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化演变的公共管理论文

[摘要]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总结出来的编制管理思想无疑是人类编制思想库中的瑰宝，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借鉴和运用。在编制管理方面，邓小平历来强调人员编制应精简，要注重消肿，应法定化，不能随意变动，应与岗位职能相匹配，要提高工作效率。邓小平编制管理思想对推动人员编制的精简、法制化建设以及编制管理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历史贡献。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科学化演变的公共管理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科学化演变的公共管理论文 篇1：

用法治理念加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

摘要：现代高校与学生之间已经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管理关系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从法治的视野框架内厘清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在学生管理工作中贯彻法治精神，不但可以切实保障学生的正当权益，还有助于大学生自觉树立起法律意识。本文从法律的视角探讨高校学生工作的机制和理念的创新，特别是探讨了“契约化”学生管理模式。

关键词：学生管理; 法治化; “契约化”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校学生管理的社会环境、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都也相应地出现了很多新变化。比如，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高等教育实行成本分摊制度和自主择业制度，高校办学规模成倍增长，教学改革不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灵活多样，电脑、网络和现代化通讯工具的快速普及等等，这些变化对高校的教育观念和体制机制产生了深刻影响，也给高校学生管理带来了新情况、新问题。面对目前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任务转变，学生管理模式、管理的理念都已发生相应改变，建立一种能适应现代教育需要的新的学生管理模式。特别是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公众维权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法制环境的变化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现代学生管理应该更多体现人性化、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

一、 高校学生工作法治化的现实必要性

第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和培养法治人才的需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在教育领域贯彻实施这一基本方略，就必须实施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学生管理工作也要引入法治化理念。法制教育作为实现这一治国方略的重要途径而被吸纳到现代学校教育系统当中，成为现代学校教育内容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对建立法治国家、造就法治人才和培养守法公民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校教育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就必须从学校教育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高度重视法制教育。在法律已经遍布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法律素质已成为个体社会化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在学生管理工作中贯彻法治思想，健全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按章办事，就能在学生中形成讲求民主、积极参与学校管理、自觉维护校规校纪的良好氛围，这是一种强大的隐性课程，它能使全体学生在潜移默化当中，不知不觉地养成认真学法、自觉守法、善于用法、勇于护法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使法制教育事半功倍，为培养法治国家的合格接班人贡献力量。

第二，学生管理背景和教育环境的改变的需要。现在高校学生的基本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方面，学生群体中独生子女所占比例不断增大，学生自我意识强;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生源面更广，学生背景更加多元化;同时，各种传播媒体如影视、网络等的渗透，使当代大学生在思想上更开放更多样化。所有这些，都加重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仅仅依靠传统的教育方式是不够的，不论思想教育工作做得如何细致，总会有灌而不进、疏而不通的地方。仅仅用思想教育、道德约束学生行为，容易导致学生在自身行为性质和后果的判断上产生主观任意的惯性思维，非常不利于学生以后走上社会的健康成长。这样就要求学生管理工作运用法律关系、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来教育引导学生，把正面的道理融汇到管理的条例制度中和行为准则中，使无形的精神力量变成有形的物质措施，从而使思想教育更加具体化形象化。

第三，高校与学生之间角色定位变化的要求。随着我国高校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大众化的不断推进，导致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教育是国家举办的社会公益事业，一直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学生毕业后国家包分配，而接受国家分配的工作毋宁说是学生的权利，不如说是学生的义务，是学生在接受高校的培养后反哺社会、回报国家的责任。所以说，在这种体制下，学校与学生之间仅仅存在着纵向的行政法律关系，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成本的相当一部分由学生个人承担，尤其对于民办高校，教育成本全部由学生承担，学生毕业以后自主择业，受教育的层次和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受教育者将来就业机会的大小和预期收入的高低，因此，接受教育既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投资，也是一种特殊的“消费”，高校与学生间存在一种教育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再是纯粹的纵向管理关系，而是兼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高校在学生管理过程中传统的家长式作风必然会引起学生的抵触，注重学生主体地位、强调学生权利的法治化学生管理模式才能适应目前高校与学生的这种法律关系。

第四，现代社会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传统的学生管理模式注重和强调“管住”学生，而忽视建设和导向。强调微观过程管理，忽视充分调动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往往采取灌输的手段，对学生在思想行为上表现出的不慎、失误，则采取压制的态度，管理体系追求的目标就是学生不能出事。这种方式管理成本大而效果欠佳，扼制了学生个性的发展，使培养出来的人才机械化、程式化，缺乏创新精神、开拓精神，恰恰违背了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所以，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人为本，重视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注重发展和激发学生的潜能。在学生管理过程中应重视学生的主动地位，让学生参与管理、行使管理的职能，把提高人的素质，满足人的要求，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放在首位。“学生管理模式的构建应该满足这样的思路，就是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和管理任务，积极稳妥地引进激励竞争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注重微观管理过程转变为宏观目标管理，建立和完善管理法规，宏观上管住，微观上管活，重在导向，着力建设。”

二、 高校学生管理中面临的困境

自从1998年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因作弊退学事件状告母校以来，大学生状告母校的诉讼浪潮就没有间断过，诉讼理由更是层出不穷，在这些诉讼案件中高校胜败均有，但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案件暴露了高校学生管理体制中存在的法律困惑，即如何解决高校的自主管理权与学生的法定权利之间的冲突。

