却开创了议会弹劾国王的先例, 也开创了在国王缺席的情况下议会可自行召开的先例。

到了都铎王朝时期, 人们的民主意识进一步增强, 普遍认为, 议会是由国王、上院和下院三部分联合组成, 开始形成“国王在议会”的原则。“国王在议会”并不是意味着国王可以任意或者随时参加议会的辩论和立法活动, 而主要是履行形式主义的职能, 即出席会议, 主持议会开闭幕式, 并在闭幕会议上允准或否决议会呈递的议案, 仅此而已。这一时期, 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再加上宗教改革运动的进行, 封建大贵族和宗教人士地位下降, 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力量开始兴起。议会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上院的衰落和下院的增强。开创了政府议案必须首先提交下院审议的先例, 从此政府议案大多是由下院创议。下院议员拥有了在议会自由发言且议事期间免遭逮捕的特权。

1689年通过的《权力法案》, 确定了现代议会制度的大框架, 宣布了议会是英国最高的立法机关, 确立了议会权力高于王权的原则, 规定必须定期召开议会, 议会的最高权力终于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来。随着现代议会制度的形成, 英国的政党政治开始萌芽, 并促成了议会制度的日臻成熟与完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围绕王权问题, 下院出现了立场不同的“托利党”和“辉格党”, 双方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 有不同的社会基础和政策主张。到19世纪30年代, 这两个政党都发育成熟, 并得到它们后来一直使用的名字—————保守党和自由党, 政党政治的形成促进了下院的民主化。

1832年的议会改革, 成为19世纪一系列议会改革中最引人瞩目的事件, 对议会制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1832年, 在朝和在野的统治集团以外的各阶层改革派和民主派展开了积极的活动, 形成了来自下层民众的、强大的议会外压力和革命威胁, 最终迫使统治集团通过改革法案。这次议会改革具有明显的保守性, 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扩大了选举权, 1832年的议会改革是英国政治发展中的重大事件, 不仅调整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而且对工业资产阶级代表大开议会之门。在1832年议会改革后的30多年间, 是英国议会制度的“黄金时代”, “议会主权”达到鼎盛时期。1832年议会改革前, 贵族院深受国王的影响, 职能和权力都很大, 对下院形成有效的牵制, 使下院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议会改革后, 随着政党政治的成熟, 下院对内阁政府的控制力通过“内阁责任制”和行使“倒阁权”而得到强化, 1832年到1867年, 有十届内阁因为下院的不信任而倒台。1867年改革法之后建立起一个常规:大臣必须是两院中的人, 首相则必须来自下院。迪斯累里首相曾说过“全部国家权力都集中于下院”。

三、现代英国议会政治体系的确立与完善

进入20世纪以后, 英国逐步实现了议会的民主化。1918年, 议会通过法案, 授予所有成年男子和年满30岁的女子普选权, 使选民在成年人中的比例由1884年的28.5%上升到1918年的74%;1928年授予年满21岁的妇女选举权, 使选民总数在成年人中的比例达到97%。1949年, 议会颁布的《人民代表法案》, 正式形成“一人一票”的议会民主制。目前, 下院议员的选举主要根据该法进行。法案对候选人的资格条件作了明确规定:凡年满21岁以上的英国男女公民, 有选区的两名选民提名和8名选民同意, 便可登记为该区的下院议员候选人;职业资格条件是上院议员、英格兰教会、苏格兰教会、爱尔兰教会的牧师和罗马天主教的神父、法官、文官、正规武装部队的警察部队的成员以及在企业中担任由政府指定的董事等, 均不得成为候选人。但担任有报酬的国家职务者辞去原来职务和贵族放弃爵位后, 享有被选举权。1969年又对该法进行了部分修改, 将选民的年龄由21岁降低到18岁,

从1918年开始, 英国议会下院选举实行选举保证金制度。议员候选人必须交纳150英镑保证金 (大约相当于现在的4500英镑) , 如果该候选人在选举中所得选票不足选区全部选票的1/8, 则保证金收归国家所有。1985年, 保证金数额标准修改为500万英镑, 如果候选人在选举后获得5%的基本选票, 这笔钱就退还给候选人。议会下院选举实行秘密投票、一人一票的原则, 其目的在于消除选举中的贿赂和高压手段, 进一步简化、扩大公民权。秘密投票法阻止了选举中的腐败行为, 使选举制向合理化的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二战以后, 英国议会的职能和权力在两个方面发生了变迁:首先是议会的职能与权力大量转移到内阁及其行政部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政府机构越来越庞杂, 政府职能日益强化, 内阁成为国家政权的主宰。其次是议会内部权力不断从上院转移至下院。1911年的议会法案确认了下院的政治优势, 作为一条常规, 首相必须来自下院, 内阁成员也很少由贵族担任。

