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国际法问题论文

摘要：“主权”是传统国际法理论构架的基石，但此概念自引入国际法后一直争议颇多。本文简要梳理了传统主权理论和国际法上的主权学说，以期形成对比从而更有针对性地鉴别亨金的主权思想；重点分析了亨金在国际法上的主权思想，并将其概括为辩证的、务实的、动态的主权观，进而从国际人权法、国际立法以及国际秩序三个方面阐述亨金主权思想的积极影响。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传统国际法问题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传统国际法问题论文 篇1：

2008年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新挑战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应对之策

[摘要]非传统安全问题，作为区域发展与国蒙安全研究的新领域，其重要性伴随国际形势发展与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得到进一步的提升。2008年度以国际金融危机、索马里海盗事件等分属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大事件为标志，非传统安奎领域出现了新的特点与发展趋势。我们应通过对重大事件的解读，分析国家安全战略在新形势下的未来走向，及时提出具体措施进行有效调整。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2008年新趋势;国家安全战略

1，引言

根据十六大报告的名词解释，非传统安全问题是相对传统安全问题而言的，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近些来，尤以2008年为甚，非传统安全问题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趋势，无论是问题的严峻性还是在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都提出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这就促使国家安全战略在原有理论实践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的应对与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安全需要。

2，2008年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发展特点及重大事件

2.1 2008年度非传统安全问题出现的新特点

1，潜在积累后的突发性增强

2008年大量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表现形式更具有突然性，爆发的过程更为集中，产生的影响也更为深远。但是在突发性的背面可以发现有相当数量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在矛盾积累至一定程度后，以突发事件的形式凸显出来，如印度孟买地区由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所引起的恐怖袭击事件的程度升级，索马里国家因长期混乱所间接引发的海盗问题猖獗等。

2，影响的全球性和连带性提高

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领域、多国家的、影响范围广泛的综合性安全问题。在2008年的几项重大事件中均可以观察到其影响的波及面由单一的领域向多领域辐射扩散、由单一国家向全球的趋势明显加大，其中尤其以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为最甚，最明显的是美国次贷危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至今仍无法准确评估。

3，经济因素与发展问题的突显性

非传统安全中部分问题曾以其暴力冲突的特征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重视，如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等，但是经济因素和发展问题以其蔓延范围广、后续问题多、影响持久深入的特点成为2008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又一大热点。而维护国家的正常有序的发展，安全环境也在相当的程度上提升至更为重要的地位。如全球次贷所引起的金融危机产生的经济萧条、就业问题，油价大幅度变动对于世界格局的作用影响。

4，国家内外安全平衡的必要性

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关注的新兴领域，其跨国性的影响力使其在国际关系处理中得到相应重视;然而，国家内部的安全问题也在2008年集中出现并可能成为新的议题。国家必须充分均衡对待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关系，否则无法构建完整的国家安全体系，实现国家安全利益。如美国的对外反恐战争策略与对内的经济安全保障的不同侧重可能成为未来美国政策改革的重要方面。

2.2 2008年度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部分重大事件回顾

美国次贷金融危机

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又称次级房贷危机。它是指一场起始于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从而产生连锁反应，造成全球经济整体严重下滑、转变为影响经济发展、人口就业、社会稳定等多领域的综合性全球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以2007年2月13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发出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预警为信号，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2008年次贷危机正式成为影响全球多领域的严重的综合性危机。以2008年2月9日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联合声明指出次贷危机影响加大为转折点，相继出现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陷入严重财务危机并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全美最大的储蓄及贷款银行华盛顿互惠公司倒闭，美国通过85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为挽救濒于崩溃的金融体系、避免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美国、欧盟和日本、中国等国家共斥资约两万亿美元救市，全球各主要央行联手多次大幅降息以重振市场信心等重大事件。

索马里海盗问题

世界海盗高发区主要集中于北纬10度线的国际海运业的黄金航道，以亚洲的马六甲海峡、北非的索马里海域和几内亚湾的尼日利亚海域最为出名。国际海事局(IMB)海盗报告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马六甲共发生21起海盗袭击事件，索马里31起，尼日利亚42起——索马里还排在尼日利亚之后;但进入2008年后，索马里海域的危险系数急升，据设在肯尼亚蒙巴萨的海员救助组织说，2008年头10个月该海域已发生87起海盗袭击事件，占全球同期海盗袭击事件总数的四成以上。同时出现许多恶性严重事件：如8月20日，海盗们在一天之内劫持了3条国际船舶，10月1日叉在一天之内袭击了4艘船只，而9月25日劫持乌克兰军火运输船“法伊尼号”。

孟买恐怖袭击事件

2008年n月26日晚，印度第一大城市孟买发生特大恐怖袭击事件。恐怖分子对孟买市中心繁华区内的多个场所实施袭击，并用机关枪向民众扫射，这一事件造成近20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是印度今年以来发生的第10起恐怖袭击事件。本次孟买恐怖袭击事件以同时受袭地点多、伤亡惨重和对峙时间长而震惊全球，成为印度国内教派纷争、恐怖组织猖獗的集中体现。连续不断的血腥恐怖袭击事件已经使印度成为恐怖袭击高发国家之一。今年以来，此类恐怖袭击事件在世界各地接连上演。s月13日，印度西部拉贾斯坦邦首府斋浦尔发生连环爆炸，造成200多人伤亡;7月27日，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发生两起爆炸，致使100多人伤亡;9月21日，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万豪酒店遭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300多人死伤。在伊拉克、阿富汗恐怖袭击使当地民众依旧苦难深重。国际反恐形势依然严峻。

国际油价大幅涨落

2008年是国际油价最具戏剧性的一年：上半年节节攀升创下新高，下半年迅速跌落至4年低点。1月2日，纽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此后，油价继续攀升，7月11日，纽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创下每桶147.27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创下新高的油价立刻掉头向下。9月份以来，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路下滑。尽管欧佩克宣布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减产，国际油价18日盘中还是一度跌破每桶36黄元，创下四年半以来的最低。上半年高油价严重增大了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对那些依赖石油进口，对高

油价适应能力较弱、承受能力较差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油价飙升更是雪上加霜。下半年油价下跌缓解了全球的通胀压力，增大了各经济体中央银行的降息空间，使各国央行摆脱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同时应对“经济下行风险”和“通胀上行风险”的两难境地。大起大落的国际油价，对于世界的经济格局和能源结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巴以民族矛盾升级化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长期存在着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族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宗教分歧，并以耶路撒冷、加沙地区、约旦河西岸作为冲突的集中地。2008年年末矛盾进一步激化，升级为以军事手段出现的对峙和冲突，加沙地区的居民正常生活和生命安全深受影响。2008年12月18日，哈马斯与以色列为期6个月的停火协议到期。哈马斯即日起宣布结束停火，并不再延续。从19日至26日，哈马斯向以南部地区发射200多牧火箭弹和迫击炮弹。"2008年12月27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巴方至少225人死亡、700多人受伤。这是自1967年中东战争以来，以军袭击造成巴勒斯坦人单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2009年1月3日晚，以色列军队展开了对加沙地带的地面进攻。

