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税收论文（精选8篇）
同的解决方案。
经济全球化使国际税收协作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展开
在此次由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和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维也纳经济大学国际税法研究中心、世界税法协会等协办的研讨会上，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会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郝昭成，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俊生，北京大学教授刘剑文等专家表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组织越来越重视国际税收协作。自1899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来，现在全球约有2000多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正在得到执行。中欧彼此都是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欧洲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避免国家间双重征税协定范本的发源地，在国际税收理论与实践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中欧税收界的学者共同探讨国际税收协定问题，从短期内而言，有利于当前减少税收壁垒和抵制经济贸易保护主义，从而对应对金融危机起到一定的现实作用；从根本上看，有助于塑造更加健康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
维也纳经济大学国际税法中心主任迈克尔·兰教授说，随着欧盟成员国的不断增加，欧盟不断扩大，欧洲税收的一体化进程也得到发展。欧盟运用欧盟法院的裁判功能，不断取消各国对欧盟税收统一的障碍性制度。欧盟目前正在考虑统一企业所得税税基，这项工作可望在2010年启动。
奥地利财政部国际税收法律顾问、oecd税务培训中心名誉教授汉缪·鲁柯达指出，oecd和联合国（un）避免国家间双重征税协定范本，平衡了协定伙伴的关系。比如，由于中国接受了oecd范本注释关于非成员国地位的规则，中欧之间税收协定的统一协调性大大增加。
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协定处处长傅瑶透露，目前中国已建立了全球范围的税收协定网络，对外签署协定90个，其中欧洲38个、亚洲和大洋洲34个、美洲9个、非洲9个。中国税收协定工作发展与改革开放历程同步，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主要与发达国家签订税收协定。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与发达国家谈签的同时，开始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开展协定谈判工作。第三个阶段从2000年以后开始，更多地与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境外投资较多的国家开展协定谈判工作。税收协定在国际税务管理工作中发挥了法律保障、税收优惠和协商合作作用。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靳东升表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与其他国家协调双边税收关系，基本上局限于交通领域，主要是签署海运和空运税收协定。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协调税收管辖权的范围，从单一的交通运输领域，向跨国投资、技术交流和劳务流动等多方面发展。一系列税收协定的成功谈签，贯彻了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的开放战略，加快了中国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步伐。
现行税收协定并不能充分消除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组织越来越重视国际税收协作。截至2007年底，世界上174个国家（地区）共签订双边国际税收协定2730个。但这些国际税收协定还存在诸多问题，并没有充分消除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
汉缪·鲁柯达举例说明了双边税收协定在欧盟内存在的一些扭曲现象。比如希腊某公司为获得税收饶让，在塞浦路斯设立控股公司；比利时银行通过奥地利银行对中国提供贷款，以享受对利息总额70%征税的好处。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智勇指出，事实上，欧盟成员国之间已存在广泛的税收协定网络。但是，在欧盟现行法律框架下，27个成员国依然享有税收主权，这意味着单一的内部市场存在着27套内容迥异的所得税法。因此，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在所难免，对货物、服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产生壁垒效应。
**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永伟指出，目前世界各国之间缔结有数以千计的国际税收协定，但却没有负责对这些协定进行监督的国际组织，没有负责解决由协定实施而引起的争议的专门机构，也没有适用于解决税收协定争议的统一的国际规则。
长春税务学院教授王君指出，目前避税地签订的税收协定相对较少。据估计，避税地持有的财富导致世界各国政府每年损失2550亿美元的税收。由于避税地的特殊税收政策，世界各国因为担心避税地滥用税收协定或利用其他手段避税，所以都尽量避免与避税地（离岸金融中心）
签订全面的税收协定。与此同时，避税地也不愿在税收协定中加入情报交换等条款。因而，反映在签订税收协定的数量上，各大避税地签订的税收协定相对较少。
税收协定如何应对挑战
目前，国际税收竞争越来越激烈，在经济全球化、电子商务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经济活动的跨国色彩越来越浓厚，避免双重征税的难度不断加大，通过侵蚀税基、延期纳税、套利行为等方式的避税行为不断增加。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挑战，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张智勇认为，为了建立一个货物、服务、人员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市场，需要进一步完善双边税收协定，缔结多边税收协定。多边税收协定可以消除多个税收管辖权造成的双重征税，消除双边税收协定的差异，便于税收协定的统一解释，促进税务当局的更紧密合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汤贡亮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投资会逐步增多。中国的税收协定政策应更多地关注居民管辖权规则，关注对纳税人的平等保护。随着中国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针对外国投资的减免税政策的调整，国际避税现象会更加活跃。当新企业所得税法通过“特别纳税调整”规定加大对企业避税行为的监管力度后，企业会通过各种隐蔽途径转移资金或者通过名义上的投资者来设立相关企业，以图继续转移利润而避税。甚至有可能出现一些真正的非关联企业夹杂在转移定价的过程中，成为所谓的过桥企业，以图迷惑、干扰税务机关的视线。对此，中国政府在签订和适用税收协定时应该未雨绸缪，及早应对。当前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压力下，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有所抬头，寻求税收壁垒的保护也可能成为一种选项。合理调整国际税收协定，不但对克服当前的金融危机有所助益，而且将有利于建立更加健康的国际经济秩序。
靳东升则提出，在税收协定上，不能一味追求形式上的公平。由于发达国家间的投资和贸易往来大致平衡，适用于发达国家间的协定范本，显然不能够适用于投资和贸易往来都不相当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不同，发展中国家位于不利的地位。按照统一的市场规则，发展中国家将很难参与竞争。应根据国家的差距，允许发展中国家实行一些优待政策。这符合亚当·斯密提出的量能负担理论，即相同能力者纳相同的税，不同能力者纳不同的税。
随着世界经济交流的不断加强,很多国际之间都存在一定的经济和贸易往来,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税收制度不同,因此需要进行国际税收的相关合作。因此,本文通过对国际税收的调查和研究,论述了在大国税收视角下,促进国际税收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也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税收合作的困难和机遇进行了产生,进而论述了我国促进国际税收合作的相关策略。
二、促进国际税收合作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国际贸易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所以需要与多个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因此,促进国际税收合作是非常必要的。通过本文的分析和论述可知,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逃税偷税等问题
在进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很多人故意逃税,或者利用税收法律的漏洞进行偷税行为,这些行为已经对国际贸易发展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国际贸易中的逃税和偷税等问题,必须要进行国际税收合作。通过各个国家相关税务机构的合作,能够对相关税收法律进行了解,取得各个国家税收法律中的长处,弥补部分国家税收法律中的漏洞,才能够更好地完善国际贸易中的税收法律规定,更好地避免偷税和逃税等行为。
(二)国际避税的严重问题
在进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除了一些贸易人员进行逃税和偷税等行为,还存在更加严重的国际避税行为。这种国际避税行为使得某些国家的税收收入变少,例如:我国很多国际企业采用国际避税的方法,每年躲避几百亿的纳税额度,不仅仅对我国税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这些国际企业通过避税,进一步降低其生产成本,从而对我国本土企业产生了较大的竞争压力。国际避税对于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阻碍国家贸易的公平竞争,同时也是对我国国际税收法律的严重挑衅,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国际避税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税收合作。
(三)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税收征管问题
在两个国家或者多个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纳税人之间与税收机关以及各国税收机关之间在税收征管问题存在很多不同意见,为了避免税收征管后出现问题,因此在进行税收之前,需要对相关的税收征收问题进行协商,这就是预约定价安排。但是这种税收制度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单边的预约定价安排,主要是纳税人与其中一个国家的税收部门进行预约定价安排,但是这种安排存在局限性,就是当一国的税收制度发生更改,而另外一个国家保持税收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重复纳税的问题;第二,由于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就衍生出了双边预约定价安排,这种方式能够很好地解决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局限性,但是却仍然对一些国家的税收产生了严重的挑战,这是因为:某些国家的税收法律中缺乏对预约定价安排的相关规定,而且这些国家总是不想实现这种税收制度;另外,不同国家对预约定价安排的意见和认识存在不同,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一致。
(四)电子商务税收的征管问题
随着我国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电子商务开始逐渐兴起,因此,很多人采用电子商务的方式进行商品货物的交易。但是这种交易方式对税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电子商务利用虚拟化的交易平台进行着贸易的交易,因此成为了效果良好的避税平台,从而对于贸易税收原则造成了一定的破坏;第二,不同的国家对于电子商务的税收问题持有不同的态度,比如:美国认为电子商务应该是免税的,但是一些欧盟等国家要求对电子商务进行征税,而我国对于电子商务是否征税问题还没有出现明确的态度。
三、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行性
上文已经论述了国际税收合作的必要性,因此本节在论述国际税收合作必要性的基础上,对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行性也进行了分析和论述,认为其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可行性
目前,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形式的逐渐发展,使得贸易发展越来越活跃,资金技术的流动速度也在不断地加快。而全球经济的发展以及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使得国际税收合作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随着国际经济的不断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更加密切,因此使得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形成了较为重要的依赖关系,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论述可知,很多国家还面临着国际税收方面的难题,这些难题困扰着很多国家的税收工作,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很多国家尝试着与其他国家的税收进行合作,从而能够利用多个国家的力量,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二)国家相互依赖以及主权国家的利益
