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问题研究》参考文献(精选8篇)
《国际投资问题研究》参考文献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杨大楷等:《中级国际投资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尼尔·胡德、斯蒂芬·杨:《跨国企业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彪如主编:《国际经济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新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的利益分配》,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联合国贸发会议编:《世界投资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近年版。陈雨露:《国际资本流动的经济分析》,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国际资本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近年版。任淮秀主编:《兼并与收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谈萧著:《中国“走出去”发展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田素华:《东道国国际资本流入结构的成因与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裴长洪:《利用外资与产业竞争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赵晋平:《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程惠芳:《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刘易斯·威尔斯:《第三世界跨国企业》,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版。大卫·史文森:《机构投资与基金管理的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近年出版的有关国际投资方面的期刊与发表的论文。
房地产行业、房价问题、高铁的建设, 这些经济关注焦点都与一个议题有关——建设项目。当然, 无论是房地产项目还是路桥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离不开投资方和施工方。实际中人们更多的关注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行为而没有深入关注施工方, 更多的关注于房地产行业的房地产公司的行为而非施工主体行为。本文从政府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角度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目前, 我国对基础设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注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研究, 目前, 我国对基础设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注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研究, 包括马树才等2001;范前进等2004;娄洪2004;踪家峰等2006;王任飞等2007等。或者是针对具体的行业, 例如魏后凯2001和张光南等2010研究了基础设施对制造业的影响, 董晓霞等2006研究了基础设施和种植业的关系。除此之外, 还包括了基础设施的影响因素研究, 张军等2009, 张光南等2009。张光南等2010还研究了基础设施和就业之间的关系。在投融资和评价问题方面的研究回顾如下:
二、政府投资投融资方式及模式研究
代建制是指政府通过招标的方式, 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 负责项目的投资管理和建设组织实施工作, 项目建成后交付使用单位的制度。
近年来, 我国的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越来越多, 众多的学者都认为我国传统的政府投资项目模式有很多弊端。投资体制改革方案于2004年7月16日正式批准, 明确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加快推行代建制。郑边江2007、邵琦2008、赵淳怡2007等都对传统管理模式及其弊端进行了分析, 揭示了其原因在于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的产权虚化和泛化、政府失灵, 以及传统管理模式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内部人控制问题。虽然以上学者对代建制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但是鲜见通过实证分析对其进行验证的。邓晓梅等2010借助理性预期理论, 得到政府代建制模式优于市场代建模式, 而两者又都优于传统模式的结论, 从而对代建制进行了验证性研究。
除了在代建制方面的研究, 还有很多学者对政府投资项目的融资模式进行了研究。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现有的投融资模式主要包括:BOT、城市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ABS、PPP、PFI、捆绑式投资方式, 王洋华2008。
三、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评价
近年来, 我国许多的学者对有关政府投资项目投资效率进行了研究。首先, 在项目评价理论方面, 研究者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用于项目评价, 王建军2003应用层次分析法于可持续发展评论;刘玲2007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住宅小区建设项目的投资效率进行研究;卢和宇2007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等方法对江西省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黄德春2003结合人工神经网络理论和模糊优选理论进行研究。其次, 陈明理2001和郭超2007对投资效率进行研究, 认为我国不存在投资过度或资本过度积累, 应该不断提高投资效率。申展2007、成竹2001和马良2000对投资效率的改进进行了研究。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面, 毛继苓2006针对高速公路, 王萍2006针对水利项目, 建立了相应的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张新云2010结合理论研究了政府投资公路项目投资效率评价问题。李小林2006和刘小庆2008分析了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基础设施的投资决策方面有唐建新2003的研究。黄晓广2005和杨黎明2007具体研究了公共产品的投资。
四、总结和未来的研究机会
以上的文献综述围绕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及模式和评价等方面。在已有的文献中, 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和研究对象都各不相同。学者普遍认为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较优, 但是究竟私人投资与政府投资项目有何不同领域很少有人涉足, 更没有人以实证的手段从施工方的成本角度来研究投资主体的不同对一个项目的建设是否有显著的不同影响。除了从成本角度对这一议题进行研究, 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考虑项目评价问题即项目投资效率问题。这都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思路。该议题也为以后政策的选择提供实证依据。
摘要:正如在房价高居不下的今天, 房地产行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一国的建设投资对一国的经济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基础投资项目还关系着一国民生问题。本文从政府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角度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关键词:服务企业;国际化;战略