3，2008年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背景成因分析

3.1全球一体化程度加深

首先，全球一体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先导的，其根本动力也正是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增强和协作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的提高。以2006年为例，以美元计价的全球货物贸易额(出口)达到111.762万亿美元，增长15.0%;服务贸易额达到27100亿美元，上升了11%，国际贸易增长高达8%，呈现出2000年以来的第二个高增长点;2007年世界货物贸易额增长1s%，出口总额达到13.57万亿美元;世界服务贸易额增长18%，比上年高近6个百分点，出口总额达到3.26万亿美元。另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相关数据，在2000—2007年间，世界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出口额保持同步增长，年均增长率都为12%。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2008年以前国际贸易呈现出相对强劲的增长态势，这很好证明近些年来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步伐日趋加快。劳动力、资本、商品、服务、资源等在世界范围内已实现一定程度的自由流动，各国的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利益共同体，休戚相关。同时这种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为国际社会在其他方面的合作提出更为迫切的需求与充足的物质经济支持。

其次，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伴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一体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国际市场体系、金融运作系统等经济制度体系也都在全世界范围内加以推广。与之伴生的，作为其上层建筑政治体系，从制度上和组织形式上也势必做出相应的调整;更多的区域合作、全球性协作共商机制也正逐步建立完善。由于一体化的趋势席卷全球，不同的国家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都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来，也就产生包括经济制度的差异、生活水平的差异、文化的差异、信仰的差异等因素在内的所引发不同领域、不同内涵的冲突与碰撞。

再次，某些关键性问题是全球所共同面临的，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都无法单独承担解决。当今时代许多世界关注的焦点都集中于一些影响全球的重大问题，如环境污染问题、气候变暖问题、能源紧缺问题、人口问题、贫困问题、发展问题等等。不一而足。但它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无论是影响的范围、还是治理的方式，从问题的产生、发展到治理都不同程度地作用于各个国家，更离不开世界的统一协作。因此。从处置全球共性问题的角度，垒球化更有其紧迫性和必要性。

3.2世界发展的形势更为严峻

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由战争的边缘走了出来;一般来说，世界、国家、个人所面对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军事威胁下的生存问题。虽然不排除局部区域仍然处于动乱和生存危机的境况，但是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然而世界发展形势整体并不乐观，仍然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

自然环境、资源能源问题等客观因素对于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显著。据世界上最大的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Re)的统计数据报道，2008年自然灾害导致23.8万人死亡。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是5月3日席卷缅甸南部海岸的“纳吉斯”热带风暴，专家早先曾表示，热带风暴共造成的财产损失估值为40亿美元。造成人员巨大伤亡的第二大自然灾害是中国四川特大地震。瑞士再保险公司数据显示，地震共夺去8.7449万人的生命。加之气候变暖、石油危机等具体问题都以不同方式极大地限制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人身、财产等方面的损失。大量的数据表明世界发展已经遇到来自于地球、自然界的多方面压力，形成未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一类主要矛盾。

民族对立、宗教矛盾、文化冲突等隐性矛盾依然存在，并有现实化、普遍化的趋势。一些隐性矛盾自古以来一直存在，并持续性影响世界的和谐稳定;然而在近几年，全球化趋势加剧了这种问题的尖锐性和影响力。又因为经济发展和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刺激了矛盾的加剧，增加冲突升级转化为更危险、伤害性更大的表征形式的可能性。大量的隐性矛盾通过长期的积蓄潜伏，以相当规模和方式爆发出来。而矛盾产生的严重后果又以连锁效应的方式诱变邻近区域或全球范围的重大危害。总体而言，这些隐性的问题矛盾还将长期影响世界的发展和基本格局，但需要警惕在短期内出现突发性激化、引起不可预估的威胁后果。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端倪，世界发展模式本身有待探讨。虽然近几十年来。以美国为带动龙头的世界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次贷金融危机也在关键时刻猛然敲响了警钟。从结构制度上，现在的全球化经济以消费观念为基础，提倡以信贷方式提前预支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一场经济发展模式变革到来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极度鼓励消费的发展模式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忽略了自然的承载能力，过分的享乐索取是行不通的。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努力，共同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除此之外，现存的国际体系中的组织、制度下仍有其不合理的地方：贫富差距、疾病流行、社会不公正、金融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也都是亟待解决。

3.3威胁因素综合化趋势增强

现代安全问题已不再是孤立静止的单一性问题，其中涉及到不同类型、不同种类的安全威胁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问题。在面对安全威胁因素错综复杂的交织状况下，冷静清晰的综合判断，认清安全问题的综合化趋势就显得尤为重要。

安全威胁类型间的模糊性增强。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转化为例：在一定条件下，一些原属于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可能演变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如一国内部少数民族问题、宗教冲突、经济危机、国家内乱等问题可能超越车轮

而“外溢”，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邻国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使之成为跨国性的安全问题。而传统安全问题也可以引发非传统安全问题，比如战争所产生的难民潮、疾病流行等“次生性”灾害。同时，安全问题也不是简单地划分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更多的是两种类型的。安全威胁因素之间作用与反作用，共同导致危机灾害的发生，构成安全的重大隐患。

安全威胁因素影响的不确定性提高。国际间交流和国家内部组织、个人、团体的联系越发紧密，任何一点小的冲突摩擦都有可能促发“蝴蝶效应”，引起大规模的动荡。而问题与问题彼此间的关系可能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构建起来。这种多渠道、多可能性的客观联系也因为世界利益格局的一体化与各领域问题的连带相关性而越发牢固与增强。比如，2008年上半年国际石油价格飙升，作为世界产油大国的俄罗斯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丽美国的国家经济受到极大的影响，从而间接促使在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在南奥塞地问题上以强硬的军事冲突手段加以解决;而下半年石油价格下跌也在很大意义上打击了俄罗斯的经济，无形中消耗其战略能力，从而出现美俄、俄格关系的暂时性缓和。因此，安全威胁已经不是可以用简单的逻辑来完全预知的，而必须尽可能全面系统的理解其内在规律，才是切实可行，具有一定指导和实践意义。

4，针对非传统安金问题新趋势国家安全战略的应对策略

4.1基本出发点

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主权国家仍是作用于当代安全问题的最主要的主体。伴随着新的国际安全结构与格局的产生与变化，大量的非国家行为体(比如OPEc、联合国、红十字协会、跨国公司等)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整体安全环境出现多元化、复杂性的发展趋势。同时，对于个人安全和社会安全的重视程度的提升。也为国家行使其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力、处理实际安全问题提出新的挑战，但是不可否认人的安全是目的，国家安全是前提，“安全研究与实践的参照物仍是国家”。

国家传统安全的核心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稳固。国家安全利益可分成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而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政治经济秩序正常化运转就是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以国家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安全仍然具有相当重要意义，切不可因关注非传统安全因素，而造成对传统安全问题研究的偏废。

为国家提供稳定、发展而有序的安全环境和秩序成为国家安全的基本要求和必备要件。国家安全战略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利益和国家发展利益两方的考虑，而发展利益的本身是以安全利益为条件和前提的，没有相应的安全作为基础，国家发展利益也就丧失基本的保障;反之，国家发展利益得不到有效地实现，国家安全利益就不可能具备充足的物质支持，不可能持久的得以维护。