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形成了多个国家相互依赖的现状。任何国家在这样一个紧密联系的国际环境中,都无法像以前一样拥有主权国家的利益。因此,这也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可行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虽然各个国家目前维持着和平的状态,但是在贸易、经济等多个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很多时候,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能够在瞬间土崩瓦解。因此,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实力才能够维持相对的和平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弱小的国家需要通过结盟和合作等方式,共同抵抗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在这一背景下,促进国际税收合作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第二,在各个国家相互依赖的前提下,一些主权国家形成相对独立的行为个体,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过程中,既存在合作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独立的一面。在维护主权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与其他国家开展积极友好的合作。
(三)税收征管国际合作的博弈
虽然说很多国家在税收方面都需要进行合作,但是在合作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需要博弈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合作性的博弈,在这种博弈形式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保证型的博弈,当多个国家为了对抗逃税避税行为时,通过共同签订税收协议,然后达成合作;其次,协调性的博弈,这种博弈形式通过对不同国家之间的协调,从而能够达成所有国家利益的最优解;第二,非合作性的博弈,在非合作性的博弈中,也分为多种博弈形式:首先,协作性的博弈,这种博弈形式中,国家之间都知道背叛能够帮助自己国家获得最大的收益;其次,劝说性的博弈,这种博弈模式下,很多国家通过劝说的形式,对于税收关系中最为脆弱的部分进行游说,从而避免其背叛造成的利益损失。
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税收合作中面临的机遇和困难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论述可知,为了更好地解决国际避税的问题,需要积极推进国际税收合作的开展,然而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开展国际税收合作过程中,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因此,本文通过对目前发展中国家在面临国际税收合作中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调研,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发展中国家推进国际税收合作中面临的机遇
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对于推进国际税收合作有着强烈的意愿,同时面临着较多的机遇。根据本文的分析和论述可知,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国际税收合作的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达国家的需要,目前发达国家在推进国际税收合作中同样有着较为强烈的意愿,迫切希望发展中国家能够给予自己支持;同时,在发达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第二,发达国家的援助,为了更好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发展,很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了多个方面的援助,这也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税收合作的机遇;第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积极地开展国际贸易合作,同时需要在进行国际税收合作中维护好自己的利益。
(二)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税收合作的困难
虽然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国际税收合作时,具有一定的机遇,但是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达国家的阻碍作用,部分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税收合作,但是仍然有部分发达国家不希望发展中国家参与进来;第二,发展中国家缺乏一定的参与条件,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希望参与到国家贸易合作中,同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法律也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税收合作的困难。
五、大国税收视角下国际税收合作的开展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论述可知,目前随着国际逃税漏税的问题日益严重,很多国家开始倡导进行国际税收合作。本文通过分析和论述,阐述了目前国际环境下,开展国际税收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而对大国税收视角下我国参与国际税收合作的策略展开了调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应对国际税收合作的原则
对于我国来讲,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要积极地参与到国际贸易当中。因此,在推进国际税收合作的过程中,必须要始终坚持一些原则,为此可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我国应该在推进国际税收合作时,积极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同时明确自己的态度,进而能够更好地争取自己在国际税收合作的利益,力争能够进一步推进国际税收合作的达成;第二,需要坚持谨慎的态度,在推进国际税收合作的过程中,不免会损害某金些国家融的利益,因此在促进国际税收合作达成的过程N中O.,要9始,2终01坚6Fi持n谨an慎c的e态度,对于利益矛盾应该(给C予u恰m当u的la处ti理ve;t第y三N,O在.推63动7国)际税收合作的过程中,要始终维护好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必须要在国际税收合作时,维护好切身利益,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第四,要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看待国际税收合作,促进国际税收合作不仅仅需要本国的税收机构,而且还涉及到与其他国家税收部门的合作,因此不仅仅需要积极开展合作,而且在合作的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所以需要始终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看待国际税收合作。
(二)我国应对国际税收合作的对策
在开展国际税收合作的过程中,不仅仅需要坚持一定的原则,而且还需要落实相应的对策,更好地迎接国际税收合作的机遇和挑战。通过本文的分析和论述可知,目前我国应对国际税收合作的对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尽量争取较多国家的支持,为了更好地推进国际税收合作,应该向多个国家说明国际税收合作的重要意义,从而更好地取得这些国家的支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国家和力量;第二,要积极争取发达国家的支持,在进行国际税收合作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始终处于较为强势的地位,因此为了更好地推进国际税收合作,需要争取发达国家的支持,才能够避免国际税收合作的重要阻碍;第三,积极宣传国际税收合作的重要性,使得各个国家能够充分认识到国际税收合作的重要性,从而能够为了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加入到国际税收合作中来;第四,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税管理水平,不断完善我国税收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应该不断促进我国国际税收工作的开展,提高税收机构的工作效率,积极迎接国际税收合作的机遇。
六、小结
促进国际税收合作是增强国际经济和贸易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本文通过对国际税收合作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论述,进而提出了促进国际税收合作的相关策略。相信,随着我国与其他国家国际税收合作的不断加强,能够更好地完善我国国际税收的相关策略,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交流。
参考文献
[1]邓力平,王智烜.树立大国税收理念推动国际税收合作[J].税收经济研究,2015,20(4):1-6.
[2]廖体忠.深度参与全球税收合作持续打造国际税收升级版[J].国际税收,2016(5):67-70.
[3]朱青.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与国际税收合作[J].国际税收,2016(2):39-43.
[4]廖体忠.国际税收合作迎来明媚阳光——在新的经济背景下解读BEPS行动计划成果[J].国际税收,2015(10):6-11.
鉴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覆盖，跨国经营已成为普遍的经营模式，而由于各国税收政策的不同以及外国税收政策的变动，使得一国政府所掌握的跨国纳税人的国外收入以及纳税情况等税收情报往往无法做到准确全面，为避免对跨国纳税人进行双重征税或避免跨国纳税人的逃避税行为，使其符合税收中性原则，进行情报交换是必须的。
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是指各国的税务主管当局之间为税收征管目的而彼此交换情报的过程。税收作为一国财政的主要支持，其对一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税收主权问题也便成为国际税收领域的敏感话题。而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则会明显削弱一国的税收主权，在现今的无政府国际社会中，对于视主权为生命的国家又如何愿意自己的税收主权被削弱呢？
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来说，由于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其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一部分税收主权，是其在权衡成本与收益后做出的理性选择。因为现在的税收情报交换协定大部分是双边的，是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现在的情报提供国也可能是将来的情报需求国，理论上讲，对于国家双方而言是对等互利的。而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则是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对税收情报交换必要性理念之认同。
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协议方式有：基于各国的税制、文化等的差异、各国对其税收主权的关注度以及与缔约对方的关系，一般而言，各国更倾向于通过签订双边协议的方式来确定有关税收情报交换的具体规定。这样的针对性会更强，其被实施的可能性也更大。当然，理想的状态就是达成全球协议，这样不仅可以降低谈判成本，还可以更好地消除双重或多重征税以及逃避税行为，从而形成全球范围内税收的和谐发展。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种状态仍然只是乌托邦式的梦。然而，多边的情报交换协议却是有可能的，如欧洲理事会和OECD税务管理相互协助条约（简称MAAT，1988年签订）、欧共体理事会218/92号条例、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相互协助协定（1972年由瑞典、丹麦、芬兰、冰岛及挪威诸国签订并实施，并于1989年修订，修订于1991年实施），而OECD制定的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协议范本中也着重规定了多边国际税收情报交换。而这些实例进一步说明在国家体制、文化制度等方面越相近的国家税收情报交换便越容易高效进行。
恰如OECD税收情报交换手册中所说的，税收情报交换对国际税务合作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其主要作用如下：
（一）打击逃避税、保护诚实纳税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纳税人利用各国税制的差异、各国地理位置的阻隔、税务合作开展的困难以及各国现行税收制度中存在的漏洞，竭尽所能，各展所长，利用各种形式逃避纳税义务。税收征纳关系的理想模型是以信息对称、责权利对等为基础，以征纳双方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现代信息技术和社会化为依托的、自觉的、文明的、密切的、充分的征纳合作。然而，这种理想化状态难以达到。现实情况是在纳税人与各国税务当局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纳税人利用这种不对称，将逃避税的方式、程度演绎得淋漓尽致。逃避税行为不仅使各国财政收入受损，国内税法无法有力实施，更严重的是破坏了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挫伤原本依法纳税的纳税人的积极性，造成依法纳税的纳税人和实施了逃避税行为的纳税人之间的不公平待遇。从全球范围来看，破坏了资金、劳务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违背了税收中性原则。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单纯依靠一国税务当局的单方努力打击跨国逃避税问题，已是力不从心。通过有效的税收情报交换网络，各国的税务人员就可以了解、核查纳税人从事了哪些涉税活动以及这些涉税活动的范围等，使税务当局的纳税控制成为可能，有力地防止国际逃避税行为。而从另外一方面而言，这实际上也在保护那些诚实纳税的纳税人，使其不会因税收原因而处于竞争的劣势。
（二）打击“有害税收竞争”
在OECD1998年采纳并提交的名为“有害税收竞争：一个日益凸现的的全球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有效税收情报交换的概念，建议不能与避税港国家签订税收协定，并提请考虑中止与避税港国家的现有协定。最然这一报告最终并未得以实施，但其对有害税收竞争的关注，引起各国的兴趣。最终，OECD在2001年发布了名为“关于有害税收实践”的进展报告。在OECD1998年报告中将有效税收情报交换作为认定避税港（TAX HEAVENS）和有害税收优惠制度（HARMFUL PREFERENTIAL TAX REGIMES）的关键因素之一。而2001年报告的第38段，具体界定了有效税收情报交换的义务，从而更加凸显税收情报交换制度在打击“有害税收竞争”方面的功用。
[1]廖益新.国际税法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8.
[2]贾军安.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发展与困境的思考[J].涉外税务,2007（9）.