一、服务的分类
尽管对服务存在诸多不同的分类(Blaine,1996),但是,文献中经常使用的是以产业为基础的分类方法(Samiee,1999)。将相似行业归纳于一处,有利于对服务业进行系统地比较分析。例如,Winsted & Patterson(1998)对工程咨询企业的国际市场进入战略进行讨论。然而,由于缺乏更为综合的分类方法,相关的服务理论将不会出现(Clark et al.1996)。
Lovelock & Yip(1996)建议将服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人的服务(PeOple—processing Services),这类服务主要包括对顾客的切实的活动,这使得服务提供商必需在当地为顾客提供服务;第二类是对财产的服务(Possession—processing Services),这类服务包括提高商品顾客认知价值的无形活动;第三类是以信息为基础的服务(1nformation—based Services),这类服务为顾客收集、分析、掌握数据,最少涉及到顾客。与之相似,Clarketal.(1996)也将服务分为四类:以接触为基础的服务、以媒介为基础的服务、以资产为基础的服务和以目标为基础的服务。
Patterson & Cicic(1995)依据服务的“服务是否有形(Tangibility)”和“服务是否需要在当地进行(Face—to—faceContact)”两个维度,将服务分为四类:低接触一低有形型服务是不受地理位置限制的专业型服务;高接触一低有形型服务是受到区位因素制约的定制化方案;低接触一高有形型服务可以高度标准化的服务组合;高接触一高有形型服务则是高附加值的顾客定制服务。
Erramilli(1990)将服务分类为“硬服务(HardSer-vices)”和“软服务(Soft Services)”。在硬服务(如建筑设计)中,生产和消费可以分离,因而不存在当地消费的需要;而在软服务(医疗、餐饮)中,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同时发生、不可分离,要求服务企业存在于当地。Erramilli(1990)强调,服务的不可分离性是区分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国际化过程的重要特征。
二、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比较
在经济国际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变成了服务企业,越来越多的行业变成了服务行业。然而,关于国际化的文献大多数是针对制造企业的。尽管服务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但有关服务企业国际化的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Javalgi、Griffith &White,2003)。可以认为,对于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Clark&Smith,1996)。
相关文献中一直存在有关服务产品和实体产品的国际化是否不同的争论。Boddewyn etat.(1986)认为,有关制造企业国际化的研究为服务企业国际化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石。Katrishen &Scordis(1998)通过对保险行业的考查支持了Boddewyn的研究结论。Agarwal & Ramaswami(1992)對设备租赁服务供应商和产品制造商的出口战略选择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并没有不同之处。原因在于这类服务企业不需要在外国市场不断地、持续地提供服务。
但是,Erramilli(1990)和Erramili&Rao(1993)的研究则认为,实体产品的进入模式不能直接应用于服务产品。虽然企业规模、成立时间、所有权归属等企业特征对制造企业的国际化行为有显著影响(Burton & Schlegelmileh,1987),但是,Javalgi et al.(1998)的研究发现,这些特征对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并没有显著影响。
还有一些学者则持以下观点:对于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而言,进入国外市场的基本过程是相同的,只是在过程的执行上存在差别(Shanna & Johanson,1987;Dunning,1993)。Cicicetd.(1999)也认为,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在国际化问题上,受到相似因素的影响,但某些因素的影响方向或程度需要修正。
Buckley,Pass & Kate(1992)认为,在国际经济环境下,服务的两个特征影响着企业的国际化过程:第一,服务与实体商品的可分离性;第二,生产和消费的可分离性。与制造企业一样,公司的特定优势是服务企业在海外市场成功经营的先决条件。在这一假设前提下,制造企业和硬服务企业的海外进入模式并没有差别(Ekeledo & Sivkumar,1998)。
Thompson et al(1998)通过对商用汽车业和酒店企业国际化的过程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两个行业中领先企业的案例调查,作者发现:服务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比制造企业更容易理解。在制造企业中,企业的国际化更容易受到技术、社会等当地环境的影响。
三、服务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
服务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传统方式是跟随他们在国内所服务的制造企业,当其客户进行国际化后,他们将有机会随之向国外扩展,并且有时这种国际化是被迫的(Weinstein,1977;Vandermerwe & Chadwick,1989)。Gray&Gray(1981)通过对银行业的调查发现,大多数的银行通过跟随其客户而展开国际化经营。但是,随着电子商务技术的发展,服务企业对当地经营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其国际化的方式也变得更为多样化(Winstead & Patterson,1998)。这改变了服务企业跟随制造企业国际化的状态。
U & Guisinger(1992)对三极地区(Triad)服务业跨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调查。其调查对象是1976至1986年间九个服务行业的168家最大跨国公司,其理论源于对单个服务行业的研究,以及制造业的经验证据。Dunning & Ktmdu(1995)也借鉴制造企业国际化的理论,以酒店行业为例,对服务企业的国际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实地研究,结果发现,酒店企业的高层经理会依据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国际化优势来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在海外进行经营。也就是说,即使在服务业的行业背景下,折衷理论也能较好地解释企业的国际化现象。
而Kundu & Contractor(1999)则对酒店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以及服务企业区位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酒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决策因素包括四个方面:东道国市场规模、经济及政治环境因素、东道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以及旅游行业的特定因素。通过对67个国家1998年横截面数据的OLS回归分析,作者发现旅游行业的特定因素同东道国因素一起,对酒店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起决定作用。
Moshirian(1998)考察了1985年-1996年澳大利亚金融服务业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后认为,国际收支状况、国内外利率及经济活动均能对金融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影响。而且,对本行业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进行研究表明,资金储存成本、国内银行的市场规模、真实汇率、制造业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是澳大利亚金融服务业吸引外资的主要影响因素。
Samiee(1999)对服务企业国际化的趋势、障碍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服务企业国际化经营障碍包括:缺乏完整、有效的对不同行业服务业的数据统计;政府的政策本质上是为了保护国内企业;服务不可分的性质使得某些服务资源不可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配置,收费也不可能国际化。