4.2战略调整的基本原则

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需要基于客观的战略目标、战略环境和战略格局的基本判断。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是国家针对当前安全形势的变动、国家的安全利益的调整、战略文化和安全观的改变等客观因素的变更而引起决策者对于基本形势的判断决策，进而采取应对、行动和施加影响的复杂过程。其中，战略目标的确立原则是以对于国家安全利益的客观分析和判断为基础的深入分析有利于分清国家所面对矛盾的主次关系和解决问题的优先顺序;而战略环境是对于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全面而整体的反映，最为重要的是以时代观的判断为依据，为未来的战略决策提供基本的参考依据;战略格局的理解，尤其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体系的分析为战略制定和执行过程创造了发展的平台和实现的基础。

不同范畴、类型的国家安全利益需要以其重要性与紧迫性综合考虑，确定优先级，进而指导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无论是非传统安全因素，还是传统安全因素都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简单地、无差别地对待各种因素是极不可取的。因此需要系统化地、分层次地、分特征地针对不同的安全问题进行一定的排序，从而确定具有针对性的战略方案。排序的原则可以从安全问题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性程度与该问题有待解决的紧迫程度两方面综合考量评估，以此为基础确定战略决策的优先顺序，最终根据问题的综合评定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需要考虑国家实施该战略的战略成本和战略能力，首先，任何战略的达成是需要以相应的战略成本为代价。因而，为保证战略实施的有效性和必要性，要正确地针对战略目标价值和战略成本完成评估后，并进行充分的比对衡量，分析利弊得失，防止出现得不偿失的不恰当的举措，影响国家安全的整体利益。涉及到战略操作过程中可以视具体情况对于战略实践提供不同的决策指导意见，结果包括战略目标的完全实现、部分实现乃至最终放弃。其次，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调整需要冷静地思考本国是否具备了达成特定战略目标的战略能力。其中战略能力内涵比较广泛，既包括国家的军事实力、经济基础、人口规模等硬实力，还包括社会动员能力、战略实现决心等软实力。如果脱离实际战略能力不计后果的硬性举动，很可能造成战略本身的可行性存在着极大的缺陷。当然，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如外敌大规模入侵、国家主权受到严重威胁等情况时，即使不具备相应的战略能力，也要坚决地将国家安全战略加以贯彻实施。

4.3新条件下的战略走向

伴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优先级的提高，势必将类别众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提升至战略的高度。首先，非传统安全因素本身所具有的转化性特征，使得某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一定的条件下矛盾激化，有可能转化为依靠军事手段的传统安全问题，甚至演化为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这就促使国家将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综合性的考虑处理。其次。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以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层次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国家、社会的稳定;一些非军事、非政治领域的问题甚至能从根本上影响整个国家安全利益的存在。“任何一种政治、经济、外交手段，都有可能替代军事手段而成为国家及整个人类的安全大敢。”再次，传统安全已不能涵盖包括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领域安全问题的拓展，同时也限制对于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公民安全等重要安垒层次的兼顾，因此非传统安全的战略性思考拓展了安全问题的维度，提升了战略思考的深度与广度。

重视国家安全战略中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地位，尤其事关经济，能源、环境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促使各国日益重视本国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从而导致国家由应对传统军事威胁的安全重心，将其重点转向国家发展这一核心理念。而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直接制约国家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的稳定有序，这就提出如何处理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突出矛盾的问题。而这些非传统意义上的矛盾，如金融危机、生态环境恶化、能源匮乏、贫富差距等，已不再为特定的

国家所独有而是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共有的问题，甚至一国所引发的国内危机可以扩散至周边地区、乃至全球;某一个领域的安全问题也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涉及其他相关领域，进而影响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大趋势。为了面对新的挑战，必须重新调整国家安全发展战略，重视提高国家的综合安全保障能力，尤其是以经济等要素为代表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等方面的安全系数。

国家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并重，两者必须均衡发展，互为补充协调。“从系统国家安全观来看，国内安垒是国家安全的内因，是根据;外部环境的威胁和侵害是外因，是条件。”两者互为依托、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国家整体的安全利益。近期以经济问题、环境问题为代表的国内安全挑战日益严峻，使传统意义上更为关注以军事安全为内部的外部安全重点型的国家安全战略产生一定的调整。从国家利益的比重角度分析，国家的内部安全利益无论从数量还是重要性方面都并不输于国家的外部安全利益。通常情况下，免除国家内部安全问题的意义要远大于免除国家外部安全威胁和危害。只有解决处理好内部因素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影响，才有能力、有可能进一步免除来自于国家外部安全威胁。其次从国家的威胁与危害程度来看，全球金融危机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和人口的失业问题、环境恶化所导致的生存问题，都证明国家内部安全问题已上升至不可忽视的地步。“当强调国家安全的同时却不能保证国内人民的生存条件时，那么国家安全概念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因此，国家内部与外部安全必须同步思考，在统一的国家安全战略布局体系中发挥作用。

尊重差异性，因地因事制宜，大力增强国际安全合作。此处所提的差异性主要是指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和安全因素间的差异性。新的国家安全观是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广义安全观念与现实存在，包括以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为重点的传统安全，也包括涵盖领域广泛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由于各个国家的现实面对的安全问题的类型、危害程度、优先等级等现实状况都有所不同，因此不可一概而论，以同一标准来对待处理不同国家的安全问题。同时，因为新的国家安全包涵众多不同的方面问题，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其问题的产生根源，治理方式、外部表征等多方面的巨大差异，需要根据威胁因素自身特点和客观规律综合地处置解决。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又因为以非传统安全为代表的新安全问题的成因潜在性、传递扩散性、表现跨国性和治理综合性，呈现出从安全问题始发、演化、暴发最终到治理的全过程国际化的趋势，所以国际安全合作是未来处理安全问题必然的发展方向。

4.4战略调整的具体措施

面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发展新趋势，国家安全战略必然需要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和应对。而国家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具体措施的执行主体，因此选择国家作为研究和分析问题的对象也是比较合理和可行的。

国家对内措施：

1，综合系统客观地分析安全问题的成因，从根源上消除或缓解问题的矛盾。安全问题对外表征与其真实问题的成因往往并非一致，单纯地应对某一问题往往收效甚微。由于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相互演化，以及威胁来源的隐蔽、复杂和多样性都决定了许多安全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和孤立的，一些新型安全问题的日益显著也是经过长期的潜伏发展的过程，所以要从源头人手，才可能使问题得到根本性地解决。

2，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危机应急处理机制和安全体系，充分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近来为数众多的灾难和危机是以突发的形式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后果的，诸如恐怖主义、非法移民、流行疾病等。如果没有完善的安全应急机制，按照预先准备的预案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有效地控制安全问题的扩散和蔓延，其所影响的范围很可能不只是单独的哪个国家或哪个地区的问题，而危害的深度也很可能远非某个国家、某个区域、某个群体或个人所能承担的。