我们来分析这样做对各国税负的影响:
(一) 在正常交易情况下的税负:
甲公司应纳所得税=(3000-2600)×1000×50%=200000 (元)
乙公司应纳所得=3000×20%×1000×60%=360000(元)
则对此项交易，该跨国公司应纳所得税额合计=200000十360000=560000(元)
(二)在非正常交易情况下的税负:
甲公司应纳所得税=(2800-2600)×1000×50%=100000(元)
乙公司应纳所得税=(3600000-3400000)×60%=120000(元)
丙公司应纳所得税=(3400-2800)×1000×30%=180000(元
)则该跨国公司应纳所得税合计=100000+120000+180000=400000(元)
比正常交易节约税收支付: 560000-400000=60000(元)
名词：
法人居民身份的判定标准：
1、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标准：凡是一个法人的管理机构设在本国，那么无论其在哪个国家注册成立，都是本国的法人居民。
区分总机构所在地和实际管理和控制地：
总机构所在地，即公司总部所在地，它强调的是法人组织结构主体的重要性。
实际管理和控制地，强调的是法人权力机构和权力人物的重要性，一般根据公司董事会的召开地或公司董事的居住地来判断。
2、注册地标准：凡是按照本国的法律在本国注册成立的法人都是本国的法人居民，而不论该法人的管理机构所在地或业务活动地是否在本国境内。
经营所得来源地的判定：
3、常设机构标准：一个企业的经营所得是否来源于本国取决于该企业是否在本国设立了常设机构。常设机构：指一个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经营活动的固定营业场所。
（1）实际联系原则：一国只对非居民公司通过本国常设机构实际取得的经营所得征税，而对其通过本国常设机构以外的途径或方式取得的经营所得不征税
（2）引力原则：如果非居民公司在一国设立了常设机构，即使它在本国的一些经营活动没有通过这个常设机构，只要与这些经营活动与该公司的业务活动相同或类似，也要对其征税。
5、预提税：对非居民纳税人来源于本国境内的投资所得(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由支付人源泉扣缴所得税的一种征税方法。一般单独规定比例税率，按收入全额（即没有费用扣除）计算征收。
6、法律性重复征税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拥有税收管辖权的征税主体对同一纳税人的同一课税对象同时行使征税权
7、经济性重复征税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征税主体对不同纳税人的同一课税对象同时行使征税权
8、税收饶让：是居住国对来源国因采用税收优惠而减少的应纳税额视同已纳税额同样给予抵免的措施。税收饶让不是一种解决国际重复征税的办法。
9、导管公司：第三国居民为了利用非居住国税收协定达到避税之目的，而在该协定缔约国一方成立的完全受其控制的子公司。
10、基地公司：在避税地设立而实际受外国股东控制的公司。其全部或主要经营活动在避税地境外进行。避税地：指人们在取得收入或资产的情况下不缴或少缴所得税、实际税收负担远低于国际一般水平的地区。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没有所得税或一般财产税的国家和地区；所得税或一般财产税的税负远远低于国际一般负担水平的国家或地区；对某些经济活动领域，特别是对离岸经济活动给予特殊的减免税优惠的国家或地区（离岸中心）。
11、资本弱化：在公司的资本结构中,降低股本的比重，提高贷款的比重。
12、滥用税收协定：指一个第三国居民利用其他两个国家质检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获取其本不应得到的税收利益。
13、正常交易原则：跨国关联企业之间发生的收入和费用，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交易原则行事，即按照市场竞争原则进行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其定价应当与非关联企业之间在相同情况下的交易定价一致。也称独立核算原则。
14、预约定价协议：指在进行跨国交易前，跨国关联企业纳税人和税务当局之间就其转让定价方法达成的协议。在协议约定的期间内照此执行，税务局不再进行转让定价调整。优点：
（1）可以为征纳双方创造相互理解、相互合作的环境，使双方在转让定价的有关问题上达成谅解。（2）可以将费时费力的事后调整变为事先裁定，减少不确定性，增加可预见性。（3）可以大大减轻纳税人保留原始凭证、文件材料的负担（4）可以避免没完没了的诉讼程序 缺点：
（1）申请复杂，费时费力
（2）需要披露的信息过于详细，涉及公司机密
（3）有效时限问题，商业环境变化很快，预约定价协议只能适应于短期
15、受控外国公司：被本国居民股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外国公司实体
16、基地所得：基地公司虚构营业的各种形式的所得
17、受益所有人（是否适用协定）：指对所得或所得据以产生的权利或财产具有所有权和支配权的人。“受益所有人”一般从事实质性的经营活动，可以是个人、公司或其他任何团体。代理人、导管公司等不属于“受益所人”
知识点总结：
1、国际税收的本质：国家之间的税收关系
2、所得课税对国际投资的影响
直接投资：在国外创办企业或购买外国企业10%以上的股权 间接投资：购买外国债券或购买外国企业10%以下的股权
3、所得税的管辖权分为：地域管辖权；居民管辖权；公民管辖权（拥有本国国籍的公民）
4、住所标准：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境外取得的所得，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个人。住所：一般是指一个人固定的或永久性的居住地
5、停留时间标准：尽管没有住所或居所，但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停留时间较长，超过了规定的天数，也要视为本国的税收居民。（我国是满一个纳税年度，即从1月1日到12月31日，跨年度住满365天不是）
6、我国判定法人居民身份采用“注册地标准”和“实际管理机构标准”只要具备一个，就属于中国的居民企业
7、我国判定经营所得来源地实际上采用常设机构标准，且不实行“引力原则”
8、投资所得：因拥有一定的产权而取得的收益，包括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租金所得等
9、股息所得来源地：我国依据分配股息公司的居住地为来源地。
10、利息所得来源地：我国主要以借款人的居住地或信贷资金的使用地为标准判定借款利息的来源地
11、特许权使用费来源地：我国以特许权的使用地为特许权使用费的来源地
12、租金所得来源地：我国采用的是租赁财产使用地标准
13、财产所得：指纳税人因拥有、适用、转让手中的财产而取得的所得或收益。一般以不动产的坐落地、转让股票的公司的所在地为所得的来源地。
14、国际重复征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同一时期内，对同一纳税人或不同纳税人的同一课税对象征收相同或类似的税收。
15、所得国际重复征税产生的原因：（1）两国同种税收管辖权交叉重叠（2）两国不同种税收管辖权交叉重叠（3）两国对企业之间收入分配和费用扣除的看法和法规存在差异（4）两国对关联企业转让价格看法不一致
16、避免国际重复征税的办法：约束各国的税收管辖权
17、居民与居民重叠
依照下列顺序确定居民管辖权：（1）长期性住所（2）重要利益中心（3）习惯性住所（4）国籍 当法人的居民身份发生冲突时，依据“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标准来决定哪个国家有税收管辖权
18、来源地与来源地重叠
经营所得根据“常设机构”为标准来确定经营所得的来源地
劳务所得：非独立个人劳务所得由其居住国征税；独立个人劳务所得目前没有统一的规范
19、对于投资所得中股息所得和利息所得，支付人所在国与所得受益人所在国共享征税权。（预提税）
20、不动产转让所得由不动产所在国征税；动产转让由转让者的居住国征税
21、不同税收管辖权重叠造成的国际重复征税减除方法：
居民管辖权与地域管辖权的交叉重叠：实行居民管辖权的国家承认所得来源国的优先征税地位，并在行使本国征税权的过程中采取某种方法减轻或免除国际重复征税。
22、减除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
扣除法：指一国政府在对本国居民的国外所得征税时，允许其将该所得负担的外国税款作为费用从应税国外所得中扣除，只对扣除后的余额征税。（扣除法可以缓解重复征税，但不能完全消除重复征税）免税法：指一国政府对本国居民的国外所得给予全部或部分免税待遇。（可以有效的消除国际重复征税）全额免税法：仅以国内所得部分确定税率
累进免税法：以国内税率作为适用税率，以国内所得为税基
抵免法：是指居住国政府对其居民的国内外所得汇总征税时，允许其国外所得已纳外国所得税款的全部或部分，根据一定条件从其应纳本国所得税额中冲抵。（可以有效的免除重复征税）在国外分公司均盈利的情况下，采用综合限额法比实行分国限额法对纳税人有利
在国外分公司既有盈利又有亏损的情况下，采用分国限额法对纳税人比较有利，可以避免盈亏相抵减少抵免额的情况
我国目前对企业和个人的国外税收抵免限额的计算主要采用分国限额法（企业所得：分国不分项；个人所得：分国分项）
对于母子公司，股息预提税属于直接抵免，所得税属于间接抵免。
多重间接抵免：
子公司采用累进税率时：
在我国直接或间接持股20%以上才能享受间接抵免的优惠（可以连乘，比较蛋疼）
23、避税与偷税：
相同之处：两者都是有意采取减轻自己税收负担的行为。
区别（1）偷税纳税义务已经发生，避税纳税义务被规避（2）偷税违反税法，避税钻税法的空子，形式上并不违法（3）偷税构成犯罪，受法律制裁；避税不构成违法犯罪行为。解决避税的措施：（1）完善税法（2）在税法中引入“滥用权力”或“滥用法律”的概念
24、国际避税：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国与国之间的税制差异以及各国涉外税收法规和国际税法中的漏洞，在从事跨越国境的活动中，通过种种合法手段，规避或减小其在有关国家纳税义务的行为。解决措施：（1）完善涉外税收法规（2）与他国签订税收协定 国际避税的成因：（1）有关国家和地区税收管辖权的差异以及判定居民身份的标准和判定所得的来源地存在差异（税收管辖权的真空）（2）税率差异（避税地）（3）国际税收协定的大量存在（滥用国际税收协定）（4）涉外税收法规中的漏洞
25、国际避税地的类型：（1）不收任何所得税的国家和地区（开曼群岛）（2）征收所得税但税率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瑞士、英属维尔京群岛）（3）所得税课征仅实行地域管辖权的国家和地区（中国香港）（4）对国内一般公司征收正常的所得税，但对某些种类的特定公司提供特殊税收优惠的国家和地区（卢森堡）（5）与其他国家签订有大量税收协定的国家和地区（荷兰）
26、转让定价：指公司集团内部机构之间或关联企业之间相互提供产品、劳务或钱财而进行的内部交易作价。国际转让定价：跨国公司集团内部跨国交易的转让定价
27、国际避税的主要手段
（一）避税性移居
（二）改变公司组织形式
（三）转让定价
（四）资本弱化
（五）滥用国际税收协定
（六）利用国际避税地
28、避税性移居避税原理：避免成为高税国的居民纳税人
改变公司组织形式的避税原理：总、分公司合并纳税；母子公司独立纳税
转让定价的避税原理：利用转让定价将公司利润从搞税国关联企业转移到低税国关联企业
资本弱化避税原理：利息和股息的税务处理不同，利息可以在所得税前列支，股息为所得税后分配。滥用国际税收协定避税原理：第三国（非缔约国）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立完全受其控制的子公司（称为“导管公司”）。以享受国际税收协定的优惠（主要是规避预提税）利用避税地避税原理：……
29、关联企业的判定：（1）缔约国一方企业直接或间接参与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2）同一人直接或间接参与缔约国一方企业或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满足两个条件之一就是关联企业）
31、只要一方对中间放持股比例达到25%以上，则一方对另一方的持股比例按照中间方对另一方的持股比例计算。
32、转让定价调整的原则：
总利润原则：指按照一定标准将跨国公司的总利润分配给各关联企业
正常交易定价原则：跨国关联企业之间发生的收入和费用应按照无关联关系的企业之间进行交易所体现的独立竞争精神进行分配，企业之间的关联关系不能影响利润在两者之间的合理分配。
34、转让定价的审核和调整方法：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再销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以及其他合理方法。可比非受控价格法：根据相同交易条件下非关联企业之间进行同类交易时所使用的非受控价格来调整关联企业之间不合理的转让定价。（是最合理、最科学的方法）
适用于：跨国关联企业之间有形资产的交易、贷款、劳务提供、资产租赁和无形资产转让等交易。再销售价格法：以关联企业之间交易的买方（再销售方）将购进的货物再销售给非关联企业时的销售价格扣除合理销售利润及其他费用后的余额确定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价格。公平销售价格=再销售价格×（1-合理销售毛利率）适用于：销售企业（不需要加工）
在销售方使用了无形资产的情况下，再销售方法不适用。
成本加成法：又称成本加利润发，即以关联企业发生的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后的金额为依据，借以确定关联企业间合理的转让价格。
35、转让定价调整中国际重复征税问题的产生：当一国税务机关依据正常交易原则对跨国关联企业一方进行转让定价调整（初始调整）时，对受该调整影响的关联企业另一方也要进行适当的相关调整，即相应调整。否则，便会带来转让定价调整中的国际重复征税问题。（经济性重复征税）解决办法：(1)通过双边税收协定中的相互协商程序等条款来规定相应调整义务(2)通过仲裁条约（如欧盟）或在双边税收协定中加入调整委员会仲裁程序(3)签订多边预约定价协议
36、关联企业的判定（具有下列关系之一）：
（1）一方直接或间接持有另一方25%（含25%）以上的股份