高校是能够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事业单位法人，依法享有在其特定职能范围内自主判断、自定规章、自主管理的权力。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和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为了维护校内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高校在学生管理方面作出严格具体的规定，应该说是必需的。如高校规定男女学生不准在公众场所有亲密行为、不准学生在校外住宿等等，这些规定从学校管理、大学生健康成长方面都是合理的。但是，在实际中却有不少学生对校规提出质疑。学生认为：他们是享有完全法律权利的公民，他们的恋爱、婚姻、住宿、隐私等等权利都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学校无权剥夺或限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学生管理的规定，大多数是原则性条款，需要校方在执行中细化，而细化的规则既要考虑管理学生的需要，又要不违反国家法律的规定，同时还要顾及社会观念的变化，因此是一个艰难的选择。那么，如何在学校的自主管理权和学生的民主权利之间寻求平衡，是很多高校面临的难题。

分析学生与高校之间法律诉讼，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因为考试作弊、违纪处分、英语未过四级等而被取消学位或退学的;学生认为学校在其日常管理中侵犯其名誉权、隐私权甚至人身自由权、住宿权、婚姻权等等的;学生在校期间受到伤害认为学校未尽到相应义务的;学生未被学校录取的;学生认为学校收费不合理的，其中比较常见的是学校两证(毕业证、学位证)的颁发引起的纠纷上。在这些法律纠纷中，学校对学生作出的行为都是“有据可依”的，都可以在学校内部的规章制度中找到依据，属于学校的自主管理行为。这就提出了学校的自主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在相关诉讼中，法院判决学校败诉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高校根据自身实际制定的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过严，与上位法不一致，同时自行设定了没有法律依据的学位授予条件，违反了下位法不得僭越上位法的一般立法原则，如果允许各高校各有千秋的制定宽严不一的学位授予标准，会造成实际操作中违反公平的原则。其次，一些高校在评定学位时没有严格按照程序进行，评审委员会形同虚设，缺乏必要环节。③由此反映出高校在学生管理过程中确实存在法律缺陷：(1)高校在对自己的管理行为设定时忽略了合法性审查，校内的自治性规定超越了相关法律授权，出现“自我授权”的现象，从而出现限制甚至剥夺受教育者权利的现象。如有的高校设定了对学生的罚款处罚，有的高校内部院系自己设定对学生的处罚，这些显然都超越了法规授权，这些行为都不会受到法律的支持。(2)高校的管理行为实施程序不规范，未能充分尊重学生的知情权、申辩权与诉讼权。

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人们在看待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上往往倾注更多的情感因素，社会普遍认为大学就是“人身保险箱”，社会、家长、学生甚至学校自身都认为学生进了学校就把一切责任都交给了学校，学校对学生有监护和看管的义务和责任，只要是学生的事，不论类型、性质统统和学校脱不了干系。而学生毕竟不是物化的东西，而是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手有脚、动态的人，更何况高校学生数额庞大，再严格的管制也不可能洞察所有学生的思想、跟踪所有学生的行为让其在学校的掌握之中，即使通过严密的管理制度可以朝这个目标无限接近，但永远不可能做到绝对。高校的学生管理者也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在工作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几乎每年各高校都会发生几例大学生意外伤亡事件，而一旦发生这类事件，家长总是把责任推到学校身上，指责学校没有尽到监管义务。而社会基于同情弱者的普遍心理，社会也都把感情的砝码更多地向学生或其家长倾斜，认为高校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财力上都比学生或其家长有更大的承受力。这些固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这种心理如果超过合理的限度必然会使高校承受太多法律责任之外的道义上、情感上的义务，如果超过高校承受的限度必然会影响高校的正常运转。学校自身也总是表现出理亏气虚，觉得只要是学生发生的事情学校都有责任。即使撇开责任不谈，单纯事件本身的发生学校都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认为这种事严重影响学校声誉和社会形象，归结为是学生管理工作没有做到位，暴露了学校管理的漏洞，而无论学校对于事件本身到底是否应该负责或者负有多大责任。于是，为了使事情的传播范围降低到最低限度，高校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方式，对学生或其家长作出赔偿。这样会给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者带来太多心理压力，使其在工作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从而对工作产生厌烦、抵触情绪，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高校学生专职政工干部队伍人心不稳的一个因素，因为他们常常要对一些根本无法避免的、连法律上都可以免责的不可抗力或者意外因素而负责，由此导致在学生的管理上就不能放开手脚，为了不让学生出事，把学生管得很死，学生的独立精神和责任意识得不到培养，既严重影响了学生个体发展，与现代教育目标不符。也使学生专职政工干部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治安防范”上而忽视了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由此，也使学生专职政工干部的工作性质越来越低级化，其在学生、专任教师、社会甚至其自身心目中，似乎不是老师而更多的是“救火员”或“保姆”。

所有这些高校在实际学生管理中面临的困惑都对学生管理工作的法治化提出了迫切要求，只有在学生管理中明确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才能改变目前高校在实践中无所适从、进退两难的境地;也使得高校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 建立法治化的高校学生管理体制——“契约化”管理模式