3，合理科学调配资源，实事求是地按安全问题的优先程度加以处理。有的学者提出“非传统安全的领域过于宽泛，导致资源的‘少’与安全目标的‘多’产生矛盾。”一些对于安全阿题的“泛化”和战略资源的稀缺性的担忧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思考，但是如果能掌握好优先原则，系统化分情况地加以对待，就不会造成上述这种问题。首先，应当将涉及国家安全的各领域安全要素统统纳入到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范围中来。这样，才能保证在战略的制定和实践过程中不会出现偏颇、失衡的问题。其次，应当将所有安全要素，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要素，统一地按照优先处理的评估原则加以排序，科学、合理、综合地确定资源的使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诉求。

4，积极深入地利用包括舆论宣传在内的多种方式手段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国家安全利益的实现需要硬性的经济投入、军事保障等内容，同时还需要以社会动员和政治动员为代表的软性实力贯彻进行。而安全问题本身也是多种锈域、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激发的结果，所以治理和解决问题的手段途径也应多样化，综合化。其中，以媒体宣传为例，作为公共空间的重要成员和社会的重要公器，实时参与各类公共危机的发生、发展和解决的全周期，在此过程中作为一个重要角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具有相当的发展潜力与提升空间。

国家对外措施：

1，根据实际国家安全的需要，合理地对外表达国家的正当安全诉求。虽然各个国家安全观均有所不同，导致在其指导下的圜家安全战略也有所差异，但是一般来说，国家安全观的性质取决于国家安全利益的性质。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为判断标准，安垒利益可以分为台法，正当与不合法、不正当的安全利益。建立在维护权利基础上的国家安全利益则是平等的、正义的国家安全观，是按照鼠际法的基本精神来规范和调整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关系的安全观。然而，国家在对外表达实现合理的安全诉求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方式方法的问题，在适当的舆论的准备和互信沟通之后，再有步骤、有节制、有策略地开展战略实践。在处理实际问题时，需要以全局观为基本标准，通过细致客观地分析，采用诸如协作互助、适度避让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最终达到维护国家正当安全的目标。

2，以“人类安全”为出发点，非传统安全问题为切入角度，进一步切实推进和发展合作安全。根据1994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发表的主题为“人类安全的新领域”的《人类发展报告》可知，面对许多跨国性的安全问题，如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等已经成为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任何国家、地区、组织或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人类的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核心问题;各国都在面临一些存在增长中的共同威胁;一些危害人类安全的问题不再是孤立的，限一国之内的事情，会波及扩散至全世界。而且在处理大多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全球变暖等问题上，世界各国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和应对对象，更易于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因此各国之间更容易在人类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议题上达到共识，为未来国际深入合作，实现更大范围的共同安全打下相对扎实的现实基础。

3，国际安全合作还应增强综合安全意识，兼顾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问题，防止二者相互转化。全球化的发展、经济一体化的社会现实都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安全问题国际化、多样化、复杂化。由于存在着安全问题所涉及领域和所波及地域的差异性，所以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作用;并且出现一种安全因素在特定条件下促发另一种安全问题的情况。直接导致所有的安全因素必须综合对待处理，形成全面完整的综合安全意识。同时，要着重警惕出现不同种类的安全问题相互激发，致使矛盾升级复杂化，增大处理问题的实际难度。

5，结论

非传统安全问题引入、关注有助于以更为全面、更为新颖的视角来综合地看待安全问题，使得当代安全的概念内涵与思考维度都得到极大的拓展和有效利用。在当今世界体系中，国家作为最主体的执行维护安全的行为主体，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调整都起着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面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突显的当今世界情况，国家安全战略应当客观的、系统的、灵活地应对处理各类安全问题，增强国际合作，保障国家的安全利益与和平发展所需的安全环境，建立起全领域、多层次韵、以正当国家安全诉求为基础的安全体系新框架。

作者：夏超然

传统国际法问题论文 篇2：

浅析亨金在国际法上的主权思想

摘 要：“主权”是传统国际法理论构架的基石，但此概念自引入国际法后一直争议颇多。本文简要梳理了传统主权理论和国际法上的主权学说，以期形成对比从而更有针对性地鉴别亨金的主权思想;重点分析了亨金在国际法上的主权思想，并将其概括为辩证的、务实的、动态的主权观，进而从国际人权法、国际立法以及国际秩序三个方面阐述亨金主权思想的积极影响。

关 键 词：亨金;主权;人权;国际法

收稿日期：2012-03-14

作者简介：王芳(1980—)，女，江苏苏州人，复旦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博士研究生，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涉外民商事与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知识产权法。

路易斯·亨金(1917-2010)，是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美国国际法学界最著名的学者之一。[1]作为《美国对外关系重述》(第3版)的首席报告人，亨金在国际法上的主权思想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主权观。《国际法：政治与价值》一书较为完整地反映了亨金的主权观。然而，有些学者从该书的“主权神话”一词中误读了其主权思想，并称亨金是主权消亡论者。笔者认为，亨金抛弃的是“主权”词汇，而非主权观念。“主权”一词源自于西方政治学，[2]寓意国内最高治权。此概念被引入国际关系及国际法后，一度引发了诸多讨论，诚如有学者所言，“主权是国际法上最有争议的概念之一”。[3](p283)

一、主权理论及其演变

(一)传统主权理论的沿革

主权学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及古典罗马法。[4](p2)当时存在着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斗争，亚氏证明了多数人统治的正当性，为主权学说之争提供了基本命题。在其影响下，圣·托马斯·阿奎那提出：“最高权利纯粹源于人类的创造——也就是人民的创造，与上帝创立的教会相对”。[5](p3)但这种最初的“人民主权”观念并没有使主权概念得到高度发展，完善的主权学说的展开要等到民族国家的形成。[6](p3)法国著名思想家博丹在其《国家论》(1576)一书中系统论及到国家主权，[7]主张主权是国家绝对和永久的权力，是不可分且不可剥夺的。这种较为绝对的主权观与其身处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当时法国正处于从封建主义向中央集权国家过渡的阶段，需要将国家利益置于宗教和个人考量之上，但博丹在政体上却强烈支持君主专制。其后的英国学者托马斯·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1651)中对专制主义做了更为彻底的论证，甚至认为人民从来就没有拥有过主权。而后洛克提出主权在民。卢梭也认为，主权来源于个体独立意志自愿结成的契约，是不可分割、不可让渡、绝对的，人民主权学说被推到了顶峰。康德①深受卢梭的影响，虽其形式上接受了契约理论，但事实上却否认契约的现实存在，在他看来，契约“纯粹是一个理性观念，而非历史事实”。[8](p31)主权是绝对的但同时又存在着一些不能逾越的界限。法国大革命还带来了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期的神权主权理论、②世袭制主权理论③以及理性主权理论，④但这几种学说对主权理论的发展贡献不大。后来，在19世纪的德国，其各邦政治理论经历了从“人民”主权向“国家”主权的发展。[9](p69)因传统人民主权学说将“人民”等同于和统治者对立的被统治者，且与18世纪的契约论和法国大革命的过火行为结合在一起，故遭到了各方观点的夹击。而后衍生的“国家主权”学说被视为体现了更为民主的观念。该学说认为“国家”并非个体的总和，而是一个现实而非拟制的有机体，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国家享有的主权是统一、不可抗拒的且不需承担责任，但主权并非完全没有限制。[10](p102)