Javalgi,Griffith & White(2003)借鉴前人对制造业的研究,通过对228家B-B服务企业的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服务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该项调查表明,企业规模等企业特定因素、市场特征等区位因素会影响管理者态度,并进而影响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在国内,王文超(2005)对服务企业的国际营销能力的构成、影响因素和培育方法进行了研究,发现“目标市场国服务行业的开放程度”、“国际服务市场竞争状况”和“文化差异程度”是影响服务企业国际营销能力的重要因素。
四、服务企业国际化的战略选择
长期以来,服务被认为只能在当地提供,而服务企业也必须在服务提供的当地建立。然而,服务成为国际贸易中增长最为迅速的一部分。Gronroos(1999)和Christian(2001)给出了服务企业五种不同的国际化战略:直接出口(Direct Export)、系统出口(Systems Export)、直接进入市场(Direct Market Entry)、间接进入市场(1ndirect Market En-try)和电子营销(Electronic Marketing)。直接出口服务适合于面向产业市场的维修和保养服务;系统出口是由两家或多家提供互补性解决方案的企业开展的合作出口;直接进入即指服务企业在国外市场直接建立子公司;间接进入适用于那些不愿意直接在国外设立拥有全部或部分所有权的子公司的服务企业,通常通过授权协议或特许经营方式由当地企业提供服务;而电子营销使服务企业不必局限于某一特定市场。
黄维梁(2000)对中国服务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方式选择和营销策略提出了建议,并认为,服务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会因服务行业特征而异。某些针对顾客人身的服务,如医疗、客运或餐饮等服务,顾客需要到现场接受服务,环境因素直接影响到顾客对服务的满意程度,服务的过程和结果均对顾客很重要,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就得考虑东道国投资环境对外资企业在当地广泛布点的限制。而另一些针对顾客财产的服务,如金融、会计或法律咨询等服务,顾客不一定亲到现场接受服务,顾客看重的是服务结果,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就要着重考虑东道国服务市场进入的限制。有些服务要求构架全球性的网络,如银行、运输或旅游服务,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就应考虑企业全球战略布点的要求。但是,这些建议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制造企业国际化的相关文献,作者并没有对服务企业的国际化进行实证检验。
Grosse(1996)对在服务业中占重要地位的广告业、商业银行、计算机软件生产和销售、旅馆业和管理咨询等五个行业进行过调查,得出服务业中各个行业共同的前五种关键技术是:本行业中的知识和经验(33%)、提供服务的方法(10%)、管理技能(9%)、技术信息和本行业特殊信息(7%)及财务经营技能(7%)。与硬技术一样,服务技术也存在三种不同的国际转移方式(Grosse,1996),即出口方式、契约安排方式(包括许可证贸易、特许经营、管理契约以及各种协议)和FDI方式(包括合资和独资)。
Winsted & Patterson(1998)在对企业出口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近700家工程服务企业的调查,对服务企业出口决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出口障碍、管理者对出口的态度、国内市场的竞争强度等均显著影响着服务企业的出口水平。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出口企业坚信其服務适宜出口,而非出口企业则不然。
Coviello & Kristina(1999)考察了服务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国际化阶段模型,以及整合的网络理论。通过对新西兰的四家工程咨询公司的研究,作者识别了小型服务企业国际化、后续国际化、市场选择和进行模式的决策方式和影响。该研究也指出,因为服务企业的范围太过广泛,所以考察其国际化过程也不能以单一理论框架为基础。
Erramilli(1991)指出,在企业的国际市场知识与国际技术转移方式的资源控制程度(或资源要求)之间存在一种U型关系。Erramilli & Souza(199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低资本密集度行业,企业规模对企业选择FDI方式的影响较小,说明大企业和小企业在此方面的区别很小。同时,在高资本密集度行业,小企业选择FDI方式的意愿很小。Christian(2001)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识别出服务企业国际化的三种进入模式:跟随客户模式、寻找市场模式和电子营销模式。Erramilli & Rao(1993)和Murray & Kotabe(1999)曾经发现,交易费用的不同会导致服务和制造企业在许多方面的不同。Brouthers(2003)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讨论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在海外投资进入模式差异产生的原因。资产专用(Asset Speeificity)、行为不确定(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和环境不确定(Behavioral Un-certainty)这交易费用的三个方面均对企业的海外进入模式产生影响。与制造过程相比,服务过程具有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劳动密集等方面的特征。在理论演绎并提出相关假设之后,该项研究对西欧跨国公司在中东欧的投资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了以下结论:环境不确定性和风险倾向(Risk Propensity)影响着制造业的进入模式,而行为不确定性、信任倾向(Trust Propensity)和资产专用性影响着服务提供商的海外进入模式。
李忠、陈继祥(2002)发现,服务企业比制造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方式进行技术转移。范小虎、张祥(2001)在探讨服务技术与一般硬技术的转移过程之差别的基础上,认为服务企业国际技术转移方式有两个重要影响因素:企业规模和市场知识。李江帆、顾乃华(2004)认为,核心资源与政策资源强弱的不同组合决定了相应的国际化战略的差异。郑长娟(2005)利用2001年进入上海市的外资服务企业为样本,对外资服务企业中国市场进入模式的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外资服务企业的进入模式选择具有更强烈的独资倾向,各服务行业外资进入模式选择存在明显的差异。另外,文化距离对外资服务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与传统理论相悖。制造企业中,文化距离越大,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控制程度越低。但是,文化距离越大,服务业跨国公司对其在华子公司的控制程度也越高。
Alexander & Lockwood(1996)对酒店企业和零售企业的国际化过程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尽管零售企业和酒店的国际化战略及其拓展有高度的相似性,然而,二者也存在一些差异。例如,许多酒店企业通过管理合同实现国际化,而零售企业较少如此操作。酒店企业具有多品牌扩张的特征,而零售企业往往使用同一品牌。两类企业国际化的动机和发展过程的差异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五、以往研究的不足和未采的方向
通过对服务的分类、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比较、服务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及其战略选择等方面的文献研究,可以发现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已有的实证研究均以制造企业为重点研究对象,从整体来看,缺乏对服务行业的深入研究。即使在服务行业内部,由于不同产业类别的企业在战略的影响因素上存在差别,因此,可以进一步针对特定产业比较分析。
第二,绩效是企业的目标。战略角色对企业绩效表现有着显著的影响。Taggart(1999)在通过对制造业跨国企业的研究后指出,合伙型子公司和战略独立型子公司具有高度的主动性和与总部的良好沟通,因此在市场占有率、生产效率等方面的表现均优于接受型子公司。然而,有关服务企业国际化与其绩效之关系的研究并未见到,这值得深入研究。