基于学校与学生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来构建现代学生管理模式是高校面临的课题。建立“契约化”学生管理模式是解决学生的法定权利和高校的教学、管理秩序之间的冲突的有效途径。契约化管理把高校与学生作为具有平等地位的民事主体，认为双方基于教育合同而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就教育合同的履行，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对每一方的行为方式及违约责任进行界定。

契约化管理是协调高校管理与学生法定权利之间矛盾的途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每个人特点、生活习惯、需求服务等各方面都不同，学校不可能在每一方面对每一个学生都照顾到。因此，就需要学生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出来，由学校公共管理部门来协调，如校园管理秩序、宿舍管理等，以求保证最大多数人正常生活、学习的权利。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契约虽然由学校主动提出，但学校已不是单方面对学生发号施令，而是与学生协商，取得学生的同意，这就为学生提供了利害判断和行为选择的余地。同时，由于学生不是迫于外力而是在权衡利弊后资源作出的行为选择，这就大大降低了学生对契约内容的抵触，减少了违约的可能性，有利于校园良好管理秩序的形成。在契约化管理的理念下，学校与学生双方都是民事主体，则只要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事项，都可以作为协议内容纳入学校的管理制度中，由此也大大增强了学校在学生管理中的灵活度。

另外，如前所述，受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学校不仅要对学生的学籍、成绩评估进行管理，还要对学生在校期间的安全、生活、品行、甚至违法违规行为全面负责，管理责任相对模糊，学生家长也错误地认为学校就应该包办学生一切，不管学生出了什么事，都应由学校负责，使学校承担了过多额外的义务。而学校从作为一个教育资源的提供商角度来讲，与学生是平等的法律关系。高校学生工作的职能必须转变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上来，学生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教育引导和服务，学生工作者应彻底改变传统的“保姆”、“警察”角色形象，树立导师角色意识。相信在“契约化”学生管理模式下，像学生意外伤害事故等令高校非常头疼棘手的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目前，全国许多高校对契约化管理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2002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与当年入学的本专科生签订《学生教育管理与学生自律承诺书》，将学校与学生作为对等的主体，以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形式确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该承诺书是在对学生进行广泛问卷调查等基础上经过充分评议和法律论证形成的。华东师范大学的这种新型的学生管理方式正是契约化管理的尝试，从承诺书的制定过程、内容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学生民主参与。2003年11月1日，南京师范大学举行“学生自律与教育管理协议书”的签订仪式，今后，该校2003级学生管理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将按照这一协议解决。据了解，新学年一开始，南师大就制订了这份协议书。它将平时教育管理中涉及学校与同学之间关系的一些内容，分别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学校、家长、学生之间分别以“协议”的形式确定下来，并成立了校“学生工作法律指导小组”，审议学生管理文件的合法性，依法维护学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同时对学生工作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咨询指导。

据笔者了解，在一些高校的研究生录取工作中，录取学生也要与学校签订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导师选择、奖学金制度等等，还包括学生在校期间应严格遵守该校的研究生管理规定等内容。如果学生对这些协议内容觉得不能遵守，可以考虑不选择这所高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充分反映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平等的主体地位，学生不仅仅在被动地接受高校的选择，学生自身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高校。学生在进校之初就了解了学校的管理制度，并自愿接受约束，那么以后在学生管理过程中产生纠纷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即使产生了纠纷，也可以依据双方的协议来解决。在实践中有一些高校规定若学生外出住宿，必须要与学校签定协议书并要求家长签字同意，以明确学生校外住宿引发法律问题双方的责任划分。应该说，这对于解决学生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提供了具体的解决方式，但是却有人认为这是学校在推卸责任。其实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契约化的尝试，这种尝试是在一种无意识的情况下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自然产生的，更说明了法治化、契约化是高校学生工作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

在契约化管理模式中，学校与学生之间签订的协议是规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是解决纠纷的依据，所以，首先要保证契约本身是合法有效的。而契约内容本身违法、相互之间矛盾、因不符合现实情况而无法实际履行等等都会导致契约失灵。所以，为了防止契约失灵，(下转第188页)

(上接第182页) 高校在拟定协议内容(也就是学校的校纪校规)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严格以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主要由宪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学位条例》、《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及地方教育行政法规等等。学校在通过与学生签订契约而表现出的校规校纪中必须符合这些法律的规定和精神，否则会导致条款无效。其次，高校往往从不同方面与学生进行约定，在这些约定之间难免会在某些事项上存在重复、交叉，这就需要保证不同的约定相互之间的一致，不能相互之间产生矛盾，否则就会造成适用上的困惑，并最终导致无法适用也就是契约失灵。再次，契约的价值在于实际中的履行，契约内容一定要立足客观实际，具有可行性，否则只能变成花架子中看不中用，变成一纸空文。

同时，在契约化管理模式中，理论上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协议内容是双方自由协商的结果，但在实践中这种协商基本上实现不了，协议内容只能是高校单方面事先拟定的，是一种典型的“格式合同”，这就难免会出现“格式合同”都会出现的弊端，如加重对方义务、规避自身责任等等，所以，高校制定这种协议时，应该秉持法治精神，充分尊重双方的平等地位，在明确学生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违约责任的同时，也要对学校的义务和相应的违约责任做出规定，比如，对师资、教学设备、就业辅导、宿舍安全等方面学校应该做出承诺以及不能达到相应条件学校的违约追究。而且，高校在制定一些校纪校规时，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地征求学生意见，加大学生参与范围，如举行听证制度、通过学生自治组织征求意见等等，让学生可以在学校的各项事务中享有发言权，从而成为管理学校的主体之一，真正实现学校的民主管理和缔约双方的地位平等、权利均衡。

提倡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契约化，并不是仅仅依靠协议来约束学生而忽视德育工作。我们前面讲过，管理和教育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管理的教育是软弱无力的，同样，没有教育的管理是苍白机械的，是治标不治本的。依法管理是学校保持稳定有序的基础和前提，但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却离不开德治的配合。也就是说，在管理法治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法律、契约的精神内化为学生本身自觉的信仰追求，通过法律的正面鼓励或反面否定，让学生认识到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

参考文献：

[1]盛真,武有水.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校学生管理模式的思考[J].技术经济,2002,(10).