纵观传统主权理论的变迁不难发现，这些学说主要围绕主权的来源、归属、性质、地位等问题展开，解决的问题大多囿于国内政治。由于各时期的主权理论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主权学说还为同时期国内政治的权威及合法性、国内权力的分配以及统治和服从等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虽各主权理论表述不一，但从主权的归属或行使主体角度出发，上述主权理论可归纳为四种学说：君主主权、议会主权、人民主权和国家主权。[11](p11)且具有如下共性：其一，主权的不可分性，即主权者所拥有的最终权力是统一的;其二，主权的绝对性。虽有部分学说认可主权的适当限制，但这些限制中“没有哪个是政治上的限制”。[12](p185)

(二)国际法上主权理论的变迁

伴随国际法的产生，主权理论在国际法上也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和发展。主权概念得以进入国际法领域，则是“国际法之父”雨果·格劳秀斯(1583-1645)之功。[13]他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阐述了主权是国家在国内的最高统治权，但对外是平等的，认为国家间的行为需要受到国际法的约束。如在《捕获法》中阐明的第12项法：“非经司法程序，任何国家或公民不得寻求对其他国家或公民行使其权利”。[14]其后，自然法学派另一代表人物普芬道夫(1632-1694)指出，主权是最高的，但并非绝对的。并提出了各国的自然平等权，这是他对国际法的一个重要贡献。[15]英国功利主义法学派创始人杰里米·边沁(1748-1832)则认为，主权是有限的，对内受到功利考量的制约，对外受到特定国际公约的限制。实在法学派代表人物奥本海(1858-1919)认为：“主权是最高权威，这在国际上并非意味着高于所有其他国家的法律权威，而是在法律上并不从属于任何其他世俗权威的法律权威。因此，依照最严格和最狭隘的意义，主权含有全面独立的意思，无论在国土以内或在国土以外都是独立的。”[16](p92)规范法学派创始人凯尔森(1886-1973)则否认主权绝对论，认为国家应受到国际法的支配，国际和平的重要一步是“建立具有强制管辖权的国际法院”。[17]通过对上述不同国际法学派主权观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共识：其一，主权是国家的基本属性，对内最高，对外独立;其二，国家主权的相对性受到国际法的限制。

受上述国际法理论学派的影响，各国目前持主权肯定论的学者对主权在国际法上的观点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英国国际法学者布朗利认为，主权体现了国家与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包含国家领土之上立法权限在内的管辖权。美国学者杰里米·拉布肯认为，主权意指独立。德国学者魏智通认为，“国家主权首先体现在国家只受国际法调整，即国际法的直接效力。除此以外，主权还表现为尊重其他国家主权独立的义务”。[18](p237)前苏联学者童金认为，“国家主权意味着在本国领土上的无限权利和在国际关系中的独立性”。[19](p116)我国王铁崖教授认为，“主权在国内是最高的，在国际上是独立的。”[20](p67)梁西教授认为：“国家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在国际法上是国家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内外事务的权力。主权是每一个国家所固有的，并非外界所赋予。”[21](p64)可见，主权在国际法上一般被认为对内具有最高性，对外意指一国对他国的独立性。有些学者甚至明确提出了内部主权和外部主权的概念。①与此同时，因受到国际政治界务实主义和功能性分析的影响，学界也出现了一些否定主权的观点，如法国公法学家狄骥认为，主权是凭空臆想的虚构，否定了国家主权的客观实在性。[22](p112)美国国际法学家杰赛普和英国国际法学者布莱尔利也持有类似观点。部分国内学者认为亨金也是主权消亡论者，②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亨金要摈弃的仅是“主权”词汇，绝非全盘否定主权观念;相反，亨金在国际法上的主权思想极为丰富，远非一语“主权摒弃论”所能概括。

二、亨金在国际法上的主权思想

亨金的主权思想可以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国内而言，亨金认为“最终权利(亦即主权)在民，因为合法的政府产生于并且依赖于人民的同意。”[23](p6)因其国内主权观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所以本文将着重分析亨金在国际法上的主权思想。①在亨金看来，“国际法是国际政治体制的规范表述”，[24]故国际法上主权的探讨也离不开国际政治体制。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到来——没有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核武器带来的毁灭性惧怕。这个改变带来了支配国际体系的政治力量、政治特征、国际价值的改变和修正。[25]亨金希望，冷战的结束可以使各国不再错误地援用“主权”这个词汇，这个词语阻碍了国际法以及法律体系中假设和公理的现代化和发展，阻碍了国际立法和国际法的遵守，也阻碍了规制干涉、使用武力的法律和制度的发展，还不利于国际法院以及其他争端解决方式的管辖和判决的发展和现代化。[26]

(一)两分法的主权观

亨金在《国际法：政治与价值》一书中提到“主权的神话”。认为主权脱胎于国内的君臣观念，是内部概念，在国际关系中“主权”是一个不好的词汇，因为其代替了思维和准确性，且不具有国家之间关系的含义，故这个术语在国际法上不合时宜。进而，亨金提出，“应当‘分解’主权概念，确定‘主权’的内在因素或者源自‘主权’的因素，从而确定在21世纪的国际体系中那些对‘国家’而言合适的、有用的内容”。[27]而另外一些粘附在“主权”上的因素则是比喻和假象，应当予以摒弃。对于主权，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⒈应予保留的内容。主权中一些内在因素构成了当代国家的基本特点和指针，如独立、平等、自治、本国领域内排他性控制和管辖权、作为“人”的国家、领土完整性和权威性、不可干涉性以及作为单一整体的国家等，这些内容体现了国际法上国家合法的主张和价值，构成了国家在国际上正常交往的基本条件，在国际法上仍占有重要地位，应当予以保留。比如，亨金在其《真理与强权》中谈及的自卫权、反对干涉的权利：“宪章关于国家自治的基本义务要求各国允许别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内部发展。外部力量不得对承受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施加重大影响”，[28](p63)这就体现了主权中所含有的领土完整和不可干涉性。再如“国家自治”，亨金认为，正如社会中的人需要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国家和政府在国际社会中也需要这种权利。

⒉应予摒弃的内容。主权中除了上述应予保留的内容，在亨金看来还有一些过时的糟粕需要摒弃，因为“这些是没有价值的，甚至对人的价值具有破坏性”，②这些是“有问题的假设和不受欢迎的附加”，[29]且国内语境中的主权观运用至国际社会带来了歪曲和误解。国际上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合作，不仅需要国内体制，还依赖于国际法规制的国际体系。亨金列举了一些主权概念中应当被抛弃的消极因素，如国家发动战争的权利、国家以主权为由拒绝合作的行为：国家主权不意味着孤立主义，不意味着漠不关心和责任的缺失，不意味着拒绝承担义务和不遵守国际条约，不意味着豁免等等。亨金看来，这些传统主权中所含有的糟粕在国际交往中都应予以去除。

(二)务实的主权观

亨金在《国际法：政治与价值》中谈到该书的第三个主题是：“从概念主义到功能主义，从抽象概念的逻辑推断到对人类社会新旧问题实际需求和解决的务实关注”。[30]这种务实的精神也贯穿于其主权思想中，即使针对主权中那些应予保留的因素，亨金也认为应立足现实，做出适当的限制和调整。