第三,企业的国际化扩展战略往往会受到总部决策的影响(曾国军,2006),同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不同子公司在相同的投资环境下,也会因为分工合作的原因而存在不同的战略。但是,有关跨国服务企业的总部如何管理其关联企业的研究也不多见。因此,跨国服务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如何协调与其关联企业的关系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四,已有的关于服务企业国际化的研究集中在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较少对发达国家服务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扩展进行研究。另外,针对中国这类转型经济国家服务企业的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极为罕见。中国是世界上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有关跨国服务企业在华国际化扩展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美] Friedrich K.Juenger, Choice of Law and Multistate Justic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3.中译本 荣格:《法律选择与涉外司法》,霍政欣、徐妮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Symeon C.Symeonide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Progress or Regress? ,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3.Symeon C.Symeonides, The American Choice-of-Law Revolu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6.4.J.J.Fawcett(ed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 Essays in Honour of Sir Peter Nor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5.刘铁铮、陈荣传:《国际私法论》,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
6.[美] 利·布里梅耶、杰克·戈德史密斯:《冲突法:案例与资料》,中信出版社2003影印版(英文)。
7.[英]艾伦·雷德芬等:《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践》(第四版),林一飞、宋连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英]马丁•沃尔夫著,李浩培、汤宗舜译:《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9.陈隆修、许兆庆、林恩玮:《国际私法:选法理论之回顾与展望》,台湾财产法暨经济法研究协会2007年版。
10.徐宏:《国际民事司法协助》,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1.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版。12.黄进、宋连斌、徐前权:《仲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3.李双元、欧福永、熊之才编:《国际私法教学参考资料选编(上、中、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李双元、谢石松:《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5.李双元、徐国建主编:《国际民商新秩序的理论建构》,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6.李双元主编:《中国与国际私法统一化进程》(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7.刘力:《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18.林一飞:《仲裁裁决抗辩的法律与实务》,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9.马汉宝主编:《国际私法论文选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20.沈涓:《合同准据法理论的解释》,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1.沈涓:《冲突法及其价值导向(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2.沈涓:《中国区际冲突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3.宋连斌:《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24.宋晓:《当代国际私法的实体取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5.粟烟涛:《冲突法上的法律规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6.王葆莳:《国际私法中的先决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27.肖永平:《法理学视野下的冲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 Aw B, Chen X,Roberts M. Firm-level evidence on productivity differentialsand turnover in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Economics,2019, 66:51-86.
[3] Baldwin, R.E.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Trade: Testable and UntestableProperties of the Melitz Model [A]. Working Paper, 2019,6.
[4] Bernard A.B. and J.B.Jensen. Exceptional Exporter Performance; Cause,Effect, or Both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47:1-25.
[5] Bernard A.B. and J.B.Jensen. Entry, Expansion, and Intensity in the USExport Boom,1987-1992[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9,12(4),662-675.
[6] Bernard A B, Redding S, Schott P.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Heterogeneous Firms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9,74(1).
[7] Delgada M, Farinas J, Ruano S. Firm productivity and export markets: anon-parametric approach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9,57:397-422.
[8] Ghironi F, Melitz M J.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acroeconomic Dynamics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9, 120:865-915.
[9] Greenaway D. and R.Kneller, Exporting, Firm Heterogeneity, Exporting and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Economic Journal, 2019, 517: 134-161939.
[10]Head K, Ries J. Heterogeneity and the FDI versus export decision ofJapanese manufacturers [J]. Japanese International Economies,2019(17):448-467.