（2）一方与另一方的借贷资金占实收资本的50%（含50%）以上，或借贷资金总额的10%（含10%）以上是由另一方担保
（3）一方半数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至少一名可以控制董事会的董事会高级成员是由另一方委派，或者双方半数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至少一名可以控制董事会的董事会高级成员同为第三方委派
（4）半数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会成员和经理）同事担任另一方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会成员和经理），或者一方至少有一名可以控制董事会的董事会高级成员同时担任另一方的董事会高级成员
（5）一方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有另一方提供的工业产权、专业技术等特许权才能正常进行（6）一方购买或销售活动主要由另一方控制（7）一方接受或提供劳务主要由另一方控制
（8）一方对另一方的生产经营、交易具有实质控制，或双方在利益上有相关联的关系
37、转让定价应当重点调查以下企业：（1）关联交易数额较大或类型较多的企业（2）长期亏损、微利或跳跃性盈利道德企业（3）低于同行业利润水平的企业
（4）利润水平与其所承担的功能风险明显不匹配的企业（5）与避税港关联方发生业务往来的企业
（6）未按规定进行关联申报或准备同期材料的企业（7）其他明显违背了独立交易原则的企业
37、调整方法的选用：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再销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交易净利润法、利润分割法……
38、对付避税地法规：取消推迟课税的规定以阻止跨国纳税人利用避税地基地公司进行避税的立法，叫做对付避税地法规或受控外国公司法规。
38、受控外国公司（CFC）需要满足的条件：
（1）本国居民在该外国公司中直接或间接拥有的股份或选举权不能低于一定比重（2）本国每一居民股东在该外国公司中直接或间接拥有的股份也应达到规定的比例（3）受控外国公司所在国的税负水平较低（4）受控外国公司大量从事校级业务
39、应税外国公司保留利润的特点：（1）所得一般都是消极所得（2）商业经营利润是CFC与关联企业之间开展交易取得的所得，或是CFC与所在国之外的企业开展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这两项又叫做质变的所得）
39、对付避税地法的豁免规定：
实体法：实体符合豁免条件则股东不再适用对付避税地法规，实体不符合豁免条件则股东适用对付避税地法规
项目法：只有受控外国公司取得积极所得付给股东的部分不适应对付避税地法规，其他“变质的所得”适用对付避税地法规
40、我国CFC（受控外国公司）法规：（1）受控外国公司
实质控制：在股份、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构成实质控制
股份控制：直接或者间接单一持有10%以上、共同持有50%以上；
（2）低税国：实际税负低于12.5%的国家或地区
（3）归属所得：并非由于合理的经营需要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的
41、国际税收协定的地位：国际税收协定优于国内税法，如果国内税法的规定比税收协定更为优惠，则一般应遵照执行国内税法。
42、有关特别规定：税收无差别待遇；相互协商程序；情报交换（反避税）
43、《经合组织范本》强调居民管辖权《联合国范本》注重地域管辖权
44、设在避税地的中介公司的组织形式：信托公司（普通法系人为信托割断了所有权链条）、自保险公司、中介国际控股公司（滥用税收协定）、中介国际金融公司（滥用税收协定）、中介国际贸易公司、中介国际许可公司（滥用税收协定）
有税制，有税收征纳关系，就有税收竞争，税收竞争是各国(地区)通过税收手段，引导资源流动，维护本国利益，促使本国经济增长的经济行为。税收竞争既有小范围的即一国内各地区间的竞争，也有较大范围的即各经济区域间的竞争，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国际间的税收竞争更是不可避免，税收竞争一方面使各国的税制更趋于完善，使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更得以有效发挥;但另一方面，税收竞争也存在有害的成分，即导致全球资源的配置不当和影响国际经济秩序，进而减少全球经济福利。我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大势所趋。因此，如何应对有害的税收竞争，趋利避害，使资源优化配置，使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成了我国今后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国际税收研究的重点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必须了解WTO，把握世界税制的发展趋势，结合本国国情和税制现状，进而提出应对措施。
一、WTO的基本职能和原则
WTO是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的缩写。它是当今世界唯一处理政府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基本职能有三：一是制定规范市场经济运作的国际规则，并且监督这些规则的实施，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其含义是消除贸易障碍，同时也意味着各国的贸易规则必须是透明的和可预见的;二是所有WTO的成员开展相互谈判，也就是开放市场;三是解决国与国间的贸易争端。因此WTO基本职能，即制定规则、开放市场、解决争端。
WTO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是众多的WTO协议。这些协议是覆盖广泛活动范围的法律文件，内容很多也很复杂，但有一些简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所有这些文件之中，这些原则构成了多边贸易体系的基础，它们是非歧视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更大程度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可预见性原则、促进公平竞争原则、鼓励发展和经济改革原则。
二、国际税收竞争及各国应对措施
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资源流动更为顺畅自由，一般不仅向税负较轻，更向税制健全稳定的国家或地区流动，国际间的税收竞争也日趋激烈，为使税收竞争良性发展，为使本国(地区)利益最大化，各国均是“胡萝卜”和“大棒”并举，提出一些应对措施，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利益，尤其兼顾经济盟友的利益，使世界税制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方向。
1、各国税制改革是在新自由主义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回归。90年代的税制调整基本是在“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基本框架中进行的，其政策基调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之上的，而更多地是建立在供给学派的理论(以减税刺激投资，增加供给)之上的。自80年代中期拉弗减税思想被广泛采用，减税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减税扩大税基，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高速发展的生产力给减税创造了空间，奠定了扩大税基的物质基础。围绕减税以刺激经济，从而增加供给，扩大税基这个主旋律，各国开始注重重新启用凯恩斯主义的膨胀经济政策，这是90年代中后期税收竞争区别于80年代税收竞争的最显著的特征。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以广义的“税收效率”取代“税收中性”原则，在国家干预理论的指导下，在新自由主义基调范围内正确发挥政府干预经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19下半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地区)果断地采取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旨在加强政府干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减税为基调的有增有减的税收政策是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由于东亚各国措施得力，东亚经济从19上半年开始，历经一年多，迅速好转。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扩张性经济政策相结合给当代税收竞争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方面是各国政府面对投资、外贸、金融等领域更加自由化，而继续采取更灵活的新自由的政策;另一方面是各国政府为弥补市场的缺陷不得不加大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税收是其中重要的手段。
2、各国税制结构逐步趋于一致。进入90年代，各国税制结构根据本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迫于税收竞争的压力，不断调整和完善，并呈现不同程度的趋同性，使税收弹性趋小，使利益更有预见性，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几十年来对所得税的推崇后，开始重新认识商品税，商品税的地位大大提高，尤其是能有效避免重复征税的增值税，目前已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推广。
3、区域化税收一体化进程加快。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形成和发展，必然要打破原有的经济壁垒和传统国家间税收关系的界限，协调成员国间的税收政策，以避免因税收竞争而带来的贸易争端，建立包括关税、间接税和直接税在内的共同税收制度。以欧盟为例，其税收一体化的特点是：一体化措施逐步规范，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一体化范围越来越广，欧盟上述措施，对协调成员国间税收政策，完善单一欧洲市场，促进就业，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4、国际税收协定网络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下跨国贸易飞速发展，并往往产生一项交易，多国伸手征税而形成税收竞争，因而阻碍商品、劳务、资本和技术的流通。为此，国际间对此项的征税本着共同规范、自我约束和相互帮助的原则进行协商，这样既要防止重复征税，又要制止逃税发生，因此制定国际税收协定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进入90年代以来，国际税收协定的网络不断发展。
5、各国涉外税收管理普遍加强。经济全球化使跨国贸易越来越多，国际税收竞争也更直接，使国际逃税和避税也越来越多，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应税的国外所得没有征到;二是国内应税所得逃往国外。为减少税收竞争对本国(本地区)带来的利益损失，各国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主要有：(1)、责令国内企业申报其国外所得，此项申报的举证由纳税人负责，并详定申报内容，如有违法，一经查出，予以严惩;(2)、对转让定价进行规范。众多跨国公司通过转让定价将利润从高税国转移到低税国，对此，多数国家已规定：凡违背公平交易原则的转让定价者，税务机关有权调整其应纳税所得额。(3)对避税港投资的控制。90年代起，全世界资金已有一半流入避税港国家或地区，形成国际避税的大漏洞，使得许多国家采取措施加以控制。一般列出避税港国家或地区名单，凡在名单之列得国家或地区内投资办企业者，都责令其申报所得在本国纳税，取消一切税收优惠。(4)、制定受控公司税法。为防止国外所得长期积存而逃避征税，美国国内税法法典F部分规定，对受控外国公司的利润，即使没有汇回，也要计入当年所得征税。(5)、加强对移民税收管理。许多国家规定，对移民的财产增值，以移居之日为实现之日而征税。(6)、修改税收管辖权。不少国家(特别是拉美)把税收管辖权从属地主义该为属人主义，对所有居民的全世界所得征税。
6、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适应经济全球话的要求而大幅削减关税的同时，经常设置非关税贸易壁垒，以维护国内企业的利益，如频繁对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这也是税收竞争的要求。在国际贸易中，某些企业为占领他国市场，以倾销手段即将商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挤入他国市场，如因此对进口国国内已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重大损害或威胁，或对其国内工业的新建产生严重阻碍，进口国当局在确定了某一进口商品构成倾销的事实后，有权决定对倾销的商品征收不大于倾销幅度的反倾销税。在当今国际贸易中，各国在鼓励出口上
的通用做法是出口退税或在出口某种商品时，给予出口商以现金津贴或财政上的优惠待遇。而在国际贸易准则中，一般认为对出口商品采取补贴的方式是不合适而且是不公平的。当进口国发现其进口的商品收到了补贴，为抵消出口国对该出口商品所作补贴的鼓励作用，进口国就有可能对这种商品征收反补贴税。