⒈以立法管辖权为视角。管辖权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国家主权的具体体现。传统国际法上主要有属地和属人管辖权，但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和法律问题的日益复杂，管辖权的传统分类已不能满足现实需要，新的管辖权类型逐渐产生。如基于国家利益的保护性管辖、基于受害人利益的消极人格管辖以及针对国际公认罪行的普遍管辖权等，这些管辖权已突破传统管辖分类，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国家自治和不可干涉的“入侵”。但亨金认为，这些管辖权是应时而生的，满足了现实需求，从功能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应予肯定;那些信守主权绝对概念和传统管辖权分类的观念则是不切实际，应当抛弃的。此外，针对国际立法管辖权的冲突，亨金重申了《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中的“合理原则”，③考虑到国际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和国际罪行的日益猖獗，亨金提出此原则作为调整立法管辖权基础的时机已经成熟。合理原则充分体现了功能主义理念，与亨金务实的主权观不谋而合。

⒉以国家豁免制度为视角。国家豁免制度主要基于主权中的平等原则，即平等主权主体间无管辖，因而一个国家、国家机构及相应的财产可免于他国审判和实施的管辖，这对保持各国间独立以及友好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亨金指出豁免制度在国际法上有其相应的功能，应予保留。随着国际上国家与私人间交往的日益频繁，国家作为私主体身份从事的商业性行为也逐渐增多，继续适用绝对的国家豁免制度已产生了法律上的不平等和利益的不平衡。此时，“主权的概念主义已经失去了以往不可抗拒的力量”，[31](p384)限制豁免理论①应运而生，虽然该理论尚未得到普遍接受，但这并不影响其存续和发展，因为它有着功能上的积极效果，满足了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亨金指出，应当摆脱主权的僵化概念以及绝对豁免，“未来的豁免法应反映该体系的真正需要及其价值，国家的价值和人的价值”，“法律应逐步减少豁免”。[32](p395)

(三)动态的主权观

亨金指出，“主权的政治含义为国内社会的最高权威，但其被引入国际社会后，就成为国际规制、国际法发展以及人的价值实现的障碍”。[33]因此，国际法上的主权涵义应当随着国际法以及国际体制的改变而作出动态调整。

⒈以国际人权为视角。亨金认为，“权利意味着善、满足感、幸福和神圣自然的秩序”。[34]权利内涵上的共性使得“人权概念被认为是普遍和国际的”，[35]人权问题日益受到国际关注。亨金认为，“自治是国家的一个重要价值，但并非铁律”，[36]对人的尊重也应该成为主权的一部分内容。此外，国际人权法的特殊实施机制也一定程度上削弱和贬损着国家主权。如自我报告制度②就是“主权减损的一个体现”;[37]还有国家授予委员会调查、裁决的权力，更无疑是对国家主权的侵蚀。“这种变化在概念上是大的，但在实际上却是小的”。[38]亨金指出，国家主权正在受到人权运动的威胁，但并没有消失，一方面，基于“事实上人权和人权运动有赖于政府和国家体制”;[39]另一方面，当一般人权的违反不构成“和平的威胁”时，不允许一国对另一国以违反人权为由采取单边措施，“否则将威胁到国际和平和联合国宪章最初的宗旨，导致单边武力的滥用”。[40]基于此，亨金主张应当“努力使主权变得与人权更加友好”。[41]

⒉以国际体系为视角。目前，国际体制仍主要由独立的国家组成，但正悄然发生着变化，个人的地位在国际法上日益受到重视。国际体系正从原有的国家价值向人的价值以及人类整体福利演变，集中体现国家价值的主权含义也随之在改变。正如亨金所指出的，“国际体制已变化，国家不应再沉迷于‘主权’的教条”，“‘主权’并不意味着无法无天，‘主权’包含着同意被规制以及寻求国际良好规制的权利”。[42]提出国际体系的发展可分为自由、合作、福利三个阶段，目前本质上仍处自由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信息网络的日新月异，互相依赖性推动了国家间的合作，但并未明显减损国家主权。于此同时，人类共同议题的兴起，如环境保护、人权发展、恐怖主义等问题，国家边境更易受到侵犯，若各国仍信守自治和不可干涉不可动摇的话，则“没有一个主权国家能够有足够的‘主权’来解决上述问题”。[43]

三、亨金在国际法上主权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在国际人权法方面

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前所未有的灾难，人权问题日渐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人的价值也不断渗入国家价值，冲击并修正着国家主权，也促进了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其一，在国际人权立法上。世界人权运动是由《联合国宪章》③发起规划的，[44](p515)并“刺破了国家边界和主权的面纱”。[45]而《世界人权宣言》的重大意义在于有效促使了人权观念自愿和普遍的接受。随后，国际人权公约逐渐增多，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还有涉及特定权利的公约及地区性公约，如《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等。每项公约均是国家间的协议，以各国承认并尊重为条件。可见，国际人权公约的发展，体现着国家主权的让步和限制，也印证了亨金辩证、动态的主权观。此外，人权非条约法也有增长势头，该立法形式源于对南非种族隔离的国际反应，第三世界国家及其他一些国家认为这种行为非法，尽管当时南非共和国强烈反对，但仍不能阻碍“种族隔离为非法”该非条约法的产生。其二，在国际人权法实施上。国际人权法的实施不同于其他国际法，因为履行国际人权法最终是国内的事情，故国际上建立了一套特别的实施机制。根据国际条约设立的人权委员会是条约的监视机构，接受国家有关履行条约承诺的报告，有的委员会还取得了调查权，可以为了调查某些信息访问特定国家的领土，如《反酷刑公约》下的反酷刑委员会。有的地区性人权公约还设立了人权法院，受理侵犯人权的指控。此外，国际政治机构也推动着人权法的实施，如联合国下属各机构通过谴责、制裁的决议对侵犯人权的国家和行为进行指控。当某些国家和地区出现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违反人权的行为时，联合国安理会还可通过做出经济制裁、军事行动的决定或建议进行集体人道主义干预。同时也应看到国际人权法发展面临的障碍，基于国家的不可干涉性，国家价值还在对权利施加种种限制，如人权中的一些权利尚未得到承认、公约的保留事项等，故亨金希望“各国不要将主权作为人权保护的障碍、不关心的借口或孤立主义，而是体现出一种责任和机遇来保卫人权”。[46]