[2]谢海阳.华东师大与学生签定‘承诺书’[N].文汇报,2003-3-12.

[3]蓝汉林,陈之贺.契约化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新探[J].高教研究,2006,(3).

[4]蒋鹏飞.高等院校学生契约化管理研究[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06,(5).

[5]潘玉驹,嵇小怡,张丽萍.建立大学生‘契约式’管理模式的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01,(8).

责任编辑 杨小民

作者：王雪梅

科学化演变的公共管理论文 篇2：

邓小平编制管理思想的历史贡献与现实意义

[摘要]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总结出来的编制管理思想无疑是人类编制思想库中的瑰宝，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借鉴和运用。在编制管理方面，邓小平历来强调人员编制应精简，要注重消肿，应法定化，不能随意变动，应与岗位职能相匹配，要提高工作效率。邓小平编制管理思想对推动人员编制的精简、法制化建设以及编制管理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历史贡献。当前应坚持以邓小平“编制就是法律”、人员精简和人岗匹配的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推动编制管理的法治化进程和编制管理水平的提升，即要搞好不同行政层级与同一行政层级编制资源的动态调整，注重对行政机构编制内人员的结构性调整，探索建立事业编制和行政编制之间的流动机制，将编外人员的管理纳入编制管理的日常工作。

[关键词]邓小平;编制管理;法制化;岗位职能

编制管理，是指编配、制定国家财政拨款单位人员数额和领导职数的一种行政管理行为，是我国实施的对这些单位人员的一种限额管理制度。通常，机构性质不同，编制的种类也就不同。现行编制的种类可以划分为党政机关实行的行政编制、事业单位实行的事业编制，以及在军事机关实行的军事编制。由于人员编制要消耗一定的财政资金，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采取措施对编制数额进行限制和管理，编制管理思想也因此应运而生。回顾历史，借鉴前人在人员编制管理上的成熟思想，有助于我们搞好机关事业单位的编制改革，提高工作效率。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总结出来的编制管理思想无疑是人类编制思想库中的瑰宝，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借鉴和运用。

一、邓小平编制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1.人员编制应精简，要注重消肿

邓小平历来强调人员编制的精简。林彪事件之后，邓小平重新复出，以一位战略家的胆识和气魄，活跃于时势艰难的政治舞台，开始了全面的治理整顿工作。其中，各个部队在人员使用上的混乱和人员编制的臃肿尤为突出，特别是在军队机关中最为明显。针对这一状况，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刚刚上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二十天，就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吃饭穿衣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为此，邓小平指出：“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指出：“解决肿的问题，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至于如何消肿，邓小平认为要减少非战斗人员，减少领导干部的秘书配备，领导干部在许多事情上应该自己亲自动手，勤恳一点，这样对自己有好处。

大力的治理整顿，特别是在人员编制上的大力精简，不可避免地触动了“四人帮”集团的既得利益，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被撤销一切党内外职务，仅保留党籍，对军队的治理整顿和人员精简工作也被迫停了下来。粉碎“四人帮”集团后，邓小平再次复出。在1977年底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军队的精简还没有很好解决，军队存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肿”字，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在执行规定的编制时，更没有要求大家注意精简，不许超编”。当时超编的问题主要发生在机关，基层的连队并不充实，这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为此，邓小平指出：“这次按确定的编制定额精简，以后还有没有精简的问题?还有。以后精简，主要是精简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首先是总部和军兵种、大军区、省军区的机关。当然，这次精简以后，定额确定以后，就要稳定一个时期。”为了推进军队人员编制的精简，1980年3月，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上，邓小平再次指出要研究军队消肿这个老问题。在强调了精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之后，邓小平指出，军队的精简“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为了顺利地完成干部精简工作，“要根据地方需要，按专业办训练班、速成学校等培训干部，解决‘消肿，后的干部安排问题”。

1982年，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序幕拉开，以适应改革开放对政府工作的需要。注重政府机构改革中的消肿，精简各个机关中的多余人员，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邓小平政府机构改革思想的重点。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的组织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到了党和人民都不能容忍的地步了，必须要进行精简，这是一场革命，对这场革命要坚定不移地进行。