7、电子商务引发新的税收问题。90年代以来，电子商务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展，使得以传统商务形式为基础的国际税收领域受到强烈冲击，面临严峻挑战。为了在此方面的税收竞争获得优势，各国都在加紧研究，共同讨论行之有效的税收对策，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美国发布《全球电子贸易几个税收政策问题》，解决了技术特征、政策原则、税务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其核心是从便于管理的角度考虑，认为地域管辖权应让位于居民管辖权。(2)年4月5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展开的电子商务税收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对国际互联网贸易等电子贸易形式税务处理的基本方针是：既要防止偷漏税，又要保护该产业的健康发展;在税收管辖权分配问题上，各国应加强合作与协调。(3)年10月8―9日，OECD在加拿大渥太华展开的部长级会议上，各国政府和企业就电子商务课税达成了一致意见。具体内容包括：现行的税收原则将继续使用以电子商务课税，而不能采取任何新的非中性税收形式;课征消费税应遵循消费地原则，对数字化商品应视为提供劳务课税，而不能作为销售商品课税;对从事电子商务的纳税人的识别标准，应与从事传统商务活动的`纳税人相同，但是需要采取不同的识别方法。先行避免双重征税的原则应继续适用，但需重新考虑其适用方法并加以澄清。
8、保护生态环境的税收日益受到重视。进入90年代以来，众多国家的环抱政策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就是逐渐减少对直接干预手段的运用，代之以各种间接干预的经济手段，其中环境税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也是各国在生态保护上的一种税收竞争。环境税，亦称生态税、绿税，它体现了“谁污染，谁纳税”的原则，目前，许多欧美国家征收的环境税概括起来有：(1)对排放污染所征收的税。包括对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及汽车排放的尾气等行为课税，如二氧化碳税、水污染税、化学品税等。(2)对高耗能、高耗材行为征收的税，也可以称为对固体废物处理征税。如润滑油税、旧轮胎税、饮料容器税、电池税等。(3)为减少自然资源开采、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资源而征收的税。如：开采税、地下水税、森林时、土壤保护税。(4)对城市环境和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行为征税。如：噪音税、拥挤税、垃圾税等。(5)对农村或农业污染所征收的税。如：超额粪便税、化肥税、农药税等。(6)为防止核污染而开征的税，主要有铀税。
9、社会保障税比重大幅上升。资本主义国家筹集社会保险基金的主要途径就是征收社会保障税，它最早由美国在1935年开征，在当代税制中一个最年轻的税种。1929―1933年，世界范围的经济大危机使得雇员大量失业，许多国家政府乃至私人企业都无力支付职工的失业救济和起码的生活保障，老年人退休养老金计划更是无法实施，严重地威胁到社会稳定，美国受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影响，认为通过国家征收社会保障税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有效的反危机措施,，可以解决老年救济、失业保险等社会问题，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于是，社会保障税应运而生，随后，西方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根据IMF统计，目前实行此税或类似税收的国家已有80多各，在有些国家(如法国、德国、瑞士、瑞典等)，社会保障税已称为头号税种。实际上，各国开征社会保障税是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税收竞争。目前，社会保障税的课征制度有许多不同，但就共性来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课征范围大，包括工资、薪金收入者以及自营人员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是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2)课征对象是在职职工的工资、薪金收入额和自营人员的事业纯收益额;(3)适用税率水平取决于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和纯收益的大小，其趋势是逐渐上升的;(4)课征与管理多采用“以源课征”法，通过雇主这个渠道课征。而且，社会保障税也是“专税专用”的税种，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但税款入库后则是集中到负责社会保障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专门用于各项社会保障支付;(5)社会保障税与其他税种由两个显著不同，一是税负一般要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失业保险税除外，只由雇主负担)，二是其带有有偿性特征，只有参加社会保障的人现在纳税，将来才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障的利益。
三、结合我国国情及税制现状提出应对措施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我国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商品短缺基本结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日益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部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些都是带由阶段性、根本性的变化。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尚有千万人在温饱线上挣扎，东西部发展极不平衡，西部地区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如不尽快加以解决，长此以往，必形成“马太效应”，不仅使我国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更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更与我们的共同富裕目标背道而驰，所幸，我们的党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以加入WTO和西部开发为契机，促使我国经济真正腾飞。
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制，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它使我国税制与国际惯例和国际规则基本接轨，并融入世界经济之中。但是，我们应看到，我国的现行税制与市场经济有诸多不适应之处，也与WTO原则有诸多背离之处，而税收竞争不可避免，我们应在竞争中发现我们的不足，提出措施，具体是以下几点，使我们在国际税收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促使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顺应税收国际化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税制的趋同和一些世界性税种改革正缓慢向全球蔓延(这在各国应对税收竞争的措施中已提到)，随着我国加入WTO和资本市场逐步对外开放，我国将加快经济全球化的步伐，随之税收制度和国外的依存度增强，所以，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直面税收国际化和税收竞争是我们的明智选择。
(二)、完善税收法制，迎接WTO
首先，按国际惯例调整、完善税收立法，体现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主流对税收法制的要求。
1、提高税收立法的效力层次，增强税收立法的体系化、程序化。法的权威性、稳定性与法的效力层次密切相关，而税收立法的质量、税法的明晰程度靠立法体系化、程序化来保障。我国税收立法层次低，体系繁杂，与WTO所要求的透明度原则相悖，而现行税法中真正称得上法得只有三个，其余的均是条例，甚至是通知，约束力不强，尤其是外商可以
以其不是法而不遵守。税法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可考虑把现有的税收条例由全国人大讨论重新通过，上升为法。现在有不少支持者认为应将税收立法权部分赋予地方人大，对此，本人不敢苟同。因为，一方面，它脱离了一个现实，我国是社会主义单一制国家，赋予地方立法权，必然削弱中央的权力，某些地方会因权力和财力过大而不服从中央，甚至与中央对抗，使政令不通，使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难以办好，更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提供了绝佳机会，进而导致国家分裂，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另一方面，它也与WTO原则相悖，WTO有两个重要的原则：可预见性原则和促进公平竞争原则。如果赋予地方立法权，各地均可根据需要随时制定颁布实施或取消(暂停)千差万别的税法，一地一策，不仅严重地损害税法的严肃性，更使政策不稳定而缺乏预见性，使市场竞争扭曲，使资源配置不当，也使投资者无所适从，导致资金外流，不仅造成经济衰退，而且使政局动荡，导致社会全面退步。而当一个国家的政策稳定并且有可预见性时，才会吸引更多的投资，就业机会就会增多，消费者就会更充分地享受竞争带来的好处，即有更多的选择和更低的价格。而在我国，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事业关键时期，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起始阶段，只有将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全盘考虑，兼顾部分地区利益，才能使政策稳定而有预见性，才能吸引投资，增加就业，才能形成促进开放，公平和无扭曲竞争的市场规则体系。
2、贯彻国民待遇原则，消除身份差别立法，体现税负公平。我国依纳税主体身份不同有不同的立法，造成不同主体间税负上的差别待遇，违背WTO所要求的非歧视性原则引伸而来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公平原则。改革开放之初，为吸引外资，我国确立了以税收优惠为主的对外商投资的超国民待遇。突出表现在企业所得税和关税方面，以及流转税的附加等方面。由于外商投资者在我国享受的税收优惠过高，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并导致国内假合资等奇异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由于外商投资者享有超国民待遇，比国内企业处于有利地位，他们利用资本输出、采取合资建厂、股权投资、控股控厂等手段，在我国计算机产业、小轿车市场和电子通讯等领域(这些行业也是我国需要大力发展并且急待发展的领域)已实现其占有市场的目的，出现了外资居于控制地位甚至形成垄断的局面。而且税收立法上的差别待遇，也有悖于我国一再强调的WTO的发展中国家特别保护原则。为适应加入WTO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化的税法体系，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打破“身份立法”的框框，使税法体系统一、标准统一、税负公平、对不同身份纳税人统一适用。在统一税收立法过程中，须注意处理好新法和旧法的衔接问题，用“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处理原有外商享有的超国民待遇的问题。有人担心，取消外商投资税收优惠上的超国民待遇，会大大削弱我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事实上，国内外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表明，税收优惠并非使吸引外资的良策。因为，各国在税收竞争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反避税(这在前面各国对涉外税收的措施中已提到)。而在我国，外商避税的有一个特点即“逆向避税”：将利润从我国低税区向境外高税区转移。原因有二：一使对于大部分合资合作企业，外商从经济利益最大化考虑，有时宁可在国外独吞税后利润，也不愿在我国境内少缴税而与中方分享税后利润(在独享利润所增加的收益大于增加的税收负担的情况下)，而进行“逆向避税”。二使外商为及时将企业利润调出国外而进行“逆向避税”，在我国境内投资办厂的境外企业多是一些经营规模小，资本不雄厚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可能随时需要从我国境内的子公司抽调资金，以便进行内部资金余缺调剂，应付其整个经营管理需要，外商借此调出利润，充实其经营资本。“逆向避税”是外商为谋求一定的经营管理策略和利益而产生的。因此，取消外商投资税收优惠上的超国民待遇对吸引外资影响不大。另一种做法是，将内资企业国民待遇与外商的超国民待遇靠拢，即内外企业享有相同的税收政策，税负降低，刺激投资，刺激消费，使经济总量扩张，税基扩大，税收绝对量反而可能增加。如因降低税负带来财政困难，可通过开征遗产税、财产税来弥补。