[1 IJHelpman, Melitz, Yeaple. 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94:300-316.
[12]Melitz, Marc.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a, 2019, 71,1695-725.
[13]Pavcnik,Nina. Trade Liberalization, Exit,and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s:Evidence from Chilean Plants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9, 69(1):.245-276.
[14]Wagner Joachim. Exports and Productivity: A Survey of the Evidence fromFirm- Level Data [J], The World Economy 2019,30(1): 60- 82.
[15] Yeaple, S.R. A Simple Model of Firm Heterogeneity, International Trade, andWages [J].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9,65: 1-20[16] Yeaple S R. The Complex Integration Strategies of Multinationals and CrossCountry Dependencies in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9, 60: 293-314.
[17]陈丽丽.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新动向一一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9 (3) :119-123.
[18]段晓庆.广东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J].特区经济,2019(2).
[19]樊英.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的理论进展[J].国际贸易问题,2019(8) :124-128.
[20]范思请.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经营研究[D].吉林大学,2019.
[21]古广东.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南方金融,2019 (2)[22]何骇.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业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9 (3).
[23]洪联英,罗能生.出口、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西方贸易理论的微观新进展[J].国际贸易问题,2019(7):22-26.
[24]洪联英,罗能生.全球生产与贸易新格局下企业国际化发展路径及策略选择-基于生产率异质性理论的分析方法[J].世界经济研究,2019(12):55-61.
[25]赖伟娟,黄静波.出口行为、企业异质性与生产率研究——基于1999?中国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19 (7)
[26]李春顶.出口贸易、FDI与我国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新新贸易理论模型扩展及我国分行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9(2).
[27]李春顶.异质性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研究[D].复旦大学,2019.
[28]刘x.企业的异质性假设 对企业本质和行为基础的演化论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2019(2) :56-68.
[29]刘光卫,马亚华.上海市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9 (2).
[30]刘石厂.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战略分析与现实选择选择[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9(8):48-51.
[31 ]刘淑琳,黄静波.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9(2).
[32]马连杰,陈捍宇.美国中小企业融资方式及其后示[J].世界经济研究,1999(2) :52-54.
[33]钱行行.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分析一一基于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现代商贸T.业,2019 (11)[34]盛强,周蓉,汤建中.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与区位选择[J].人文地理,2019 (8)[35]苏丽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实践和中国的战略选择[D].厦门大学,2019.
[36]唐宜红,林发勤.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对中国企业出口的适用性检验[J].南开经济研究,2019(6):88-98.
[37]田魏,余淼杰.企业生产率和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浙江省的实证研究[J].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会,2019.
[38]钱学锋,王菊蓉,黄云湖,王胜.出口与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出口学习效应[J].计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2).
[39]王辰碟.出口、对外投资与生产率一一来自浙江民营企业的经验验证[D].浙江大学,2019.
[40]王庆东.专有知识、核心能力与企业的异质性[J].南京大学学报,2019(3) :64-68.
[41 ]吴汉洪,崔永.新国际贸易理论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比较[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7):40-45.
[42]杨瑞龙,刘x.企业的异质性假设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内生性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9(1) :106-121.
[43]尹枚.广东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问题及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19(12).
[44]余淼杰.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来自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9:97-110.
[45]占静.广东实施“走出去”战略研究[D].暨南大学,2019.
[46]张天顶.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的异质性研究[J].南方经济,2019 (3).
[47]赵伟,李淑贞.出口与企业生产率:由实证而理论的最新拓展[J].国际贸易问题,2019(7) :24-30.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创立于 2008 年,是中国大陆首个将美国法律培养模式(J.D.)和我国传统的法律硕士培养模式(J.M.)相结合培养法律人才的法学院。
学院致力于在全球化时代为中国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力的跨国法律人 才。学院创院院长为世界著名的法律教育界领军人物、美国康奈尔大学原校长、2011 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Jeffrey Lehman 教授。现任院长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原法学院院长 Philip McConnaughay 教授。国际法学院招收的法律硕士包括非法学和法学两个领域,学习方式均为全日制学习。其中法律硕士(非法学)领域计划招生 80 名,含拟接收推荐免试约46 名;法律硕士(法学)领域计划招生 30 名,含拟接收推荐免试生约 17 名。两个领域的应试生招生人数以招生计划减去实际接收的推荐免试生人数为准。
一、推荐免试
按照教育部研究生招生工作的有关规定,北京大学通过推荐免试方式接收全国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者请按照《北京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校本部)》的要求,申请攻读我校法律硕士(非法学、法 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二、普通招考