(二)在国际立法方面

国际法上主要有两个法律渊源：条约和习惯。从本质上讲，两者都有赖于“国家同意”原则——体现了国家自治和主权。目前，主权的神话、对国家自治与不可干涉的承诺仍是制定所需法律和有效实施已有法律的主要障碍。[47](p421-422)亨金主张，主权观应根据国际政治体系的变化适时调整，不拘泥于概念本身，从现实和效果出发看待主权，有利于对国际问题达成共识。目前，国家同意这一前提已有放松之势，有效促进了国际立法的发展。首先，各个领域国际条约不断增多的现实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主权的自我限制。其次，在国际习惯法上。比如，新设立的国家必须接受其进入国际体制前已经存在的国际习惯法，而不能援用“国家不同意原则”主张该习惯法对其不适用，即“作为加入国际体系的条件，所有的‘俱乐部’规则对新国家有约束力”。[48]另外，现代国际立法上还存在一种趋势——以习惯为手段来替代条约进行有目的立法，[49]如规制核武器以及种族隔离的相关习惯法。这种“习惯立法”可规避“国家同意”产生的障碍，约束那些本来不同意签订国际条约但对习惯默认的国家。“有目的的习惯法在功能上是令人满意的，虽然在概念上并非如此”，因为“其源于国际体制的同意而非国家的同意”。[50]最后，从国际强行法看，它是“国家同意”的例外，其不以所有国家的同意为前提，也不允许任何国家的反对。二战后，国际体制接受了强行法，并认为其是最高的、不可贬损的法，如禁止使用武力、禁止种族灭绝、种族隔离等，因为这些法律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国际政治、道德的内在直觉”。[51]上述国际立法的现实体现了主权在国际立法的限制和贬损，从而也充分印证了亨金主权思想的合理性。

(三)在国际秩序方面

目前，国际秩序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单边主义倾向、不安定因素增多等特征。亨金敏锐地观察到了国际秩序的现状，指出传统主权概念的弊端，并要求根据国际体系的现实调整主权观，以利于公平和福利的国际秩序的创设。其主权思想对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意义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从自由到福利的国际价值秩序。目前的国际社会中，尚不存在超国家的世界政府，各国往往基于国家自治从己国利益出发行事，国际秩序呈现出一种自由的状态。然而，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和国际共同议题的出现，各国逐渐意识到人的价值和全人类的整个利益，“国家主权不意味着无政府状态”，[52]国家自治和不可干涉的绝对性有所松动，国际秩序朝着全人类的福利方向发展。其二，从单边到多边的经济合作体系。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大国在诸多问题上奉行单边主义的现象时有发生，如美国利用其关税法中的第337条款对进口贸易中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国家实施单方制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各类国际经济条约不断产生，各国间的合作日益密切。特别是WTO出现后，国家间贸易争端可诉诸于其争端解决机构，各国在经济领域的争端趋于多边体制解决。其三，从不安定到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政治秩序。目前，国际上基于种族、宗教、恐怖主义等问题的各类冲突层出不穷，不安定因素仍继续存在。有些国家还借用民主、人权以及反恐等名义公然对他国进行干涉甚而使用武力，如美国在1983年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对利比亚实施的轰炸，1993年又以消除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伊拉克发动了所谓“先发制人”的自卫。亨金对美国的上述行为表示了质疑，并认为如果一味扩大“武装进攻和自卫的含义，增加禁止使用武力规定的例外和允许军事干涉的情形，将会破坏宪章法则和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53](p60)各国只有通过平等交往、尊重国际法、利用国际机制化解冲突和矛盾，才能稳步推动国际秩序向和平与安全迈进。

主权学说的演进史已经说明，主权概念的进化来自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主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获取新的内涵和价值。亨金并未拘泥于概念本身对主权内涵、地位、性质等作微观界定，而是将国际法上的主权视为一个变化的概念，促进其与时俱进的发展。作为一个务实主义者，亨金也看到了现实中主权的变化是微小而缓慢的，因为仍有许多国家撑着“主权”的大旗抵制国际规制与合作。不管现实如何，亨金还是在呐喊：“为了使人们能够生活在一个有尊严的世界上，各国应在行使主权时，同意国际规制并帮助建立良好的国际秩序”。[54]同时，当代国际法上主权的探讨离不开人权，正如著名学者王逸舟提出的那样，“代表时代特征的主权观念，必须放在一种全面的人权观之下加以透视”。[55]总之，紧扣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的脉动旋律，用辩证、务实、变化的眼光看待和发展主权理论，就是亨金主权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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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See Louis Henkin，International Law： Politics and Values[M].Kluwe Academic Publishers，1995，at4.

[25]Id.at 1.

[26]Id.at 2.

[27]Id.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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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Id.at 6.

[30]See supra note 31，at xi(preface).

[33]Louis Henkin，Human Rights and State ‘Sovereignty’，25 Ga.J.Int'l&Comp.L.31(1995/1996)，at 1.

[34]Louis Henkin，Rights： here and there，Columbia Law Review，81 Colum.L.Rev.1582 (1981)，at 19.

[35]Louis Henkin，The 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the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at 1.

[36]See supra note 36，at 7.

[37]See supra note 43，at 6.

[38][42][51]See supra note 43，at 7.

[39][41]See supra note 36，at 4.

[40]Louis Henkin，Gerald L.Neuman，Diane F.Orentlicher，David W.Leebron，Human Rights，New York Foundation Press，1999，p711.

[43]See supra note 36，at 3.

[44]路易斯·亨金著.(美)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宪政与权利：美国宪法的域外影响[M].郑戈等译.三联书店，1997.

[45]See supra note 45，at 6.

[46]See supra note 36，at 8.

[48]See supra note 31，at 36.

[49]See supra note 31，at 37.

[50]See supra note 31，at 38.

[52]See supra note 36，at 7.

[54]See supra note 43 at 8.

[55]王逸舟.主权范畴再思考[J].太平洋学报，2000，(04)：10.

(责任编辑：王秀艳)

作者：王芳

传统国际法问题论文 篇3：

网络信息安全的国际法规制

摘要：“斯诺登”事件以来危害国际网络信息安全的行为发生了新的变化。不同于传统国际法中领土安全的有界性，网络信息安全的虚拟性、无限性都是对传统国家管辖权的突破。新型网络信息技术的侵权行为严重挑战了国际网络信息秩序和危害各国的国家主权。为应对危害网络信息安全的新型侵权行为，国际社会应该加快推进维护网络信息安全国际公约的成立，加强维护网络信息安全的国际合作。

关键词：网络信息安全;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国际公约

作者简介：刘璐琦(1991-)，女，汉族，山东东营人，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法学。

一、维护网络信息安全的必要性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发展，现今世界各国联系越来越密切。不同于传统国界的有限性，网络世界的无限延展性在全球形成了一个超主权国家管辖范围的空间。新型的网络空间超越了传统主权国家的管辖，对所有国家存在着潜在的侵权威胁。

现今，网络信息技术已经全面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且已经演变为全球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已经成为一国的新型战略资源，信息涵盖了大量的利益，小到网民的隐私权等个人权益，大到社会公共利益乃至关系到各国的主权利益。基于利益的考虑，在网络信息技术的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国家、组织和个人破坏网络信息安全的行为。相较传统的国际关系，网络空间引发的利益冲突关系更为复杂。一方面，由于网络技术和应用的不断创新，网络信息将整个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网络信息安全可能涉及所有的网络使用者，一旦发生侵权行为就突破了传统国际法的管辖权，影响范围涉及多国家。另一方面，由于国际法体系并不存在普遍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并且各国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不对称性使得各国网络立法存在界定是否构成网络信息侵权的标准不一。难免出现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强国依靠自身的先进技术肆意侵害他国网络信息安全，干涉他国内政，对他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甚至是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的管理面临新的挑战。首先，当前网络并非由政府机构完全掌控。现今由于市场激烈的竞争环境使得网络信息安全管理自身就面临着很大的威胁。其次，网络信息系统的不断发展，使得原有对网络信息的传统管辖模式无法应对当前的新趋势。最后，互联网全球化的加强，现今网络服务都是跨国性的，网络信息内容安全风险的解决要考虑到各国不同的国情。因此，网络信息内容安全管理的对策必须要符合国际惯例。