3、简化税制，调整税种、税目、税率、清理调整税收优惠政策。我国税种、税目、税率等的设置不合理，与国际惯例差异大，无法适应WTO所要求的自由贸易、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在税制上，要求税种开征停征、税目的编列、税率的确定等尽量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保持一致，总体趋势是降低税率、简化税制、提高效率。而我国目前的税制中，仍存在税种较多、税目繁琐、税率偏高(尤其是进口关税)以及部分税种交叉或不协调(如房屋出租的营业税和房产税的计税依据一致)、某些具有调整功能而各国普遍开征税种(如社会保障税、遗产与赠于税和环保税等)。(1)我国目前的第一大税种增值税应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生产型的增值税一方面不允许企业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予以抵扣，不利于鼓励投资和鼓励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商业企业为少缴税，不停地进货，只要有抵扣，就不纳税，同时，因我国金融体制极不健全，交易手段极端落后，企业对现金收入不上帐，经营几年后，突然失踪或注销(某些地方国税部门对注销企业帐面上的存货不予理睬，这部分存货基本上是增值额)，导致税收严重流失，不仅是增值税的流失，也是附加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严重流失。因此实行消费型不仅能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堵塞税收漏洞。当前，有不少人提出增值税在全行业开征，这显然与现实不符。因为A：从世界征收范围的实践看，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大小与一国的经济、税收管理水平等有密切联系，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商品流通与劳务服务越活跃，税收管理水平越高，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就越广(如欧洲国家)，否则，就越窄(如非洲国家)。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确立，经济水平不高，社会主义法制正在建设中，金融体制比较落后，信息技术也比较落后，税收征管条件较为薄弱，办公自动化尚未实现，金税工程尚在建立中，因此，增值税难以大面积推行。B：从增值税发展历史考察，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扩大是一个渐进过程。无论是最早实行增值税的法国或丹麦，还是欧共体，其对增值税的推广都持谨慎态度，从局部范围开始，然后才扩大到全范围。当前，有人认为先把增值税扩大到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这在当前，也是不可行的，因为，这两个行业的资本性支出和人力资本占比较大的比重，增值额比较高，如实行增值税，一方面必然使这两个行业的税负大大提高，不利于企业竞争，也加大税收征收难度;另一方面，改征增值税，必然削弱地方财力，中央不得不考虑从新核算，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C：从增值税现状考察，增值税征收范围存在一定的禁区。无论增值税征收范围如何扩大，始终存在一些政府无法或不愿涉及的领域，由此形成增值税征收上的禁区，即使是已全面推行增值税的欧盟国家，也存在增值税的免税区域，如法国对大部分的金融交易活动，德国对不动产、金融交易、运输和交通等均实施了免税。由此看来，即使使在普遍征收德增值税制度下，仍需对部分行业或商品免税。(2)在地方税体系中巩固营业税的主体地位，营业税虽是价内税，存在重复征税，但一样存在税负转嫁，由于其税率较低，税收弹性系数(税收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的比值)较小，可预见性较强，
而营业税基本上又是对消费环节征收，重复征税的矛盾也不易体现出来。符合税收中性原则，能刺激投资，增加供给，扩大社会经济规模，从而是税收总量增加。(3)将内资企业所得税制与涉外企业所得税制合并，取消对涉外企业种种优惠，以公平税负。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现行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是33%，同时有设置了18%和27%的两挡优惠税率，照顾微利企业，这显然违背公平原则，另外，私人独资企业，在税前扣除上与其他企业基本一致，却实行低税负的从5%――35%的超额累进的个人所得税，这显然对其他企业极不公平。因此，为公平税负，应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实行15%的比例税率较为可行。(4)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应逐步从分类所得课税模式向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过度。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有分类所得课税模式、综合所得课税模式和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是指归属于一个纳税人的各类所得，如薪金、股息、营业利润或偶然所得，每一类都要按照单独的税制规定纳税，换言之，其全部所得都要以各自独立的方式纳税，互不干扰。其理论依据是对不同性质的所得项目采取不同的税率。该模式适用于源泉扣缴，在税收征管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适用。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是指归属于同一个纳税人的各种所得，不管其来源何处，都作为一个所得总体来对待，并按一个税率公式来计算纳税。其指导思想认为个人所得税既然是一种对人税，就不应该对个人所得进行分类，而应综合个人全年各种所得作为应纳税所得额，再减除各项法定的宽免额和扣除额，然后按统一的税率课征。该模式在税收征管水平比较发达的时候适用。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是指先按不同的所得项目分别计算征税，以利于实现源泉控制，然后对各种所得综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再用累进税率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在综合计税时可以加入各种宽免项目，以实现个人所得税对收入水平的调节，从而有利实现公平分配。该模式在税收征管水平相对较高时适用。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实行“效率型”的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更能促进本国经济的腾飞，发达国家实行“公平型”的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更有益于社会稳定。因此，把税制的实际同本国的具体情况和长远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对公平和效率兼顾，在税收征管水平不发达的情况下，实行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在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多元化和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注重税收负担公平提上日程上来了。而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税目有9个，尤其是工薪所得是九级超额累进税制，计算复杂，在人员众多的单位里，不仅扣缴单位，而且税务机关也不易正确计算每个人应纳税款。由于对工薪便于源泉控制，出现一种现象，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纳税人，而一些能取得工薪之外所得的高收入者，却极少纳税，使个人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的目的难以实现。当前实行按月课征，由于个人收入每月不一致，会导致税负不公，如季度奖、年终奖不分摊到各月，全部作为当月所得课征，对工薪阶层就很不公平，因为，如果把此类奖金分摊到各月预发，就会使税负变轻，甚至是零税负。如果把按月课征改为按年课征，就会解决上述问题。具体做法是，为使税收收入相对稳定，加强源泉控制，先按月预征，年终结算。我们可以把个人所得区分为两类：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对勤劳所得(工薪、生产经营、劳动报酬、稿酬所得等)课以较低税负，对非劳动所得(股利、财产转让、财产租赁、偶然所得等)课以较高税负，对工薪所得设置扣除额(年1元比较合适)，设置五级超额累进税制，设计如下：
级数全年应纳税所得额(A)税率(%)速算扣除数
1不超过6000元的50
2超过6000元不超过25000元的部分10300
3超过25000元不超过60000元的部分151550
4超过60000元不超过250000元的部分257550
5超过250000元的部分3532910
对工薪所得先以较低税率按月预征，年终再结算。对生产经营所得仍可延用现有的五级超额累进税制。对劳动报酬和稿酬所得可以不设置扣除额，统一适用8%的比例税率。对其他非劳动所得，统一实行20%的税率。对劳动报酬、稿酬所得和其他非劳动所得，支付单位(个人)应在支付时就予以扣缴。由于源泉扣缴会因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人会因利益驱使，而合谋少纳税，从而使税收刚性不强和不能体现公平，还应在年终对纳税人的所有所得予以结算，为鼓励勤劳致富，对勤劳所得已纳税部分予以扣除，以扣除后的余额作为年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比例税率，减除本年度非劳动所得已纳税额后为应补税款金额。这也给我们提出了要求，加强税法宣传，培养公民纳税意识，要求公民年终到税务部门自行申报纳税(最好是请税务代理机构代为计算申报纳税)，我们应在利用现代化设备加强征管的同时，必须与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时常联系，掌握纳税人的年收入总额，当然，税务部门必须做好保密工作。因个人所得税改革而带来的财政困难，可以开征遗产与赠予税来弥补。(5)加快费改税，尤其是养老保险费改为社会保障税的进程。现行的养老保险交纳制度，不仅在收入上不能保证养老金的正常发放，更在征收上极大地不公平，国有和集体经济性质的企业必须交，而其他企业本着自愿的原则，是否缴纳，由企业领导做主，实际上是基本上不交，这对公有经济极不公平，使其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而社会保障税是世界各国普遍开征的税种，用于社会救济，维护社会稳定，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八大框架中，社会保障制度也居于重要地位，因此，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已刻不容缓。在社会保障税的设计上，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对每个公民设置一个社会保险号(可以用身份证号代替)，实行由雇主和雇员共同负担的政策(税率设计上可以延用现有的养老保险费率)，对所有企业征收。开征社会保障税也为我们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带来方便。我们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中，每年都要核定当年的计税工资，使税制可预见性不强，使纳税人不能对生产经营有较为准确的预期，而另一方面，我们在汇算清缴时，无法核实企业的准确的职工人数，又使计税工资的税前扣除办法难以落实，造成税收流失。如果开征社会保障税，我们可以不再实行计税工资办法，对缴纳了社会保障税的人员的工资据实扣除，而对未缴纳社会保障税的人员的工资等劳动所得，应视同劳动报酬征收个人所得税后据实扣除。这样，税制更透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也不易流失。(6)规范税收优惠。某些税收优惠可以取消，如对校办企业和新办第三产业的优惠政策，因为对校办企业，国家已对其扶持多年，在市场竞争中应该已能经受风雨，而且，在校办企业中，也有不少是假校办。而新办第三产业，其中有不少是国有(集体)企业中业务骨干下海经商，把自己在原来单位时的业务关系拉到自己所办的企业。也有的是从其他地方搬来，充当新办企业，对此，由于信息交流不灵通，税务部门难以核实，对其根据政策予以优惠。由此看来，对新办企业优惠，一方面，使税负不公，而另一方面，不仅没有起到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目的，更导致国有企业人才流失，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还应缩小对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的优惠范围。对某些