(一)报考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我校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的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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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 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 科生,录取当年 9 月 1 日前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 年(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 9 月 1 日)或 2 年以上,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只能以同等学力
身份报考)。
(4)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5)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 养单位同意。
5、报名参加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之前所学专 业为非法学专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 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法学类毕业生等不得报 考)。
报名参加法律(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之前所学专业为 法学专业(仅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 0301] 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法学类毕业生等可以报考)。
6、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考生,须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以上学术论 文(署名前 2 位),不限学科专业。
(二)报名
1、考生报名前须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报考考生的资格审查将 在复试阶段进行,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将不予录取,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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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
2、报考我校的考生均须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报名(网址:
http://yz.chsi.com.cn/),报名时间按教育部统一规定,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再 修改报名信息。
3、报名考试费按照北京教育考试院的规定收取。
(三)入学考试
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初试方式为笔试,初试时间按国家教育部统一规定 进行,国际法学院的法律硕士(非法学、法学)专业初试科目如下:
1、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 ① 思想政治理论 ② 英语一
③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④ 法硕联考综合(非法学)
2、法律硕士(法学)专业: ① 思想政治理论 ② 英语一
③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法学)④ 法硕联考综合(法学)
(四)资格审查与复试
1、初试成绩达到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复试分数线的考生,我校将在复试前 对其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届时请提交考生报名表、本科正式成绩单、学历学位 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应届生出示学生证)等证明材料。
2、差额复试的时间为 3 月中下旬。国际法学院将采取 LSAT-STL 考试(笔 试)和面试两者相兼的方式进行差额复试,以进一步考察学生的专业基础、新祥旭.未名堂weimingtang.xxxedu.net
综合分析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差额比例一般不低于 120%。
3、LSAT-STL 考试作为复试的一部分,要求所有报考我院考生(含推荐 免试生)都必须参加,其考试成绩将折算后计入考生的复试成绩,具体考 试时间、地点以及报名方法另行通知。考生也可选择于 2017 年 3 月之前 自行参加标准 LSAT 考试并向我院提供成绩。
4、在国际法学院组织的复试中,还将对考生进行外语听力测试,听力测试 的语种统一为英语。
5、资格审查和复试的具体要求详见复试通知。
6、参加复试考生需缴纳复试费,复试费标准按北京教育考试院规定执行。
(五)录取
考生总成绩包括三个部分,即初试成绩、复试成绩和英语听力成绩。初试成 绩约占50%,复试成绩约占50%,英语听力成绩按3分制换算后单独计入总成绩。
具体初试、复试成绩所占权重根据生源状况在复试前确定。
复试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取。复试成绩及格者我校将根据考生的总成绩择优 录取。
三、培养模式
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为 4 年,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为 3 年。全部法律硕士研究生均为全日制学习,实行 学分制。
J.D 培养模式为全英文授课,中国法课程为中文授课。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 生院全日制培养。
四、学历学位
学生在规定学习年限之内,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和专业实习,成绩合格,修满学分,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并通过北京大学组织的学位论文答辩,经校长批准,颁发注明学习方式的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批 新祥旭.未名堂weimingtang.xxxedu.net
准,授予北京大学法律硕士专业学位,颁发北京大学法律硕士学位证书,以 及北京大学的英文学位(Juris Doctor)证明。
五、学费
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的学费总额为 24 万元;法律硕士(法学)研究 生的学费总额为 18 万元。学生可以分期交纳学费,即在新生入学报到及每学期
开学注册时分别交纳 3 万元,届时未交纳或未足额交纳学费者,将不予办理入学、注册和毕业等手续。
六、国家助学金、专项奖学金和助学贷款
北京大学将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向符合条件的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具 体发放金额及形式视当年国家政策而定。
国际法学院设置不同等级专项奖学金,奖学金主要由学生的学习背景 材料及 LSAT 考试成绩评定,具体评定细则及发放办法另行通知。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在完成新生入学报到注册手续、取得学籍后 申请商业助学贷款和国家助学贷款。
七、住宿
学生宿舍位于深圳市大学城学生公寓内,住宿条件为三人或四人住一室,费 用自理。
八、体检
体检在新生入学时统一到学校指定医院进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体 检标准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九、转档与就业派遣
已被录取的“转档”硕士研究生,应在入学前将档案、户口和人事关系转入 学校,入学后学校不再办理“转档”手续。“不转档”硕士研究生,档案、户口 和人事关系不转入学校,不参加学校奖学金的评定,学校不安排住宿、公费医疗 和就业派遣。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研究生均为全日制定向培养研究生。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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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研究生的人事档案应转入学校,在职研究生的人事档案应由定向单位负责管理。
十、监督管理与违纪处理
1、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与学校有关部门全程监督各院系的研究生招生情况,及时公布院系接受考生申诉的途径和联系方式,并保证各级投诉、申诉渠道畅通,对有关问题按照规定及时处理。
2、考生出现申报虚假材料、考试作弊及其它违反考试纪律的行为时,我校 将通知其所在单位,并按教育部《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进行严肃处理。