2.人员编制应当法定化，不能随意变动

在邓小平看来，人员的精简是和编制数目的法定紧密相连的，“所谓精简，是说各部门各单位都要确定编制”，要将各个机构的人员编制数以规范性方案的形式确定下来，而且方案“批准以后就开始着手实行，首先找一两个部门研究编制、定额”，“把一个一个部门的编制搞出来”。在1982年这场政府机构改革中，邓小平在对中央各部委人员编制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整改的具体措施和时间限定，要求半年时间就要完成，最多不能超过三个季度。在邓小平的编制思想中，人员编制“具有明显的规范性、普遍性和强制性，具有法律规范的基本特征”。“编制要严格搞，要切实遵守编制。可以说编制就是法律。”规定了编制定额之后，“人员可以动，但是名额不能动”，“定了额，每个同志都要实实在在顶一个人做事，不能挂名和半挂名”，不能占据编制不干事、不出力，白领国家工资。

3.人员编制应与岗位职能相匹配，要提高工作效率

虽然邓小平一直以来力主人员编制的精简，但他并不主张毫无原则、毫无节制的精简，并不认为一个机构的人员编制越少越好。邓小平认为，一个单位、机关究竟需要多少人员编制，与单位、机关履行的职能职责相关联。在制定编制，规定人员定额时，还要“规定各单位和各个人的职责界限，包括具体的人事安排，看有什么问题”。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人员编制和职能职责的严重错位，导致人们“遇到责任互相推諉，遇到权利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这种状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由此，机关事业单位走人了人员臃肿、效率低下的恶性循环圈之中。邓小平认为，正是由于人员编制的臃肿导致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效率无法提高。而“现在的世界，人类进步一日千里，落后一年，赶上都难。所以必须解决效率问题”，不提高工作效率，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不能缩小与世界的差距。

二、邓小平编制管理思想的历史贡献

1.推动了人员编制的精简和法制化建设

邓小平对人员编制管理的重视和系列思想拉开了军队和党政机构改革的序幕，1985年至1987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100万，有力地提高了现代化条件下军队合成训练和作战的能力。自1982年开始，政府机构的历次改革均将人员编制的精简压缩作为主要目标，自1988年开始，政府机构改革开始追求职能转变，强调人岗匹配，注重人员编制管理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建设。通过改革，各级政府部门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在邓小平“编制就是法律”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政府机构开启了人员编制的法制化建设进程。1997年8月3日，为了规范国务院行政机构的设置，加强人员编制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国务院以第227号国务院令的形式发布了《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并规定由即日起实施。2007年2月24日，国务院以486号国务院令的形式发布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并规定由当年的5月1日开始实施。这两个国务院令的发布与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编制管理的法制化建设和规范化建设。

2.推动了编制管理的学科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编制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的1949年12月就在政务院内建立了机构编制审查委员会，负责了解、审查政务院各行政部门以及直属企事业单位的机构和编制的初步审核事项。但对编制管理的研究却相对滞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相关的机构和人员研究我国编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的编制思想开启了国内学术界和编制管理机构对编制管理进行研究的先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研究者就编制管理的概念、内容、方法、性质、特征、任务、原则、理论基础、历史发展等进行了奠基性的研究，编制管理研究的学术专著相继问世，学者们甚至呼吁要建立“编制学”这一学科体系，对人员编制管理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中以岳云龙(1987)、钱其智(1990)、寇生杰与余兴安(1993)最具代表性。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践，受邓小平“编制就是法律”重要思想的影响，应松年、薛刚凌(1993)，王泽兴(1997)，金太军、施从美(2003)，张步洪(2006)等研究者开始将编制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编制管理工作理论与实践的规范化和法制化上，呼吁尽快制定《编制法》，以法律保障编制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易又群、王小增等(2006)研究者将研究的视野扩展至立法之外的环节和领域，他们的研究认为解决政府机构编制问题的关键是实现政府机构编制从法制化向法治化的转变，编制改革应与行政体制改革、职能转变、机构改革整体推进、同步进行，方能取得效果。许多学者对政府机构的调整、人员编制的精简、职能的转变等问题从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历史学等专业学科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产生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并且有力地推动了编制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

三、邓小平编制管理思想对当前编制管理的现实指导意义

人事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人事改革由于要涉及到改革相关方的切身利益而步履艰难。以人员精简和职能转变为导向的政府机构编制改革，在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下，进展极其缓慢。尤其是在地方各级政府，人员编制的精简推动乏力，导致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机构改革均陷入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怪圈。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政府职能的匹配度始终无法达到完美的统一，幾乎每一个机构中，都存在人岗不匹配的现象，大量的人力资源被闲置浪费。人员编制问题以历史上相似的面目在当前反复重现，甚至演变出以前不曾有的新问题。比如，在人员编制已经臃肿不堪的情况下，各级政府还出现了编外用人的问题，这不仅加重了财政负担，降低了工作效率，而且在社会上也造成了不良影响。特别是随着现代传媒手段的丰富和发展，一系列经媒体渲染的所谓的“政府临时工事件”更是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2013年11月1日，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编制委员会主任李克强在发表讲话时指出：“现在机构编制不是总量不够，而是结构不合理，机构编制资源没有配置好。”这导致政府机关的“叠床架屋，效率低下，甚至滋生腐败，影响政府形象，也影响努力工作的公务人员的积极性，最终损害的是人民群众利益。”可以说，时至今日，人员编制的精简和相关制度的改进完善仍然任重而道远，邓小平关于编制管理的上述思想对政府机构的人员编制管理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学习邓小平关于“编制就是法律”思想，进一步推动编制管理的法治化进程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目前，人员编制管理的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已有两部对相关机构的人员编制进行规范的国务院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具有规范性文件性质，其法律效力不足。这只是根据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的行政法规，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同时，其规范的对象也仅局限于政府机构，对于党群系统、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性文件或行政法规加以规范，导致这些单位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法律之外，其人员使用的规范化程度得不到法律的有效约束。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为了使编制管理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首先必须完善编制管理的法律体系，做到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纵观世界各国的经验，控制编制的手段，无非就是财政与法律。而财政手段最终也要通过法律才能起硬约束作用。因此，加速制定管理编制的法律，是几十年经验累积起来的结论”。为此，建议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进行合并、修订、充实和完善，将其上升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编制法》，将规范约束的对象由行政机关延伸到党群系统和事业单位，涵盖所有经由国家财政拨款的单位和组织。修订后的法律由全国人大对外公开发布，提高法律效力的层级性和权威性，为所有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编制使用提供整体性、规范性的法制化框架。