技术含量不高的行业应取消税收优惠，如白蚁防治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技术含量并不高，却享受营业税及附加免征，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0万元以内的免征企业所得税这样的优惠。当然，我们应对那些技术含量较高的科技企业和传统产业改造上坚决予以税收优惠，另外，税收优惠方式应有所转变，因为科技税收政策的作用大小，与税收刺激和激励的方式方法有很大关系。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对于基础性的科研开发活动，宜选择事前税收扶持政策为好，而对应用性技术研究开发则宜选择事后鼓励的税收政策为佳，而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技术研发问题上，正确的税收政策应该选择事情扶持和事后鼓励税收政策的有机结合。此外，从税收负担的角度看，税收优惠可划分为税率式优惠和税基式优惠，两种方式各有特点，各有利弊，因而经济发达国家往往讲求二者的搭配适用。从西方国家的科技进步史及相关税收政策的演变来看，近年来，其科技税收政策的侧重点，多放在税基式优惠方面，尤其是对加速折旧、税前列支(扣除)、投资抵免等方式的运用尤为偏爱。究其原因，是因为税基式优惠侧重于税前优惠，能充分调动企业从事科研和技术开发的积极性，有助于事前满足技术研发主体的资金来源，充分体现政府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意向，这与税率式侧重事后的利益让渡、强调事后鼓励相比，有着更多的优点和激励作用。而我国当前税收优惠往往偏重乃至局限于税率式优惠和税额减免，而较少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延迟支付、税收信贷，技术开发基金等手段和举措，因此优惠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已经或能够获得技术开发收益的企业，而对那些尚未和正在进行技术研发的企业则无税收刺激可言，故对老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产业升级与机构调整，对扶持更多的企业加入技术创新的行列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需尽快加以改进。再则，我国以往的科技税收激励大多集中于所得税方面的优惠，而很少涉及流转税类，致使科技税收的覆盖面及其政策效应均受到很大限制。(7)其他地方税种的改革。如：改城市维护建设税为城乡维护建设税，把征收范围由城市扩大到农村。把房产税和房地产税合并称为房产税，征收方法延用现行的房产税的征收方法，对事业单位房屋出租房产税税率由12%减为6%(事业单位出租房屋的营业税及附加税负是5.75%)，而现在私房出租(如承租者用于居住)的综合税负大约是10%。将国土局征收的土地适用费改为土地使用税，税负不变。取消耕地占用税和房屋交易的契税。土地增值税暂停征收。在适当的时机开征遗产与赠于税、环保税等。
其次，完善税收执法、司法体制，在税收执法、司法中体现WTO规则和宗旨的要求。
1、推行现代税收征管。普遍建立纳税人主动申报纳税制度，建立严密的稽查组织制度，强化税务稽查和司法工作，推行税务代理制度，实现办税公开化、普遍推行电脑管理，使征管技术现代化。使税收征收管理专业化、规范化、程序化、现代化。
2、严格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增强执法刚性。公平、明确的税收立法只提供了税收公平的可能性，加上严格执法,税负公平才能最终实现，税收法律系主义原则也才能最终得以贯彻。
3、强化税收执法、司法保障。除了修订完善《征管法》，进一步明确税务机关的强制执行权和强制执行申请权，明确有关部门的的配合义务和违反法定义务的责任外，可参照国外设立税务警察和税务法院(法庭)。也可在目前稽查机关的基础上，通过立法，赋予税务稽查机关在办理涉税案件使行使某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权力，入侦察、限制人身自由、提起公诉等。
4、加强税法宣传，提高税法透明度。我国公民纳税意识普遍不强，坚强税法宣传很有必要。我们应在平时工作、生活中，采取多种方式，宣传税法。
5、重视纳税人的权利，保障纳税人权益。纳税人的知情权、监督权、复议权、诉讼权等都应得到切实保障。政府如何利用税收收入，税收是否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民都比较关心。更不用提加入WTO后，大量进入我国的外商对税收支出的关注了。因而适应入世要求，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很多。
6、提高税务执法人员素质，改善人员结构，适应加入WTO后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对税收工作的要求，实行“精英治税”。税法的重大调整、市场准入导致纳税主体多样化、国际化，纳税人经营的多元化，知识经济引发新兴产业，网络发展和电子商务等，都对税务人员提出前所未有的更高要求。税务执法、司法机关需要更多的税收专家、法律专家甚至网络专家。
(三)、站在国际税收竞争角度重新审视税收主权与协调。在当今现实制度的约束下，应对国际间税收竞争有个可性的措施是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加强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这也是OECD国家首推方案。一方面，为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要消除税收障碍，使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尽可能地跨国流动，谋求在全球大市场中的有利地位;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在税收主权的基础上加强国际税收的协调与合作。另外，借鉴国际经验，不断完善涉外税法和国际税法，加快与国际税收防盗网络的衔接，使我国税收制度不断透明、公平、规范、真正达到税收法制化标准。
参考文献：
1、财政与税务：第4期《如何应对国际间有害的税收竞争》、《西方税负理论评析与借鉴》
2、财政与税务：20第2期《90年底世界税制发展趋势研究》、《简述国际避税的形成原因及方式》、《税收宏观调控正效应?负效应?》、《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政策探讨》
3、财政与税务：年第3期《论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的选择》、《中国的入世与税制改革》
4、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1年第3期《假如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对策》
5、涉外税收2001年第3期《加入WTO与我国税收法制的完善》
6、涉外税收2001年第2期《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的税收竞争及其对我国税制的挑战》
7、涉外税收2001年第4期《我国目前增值税征收范围不宜扩大》
8、《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三百问》
金融衍生品(financial derivative)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的产物。但由于金融衍生品的品种数量众多,又处于不断发展中,目前还没有一个被国际金融界普遍公认的定义。
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J·法博奇将金融衍生品定义为:“一些合同给予合同持有者某种义务或对某一种金融资产进行买卖的选择权。这些合同的价值由其交易的金融资产价格决定,相应地,这些合约被称为衍生品(derivative)。金融衍生品包括期权合约、期货合约、远期合约、互换上限与下限协议等”。
1994年8月,国际互换和衍生协会 (ISDA)将金融衍生品描述为:“衍生品是有关互换现金流量和旨在为交易者转移风险的双边合约,合约到期时,交易者所欠对方的金额由基础商品、证券或指数的价格决定”。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将金融衍生品定义为价值由名义规定的衍生于所依据资产或指数的业务或合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金融衍生品是指根据某种基础金融资产的预期价格变化而进行定值的金融产品,包含以下特性:
1.派生性。金融衍生品的价格依赖于基础金融资产,可以是货币、外汇、债券和股票等金融资产,也可以是金融资产的价格,如利率、汇率和股票价格指数等。
2.远期性。金融衍生品是建立在基础变量的未来变化上的交易合约,其价格是以基础金融资产的即期价格为依据,根据相关因素确定的同一资产的未来价格。
3.虚拟性。金融衍生品是基础金融资产的衍生物,是虚拟资本的虚拟资本,其中有许多产品已经同实际资产无关,具有一定的虚拟性。
4.杠杆性。其显著特点是交易采用保证金方式,即参与者只须缴纳较少比例的抵押金或保证金就能交易数额巨大的资产。
5.表外性。基于金融衍生品的远期性,在交易结果发生前,交易双方的资产负债表不能充分反映这类交易情况,潜在的盈亏也无法在财务报表中体现。
二、金融衍生品的国际税收问题
税收是一国主权的重要内容,各国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通常实施全面的税收管辖权(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和居民税收管辖权),在跨国范围内,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必然给税收领域带来新的问题,本文从重复征税、税收竞争和国际逃避税三个方面着手解析金融衍生品的国际税收问题。
1.重复征税中的收入来源地问题
由于对收入来源地的确认存在差异,必然产生重复征税问题,这在金融衍生品的国际税收中表现尤为突出。
确定金融衍生品的来源是税收当局征收预提税和营业所得税的基础。大部分经合组织国家不对金融衍生品的跨境支付征收预提税,因为交易双方采取相互抵扣的方式来进行交易,税收当局在实际管理上无法做到以支付总额来征税,这种做法也会影响交易的正常进行。如果税收当局要以常设机构为基础征收营业所得税,则必须计算交易双方相互支付的净额,而这种支付方式的相关所得和费用却很难划分。通常情况下,一项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不只局限于某一金融市场,而是通过各金融机构的子公司、分支机构在世界各金融市场进行交易。从现有的金融衍生品国际交易的操作方式来看,可分为三种形式:(1)24小时交易型。例如,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营业时,交易可以在伦敦证券市场进行,当伦敦交易市场关闭后,可把未完成的交易通过网络等转移到纽约证券市场继续进行交易,这样可以保证24小时内随时都可以进行交易;(2)中央集权型交易。例如,美国的金融公司在纽约设立总公司,在其他各国设立分公司,交易内容由纽约总公司集中管理,纽约总公司在其子公司所在金融市场交易时间内限定性地让子公司进行一些交易;(3)地方分权型交易。位于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分支机构不受总公司的控制,可以自由地签订合同进行交易,但这种交易多依赖于总公司和本机构的业务支持。
由于金融衍生品的全球交易存在上述三种交易方式,因而对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所得,目前普遍认为有三种方式来决定其所得归属:(1)买卖业务说。金融衍生品交易所得是在与顾客签订合同时产生的,与顾客签订合同的经济实体应获得全部交易所得;(2)商业业务说。即在金融衍生品交易过程中,交易的收益、风险的处理都在交易的过程中实现,因此该所得应该归属于实质进行交易的经济实体;(3)全体业务说。即金融衍生品交易所得是各经济实体协同操作的,应在各经济实体中进行分配。目前,大多数金融衍生品交易属于24小时交易型,某一交易涉及众多的关联企业和国家,采取全体业务说比较合理。但在目前的国际税收框架下,税收竞争在所难免,要形成一套合作的协调机制困难重重。
2.税收竞争中的预提税问题
为了获得更多的外来资金,各国金融衍生品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竞争手段中包括采取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政策,由此,在是否征收预提税的问题上各国也表现出了不同态度。
在大多数国家对由期权、期货和互换等金融衍生品产生的,向非居民所作的支付收益一般不征收预提税。绝大多数经合国家就向非居民支付的期权费不征收预提税,但也有某些国家保留权力,对某些情况下的所得归为利息所得,从而可以课征预提税。与此相类似,各国对于期货合约中向非居民的支付也常常免征预提税。例如在爱尔兰,名义上要对这些支付征收预提税,但对于银行所从事业务的支付常常加以减免;英国虽然规定对向任何非居民所作的这类支付都应征税,但如果支付者是一个与英国有税收协定国家的居民,根据协定中的“其他所得”条款,这些支付就能被减免;美国将互换合约中的支付额看作是来自收入者居住国,而美国的预提税只适用于来源于美国的所得,据此,对于向非居民的支付可以免税。
对于互换合约,按照大多数所得税协定,许多国家对于合约中产生的对他国居民的支付,通常不征收预提税,但也有例外,如希腊对根据互换合约向非居民所作的全部支付课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将互换合约产生的支付当作利息课税。也有很多国家把具有内置贷款性的支付视为利息,并对之征收预提税。理论上一国可以对居民向非居民所作的衍生证券支付征收预提税,因为这种支付代表所得从课税国家流出。据此理论,这种支付是否要取代课征预提税的股息、利息或其他类型的所得无关紧要,这就必然带来许多隐忧,原因在于:首先,它要求对向非居民的所有衍生证券支付课税。在实践中,少数国家对互换支付征收预提税,而对期权、期货和期货合同支付不征收。事实上,任何通过互换能够做到的,一种或多种期权、期货或期货合同也能做到。对互换合约支付而不对其他衍生证券支付课征预提税的可能后果是使国际交易偏离正常轨道,结果导致可能征不到任何税收。其次,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对衍生证券支付征收预提税可能使衍生证券交易无利可图,从而阻碍了交易的发生,因此,也消除了任何征税的可能。
3.国际避税中的转让定价问题
当前国际避税的主体主要是跨国企业,这些跨国企业在金融衍生品领域里进行逃避税的主要手段是转让定价,即关联企业间为了实现关联企业的整体利益,采取有别于正常交易价格的定价方法来决定他们之间内部交易的价格或报酬收取或费用分摊。由于金融衍生品交易不只局限在某单一经济实体内进行,它也涉及到母公司与子公司、分支机构之间利用金融衍生品交易,可以人为地对所得进行调整以达到避税目的,因此转让定价调整在所难免。由于各国对金融衍生品所得课税的不一致和各国确定常设机构的营业利润的会计准则不同,都可能导致关联方之间的转让定价行为。事实上,不管哪种形式的金融衍生品都可能带来转让定价,这种转让定价可以利用金融衍生品在各国之间的税收差异,也可以利用对金融衍生品所得税与传统所得税之间的差异。