3、若发现考生伪造证件,我校将通知公安机关并配合公安机关暂扣相关证 件。
4、若如有直系亲属或者利害关系人报考当年研究生的有关人员,应予以回 避。
十一、联系方式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 联系电话:0755-26032287 电子邮件:admission@stl.pku.edu.cn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大学城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B 栋 103 室 邮编:518055 网址:http://stl.pku.edu.cn 北京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咨询电话:010-62751354 电子邮件:grszsb@pku.edu.cn 办公地址:北京大学新太阳学生中心五层 502 房间 邮政编码:100871 监督电话:010-62756913 新祥旭.未名堂weimingtang.xxxedu.net
北京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16 年 9 月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状况
(一)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
Desai (2004) 研究发现, 制度因素是影响中国对非洲投资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 中国对非洲的投资, 特别是国有企业在非洲的投资, 有政府政策的支持和保护, 在非洲市场上除了要实现企业自身战略目标外, 还要实现政治目标。
Henning Melber (2005) 指出, 中国投资非洲是为了寻求石油、矿产等资源, 以满足自身快速发展需要, 这种投资具有进攻性和破坏性, 会加剧非洲市场的竞争和利益冲突。
Buckley (2007) 发现, 中国对非洲投资中政府的参与程度以及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相对较高, 而且在倾向于投资与中国在制度方面具有相似性的国家。
Morck (2008) 指出, 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推动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
Desta (2009) 研究发现, 中国对非洲的投资额和数量相对较低, 投资主要为获取廉价原材料, 开拓市场。中国向非洲社会工程项目提供无偿援建, 促进非洲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为中小企业进入非洲市场发展奠定基础。
Cheung (2009) 实证分析认为, 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主要是为了寻求资源。中国对资源丰富国家的投资呈现分散化态势, 而且投资额与各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二)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
Morris (2007) 研究发现, 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投资, 促进了当地商品出口。非洲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往来既满足了自身经济利益诉求, 又逃避了西方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透明化”要求。
Wang (2007) 认为, 中国在非洲的角色主要表现为援助者, 直接投资者, 以及基建项目的融资者, 多重角色共同对非洲产生影响。作为直接投资者带动了中非经济贸易的发展, 作为援助者和融资者促进了非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中国的经贸往来, 并且拉动了中国民营企业在非洲的发展。
Shinn (2010) 认为, 中国投资非洲的不懈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可获得的利益主要有:获得资源优势, 市场优势以及政治支持。
Whalley (2011) 定量分析, 发现中国资本的进入对非洲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正反两方面都有, 但是更多的是肯定中非投资的发展, 认为中国投资非洲是中非双边发展的需要, 受资源、市场、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能为双边带来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进步。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状况
(一)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
韩灵梅 (2006) 发现, 在影响中对非洲投资的决定因素可分为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两类, 其中以非洲的市场、政治及投资最为重要。
李智彪 (2010) 通过案例研究指出, 政治稳定度、市场潜力、宏观经济环境和双边关系是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的主要考量因素。
董艳 (2011) 实证分析发现, 非洲国家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环境, 市场规模,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储量是影响中国投资非洲的决定因素。
陈岩 (2012) 认为, 东道国的资源状况不再是影响中国投资非洲的唯一决定性因素, 东道国的制度以及母国的制度因素, 如信贷政策、双边投资协定、贸易政策、财政政策, 也对中国投资非洲有着显著影响, 有力地反驳了西方发达国家关于中国对非洲投资是对资源进行殖民掠夺的攻击性言论。
张娟 (2013) 指出, 中国民营企业在非洲倾向于投资中国已经密集投资的国家和地区, 主要受市场寻求动机以及文化临近性的影响, 多从事于制造业和服务业, 而且是风险偏好者。
(二)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
李俊 (2002) 认为, 中国到非洲投资既符合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发展规律, 又利于推动双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韩灵梅 (2005) 指出,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表现为开拓市场, 推动边际产业转移, 促进中国“走出去”政策的实施。
莫莎 (2008) 分析发现,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和贸易存在着互补效应。例如, 中国对非洲资源行业的投资促进了母国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以及资本品的出口;中国利用替换的设备和生产线对非洲的投资促进了出口。
姚桂梅 (2009) 发现, 中国企业在非洲既能解决国内资源短缺问题, 转移国内过剩生产能力, 又能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带动当地产业结构调整, 推动东道国经济发展。
李智彪 (2010) 认为, 中国对非洲的投资, 尤其是在改善非洲国家基础设施状况、发展多元经济、提高经济建设自主能力等方面有突出贡献。
黄梅波 (2012) 指出,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中国企业投资非洲带来了资金、技术, 为非洲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不可否认, 中国的投资在纺织和服装等行业给当地经济带来了冲击。
任培强 (2013) 分析了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的就业效应, 认为在就业创造上, 中资企业为非洲创造了较多的普通就业岗位, 缓解了非洲国家大量低技能和无技能劳工的就业压力;在就业质量上, 中资企业的劳工标准大都符合或超过了非洲国家的法定最低标准。
国内学者对中非投资的研究起步较晚, 但研究结果也已经比较系统和完善。在影响因素方面, 运用数据和模型进行了分析和验证, 得出影响中非投资的主要因素涉及政治、资源、市场、制度、金融及劳动力等多个方面;在经济效应方面, 可观的总结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给双边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效应, 有利的反击了西方某些关于“中国殖民”的不实言论。
三、结语
中国投资非洲是现阶段双方发展的共同需要, 是一种双赢的行为。经过多年的磨合与发展, 现已经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 然而, 随着交流的进一步深入, 也会出现各种问题和挑战。因此, 中国政府和企业都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积极采取相应措施促进中非的经济合作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董艳.走进非洲中国对非洲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 2011, (2) .