修订后充实的主要内容包括：将现行两个《条例》实施的主体由中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改变为中央、地方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实施的主体既包括行政机关、党群机构，也包括权力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事业单位等。在此基础上，要根据各地行政机关、党群系统、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和分类改革后公益一类和二类等不同类型单位的实际情况，调整编制类别划分，将上述《条例》中的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两大类，根据日常工作中的编制使用情况以及即将实施的公务员分类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划分为相应的小类，以利于编制管理的精细化和针对化。同时，将省级编制管理机构对事业编制的审批权上收至中央，防止各地在行政编制严格限制的情况下，以事业编制的自行扩充弥补行政编制的不足。此外，应从法律层面承认机关事业单位使用编外人员的现实，为杜绝编外人员使用的无序膨胀，在制订发布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编制法》中应规定各机关事业单位的编制外人员使用数与编制数的比例的最高上限，如不得超过所在机关编制数的10%或者5%。修订的法律还应将原来散布于各个法规、政策中的责任条款进行整合，明确责任主体，明确处罚措施，加强对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惩罚力度，真正做到编制管理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学习邓小平关于人员精简和人岗匹配的思想，进一步提升编制管理的实际水平

制度的修订完善是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前提和基础，良好的制度必须付诸实施才能充分发挥制度的正效应。本着继续精简的原则，即使政府的职能扩展，其政府部门的人员编制也不应该大幅度增加，同时，可以通过编制的精简逼迫政府将其职能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着力培育社会组织，着力建设服务型、有限型政府。

在目前的编制数目下，应着力盘活编制资源，提高人员编制的使用效益，向深化改革要编制，向加强管理要编制，向运用信息技术要编制，让机构编制发挥最大的资源效益，降低政府运行的人力资源成本。要通过改革，做到编制资源配置的合理化，盘活既有的编制资源，提高人岗匹配度，提高编制使用效益。从编制管理工作多年的经验看，不改革、不创新，下级政府总有很多充足的理由迫使上级编制管理部门增加编制或增加编外用人，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就很难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人员使用怪圈。

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在严控编制总量的情况下，要注重编制资源的x动态调整。

一是要搞好不同行政层级编制资源的动态调整。适时对编制资源进行调节和配置，而非现行的若干年内各个行政层级配备的编制资源都不准变动。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简政放权、事权重心向基层政府下移的实际情况，应推动编制资源向基层政府倾斜，加强基层、加强一线的编制资源配备，把上级机关“瘦身”与基层一线“强身”统筹考虑，使得编制随着事权走，避免由于事权下沉致使基层政府编制资源的紧张而导致的编外用人。

二是在同一行政层级搞好编制资源的动态调整，做到编制随着职能走，随着事情走。就各级政府的不同部门而言，需要加强那些职能扩充、事权增加部门的编制配备，将有限的编制资源向这些部门倾斜。与之相反，职能已经弱化、事权已经减少的政府部门，其编制配备也应同时弱化。随着简政放权的推进，一些政府部门、机构的职能已经被社会组织替代和履行，自身已无职可履，失去存在的必要性，这类政府部门、机构应该被取消，相应的编制资源应收回重新配备。

三是注重对行政机构编制内人员的结构性调整。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结合正在推行的公务员分类改革，对各级政府的行政编制资源进行分类管理，应适当减少综合类岗位的人员编制，合理增加专业技术岗位的人员编制，特别是要注重增加行政执法类岗位的人员编制，保证这类岗位配备有较大比例的行政编制。

四是加强对事业单位人员编制的使用和调控。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将已经完全市场化的事业单位的编制资源收回，逐步取消医院、学校的事业编制，强化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的编制资源配备，精简和控制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的编制资源，将结余的编制资源向一线部门倾斜，强化农村地区涉农型公益事业单位的人员配备，强化城镇地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的人员编制配备，提升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

五是探索建立事业编制和行政编制之间的流动机制，用好用足政府掌握的事业编制资源。在行政编制严格限制的情况下，事业编制是政府能够掌握的一种宝贵的编制资源。几乎所有的政府都存在行政事业编制混用现象。由于事业编制人员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政策水平和体制内身份以及道德纪律的约束，事业编制人员在行政编制工作岗位上能够很好地完成工作，也没有像行政执法岗位的编外人员那样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为此，建议在实际的编制管理工作中，尊重政府部門的工作实际，允许政府部门混编现象的存在，同时，扫清混编的体制机制障碍，给事业编制人员同样的行政性权力和职位晋升空间。