例如,跨国公司如果在关联企业之间签订一些含有偏离市场通行规定条款的衍生金融合约,则可以达到将利润从高税国转移至低税国,并且这种做法很容易成功。因为这种衍生交易首先涉及双方各自对利率、基础资产价格变化等一些市场风险因素的估计,确定金融衍生品价格的过程相当复杂,税务当局不容易发现转让定价行为,即使发现这种转让定价行为,当前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调整办法也很少,很难确定调整价格。如根据美国的预约定价方式,如果税务当局要遵循公平交易原则,或者在甲国和乙国的国内法,或在他们的所得税协定中规定实现公平交易的措施及办法,纳税人则可以采取下列策略避税:甲国的A公司与乙国的B公司都与一个不相关的避税地丙国的C银行进行互换交易,根据交易的条款,这些交易在场外进行。这些条款使得丙国C银行不受损害(在一个合约上的损失在另外一个合约上获得),但却减少了甲国A公司和乙国B公司总的税收负担。这种交易方法使得公平交易原则难以操作。
4.税收当局面临的困境
(1)纳税人很容易通过调整安排,使其交易变成非关联方交易。由于国内的税法只适用于关联方交易,结果使得税收当局不能在第一时间调整价格。
(2)金融衍生品并非是标准,其往往被纳税人设计得很复杂,税收当局很难从这些交易中发现潜在的问题,使得税收当局必须做大量的分析之后才可能发现定价问题。
(3)正确市场价格的决定过程存在问题,无法有效获得关于价格的决定因素信息。对于立法机关来说,必须给予税收当局更大的权力以调整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的转让定价问题。管理部门可以要求纳税人证明其交易是否是与非关联方进行的,但这种要求可能只适用于涉及避税港的交易中。在管理上,税收征管人员需要经过特别培训才能发现衍生品交易中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但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大量专业人员。
三、金融衍生品国际课税的制度设计
金融衍生品存在税收差异有其必然性和长期性,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基于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法律传统以及税收征管水平的差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竞争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税收竞争成为一些国家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手段。这些国家往往通过税收优惠、税收抵免和延期纳税等办法,以期在金融衍生品的课税上产生比较优势,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例如加拿大就实行较低的资本利得税率,对股票期权采取延期纳税等。本质上,政府已经将税收的宏观调控职能置于税收中性目标之上,更多地从宏观经济全局角度来制定具体的税收制度,税收差别自然就形成。由于国际间的税收竞争所导致的税收差异,给金融衍生品以很大的税收套利空间。曾有人提出通过设立国际税收组织,实施国际课税权来解决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征税难问题。但是这种解决办法显得不切实际,主要有三个原因:1.这涉及到干涉国际税收主权;2.各国的实际差异很大,很难达成一致;3.由于税收涉及国家经济利益,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很难就这种利益分配达成一致。对此,本文提出以下解决金融衍生品国际税收问题办法:
1.订立双边及多边税收协定
订立双边税收协定或多边税收协定,这种方式不过多地干涉国家税收主权,因而易于为各国接受。同时,由于涉及的利益方较少,也易于达成一致。
2.大力推行全球性的统一税收协定范本
推行全球性统一税收协定范本可以减小各国税收差异,提高各国税收的相似性。如果仅通过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解决问题,各国的税收协定也存在较大差异,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扩大税收差异。因此,大力推行全球统一的税收协定范本是有效的解决办法。
目前国际上最重要和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国际税收协定范本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即《OECD协定范本》和联合国制订的《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即《UN协定范本》,这是由两个国际组织为了协调和指导各国签订双边税收协定或多边税收协定而制订并颁布的示范性文本。其具备两个特征:一是规范化,这种规范化主要表现在格式、内容的规范等方面;二是内容弹性化,国家税收协定范本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其内容具有弹性,规定和列举了具有一般性和原则性的条款,具体有关内容则由各谈判国家自己去明确规定。各国在签订相关协定时,可以参照两个税收协定范本的结构和内容来缔结税收协定,而且在协定的大多数税收规范上都应该遵循两个协定范本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国际税收协定范本可以为各国相互签订税收协定确立规范性样本,保证各国签订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程序的规范化和内容的标准化,并为解决各国在税收协定谈判和签订中遇到的一些技术性困难提供有效的帮助,为各国在处理税收协定谈判签订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提供协调性意见和解决办法。
3.加强区域税收合作
区域税收合作建立在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又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它易于被各国接受,比单纯的税收协定更有效果,目前,发展较好的有欧盟各国间的税收合作,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区域税收合作刚刚起步,区域税收合作的发展前景宽广。
参考文献
[1]弗兰克.J.法博奇.资本市场:机构与工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李林根,马俊,王晓菲.金融衍生商品交易课税问题探讨[J].税务研究,2002(12).
[3]杨斌.国际税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冷战结束后，世界呈多极化发展的新格局，世界各国都不断谋求在高技术，尤其在高端产业方面的领先优势。运用税收经济杠杆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谋求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已成为各国共识。
税收减免
各国政府对有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项目，大多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优惠。
日本政府为实现科技振兴，实行了对实验研究费给予税额扣除、向海外出售技术等海外收入给予特别扣除等政策。日本在对增加实验研究经费给予减免的基础上，对部分高新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用资产，再按购入价的7％免征所得税税金(最高限额为法人税的15％)。
美国在1981年通过的《经济复兴税法》中规定，纳税人可将发生的与贸易或商业活动有关的研究或实验支出直接作为可扣除费用予以抵扣，而不作为资本性支出。凡是当年研究与开发支出超过前三年平均值的，其增加部分给予25％的税收抵免(1986年将25％的税收抵免减至20％)，该项抵免可以向前结转三年，向后结转十五年。企业向高等院校和以研究工作为目的的非盈利机构捐赠的科研新仪器、设备等，可作为慈善捐赠支出，在计税时予以扣除。
新加坡税法规定，对带来“先进工艺”的高新技术外国公司投资设厂，可享有减免盈利33％的税收优惠，减免期为五至十年。印度为鼓励科技信息产业的发展，自1981年开始，对在“自由贸易区”生产电子出口产品的企业取得的利润和所得，实行连续五年免税的政策。费用扣除
这一方式是允许企业将用于科研、试验及资源开发的投资，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作为费用扣除，以减少应纳所得税。
加拿大政府对企业研究开发的经常性费用和资本性费用，以及在境内发生的费用和在境外发生的经常性费用，允许在发生当年作一次性扣除，对境外发生的资本性费用，则按资本折旧规定分期摊提。同时，对研发费用的20％可从应纳税所得额中另行抵免。对由本国人控股的私营公司研发费用未超过200万加元的部分，抵免率可提高至35％。其优惠当年不足抵免的部分允许向前结转三年，向后结转十年。
美国对于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按两种不同的方法进行扣除。一是资本化，即采取类似于折旧的方法逐年扣除，扣除年限一般不短于五年；二是在研究开发费用发生的当年作一次性扣除，若企业当年没有盈利或没有应纳税所得额，则允许减免额的该项费用扣除可向前追溯三年，向后结转七年，其中费用扣除最长可顺延十五年。
澳大利亚政府对专门用于科研的建筑和设备的费用，可以按照不少于3年的时间扣除；对每年在澳大利亚使用的科研开发费用超过5万澳元的部分，可以准予升值按照150％进行扣除。澳大利亚还规定，企业研究与发展投资的60％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偿。
英国税法规定，企业用于科技开发的收入性支出，视为一般营业性支出，可从税前的营业收入中扣除，向政府认定的科研机构(包括大学、科研院所等)支付的，与企业经营活动有关的研究费用可在税前扣除。
投资税收抵免
其措施是对购进生产性固定资产设备的企业，允许其在税前扣除设备价款一定比例的金额，以减轻其税负。这种抵免有利于鼓励企业更新固定资产和进行技术改造。
美国税法规定，企业用于技术更新改造的设备投资，可按其投资额的10％抵免当年应缴的所得税。凡是企业科研发展费用超过前三年平均值的，可按超过部分的25％抵免当年的应纳税额(同时规定最高限额为法人税的10％)。凡购买新的资本设备，如法定使用年限在五年以上，其购入价格的10％可直接抵扣当年的应缴所得税额；如法定使用年限为三年，抵免额为购入价格的6％；某些购入的旧设备，也可获得程度不同的税收抵免。对企业的研究与发展投资，可按20％的投资额抵免当年的应缴所得税。
日本政府规定，企业的研发费用可选择资本化，按照递延资产处理，也可选择当期全额扣除。另外，对于符合条件的费用，还可按规定直接抵免应纳税额。如为促进基础技术的研究，对用于基础技术研究的折旧资产，按当年该项支出的5％从应纳税额中抵免；为鼓励中小企业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规定中小企业的研发支出可按当年支出全额的6％抵免。
新加坡税法规定，对从事研究开发的高科技公司，可享受固定资产投资的50％，从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中抵免的优惠政策。韩国税法规定对企业研究实验用的设备投资金额，按5％(进口产品)或10％(本国产品)给予税收减免。西班牙则对公司投资于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无形资产按15％，固定资产按30％给予税收抵免。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政府应考虑改变以往单纯税额减免与低税率的优惠政策，增加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基式优惠手段的运用。作到税基减免、税额减免与优惠税率三种方式相互协调配合，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我国高科技企业收存的问题
税收优惠方式较为单一。目前我国对高科技产业的税收优惠方式主要为直接优惠，即减免税。这种方式只是奖励性优惠，是一种事后奖励。在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这种奖励性税收优惠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影响了企业之间的非市场竞争，干扰了正常的市场活动。
税收优惠重点较为片面。这种片面体现在两点上：第一，我国税收优惠侧重点在高科技新办企业的投资优惠上，对原有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改造扶持的广度和力度都不够。第二，只注重所得税方面的税收优惠，而在流转税中未采取相应的科技税收优惠措施，只看重结果，而对其投资活动，没有给予高科技企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科技税收优惠的歧视现象。目前我国仅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实行优惠，而对开发区外的企业无此优待，造成高新技术企业纷纷挤往开发区，甚至在开发区内假注册，这样违背了税收优惠原则，也不利于，公平竞争。税收优惠政策内外有别，企业的税收优惠着重体现在外资企业所得税中，以利于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科技税收优惠对象是企业而非具体科技项目。一旦被确认为科技企业，其非科技收益也会享受税收优惠待遇，这样就造成了优惠的泛滥。而某些企业有利于科技进步的项目或行为，因为未被确认为高科技企业，难以享受到优惠，最终降低了政策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