[2]韩灵梅.中国企业投资选择非洲的区位因素分析[J].商场现代, 2006, (9) .
[3]黄梅波, 卢冬艳.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投资及评价[J].国际经济合作, 2012, (12) .
[4]莫莎, 刘芳.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 2008, (8) .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存在问题;政策建议
作为世界农业大国,农业发展对中国国民经济全面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农业产业化则是实现农业两个根本转变和"第二次飞跃"的有效途径,也是农业发展新的生长点和农业转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因此,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农业产业化的内涵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农业产业化"的定义,没有一个统一规范的认识,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层次对农业产业化的涵义进行了概括,大体如下:
陈吉元(1996)认为: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以资源开发为基础, 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产品按照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经科教一体化的经营原则, 实行多层次、多元化的优化组合, 发展各具特色的龙型产业实体或体系, 形成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
牛若峰(1998)的定义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户为基础, 以龙头企业为依托,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 通过实行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一体经营, 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 是引导分散的农户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 是各参与主体自愿结成的利益共同体"。
蔺丽莉(2006)认为:农业产业化是指联系千家万户农民的各经营主体,在市场导向和提高质量与效益的前提下, 不断地拉长产业链、扩大行业链、改善品种链, 实现多次加工、多次增值,实现国家增税、企业增利、农民增收, 使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进入高级形式。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是实现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的联合经营, 关键是培育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 并让农民参与。
在蔡荣(2007)的观点中,农业产业化是指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为目标,对当地农业的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结合起来,形成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的经营体制。
从定义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农业产业化"的内涵,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共识:一是要以市场为导向;二是要以提高经济效益,农民增产增收为目标;三是强调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四是农业产业化发展不仅仅局限于一个产业,而是涉及整个经济的各行各业。
二、农业产业化存在的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农业产业化在我国兴起开始,我国农业产业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产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推进农业产业化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田永强等(2006)认为当前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1.多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2.各级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扶持力度不够;3.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4.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规范, 企业法人代表整体素质偏低。
庄严(2006)认为,我国农业产业化面临的问题有:1.农业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滞后, 严重妨碍农业竞争力的提高;2.相关政策不完善, 难以适应农业产业化迅速发展的大问题;3.资金支持不足, 融资环境亟待改善;4.总体上农业产业化起点低、层次低、效益低, 产业组织辐射带动农户的能力弱。
李话语等(2007)认为农业产业化存在以下问题: 1.多数加工企业规模小而分散,未形成规模经济效益;2.企业技术水平低,科技含量不高;3.行业协会合作社发展不充分;4.农产品加工企业资金不足;5.缺乏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机制。
陈春(2008)在研究湖北省农业产业化发展问题时认为, 湖北省农业产业化发展现存以下问题: 1.农业基础薄弱、发展环境欠佳, 阻滞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2.龙头企业数量不多、带动能力不强;3.产业组织形式单一, 缺乏竞争力;4.利益调节机制不规范, 违约问题严重;5.区域发展失衡,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同。
由以上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龙头企业缺乏竞争力;2.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产业组织单一,缺乏竞争力;3.政策法规不完善,政府扶持力度不够;4.资金不足,缺乏融资渠道;5.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
三、促进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针对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途径和方法。
田永强等(2006)认为解决农业产业化问题,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采取有效措施, 抓紧打造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2.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政策措施;3.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利益分配机制;4.创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资方式。
李话语等(2007)认为应从以下五个方面解决农业产业化问题: 1.提高认识,促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2.龙头企业扩大规模,培育骨干企业,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3.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增强市场竞争力,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 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升级换代;4.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优化发展环境;5.加强基地建设, 为加工业提供原料支持。
陈春(2008)认为, 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措施为: 1.确立主导产业, 发展优势资源作用;2.加强龙头企业建设, 实现其主体作用;3.协调利益联结机制, 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4.创新组织形式, 加快产业集群建设;5.改进政府管理方式, 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
王凤(2010)对于解决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问题,提出了以下几种措施:1.引进龙头企业,形成经济产业链条,助力市场经济;2.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围绕优势农产品,合理布局农产品基地;3.加大科学技术和科技创新力度,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科技水平;4.加大并完善资金投入,建立农业产业化投资体系。
四、小结
农业产业化对解决三农问题, 推动农业现代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 揭示了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加速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基础, 拓宽了视野和思路。但总体来看, 农业产业化理论研究文献较少, 还没有形成农业产业化的研究体系, 经验总结性的文章多, 理论研究和创新性的文章少。研究的面较狭窄,研究思路不够深入,研究农业产业化"存在问题"的多, 研究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的少。因此,对于农业产业化理论的研究和研究体系的构建 ,应该是下一步农业产业化问题研究的重点所在。
参考文献:
[1]蔺丽莉. 发展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探讨[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5).
[2]蔡荣. 农业产业化组织治理机制及其效率特征:基于纵横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管理现代化,2007(3).
[3]黄卫红. "共生型"农产品价值链构建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内在关系研究--- 广东燕塘乳业有限公司经营模式探讨[J].农村经济, 2007(12).
[4]李付梅. 农业产业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J].农村经济, 2005(3).
[5]牛若峰. 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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