六是将编外人员的管理纳入编制管理的日常工作之中。明确指定各级编制管理办公室为其行政区域内政府部门编外用人的管理机构，以克服一些地方政府编外用人由主要领导一个人说了算的拍脑袋式的做法，减少政府用人中的权力寻租行为，避免编外人员的无序增长。建议各地党委政府在编办设立一个编外用人管理办公室，作为本行政区划内的编外用人的管理机构。负责各部门、各机构编外用工指标申请的调研、审核和批准，负责编外用工数据库的建设和维护，负责对各部门、机构编外用工指标使用等情况进行动态跟踪管理，对使用期限到期的指标负责及时收回。同时建立编外用人指标与财政经费挂钩制度，只有经过这一机构审核通过的编外用人指标，财政部门才能划拨相应的工资和工作经费。

回顾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受“官本位”思想的深刻影响，一部编制管理的历史，就是一部编制数额不断扩大的历史，就是人们想方设法不断地获取编制内身份的历史。在中国以官为荣，以官为尊的行政文化还未完全褪去的当前，重温邓小平的编制管理思想，注重人员编制的精简和从紧从严，注重人员编制管理的法制化建设，进而将人员编制管理从法制化推向法治化，注重人员编制和工作岗位职能的匹配和工作效率的提升，无疑是我们在人员编制管理中迈出的坚实一步。只有踏踏实实地迈出这一步，才能真正构建起人员编制的现代治理体系，推动人员编制管理的现代化进程，从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责任编辑 王丽娟 付国英)

作者：吴翔

科学化演变的公共管理论文 篇3：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内容提要】 一个政党如何理解它所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体现了其对自身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旨趣的认知和定位。所以，它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提高我党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至少应该秉持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契合、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融通、创新性与继承性的结合等基本原则。无论哪种原则，最终都统一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求。

【关键词】 社会管理 理想性与现实性 科学性与人文性 创新性与继承性

【作者简介】 于洁，吉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实习研究员。

一个政党如何理解他所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体现了其对自身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旨趣的认知和定位，所以，它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提高我党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至少应该秉持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契合、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融通、创新性与继承性的结合等基本原则。无论哪种原则最终都统一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基本需求。

一、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契合

提高我党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首先应该坚持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契合。理想性对于一个正在发展之中的社会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如果社会发展不具备必要和相对稳定的理想信念让人追求，那么它将在发展之中陷入没有方向的盲目状态和没有动力的混乱状态。基于这种基本的判断，所以我党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就要首先抱有理想性。它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它必须能够体现和表达绝大部分老百姓最基本的权利和最核心的价值诉求。也就是说，这个长远目标的制定必须符合老百姓的意愿，是民众的要求决定这个长远目标的发展方向，而不是党或政府自己主观决断的产物。第二，它必须超越现有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发展层次。作为一种集体意志，应该是全体民众理性认识水平的集合，应该具有相对的超越性和未来性。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社会长远目标的制定应该具备超越性和稳定性。

理想性对于社会管理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一个称职的政党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具有相应的理想性，更应该同时具有现实性。如果只注重理想性而忽略现实性，将会走向盲目自大和浮夸。中国在历史上已有过类似的教训。所以，注重现实性对于社会管理也非常重要。注重执政党在管理社会活动过程中的现实性，即是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的表现。凡事皆有规律，社会管理亦然。这也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指执政党在带领民众进行社会生产活动和社会建设过程中，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比如要按照经济规律组织生产、发展经济，而不能盲目求快、求大;另一方面是指执政党在提升自身管理社会能力的科学化水平方面也要按照规律办事，有节奏地逐步提高。无论是执政党在组织社会生产和进行社会管理过程中要重视其现实性，还是执政党在提升自身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过程中要重视现实性，这都意味着要时刻根据现实的社会情境和自身特色调整自身发展方向、发展节奏和发展方式。也就是说，尊重现实性意味着尊重客观实际，意味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结合时代发展需求和自身能力水平所作出的决定才是有效的决定。

提高我党的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需要将理想性和现实性置于统一的维度下来加以审视和理解。从理想性和现实性二者的关系来看，它们不是彼此分离的独立构成部分，而是统一视阈之下的两个不同角度对社会管理的解读成果。二者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具体的统一表现在二者总是在一定的实践条件下达到有条件的相对的统一;历史的统一表现在二者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打破旧的统一实现新的统一的矛盾运动过程。”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由于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是一个动态发展、逐级递升的过程，而其根本利益需要客观实在地体现，所以社会管理活动也要在坚持理想的指引性和现实的实在性的基础上展开，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以进一步满足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民群众的各种需求。缺少理想性的社会管理行为只能是盲目、慵懒的，甚至是具有破坏性的;但是缺少现实性的社会管理行为将会是抽象和空洞的。理想性和现实性是社会管理科学化的重要构成，二者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来说都起着基础和关键性的作用。与此同时，理想性与现实性二者本身相互关联、相互融通。理想性是现实性的指导，现实性是理想性的保障与检验。理想性是现实性发展的源头活水，现实性是理想性得以实现的现实动力。只有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契合才能共同推动服务型政府合目的与合规律的建设和发展。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融通