二、解决网络信息安全的国际法途径

(一)通过双边会议、多边会议建立区域网络信息安全维护组织

由于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超国家政府，所以使得国家单边主义威胁网络信息的安全性。不同类型的国家，无论其大小与网络信息技术的优劣，都理应处于平等位置，平等的享有被保护网络信息安全的权利。当前已经有国家和地区通过交流达成共识，希望通过制定协议共同促进信息安全的保护，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政治或地理位置的相近形成区域网络信息安全维护组织。

区域网络信息安全维护组织作为国际组织，其有助于解决集体的困境和相互依赖的选择问题，并且其具有组织制定统一区域网络信息安全维护组织章程的权利。该网络信息安全维护组织内的成员可以实现获取信息、网络信息技术共享、联合打击非法利用、滥用信息技术及加强网络关键信息技术设施的建设等权利，但同时网络信息安全维护组织内的各成员也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例如，使用网络获取信息必须避免将其用于破坏国家稳定和安全的目的，避免给各成员国国内基础设施的完整性带来不利影响，危害各国的安全。

除此之外，各成员国有合作打击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从事犯罪和恐怖活动或者破坏成员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行为的义务。各个成员之间必须加强互联网技术的共享，相互之间转让网络信息技术，相互弥合数字鸿沟，提升区域网络信息安全维护组织应对威胁的能力。针对区域组织内成员的网络信息安全实行统一的监管，制定统一的涉密信息交换的标准和程序。组织内成员共享使用信息，必须严格遵守程序，其目的在于使各成员提高保障信息安全的能力，一方面可以相互放心安全地使用网络，另一方面在本国以外多了一层区域网络信息安全维护组织内其余成员国的保护。使得本国公民的信息得到更多的保护，并且保障国家的信息安全，使得网络安全性提高。区域性网络信息安全维护组织的成立需建立在各成员国相互信任，平等互惠的原则上。一旦组织内部成员实施了违反组织章程侵害成员国网络信息安全的行为将受到区域组织成员国一致的制裁，例如限制该国在成员国公司的经营业务等。

(二)建立全球范围内广泛适用维护网络信息安全的国际公约

在2015年1月9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各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就网络信息完全的保护展开进一步讨论，尽早就规范各国在信息和网络空间行为的国际准则和规则达成共识，建立一个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国际公约。

国际公约的目的是在各方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中，通过保障网络信息安全使网络信息时代下的各行为主体可以公平占有使用网络资源共享网络发展带来的利益并且保障各国的主权安全，维护各主体的合法权益。

首先，国际公约需遵循《联合国宪章》，根据《联合国宪章》国际公约应明确指出国家应尊重主权原则，要求国家行为应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不得以非法手段侵害其他国家主权，这里不仅包含了传统国际法所称的主权平等、主权安全和不干涉内政，也包含了非传统安全的网络信息安全，国家应当尊重主权国家之间彼此的核心利益，并且尊重与网络信息安全有关的国家政策问题的安全。例如“国家不应以窃取、监听等不文明手段获得他国信息”。

其次，根据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即规定了任何人对于其私生活、家庭、住所、通讯有受法律保护和不受侵犯的权利。公民的网络信息也属于公民的隐私，并且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信息的安全涉及到公民的财产，所以公民的网络信息也是公民的财产权利，保证公民网络信息安全同样是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国际公约应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国家应在“充分尊重信息空间的权利和自由，包括在遵守各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寻找、获得、传播信息权利和自由”;对他国公民通讯的监控和信息的获取，应取得合法手续，并且必须出于合法目的。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是科技不断创新的产物，未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剧，网络信息技术将会涉及方方面面，只有保证网络信息技术的安全性才能使得各国不断运用创新。否则无法保障网络信息技术的安全，国家就会丧失建设全球网络时代的信心，科技的发展将会倒退。

再次，国际公约的制定旨在维护网络信息安全，避免国家实施违反国际法原则的侵权行为。例如对别国公民、企业组织、政府机关进行监控，对主权国家进行监听和非商业用途收集信息。出于对各国共同安全利益的考量，国际公约应该本着平等互助的原则制定统一的监管网络信息的标准，保护国家间共同的利益，统一制定评价国家行为需要参考的因素，明确国家网络信息安全不可侵犯的界限。

最后，由于网络信息技术涵盖范围广泛涉及了信息收集、监听监控、国家安全等领域，所以内容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得国际公约在实施过程中其约束力存在不足，故而要结合国际法以及其他国际公约。例如《联合国宪章》、反恐领域的国际公约、人权保护公约、《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跨国公司和其他商业企业关于人权责任的准则》并且配合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人权委员会等机构相互合作。

(三)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建立网络信息安全的监管机构和执行机构

从网络信息安全的侵权事件中可以发现，跨国公司成为政府的侵权工具。此时追究侵权责任时会涉及到网络信息侵权责任的归因问题。从国际法的角度，归因的目的在确定某一行为可否归于一个国家而成为该国的国家行为。

就已发生的网络信息侵权行为进行分析，不难发现确定实施侵权行为的主体是国家还是个人将直接影响到当事国的国家责任以及受害国采取何种法律救济的途径。例如侵权行为的实施主体归因为企业或者个人发起的则通常属于网络犯罪行为，这将涉及到有关国家国内法的管辖以及国家间的司法合作来加以解决。由此可见网络信息安全侵权主体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涉及领域的广泛性，并非能简单通过单个机构来解决，需要多个领域机构的共同合作。

当前主流学者的观点是，由于平等国家之间无管辖权，全球网络空间并不存在超国家机构的实体可以系统的对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强制性管辖。因此，不同的行为体试图通过拓展自身网络空间的行动范围，渴望获得更多的网络资源，掌握网络管理的主动权，为自身谋取利益。此种竞争将对未来国际网络信息安全的发展造成隐患。

所以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成立网络信息安全保护有关的专门机构。该机构一方面建立国家网络信息安全行为的监管机制，可以借鉴“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政策评审机制”①，定期对各国的信息安全行为等进行评议并公开发布报告，另一方面建立解决国家网络信息安全争端纠纷的解决机制。由于网络信息安全涉及的领域并非国际法传统完全的领土、领海领域，一旦发生纠纷难以诉求专门法院解决。所以应当借鉴WTO的争端解决机制，针对网络信息安全的特殊性成立专门的解决机制，使得纠纷得到公平的裁决。

[ 注释 ]

①陈咏梅.WTO贸易政策评审机制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查出版社，2009.

[ 参 考 文 献 ]

[1]蔡翠红.美国网络空间先发制人战略的构建及其影响[J].国际问题研究，2014.1.

[2]郭瑜.个人数据保护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46.

[3]杨君佐.发达国家网络信息内容治理模式[J].法学家，2009(4).

[4]陈咏梅.WTO贸易政策评审机制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查出版社，2009.

作者：刘璐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