2006年7月14日, 拥有600多年历史的英国上议院首次用选举的方式产生了一位新议长, 同时废除了有1400年历史的大法官职务。原工党政府卫生大臣、现上院议员海琳·海曼成为历史上第一位选举产生的上院议长, 这标志着英国议会制度的改革又前进了一步。

税收协议、制度安排与政治演进 篇8

普鲁士的前身是神圣罗马帝国中的勃兰登堡选帝侯。从13世纪以后，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央权力，就处于不断衰落的过程中。到17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分裂为360个政治实体，所谓的帝国只是徒有虚名而已。极度的分裂所带来的虚弱与混乱使得德意志成为大国力量的竞技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德意志民族要进行国际竞争，就迫切需要建立强有力的王权，而军事力量也注定要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故事就是这样在普鲁士首先发生了。

在普鲁士的国家发展过程中，一个关键的人物是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威廉1640年即位为勃兰登堡选帝侯时，正好是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期间，北方大国瑞典的军队横扫德意志诸邦。这使威廉意识到这样一个现实：“一个统治者若无他自己的军队，是不可能得到认真对待的。”

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1653年大选帝侯威廉与他领地内的容克贵族们达成了《议会协定》。大选帝侯以允许贵族们随意地在各自的领地范围之内征收封建租役，包括可以成立领土法庭，对各自领地里的农奴进行司法审判等为条件，获取了容克贵族允许他在全国范围内征收军事税的权力。

这是普鲁士国家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军事税的直接目的是建立一支军队，然而从日后的历史演进可以看出，这一举动奠定的是整个普鲁士专制王权的基础。依靠军事税，大选帝侯建立了一支三万人左右的常备军。而有了这支军队，他就可以开始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中央集权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开始在普鲁士被建立了起来。容克贵族作为最重要的政治势力，也由此一步步被纳入到一体化的国家机器之中。国王和贵族之间关系的基调，也就由此确立。

1688年大选帝侯威廉去世，他给继任者留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由若干零乱的领地聚合在一起、却井然有序的国家和一种因多次军事胜利的光荣赋予臣民的初步的民族生存意识”。欧洲列强们也因此而承认了他的继任者为普鲁士国王。

通过“征收军事税—建立常备军—建立集权的国家组织形式—取得战争胜利—建立更强大的国家”的方式，大选帝侯确立了普鲁士国家发展的基本逻辑。军队从一开始就在普鲁士的国家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大选帝侯的继承者们所做的，就是进一步强化了其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这一路径。

继承大选帝侯事业的是著名的国王“兵王”威廉一世。威廉一世做出了两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一项制度安排是他在1733年采取了分区征兵制，由此在普鲁士建立了一支建立在征兵制而非雇佣兵制基础上的常备军。征兵制使常备军从此成为国王个人的资产，国王拥有了对军队绝对的控制权，而任何容克贵族、政府官员或佣兵头目都不能插手。这就保证了在普鲁士整个国家中王权的绝对地位。

同时，威廉一世和容克贵族之间又达成了另一项协议，这就是他要求容克贵族都要尽在军中服兵役的义务，而军队中军官的位置则由贵族来垄断。普鲁士的容克贵族采取的是长子继承制，即只有家族中的长子才有资格继承封地和爵位，其他的容克子弟则必须在长兄继承家业后离开领地寻找自己的发展机会。威廉一世和贵族之间的协议，使军队成了国王和贵族这两大力量协调关系的基本框架：对于贵族来说，从军成为他们最好的职业，在军中他们可以继续保持贵族的地位和荣耀，并且对国家的政治发挥着影响力。而对于国王来说，贵族变成了军队绝对服从于他的指令的军官，而不再是游离于王权之外的半独立的力量。

由此与英国贵族的商业化、法国贵族的官僚化不同，大部分的普鲁士贵族走向的是军事化的道路。不是议会，不是宫廷，而是军官团，成为贵族精英最集中的地方。在近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欧洲其他国家的贵族大多数都是不断地向王权发起挑战，而在普鲁士，容克贵族却成为王权最强有力的支柱。正如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到了18世纪，普鲁士的王权和贵族之间的同舟共济“臻于极致”。这种同舟共济，就是以军队为平台来完成的。

由此普鲁士在完成政治的集权化的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军事化色彩极强的国家。军队成为国家组织的核心，军人成为最神圣的职业，军队所代表的价值观念也成为普鲁士主导性的价值观念。当英国以生来自由的英国人而自豪，当法国人高举起平等的大旗时，普鲁士则形成了重视秩序的传统。在普鲁士，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纪律、责任、服从，成为主导性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一直影响到了今天德国人的民族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