社会管理除了要秉持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双重维度，而且要注重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融通。追求科学性就是注意在社会管理活动中要按照客观尺度，即事实本身的客观规律办事，尊重事实;追求人文性就是注意在社会管理活动中要按照主观尺度，即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办事，创造价值。

“按照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原理，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涉及到两大问题：尊重事实和创造价值。”尊重事实就是人们在进行社会管理等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时候，必须尊重客观对象自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正确认识和发觉其客观规律，以科学的态度将其作为人们进行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即“求真”;创造价值就是人们除了要依循对象的客观尺度进行社会实践，还要按照人自身的尺度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使客观世界服从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即“求善”。

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最早在《人性论》中指出了实施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他说：“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体系中……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或‘不是’等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恶和德的区别不是单单建立在对象的关系上，也不是被理性所察知的。”休谟认为，事实与对象是相关联的，研究事实更多的是去追问对象是什么，它导向实然问题。而价值与对象并不直接关联，它一般倾向于追问应该如何，所以导向应然问题。在休谟的思想体系中，事实与价值是对立的，但是马克思通过实践将事实和价值统一起米，使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社会与历史达到了统一。事实与价值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是社会进步的内在根源。”事实和价值能够统一的原因在于：第一，二者相互补充，共同组成人类活动的整体内容。人类需要的满足首先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但是没有价值的事实也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二者相互需要，互为补充。第二，事实与价值都是人类活动要追求的目标。追求知识首先是为了获得客观真理，以便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但其最终目的却是为了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所以说“求真”和“求善”都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应有维度。第三，事实与价值在实践活动中相互促进，互为引导。事实与价值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达到有机统一，因为人们在按照价值维度认识和改造世界时，也体现在他会主动地为人们调整价值目标，将客观性与主观性统一起来。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社会发展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所以社会管理也应该遵循事实性与价值性的融通。

尊重事实就是尊重科学。想要真正提高执政党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就首先需要指导理念的科学性。对于一个政党而言，理念的科学性不仅是揭示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需要的重要思想武器，也是政府工作开展过程中的重要指针。只有在社会建设和管理的理念上确保其科学性，才能为政府开展具体的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立场、方法和观点，才能为政府的行政活动具体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尊重价值就是要注重人文性。人文性主要体现在对公众、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否达到对公民的合理性需求，体现人性化领导与服务的特征，即更多地照顾到人民的利益，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重点放在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上来，如发展教育事业、扩大就业、收入分配、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社会管理和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上，走“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道路。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呢?它的根据和出发点应该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人民群众的这种根本利益要求会通过各种具体的生活需求体现出来，如道路建设问题、冬季采暖问题、社区安全问题、消防安全问题等等，这些需求既是人民生活中的具体需求，更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总的来说，我党社会管理理念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就是来自于党执政为民的思想和精神。即有利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和发展的理念都是正确的，有利于人民群众发展需要的理念都是正确的，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人民群众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理念都是正确的。

三、创新性与继承性的结合

社会管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但稳定的社会不等于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的社会，良性的社会应该是始终向前发展的，所以提高执政党的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也要秉持创新性与继承性的结合。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转型时期变革的冲击，我国的社会历史逐步进入“流变性”时期，所以社会管理也要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甚至要超越社会历史的进程，对未来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因此社会管理要不断地超越自身，在变革中完成自身的创新与革新，这种创新与革新不是完全的否定以往经验，恰恰相反，它首先来自自身的历史积淀，从传统处获得给养，“不是随心所欲，也不是标新立异，更不是标语口号，而是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的新发现和新创造，是在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指导下的发明创造”;另一方面，它又要自觉地自我超越。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受到封建统治国家的压制，近代社会的发展相对缓慢，也不过短短百年时间，社会管理在中国目前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中国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要实现自身的飞跃，就必须立足于中国现阶段实际国情，依靠现有资源，走摸索、融合、更新、发展的道路。继承是历史的继承，是有借鉴、有选择性地吸收和消化的过程，变革和创新也是其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的唯一选择。因此，创新是有继承的创造，也是对传统的超越。继承是创新的根基和起点。不断地继承、超越和创新，才是社会管理不断实现科学化和永葆生机活力的源泉。

创新与继承的结合意味着改变世界，我们就是要改变现有的还不尽如人意的中国社会，还人民一个更加公平正义、自由开放的理想社会。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到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就是人类不断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社会矛盾和自我矛盾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解放活动。这种实践既是内在意识的不断解放和自由，也是外在的现实生命活动。要想在社会管理活动中坚持创新与继承的结合，不是在抽象的思辨过程中去探求人的自由与发展，而是要促成人们在不断追求发展的实践行为中去实现他们的理想信念。在这里，创新与继承的结合，就是要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将政党建设本身与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执政党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成为一个服务于民的过程，使政党建设成为服务于民的手段，只有那些能够有效落实“为民服务”理念的、符合政党建设内在要求的、具有推动人民根本利益不断发展的、实现服务型政府的服务性价值的实践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创新性管理。管理必须是与服务相统一的，不能是为了管理而管理。由此可见，创新与继承的结合就是要在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过程中，将服务于民的具体实践活动加以整合，使之成为政党实践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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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卓红，陶日贵.发展：在事实与价值之间——近代以来发展哲学的演变逻辑[J].哲学研究，2006，(11).

[5] 谢庆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途径：政府创新[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责任编辑：周振国

作者：于洁